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逝2008還大家一個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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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今年五月十七日，也就是四川大地震後五天，在內地傳媒網站找到的在地震中倒塌的學校名單。

七個月來心裏沒能好好平和下來的一個原因，是那一張幾個小孩橫七豎八埋在瓦礫裏的照片——小朋友頸上的紅領巾清晰可見，就在天崩地裂那一剎那，他們的學校隆然而倒。

三次看到這張照片，三次都鼻頭發酸。

再看這些報道：

「北川縣第一中學，共有學生二千六百多人，至今還有一千名左右學生被壓在廢墟下，昨天和今天早上，被壓在廢墟下面的學生還能喊話，但現在已經氣息奄奄。」「北川縣北川中學六至七層高的主教學樓塌陷，當時正值上課時間，二十一個教室裏師生約一千人，除個別逃生以外，大部分被掩埋在廢墟下。」「北川縣茅壩初中正處在山體滑坡的受害點，救援人員透露，五百餘名學生幾乎全部被埋，如今學校只剩一根歪歪斜斜的旗杆和一面鮮艷的五星紅旗。」「綿陽市九龍鎮小學倒塌二百多名幼兒園和小學一、二年級師生被壓在倒塌的樓裏；綿陽市遵道鎮幼兒園一百多名師生被埋在廢墟裏。」「漢旺鎮的武都教育中心，五十多名官兵日夜不間斷地工作。教育中心一邊是坍塌了一半牆面的幼兒園，一邊是兩幢已成廢墟的小學教學樓。記者趕到時，援救人員剛從廢墟裏挖出一個孩子。慘白的皮膚、瘀青的傷痕、灰黑的面龐，全身上下沒有一處是完好的。傷痛欲絕的母親在旁邊苦苦哀嚎，眼中已沒有一滴淚水。據附近居民介紹，該教育中心分小學和幼兒園兩部分，約有七百多名學生。『當時剛剛開始上課，一、二樓的學生只是輕傷，高年級的就慘了，全部被埋在裏面。』截至十四日下午四時，廢墟裏只救出四、五個幸存學生。」十一月二十一日，四川省副省長魏宏在北京一個新聞發報會上，被日本廣播協會（NHK）記者問到地震中學校倒塌和賠償問題時回答說，經專家鑒定，由於地震的強度、烈度，以及地震特殊的作用方式，是造成包括學校、醫院和一大批公共文化體育設施受損的最根本原因，「對於一些學生家長提出的一些學校建築質量方面的問題，政府也非常重視，也在注意聽取他們的意見。請大家相信，我們的政府是關心人民的，對群眾和老百姓任何方面的利益訴求和反映的問題我們都高度重視。

查豆腐渣工程不了了之

豆腐渣工作是大批學校在地震中倒塌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相對之下，一些在建築過程中監管得比較嚴謹的校舍卻巋然不動，那些一震就如粉碎如朽摧的房子便顯得大有問題。

香港的電視台記者帶着建築專家跑到災區的視察考證，得出的結果恰恰就是人們所想的一樣，禍端果然是豆腐渣工程。

地震之後不久，一些政府官員都說要對豆腐渣工程追查到底，講的時候語氣強硬拳頭緊握，挺讓人相信這一回中共可要動真格的了，看樣子要人頭落地的了。可是過了半年，善良的人們卻失望了，作為四川省政府的第二號最高級官員的回答竟是如此扯皮如此混帳如此不負責任，這對得起成千上萬的死難學生嗎？

不止一次有人說，漢文字在中共治下變成官老爺的統治工具，這句證言在魏宏的講話裏進一步得到證實，「一些學生家長提出的一些學校建築質量方面的問題」，這句話最令人氣憤的是兩個「一些」，其實，魏宏潛台詞是想說「不是全部學生家長提出的不是全部學校建築質量方面的問題」。先不要用客觀、相對這些形而上的屁話唬人，魏宏的講話根本與這兩者無涉，而是一種推搪，只要耳目清明的就會很清楚，魏宏這話是企圖用簡單的數學概念來說明學校建築質量只是「一些」，不是「多數」，也就是說，這不是廣泛的情况；本來是較能客觀說明問題的數字，在這裏成了幫兇。我們特區政府官員對這些廢話也是優而為之的，在港式官話裏，「一些」可以用「個別」來代替，於是，豆腐渣工作是「個別事件」，死難孩子家長是「個別家長」，可惜時間太急，魏宏來不及學。

事過境遷不能忘記

氣憤不？有人說，這是中國國情，事過境遷這句四字成語人人都懂，况且洋人也有一句out of sight, out of mind，於是，豆腐渣工程和倒臥沙礫裏一動不動的紅領巾，在全國上下慶祝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熱烈氣氛裏都被丟到爪哇國。雖說人類的記憶頻譜空間有限，而且還往往出現選擇性記憶的情况，可是一場死傷千萬的大地震絕對不應該也不可能在事發後半年煙消雲散。改革三十年，中國大地出現了蓬勃生機，這是不能抹煞的功績，然而縱使全國人民裏有多少億人已經先富起來，人命也不可能如此白白犧牲。在走向二○○九年的時刻，人們為地震死難同胞的傷逝感到悲痛，那些沉醉在和諧社會裏忘乎所以的官僚們，今天該是還人民一個明白的時候。

壯志未酬的改革者

改革和打仗都是要死人的，如果大家把王維基當上亞洲電視行政總裁那天的長篇講話也算是改革，這條定律更是顛撲不破。中國歷史上哪一次改革不是血流成河？改朝換代算是一種改革了吧，十五個朝代累計沒死了三億也有二億；近者如中共改革開放，三十年前的十二月一個冬夜，安徽小崗村十八個農民冒天下大不韙做出要殺頭的大事——

「我們分田到戶，家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全年上交的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這份文件每次讀後都眼眶發紅喉嚨微顫，今天我們講企業改革頂多是工人裁退，絕不會發生為了改革要冒殺頭誅九族之災。小崗村的改革是悲壯的，唯其如此，這種不破不立的後無退路式改革才會出現驚天動地的結果。這是中國人民的宿命，抑或是改革進程的必然，很值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邁向六十大壽之際好好體味。

近代中國的改革/革命一開始就注定是崎嶇無比的彎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韋慕庭（Martin Wilbur）成書於一九七六年的《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以孫中山先生的後半生證諸在中國搞改革是極其困難。一九九七年去世的韋慕庭是西方學界研究國民黨的大師，他的分析模式有助跳出傳統框架來看孫先生。有論者說，依照韋慕庭的析義，孫中山先生的想像力和改造中國的雄心，大大超越了他所生活的社會和他所能集中起來的力量。韋慕庭指出，孫中山先生不是完全的超越者，孫的謀略反映當時中國知識界廣為流行的觀念，只是推行這些理念的力度超過了革新的實踐。順帶一提，韋慕庭曾經指導前港督衛奕信（David Wilson）研究中國國民黨，韋氏在自傳China My Life裏提到， 「哥大圖書館以及吾人對中國的研究，令哥大成為衛奕信完成倫敦大學博士論文的絕佳地方」。

三十年踟躕隱見孫中山身影韋慕庭的觀察足以成為研究三十年來中共改革開放的基石，兩天前中共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集會，紀念這場把中共從一窮二白推到GDP 全球排第四的巨大成就。不過，改革開放裏我們看到的是多番波折來回踟躕，隱隱看到孫中山先生壯志未酬的身影，翻開三十年來的每一頁中國歷史，改革道路壓根兒說不上大路朝天一帆風順，因為從七十年代末的去共產主義，以至八十年代的價格改革，及到九十年代的姓社姓資爭論，每改革一次就帶來一次政治傷亡。七十年代末的改革第一步，死傷的是一度官方默許的大鳴大放；西單民主牆在那朦朧年代曾經是不少亟欲跳出共產主義的國人寄望，那是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在與舊官僚派鬥爭下刻意的網開一面。

一旦鄧小平全面掌握實權，魏京生鋃鐺入獄，民主牆一推而倒。

八十年代價格改革以及隨之而來的反官倒運動，代價是胡耀邦黯然下台。一九八九年春，民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亮出雄勁大字「國魂」，紀念胡耀邦的潛台詞是中共在改革進程裏失去了道德支柱。

同年六月四日，中共出動軍隊屠殺示威學生，道德合法性再度全面淪喪。九十年代，中共內部出現對改革的質疑，中國到底是姓社抑或姓資的爭論在中共高層內部爆發，最後是鄧小平出馬，到廣東走了一圈後一錘定音「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為這十幾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綠燈長開。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改革開放進程裏出現理念追不上實踐，用內地的流行語來說是走回頭路，表面原因不外乎實踐手段不足便是理念構成欠完備，但深究下來，歸根究柢是政治空間瓶頸無法突破。


為吃飽飯殺頭的決心

改革牽涉政治計算，改革的原委往往遭到犧牲。

當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念出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這些階段性名詞的時候，當年安徽小崗村的十八個字也不識幾個的農民就更令人懷緬。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在推動改革的過程之中毫無疑問涉及巨大的政治利益，鄧小平推倒華國鋒楊白冰，之後有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幫權傾一時，再是今天的團派人馬席捲全國，一朝天子一朝臣，中國文化的厲害是不管姓社姓資都不得不醬缸其中。令今人汗顏的是，當年十八位農民留下的不是什麼幫哪個派，而是像打手印不惜一死的小崗村生產隊長嚴俊昌今年初接受新華社訪問時所說， 「我當時的決心就是，管它倒楣不倒楣，社會主義的車往前拉還是往後拉，只要大家能吃飽飯就行。哪怕能吃一頓飽飯，拉去殺頭也就滿意了」。

三十年於茲，嚴俊昌這番話當然可以並足以與毛澤東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列入對當代中國影響最大的一百句名言。但這些都是事後孔明的風涼話，因為在左毒未清的一九七八年，一個小小的生產隊長自行決定分田到戶，那是「亡黨亡國」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大毒草，肯定是要殺頭的反革命言論，他哪知道迫上梁山只想村民吃上飯的這一席話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到底這個決定會令到上海幫強大抑或是團派再佔幾多高位，那個晚上十八個人開會時一定想都沒想，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農民的純樸改變了中國的軌迹，我們必須再次對那十八位農民表示感謝。

另一層面，韋慕庭三十年前的觀察，可以恰如其分套用在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三十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經歷的折騰是理念和實踐的衝突，實際發生的情狀是實踐追不上理念，這既有客觀上的能力問題，也有主觀上的人為因素：今天人們坐在奧迪裏來往長安大街的時候，北側是掛上大幅毛像的天安門城樓，南側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兩者曾經在不同年代推動了現代中國的改革，然而卻得到迥然不同的結局。這便是中國改革的宿命，從朱元璋到毛澤東，永遠是上台後忘記了人民。

都是戴安娜惹的禍

香港的中文軟性新聞消費在二○○八年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年初的陳冠希裸照事件固然是顛撲不破的No.1，年尾的大劉版溏心風暴和倪震周慧敏是排名不分先後的No.2，全港傳媒和讀者裏有誰敢說對這三條新聞沒有一丁點興趣，足以榮膺明光社頒發的Person of the Year。

十一年前，也就是回歸之年，新馬仔後人爭產案揭開了這類軟性新聞登上頭版的先河，一代名伶與世長辭，子女老婆馬上扯破臉皮打官司打到火花四濺。就在此前的若干年，新馬仔的任何新聞如果說要上頭版的話，大抵只有伶人愛讀的《銀燈日報》頭版才有可能；堂而皇之受到綜合報章大版追擊，是九十年代後期的事。如今這些十幾年前被新聞界嗤之以鼻的「花邊嘢」能登大雅之堂，我不同意可以用老掉牙的所謂供求關係來解釋，相反應該視之為經歷戴安娜結婚生子逃情命殞四部曲的香港傳媒的嬗變，最後迎來漢文字的八卦新聞大趨勢。

大劉的閉門一家親，倪震周慧敏分手是某些人不屑的八卦新聞。然而， 「八卦」一詞並無貶意，英國最暢銷的報紙《太陽報》、《鏡報》、《每日快報》就是八卦報。皇室新聞是這些報章的必然頭版之選，我所指的是皇室醜聞趣聞，至於英女王在新一屆國會開始的全國講話，八卦報是不會大篇幅報道的了。至於《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衛報》這些大報雖設有專門皇室新聞的Royal Correspondent，可是報道的絕不會是大王子昨天夜裏去了哪家的士高又或是二王子約會莎拉的最新照片，而是女王昨天在根德郡主持了一家農場的揭幕儀式。這一切楚河漢界直到一九八○年一個叫戴安娜斯賓塞的幼稚園教師冒出來為止。

大報做八卦新聞之先例

戴安娜的出現以至於約會王位繼承人查理斯王子，馬上在經受了大規模國有化衝擊大量裁員的英國帶來一股清新空氣。厭倦了失業消息的所有傳媒，聚集在戴安娜工作的幼稚園外追訪這個半低着頭的靦覥女孩，BBC 在傍晚六時的新聞把這些瘋狂訪攝片段放在第二節，民營的Channel Four 則毫不客氣的大幅殺出；過去涇渭分明的大報小報在羞怯可人的戴安娜魅力中抹去了界限。在「知的權利」之下，戴安娜榮登各報各刊的封面女郎；一向在八卦新聞獨領風騷的小報在戴安娜旋風完全得不到甜頭，因為比它還要狠的多的是，包括從人力資源到採訪資源都強大無比的大報。

戴安娜旋風所到之處眾皆低頭，歐洲美洲乃至亞洲，香港當時作為英國在遠東的最大殖民地哪有不全力跟進之理，那種辦喜事的態度，彷彿是我們的最高領導人是戴安娜而不是麥理浩。這股熱潮想必令唐寧街十號當事人也一時間摸不着頭腦，不過是一名金髮女孩，為啥會令到這等華人也神魂顛倒？

難得的是，這股戴安娜熱卻也持續良久，竟一下延續到一九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戴妃身死之後一個月，前後整整十七年。

戴安娜熱潮把香港這個蕞爾小島上的各式緊箍咒衝破，頭條不一定要是經世國家大事，原來一個妙齡少女的結婚也可以破格成為大新聞，雖然有人提出另一種解釋，指少女的婚事帶有極大的政治意思，因為她下嫁的是英國皇室繼承榜第一位的查理斯王子。這一說詞似通非通，但只要明眼人都知道，刊登戴安娜新聞的原因肯定不在於此。

爭產案港聞？娛樂？

作為讀者觀眾，傳媒的任何新嘗試都會歡迎，何况是不可方物的戴安娜，於傳媒管理層而言，不是鼓勵嫖也不是叫人賭，這一安排肯定有助於銷量推動。這種行銷計算模式開始在香港定型，傳統的八卦新聞逐漸在密麻麻的字海中嶄露頭角，稍為美中不足的是，這些「創新」只不過是把英國《太陽報》和Hello雜誌裏的皇室人物小情趣搬字過紙的知識產權剽竊。一九九七年初，慈善伶王新馬仔因病去世，留下以億元計的遺產，後人隨即對簿公堂，爆發了矚目的爭產案。這條新聞對香港傳媒是一個坎上的巨大考驗，若這是名門望族後人爭產，必然是香港的法庭新聞；如果這是希臘船王後人，那是國際新聞；如今事主是新馬仔後人，到底這是娛樂新聞還是香港法庭新聞，this is the question。結果各有各演繹，有在港聞，有在娛樂，不一而足。然而，到後來萬佛朝宗，大多是作為港聞處理，讀者倒也不太反感，反正是日間讀報晚上看《今日睇真啲》，影像文字兩及第，大快朵頤。

此門既開，形勢從此大變，香港的頭版新聞由此多了一個選擇。到了陳冠希裸照案，由於夾帶了港聞元素的電腦記憶體內容失竊，就更順理成章登上港聞版以至頭版。到了今年年底的大劉事件以及倪震周慧敏分手，也就自然而然義無反顧的縱身一躍而上A1。

公開信取笑傳媒

必須指出的是，倪震和周慧敏之間的愛情解構不是我的關注焦點，但他們倆的告同胞書式的公開信卻讓我閱讀出另一種旨趣——倪震明顯是對傳媒追蹤他的風流生活大表不滿，也許他認為男未娶女未嫁，出來玩一夜結識誰是干卿底事，毋須出動大量記者追攝。不過，既然傳媒認定這可能是一宗要上頭版的大事，倪周二人於是大玩角色互換，在公開信裏摻進了只有在香港政治新聞裏讀到的特定字眼「問責」——基於問責分手， 「團隊」——我倆是一個團隊的。特區近期被議員批得萬劫不復的團隊精神問責政治，在這場茶杯裏的情人風波被倪周二位借用出招挪用取笑，我想，這應該是倪震的點子；如果這一意念出自倪周兩位的話，他倆其實應屬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為人民服務好難咩？

是的，在那些處處以穩定壓倒一切為大前提、不知道什麼叫社會怨氣居廟堂之高處江湖之遠的人來說，必定沒有讀過魯迅的《記念劉和珍君》，當然更不知道魯迅在記念這位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被害的文章裏有「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這兩句話。

過去的七天，香港經歷的幾乎就是魯迅這兩句話的翻版，從派機到泰國接回滯留當地的市民，到的士新收費制度下的衝突張力，特區政府都明顯脫節滯後跟不上時代。事件折射出我們的官員連大陸幹部都比不上，以人為本以民為本這八個字只是照抄中央文件而不得其精神；得到了弘揚的是這些官話： 「包機是昂貴的，弄不好會浪費公帑」、「的士問題核心不在政府而在於業界內部分歧」。

很好、很好。若把這推到極致的話，那末，以後有行山人士報警說受了傷要求派直升機搜救，在電話裏先請報案人士自行判定傷勢屬於A8a 抑或A8b 然後才決定是否有需要出動直升機，A8a 是足部受傷難以步行，A8b 是足部受傷但可勉強步行，差別是直升機出動要五千元成本。的士問題則屬於自由市場和半壟斷市場的兩條路線鬥爭，好消息是Milton Friedman或會找出解決之道，壞消息是老先生兩年前已經去世。

權延赤在《走下聖壇的周恩來》裏有這樣的一節：文化大革命期間，人人胸前都別着毛澤東頭章，周恩來的胸章是小小的一個毛頭加上五個大字「為人民服務」。權延赤說，周恩來袋裏永遠有多一枚這種胸章，別人要了他胸前那一個，他馬上掏出一個新的別上。

為人民服務，懂了沒有？

根據程序他們沒錯

英式政治制度下，公務員精英強項是程序，從公廁買衛生紙到建政府總部購鋼材所有運作都有程序，不能亂套。

泰國包機/專機事件顯露出來的便是這種顢頇，官方撐到最後的說詞是一切跟足程序處理，先做了A 然後是B 再接下來把C 也做了。可事實卻不是這回事，原來C 之後還有D、E 和F、G，恰恰這是一本通書看到老的程序裏沒有提到的。保安局副常任秘書長魏永捷在記者會講了半天的便是這些程序之談，縱然如此，記者會在另一個側面印證了精英不是亂蓋的，那種對程序的熟悉那種辯才無礙還有那種AO 獨有的intellectual arrogance，在在證明官員心裏都自覺像甘迺迪內閣那些既年輕又大膽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當然，更多人不相信事情可以如此推搪，但確實是誰都抓不到官員的碴，因為根據程序和制度他們並沒有錯，錯的是那些人不該在這個時候去泰國。這種辯解到了李少光和唐英年在其後兩天的解說得到進一步鞏固，尋且把責任從一個政策局中級官員的決定，一下子提升到說派不派飛機到泰國是集體決定，把整個特區政府綁上了這條船。

這裏觸及了一個核心問題：我們的政府是為誰服務？

答案連剛上小學的孩子也懂， 「政府是為市民服務」；當然，有人會在「市民」之前加上「守法的」或「良好的」這三個字。不管是守法的還是別的，政府服務的對象是市民，我們這個城市也有足夠法律懲罰那些違法之輩。這些操作方式可以用來應付天下無賊的盛世年代，一些不那麼桀敖不馴的市民也會乖乖聽政府的指示。可是，一旦出現緊急狀况，既有程序不足以應付的話，我們的官員應該如何處理？有人或會亮出二三十套危機處理法說方法都在這裏頭，這些別國經驗誠然可以作為借鏡，但關鍵在於官員的腦袋裏有沒有盛載着到底要為誰工作的概念。悲哀的是，太多的實例證明，在涼快光亮的下亞厘畢道政府總部工作，在出入乘公家汽車不必自掏腰包灌汽油的今天，要官員接近並了解民隱還得差那一大段距離。這不是一竹篙打盡一船人，公務員裏也有盡忠職守鞠躬盡瘁的，可是他們的頭兒實在太令人失望了。

輕佻浮躁怎不出事

回歸十一年，香港市民目睹了這塊地方的巨變，不是換了紅旗改了軍隊，而是官僚效率的高速顢頇化（原諒我一再使用這詞，但唯有這才能說明真象）。先旨聲明，我不是懷念昔日英治殖民日子，但客觀存在的事實是，當香港同胞翻身當家作主的時候，政府官員卻不知何故缺了對事業的尊重——有人骨頭輕了，深夜吹口哨回政府總部是其一，外地遊客被逐出酒店說他們「吊吊揈」是其二，特區最高級的兩位官員都如此輕佻，作為部下的哪有不蕭規曹隨，哪有不一而再出事。按道理說，這些官員都是千中挑一選出的精英，何以像三尺小童般幼稚，原因便是在於沒有監管之故，靠內部機制？省點力氣吧，廉政公署成立前警方有反貪污部，結果是反貪污部是最貪污的部門；傳媒監察本來是一柄利刃，可惜在各式spinning 之後大部分折戟沉沙高掛劍鞘。

