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數」

讀報看新聞，隱約有種朦朧感覺：美國式的政治手段已經來到香港。想起的是尼克遜，美國總統，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辭職，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任內辭職的總統。美國憲法在他手裏便宜行事，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日，調查水門案的特別檢察官科克斯要求白宮交出總統談話錄音帶，尼J遜不允，下令司法部長理查森解除考克斯職務。理查森抗命，寧願辭職；尼克遜要副司法部長盧卡柯斯革除考克斯，盧卡柯斯也抗命，當場辭職。事發星期六夜，史稱「星期六晚大屠殺」（Saturday Night Massacre），是美國法治最黑暗的一天。

香港巿民對這位墓木早拱的美國前總統也許無甚印象，有的也是他在水門案的隻手遮天和其後在國會彈劾前夕辭職。我想到是他的權謀和胸襟。一九六九年，尼克遜入主白宮不到一年，反戰怒潮風起雲湧，知識分子及傳媒口誅筆伐出兵越南是錯中之錯，若不撤軍後患無窮。尼克遜上台僅九個月，面對的是難以統合的傳媒、不能駕馭的知識分子，還有是神出鬼沒的越共。尼克遜智囊包括白宮幕僚長霍爾德曼，此人心計重，是尼克遜的死士，他想到了一條出路。

一篇演說虜民心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尼克遜發表演說， 「今天晚上，我要向你，偉大的美國人民裏的沉默大多數，我懇求你的支持」（And so tonight, to you, the great silent majority of my fellow Americans, I ask for your support）。這是出奇不意的一着，到今天，美國政治學者依然孜孜不倦說到這個晚上的總統演說。第二天，如潮信件寄向白宮所在的賓夕法尼亞大道一千六百號，如浪電話打到白宮總機，尼克遜得到二戰退役老兵支持，獲得中部西部和南部保守白人的奧援，還有是極少染指政治的白人藍領和住在巿郊的中產都向尼克遜伸出援手。

尼克遜在民意戰一下子擱倒自由派傳媒龍頭《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大獲全勝。一年後，著名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總結尼克遜這篇〈沉默的大多數〉演說，指出美國傳媒、思想家，以至具影響力的人都沒有這種經歷：完全被隔絕在不作聲的大多數國人之外。白修德是二戰年代的著名記者，日子不是白過的，一語道破尼克遜的問題是他演繹了沉默的美國人的想法（Mr. Nixon's problem is to interpret what the silent people think）。

尼克遜是一代梟雄，出身寒微，考進杜克大學法學院後一直半工讀，畢業後經濟不景，律師這行頭不好過，他把心一橫以每案五塊錢美金接官司。其後轉戰政壇，一九五二到一九六○年是副總統，一九六○年角逐總統，以極小差距敗於賣相比他好一百倍的甘迺迪。尼克遜不服氣，回到加州選州長，又敗，那是他人生最不得意的日子。他惱傳媒葬送他的政治生命，尤其是美國廣播公司（ABC）的特輯《尼克遜的政治訃聞》。

於字義而言，這是極不客氣的標題，不過在一貫自由派當道的美國傳媒來說，他們對右派或保守派政客從不留手。尼克遜在記者會當場發，拋下了傳誦到今的一段話， 「You won't have Nixon to kick around anymore because, gentlemen, this is my last press conference」（你們再也沒法把尼克遜玩弄股掌之間了，因為，各位先生，這是我最後一次記者會）。

美國知識分子至今仍然沒有原諒尼克遜，是因為他撒謊成性，道德人格和政治人格低下，從知識分子對他的稱喚便可知， Tricky Dick， 蠱惑狄克，稍諳美國俚語的都明白這句語帶雙關。總統如此被人奚落，尼克遜是第一個，連帶幕僚也受牽連， 比如前些年去世的專欄作家沙菲爾（William Safire） ， 離開白宮後要到《紐約時報》寫專欄亦無門；尼克遜政府的新聞官莎耶（Diane Sawyer） 之後加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有人質疑電視台搞什麼鬼。尼克遜說好了永遠退出政壇，結果一九六八年大選他忽然又出來，還一舉奪得入主白宮的金門匙。這是自由派四十年來的確鑿罪證：說了不涉足政治，六年後一頭鑽進白宮。

