2008年12月31日 星期三

They Can't Kill Us All

第一次見到關文亮,是在紐約Mercer Street 十五號那個剩下四面牆壁的空蕩斗室內。那時在我們眼中,老關是一個典型的傳奇人物:柏克萊加州大學畢業、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候選人,卻紮根華埠做一些和他所學專業完全沒有關係的工作。那天的話題起初是中國,很快地就轉到哥大的學運。

那個嚴冬下午,老關告訴眼前這個人,一九六八年的哥大學生運動是怎麼一回事。

第二天,他特地帶我們到上西城的哥大Hamilton Hall 前,說那年四月學生是怎樣沿着水渠攻進學校行政大樓,堅守了八天,最後在紐約警察的強力鎮壓下被攻破, 一百五十名學生受傷,七百人被捕。

那天在家裏執拾雜物,意外發現一本回港前老關送我的書。在屋子另一端的電視喧嘩着奧運聖火傳遞的畫面和聲浪裏,驀然想起這個月是老關去世一周年,也是美國大學生起來反對強權的四十周年。

一九六八年是美國戰後反抗運動最波瀾壯闊的一年。美國學界對六十年代尤其是一九六八年的研究多如恒河沙數,其中又以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Todd Gitlin 成書於一九八七年的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Rage (六十年代:企盼的年頭,憤懣的日子)最為深入。Todd Gitlin 六十年代在柏克萊加大當博士生之時,已是美國學生民主聯盟主席,他以一個參與學運的成員身分觀察了學運的過程並寫成博士論文。一九八○年,Todd Gitlin 的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整個世界都在看)出版,再次掀起對六八學運的研究。

美國六八學運的觸煤到底是什麼,今天仍然各有說法,極右派說這和當時的國外紅潮氾濫有關係,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思想、法國學生運動、古巴、哲古華拉都曾經被點了名。

不過,這些說法經不過驗證,批評者指這是由於學運成員組織鬆散,各自之間並無強烈的橫向意識形態關係,况且成員與美國社會上的老左派沒有關連,純粹是扣紅帽子的莫須有指摘。另一種說法則以布熱津斯基等保守派學者為主,他們認為學生在進入六十年代之後,有着即將在經濟大潮裏被淘汰的預感,而學運領袖所學的是會在經濟潮裏淘汰的學科,遂而產生恐懼之下的反彈。這種以成人思想為中心的家長式說教,只要對學運稍有了解的也知道經不起考驗。


後二戰框架看待學運

看待六八學運,不能單純從六十年代來看,應該把歷史框架放大到二次大戰之後的美國歷史。二戰之後,美國雖然打了一場韓戰,但總的而言,美國在艾森豪威爾任總統的八年期間,即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一年初這段時間,經濟引擎進入發動期,美國八十年代的流行用語good old days 便是指這八年——馬歇爾計劃之下,金元橫掃歐洲;冷戰幕啟,美國率領「自由世界」力抗紅潮。如果說,今天的美國是六十年來最不堪的年頭,那末,五十年代的美國便是另一個極端:經濟高速增長進入高度消費社會,大學生由六十年代初的三百萬不到躍增至六八年的近七百萬人,社會上蘊藏了足以搖撼世界的能量。哈佛大學自由派經濟學者John Kenneth Galbraith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富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的說法,經濟富足隱含的貧富懸殊,也在這時靜待一觸即發。

六十年代的美國與同時期著名電影《月黑風高殺人夜》一樣山雨欲來。甘迺迪總統一九六一年上台,提出新邊疆(New Frontier)政策,鼓勵青年上山下鄉,和平團(Peace Corp)便是這個時代下的產物,大學生畢業後先不忙於找工作,而是到亞非拉三大洲教書助貧,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時下令青年到農村接受再鍛煉,其實有着極大的和平團影子。然而這一切都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得克薩斯州街頭的冷槍之後化為烏有,甘迺迪遇刺身亡,美國上下頓失所依,改革國家的信仰大受衝擊。幾乎同一時間,黑人民權運動進入最高潮,包括一名黑人在內的三名民權人士,在密西西比州被白人極端主義者打死,事件推動了通過《民權法案》的決心。