香港遊客從泰國回來後大喊「移民澳門」，警員「嘩啦」敲破攔路陳情的士車窗，這些親痛仇快情景近日在腦海裏幌來幌去縈繞不休。本來，這些都可以不必發生，可是畢竟還是來了，這是特區的宿命，先後兩任政府都遇上，不同的是，董建華是老老實實任你指罵而曾蔭權是飄忽不定無影無蹤。一股怨氣無處發泄，弱勢社群所能做的是逼上梁山大幹一場，六十年前在中國大陸，共產黨的八路軍愈發壯大之時，華北地區有一段膾炙人口的順口溜，舊是舊了點，但用來形容今天特區的情狀還是滿切合的：

此處不留爺，
自有留爺處；
處處不留爺，
爺去投八路。

曾特首跑到哪裏去了？

我想，目下美國的氣氛應該是漫天風雨待黎明，三億美國人民等着看奧巴馬一月上任後如何擘畫治國藍圖。這樣猜測的根據，是十一月五日大選翌日《華盛頓郵報》要加印二十萬份才能應付報攤外長長人龍的情景。美國上一次要讀者排隊買報紙的大事是一九九一年波斯灣戰爭爆發；如果說政圈人事嬗變這一類別，應該是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此前一天，尼克遜在白宮官方信紙寫上「親愛的國務卿先生，我謹此辭去美利堅合眾國總統一職」這句話的那一次。

奧巴馬究竟有什麼治國方略，要待一月二十日之後才知道，不過，在剛過去的一個星期，每到香港時間晚上十一時許，奧巴馬就出來講話，像是委任沃爾克擔任白宮一個新設委員會的主席，又或是宣布提名蓋特納做財政部長。

反正就是天天讓人見到他，天天都聽到他的聲音，知道他每天都在為恢復美國經濟而努力。老實說，就在這幾天之內，我在電視上看見奧巴馬的頻密程度要比看到曾蔭權還要多還要密。

我們的曾蔭權跑到哪裏去了？

當然，曾蔭權不會偷雞摸狗開小差，他應該在辦公室裏為頂住金融海嘯忙得不可開交頭大如斗。但七百萬市民在波濤洶湧的大浪裏載浮載沉之際卻不見特首蹤影，不免令人納悶這條船要開到哪裏？

有人說，曾蔭權是徹頭徹尾的市場至上主義者，言必稱無形之手主導一切，應該說，在經濟活動面上來說，曾蔭權是古典經濟學派在香港的頭面人物，然而在管治哲學方面，曾蔭權是老子的忠誠追隨者。這套哲學八十年代在美國極盛行，一九八八年一月，列根在國情咨文裏就引用了govern a great nation as you would cook a small fish ; do not overdo it 這句出自《道德經》的治大國若烹小鮮。列根是美國自小羅斯福以還意識形態和經濟理念最右翼的政治家，他以老子及佛利民為師固不足奇，但列根最厲害的還不是這兩下刷子，而是他和大眾溝通的能力。這一點，恰恰便是與列根同奉一個祖宗的曾蔭權所欠奉的。

領袖危難中豪言壯語慰蒼生西方政治領袖非常注意與選民的溝通，畢竟他們是由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要向他們交代。演員出身的列根治國能力說不上橫強，他的副手倒是厲害，像是財長里根、國務卿舒爾茲、白宮幕僚長海格都身經百戰，列根的做法是把所有日常政務都扔給這些人，他自己扮演溝通者，或者準確一點說是佈道者。電影和舞台劇雖然是不同媒介，可是演員走位鏡頭擺法卻是萬變不離其宗，列根在荷李活時雖然只是二流演員，但對這些演戲基本法卻是深明箇中三味，懂得在什麼時間說什麼和做什麼——一九八一年遇刺受傷，送進醫院搶救過來後，醒來第一句對妻子南茜說的便是「親愛的，我忘了閃身避過」，新聞官把這話複述出來後，舉國上下無不噓一口氣，認定總統只是皮外傷這些小事。事隔二十多年，去年國家地理頻道重拍這一幕，當年的主治醫生憶述，原來大伙在手術室幾乎把列根翻了個底朝天也找不到彈頭，直至資深醫生趕到，才在心臟附近找到那顆點二二口徑彈頭，而列根那時已是氣若游絲了。

也許，在一些人眼中這些只是下三濫的PR 屎招，但敢問一句，今天有哪個國家領導人不曾注意這些屎招。北韓夠鐵了心要走共產主義大道了吧，可是金正日患病消息傳出後，平壤不也是把小金的「最新照片」三天兩道公諸於世。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四川地震災後一雙灰色New Balance 跑遍災區，香港不少人為了溫總理那幾個愁眉深鎖面容鏡頭在自己的blog 裏再三疾呼「總理保重」，誰能不同意這也是客觀形成的正面宣傳。况且，作為政治領袖，在國家出現危難時不知所終，實在是很難令人理解，納粹鐵騎橫掃法國，巴黎上下雞飛狗走，陸軍副部長戴高樂站出來說「我的責任，便是在危難之際把法蘭西的命運扛在肩上」；在風雨如晦的抗戰年代，他喚起了法蘭西精神。邱吉爾在大不列顛保衛戰前夕，在西敏寺國會內慷慨激昂， 「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敵人登陸的地點作戰，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頭作戰，我們將在山區作戰；我們決不投降」。結果是什麼？是數以百萬英國人民夜宿地鐵站，日間潛於山林，把德軍轟炸的殺傷力減到最低，直至希特勒決定放棄攻陷英倫三島。

曾蔭權該多與市民溝通對話

奧巴馬在宣布官員任命時點評經濟，於迂腐之輩而言多少有越俎代庖之嫌，但他卻從未僭越分寸批評布殊如何如何，而是在憲法第一修正案下公開一己看法。奧巴馬團隊裏嬰兒潮最後世代的佔多數，這些人多是桀敖不馴，然亦頗諳政治之間的倫理操作，也明白社會的殷切期待，說到底，美國人民懷抱的只是一個相對humble 的期望：想聽一下未來領導人的看法，連要檢視未來領導人的政經視野也說不上。香港市民與美國人民際此在金融海嘯中同呼吸共命運，然而卻不配知道到底我們的領導人有何藍圖。

或許這是中國人基因裏的講多錯多君子慎言血液在流淌着，可是就是怎樣謙遜內斂，曾蔭權也應該多與市民溝通對話，但根據我的不完統計，從十幾天前遠赴英國再轉到秘魯參加APEC 峰會，我們從電視上看到的曾特首講話都彷彿來自外太空般遙遠，在英國，他對首相白高敦講了；在秘魯，他對胡錦濤也講了；也是在秘魯，他對與會的商界領袖也說了，唯獨是他治下的香港市民沒有這一福氣。我們只是聽到林鄭月娥鄭汝樺的講話，她們說到新工程會招聘一萬建築工人也談到了港珠澳大橋；我們的官員說實話有的時候也真跋扈了一些，但在和區內其他官員相比還是很行的，鄭汝樺在廣州見記者談到大橋那次，站在她身旁兩位鄰近地區的官員全都給她比下去。謔而虐一點說，過去十幾天哪個外國遊客在香港光看電視新聞不讀報的話，包管以為香港特首便是那兩位娘家姓鄭的女官員。

除了周星馳在電影裏的對白，穩實的香港人並不愛聽吹水之言，但領導人以較為頻密的速率通報政府正在想什麼或者準備要做些什麼並非難以登天；在花旗集團股價一周暴跌六成，又或是美國再砸六千億美元救市之際，港九新界老百姓想知道我們也會出現這些環生險象嗎？這不涉及自由市場大原則，更與所謂bail-out 主義無關，人們只想從這塊地方最權威的官員口中知道，我們今天面對的境况到底是什麼。我們是humble 的， 「我把香港的命運扛肩上」、「我們決不投降」的戴高樂邱吉爾式豪言壯語都不要了，只要你出來說清楚講明白，可以嗎，曾先生？

當記者遇上領導人

有線電視中國新聞採訪主任司徒元在《四川地震香港記者反思錄》裏與訪者陳惜姿談到了訪問領導人。這篇短短的插文堪稱香港回歸以來最發傳媒人深省的答問，很值得人們細味在一問一答之間折射出的態度。

友台記者千辛萬苦，迫得正在災區巡視的胡錦濤對香港同胞說了幾句話。這在司徒元眼中，毫無壓力。

「我們最多只有四隊人，花一隊人等領導，值得嗎？」他已得到上頭同意，不派記者跟領導人。


……同時，他不贊成在如此國難前，香港記者仍老是要領導人對香港同胞說話。


「這是跨越幾個省的國難，在此危難關頭，為何還要領導人跟港人說話？我們為何永遠只看見自己？有那麼多東西可以問，為何不問問：豆腐渣工程有沒有人要受罰？……」

陳惜姿和司徒元這次見諸文字短短三百來字對話，足以列入今天香港的大學新聞系課程內，讓即將投入新聞戰線的年輕人，知道一個記者走到第一線時他究竟要做些什麼：是見大人而敬之畏之，抑或是見大人而藐之疑之。因為在回歸這些年來，香港市民讀到的看到的聽到的新聞報道，漸次向具有中國特色這一方向靠攏，表徵之一，是如陳惜姿司徒元對話中所敘及的那種，當記者遇上領導人，往往是言不及義問一些說了等於沒說的問題，就像是記者在地震災區遇上胡錦濤時，問的第一句是「你有什麼話要對香港同胞說」，訪問無非是要胡錦濤講一句「感謝香港同胞關心」，這與文革年間毛澤東會見紅衛兵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同樣貌似宏大實是空洞。

中國女排五連冠主教練袁偉民，訓練時要求球員發出一百個有威脅的好球，如果這些球沒有破壞力，他叫這些軟弱無力的發球做「菜球」；這些「你有什麼話要對香港同胞說」的提問，稱之為「菜問題」也無不可。

軟弱無力「菜問題」

這當然不是說從今以後碰上領導人時一句不問，而是當記者遇上一國之尊不必臉紅心跳，說到底大家都是人，只是崗位責任不同。司徒元說得好，遇上領導人要問的還多着哩，譬如領導人怎樣看待豆腐渣工程在汶川地震對學生帶來的傷害，又或是西方傳媒說震區一帶有核工業基地，地震裏這些工廠有沒有受到破壞。也許，有的人會怕問一些「笨」問題，可是新聞學入門說得很清楚，只有笨拙的答案而從無笨拙的問題。也許，若干年前江澤民勃然大怒那一回令不少準備在記者這行打拼的從心底冒出寒戰，然而過了這些年， 到底問的是simple and naive 還是答的是simple and naive，歷史已經說得很清楚。

當國家主席是特區官員

表徵之二，是把訪問領導人的提問局限在特區和中央關係，這是另一種幼稚。從APEC 峰會到中美會談或者胡錦濤溫家寶訪問中亞五國，香港記者不辭勞苦長途跋涉到萬里之外的異域採訪，有機會開口提問時，八九不離十是中央如何看香港。若是胡溫講幾句「查找不足」當然是大新聞，可若是沒有這些內容的話，就算是胡錦濤去的是解決金融海嘯的Ｇ20 峰會，記者也欠了問一句中國是不是要當新時代的金融世界發言人，或是中國會不會購買美國國債協助救市。這些有嗎，都沒有。二十年前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做夢也想不到，香港記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制裏扮演了一個前有未有的角色，就是把國家主席或國務院總理矮化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要不要為湖南流入香港的禽流雞打針防疫皇崗通關模式要不要延至羅湖關口港人內地子女來港會不會放寬——某些香港傳媒負責人要求記者在與領導人幾個照面間得出一句半句這些問題的bite，小覷國家主席或國務院總理的職能了。

前幾天在家裏亂翻書，意外找到美國廣播公司（ABC）電視台主播Sam Donaldson 成於一九八七年的舊書Hold on,Mr.President（《且慢，總統先生》），如果說，香港記者發問的是， 「菜問題」，Sam Donaldson 的問題就不只不是「菜問題」，簡直就是話中有骨。也許，從一向溫良恭儉讓的部分香港傳媒眼中，Sam Donaldson 是在標奇立異表現自己，我不否認裏頭帶着這些成分，但他在一旦總統沒有正面回應還轉過頭準備離去時，便喊出了hold on ,Mr. President 這句話，這不涉及禮貌不禮貌，而是人民既然選了你當總統，你就應該責無旁貸回答人民關心的事題。

吆喝總統首相大有人在

Sam Donaldson 不是對總統吆喝的唯一記者，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Dan Rather 更曾在全國記者會上與尼克遜互鬥嘴皮針鋒相對。就算連一向和順的日本記者，面對首相也不是禮儀周周。

日本由於各種原因，採訪首相的新聞傳媒是以代表（pool）的形式進行——文字記者、電台記者和電視記者各一，代表業內同行提出各樣問題。

香港收費電視台也有轉播日本NHK 的新聞報道，場景是這樣的：首相從辦公室出來，走到了一張小圓桌時就停步，記者一湧而上， 「總理……」，問題要多難堪就有多難堪，從民意直墜到政策失誤，那天晚上電視新聞裏首相不說上幾句回應時局，飯桌旁的觀眾絕不會放過他。

香港傳媒的具中國特色採訪的確令人啞然失笑。領導人說幾句無關重要的話放在頭條播出，這是內地思維作祟。中央電視台晚間電視新聞裏，領導人見外賓哪怕只是握個手拍個照也是頭條，以前的解釋是全國人民在電視上看見領導人心裏會踏實得多。香港電視觀眾還未至於看不見領導人會心裏感到欠踏實吧？若不，為何會一而再、再而三出現「菜問題」，這很值得好好想一下：千山萬水跑到災區採訪所為何事，是向觀眾讀者報道四川災民家園盡毁流離失所抑或是「感謝香港同胞關心」，是找出真相抑或是為了讓電視台的牌子出現在領導人面前。這裏頭牽涉的不止是專業態度，應該說，還有厚厚的一重見大人而畏之的思想。

啐他一口唾沫

不要臉到像陳水扁這個樣子也實在太罕見了，在近代中國史裏，只有民國年間的宋子文有陳水扁的七八成。一九四七年，傅斯年先生在《世紀評論》打響討宋第一炮，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長文裏，後來擔任台灣大學校長的傅先生是這樣寫的： 「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宋子文是誰？是一些人說「母儀天下」的蔣宋美齡的哥哥，是中華民國還在大陸時的財政部長和外交部長，是美國總統杜魯門氣得大罵「他們都是賊，個個都他媽的是賊（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們從我們給蔣介石送去的38 億美元中偷去7.5 億美元」的人。

不過，宋子文還知道世界上有禮義廉恥裏的「恥」這事，還不至於四處招搖撞騙說自己是救國救民。宋子文在國民黨退出大陸後在美國終老，沒有解釋他的財富何來，但也沒有說他歛財是為了反攻大陸復國大計。宋子文知道人民吃他不消，也知道中華民國吃他不消，他不像陳水扁那樣涎着臉說自已是為了台灣人民背負十字架。面對躲在台灣人民後面的陳水扁，人們能夠做的是朝他啐一口唾沫，或一口濃痰。

那天台灣的東森電視台全程直播陳水扁從檢察室移送扣留所的過程，陳水扁高舉扣上手銬的雙手以殉道姿態呈現觀眾眼前那十幾秒，我想起了一個人。李富國是八十年代我在紐約認識的台灣留學生，他那時是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博士候選人，是一個有點邋遢但心裏滿是熱誠的二十七八歲青年。李富國是台灣清華大學的最頂尖學生，畢業後到軍隊當了兩年少尉排長，再考取中山科學院獎學金到哥大念研究院，大概，當時的台灣政府很期望像李富國這樣的青年學成回台後能夠為台灣的核工業作出貢獻。用大陸文化大革命年代的話來說，李富國是又紅又專：學業專業水平精尖，滿腦子反共復國打倒台獨不在話下。

八十年代三種旅美台灣勢力

李富國到紐約後出現了變化，他逐漸和一批思想激進的台獨分子走得很近。儘管我說「走得很近」，但他決不是台獨的一員，李富國只是對台獨運動的理念感到好奇，雖然他是台籍雲林人，家裏也和陳水扁家一樣是務農。八十年代在美國的台灣人分成三類，一是絕對台獨，他們的政治組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FAPA）在國會山莊有一定影響力；一批是溫和革新保台派，追求的是一個更自由民主的台灣；最後是絕對的蔣家支持者，每次開會不僅要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還要高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一派。台獨人士的主要根據在西岸，東岸也有一些，後來回到台灣、那時在紐約市立大學的蔡同榮是其中之一。李富國和他的台灣同學極其量是革新保台派；死硬擁蔣派很多是風燭殘年的老人，數量也不多。

八十年代，台灣雖然有一點點的民主，但在今天的尺度而言那只是鳥籠政治下做個樣子，黨外運動是一閃即過，說不上是大氣候，但卻把海外留學生的心都攏在一起。李富國住在哥大研究生宿舍，哥大校園遍及曼哈頓上西城區一百○六街到一百三十幾街這一大塊地區，研究生宿樓是三十年代建造的那種Brown Stone 花崗岩房子。有次我去找他聊天，小小的房間內是堆得人高的參考書和吃光了的即食麵空箱，我拉他到百老匯大道和西九十八街交界的蜀湘園吃了一頓愜意的晚飯。李富國那天喝了幾瓶Miller 啤酒，半醉說他不想回台灣，因為台灣太沒有自由。

這些話在那個年代對外國人說出來不算是忌諱，對台灣人說卻要小心，留學生裏的職業學生多的是，一個小報告打回台北，小則台灣駐美教育部人員請你去談話，重則像保釣那批一樣，停了你的獎學金停了你的生活津貼停了你的中華民國護照，用劉大任的話說就是「保釣搞得山窮水盡」。留學生圈子不大，誰和誰是職業學生是公開秘密，這所以前兩年我在電視上赫然看到當年一個人所皆知的職業學生領袖在中南海和胡錦濤握手那刻，幾乎給嘴裏那口飯噎住便是這個原因。

那時李富國的博士論文有一點點不暢順，常見鬍子不剃雙手插着褲袋上衣鈕扣錯搭的在百老匯大道上漫無目的閒逛，間中在中國大陸學生會組織的活動上見過他，難得的是這個台灣長大的青年對大陸有興趣，謝晉的《衛國軍魂》招待留學生那次，我還遠遠朝他打招呼。不久之後，有人說李富國成了台獨外圍組織的活躍分子；既然是這樣，下場當然是斷糧斷水，前不到村後不到店，三十上下的大男孩由準科學家變成為政治人。那時只覺得李富國這樣做很可惜，這不光是他失去即將到手的博士學位，而是從打從念建國高中以來要當物理學家的理想灰飛煙滅。一九九一年一月底我離美回港，臨行前李富國來我家打邊爐，窗外大雪紛飛，窗內的小圓桌旁的客人說決定放棄學位投身台灣民主化運動，他準備回台參加黨外組織。出門時，我塞給他一本Paul Johnson 的Intellectuals。

回港後這些年，李富國這三個字再沒有人提過，上網查台灣高等院校名冊，類似的名字不少，但肯定不是當年那個深度近視的李富國。不知道李富國後來回了台灣沒有，但在美國教書時說過「台灣文字與中國字不一樣」的蔡同榮最後回去了還當上民進黨大員。大路朝天，各走一邊，人人走的路不盡相同，對於那些曾經丹心一片拋棄所有縱身投入運動洪流的朋友誰都會尊敬，支持台獨擁護統一，起始時都是一顆純潔的心；可是歲月丕變像陳水扁那樣壞了心腸走上歪路的大有人在，名成利就外帶幾百億黑錢，恬不知恥說這些存在私人戶頭裏的巨款是建國基金。難得的是有人仍然堅信陳水扁的建國論，渾忘今年五月前的八年，陳先生擔任總統期間「台灣建國」這四字從未說過出口。

為陪葬掉的理想可惜

中國歷史裏這些不是唯一案例，信膺一種主義一種思想落得國破家亡的不勝枚舉：一九七六年前的中國大陸任由毛皇帝無法無天，緣於八億人民以為中南海裏那位湖南教書先生仍是三十年前的「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諷刺的是，在蔣介石反共殺共教育下成長的台灣竟然重蹈中共覆轍，也吃狂熱個人崇拜這一套，以為陳水扁這「台灣之子」仍是二十年前黨外運動那個辯材無礙的台灣之子。陳水扁扣押在牢這幾天，台灣傳媒用得最多的字眼是「台灣的悲哀」，我沒有感到悲哀，只是為十七年前寒夜離我而去的李富國和與陳水扁陪葬的那一段理想可惜。