美知識分子不諒

平情而論，尼克遜比他以後任何美國總統的視野恢弘得多，一九六八年人們還不知什麼叫環境保護，他已設立環保部門；他打開中美關係大門，扭轉中美蘇大三角格局；他下令越南戰爭越南化，埋下撤兵伏線。但尼克遜更懂得玩政治，他討厭傳媒，美國出兵越南，今天從任何角度來說都是錯誤，雖然出兵是民主黨總統甘迺迪的事，可是尼克遜把這擔子留在美國人民肩上。尼克遜沒有細究出兵錯對，他是從人們反對他來思考問題，認為自己做的都是對的。這種唯我獨尊的思想，辭職後仍然沒變，他一口氣寫了近十部書，沒有一個字為過往道歉。

尼克遜好學博聞，掌握大局能力極強，一眼看穿美國內部矛盾——沉默的大多數這招用得巧，反戰運動爆發時集中在大學區，焚燒徵兵證是六十年代校園運動象徵；黑人也反戰，因為黑人若當兵，多會在軍營吃盡白人苦頭；以地域劃分，東北部和西部是自由派重鎮，所以反戰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變成社會運動，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反戰運動最高潮時學生攻進校長室。可是，除此以外，美國大部分地區另有想法，中部、西南和南部是農業州，有當兵傳統，加上新興中產階級政治保守，尼克遜相中這批對示威感到煩厭的白人。這些人戰後胼手胝足目擊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國，冷戰催生這些新保守主義族群——六十年代的美國，要人有人要錢有錢，有人卻認定蘇聯紅軍會繞過阿拉斯加直撲美國，也有人視聯合國是陰謀推翻美國的國際親共組織。

看中煩厭示威者

這些人就是不喜歡示威抗爭，霍爾德曼看到這穴門，尼克遜一箸夾中。一九七二年大選，沉默大多數發酵，尼克遜得票橫掃千軍，順利連任。當他準備在白宮再住四年之際，沒有察覺沉默的大多數開始變化：石油危機導致經濟不景，尼克遜的選舉承諾一一跳票，人們知道受騙了。之後，正如美諺所云，the rest is history，以在白宮南草坪略帶傷感的猛一揮手的「最是倉皇辭廟日」永遠離開政壇。

我覺得美式政治來到香港的原因，是因為尼克遜式「沉默的大多數」在梁振英大營似乎成為解釋所有質疑的獨門秘技。也許是特首選舉前的民意調查，梁先生在三個參選人之中領先之故，梁營往往以民意來見招拆招。這是隱蔽很強的民粹主義，七百萬人在董建華曾蔭權年代吃足苦頭，苦大仇深的城巿情緒在求變的口號中找到出路。我同意這是歷史的轉折點，但倘是為了看不到摸不到的希望而要馬上付出一切，風險毋庸置疑是大了一點。董治年代我們見識了假大空口號，曾治年代無為帶來資產價格狂，憶苦思甜拉動另一次的政治信仰的衝動。

「今天誰也不怕誰」

我一直很留心觀察梁振英班子的言行，從身在苦海的小巿民而言，選前的行為言語，確也帶着「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況味。三月二十五日之後，有線電視記者在舊政府總部大堂高呼「是不是當選了就不回答提問」是轉折點。從語意來說， 「群眾」開始成為常用詞，我覺得也無不可；到立法會開始拉布之後，梁振英呼籲巿民出來表達意見，我心頭猛一震：這不就是「東風吹，戰鼓擂，今天誰也不怕誰」？。這本來應是很好的想法：一個社會議題能夠成為七百萬人的討論焦點，可是從中嗅到的是尼克遜「沉默的大多數」的一絲況味。也許會有人不同意，或者包括梁營諸位，但必須指出，這種印象的成形，確是從尼克遜當年捱打時訴諸民粹的歷史得出來。從主角到配角，幾乎是歷史的重塑，知識分子捱打，傳媒捱揍，一車一車的反拉布示威者在立法會大樓外報到， 「沉默的大多數」終於出來了。