大學生激增、甘迺迪遇刺、民權運動興起都是炸藥裏的三硝基甲苯,沒有觸媒,是不可能引發出連總統也不敢追求連任的巨大效應。這一觸媒,是越南戰爭。

軍警開槍前學生撤退

美國六十年代初派出少量軍事顧問到南越「抵抗共黨分子」,之後陸續增兵,一九六六年,在南越的美軍達四十三萬人。這場不義之戰撕裂了美國,大學生燒毁徵兵證,後來改名阿里的拳王克萊公開反對越戰,學運開始走出校園。一九六七年,校園裏的反戰氛圍推上第一個高潮,全國四分之一大專院校都有學生運動,六成是反徵兵,激進學生攻擊徵兵處時有所聞。十月二十一日,十萬人集結在國防部五角大樓外,舉行歷來最浩大的反戰示威,當局調動刺刀上鞘的軍警採取拘捕行動,雙方爆發激烈衝突,一千四百人受傷,七百人被捕。正當軍警下令子彈上膛之際,示威者認為反抗目的已達,鳴金收兵,避免了一場血腥鎮壓。眼見局勢一發不可收拾,而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為首的傳媒則指越戰是一場不可能打贏的戰爭,正準備競逐連任的總統詹森,黯然宣布不尋求連任。

反戰運動至此已把被學生稱為「戰犯」的詹森拉下馬,到這刻本應落幕,但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把本來處於休息狀態的學運再次喚醒。在短短幾十天內,美國超過一百個城市爆發黑人暴動,極右翼的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暗示,必須鎮壓;聯邦政府下令出動八萬軍警進入社區。全國學生民主聯盟認為,這是整個美國國家系統走向種族滅絕的象徵,遂發動學運系統起來反抗。

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女學生杜漢(Bernardine Dohrn)剛從歐洲串連歸來,她與其他學運領袖長談時討論到城市游擊戰,最後的結論是「用一切必要的方法」。之後,包括柏克萊加大、史丹福大學發生爆炸事件,激進派開始行動。

把學運推上第二個台階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抗議事件。以Mark Rudd 為首的學運領袖,提出哥大不應在黑人區哈林興建體育館,也譴責校方接下國防部的軍事研究合約。四月二十三日,大批哥大學生及哥大女校伯納德書院的女生舉行示威,但受到校警的強力驅趕。雙方在幾次衝突後,學生攻入Hamilton Hall,連校長辦公室也佔據了。這次行動是在全球的注視下進行,學生沿着長滿青苔的水渠爬進校長室的過程,成為了美國學運至今的影像印記。八天之後,紐約警察強力介入,拘捕大批學生。

美國國會面對全國蔓延的學運,提出把反戰的學生先送到越南戰場的荒謬想法,更激起了社會反彈,學運開始在多個其他範疇發酵,反戰成為年輕學生義無反顧的上街原因。兩年之後的一九七○年五月四日,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學生舉行反戰示威,國民警衛軍悍然開火,四人當場死亡、九人受傷。全國學生再度爆發大示威,四百五十家大學被迫關閉,紐約大學學生打出悲憤的標語:他們不能把我們殺光(They Can't Kill Us All)。

歷史投以冷笑

跟着下來的都成為了合眾國近代史裏最重的一筆——尼克遜訪問中國。基辛格與北越密談。尼克遜下台。美國獨自走行落日斜陽。到今天, 當年的左派多不復再, 學運領袖Tom Hayden 娶了反戰演員珍芳達,後來更當上國會議員;Todd Gitlin 則在九一一後全面倒向他曾經鄙視的愛國主義。歷史似乎對這七年間的美國巨變投以冷笑:在一九七五年美國撤出越南之後,美國人閉門思過只五年,選出了比尼克遜更右的列根。

善良的美國人民以為保守派會汲取血的教訓,於是再給他們機會:列根八年,老布殊四年,小布殊八年,這二十年後,美國再重蹈一九六八年的覆轍。美國人民在保守大潮下忘掉了歷史,忘掉了在那火紅的年代裏,他們的父母為什麼走上街頭。我猜,若老關還在世,一定會為這種政治失憶感到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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