寒流下的倔強

到芝加哥的次數不算多，只知道這城市屹立湖邊，冬季從北極颳來的西伯利亞寒流寒風澈骨，因此芝加哥又名風城（Wind City）。

芝加哥和紐約都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紐約有全球最大的股票交易所，芝城也有規模第一的期貨交易所；紐約有巨人美式足球隊和尼克籃球隊，芝加哥的熊隊和公牛隊也是強中之強；再傲慢的紐約人碰上芝加哥人也不敢隨便造次。

奧巴馬的政治生命發足點在芝加哥南部一個貧民區，所以他的競選總部在這裏，連祝捷大會也在芝城的格蘭特公園舉行。奇寒刺骨氣候下成長的人才會有那股不屈不撓，奧巴馬開始參選總統時沒有人看好， 「能打敗希拉里嗎？」、「能打敗麥凱恩嗎？」、「黑人能嗎？」希拉里倒下，他代表民主黨出戰；金融海嘯前落後七個百分點，他一場一場的參加競選造勢大會，一個百分點一個百分點的追上去。沒有僥倖這回事。這令人想起芝加哥寒風下的倔強。

香港市民似乎都成了奧巴馬後援會香港分會成員，身邊認識的和不認識的，都既鋤強扶弱更有禮失求諸野的投射——回歸至今11 年，香港市民還是沒有權利直接選出自己心儀的特首，於是把這一股腦兒全轉送奧巴馬（關於這一點，有心人再也不要鑽空子說美國總統選舉不是直選，以證諸香港不宜直選。沒有人會吃這套偷天換日的）。

幾時我們也有自己的奧巴馬？

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奧巴馬奏凱那天晚上，眼利的電視新聞攝影師在人海裏找到淚如泉湧的杰克遜牧師（Reverend Jesse, Jackson ），大片灰白的黑髮下是稍微發胖的臉龐，欣慰是當年的勇敢強悍無畏無懼仍可在眼角皺紋裏找得出來。我不知道已成為候任總統的奧巴馬遇到杰克遜時會做什麼，我猜，那應該會是一次沉默但熱烈的擁抱。

選舉之後第二天清晨，我起了個大早在電視機前看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晚間新聞。在這家代表美國新聞業自由派重鎮的電視台，主播和記者之間迹近亢奮的對話，讓人感到像是在沉沉黑夜之後打開厚厚窗簾讓陽光直奔屋裏的明朗。就這麼快，只是《民權法案》通過後四十四年光景黑人就當上了總統，說實在，那刻我還有一點抓不住現實的虛空。

說得老套一點，杰克遜牧師是生不逢時，嚴格來說，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馬丁路德金牧師遇刺死亡後，唯一能夠接過金牧師薪火的便是杰克遜。一九六八年是美國混亂的一年，越戰引發的大規模反戰運動令全美上下頓失滔滔，羅拔甘迺迪在競選集會被殺，尼克遜大選得勝上台宣示保守主義極致的冒頭，黑人民權運動出現兩條路線的鬥爭：杰克遜和平理性手持聖經走上街頭，以大量的社區工作從基層喚醒黑人民眾他們有權參與政治；那邊廂，黑豹黨以暴力推行革命，一身黑皮衣黑眼鏡手持衝鋒槍穿州過省與聯邦調查局探員火併。我的老師Todd Gitlin 一九八七年寫的一部《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說那是憤怒的日子，沒有比這更貼切的了。

從聖壇走到地方

在美國警特強力打壓之下，黑豹黨死的死逃的逃，動輒幾百響的瘋狂槍戰使得激進黑人民權運動在社會上受排擠，同一時期，杰克遜的農村包圍城市策略開始深植經濟凋敝的美國最底層社會，各地湧現一批又一批社會運動黑人牧師，包括紐約市的大鬍子Al Sharpton，他的做法比杰克遜激進，但卻在移民雲集的布魯克林區最受歡迎；也有芝加哥聖三一堂的Jeremiah Wright，他對族裔之爭有頗為極端的看法，八十年代在芝加哥貧民區做社區工作的奧巴馬與他頗有往還。黑人牧師從聖壇走到地方的戰略，令到黑人民權運動找到落腳點，也找到休養生息的空間。

七十年代美國發生了震撼心靈的水門案，一國之尊的尼克遜總統涉及政治竊聽，為了掩護黨羽，尼克遜視司法如無物，一夜之間革除自己委任的水門案特別檢察官考克斯，對美國賴以立國的三權分立帶來重重的一擊，史稱星期六晚大屠殺（Saturday Night Massacre）；兩年之後，尼克遜辭職，美國跌進開國二百年從未遇過的信心真空，加上石油危機觸發經濟大規模衰退，美國國際形象低落，國不成國家不成家。黑人民權運動也在這一時刻不由自主拖慢步伐，轉以社會工作形式全面進入萬戶千家。今天看來，這些社區工作我們身邊每天都有發生，香港的何喜華和他的伙伴的社區組織協會便是其之一，然而早在三十多年前，在大洋彼岸的黑人牧師們已經拔腿走出第一步。

列根一九八一年上台，美國全面進入總保守年代，黑人民權運動在自由市場經濟高唱入雲的日子難以伸展，唯獨是杰克遜在幾次全國觸目的社會運動裏逐漸打響名堂。一九八四年大選，卡特當總統時的副總統蒙代爾出馬挑戰列根，民主黨內部燃起了各種不同聲音，其中一種是由杰克遜來當副總統候選人，可惜當時美國社會還未完全接受黑人副總統，况且經濟情况也不至於差勁得要來一個天翻地覆的巨變。最後，蒙代爾挑選了科羅拉多州女眾議員費拉蘿，弱兵餓馬碰上了風華正茂的列根，民主黨在選舉人票裏只在蒙代爾的家鄉明尼蘇達州勝出，其餘四十九州全都輸光，民主黨幾十年來沒有像這樣慘敗過。

黑人副總統的第一個希望

杰克遜看到民主黨內部多元主義的興起，決心在一九八八年大選出山。今天看來，那是一個極為精準的政治判斷，因為列根幹了八年不得不退下來，共和黨手頭上的健將不多，老的是副總統布殊、參議院領袖多爾，少壯派只有政治評論員貝坎南以及眾議員坎普；民主黨推出的是麻省州長、哈佛大學教授杜卡基斯，賣點是貨真價實的自由派理念。初選期間，杜卡基斯和杰克遜叮噹馬頭，第三名的前太空人格林遠遠落後，人們以為美國主流政黨這次該會出現黑人副總統候選人了，杜卡基斯卻在最後關頭挑了本特森，把本來信心滿滿的杰克遜甩在一隅。民主黨內群起嘩然，美國社會最主張民權的民主黨倒過來看扁黑人，布殊陣營馬上抓緊戰機大打抹黑牌，把民主黨支持的假釋政策指為「罪犯再製造」，民主黨束手無策，眼睜睜再輸掉一次大選。

杰克遜是一個decent 的政治家，他沒有和民主黨高層吵架，他明白他的黃金時代已在競選專家的謀略和計算的指縫間慢慢流逝。一九九二年，克林頓以摧枯拉朽的強勢轟下布殊，然而克林頓的管治精英班底容不下一個牧師。民主黨的核心已然由東北部的洋基轉到南方保守白人，耶魯大學法學院出身的克林頓夫婦鐵了心要用他們的方式來改變美國，他們準備了由上而下的改革日程。回首前塵，我們今天細看克林頓第一屆政府的班子，那豈止是耶魯哈佛同學會，更是精英中的精英的Rhodes Scholarship 校友會。杰克遜獨缺這一圈光環，他重回社區，那裏才是他溫暖的安樂窩。

用心改變民權運動軌迹

奧巴馬上台，美國黑人社區奔走相告，國務卿賴斯在官方場合以個人身分說出肺腑之言，清談節目主持人溫弗里眼淚在眼眶來回打轉。這都很正常。在合眾國的二百三十二年歷史裏，在南北戰爭結束後的一百四十三年，在馬丁路德金牧師遇剌之後的四十年，在杰克遜牧師在民主黨大會遭受羞辱後的二十年，黑人孜孜不倦改造社會的視野改變人們的看法，有人用槍，有人用刀，有人用文章，有人用選舉；杰克遜不一樣，他用心，他改變了黑人民權運動的軌迹。在歡呼美國改變的那夜，在射燈從頂至踵籠罩奧巴馬的時候，在那人如潮湧心潮逐浪高的二十萬人歡呼聲中，杰克遜牧師豆大的淚珠撲簌而下，他終於等得及在人生暮年看到美國丕變的歷史一刻。

（二○○八美國大選日誌之三．完）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近代美國政治意義最重大的總統選舉結果揭盅只是幾十個鐘頭後的事。說它意義重大，是因為美國開國二百多年來，今年是第一次有黑人代表主流政黨角逐總統；了不起的是，這位黑人候選人長時間在民意調查遙遙領先對手麥凱恩，對於二戰後才發軔的美國現代黑人民權運動而言，這是天翻地覆的飛躍。

倘民意調查結果準確的話，此刻我們應該站在歷史的門檻前了，然而近鄉情更怯，這個揭櫫於十九世紀中葉Harriet Beecher Stowe《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發揚光大於馬丁路德金牧師的黑人之夢，到底會不會too good to be true 臨門一射飛天，很大程度還得待十一月四日那天，人們走進那道布簾後的投票間按下投票機扳手前一刻到底在想什麼。

不是不信奧巴馬支持者的政治人格，但選舉當天一夕翻盤並非罕見，一九九二年英國大選，工黨金諾克投票那天早上仍領先保守黨的馬卓安，詎料下午風雲變色，馬卓安從後殺將上來一舉踢翻老金。那一年，保守黨苦戰而勝，黨主席帕滕保住了江山卻丟失在Bath 的議席，馬卓安對折損這員大將心痛之極無以為報，遂派他到香港當末代港督，還改了一個漢名「彭定康」。至於美國人喬治布殊，二○○○年大選死纏百賴到最後一刻不放棄，棒球術語有一句It's Not Over Till It's Over，形容這些人可說是切合不過。

英國人的故事已成過去，美國人的故事還未開始。

八十年代末我在北加州閒着沒事幹，為競逐聯邦眾議員的民主黨人Nancy Pelosi 跑過幾天拉票。

Nancy Pelosi 如今仍在眾議院，她二十年來連續當選不輟，加上眾議員退的退老的老，今天她已是眾議院議長，美國權力榜上僅次於總統和副總統，也就是說，哪天不幸美國正副總統不幸雙亡，Nancy Pelosi 就會接任總統。那次競選Nancy Pelosi 順利勝出，但有一事至今不忘，那便是黑人選票並不可靠，因為造勢拉票時，黑人支持者傾巢而出，浩大的場面會令人以為若這些人都在選舉日出來投票的話，候選人想輸也難。

黑人選票不可靠

選舉之後，各方回報的情况頗出乎我這個香港人意料之外，黑人的投票踴躍程度和選前造勢時相去十萬八千里。這些跑票現象全國都有，過了這麼多年，我還清楚記得那競選頭頭說的一句話， 「咳，如果黑人都來投票， 我們今天就能選出Jesse Jackson 當總統」。Jesse Jackson 是牧師，是美國政界八十年代最活躍的黑人，當年他在民主黨內初選排第二，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初選得票最多的杜卡基斯卻沒有選他當副手。我還記得幾份自由派報章毫不掩飾的訝然，像是看見外星人來到地球那樣目瞪口呆。

奧巴馬一度在民調上領先十幾個百分點，如今逐漸收窄，令人想起二十年前三藩市民主黨競選頭頭那一番話。我最怕是黑人十一月四日那天不去投票，而自許是「自由派」的白人走進投票間後卻把票投給麥凱恩。

這樣熱切希望奧巴馬勝出，不是我討厭麥凱恩，也不是我與奧巴馬曾經都是紐約百老匯大道西一百一十六街地鐵站常客而有街坊之誼，更不是因為我為Nancy Pelosi 競選總部當過幾天跑腿愛上了民主黨，而是實在太想黑人有出頭天。我在紐約生活差不多七年，很長時間都住在哈林區邊緣的Lenox Avenue，這樣我才敢越俎代庖為黑人講一句公道話：黑人實在太需要激勵了。黑人不是白人傳媒筆下只懂打球或淪為搶匪那些，黑人也有在其他範疇的出色人物，那時我家不遠處有一所高中，經常主辦鄰舍同樂日活動，有次請了一位校友回來演說，那是一個名叫格蘭特的黑人青年，身穿湛藍色空軍軍服，頭戴貝雷斜帽，昂首挺胸踏着正步走上禮台。

右手一揚便是軍禮，台下掌聲雷動，格蘭特說起自己從貧民區少年變成空軍轟炸機機師的故事；那口紐約黑人特有的混濁元音腔調，如詩如歌般訴說着一闕奮鬥史。

美國中學畢業生要進空軍軍校比進哈佛耶魯還要困難，成績全A 不在講，還要有兩個聯邦議員簽名背書才有資格甄選，四年後畢業轉進飛行學校學開飛機。格蘭特講了十幾分鐘，掌聲打斷了十幾次，台下小師弟眼裏滿是艷羨仰慕，我從不懷疑這是他們的夢想，這不是因為空軍的穩定收入，也不是那身漂亮軍服，而是可以憑知識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也許不能令人相信，老奸巨滑的美國佬裏頭也有天真爛漫的一群，是的，這些人追求的是一個個曾經發生在別人身上甚至哪怕是虛擬人物的成功夢。

美國把這叫做角色模範（role model）。舉一個虛擬人物成為角色模範的例子，十幾年前，湯告魯斯拍了一部海軍飛行員電影《壯志凌雲》（Top Gun），由於小湯演得太帥，當年馬上就有超爆棚的青年投考海軍飛行員，以至其後幾年的名額都給填滿。

現實裏，籃球飛人佐敦也是黑人青年的角色模範，他們不僅把佐敦的飛身扣籃技術學上手，而且也學習了佐敦的好學——當上NBA 球星後，佐敦在球季歇暑時回到母校北卡羅來納大學補回學分，成為黑人世界傳頌一時的美事。

角色模範強佐敦一億倍

奧巴馬入主白宮，若視這純粹是民主黨左派執政的政治改朝換代不免過於簡化，準確地說，這肯定會帶出奧巴馬總統對黑人以及少數族裔青少年的承先啟後效應——原來，黑人格蘭特可以當戰機機師，日裔早川雪（S. I. Hayakawa）可以當國會參議員，黑人鮑威爾可當上俗稱Top Soldier 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四星上將，華裔趙小蘭可以當勞工部長，黑人賴斯是國務卿，黑人更可以是美利堅合眾國總統，搬進華盛頓賓夕法尼亞大道一千六百號那幢叫作白宮的屋子。奧巴馬的role model 效應比佐敦強一億倍：做人只要自強不息，美夢就可成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奧巴馬這一步邁出去，改造的不僅是美國政治版圖而是美國非洲裔的自尊，推動了這個百多年前尚是奴隸的族群重新肯定自己。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官場職任只是過眼浮雲，權傾天下的美國總統說到底不過是一份工，可是奧巴馬上台帶來的是千秋萬世的深遠影響而非四年的朝花夕拾。此刻，奧巴馬肩膀上便是這一份期待。

P.S.

奧巴馬若當選，美國肯定在另一個政治範疇佔盡優勢，那是關於人權/民權的爭論。當美國官員就人權民權問題與他國官員針鋒相對，美方官員縱然如何不濟，但必能靠一句話反敗為勝， 「是的，主席先生，你有你的道理；但是，主席先生，請不要忘記，我國的總統是少數族裔，而你們卻打壓少數族裔」。奧巴馬入主白宮，除了貿易保護主義勢必抬頭，政治道德上也會得勢不饒人，人權紀錄平平的國家得小心了。

二○○八美國大選日誌之二

眼中刺未歸邊

看樣子，就算麥凱恩奇蹟地在選前最後兩個星期絕地大翻身，在民意調查落後十個百分點的劣勢下擊倒奧巴馬，也不可能贏得美國傳媒的支持。過去兩天，東西岸兩份大報《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磯時報》在社論裏公開了立場，都表示支持奧巴馬當總統，人們很自然把目光放在被視為共和黨喉舌《華爾街日報》的取向。當然，也是在這個星期表態的《紐約時報》，早就被社會劃入支持奧巴馬這一邊。

除了這兩份大報，加上對麥凱恩持「不友善」態度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不信？請上YouTube 看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主播Katie Couric 訪問佩林的片段，CBS 對麥凱恩的大殺傷力武器就是這位女主播；克林頓當總統時頭號幕僚斯特凡諾普洛斯擔任華府特派員的美國廣播公司（ABC）自是更不待言——說今天的美國是自由派傳媒當道一點都不錯。縱使保守派龍頭《華爾街日報》一言九鼎，但金融風暴下美國社會對親商界傳媒的強烈反彈，傳媒這塊陣地麥凱恩是不可能贏回來的了。

和世界其他許多有普選的地方一樣，傳媒戰是選舉政治裏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美國作為所謂西方民主大國，這個情狀更是明顯，所不同的，美國主流傳媒都算能夠恪守中立的原則，所謂中立，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形式主義中立，而是誰做得好就讚誰，誰出事就扒誰的糞。當然，人之所以為人，不一定都能做到《聖經》裏所說的「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這樣的高境界，於是就出現前不久麥凱恩指控《紐約時報》抹黑他的炮轟。

抹黑大選主要成分

抹黑是美國選舉政治文化的一個主要成分，各式黑函黑電話黑電郵滿天飛，這裏頭大概可分為黑色和桃紅兩類顏色，黑色是政經指控，比如說某候選人暗收賄賂濫用職權，桃紅則是緋聞女色之類。主流傳媒收到這些，尤其是後者大都丟進廢紙筐，從男女不倫關係帶出的人格謀殺在美國近代選舉史留下的記印不多，勉強來說，一九八八年民主黨頗有前途的參議員Gary Hart 被指有婚外情，未到黨代表大會就自行引退算是僅有的一宗。對桃色傳聞的報道，主流傳媒非不能也，而是實不為也，特別是《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這倆一個把國防部越戰機密文件曝光，一個把尼克遜總統拉下馬的大報，都鄙視這些下三濫選戰陰招。

但只要涉及政治經濟權力的，那就大報小報自由派保守派傳媒都當仁不讓。麥凱恩投訴《紐約時報》，說這份日銷百萬的老報「新聞道德失落」，「百分之一百五十站在奧巴馬陣營」。麥凱恩陣營緣何大動肝火卯上並不好惹的《紐約時報》，原來是《紐約時報》在麥凱恩陣營炮火連天的這天上午，刊登了一段新聞，說麥營選舉經理戴維斯，之前收取房貸巨人房利美和房地美二百萬美元，作為阻止政府向房貸業訂立嚴苛條例的費用。

Legacy 《紐時》的回應面對這種指摘，《紐約時報》有理有節，執行編輯凱勒發表一頁聲明，如果問，二○○八年美國總統大選除了選出總統還能留給美國人什麼財產（legacy），應該是凱勒這篇回應：「《紐約時報》傾力於全面、公平、進取報道候選人；提出難堪的質疑，在候選人的聲明和廣告裏找出不實之處，審視候選人的計劃、立場、個人歷史及顧問，這些都是我們的工作。候選人和他們的選戰操盤者會對這些監察感到不自在，但這些都是我們讀者所期待並且應得的」。

從業績營運而言，《紐約時報》這些年比起在他們以南幾十條街的《華爾街日報》稍見遜色，然而在這場面對質疑「傳媒操守」的紙上戰爭，《紐約時報》是決心不再容許第二次豬灣事件敗壞報社清譽。一九六一年四月，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了一批古巴流亡分子，準備登陸古巴推翻卡斯特羅政權，《紐約時報》記者神通廣大，在部隊出動前得到消息準備刊登。當時上台僅三個月的總統甘迺迪親自打電話給《紐約時報》老闆，最後出來的是這條大新聞低調處理，除了不作頭條，還用了小號字標題。不久，豬灣事件爆發，古巴反政府分子全軍覆沒，美國社會對《紐約時報》非議極多，更多人質疑的是該報是否仍然恪守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的立場。事件引起《紐約時報》內部反思，兩年之後，記者掌握另一條消息，美國軍方即將出兵古巴空襲導彈基地，這回又是甘迺迪打電話給《紐約時報》老闆。描述古巴導彈危機的電影《十三天》裏有這一幕：深夜，電話響起，穿著睡袍的老闆睡眼惺忪拿起電話，半晌後說， 「上次那回事，我們已經無法交代」。

決心不容第二次豬灣事件

麥凱恩幕僚警告《紐約時報》的做法是典型的spinning，麥營核心把不利自己的報道標籤為抹黑，再用新聞道德這詞構建出有如地雷陣的真空地帶，不讓傳媒進入，入則必死，企圖清出淨空讓麥凱恩安全通過。顯然，四十年前吃過虧的《紐約時報》不吃這一套，報社的聲明最後一句最是可圈可點——麥凱恩再死撐下去，即是與全民為敵。這話一出，麥營知道遇上對手，一句話也纏不下去。