民意是否這樣，恐怕要等候更精確的分析，不過， 「沉默的大多數」在香港成為借力打力的群眾牌卻應驗了二十年前的預測。八十年代香港社會討論普選，引發一個爭論熱點：普選？共產黨必勝，原因是香港人搞群眾運動哪是中共對手。尼克遜是「沉默的大多數」始作俑者，香港引入這一舶來品，應對之道可以參照當年《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不畏強權，挑戰白宮，第四權發揮得淋漓盡致。我曾有一份尼克遜辭職信複製本，信的內容極為簡單，打字機打出的一行字是「致國務卿基辛格：我謹此辭去美國總統一職。理查德尼克遜」。複製品有黑色裝裱，上有一行燙金小字：Freedom of the Press。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三月二十五日之後聽得最多的兩個字是「群眾」，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名詞，看過說這些話的人包括羅范椒芬的前文後理，他們所講的群眾應該是指巿民大眾，但何以變成「群眾」，而且還是以人們曾經熟悉的語意套用，包括在挑選官員時，指一些人「過去那麼多年都是願意走入群眾」，中間的轉化從何而來不得而知。覺得新鮮的原因，在於「群眾」二字在記憶裏是某一特定空間和時間的名詞，在《地道戰》或《平原游擊隊》這些電影裏也有，百度上《平原游擊隊》劇情介紹是這樣的： 「一九四三年秋天，侵略我國的日寇對華北某抗日民主根據地發動了罪惡的掃蕩，根據地的群眾在黨的領導下，勝利地展開了反掃蕩的鬥爭」。

「巿民」也好，「群眾」也好，語言反映的是社會現實和嬗變，回歸十五年，改弦更張自不能免，如果這些話是曾鈺成譚耀宗或陳婉嫻說出來不會感到奇怪，由昔日AO 說出來卻有點新鮮。中共對群眾向來重視，地方上的省委機關就有群眾工作部，做的是接受投訴疏解民怨。當然，群眾在某些年代是被蒙蔽的一群，文革十年，「群眾」前要加上「革命」一詞，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新華社發出的新聞稿，劈頭是「全國各地億萬革命群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迎來了一九六七年」。當然，革命群眾後來才知道這是被糊弄的第一天，之後整整十年的打倒一切是群眾有苦自己知的日子。

這個星期大事是立法會拉布的展開以及其後的突然槍斃，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不獲受理，梁國雄要付二十萬元堂費。我想到的是星期四清晨四時三十分曾鈺成宣布中止辯論的後面到底是什麼。曾鈺成是香港傳統左派水平最高的一人，是不是黨員是另一回事，但只要在大陸生活過的都知道，以一個傳統左派出身的立法會主席而能夠間中講幾句與香港意識型態接軌的說話實在不易，他二○○九年在樹仁大學說「鎮壓六四是錯的」是絕不簡單。中共做事，那種官方的line to take 他們叫「口徑」，曾鈺成的講話完全脫離口徑但仍然受到重用，無他，左派除了他，還有誰能坐上立法會主席不出洋相？

曾鈺成由冒着被前黨友炮轟「唔做嘢」任從陳偉業黃毓民梁國雄由《詩經》講到伊朗遜尼派什葉派，乃至破曉前夕腰斬辯論的心路程無人能知，但我從周四凌晨往上推回五天，隱約看到一點啟示：原新華社副社長朱育誠在深圳一個會議上要梁振英「應該發揮狼性」。梁振英有沒有就這句話回應，找遍互聯網都找不着，是貴人事忙抑或不知如何應對還是盡在不言中，不可考。幾個星期前，我曾經揣測梁振英可能會走法家路線，寫了之後連自己都覺得二千三百年前的管治哲學不太可能在互聯網世代重現，但是朱育誠和清華大學林泰教授把這些迷糊一下子都掃走，商鞅不會重回人間，倒是新加坡式管治借屍還魂來到香港。從這個來月走勢看，朱育誠和林泰的講話絕非無的放矢，他們是為未來特區管治哲學背書——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只是沒有政治空間。

要繁榮穩定沒有政治空間

董建華上台後曾有一段時間很想學新加坡模式，幾百萬人口的島國，天然資源匱乏，在馬六甲海峽舉足輕重；條件差得是水塘設在馬來西亞柔佛，族裔結構複雜以致好長一段時間馬來裔不可在新加坡空軍當戰機機師。由此衍生的兩個傳說是，一旦星馬開戰，新加坡第一件事是佔領柔佛水庫，另一是只能由華人開戰鬥機，不怕馬來裔機師駕機跑到對方那邊。這些謔而虐的傳說反證了一樣：新加坡的高壓統治來自維護政權的安穩需要，結果是新加坡成為經濟的四小龍以及政治的新權威主義示範單位。若以三月二十五日特首選舉以還各種說法為觀測目標，新加坡化幾乎可以說是未來香港的唯一走向。