傳媒自由派守護神自許

在今年大選的美國傳媒戰場，麥凱恩陣營忽略了最重要一點，就是先天認為在布殊八年任期後美國傳媒都已全部歸邊，全部舉手擁護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作出這錯誤判斷，注定麥凱恩難以在選舉奏凱而回，因為從本質而言，美國的主流傳媒都以自由派守護神自許。必須指出，美國傳媒裏的自由派不是必然等於民主黨，概其而言，傳媒胸臆中的是年代久遠的開國理想， 這既包括了Thomas Jefferson 的古典自由主義，也有James Madison 撰寫的《憲法》本義「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在講究市場忽略了人民角色的共和黨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眼中，毫無疑問會認定自由派便是左派便是社會主義，自然而然認定自由派傳媒的醜聞報道是抹黑，卻全然不知自己臉上手上已滿是墨黑。此刻麥凱恩陣營需要的不是幕僚，而是一面鏡子。

2008 美國大選日誌之一

敬謝晉胡佳

我對謝晉導演是有着衷心敬意。儘管謝晉的電影語言說不上是出色，準確一點說他的電影技術在現代電影世界是屬於解放前的舊年代——一個長鏡足有幾十秒，動不動就來一個大頭特寫獨白；與其說這是電影手法，毋寧說這是劇場紀錄片的一種形式也許更恰當，我想，這所以他的《舞台姐妹》拍來得心應手。

但這不會稍減我對謝晉的敬意。謝晉在文化大革命後乍暖還寒初春裏的傷痕文學三部曲《天雲山傳奇》《牧馬人》《芙蓉鎮》打開了十億中國人民心窗，在那個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貼大字報到後來因為「泄露國家機密」被捕下獄的令人既興奮又傷感年代，謝晉的電影讓人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中共治下的中國人民原來還懂得反思。

剛過去的一個星期，發生在中國的事情遠比在美國發生的要令人揪心——謝晉參加母校活動時去世，也在這一個星期，胡佳獲得歐洲人權獎，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批評這是「干涉內政」。〈二○○八美國大選日誌〉這個星期暫停一次，我在這小小的篇幅裏向謝晉和胡佳敬禮，他們都是我們的骨肉同胞，都是可敬的中華兒女。

一個電影工作者可以留給後世的電影有三部之多，無論如何都是殊榮。謝晉的電影年譜以文化大革命為分界線，文革前的《舞台姐妹》《女籃五號》《紅色娘子軍》是歌頌新中國的宣教電影，然而十年浩劫後的謝晉卻大膽走出了第一步。當全國上下在打倒四人幫的拘謹忐忑下如履薄冰戰戰兢兢時，當中共中央還糾纏於毛澤東的功過仍在對文化大革命評價爭論不休時，謝晉的《天雲山傳奇》率先對從「反右」運動到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禍國殃民歷史展開了反思。

《天雲山傳奇》洗滌心靈的自省年輕或者善忘的香港市民，大概不能想像在「給中國一個機會，還世界一個驚喜」的北京奧運氛圍下的中國，曾經有過連思想解放也要中央批准的荒謬。《天雲山傳奇》面世是一九八○年，距離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還早了一年，在爭辯對從毛澤東到文化大革命功過蓋棺定論的朦朧時期，謝晉拍出了《天雲山傳奇》。二十八年過去，當我們再次省視這段日子和這部電影，很明顯它受到一九七八年《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正面影響。這篇如今已經成為中共從封閉走向開放的里程碑文章，從根本上推倒華國鋒在打倒四人幫後，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兩個凡是」僵化思想。

《天雲山傳奇》的反思，就是從今天內地的政治尺度來說都是令人驚訝的，當人人都說要往前看和諧社會時，謝晉帶給中國人民的是足以洗滌心靈的自省。在謝晉的三部曲，電影裏的反面人物不乏書記幹部，正面人物卻都是「老運動員」——只要政治運動一來，他們馬上成為眾矢之的吃盡苦頭——這些曾經被視為舊社會渣滓的不同政見者或許連不同政見也說不上的小人物，無端因為家庭成分或是海外有親友甚至只是在會上講了一句對毛主席不敬的講話而遭殃。《天雲山傳奇》講的就是這些人的二十年坎坷人生，隱喻老百姓在教條主義下的無助無奈無望。

叫人民長噓一口氣

也許，看慣了荷李活電影的我們會對謝晉電影不慣，但事實是沒有一部荷李活電影可以如此令中國人民在看完電影後長長噓出一口氣。《天雲山傳奇》在北京舉行試映會，電影編劇魯彥周特意到戲院看觀眾反應：試影結束後，場內鴉雀無聲，然後斷續傳出哭泣，一分多鐘後突然爆發出熱烈掌聲；一個解放軍知道魯彥周是編劇，跑到他面前霍地敬了一個軍禮。《天雲山傳奇》當時掀起儘管今天中國遍地戲院也不會有的回應，全國一億五千萬人次看過這部電影；魯彥周收到幾麻袋來信，從鼓勵稱讚到請他平反冤案的都有。

傳承中國知識分子勇氣

中國知識分子的勇氣是可以傳承的，當我們在漆黑的戲院裏思索中國人民究竟做錯了什麼而得到這場懲罰時，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義無反顧承襲他們的前輩邁步走上大路。這些人走的路幾乎如出一轍，都是抗爭之後受到懲罰，其中包括了胡佳。與之前官方所指的「反革命分子」不一樣，胡佳是社會活動家，也是環保人士和愛滋病工作活動家，同時關心民主和人權。

當愈近北京奧運，胡佳受到的官方「關注」也愈來愈大，二○○四年，胡佳因為同情「六四」事件受害者及關心愛滋病，關始遭到公安人員拘押和軟禁。二○○七年十二月，胡佳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指他透過互聯網報道中國涉嫌侵犯人權的消息，今年四月被判入獄三年半。國際社會對此作出批評，中國當局則以「內政不容干涉」反駁，隨着北京奧運臨近，胡佳這個名字在歡呼聲的海洋裏漸次淹沒，取而代之的是五環白旗和紅衫軍亢奮。

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後湧現了像胡佳那樣的維權人士，於策略運用而言，胡佳以及他的伙伴實是竭力不讓中國政府當局抓到辮子，他們關心的是社會公義是否得到彰顯而不全是政治上的訴求，工作的對象也多在於一些社會低下階層而不是推翻政權的革命一代，應該說，在久歷生死搏鬥的中共眼中這是比較溫和的一類人。可是，現實往往是當只要有那一丁點足以挑戰權威的苗頭冒現時，中共就是不會讓這些溫和抗爭者立足，就是要把維權的星星之火消滅於萌芽狀態，把公民社會的一點點種子扼殺淨盡。

不要被西方利用?

對於胡佳，中港社會裏有一種說法，胡佳不應接受歐洲人權獎，不要被西方利用來攻擊中國。對於這種老掉牙的說詞，毋須動氣也不必慨憤，人民以及人民的權利，對這些人來說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便宜行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這句一九四五年總結抗日戰爭的名言說到底是有其獨特時空背景，那時中國還未解放，打跑蔣介石趕走國民黨還須全國人民支持；中共得天下之後則是另一回事，全都彰彰明甚歷歷可考，只要雙目清明的就能夠看清楚。

從毛主席到曾主席

新科特區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議事堂上在鏡頭前在記者詰問下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就他是不是中共黨員說了一些邏輯上不可能找到「曾鈺成是黨員」或「曾鈺成不是黨員」結果的片言隻語，不免替他感到扼腕——都二十一世紀了，中共也不是三十年前的鐵板一塊，真不明白要承認自己是黨員會是如斯難開口如斯難為情。

這是香港親中政治人物的死穴，每被問到「你是不是中共黨員」時，好辯如曾鈺成只能耷着頭半帶尷尬地苦笑棄權不語。大陸上中共黨員多達七千萬，早些時中共舉行全會，新華社發出一張乒乓女將張怡寧和王楠會見記者的新聞照片，照片裏女黨員張怡寧王楠與球桌旁的女運動員張怡寧王楠同樣英姿颯爽，只是運動服換了西服，手裏的球拍換了攥成一卷的文件，張怡寧那笑靨更遠比她在球場上的酷來得親切。

中共黨員不是血盆大口也非青面獠牙，連資本家也三步併作兩步入黨趕時髦，為什麼曾先生如此忌諱？ 文安裕說穿了，這是中共的策略，在特定時空之下，中共黨員的身分可以公開，但在另一時空下卻不必揚出來甚至不給你當黨員，免你礙了大事。

曾鈺成面對的是時間上還未成熟到可以讓黨員在香港公開身分，從工作上來說中央也會認為沒有中共黨員身分會更有利。我方才說中共不是鐵板一塊的原因，在於解放前中共與國民黨在白區鬥爭經驗有直接關係，蔣介石清黨之後，對中共黨員是見一個殺一個，完全弱勢的環境公開黨員身分還不是死路一條？香港社會當然不至於見一個中共黨員就殺一個，但中共中央應該還不會頭腦發熱到像那些招搖撞騙半明半暗說自己是「同北京有聯繫」的所謂親中人士一樣——儘管那些「聯繫」揭破了只是他娘的大姨的孫子的表姐夫是北京破鞋胡同街道委員會候補成員這種關係——香港還只是呱呱墮地僅十年的特區，實在沒有必要讓中共打開門口做生意。

可以公開可以掩藏可以不讓你入黨話得說回來，一旦中共耍起彈性絕對是這些年親歷許家屯拍桌子說「按本子辦事」，或是吳邦國「中央授予你多少權，你就有多少權」這些頤指氣指講話的香港市民所不能想像。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是中共建政後官方地位最高的非中共黨員，官至共和國國家副主席，可是，到了孫夫人一九八一年五月去世後，中共文宣部門公開史料，原來國民黨中央委員出身的孫夫人三次要求加入中共，兩次遭到拒絕。中共對此直認不諱，官方史料說， 「宋慶齡曾三次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她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嚮往和追求，早已具備了入黨條件，黨中央早已把她看作黨外的布爾什維克了。只是覺得她暫時留在黨外，對統戰工作的意義更大，所以前兩次都沒有正式讓她辦理入黨手續。為此她也很是理解」。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四日晚，宋慶齡病情惡化，翌日早上，她向前來探病的彭真、鄧穎超、王光美等第三次提出入黨，並將要求接連重複三次。彭真即把這轉給胡耀邦，胡又迅速轉告鄧小平等政治局委員，政治局當日下午緊急會商，通過《關於接受宋慶齡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的決定》，並建議人大常委會委任她為國家名譽主席。

國母宋慶齡「三次入黨」

縱然是中共跟着馬恩列屁股後面轉了幾十年，可是對於孫中山先生這一位中共立論為「革命先行者」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必恭必敬，這當然有着極多的統戰成分在內，但中共也清楚知道孫先生是提出聯俄容共這四字原則的第一人。中共常說飲水思源（倒過頭來當然是秋後算帳），况且台灣還未解放，對此念茲在茲的周恩來總理臨終前不久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特地把統戰部長羅長青叫到牀前，問到了台灣的情况，並一再囑咐「不要忘記台灣的老朋友」。把對台統戰做到去世前還放在心上，國母宋慶齡的作用當然比起「台灣老朋友」更大，中共史料說宋慶齡三次入黨，頭兩次「沒有正式讓她辦理入黨手續」，到底是誰向宋慶齡說「不」，放眼那個年代的中國，恐怕只有中共主席的毛澤東以及與宋慶齡直接聯繫的周恩來。

宋慶齡是滿是農民出身的中國共產黨通往世界的窗口，中共通過畢業於美國名牌大學衛斯里女校、一口美國南方英語的宋慶齡，做出了強如周恩來也做不來的外對歐美淡化中共好戰色彩內對台灣加強統戰回歸的工作。本來，宋慶齡單憑這兩點就夠入黨有餘，詎料中共雖有幾千萬黨員，卻就是不接受宋慶齡，這是一九四九年時滿頭發熱的中共有着足夠的務實和自知之明之故。中共對宋慶齡申請入黨的處理，放在香港身上一樣行得通——香港是中共向世界展示一國兩制誠意的窗口，更是向台灣示之以誠的唯一示範單位，八十年代，香港左派大都聽過，共產黨回歸後要在香港掛牌是不可能的，解說是「香港情况複雜」，其實是中共考慮到一旦共產黨在香港公開身分，那末港英可能馬上讓國民黨在香港合法活動，到時候，美國共和黨民主黨英國保守黨工黨都可大張旗鼓在港九新界設支部。再者，中共信奉馬克思恩格斯，當是唯物主義信徒，客觀說，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香港並不是主流，再準確一點，中共在一九六七年後的香港更被視為搞事者，中共中央若允許共產黨在香港公開運作，反應肯定不會是正面。這一思考從八十年代迄至回歸，應是中共中央處理中共黨員在港身分的主要框架。

時移勢易，這一思考在曾鈺成事件身上卻似乎出現微妙變化。曾鈺成從毛主席的好學生成為立法會的曾主席，是不是隱喻了中共長久以來的取態出現根本調整：以曾鈺成對國事世事的洞識，以他的香港大學數學系一等榮譽畢業的邏輯推理能力，不可能不知道當他出來競選立法會主席，中共黨員的身分這一命題會成為比起他參選還要觸目的焦點。既是如此，緣何曾鈺成冒着閉口不答的窘迫也要出來參選，是親中派裏只有他一人始能當主法會主席還是別的原因，很值得分析推敲。

試探港人反應

假設之一，是曾鈺成料不到會被質問他的中共黨員身分，但答案肯定是「不」，以中共不打無把握之仗的鬥爭思維，不可能如此托大失分；假設之二，是中共在港黨員公開承認身分的政策上出現試探性的調整。

無疑，中共是亟欲了解曾鈺成在不承認不否認中共黨員身分的情况下頂着立法會主席這帽子的社會反應，尤其是在二○○三年七一大遊行發生後，市民對此的態度是中共制訂香港政策極具價值的調研參數。現實是，整個香港社會今天都認定曾鈺成是兼任立法會主席的中共黨員，如果事態發展下去人們對此無大反感的話，顯示回歸十一年的香港的確不只是鄧小平當年說「換人換旗」，而是香港市民連心也換了。倘是如此，中共不愧是搞社會活動高手，曾鈺成參選立法會主席，既能在掌控立法會事務進程的同時，還能測試社會對幾十年來被視為忌諱的中共黨員的喜惡。說不定，一旦取得測定參數，一些本來不可能輕易過關的法例，例如《基本法》二十三條的討論，將在已然變色的天空下重現人們面前。

回歸中國是一條漫長道路，八十年代匯點諸君獨排眾議指出「民主回歸」這一大方向以降，中共對港政策縱是如何變動，始終無法跳出這四字，不同的是民主步伐的快慢；以鄧小平之強悍，也不得不在民主進程上呈露出無可奈何的妥協。其實，中共的最大詫異是九七回歸當日香港社會對英國人的依依不捨，中共也許不明白這是百年殖民史的必然沉積，民族主義高唱入雲的北京卻肯定對這另有看法，可是茶壺裏的茶垢總無法一時三刻立即拭去，然而經歷時空丕變，一壺壺沸水的冲擦，最終是由量變以至質變。

事到如今，曾鈺成是否中共黨員不再是香港社會話題，新的情况是當社會完全接受中共黨員在中共沒有公開掛牌下在香港社會扮演主要角色，那會是什麼情狀？——是人人都知某某是中共黨員，但某某到底該向誰效忠，是向他工作的單位抑或是中共中央？由於中共是執政黨，在講究歸邊埋堆的特區，某某會成為西瓜倚大邊的另一個權力中心？這樣的走下去，香港未來變成怎樣可思過半，對於另一些人來說，卻會是「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一片冰心在玉壺

保羅紐曼去世的消息傳到香港是九月二十七日深夜，腦海裏想起的不是他的電影《老千計狀元才》、《神槍手與智多星》或《金錢本色》，而是像他這樣擎着自由派大旗的荷李活影人到如今還剩下幾個。

美國人民對保羅紐曼有着不能言喻的情懷，這大半應該和他那雙湛藍眼睛有着巨大關係，白種人有藍色瞳孔不常見，偏偏保羅紐曼有藍眼睛的同時還兼有一頭天生白金髮，這所以在迹近半退休狀態的最近十幾年依然是美國的寵兒。《紐約時報》對這位政治上志同道合的影人送上最高敬禮，在這份世界第一大報的言論版，近年紅得發紫的保守派專欄作家Maureen Dowd，罕有對這位政治立場迥異的左翼影人寫下了長篇禮贊，說他是shrewdness、humility、decency、generosity、class。她說，這都是布殊政府無一擁有的。

不屈政治本色

美國社會對保羅紐曼的追思，除了他的外表，除了他在暮年為尚在未紅時的湯告魯斯跨刀接演《金錢本色》，除了他的全部用作慈善用途的食品基金，是他的不屈政治本色。保羅紐曼是尼克遜總統黑名單上的影人，換句話說，尼克遜年代白宮國宴永遠不會有保羅紐曼。白宮國宴和中國英國日本國宴一樣，獲邀請就是一種身分就是一種榮譽，所不同的，白宮國宴只有十來桌人四道菜外帶餐後一小段表演，可是來賓都是精挑細選，內閣官員國會領袖外是社會精英，三大電視台的新聞主播必定榜上有名，三大電視台的CEO 卻不一定在名單上；體育界通常也有幾位，還記得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一九八八年訪美簽署中程導彈條約當晚的國宴，體育界來賓是瑪麗蓮夢露前夫、紐約洋基棒球隊名宿Joe DiMaggio。克林頓上台後，禁足多年的自由派演員開始在國宴上露面，保羅紐曼的好搭檔羅拔烈福是其中之一，黑人女演員Whoopi Goldberg 也是常客。

美國影圈以政治氛圍濃烈著稱，一九四二年的《北非諜影》，反擊軸心國中心思想貫穿全片，餐廳內滿是亡國恨的法國子民引吭高歌《馬賽曲》一場，反納粹的政治立場溢於言表。

客觀而言，講究創意自由的影圈，無法不與打開心靈的左傾思想拉上關係，當然，這與研究馬克思《資本論》和托洛斯基《文學與革命》是兩碼事，然而文藝創作若無悲天憫人心胸，肯定無法寫出閃耀人性光輝的創作。差利卓別靈一九三一年的《城市之光》、一九三六年的《摩登時代》，以至於一九四○年的《大獨裁者》，滿目皆是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左傾色彩。影響所及，上海左翼影人趙丹當時拍了《十字街頭》、《馬路天使》連串寫實主義電影，十里洋場的滬江之濱在風雨如晦的抗戰年間孕育着千萬悸動的心。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被逐出中國大陸，中共奪得政權，美國掀起一陣「誰失去中國」的白色恐怖，狂飈所到之處，功在國家的原子彈計劃負責人奧本海默丟了教職；國務院內的中國通悉數下馬，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譽為「若他仍在國務院，美國或者不會涉足越南」的謝偉思（John Service）流放加州當推銷員。荷李活更是眾矢之的，一個接一個左傾影人無聲無息消失在這個滿是棕櫚的西岸城市。右翼影人乘時而起，一九八○年當選總統的列根當年擔任荷李活演員工會會長，對左翼影人蓄意打壓；白色恐怖滿城來，不少人挺不住放棄理想，更有人倒轉槍頭，導演伊力卡山一度是左翼「讀書會」成員，曾經公開說過「我的創作就是為受迫者發聲，為那些社會底層的人民說話」，結果就是他供出八個讀書會成員。一九九九年，奧斯卡委員會向伊力卡山頒發終身成就獎，本來插科打諢的典禮變成向叛徒致敬的表揚大典，泰半來賓在伊力卡山上台一刻發出噓聲，有人拒絕起立以示不滿。

保羅紐曼便是在山雨欲來的五十年代進入影圈，在自由派重鎮耶魯大學戲劇學院的日子，左傾思想開始植根，六十年代是他在影圈揚名立萬的開始，也是他不避政治忌諱公開反戰立場狠批尼克遜的攤牌時刻。權傾天下的尼克遜並非省油之燈，馬上把保羅紐曼列入拒絕往來戶，對此保羅紐曼一笑置之，還說這是他人生裏的最大榮譽。保羅紐曼以天王之尊敢於說出心底話，等於對其他影人言傳身教自由的可貴，荷李活的左派影人終於破繭而出，華倫比提羅拔烈福莎莉麥蓮珍芳達走上街頭，關心社會關心世界。華倫比提幾乎每屆大選都是民主黨競選活動主力，羅拔烈福則在電影中對建制每多鞭撻，最著名的是他製作並主演描述水門事件的《驚天大陰謀》，電影最後一幕，急促的剪接技巧，把新聞電報機發出水門案最後判刑定讞以至尼克遜辭職的消息，在噠噠的打字聲音中清晰交代，畫面效果簡潔有力，不愧大師出手。

名列尼克遜黑名單「最大榮譽」保羅紐曼去世令人感觸良多的是，勇於表達異見的人在我們身邊愈來愈罕有。尤其在講究實利的香港娛樂圈，在向北望風氣席捲下，要演藝人員講一句與時事有關的說話難乎其難。其實，我們從來不是這樣的：香港尚在英國殖民年代時，左翼影人在電影裏在生活中向社會闡明他們的理想——五十年代的中聯電影，縱使在政治高壓下，仍然拍出《危樓春曉》、《十號風波》這些對當時被視為異端的共產中國嚮往的優秀電影。不久前，《壹周刊》訪問了著名左派演員鮑方的女兒鮑起靜，她談到了父親，也談到「爸爸一早在家掛五星紅旗」；鮑方以月薪一萬二千元轉投無綫電視，為的是讓兒子鮑德熹到美國讀書，有教養的鮑起靜沒有忘記聘用鮑方的無綫高層， 「所以我家至今感激何家聯」。於中國人民而言，文革是不敢或忘的不幸年代，然而在訪問鮑起靜的字裏行間，人們閱讀到另一層旨趣：這是一個左傾演藝家庭真正心繫家國的故事。一貫反共的《壹周刊》沒有對鮑家這「左派家族」冷嘲熱諷，記者余家強說到鮑方執導、令江青大發雷霆的電影《屈原》時是這樣寫的： 「這是何等風骨何等勇氣」。

香港也有風骨的藝人

五十年間，香港從蕞爾小島蛻變成今天的大都會，然而就在這日以作夜的歲月飛逝之間，我們裏的一些人不知何故失去了說真話的勇氣，也失去忠於自己的勇氣，更失去對強權說不的勇氣；變成一具具行屍走肉，在和諧社會大團結的幌子下，一動不動的苟且偷生。保羅紐曼面對總統黑名單時的談笑凱歌還，鮑方面對江青淫威的一片冰心在玉壺，我們卻是瑟縮一角視而不見為尊者諱，這樣還能一覺安睡到天明，實在太說不過去了。

Those Were the Days

那是一段耀眼奪目的光輝歲月：六十年代油炆筍鳳尾魚黃豆豬肉是窮人飯桌冇骨落地時的救星，也是富人颱風之夜趕不及弄出一桌盛筵時的福至心靈；七十年代豆豉鯪魚午餐肉牛尾湯是這個海港小城經濟騰飛前夕的主菜；八十年代回鍋肉榨菜肉絲紅燒肉是紐約倫敦多倫多寒窗苦讀遊子的心靈慰藉；九十年代白豬仔午餐肉加即食麵是每個世界盃奧運會激戰之夜的安全感；到了二十一世紀，國產食品是聞者卻步的代名詞。

Those were the days，今天的國產食品負面新聞幾乎讓人聽到這四個字就要偶語棄於市，四十年榮耀一舖清袋，老套問一句：這是誰之過？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後，獨處嶺南一隅的香港成為以美國為首的所謂自由世界單挑紅色政權的橋頭堡，然而弔詭的是這個城市卻又是中共撩起窗簾一角偷瞟世界的平台，CIA 聯合MI6 駐紮重兵的同時，中共在這裏輸出貨物換取外匯。當時中共百廢待興，能出口的都是廉價得不能再廉價的產品，例如草蓆玩具小五金，機械產品得人青睞的絕無僅有，廣州交易會的職員說，能賣出一台機器「已經歡喜到不得了」。

呱呱墮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金日成無端血拼一場韓戰，痛失五十萬精英之餘還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得罪光，那時中共的外交形勢和今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差不多，建交國就是那幾個共產主義老大哥，這些國家因為巴黎統籌委員會的科技禁運和總體上的冷戰對峙自己也是光棍一條。中共稍好些，和香港做一點食品出口生意，菜米雞豬牛就是這樣隨着東江之水越山來，香港市民在便宜的大陸貨裏得到在沉重生活壓力下的一絲喘息。

大陸貨君臨天下飯碗

必須指出的是，今天我們把來自中國內地貨品喚作「國產貨品」是有其歷史軌迹——國共內戰後，大批政治難民南來香港避秦，漢賊不兩立的五六十年代香江是一面倒反共親台，深水埗吊頸嶺每年雙十滿街滿巷都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那時， 「中國」是指在台灣偏安江左的國民黨政權，中共則是地理名詞裏「大陸」，來自中共政權的貨品順理成章變成「大陸貨」。然而意識形態的對立無法滲進平民生活，戰後香港人口激增人浮於事，大陸貨既便宜耐用而且不會吃壞人，令它在政治隔閡裏以君臨天下之勢空降到每戶人家的飯碗。這一段歷史不能不提的另一個原因，是大陸貨在這段時光扮演了A貨的角色，比羅湖商業城那些冒牌包包來得早三十年。

比如說，新加坡出產的阿華田美祿這些帶朱古力口味飲料，如果嫌貴，大陸貨有樂口福，那顏色那香味沒有誰的舌頭可以靈敏得把這分別出來，但價錢只是阿華田的一半不到，馬上成為平民家庭和餐室之寶。嫌Perrier 高不可攀，也是暗綠色瓶子的青島嶗山礦泉水只兩毛錢一瓶，到今天依然記得七十年代末那個電視廣告：兩個老外在西貢跑得氣咻咻，到一家小店前各要一瓶嶗山礦泉水，用不鹹不淡的廣東話說一句， 「鹹嘅、淡嘅」，鹹味淡味各擇其一，這不就是等於Perrier 各味俱全的營銷手法？

至於長江橋牌白檸汽水，我一直懷疑它是把港產汽水砸得片甲不留的殺手，才一毛錢一瓶。另外還有疑似紳士牌的花生醬，疑似美極鮮醬油的天廚醬油，當然，生抽王老抽王只有人家抄襲它，更不要說所有中小學生都有一雙的白飯魚。

「大陸貨絕無問題」的年代那年頭大陸貨的暢銷程度是今天見它如見鬼的香港同胞所不能明白的，從喝到吃，從醫到藥，從穿到用，每天早上起來刷牙用美加淨到晚上睡覺蓋紅雙喜，全用大陸貨絕無問題，而且能夠過得很好更能省錢。海外華僑也沾得這些好處，倫敦阿姆口中的「豬乸街」唐人街，龍鳳超級市場內的回鍋肉罐頭最搶手，紐約金門超市每逢周日擠滿留學生，大陸貨是他們拮据生活裏的必需品。在狹小的studio裏，堆書如山的桌上是一鍋既有紅蘿蔔又有肉料的牛尾湯，淘麵下去足可吃兩頓，成為家書之外的最窩心溫暖。從香港到歐洲到北美，這場面對國民黨蔣幫集團的統一戰線鬥爭，中共大獲全勝。

在困難的年代，中共對輸港產品抓得極嚴，北京那邊由國務院負責，國務院之首就是周恩來，中共老一輩官員都知道，要麼不讓周恩來管，他一管起來下面的人絕不可以馬虎扯皮，尤其是大陸貨那時不僅是換取外匯的一途，更是涉及統戰對台工作的重要一環。今天談起這些有如白頭宮女話當年的天方夜譚，然而只要了解歷史的都知道，中共決心抓好貨物質量的原因是爭取香港民心，大陸上怎樣物資缺乏，到香港的從食品到食水一點不遜。既然是政治任務，地方上都把這當作大事辦，七十年代末我隨家人回廣州探親跟大伯進廣州交易會看，白襯衫藍斜褲的工作人員樸實細心令人印象深刻，那不像是在談生意，而是交朋友的推心置腹。

嚴控質量爭取民心

可是，時日久了，內地民眾逐漸富起來，輸港貨品比起大宗的來料加工或者成衣出口美歐賺起來就是少了點油水，况且中英《聯合聲明》簽妥，政治上香港已經從英國人手上要了回來，西瓜開大邊人心都來泊岸；再說，周總理也不在了，地方上的糧油食品公司老人逐一退下換上新人，這樣，從人脈關係到食物品質都出現了變化。

要明白這些一闊臉就變的現象很容易，珠三角是中國第一個特區裏的輕工業中心，港商今天可以拍着胸脯說，沒有他們，中國改革開放步伐不會走得這麼快；當然也有人說是中國給你發財機會，以近年用濫了的一句話來形容，這是所謂「雙贏」云云。然而，七十年代去過珠三角的人都知道，那時這地方只有水稻，香港商人是冒着極大風險來到這片不熟悉的家鄉展開生死未知的投資。今天回看，他們走對了路，但是若在那年他們沒有北上而把錢都砸在香港地產上，回報肯定不只是這些。三十年過去，如今珠三角忽然說要增值了，不要來料加工更不要初級產業，明的暗的加費加價百般刁難把港商趕走。我不知把港商轟走後那些共幹能搞出些什麼來，是讓珠三角搖身一變成為全國科技中心，抑或是變成中國南方最大的一塊住宅區，沒有人有這個水晶球，只道是珠三角港商走後沒有新的來填充，曾經是地方官員鴻鵠大志所在的房地產大計更是凋零得不消提。

喪心病狂傷天害理

大陸有問題產品今天四處遭封殺，這是牽涉極大極深的一個問題，既有監管漏洞也有執行上的重大缺失，更有是人心已變這個至為關鍵因素。說要賺大錢，美國人日本人是戰後五十年的先後兩代經濟動物，不能否認是美國貨日本貨裏也有劣貨孬種，但總不至於喪心病狂到讓人吃毒藥。傳出毒奶禍延十省市那天，我不能相信大頭嬰兒事件後四年還有人會這樣傷天害理；到底是中國人基因缺少汲取經驗這一條，抑或是今天的中國人早就不是能我們認知裏那些勤勞勇敢樸素誠實的中國人。共產年代的中國比起今天全面富起來的中國來得令人放心，這大概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最令人驚訝的發現。

一字記之曰貪

紐約的華爾街是資本主義世界中心，更曾是美國的中心，美國建國後的首都便是紐約，只是到了一七九○年後才南下搬到華盛頓。今天紐約股票交易所那面巨大星條旗朝着的小教堂即是二百多年前總統就職的地點，門外屹立至今是開國總統華盛頓銅像。

華爾街是一條很短很短的小街，腳程快的五分鐘走完；街的北端在百老匯大道，南端是南港碼頭（South Ferry），碼頭旁是幾十家酒吧食肆，每天下班後，滿眼是白襯衣深色外套的股票經紀高談闊論。香港的蘭桂坊是南港碼頭的子孫輩。

一九八七年，米高德格拉斯在電影《華爾街》裏飾演的炒家Gordon Gekko，把華爾街的廝殺擬人化到主角身上：一身深藍薄絨三件頭，頭髮梳得燙貼，吃的是頂級意大利菜，坐的是特長豪華轎車。

戲中一幕，Gekko 在股東大會上暢談他的哲學，"Greed, in all of its forms——greed for life, for money, for love, knowledge——has marked the upward surge of mankind"。

這是華爾街的真實印記，是觸發環球金融海嘯的震央。

說得俗濫一點，華爾街是貨真價實的冒險家樂園，解放前的上海只是在華爾街混不下去那幫傢伙的樂園。也許連「混」這一點也有基因，歷史上的紐約曾經與欺騙拉上關係，一六二六年，荷蘭人以相當今天二十四美元的物件，連哄帶騙從印第安人手上把華爾街所在的曼哈頓島買下來。十七世紀的荷蘭人是現代資本主義先驅，他們看上曼哈頓得天獨厚的地緣位置：深水港口、四通八達、東出大西洋，這地段遂成兵家必爭之地。英荷戰爭爆發，荷蘭人在這一帶築起城牆，最終抵擋不住崛起的新升大國英吉利，這地因此以牆（Wall Street）為名。

美國立國之初到十九世紀大規模征西前，合眾國的政治經濟中心集中東北十三州，紐約是經濟中心，華盛頓是政治中心；華爾街因着南來北往的優勢搖身一變商界集中地而嶄露頭角，成為摩拳擦掌立志搵快錢的冒險樂園。在這裏，資訊以人們難以想像的高速散播，我們認識的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就在華爾街送電報起家，電訊業巨擘美國電話及電報公司（AT&T）就是在當地鋪設電纜收發電訊，美國現代企業的濫觴多出於此。

二百年前二百年後滿街消息依舊

二百年前的華爾街滿街消息，於今亦然；若是說，香港股民道聽塗說市况小道是投機，那末華爾街肯定是投機之霸。今天我們開口資訊年代閉口知識經濟，其實，所謂「資訊」所謂「知識」，歸納而言即是英語裏的information：在北京國營銀行工作的三叔說宏調下月結束、上海的炒股阿姨說政府基金三天後托市、香港順嫂說大市再跌金管局會救災，這些永遠無法證實的垃圾在某一特定時刻卻是極為寶貴——姑勿論真假對錯，對亟需安撫的荷包穿洞破碎心靈，片言隻語即可變成快將溺於大水股民的救命草。

華爾街早年臭名昭著，是因為這裏滿是聽了會上癮的發財貼士，大大小小投資者瘋狂追逐消息，狂熱程度和十七世紀的鬱金香泡沫差不多。一六三四年，荷蘭（又是荷蘭人！）興起炒賣鬱金香熱潮，一棵值三千荷蘭盾，可以用來換八隻豬、四條牛、兩噸奶油、一千磅乳酪、一個銀製杯子、一包衣服、一張牀外加一條小船，那年頭荷蘭工匠每年總收入才二百五十盾。鬱金香有着連城天價，原因是投機分子在資訊欠流通下蓄意哄抬，小投資者盲目追從，三年後，泡沫爆破，成為人們訕笑至今的沉痛歷史。

有着荷蘭人基因的華爾街當然不可能走出歷史循環，利用散戶急於賺錢的心理炒作消息。華爾街最著名的炒作，不是二十年前的垃圾債券之王米爾肯——當時有人僅投入一千五百萬美元，憑着垃圾債券槓桿操作集資二百五十億美元收購雷諾斯煙草公司——而是蓄意放出風聲引人上當：上世紀初，Dariel Drew 滿頭大汗走進經紀雲集的酒吧，抬頭踮腳作找人狀，當他看似遍尋不獲懊惱離去後，有人赫然在地上找到這傢伙遺下的小紙條，上面寫着「盡快找到某人，要他不計價格購入某隻股票」。結果不難猜測，那天酒吧裏所有人都堅信「消息」而傾家投資，最後是蕩產而回。

剛過去的這一個星期，華爾街經歷了大蕭條以來的最大震盪，若以牽涉資金計算，大蕭條令世界損失二千五百億美元，相對於此，初步估計今次金融海嘯全球信貸資產損失1.5 萬億美元，這還不包括股票價格大幅下挫帶來的財產蒸發，還不包括各國政府三天內投入一萬億美元的救市急招。當人們看見心勞日拙的美國財長保爾森站在面如死灰的布殊後面看着總統宣布救市，當會問一句，孰令致之？

孰令致之？ 「消息」累事

說出來令人啞然失笑，這次又是「消息」累事。

「消息」說，只要買進次按債券即可賺取高聳入雲的收益，當有人懷疑「消息」時，發現原來這種金融產品幾乎不設管制，於是更加確信一生人裏只一次的發達良機來到家門前，而不知買次按產品等於玩音樂椅加傳火棒，音樂一停，火棒在誰手上誰就倒楣遭殃。

這些活生生的事實多不勝數，隨便翻開上星期任何一份報紙雜誌都有血淚俱在的實例。

米高德格拉斯在《華爾街》的一番話，有人認為是立場左傾的導演Oliver Stone 狠批列根王朝的第二擊，第一擊是指摘戰爭不義的《殺戮戰場》（Platoon）。在八十年代經濟暢旺的年頭，電影中的米高德格拉斯高談闊論貪婪（greed）無異是一樁頗為煞風景的事， 尤其那是列根大力推動放任自由經濟政策，deregulation（撤銷管制）為奄奄一息的美國經濟注入生命力的年代。毋庸置疑，放任自由的氛圍確可創造經濟活動效能最大化，但成敗關鍵在於參與者的自律，可是鑽空子的一幫卻把放任視為寬鬆、把放任視作苟且，任由貪婪腐蝕本來可以積極推動經濟發展的良好理念，最後是摩天巨廈隆然而倒，正合了《桃花扇》裏「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段因果。

Oliver Stone 當年導演《華爾街》時，相信不可能猜到二十年後會發生這場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嘯，然而荷李活左傾影人的悲天憫人本質，令人們在花綠綠的鈔票裏看到那一點點人性敗壞和那一點點美國敗象。了不起，導演先生。

但願人長久

九月七日是最長的一天：上午七時三十分立法會選舉開始投票到晚上十時三十分票站關門，之後是七小時的點票，對角逐立法會議席的所有候選人來說，九月七日有二十九個鐘頭。

選舉過後每張臉上流露着複雜的心情，曾鈺成緊抿下唇欲語無言欲哭無淚擁着蔡素玉、梁國雄黃毓民「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意氣風發、民主黨一眾高層彷彿難以置信已經從薄冰上走了過來的訝然神情，成王敗寇的快意恩仇在選舉主任宣讀結果前已經攤開於眾人面前。

斯人獨憔悴的是田北俊。自由黨在直選全數敗北，田北俊還創下香港立法會直選與弟弟田北辰兩兄弟同時失利的歷史。當站在台上低聲嘆喟輕輕搖頭一剎那，其實田北俊不知道，他失去的只是區區自由黨主席職位和新界東那小小一個議席，得到的是尊嚴——為了直選，田北俊背叛了他的階級，像他這種富商，在香港的畸形政治格局下，應該參加的是功能選舉，而不是站在車站哈腰握手拉票的直選。

那邊廂，也有一位候選人像田北俊那樣背離了原來的階級。他是劉千石。

這次選舉應該大書特書的原因是充滿訛詐與欺騙，湧現的各式計謀都可以在《三十六計》找到：九龍西明擺着的是圍魏救趙，新界東誰都知道是借刀殺人，當然還有選後才恍然大悟的上屋抽梯和偷樑換柱，理直氣壯大言炎炎後面的嘴臉足夠再寫一部《醜陋的中國人》。感謝電視台一分鐘不缺的直播，有心人和無間道每句話都是歷史紀錄，香港市民應該好好記住這一天。

拍門求票貴公子

我記着這一天的原因，不全是民主派在最後一刻力保不失或者中聯辦絞盡腦汁運籌帷幄建制派都未能予取予攜，我的焦點是田北俊和劉千石，他們兩位從參選開始便是我的二○○八立法會選舉日誌的記錄對象。自由黨向來not my cup oftea，藍血公子富貴哥兒吃喝玩樂還可以，拋下身段挨家逐戶拍門求票興許是自出娘胎從未有的新體驗，你要住板間房的新移民支持自由黨反對最低工資立場是椽木求魚。選舉前幾天，《南華早報》Oliver Tsang 的一張照片很能說明這一情狀：田北辰兩手緊緊握着一位中年漢雙手，這位站在房門前的男子眼角裏滿生疑惑瞅着田先生，自由黨和地區選民的鴻溝盡見無遺。

大敗之後，各界對自由黨的死因研究眾說紛紜，親中派當然是全部榮耀歸功中央， 「田北俊○三年廿三條一役玩謝阿爺，如今阿爺發功，抵佢死」，幸災樂禍溢於言表。必須指出的是，左派人士說的「阿爺」並非巴金先生在《家》、《春》、《秋》裏的封建家長高太爺，而是香港政治圈裏泛指的中央政府。除此之外，更多的是事後孔明兼落井下石式的評說，比如說， 「自由黨等摺埋」、「自由黨只有合併一途」；連合作多年的劉皇發也說出了「大不了退黨」這些話來，自由黨忽然變成麻瘋病人，見者走避遇者掩鼻，道盡窮在路邊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的政治現實。

田北俊周梁淑怡緣何走上直選不歸路，只有他們自己知道，按理說，在講究話頭醒尾有大食大的醒目仔文化下，精神正常的田北俊田北辰周梁淑怡應該不至於笨得頭撞南山企圖政治自殺，可是他們卻真的出來角逐直選而不是強攻十拿九穩的功能組別，到底是算過包賺不賠抑或瞎了眼睛無視客觀形勢，不可考，然而客觀的事實是這些人捨此路而下海競爭直選議席。這是難能可貴的抉擇，港人的現實早於英治年間買辦時代已然確立，講白即是「搵啖飯食」，從學校到社會俱唯上唯虛，上頭一句頂一萬句，下面的入耳後長記於心，某日某時再發生同類情况，揣摩機制馬上開動，古語云不打笑面人，更何况是挑通眼眉變成了老師╱老闆肚子裏那條蛔蟲；卻道是田先生周太太令人大跌眼鏡，縱身躍入永遠不會事前知道輸贏的直選。在廣義的政治而言，應該說，田北俊周梁淑怡他們是一個人多於是一個政客。

岔開幾句，選後眾多討論裏有一種頗為奇異的論調，那就說是自由黨參加直選的諸位先生，可能在與中央溝通後不得要領自行出馬競選，彷彿說他們此舉自討苦吃，把參加直選視如孑然一身前路茫茫的一條狹窄通道。這些講法迂腐得無法忍受，倘若這種邏輯成立，中央說了一港人不能說二，如此，中央和高太爺有何分別，七百萬香港市民豈不變成不敢冒犯尊長善良懦弱的高覺新、變成溫良馴讓默默忍受壓迫的梅芬？要確實回應這個質疑是痛苦的，誰都知道，二○○三年七一遊行之後，中央不怕有礙觀瞻，捋起衣袖親自下廚參與港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變成「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式光喊喊就夠的口號，鄧小平廖承志會見香港各界的種種承諾在新時代下原來是動聽的空話，二十年的期盼竹籃打水一場空。中央應該如何對待香港有其打算考量，可是，增加幾個直選席位能影響了什麼，是把所有資本家都趕跑，抑或港獨力量由此茁壯成長？以今天早已崛起的大國來說，只消領導人講幾句，反對派馬上掃地出門，殺雞何須用牛刀。