二○○三年七一大示威摻雜多種誘因，有反對二十三條，有八萬五受害者，有對SARS 死難者同理心，有經濟凋敝下的反彈，政治和經濟因素都有若干。我不知北京如何總結，但應該脫離不了經濟為大的主因，於是有更多自由行和黃金周旅客，雞髀打人牙骹軟，經濟抬頭，怨氣減少，其他就容易處理。中國歷史上，十五王朝改朝換代總結只有一個原因，沒有飯吃民不聊生就落草為寇上山起義，吃撐了就不會想別的。說起來不免令人喪氣，可事實便是這麼回事，所以前幾年大陸有人說香港要什麼有什麼，眼紅北京偏心香港，可是這些人有沒有好好想過，為什麼一車一車遊客往香港送，就是因為要把飯朝你嘴裏塞。

群眾運動是中共鬥爭的傳家寶，沒有群眾，中共三大戰役根本沒法打。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解放軍與國軍在江淮一帶爆發淮海戰役，這一仗打了六十五天，雙方出動兵力逾百萬，民工支援才最駭人，為了這場硬仗，中共從山東、中原、華中和冀魯豫四地調動五百四十三萬群眾組成支援前線民工隊，其中擔架就二十萬副，一個解放軍在前線，後面是九個民工。這仗，楊振寧岳父杜聿明戰敗被俘，四個月後，長江天險失守，解放軍直入江南，蔣介石大勢已去，退守台灣。

於中共而言，群眾是可以操控的群體，不同於精英知識分子的難以駕馭，毛澤東「臭老九」之說並非無因。今天香港偶然見到類似的群眾，拉布辯論也有疑似族群冒現，有報道說有人收了錢吃了茶禮，可見六十年後的今天群眾的可操縱性仍然存在，當一車一車的人送到政府新總部時，我可以想像那種場景——開始做，時間一到，望風即歸。這是一種群眾，另一種是怨氣滿腔的巿民，樓價貴經濟弱，我敢寫保票這些都會在梁振英上台一百天內拿起處理，能否確實解決是後話，但這三個月肯定是熱火朝天大幹快上。九十年代末，大陸經濟到了瓶頸，農村「打白條」情況嚴重，總理朱鎔基狠狠打了一大頓，社會穩定下來，紅色江山巋然不動。

這是非常容易明白的辯證，今天在香港亦是如此——百分之四不到的失業率、最低工資第二度調整在望、公屋輪候看來會大幅縮短、私人樓宇價格不致大幅下調，總之人人有工做，家家有屋住，更多的利港政策盍興乎來。這些是香港社會歡迎的，客觀上不太可能馬上爆發○三七一的五十萬人上街，這就為另一條戰線作好鋪墊——政治收緊。曾鈺成下令腰斬拉布是其中之一的動作，第二天因為下雨延期開會是其中之二；其三其四勢必陸續有來，二次創作會包含其內，還有別的大家不妨引頸以待。

未來香港將循這條路走下去的機會很大，這是新加坡模式，是七八十年代台灣南韓模式，也是中共於六四後的主調。鄧小平南巡表態支持改革開放，「誰不改革誰下台」，政治保守而經濟大膽，一直走了二十年。於中短時期而言，人們不能不悲觀，曾鈺成上周四凌晨的「覺今是而昨非」，雖不能與毛澤東的《我的一張大字報》相提並論，但一夜變臉實在很難解釋昨天仍是和梁國雄言笑晏晏，經濟強勢下的政治空間會特別狹窄細小。

民主不會天降靠全民覺醒

這會是歷史的終結嗎？不必因此泄氣自怨自艾，漫漫長路總有曙光在後頭，經濟發展若無政治加持，最後必是走進死胡同，看南韓朴正熙全斗煥盧泰愚，看台灣蔣氏父子，這些獨裁政權強人政治如今皆隱入歷史；新加坡也開始調整一言堂式的家長政治。一九七八年，蔣經國擔任中華民國第六屆總統，面對內外情勢轉變，蔣說出了「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環境在變」十二字真言，為其後十年的開放黨禁報禁全面解嚴打下基礎。韓寒去台灣驚訝而回，台灣今天的民主自由不是從天而降，是全民覺醒的成果，「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國際歌》頭兩句說得很清楚明白。去年元旦，朋友間談到香港未來，有人說香港社會的覺醒最重要。兩年來，人們閱讀到的是經濟繁華另一重切面是頓悟，天色灰黯淡，遠方有風雷，這就是刻下的香港心情。