從洪鐘雷鳴到悄然無聲

永遠離開一己階級的還有劉千石，這是唏噓的一頁。一九九一年我從美國回港後，剛不久就是六四晚會，未到維園， 「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劉千石如洪鐘如雷鳴的吶喊橫跨五個足球場上空；那是丹田運氣而出的嘹亮聲音，久久不散，遠遠迴響。之後多年六四晚會劉千石都是主持人，他身邊有李卓人也有司徒華也有其他一些人，可是劉千石的健碩體型在黑衣人群尤其突出；在爭取民主追求民生的場合也經常看見他的身影，而且總是走在前頭，走在中間。

近些年，劉千石在議會的聲音不知為何逐漸消減到幾乎等於零，有時候還以為他已經不是立法會議員了，可是電視新聞裏他還是好端端的坐在席上，還是那副玻璃眼鏡還是那張人們熟悉的臉孔。然而仔細端詳之下卻令人感到陌生，今天的劉千石不如以往，他靜了下來。

是什麼令劉千石靜下來，沒有人知道全部原因，只是今屆立法會選後第二天，無綫電視有一小段劉千石的訪問，先播放選前劉千石在街上拉票的資料片——劉千石與往來路人握手時，忽然橫裏走出一個大漢問他「幾年不見，你現在出來了」，劉千石笑得有點靦覥沒回答。接下來是劉千石坐在回廣州探望母親的港穗直通車上的鏡頭，窗外的景色飛快而過，他出了神一動不動彷彿在想什麼。鏡頭回到香港街頭，劉千石對記者說到他的一些看法，如果單看文字紀錄而不聞不見聲音影像，人們會以為接受訪問的是民建聯成員；劉千石從內地的社會變化講到政治變化，十來秒的畫面看到的是他的遽變與巨變。

情願看他力戰而敗

這段新聞讓人深深感到難過，一位曾經在香港爭取民主和為工人階段爭取權益的鬥士變成了溫馴的參選者。香港是自由社會，劉千石有權信膺「香港需要的是和諧」這類說詞，但是構建和諧社會絕對不會也不應以幾乎等於公開放棄抗爭活動來實現。劉千石也許不想知道，歷次遊行跟着他走過維園經過渣甸坊跨過軒尼詩道的成千上萬人，看到今天的劉千石會作何感想。也許會有人像我那樣，心理上曾經短暫地拒絕相信故人已變，說實在，不畏強權的故人很難在人們的記憶裏消失。我情願看到力戰而敗的劉千石。

勇敢的抉擇

星期五整整一個晚上，哪怕只能擠出那麼一點點時間，我都站在電視機前全神貫注重複又重複播放的消防員陳兆龍出殯新聞。有線電視記者訪問了兩位大叔，身穿白背心的那位嗚咽得連說什麼都聽不到，另一位哭紅眼睛裏流露出的是深深的敬佩，「你說，還有誰會有這樣偉大的情操？」至今腦海裏縈繞不去的是新聞的最後一段，記者黃樂欣是這樣說的：「孤身上路，親友都擔心兆龍會怕，但巿民都知道，陳兆龍是最勇敢的。」

香港巿民對陳兆龍和蕭永方兩位英勇殉職消防員的感念，是二○○三年SARS 疫潮以後最深的一次。在高度計算的物質社會氛圍裏，我們早就忘了原來在這個講究策略重視着數的城巿還有一種東西叫勇敢正直。兩位消防員給七百萬香港人上了一課：人畢竟是有思考的動物，在大是大非面前，人是會作出勇敢的抉擇。

中國近代史上的香港是一個勇敢的地方，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工運領袖顧正紅被英國巡捕無理射殺，六月，香港工人冒着被鎮壓殺戮的危險，發動歷時十六個月的省港澳大罷工，參與罷工工人最多時達二十五萬，是世界工運史上維時最長的罷工行動。然而，就在這個有着光榮歷史的海港城市，近些年卻滿是魍魎妖霧之氣，不光是政治上處處向北望，連講一句真話也有人說三道四諸多阻撓，正直勇敢變成戇居楞子的同義詞。

低氣壓下，各樣怪事層出不窮，最近在選舉前哨戰就有一個很好例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本來準備在投票當天進行票站調查，所得數據只供某些傳媒報道及分析之用，至於應否在投票結束前發布，這是傳媒機構的責任。可是，到後來事情卻走了樣，變成民意研究計劃被譴責不應提早把票站調查結果交給傳媒，說這樣做可能違反選舉條例。

不許百姓點燈

到底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做錯了什麼？票站調查不過是學術研究的資料蒐集，經過歸納分析才會有真正價值，况且類似調查過去選舉也做過，眾所周知，親建制派一方也有雷同做法，最大的分別是港大的是供傳媒使用，建制派的是自己用來行兵遣將配票。既然過去相安無事，為何這次鬧出軒然大波，答案的關鍵詞是「為誰服務？」，有的人怕票站調查的數據一旦提早公布，或會有助泛民主派配票。說穿了，觸犯法例是假，觸及建制派的最痛是真，這些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下三濫路數愈來愈多，前幾天翻過一些報章雜誌，親建制派報刊整天價日捧同路人，對不同道者卻不由分說窮追猛打，那狠勁那數量保證令親民主派一方好好檢討。對於此，信誓旦旦說要依法辦事的幾位大人到底是着了魔中了邪抑或急性近視偏光眼發作，很值得研究。

在密麻麻的字裏行間還有一項發現，就是尤其熱中批評候選人言行「沒有建設性」、「政綱冇料到」這類貌似公正的話語愈來愈多，有人更高舉選民權利這一大纛呼籲投給那些「不是一日到黑得個嘈字的實幹派候選人」。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鍾庭耀博士應該做一個統計，到底上屆當選的立法會議員，他們在競選時聲嘶力竭的政綱四年後落實了多少。別告訴我那些掛在馬路旁欄桿上的「第九百五十三次向您匯報：冲廁鹹水中斷三天後恢復供應」這些印度神油式自賣自誇也算是政績，我說的是涵蓋全港的普遍性政策。

大抵，鍾博士再加他的建制派同行也無法找到一個合理的政綱實現機率，因為提出法案或建議對議員來說是零成本，通過要一個過程，落實也要另一個過程，到後來究竟有多少建言╱建議╱政綱╱提案獲得通過並執行，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質疑。在這方面，美國的情况可以作為參考，美國國會議員五百三十五人，每年提出數以千計的動議或法案，能夠獲得通過的屈指可數，但是所有動議或議案最後都刊載在Congressional Journal。別以為美國人就做事公道，我有一年就親眼看到競逐連任的眾議員告訴台下一臉漠然的華埠選民，他去年總共提了多少議案，當然他沒有告訴大家，議案獲通過並成為法律的佔了多少。

競選政綱主觀上是不可食言，但也不應食古不化到必須實現所有競選承諾，這一高尖標準在現實世界裏是沒有誰會做得到，在台灣被視為個人品德迹近聖人的馬英九，前兩天不得不耷着腦袋承認競選時的「六三三」政綱或許要等八年才會實現。

六三三者，是經濟年增長百分之六，失業率百分之三，人均收入三萬美元，馬英九在競選的日子上街奔走呼號時，應該沒有料想到一場次按風暴下來會把全球經濟翻了個底朝天，「六三三」發財大計一場空。然而，台灣選民仍然視馬英九為他們的總統，這不是對馬英九的臉孔或他的哈佛學位盲目膜拜，而是人們對馬英九的道德人格信膺程度遠勝於對他的政治人格要求。

二選一德先於才

換一句話說，德才兼備固然佳，兩者取其一，德肯定優於才，馬英九是實例之一，一九七六年當選美國總統的卡特是實例之二——卡特上台時，美國舉國在水門案陰霾籠罩下無法走出生天，堂堂一國之尊的尼克遜總統隻手遮天運用總統特權革除調查水門案的檢察官，司法精神死無全屍；美國選民再三思量，最後決定追求精神上的滌靜而不是一頭鑽進與蘇聯爭逐霸主的春秋大夢。卡特四年任期倏忽而過，美國人心靈也恬靜了四年，經濟卻因石油危機帶來的滯脹愈趨乏力，卡特終於在尋求連任時敗在共和黨的列根手下。卡特離開白宮後沒有一沉不起退隱山林，相反是把精神都放在和平事業，他造訪朝鮮也關注環保，人們在卡特總統下台後才認識並擁護卡特前總統，他的品德遠較他的才幹更讓人欣賞。二○○二年，卡特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退任後最為人尊敬的總統。

香港的情况亦應作如是觀，《基本法》說明特區是行政主導，立法機關在憲制的夾縫裏空間有限，這就更不用說在迹近兩院的直選╱功能組別下的無力感，如果說，我們若要選出一個可以在立法會裏幹出一番事業的候選人，對不起，縱使這人真的能幹無匹，他也無法打破各種人為藩籬。這樣的話，候選人的另一條件「德」更加重要，香港社會這十年間普遍患了佝僂症，是生理上缺鈣抑或是政治上缺鐵，明眼人一望而知。香港社會不是光吃鈣片便能治好，需要的是精神上的鈣片，要的是那些能夠在大是大非面前勇於講真話的人。

被蒙騙的一代也是可憐的一代我並不歧視那些仗着北風狐假虎威的人，他們誠如文革之後內地流行的一句話：文革的一代，是被蒙騙的一代也是可憐的一代。打倒四人幫後，巴金先生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真話錄》裏，這位經歷了解放前的國民黨腐敗和解放後共產黨的獨裁的作家，到了耄耋之年終於明白——那些時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謊言中過日子，聽假話，說假話，——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那段日子的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不能理解。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我明明記得我曾經由人變獸，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人，也下定決心不再變成獸，無論誰拿着鞭在我背上鞭打。

勇敢而不講假話的候選人，在早就西瓜開大邊的香港要找出他們，應該不會太難。

砸它一個稀巴爛

王永平那天在有線電視立法會直選論壇總結他的客席主持生涯說，論壇令他「耳朵吵得嗡嗡作響」。王先生退休後的民主初體驗與別不同，既在印刷傳媒評論政事港事官事，又下海到民間親炙直選的熱鬧生機；比起那些一臉不屑藐嘴藐舌「點解要嗌交」、「我哋社會要和諧」、「我唔鍾意事事挑剔」的暗藏盤算，王先生說支持民主擁護直選，不能不說是「逆潮流而動」。

不幸的是，王永平的體驗和興奮是到此而止，不會再有令他腎上腺素急升的可能。香港的所謂民主便是這樣，人們享受過程卻不可以享受到最後，不因別的，那是源於早就設計好的路線圖。只要對回歸之後立法會選舉稍有涉獵的都知道，那是把結果算好之後倒着寫回來的算式。人們痛恨這些安排，但卻沒法推倒這堵高牆，無處宣泄，於是出現前面所說的「全面享受競選過程」，包括牛死送牛喪式的公開數落建制派的對手。

與同一時間舉行的美國總統選舉相比，香港這種充滿怨氣的選戰來得特具一格，相反，奧巴馬麥凱恩沒有扯破喉嚨把對手自頂而踵罵得一文不值，這當然不是美國政客比我們的來得文明，而是他們的選舉大體而言可以最終還選民一個公道——你在大選日的一票，足以補償任何不滿不平不忿。香港還未有行政長官普選，半吊子的直選只有立法會那些席位，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其實誰都知道香港的選舉是什麼回事，先不要說餵料送寶這些拉出來打進去的三刀兩面，光是上大人明的暗的出手相助就夠民主派吃不了。面對這些，民主派搜索枯腸之後，既然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不如抓破面皮當眾數臭建制派，祖宗三代糗事挖出來攤陳鏡頭前。這種痛快淋漓的公開清算今年進入最高潮，民主派在這裏找到他們政治人格定位，成了香港選舉一道讓人會心微笑的風景線。

Protest Vote 之興這十年間， 香港逐漸滋生一種類似西方政治裏的protest vote 的反對派政治文化，這是其來有自的——香港的選舉在《基本法》和中央的框架下猶如抽了大煙渾身乏力，民主派在被擠壓得只有一半的有限空間難以一展身手，想不到後來因緣際會瞎打亂撞孕育出讓建制派心驚膽跳的新型議會政治：論人頭不如建制派，論資源更是貧富懸殊， 但議事堂誰都有發言權， 追求sound-bite 的電子傳媒在悶極不堪的採訪裏赫然發現這就是觀眾喜見樂聞的新聞，民主派這種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砸它一個稀巴爛」反對文化，從一個人傳到一片人，從個人現象演變成選戰文化的主要成分，今年夏天終於成為向建制派全面宣戰的武器。

面對這種打了就跑的政治游擊戰，建制派這一刻完全束手無策，舉行直選論壇的幾天晚上，我們看到的大致就是這種情狀：民主派候選人不理三七二十一翻舊帳厲聲質問建制派，高分貝的聲音和具攻擊性的言論在限制多多的大氣電波裏成為選舉論壇的另類聲音。從政治操作角度而言，這些質問不一定會扭轉早已計算妥當的大勢，更無法使到早就喝香吃辣的鐵票忽爾良心發現倒戈相向，然而在這爭吵不絕的聲音裏頭民主派引帶出一項聲明：香港選舉的不公，必須以這種方法令全民知道。

台灣議會打架背後

其實，民主派這些做法說不上有哪一點新意，八十年代後期台灣開放黨禁，民進黨有個立委叫朱高正，每次立法院開會都有大動作，不是掄起拳頭要打國民黨立委，便是跳上議長台把桌面上的文件統統踢翻在地，成為解嚴後台灣政壇最廣受傳媒報道的紅人。今天香港一些人說民主混亂論的時候，往往引用「台灣議會打架」這六字，引用的畫面正是胖胖的朱高正撲上去打人那一瞬間。朱高正絕非一介流氓，他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系，西德波恩大學哲學博士，論文是關於康德的研究。朱高正的推撞搥打背後有一套理念， 「在國民黨獨裁時期，反對黨為有效監督，必須採取極端的手段；溫和的問政方式，無法有效推動民主發展」。

朱高正的做法是否有着如此慎密的理論基礎，我們難以驗證，但朱高正的暴力帶來電視鏡頭的貼近採訪，當台灣電視觀眾發現議事堂內粗暴的朱高正和鏡頭下溫文的朱高正是那樣的截然不同，不期然會問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立法委員朱高正。在人們知道這個胖子是留德博士，而且更是支持兩岸統一的藍營人物後，才知道暴力的朱高正只是一個引起公眾注意的形象而非真正實體。朱高正打破國民黨藩籬的理念開始深入民心，遷台四十年的國民黨無上權威在他的輪番衝擊下分崩離析，最終老K 這百年老店頹然而倒，台灣民主化終於上路。

香港的政治發展到今天其實已是無甚空間，形象一點地說，這就像颱風「鸚鵡」來港前那幾天，空氣裏滿是微塵粒子氣流卻巋然不動那樣悶熱沉鬱水波不興，走在街頭全身都給一團污氣籠罩得令人難熬。面對萬馬齊瘖的日子，面對走上街頭遇到阻撓走進議會遇到關卡的有限空間，香港市民抓住選舉工程這個良機，把本來應該屬於他們的議事堂辯論空間，轉移到直選論壇的小花園小球場大展拳腳，把本來應該在尊貴的議事堂發生的爭論帶到凡間，經受真正民意的洗禮。

京奧那一點點人性光輝

「開會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不圓滿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決議沒有不通過的，讚揚沒有不高度的，人心沒有不鼓舞的，領導沒有不重視的，過程沒有不順利的，問題沒有不解決的，完成沒有不超額的，成就沒有不巨大的，接見沒有不親切的，中日沒有不友好的，中美沒有不合作的，交涉沒有不嚴正的，會談沒有不圓滿的」。

這個版本繁多、題為〈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最新發現〉帖子，是兩個星期來貓在內地網站前除了京奧以外的最大樂趣。不妨一猜，下星期一晚上的《新聞聯播》大抵也會是這個口徑——我說的是官方傳媒總結北京奧運的修辭造句—— 「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十九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於八月二十四日圓滿閉幕。本屆奧運會過程順利，獲得參加比賽的各國運動員、教練員及觀眾的高度讚揚」。

毋庸置疑，北京奧運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除了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還會加上一個頭銜： 「新生的體育霸主」。可不是嗎，奧運八月八日開始，中國一路清風送爽，在獎牌表上從未排過第二，永遠在美國之前。儘管有人說三道四，暗捅京奧組委控制賽程，把跳水賽割裂得支離破碎分為好幾天，舉重也作如是安排，卻把游泳項目三上五下二都賽完，為的是要及早掌握美國的金牌大戶走勢，也令自己每天都有金牌可拿。這些閒言閒語每屆奧運亞運都有，體育迷大概還記得，一九八六年漢城亞運，韓國一夜之間幾乎包辦了當屆新設立的跆拳道比賽全部金牌，卻陰差陽錯不知怎樣輸了一枚給伊朗，最後宿命地以一面金牌之差在獎牌表敗於中國手下。一九八○年莫斯科奧運，蘇聯本來已穩是美國杯葛下的獨家大贏家，但禁不住金癢難熬，在女子體操讓裁判出手，把羅馬尼亞的歌曼妮絲捺了下去。金牌與金錢一樣，多乎哉？不多也。然而，相比於南韓於一九八六年的巧取，一九八○年蘇聯人的豪奪，中國這回大方得體多了。

穩當體壇老大

如何評價北京奧運，當然不是幾句黨八股便能以偏概全，雖然有傳媒說中國是現代奧運史上拿金牌最多的主辦國，全然無視於蘇聯在一九八○年和美國在一九八四年拿了八十多金，然而這種要當天下第一的心理已在神州大地迅速膨脹。半官方的中通社前兩天發表一篇文章，指出金牌大戶並非體育強國，明顯是降溫之舉，原因很簡單，在中國隊打勝仗後年輕人湧到天安門廣場吶喊「中國萬歲」的民族主義高漲年代，民間的期望永遠走在現實之前，這屆當了總冠軍，下屆若交不出一張像樣的成績單，高山跌進深谷的反彈肯定強烈。本屆奧運，從體育比賽來說，中國是不容爭辯的總冠軍，金牌遍地開花，游泳田徑稍差一點，但也出現突破，傳統強項體操跳水舉重乒乓羽球該勝的都勝出，下屆倫敦奧運只要不重演一九八四年和八八年兩屆奧運的高開低收先揚後挫，大家放心，中國還是可以繼續當體壇老大的。

北京奧運是亞洲國家第三次主辦奧運，很容易讓人把北京奧運與一九六四年的東京奧運和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相比。除了體育成果，北京奧運帶來的成就（achievement）以及精神財富（legacy）會是些什麼，這是一個饒有意思的質疑。

記者this way please北京奧運的成就和精神財富是中共的管治得到進一步鞏固，在人民心目中的不可替代地位更上一層樓。從平安奧運到金牌大戶，無一不是中共高層念茲在茲的目標，準確一點說，北京奧運其實是中共高度控制下的一次電腦臨界核彈試爆——把所有可變元素資源全部精確掌握，控制一切可能對京奧造成傷害的負面因素。北京奧運開幕後不久，不少記者說每天聽到工作人員說得最多的話是this way please，在A 點應該如何去B 點，每走一步都在方案裏巨細無遺早就安排好了；不止在一個鏡頭裏看到，運動員拿了金牌走到旁邊觀眾席與親人教練員擁抱，只要一分鐘，伴隨在側的禮儀小姐就會伸出手請運動員回去休息區；男子十公里競走決賽，一個運動員衝線後累極躺在地上，十五秒後旁邊馬上走出三個人把他摻扶走。這些緊密的安排反映出來的是仔細到極點的方案，相信只有美國總統的行程才能像這樣具體到以分鐘為單位。

中共對北京奧運的絕不能輸心態，香港市民看過習近平在港向一眾特區高官訓話奧馬已一清二楚，即便是當年猶在獨裁年代的漢城奧運也自嘆不如，除了不能早就決定能拿多少金牌，無遠弗屆的國家機器完全掌控其餘所有，這種硬件技術肯定成為日後舉辦夏季冬季奧運所有城市雖艷羨卻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交通擠塞控制住了，空氣污染控制住了，運動員禁藥控制住了（北京應該後悔讓香港協辦馬術，否則連馬匹服藥也能控制不發生），治安控制住了，示威者控制住了，連恐怖分子也似乎控制住了。

這種既廣袤且縱深的治術是今天沒有一個實行市場經濟國家所能擁有的，美國行嗎（擔保有人告將官裏投訴妨害人身自由），英國行嗎（高傲的英國人怎會聽你黃面孔官員的安排），俄羅斯行嗎（恐怖分子說來就來幹嗎會理你），日本行嗎（也講究集體意識的另一國度也許有點可能），但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唯獨中國可以把從人類到死物從朋友到敵人都在這十幾天之間都給控制住。

能夠做到這些，絕非三天兩夜急忙而就，六十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幾億人過的便是這種日子，表面看來雜亂無章，裡子實是有着一套行之已久的制度決定一切：領導人到地方視察，官員一聲令下，幾天之內娼妓沒了劫匪沒了晾衣架沒了連巷口趟開肚皮打瞌睡的大叔都沒了；尼克遜一九七一年寒風凛烈下訪問中國，覺得最奇妙的是從機場進北京城路上的積雪不知什麼時候掃清光，基辛格最不解的是會談期間竟是周恩來批示翌日見報的《人民日報》社論。北京奧運反映出的是中共管治的正常一面，林妙可樣子可愛就站在台前，楊沛宜掉了牙齒光發聲就可以；天氣不好，播出的開幕式電視畫面用上早就做好的電腦煙花效果，沒什麼大不了。這些都源於一句話：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楊沛宜說她不介意，電視觀眾認為只要好看電腦也無妨，十幾天奧運大家的一點點不方便是大我與小我的辯證關係。