喟然四年

今天的中國人民真是卑微得可以，汶川大地震都四年了，可是那些把小學生中學生壓得肝腦塗地的豆腐渣工程追究沒有一點進展。報上讀到的是遇難兒童家長只是要求當局一個「說法」，這是卑微不已的要求，只是要聽聽當局的解釋，和追究責任索取賠償還差十萬八千里。卻道是一個說法都沒有，記者採訪的家長是躲着跑着的受訪，彷彿豆腐渣工程是家長自己建出來而不是政府當局。

四年的概念是什麼？是奧運會由北京轉到倫敦，是美國總統由小布殊變成奧巴馬，是呱呱墮地的嬰兒今天上幼稚園，是剛進大學的少年變成學士袍在身的青年，是零天變成一千四百六十天。也許有人認為，在歷史長河裏四年是滄海一粟，不必只爭朝夕，更多的是說要向前看，不要讓歷史成為包袱。

於是，幾百幾千鮮活的生命就這樣丟在凍結了的歷史時空裏，擱在那裏，永遠停在那裏。

錢鋼的《唐山大地震》有這樣的一段，唐山孤兒災後轉送到石家莊， 「……到石家莊育紅學校時，綠豆粥和炸果子都預備好了，洗澡水也預備好了。水不冷不熱，不深不淺，據說巿委領導特地到澡堂瞧過，生怕水深淹了孩子……省市領導致歡迎詞，石家莊的小朋友致歡迎詞，接着是唐山孩子上台致應謝詞。那是一個13 歲的男孩。他一上台，台下就有人哭了。他卻能控制住本人，繪聲繪色，講得清明確楚。只是說到『爸爸媽媽逝世了，是解放軍叔叔救了我』時，他掏脫手絹擦開了眼淚，但卻咬着牙沒哭作聲，進展了一會兒，又接着講下走。石家莊和唐山兩地的小朋友同台上演的時分，會場上傷心的氣氛達到了極點。瞧眾哭，正在後台的大人也哭，有個唐山孩子喊小芹的，她唱歌天真極了，瞧着她笑得那麼甜，真喊人受不了。為她伴奏的大人們哭成一片。坐正在台下的市委，忽然冠心病發作，昏倒正在地……」

淳樸未變

錢先生的《唐山大地震》讀過不止一次，每次翻到這些章節時總是不能自已，眼裏一熱。過了三十六年，當年無電視的新聞是怎樣報道我還清楚記得，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後時刻，是一年之內死了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的一九七六年，我卻從錢先生的字裏行間讀到了中國人民的美德。儘管那是身分不同，但有救死扶危的惻隱之心，書裏引述趕到北京中南海的唐山礦武裝部幹事曹國成說： 「『首長啊，唐山全平啦！』李先念、陳永貴、紀登奎過來把我抱住了。記不清是誰說：『別急，別急，坐下來，喝口水，慢慢說……』所有人都問：怎麼樣？我說着就哭了起來： 『首長啊！唐山一百萬人，至少有八十萬還被壓着吶！』在座的人都哭了。」

《唐山大地震》所以成為不朽的報道文學，是因為它的真實。「在座的人都哭了」，我完全相信是真的，一個已然缺了總理的國家，還在狠批鄧小平「翻案不得人心」，仍然「要把毛主席偉大革命旗幟進行到底」的年代，空虛的不僅是政治和信仰的六神無主，還有面對晴天霹靂無力回天的無助，那種內心深處的悲哀誰都明白。今天想起《唐山大地震》時掠過心頭是「今夕是何年」的感嘆，我無法把四年前的川震放在三十六年前的唐山來看，然而中國人民的淳樸厚實從來沒變，變了的是國家。