西方社會價值講究個人自由，北京奧運和這套看法很不一樣，這不能說哪方有問題，西方是個人高於集體，中國是集體高於個人，體制決定了價值，存在決定了意識，爭論兩套政治制度和文化孰優孰劣在北京奧運的框架下是沒有意義的。在要成功主辦一次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雙豐收的奧運會前提裏，中共治下的集體主義顯現了它的制度在某一特定時空的可操作性；北京奧運成功落幕，令十三億人民更加相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必然，也更信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辦好奧運會，中共的管治合法性又比八月八日前進一步得到更多人認同。

不能控制的情感與決定

正因為這樣，所以程菲在體操單項落敗後淚濕戰衣、劉翔受傷後自行決定退出比賽是那樣的彌足珍貴；制度不能控制一個二十歲女孩的情感，也不能控制一個二十五歲大男孩的退戰決定。這兩個北京奧運裏難得的人性光輝時刻，將永遠留在我心中。

CHANGE

就在電視鏡頭一晃而過的時候，畫面裏的往往能夠喚起大腦記憶的某些片段，就像中日男子體操隊對決那個早上，看到了頭髮花白的中國隊總教練黃玉斌，也注意到髮線開始後移至頭顱中央位置的前總教練高健在場裏。訝然的是一九八四年洛杉磯奧運會男子全能冠軍具志堅幸司原來已是日本隊主教練，一個粗眉大眼英氣猶在的漢子也在場邊，如果沒有看錯，這人應該是塚原光男。

學過體操的一定聽過塚原光男這名字，儘管可能不知道具志堅幸司是誰。塚原是六十至七十年代日本男子體操隊在奧運、世界賽男團連續十次稱霸的主力。以塚原（Tsukahara）為名的塚原跳，也就是側手翻轉體九十度接後空翻即出自塚原光男，從首次出現到今天已有三十八年，依然是男子跳馬必修動作；塚原在單槓的團身後空翻轉體一百八十度接團身前空翻轉體一百八十度落地，日本語的叫法相當優雅：「月面宙返」，是今天男子單槓飛行動作的始祖。

求穩求準失難度分

日本男隊失了北京奧運男團金牌，溫文的日本傳媒沒有抱怨追究，男團決賽後第二天，銷量最大的《讀賣新聞》一句愛之深恨之切的惡言都不見，整版報道也沒有對中國男隊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這份近年來對中國批判不少的大報，極有風度讚揚中國「零失誤」。具志堅幸司沒有把責任推給誰，他總結了一條: 日本隊講究完成動作的準確性，與中國既攻難度更攻完美演出相比是稍遜一籌。具志堅說，未來日本體操的訓練焦點，應該是培養專項人才，不會再盲目追求訓練全能冠軍。

日本男子體操是有光榮歷史的，以加藤澤男、中山彰規、塚原光男、監物永三為主體的日本男隊三代運動員，在一九六○年羅馬，六四年東京、六八年墨西哥城、七二年慕尼黑、七六年蒙特利爾連奪五屆奧運男團金牌，並在這一段時間包辦五屆世界體操錦標賽冠軍，形成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十V」紀錄。加藤澤男在參加的三屆奧運裏共獲八面金牌，是亞洲運動員奪得奧運金牌最多的一人。必須指出的是，在日本男團橫掃世界的二十年間，蘇聯男團也是非同小可，但日本在動作創新上一直領先，硬是把追求古典風格的蘇聯擋在金牌外。說也凑巧，也是在這二十年，日本工業技術大幅領先美歐，家庭電器和汽車像加藤澤男塚原光男那樣，所到之處盡皆望風而倒。這是日本的黃金年代。

眾所周知的是，日本運動員有着不肯認命的頑強意志，可是面對從後殺上的另一亞洲體育大國中國，日本實在是無法匹敵，乒乓球日本出了荻村伊智朗木村興治，中國的莊則棟李富榮像巨浪一樣把他們淹沒；加藤澤男之後日本無以為繼，中國光是姓李的男子體操名將就有一大堆，李寧李月久李小平李小雙李小鵬；日本八十年代男子短跑還有神野正英高野進，如今卻在亞洲徑賽已無法抬頭。但是日本體壇從不放棄，默默地在一角作好準備，隨時東山再起；雅典奧運，年輕的男子體操新銳富田洋之等有超水準演出，重奪失落近三十年的男團金牌。

練體操是既辛苦又危險的運動，說辛苦，是因為體操完全是靠身體橫練出來的，先不要說空中翻騰這些隨時會斷肢折體這些，光是練身體已夠沉悶吃力得令人無法忍受，比如說，體操極多動作是靠腹背肌肉支撐，如鞍馬如吊環，體操運動員鍛煉腹肌這一環節是「兩頭起」動作，即是人平躺地上，同一時間手臂和腿部像V 字那樣夾起，一練就是一千個。

練完下來，墊上是留下的是一攤汗水。再說，練體操摔得終身傷殘的也不少，前蘇聯有一位世界級女子體操名將在奪得金牌後從此沒有再參加國際賽，甚至連蘇聯國內比賽也沒來，蘇聯官方解釋是因傷退休，但體操界流傳的說法是：在一次高低槓訓練中，這位冠軍空翻着地時頭部先下地，頸骨折斷死亡。

轉攻難度中國八三年奪冠

中國男子體操起初是蘇式訓練，但很快就轉到以難度為主的方向，初見成效的是一九八三年世界賽，李寧等為中國奪得第一個男團世界冠軍，留下了李月久跳、鄒利敏單臂大迴環這些膾炙人口的動作。中國與日本走的路很不同，日本體操講求完美完成動作，在難度和完美之間，日本無疑顯得保守了一些。這與訓練風險無大關係，但客觀上，從上環上馬上槓到落地都要完美無瑕不出風險，可以做的便是穩妥而難度偏低，策略是演出完美少扣分，補償因為高難度下出現失誤甚至完成不了動作的失分。

這種思考方法不能說是錯，但北京奧運體操的計分方法卻把日本體操隊的戰略完全推翻，以往是以十分為滿分，可是京奧用的新打分制度，是把運動員的技術難度和動作完成分相加。簡而言之，以前是用倒扣方式來找運動員的錯處，如今是用加分方法把難度往上推，難度愈大愈多得分愈高。男子團體決賽，中日兩種戰略相遇，出現明顯的落差——跳馬項目前，中國領先二點三七五分；到了跳馬，日本的鹿島丈博的動作難度只屬一般，坂本功貴還出了一點小失誤，可是中國運動員一上來就是超高難度，跳馬項目完成後，中國隊領先日本隊的差距達四點九五分，日本衛冕大勢已去。

然而，日本畢竟是體操大國，四十年前加藤澤男他們的口號「体操ニッポン」（體操日本）說到底不是吹出來的，日本在北京奧運衛冕失敗得回一面銀牌，主將富田洋之大方得體， 「我的感覺不是輸了比賽拿銀牌，而是我們贏了比賽。

中國發揮非常好，出現了高分，實力很強」。與李寧同一年代的具志堅幸司承認， 「在難度價值和動作完成兩方面，中國都是世界第一」。

保守踟躕如何登頂

各領風騷二十年，日本當年以塚原光男等人的創新難度，一舉跨越蘇聯十次拿下男團冠軍，可是在搭建日本體操王朝後卻愈發保守踟躕，難度第一的老本行收起不用。倒過來，中國是執意向高難度進軍，今天，體操跳水這些講究意念創新難度高超的運動項目中國都穩坐不倒；no pain，no gain，難度訓練是有風險的，然而除了這條路，難道還有別的登頂坦途？

奧運聖火裏憶起容國團

看着發胖了的李寧點燃聖火，我想，如果不是李寧，誰應該有這個殊榮？

其實，答案打從「聖火應該由誰來點燃」這個命題浮現那天就已經存在腦袋裏。

容國團。香港人，新中國第一個貨真價實的世界冠軍，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在西德多蒙特第二十五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容國團在男子單打決賽擊敗匈牙利老將西多奪得冠軍。那是當時呱呱墮地僅十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贏得的第一個世界冠軍。中國隊此後五十年橫掃世界乒壇的起步點是容國團捧起獎盃那一天。

開幕禮晚上，鳥巢運動場裏的十萬人在興奮氣氛中會憶起中國曾經有過容國團這個人的應是寥寥可數，他們更不可能記起今年是容國團自殺身亡四十周年。

對於容國團，經濟學者張五常最有感觸，多年前在一篇憶述容國團的文章《憶容國團：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中，張五常動情地以「阿團」喚這位孩提時就在筲箕灣東大街玩得熟絡的小伙伴。這對好友一九五七年分散東西，張五常去北美洲加拿大念書，在左派工會工作的容國團北上大陸追求他的乒乓夢。兩年之後，容國團清秀的面龐在多蒙特震驚世界，直拍左推右攻殺出一條血路，歐洲防守橫拍壟斷多年的寶座在狂風掃落葉之下兵敗如山倒。兩年之後，年輕的中國男隊在北京世界賽揚威國土，容國團掛帥加上小將莊則楝李富榮，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擊球速度，把發明弧圈球的日本男隊在決賽轟下馬；莊則楝並獲得男單冠軍，從而為他連續稱霸三屆世界男單冠軍揭開序幕。

奠基者容國團傅其芳姜永寧應該說，中國乒乓有今天的雄霸地位，和容國團、傅其芳和姜永寧三位五十年代北上的香港乒乓球運動員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

容國團從男隊退役之後，改帶中國女隊，一九六五年第二十八屆世界賽中國女隊大勝日本，與男隊一樣成為世界冠軍。必須指出的是，容國團為中國乒球指點江山的年代遠不是今天那樣的光明大道，當時歐洲運動員流行兩面反貼的下旋球防守打法，以強大膂力把小小乒球切削得又刁又低，匈牙利老將西多便是下旋球高手，匈牙利另一名將別爾切克的綽號大概可把這一情狀描畫得更精準——切削機器。對手遇上像西多或別爾切克這樣的削球王，就像老鼠拉龜無從入手，稍一不小心，回過去的球就吃「篩」直飛網底；回球回得太高，西多就會像老虎一樣霍地直撲球桌反手就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面對像是深陷泥淖的來回球，亞洲球員幾乎無計可施，善動腦筋的日本發明海綿夾膠皮的三明治球拍，再在這上面想出至今世界通行的弧圈球，擊球力量繞着乒球外沿前進，拉出了前沖弧圈和上沖弧圈，專門對付旋轉強但速度慢的歐式下旋。中國則走上另一條路，構建出至今不衰的「快、狠、準」三字訣，以快制慢、以快制旋，力求在前三板解決對手，發球——回球——起板扣殺得分，一舉把日本匈牙利企圖在相持中搶攻的打法統統殺敗。來自北京隊的莊則楝把直拍發揮到極致，右手正手強攻，反手直接揮拍，日本人用高速攝影機拍攝莊則楝的攻球，原來當來球只要高於球網二點五厘米，莊則楝就一拍掃過去，那時來球的旋轉力量還未發揮出來。

人生能有幾回搏

容國團回到北京，迅即成為中國乒乓球的核心人物，那時的中國乒隊準備向世界衝擊，先鋒便是容國團。決賽前夕，有人問容國團如何準備，容國團說了一句到今天依然是中國體壇圭臬的名言： 「人生能有幾回搏」，結果西多在一個勇於拼搏的二十一歲中國青年前敗下陣來。容國團以後幾年在乒壇的路走得頗為順利，中國男隊揚名世界後四年，中國女隊也拿下團體冠軍，那時是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的陰霾像鬼魅一樣已悄悄來到神州上空，不過人們那時毫不知情，還沉浸在三年饑荒過去、國民經濟復蘇勢頭良好的喜悅裏。

再過一年，文化大革命像暴風雨那樣說來就來，紅衛兵造反派把領導人揪鬥一個又一個，從劉少奇到鄧小平，從彭真到陸定一，後來終於來到分管體育的賀龍頭上。文革令人民生活中沒有了友誼，朋友之間不許傾吐真情，批鬥、凌辱、毆打、抄家無日無之，文革逆流下的中國成為當代最大的人間煉獄。乒乓隊內，容國團和兩個來自香港的同伴姜永寧和傅其芳首當其衝，後面兩位帶領中國乒乓球隊走出一窮二白的英雄被造返派誣說是「特務」，結果二人先後懸樑自盡，留下恍如變了另一個人的容國團孤身走過落日斜陽。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被稱為《五．一二通知》的中央文件發了下來，認定國家體委是所謂賀龍的獨立王國，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當年孤身拋下家人北上的容國團大受打擊；六月二十日，容國團沒有如常下班後馬上回家，妻子黃秀珍遍尋不獲。

翌日凌晨四時，有人在龍潭湖畔一個養鴨房旁找到吊頸自盡的容國團屍體，留下的是「我歷史清白」、「不要懷疑我是敵人」遺書。

中國第一人養鴨房旁吊頸自盡周恩來知道容國團的死訊後勃然大怒，他警告造反派，不可以批鬥著名的運動員和教練，可是極左勢力並無把周恩來的話聽進耳裏，竟然在容國團死後到容家洗劫抄家。張五常在《憶容國團：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裏說， 「十年後，我從芝加哥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駕車到溫哥華一行，遇到了一位從中國大陸來的乒乓球員，就很自然地向他問及容國團的情况。他回答說：『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殺的。』晴天霹靂，我淚下如雨。」八月八日晚上八時，鳥巢內外人人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壯志如雲豪言如雨，高呼中國要在金牌榜上超美勝俄的時刻，或者他們忘記了，沒有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今天的中國肯定還是人人一套藍衣裝的螞蟻時代、還是在階級鬥爭為綱的日子裏你批我鬥互蓋帽子、還是把集體看得比個人自由重要得多的共產年代。我們不必說要感謝誰個英明領導把中國帶到今天這一地位，這是人民的抉擇；在悠悠六十年南來北往滾滾人流裏，曾經有幾位為今天的中國立下不滅功勳，包括死時年僅三十歲的容國團。

蝶背蛙自十一年

「運動」是休閒活動的一種，和釣魚打桌球下棋差不多，是周日上午闔家飲茶下午小睡後無所事事去gym 的活動活動身體；醫生說運動會分泌一種叫安多芬（endorphine）的荷爾蒙，據說會令我們產生歡愉的感覺。「運動競技」是另一回事，是一個星期訓練六天累得晚上只要頭一靠着枕頭馬上能睡，生活裏只有訓練訓練和訓練。歡愉的感覺很難從運動競技裏得到，除非能夠出好成績，運動員的密碼是「企櫈仔」，意思是站在領獎台上。

從五歲到十五歲，我的少年時代是天天在運動競技氛圍渡過。

參加奧運對一個十二歲時一百米自由泳游六十幾秒的青澀少年實在太遙遠，我那年代的奧運是蒙特利爾奧運會，男子一百米自由泳金牌得主是美國的Jim Montgomery，成績是四十九秒九九，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在這個項目游進五十秒大關的人。

每次當我看到蔡曉慧她們侃侃而談奧運達標的時候，心裏總有一絲莫名的苦澀：人家游泳游出名堂， 像我們那樣練了十幾年水，頂多在分齡賽裏出成績的二線三線四線泳手香港實在太多了。奧運？ you must be kidding！

學游泳和上幼稚園是幾乎同步進行的，家裏的說法是游泳對身體特好，尤其是我這孿生早產兒的老二，母親的想法是像毛主席說那樣到大江大河去鍛煉，別一天到晚人前人後拽着媽媽衣角討東西吃。孩子愛玩水，一到泳池就雙眼發光，兩個星期下來就能浮能游。本來我的游泳生涯應該到此為止——可不是麼，都學懂游泳了，學校放假與小伙伴偷偷到維多利亞泳池瘋幾個鐘頭也不怕淹死——但那教練說根據我的手骨這小子日後會長很高，費盡唇舌要讓我參加正規訓練，說改天晚上去李鄭屋泳池看他們訓練，看了再說。

刷牙洗臉上學練水

這一看就看了十一年，也為後患無窮的風濕和關節病痛揭開序幕。買了泳褲，還要是小小三角的那種，本來笑嘻嘻的教練樣子也從那時起了變化，從此我的生活單調得只有游泳和上學。

每天下午放學，匆匆吞一個菠蘿包趕搭二號D 巴士到深水埗，訓練七時開始。十一年間，這些已經成為天天除了刷牙洗臉的必要事項——下水先來八百米熱身，在五十米泳池的三條航道裏來回游十六次。游泳講究全面發展，我的主項是短距離自由泳，但每天都要游其他三個副項；熱身之後，蝶蛙背各四百米。背泳是自由泳反過來的版本，關鍵是關節要特別鬆，我們下水前總要找人把自己兩隻肩膀死命向後扭，然後像風車那樣打大圈拉開肩關節。蛙泳最考技術，兩脅一夾衝出水面，美國人把這動作發明出來，雙掌向前一衝把整個人帶前，但最難掌握的是腿部動作，髖關節收回再蹬出去時切記腳板底不可翻着朝天，而是要與小腿呈九十度角向後踩。只要白白的腳板底在蹬的那一下給裁判看到，馬上犯規出局——因為腳板底朝天，即是腿部動作變成蝶式的打水動作——好多蛙泳名將就在這關口給刷了下來。蝶泳游起來最好看，我的小伙伴與女孩去淺水灣玩，一定當眾表演蝶泳由灘東游到灘西。蝶泳靠的是下肢配合，掌握不算太難，後來盛行雙S 划手時，我已經上岸休兵，不必受那二段動作的訓練折騰。

之後是主項，短距離是練爆發力，過了這麼多年，最記得訓練到最後是連游十個一百米，每次之間休息只有很短促的十秒，之後是每個一百米都要比上一個快一秒。這是最累人的一項，有次我有點感冒，游到最後是身體沒有氣力直往下沉，教練在岸上看到，也不喊一句話，就把塑料浮板照頭照腦扔過來。回到池邊，教練先是一句「攰了？不要游了，回家去」，小孩子最好強，斜着眼歪着嘴一言不發看着教練，身體語言是「你這個衰人」。教練是孩子王，當然知道你這小癟三在想什麼，他不與你爭辯，而是隨手抓起身邊一塊浮板猛地把你的頭按進水裏要你喝水。我們在水裏長大，灌一口半口水不算得什麼，教練你要我當孱種，我偏不當，一扭頭玩命似的游了出去。那天晚上，大伙練完水，教練走到你身邊若無其事說「吃魚蛋去」。那顆小小但激動的心悸動不已。

腹肌是怎樣練成的

因為游泳是腰腿動作特多，上水後腹部肌肉拉得極緊，甚至把整個背部都拉得向前弓，八塊腹肌就是這樣練出來的。回家才是整天訓練最吃力部分，我家住在唐樓五樓，走一層要兩行樓梯，每行十四級，每天到四樓時，要手腳並用才能爬回去。回家後飯菜早已讓人吃光，留下的是大大的一碗雞蛋炒飯。所以，有人問我為什麼天天一碟茄汁豬扒飯可以吃幾年，其實這都是閒事，十一年的蛋炒飯也這樣挺下來，十一年天天都是這樣一式一樣練水，還怕什麼悶？

那年頭，西方的游泳訓練理論是不可以進行肌肉訓練，說這樣會令游泳用的肌肉群容易受傷，又說舉重訓練會令肌肉群僵硬，所以一星期只有三天是下水前在池邊拉橡筋。

可是，到了蒙特利爾奧運會這一切都變了，東德派出的女運動員都是粗肩圓膀，女子一百米自由泳冠軍Kornelia Ender 樣貌娟好，一開口竟是男低音，任誰都知道東德運動員服了類固醇，但就是驗不出來。除此之外，東德泳隊是少數極注重力量訓練的隊伍，全世界不齒東德的服藥戰技，但不能否認的是東德訓練水平極佳，於是所有國家都開始力量訓練。那天看到香港女將陳宇寧一伸手拉出來的背肌，想必要說服花樣年華的女孩在拉背機前來回硬拉幾十磅生鐵，若不是深愛游泳，這是不可能的了。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也引進東德教練，成績馬上見效，東德運動生理學家發明練水後刺穿泳手耳垂來檢驗泳手的疲勞程度，以重新訂定訓練日程。如今一天下來游兩萬米是小事一樁，我們那年代的一天幾千米，對現代泳手來說是用來塞牙縫的小食。

左肩一聲響無奈退役

到了十二三歲，技術和身體發展大致定型，很難再出好成績了。那時剛上中學不久，功課壓力很重，念全日制又要練水又要做功課，游泳成績卻出不來，開始想到退役，也開始心散，中午飯後在學校球場踢球踢到不亦樂乎。一天，盤球前進時給人一絆，整個人向前倒下，左邊肩膊裏像有一下聲響，心想「這下完了」。召來救護車送到醫院照X 光片，一條裂痕赫然在鎖骨上，這樣一休息就半年。再游泳時已是一點心情都沒有，成績不但沒上去，還直往下掉，一天下午和教練談話後，靜靜退出十一年游泳生涯。