台灣民風

韓寒去了台灣一轉後寫了一篇〈太平洋的風〉，從台北換眼鏡到丟了手機看到台灣的民風。不到一天就有三十萬點擊率，轉載十三萬，在我們眼中看來，乘客丟了手機在的士裏，香港可以找馬路之友幫忙，找到的機率是有的，但應不致於丟了一個找到一個；換眼鏡卻得到一副隱形鏡片，我作為四眼一族倒是未聽過香港也有這些，卻是不只一次螺絲脫了隨便找家店都無償替你更換，問店員「幾多錢」的回應是淺淺一笑「唔使啦」。說的也是，一顆螺絲釘該如何收費，是一毛還是五毛還是一元，工料費外還有店員的工務費最後都免了。這不算是美德，但肯定是助人的風尚。韓寒在台北的遭遇也許會在香港重演，丟了手機尋回，換眼鏡不成卻有一副隱形眼鏡，這不是我們獨厚於韓寒，也不是什麼陰謀詭計要坑你一筆，而是我們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裏的教育。

忘記教育

香港有人天天大吹要搞國民教育，我在facebook看到陳雲把課本上載，那是常識科的配對題，其中兩則的答案安排是「香港回歸，就是一個被人領養的小孩——回到親生媽媽的懷抱」， 「每年回歸紀念日——香港人都會熱烈慶祝」。我不會爭論這些，在七百萬人裏總會有人同意或者不同意，我想說的，如果這些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我們的下一代會變成怎樣？會是認為川震豆腐渣學校死難兒童家長不識大體給祖國抹黑，抑或是受外國勢力慫恿惡意醜詆國家。不要說這是杞人憂天，三年前六四二十周年，就有這些正紅旗下成長的大學生說出一模一樣的話：八九學運是給祖國抹黑、受到美國為首的西方反動勢力資助；當然還有天安門沒有屠殺這些質疑，帶出來的是所謂「理性討論，平衡客觀」。我每次想起這八個字總會失笑，理性討論，說穿了就是偷換概念，這些破伎倆實在低水平得可以，今天我如果要研究秦始皇有沒有焚書坑儒，這可以是理性討論，二千年來留下的古籍不多，考古專家參與是必須的；但六四到底有沒有開槍有沒有殺人，有必要那種各打五十大板的「理性討論」？一九八九年看到天安門發生什麼事的人還沒有死光，今天仍然活得好好的，像候任特首梁振英，你去問這些人，馬上可以說出一大段現場所見。就等於你要知道香港下任特首姓甚名誰，不必討論也毋須理性，直接走去問就知道答案。

這是事出有因，包括香港在內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都在推行一種忘記教育，把所有官方認為不應該留在人民胸臆中的都忘得一乾二淨。在大陸，這種教育是通過強制政治課消音，然後再祭出一套名為大國崛起的邏輯加持，就像陳雲在facebook 上載的那篇配對題一樣， 「一百年前，清政府無能——外國人霸佔了很多中國的領土」；之後就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從物理而言，這是實話，沒有中共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不可以理解為共產黨救了中國。可是這類偽邏輯這幾年間很流行，原因很巿儈，money talks，有錢使得鬼推磨。韓寒在他們博文說了出來， 「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個民族的一切，別的國家不會因為你國的富豪瘋狂搶購了超級跑車和頂級遊艇而尊敬你的國民」，儘管韓寒欠缺了更廣袤的歷史感，台灣今天的民主是打拚回來的，不是國民黨的施予。

氣虛血弱

不過，韓寒訪台後的自我批判，從側面道出了今天大陸一些人的心結；而余英時教授早前寫給台灣朋友的一封信，對那些一心以為錢便是一切的中國人也許更殘酷： 「稍知中國大陸內部真實情的人，都不會為中共表面的『經濟繁榮』所惑。從中共『維穩』經費超過國防經費這一點來看，這一政權已在無比的恐懼和慌亂之中，正符合『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的古話。剛剛發生的薄熙來大案和陳光誠國際事件，都為我們提供了最可靠的事證」。八十二歲的余英時是錢賓四先生的學生，歷盡抗戰內戰，上下六十年，他看到的中華文化在這一甲子裏的清洗殆盡，也看到胖子的氣虛血弱。

今天中共的經濟起飛歷史上不止是它一國，戰後的日本亦曾經如此，也是先辦亞運再有奧運，接下來是世界博覽會，所不同的是日本早了四十年。不能欺騙我們說這是沒有先例，更不應說禮崩樂壞是因為沒有先例下的走錯路。我不會服氣。日本的起飛不在於經濟，更重要是社會上另一股力量的振興——新聞傳媒。七十年代田中角榮隻手遮天，《文藝春秋》一篇調查報道捅出田中接受美國飛機公司利益，田中就得下台；八十年代末，《朝日新聞》把利庫路特醜聞公諸於世，從竹下登到宮澤喜一統統落馬。你可以說今天日本仍是派閥割據黑金四起，但日本一天還有四大報，政客一天還不敢亂來胡來。

川震四周年揭示的不只是豆腐渣工程爛帳，也不單是官員尸位素餐，而是一個欠缺監督的大國的虛胖。這幾天讀報讀得喟然，想起四年前那張紅領巾小學生橫七豎八滿身厚灰壓死的那張照片，鼻頭再一次酸起來，這筆帳在這個國家若真的是沒法算清，我們上愧列祖列宗，下愧萬千黎民，再也說不上是人了。

底氣破敗

陳光誠黑夜逃亡成為這個星期囊括港美傳媒頭條的大事，我想不到有多少個日子中國新聞沒能在《紐約時報》上頭條，儘管上星期五《紐約時報》關於陳光誠 的A1頭條是帶着譴責奧巴馬政府丟下這位維權勇士的失義之舉。殆無疑問，這是從美國總統大選的角度看陳光誠事件，共和黨羅姆尼伺機而上反撲，陳光誠事件說 不定是今屆大選的轉捩點。中共想繼續與奧巴馬打交道，抑或再花四年時間熟悉一個叫羅姆尼的共和黨總統，是如何處理陳光誠的另一重考慮。

今天陳光誠事件仍是撲朔迷離，到底是他怎樣逃出天羅地網的山東東師古村重重包圍，恐怕可以寫書拍電影，但從東師古村事後拍打香港有線電視採訪車的憤怒舉動來看，大抵可以猜到由上而下的層層責難，於是把一腔怒氣放在拳頭敲打車輛身上。另一個謎團是美國是怎樣讓陳光誠進了大使館之後要他去朝陽醫院，中間與中方官員的談判究竟是怎麼回事。從這一刻看，縱然美國可以解說是陳光誠的價值不大，然而畢竟對投奔自由者的處置之道，在中國留美學生曾經可以用一孩政策取得政治庇護的年代相比，今天的美國投奔門檻似乎高了許多、許多。

陳光誠不能久留大使館或馬上飛到美國，有一種剝花生式的旁觀者解說，是美國覺得陳光誠「只是」一個生育權利的維權律師，價值不算太大。這種考量無人可以置喙，反正發出B1 簽證的是美國政府，不過，我倒想知道，如果那天走進美國大使館的是艾未未或是趙連海或是譚作人，美國會否把他們都送到朝陽醫院去檢驗。今天提出這個命題，我想，沒有人能回答，哪怕是隨便猜估。對中共來說，不同政見人士遠走他鄉是最好的結果，一去永不回，像王丹那批六四鎮壓倖存者，中共想他們永遠不要回來；也有一種形神相若的，便是香港的一批民主派人士，這是另一種的流放：就是不給他們發回鄉證。一個人有萬般權利，其中包括回到自已的家鄉，但支聯會那些人就是沒有。

按照這樣的道理和往昔歷史，陳光誠是不可能被中共強制留在北京或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任何一點，周六晚的新聞說中共讓陳光誠出國讀書，也就是說，陳光誠可以走了，只要出入境部門批准，只要批出護照，只要不是橫加阻撓，只要不是搞小動作，陳光誠今天就能到美國或其他國家。但是，為什麼陳光誠進了美國大使館後又出來去醫院，美國一方的說法是陳光誠自願如此。我覺得，關鍵在於陳光誠進入美國大使館後，美方官員與中共方面的談判出了問題。

如何與中共打交道

與中共談判是一門學問，至少有兩部美國學者∕退休外交官的專著是關於如何與中共打交道。一部是索樂文教授（Richard Solomon）寫的，他是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博士，曾是密歇根大學教授，一度是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局負責人。他在九十年代於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RAND）時，寫過一部講述中共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八四年間的談判作風闡釋。由於下筆之時檔案仍須保密，箇中內容不夠全面，直到一九九九年，檔案全面解禁，他以此匯編成書《中共談判行為：通過「老朋友」尋求利益》（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 Pursuing Interests Through "Old Friends")。此書一出，洛陽紙貴，成為研究中共的重要著作。

索樂文的總結是，中共高度掌控任何層次的談判，通過宴會或旅遊來調整談判步伐；談判時，透過官方媒體或友人向對方政府高層發放信息。這種安排極為巧妙，充滿中國文化裏的隱喻，連外交老手基辛格也不禁對索樂文嘆道，與中共談判， 「沒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但任何事都好像自然而來，自然發生」。一九七○年初，中美在波蘭華沙密談，中共只提出一點：台灣是中美關係改善的障礙。僅此而已，沒有別的。到當年年底的另一輪密談，信息變成「要美軍撤出台灣」。一九七二年中美簽署的《上海公報》，有一段講到「中美關係正常化」，這便是從一九七○年華沙會談到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華的核心底線——北京一心要與美國建交。雖然間中有着不能控制的因素，例如一九七四年尼克遜辭職下台，中美關係正常化一事的討論無以為繼。一九七五年，副總理鄧小平對美國傳媒說，不管有沒有事要談，都歡迎福特總統到訪北京。到了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見到外長喬冠華，問喬若是福特訪華，會不會有外交公報，喬的回應是「沒有看法」。索樂文的解讀是，如果不談中美關係正常化，福特訪華就變作白走一趟。在談判程序上，中共也有一套， Alfred D. Wilhelm, Jr.在《談判桌上的中國人》（The Chines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說，控制議程，掌握主動，是談判桌上的法寶。

泛亞派得勢缺中國問題專家

美國這次派出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到北京談判，人選不算最好，因為坎貝爾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事實上，美國國務院和國安會的老練中國問題專家已經不多，泛亞派得勢，很多中國通的名字轉而在智庫出現，早前提及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去了布魯金斯研究所；何漢理（Harry Harding）是克林頓的中國問題智囊，如今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書，索樂文則在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擔任主席。能夠明白中共決策過程的中國通不是馬放南山便是收山歸家。駱家輝是華裔第三代，長於商業不熟政治，人們無法知道上周一連幾天的中美談判過程，但有報道說，中方出馬的是副外長崔天凱，最頻密時一天之內中美官員見三次。

有關陳光誠的談判，反映出來的是美國最高當局的決心，以及談判技巧的高下。奧巴馬政府當初要幫助陳光誠的意志欠堅決，這才出現把陳光誠送到醫院去的發展。美國曾經是有這種意志的，六四事件後，方勵之在美國大使館住了一年才出國，今次處理陳光誠是幾天都嫌長，巴不得把陳送出去。有人會問，美國是不是變了，我覺得問題是應該這樣問：美國為什麼露餡？如果回答是缺了中國通，只能算是答對半題，真正的原因是美國人在屋簷下，哪得不低頭。

人在屋簷下哪得不低頭

兩國談判從來做不到絕對的對等，這次談判亦是如此，北韓核問題，伊朗核問題，美國缺了北京很難搞好，不是不能處理，但要費力得多。一九八九年方勵之的談判，中共當時幾乎為世所棄，要抓住一切機會不被甩脫球籍，所有可以和西方對話的機會都不放棄。到了一九九一年聯軍攻打伊拉克解放科威特前夕，時任外長錢其琛到紐約參加聯合國會議，美國就算如何因為六四制裁中共，也得派出國務卿貝克在酒店等錢其琛。這次談判，結果錢投下棄權票，為攻伊開亮綠燈，表面上得罪了一些對北京反霸權有期待的小國，但最大的收穫是重新回到國際舞台。

時隔二十年，時移勢易，今天的中共和二十年前的孤獨於全球以外已不一樣，說一句對民主運動的喪氣話，今天的中共底氣足，連六四後迫得游走美國和西歐之間的「東邊不亮西邊亮」都不必唱，相反是東西邊一齊來求財。美國既缺中國問題專家，不少國際事務更要中共相助或中共不阻撓，奧巴馬只盯着大選，眼低手低，陳光誠便在這批短視政客手上兜兜轉轉吃大虧。這次事件後，美國學界和外交界會出現震盪，重新評估中共的談判策略肯定是當務之急，但自身底氣的再檢視，恐怕要比評估中共策略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