到底退出泳隊是因為鎖骨斷裂還是別的原因，我從來沒有深究，反正是天天可以早回家，一家人吃飯做功課看電視嘻嘻哈哈。後來，在美國生活時出了車禍，那輛Civic 在撞上高速公路旁小丘一剎那，肩上的安全帶把左鎖骨硬生生再卡斷一次，游泳競技從此永久離我而去，我轉型成為每當電視轉播游泳賽都緊盯熒幕不放的座上客，和偶爾運動運動以獲取安多芬的業餘一族。

後記
編輯曾先生問，十一年間幾乎天天練水，一旦因傷放棄，那是什麼樣的心情？
一輩子最喜歡做的事沒了，其實退出後有幾年心裏一直在淌血。到了在美國車禍裏鎖骨再斷一次，判斷以後都不會恢復，心死，反而豁然開朗。

北京奧運饒了我吧

那天在電視上看到北京公安人員對纖瘦的有線電視記者羅暉翔又是掐又是卡，還一掌把他打翻在地；羅沒有動氣，爬起來就去摘那公安左胸前的號碼牌。那公安見狀節節後退，然後轉身馬上繞到另一邊逃避。幾百個在旁邊圍欄裏排隊買票的北京市民現炒現賣上了一課：香港與北京的最根本分別就在這裏——北京是蠻幹胡來弱肉強食，香港是講究法治傳媒監督。可惜講法治的去錯了地方，人民專政下的北京人民公安以鎖喉小擒拿把體重只有他四分之三的年輕記者拿下。

看完這一段新聞片，旁邊有人問：你失望嗎？

我極認真的回答：沒有失望，因為已經不再寄予希望。

北京奧運愈來愈煩厭，那天看到新華社從北京發出兩張照片，是四川災區來的災民和中央電視台主播會見採訪奧運的記者。我不是對抗震救災有不同看法，而是中共把四川地震和奧運會弄得像聖誕樹一樣，把不屬於它的東西統統掛了上去，太不像話。四川就是四川，四川不是奧林匹克，救災工作是神聖而艱巨的，死了幾萬同胞傷的也有好幾十萬，成千上萬人到今天連屍骸都找不着，幾歲大的孩子肢體扭曲死在豆腐渣工程殘垣下仍未得出一個明白。我不知道那天記者會有沒有談到豆腐渣工程這些事，不過，倘是有的話，那天晚上香港電視新聞頭條一定不是災民對記者表示當局說願意賠錢，但卻不讓追究到底也不許四出再說這些慘劇。

申奧承諾？早忘就了

申辦奧運成功至今這七年間，一些人曾經天真地以為七年總會有好的改變，至低限度會和世界接軌。要不是秦剛幾個星期前在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上，告訴台下記者中國人權由十三億中國人民講了算，這些善良的人們還以為在鳥巢水立方這些建築下中國會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二○○一年在莫斯科，中國申辦奧運代表團曾經說了些什麼承諾了什麼，恐怕連講這些話的官員自己都忘掉了，今天北京街頭除卻那些後現代建築，中國仍然是老神在在，一點不變。

奧運在亞洲已是第三次舉行，東京在一九六四年，漢城是一九八八年。前兩次都永久改變了東道主國的面貌，日本因為奧運大興土木，修了新幹線子彈火車，又建了從東京到名古屋的東名高速公路，打通關東和關西兩大腹地的關節；四年之後的一九六八年是明治維新一百年，日本在這年經濟總量超越西德躍居世界第二，那是美國向廣島扔下原子彈後二十三年的事。漢城更加了不起，一九八六年亞運、八八年奧運，南韓軍政府看到民主大潮不可迴避，獨裁強權不能苟活於陽光之下，一場波瀾壯闊的政治改革運動在三八線以南全面展開。今天南韓人民也許對七十年代經濟起飛的日子仍然感念，對八十年代的兩場運動盛事回味無窮，但肯定對這兩個年代的朴正熙全斗煥盧泰愚政權的軍特橫行不堪回首。

至於中國呢？

說一句老實話，我是積極的悲觀，或者是消極的樂觀。中國不是沒有改革派，幹部裏有想法的大有人在，然而這只是局限在鳥籠裏的動作。經濟發展上，中共在這三十年間的確走出金光大道，老紅軍到深圳一看即哭成淚人說亡黨亡國這些謔而虐笑話，反映人們對頭腦封閉如混凝土的鄙視和不齒。然而，只要看看這些年間香港變成什麼樣子，就不難看到事物是朝着哪個方向走，見微知著，香港既然也如此，北京能夠怎樣？

中華民族真正夢想

主辦奧運絕對不是壞事，前些年，我對於一些持有「搞奧運？不如用來濟民生」的說法不完全同意，畢竟那時還抱着一絲希望：中國乘着奧運東風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人家的長處。但愈近奧運這種期待愈變得淡泊，奧運倒過來拖着中國人民後腿，變成中共用來炫耀功績的工具，成為政治宣傳的橋頭堡。毋庸置疑，奧運是炎黃子孫的一件大事，但絕對不應說主辦奧運或辦好奧運是炎黃子孫的百年夢想，由此上溯至公元一九○八年這一百年間，中華民族真正夢想是推翻封建統治，推翻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當家作主，是《歌唱祖國》裏的「英雄的人民站起來了」，而不是搞好二○○八年八月八日之後的那十幾天的活動；把中國人民的夢想如此簡單化，是以偏概全。

任何事物到中共手上都可以很政治化，女排打勝仗可以成為「第一機械廠把女排精神進行到底」。高度政治化是中共拿手好戲，國際奧委會一再聲稱奧林匹克不應涉及政治，可是只要瞄一眼北京奧運聖火傳遞活動便知道這句話早已被人丟到爪哇國：聖火經過香港時千萬紅衫軍突然出現，愛國愛港人士以至特區政府對異見人士強力打壓，奧運的多元精神轉化成只為中共的政治目標服務。說到底，奧運不過是一場九十分鐘的足球賽、是打足五局的排球、是五十發子彈的步槍射擊、是十次縱身躍下的跳水、是在泳池裏來回快速游兩次，運動員苦練四年是為了向自己證明能夠賽出好成績，沒有必要說成國家民族的百年機遇。

現代奧林匹克到了一九八四年洛杉磯奧運會轉進新一頁，民間力量而非國家力量的大規模參與，義務工作者的與會取代了國家機器的介入，奧運會變成與民間接觸面更大更廣的群體活動。這本來是好事，可是到了今年卻變質走樣，人們對北京奧運的積極樂觀期望，在高度政治化氛圍裏變成有傾向的政治消費。歷史上，一九八○年莫斯科奧運會也許是一場高度政治化的比賽，共產主義巨人蘇聯要向全世界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是蘇聯此一目標在揮軍侵略阿富汗後，莫斯科奧運受到杯葛而無法實現。從目前的走勢來看，北京奧運看來可以實現當年蘇聯的未竟之志。

我的北京奧運是想看菲比斯蝶泳的水下雙S划手，是想看程菲的跳馬龐盼盼的自由體操，是想看巴西足球隊朗拿甸奴，是想看到底劉翔還是羅伯斯才是欄王，而不是把奧運扯到百年機遇四川地震，請饒了我吧，好嗎？

我對青春無悔

朱凱迪和鄧小樺的日本社會運動初體驗使我想起在東京的日子：西北航空公司七四七降落成田機場前十幾秒，從機內往下望，看到的是農民以木板搭成高高的瞭望台，乾草棚旁邊插着幾十面長條形白旗。若干年後，在日本時代劇《武田信玄》裏看到那些旗子時心頭一凛：農民示威者用的就是這種戰旗。

初去日本時是大平正芳首相倡議全國邁向中產的一億中流年代，雖然成田機場外的三里屯農民偶然還會發射幾枚土製火箭炮，但像外星戰艦那樣龐大的機場已經以不可阻擋的聲勢建在昔日的農地上了。學校裏還是有左派的，三十好幾的先輩間中回來細說當年在御茶之水站外的反安保武裝鬥爭，頭上是工地安全帽的大學生，額前漆着「中核」、「ML」等派系標誌打頭陣，劍道部同學把車站外鋪在路面的圓石挖出來當手榴彈擲到警察那邊。日本大學明治大學的示威學生在警察別動隊鎮壓下，大量被打得腦震盪受傷，有人被開除學籍後義無反顧投入社會運動。那時，我還不知道黑澤明曾經有一部電影《わが青春に悔なし》（ 我對青春無悔） 。

余生也晚，到了日本才懂得黑澤明，那年頭最紅的偶像派是近藤真彥和松田聖子，唱片大賞得主卻是人到中年的寺尾聰的《ルビーの指環》（紅寶石指環）。電影業早已不景氣多時，倒是新宿南口巨大廣告牌上的高倉健和倍賞千惠子的《車站》到今天還記得。黑澤明去世，日本傳媒以「世界的黑澤明」來形容他對電影藝術的貢獻，可是當年我要看黑澤明電影，要麼到青山學院大學附近的小戲院，要麼便是星期日起個大早趕去澀谷看特別場。

特立獨行值得尊敬

今天重提拍成於一九四六年的《我對青春無悔》不是白頭宮女式的懷舊，事隔多年，我對電影裏原節子飾演的教授女兒八木原幸枝始終念念不忘。雖然被認為是知性女優的原節子後來也參演了小津安二郎的《晚春》和《東京物語》，但總覺得小津電影裏的紀子不能和投身反戰洪流的幸枝相比。因為，在日本這個講究集體意識講究一致化的國度，孤獨地扛着與保守主義迥異的大旗畢竟是極少數，尤其是戰後這些年，在美國中心主義政治氛圍下的童養媳式長成，日本主流意識形態早與自由主義無緣，可是在這種懨悶氣候下卻還孕育出敢於說不的特立獨行，值得人們起立敬禮。

朱凱迪和鄧小樺也許不知道，要在戰後的日本當反對派並非上上街示威就可以的閒事，說得白一點，反對政府不但會丟掉飯碗，還會丟掉性命。成長於六十年代的日本人民絕對不會忘記這張照片：眼鏡半跌的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手指弓着步準備再刺第二刀的右翼分子山口二矢，亮晃晃的刀子在演講台上閃着毒舌般暗暗光芒。感謝世界上有youtube 這回事，一九六○年十月十二日的政治暗殺永遠烙在日本的歷史上——山口二矢是從台上的左邊先捅了淺沼一刀，然後轉過頭來準備再刺時被人擋住；在按下快門的那一秒，淺沼還是清醒的，送到醫院不久就去世。右翼分子對淺沼恨之入骨，是因為他五十年代就提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友好，但更重要的是，淺沼是日本社會運動先行者，反戰反資本主義壟斷，二十年代時是農民運動和工運積極分子，曾因發動銅礦工人罷工被捕。二戰結束後，淺沼致力社會黨創建，支持把美國勢力逐出亞洲，被右翼視為眼中釘。

日本戰後社會運動值得大書特書的原因，是運動從來是獨立成長，不受外國力量支配，是有日本特色的社會運動。五十年代韓戰爆發，日本共產黨和社會黨都遭到美國佔領軍和東京傀儡政府的強力打壓。推理小說家松本清張六十年代寫的《日本的黑霧》，第一個短篇〈國鐵總裁下山之死〉，根據松本清張調查，下山在路軌上被輾得血肉模糊，是與美國佔領軍和中央情報局不欲左翼工會控制日本最大集體運輸系統的結果。在軍特恣意壓逼下，日本社會黨和日本共產黨在狹窄的空間跨出大步：他們反戰反不義，六十年的兩場席捲全國的反對日美安保條約大示威震動全球，加上纏鬥三十年的水俁事件和成田機場三里屯反農地侵佔，在高度資本主義的消費社會孜孜不倦奔走街頭，在政治光譜裏贏得重要的一席。

值得一提的是日共，當五十年代全球共產黨都西瓜開大邊依附蘇共或中共時，日共卻在一九五八年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把「走獨立自主路線」寫進黨章。日共在中蘇共論戰年間採取中立路線，雖然一度分裂為日共（正統）和日共（馬列），然而反對戰爭這一中心思想從來不變。一九七六年，日共再修黨章，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改為「科學社會主義」，脫離僵化教條，走上社會民主主義的方向。與此同時，中間偏左的社會黨在社會上贏得更多尊重，一九九三年，執政三十八年的自民黨倒台，社會黨從萬年在野成為終於在朝，委員長村山富市擔任首相。儘管右翼評論員狠批村山任內對經濟建設無大貢獻，可是社會黨說到底是一個仍然把人民放心裏的政黨，沒有「一闊臉就變」，一九九五年，村山以首相身分向二戰亞洲受害國口頭道歉，雖然右傾政黨控制的國會沒有通過道歉決議，但村山的立場至今仍被他之後的六任首相奉為圭臬。

尋找野毛隆吉的影子

離開日本後的十年裏，我人模狗樣的從香港而美國而英國再是美國，日本語因為久已不用都還給岩田老師，可是《我對青春無悔》卻從未在記憶裏抹去。每次香港有選舉，總是會特別留意一些剛踏出校門立場進步的年輕參選者，企圖從他們身上找到八木原美枝和她那反戰反到山窮水盡丈夫野毛隆吉的影子。電影裏，美枝捧着身陷冤獄時死去丈夫的骨灰回到夫家，這一幕令人感觸至深：為了公義為了反侵略，京都帝國大學的畢業生走上與人民一起的不歸路；在一格接一格的黑白電影菲林之間，是淺沼稻次郎的遇刺照片，是六十年代日本大學生的反戰學潮，是先輩說因為示威被捕從此進不了三井三菱豐田本田。每當想起這些人與事，《我對青春無悔》裏大學生唱着歌走在大路上的情景，都會湧上心頭。

就是要歧視同胞

美國政府的一貫政策，與包括中國在內的相當部分被指違反人權的國家一樣，是從來不承認本國有人權問題。但事實是美國也有人權問題，不同的是美國把人權放在法律框架裏對待，因此從法律層面來說，美國沒有人權（human rights）問題，只有民權（civil rights）問題。這些掩耳盜鈴的花招掩蓋不了真相：美國六十年代通過的《民權法案》，其實就是一份全面的人權法案——禁止公然進行隔離和歧視，取締了歷時幾個世紀之久的侮辱性行為；法案中的《投票權法》，令數百萬非洲裔美國人獲得政治權利。不認還須認，這不是人權是什麼？

雖然《民權法案》實行逾四十年，但美國仍然未能全面消滅歧視，尤其是對少數族裔的歧視。我曾經住了七年的紐約市算是民族大熔爐了，據市政府八十年代的統計顯示，在紐約的外裔國籍數目比聯合國成員國還要多，達一百八十多個；走在街頭，放眼都是宗教膚色以至生活形態與主流美國人大相迥異的少數族裔，人人都似乎很習慣這種城市人口結構。請注意，我用的字眼是「似乎很習慣」，因為，只要在美國生活超過一年的人都知道，在《民權法案》定議差不多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在民權先鋒馬丁路德金牧師遇刺四十周年的二○○八年，美國還說不上是一個民權紀錄良好的國家。

這樣說，並不是等於讓那些人權紀錄不堪之極的國家，包括動輒說「人權便是生存權」、「人權改善由十三億人民說了算」的中國政府找到一百步笑五十步的機會。中國的人權狀况，是另一部更長並且更悲慘的歷史。

保護族裔門面功夫

紐約什麼人都有，表面上算是半個大同世界，對保護族裔像是極為敏感：一宗刑事案發生，如果光是閱讀文字傳媒而不是看電視新聞，根本不可能知道被告的族裔、性別、年歲，因為這三種資料分別受到民權法和私隱法保護。如果以香港動不動把被告全家生活照片見諸報端的做法來說，這大概會令紐約的同行驚呼了。但是，這些都是門面事，紐約的真正歧視在骨子裏——白人歧視黑人，叫黑人nigger；黑人歧視黃種人，我的活生生體驗是親耳聽過同胞被人叫yellow shit；黃種人倒過來歧視黑人，連黑人都知道hark kwai 是「黑鬼」；黃種人還同時歧視拉丁裔人，喚他們是「波匪」。這些歧視連環套每天每夜都在發生，倘是一聽這些詞就去聯邦司法部門投訴上法庭解決，大概法院所在地的下東城區會變成全美人口密度最高的一平方公里地段。

克林頓走入哈林區

這所以當克林頓下台後，宣布會把辦公室搬到紐約黑人聚居的哈林區，紐約報紙以Mr. Clinton Comes to Harlem（克林頓先生來到哈林）來做頭版新聞的標題。哈林區在曼哈頓上西城一百一十街以上的地段，香港影迷在Bruce Willis 的《虎膽龍威III》看到他與黑人演員Samuel Jackson 初會的地方便是在哈林區內。哈林區是紐約黑人的聚集區域，近三十年來，由於紐約市整體治安惡化，哈林被標籤為「閒人/白人勿進」之列。

九十年代初，朋友來紐約玩，遊了世貿中心帝國大廈聯合國總部後，十之八九有一個不情之請：能帶我到哈林去看看嗎，哪怕是坐在車子裏逛一圈也好。我的做法是把他們都塞在那輛殘舊不堪的七五年Chevrolet 裏，先沿百老匯大道北上，過了西一百一十街就繞進哈林區的Lenox Avenue；忽然把車子停在大街上，找個藉口下車去打電話或買點汽水什麼的，由得那幾個一臉繃緊的香港人關在車內十五分鐘，像動物園鐵籠裏的猴子那樣睜着惶恐的眼睛瞪着窗外路人。當我晃晃悠悠拿着車匙回來後，車子裏一身冷汗的遊客們通常是急如星火催我馬上開車走，儘管他們沒有捱打沒有被搶我的破車也沒有給人砸。當然，他們不知道我的家就在Lenox Avenue 一一五號三樓臨街那小小的studio，更不知道我經常凌晨二三點搭三號地鐵南下唐人街叙樂飯館與朋友宵夜，每個星期天在街角滿是塗鴉的籃球場打幾場三人賽出出汗。

紐約白人裏有一句話， 「不給人搶一次不算是紐約人」，講的當然是給黑人打劫；我在哈林區住了兩年多，分毫無損，是不是祖上積德福蔭庇佑，只有神明才知，但事實是那一千天裏相安無事。沒有人會說八九十年代紐約的治安是好的，我的老友八八年來探我，一天飯後走在街上，忽然有個六呎多的黑人走過來討錢，朋友馬上鑽到我的身後。

這很正常，任誰一個遊客在紐約街頭遇上這些事總會嚇出一身汗；我沒有答話，也不給錢，黑人咕噥幾句走開了。如果說，討錢也算是治安差劣，紐約怎能和印度德里相比？

平情而論，紐約治安當然不會比香港好，但也不至於一生人要給搶一次才算是New Yorker，問題是，這些促狹的「笑話」是哪個傢伙創作的？誰都知這裏頭有着濃得化不開的種族歧視。克林頓帶頭把辦公室設在哈林區，姑勿論其中是否涉及替妻子希拉里這位紐約參議員助威的成分，但總算替黑人和哈林區做了一樁正面的大好事。

葉劉的一條數

回到香港這些年，間或想起紐約又看到香港的種種，不覺失笑，不知什麼原因，香港人也學了美國人那種歧視同胞的差勁做法。

對內地來港移民的排拒，這些爭執交到國際人權法庭足以吵上半年；港人內地配偶子女要來港，香港這邊祭起從經濟到教育到房屋到福利到交通到競爭力各種各樣理由作擋箭牌，葉劉淑儀還煞有介事計出一條數，說未來十年來可能有多達一百七十六萬港人內地親屬來港，於是社會上不分青紅皂白翻起一陣陣香港陸沉之說。在當官的眼中這是經濟問題，那些連事實也弄不清便跟着政府一個腔調走的也認為香港經不起人口爆炸的折騰，本來，如何合情合理處理這個問題可以全民詳細討論，但我們的社會在那一刻不知何故全部統一了口徑。根據官方說詞，是的，內地親屬來港團聚，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不是涉及人權的討論；香港在這方面的巧言令色已經追上大洋彼岸花旗之國的先進水平：美國一直說它只有民權問題，從來沒有人權問題。應該說，港美兩地在這方面的融合接軌，比人們想像還要快得多吶。

聽話

星期五那天晚上，我終於恍然大悟余秋雨被內地網民喚作「御用文人」的原因；雖說是晚了些，但總比對中共宣傳伎倆深信不疑的那些人幸運一點。這是在四川大地震發生近六十天以來的唯一所得。

余秋雨在博客上那篇《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甫面世，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要求內地各網站放在網頂推薦，各大網頁論壇接到上級通知，批評余秋雨的網民意見要全都刪除。余秋雨在博客裏說，從海外媒體看到災區一些家長捧着遇難子女的照片請願，要求通過法律訴訟來懲處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學校領導和承包商，「那些已經很長時間找不到反華藉口的媒體，又開始進行反華宣傳了」。

御用文人的當政者角度

「……地震到了七點八級，理論上一切房屋都會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再要論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煩得多了」，「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防疫和堰塞湖搶險，家長們一定是識大體、明大理的人」，「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分使這種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避免橫生枝節」，不要被「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利用。

中國歷史上像余先生這樣的文人多不勝數，不必言怪。一種說法是，這些人是從維護當政者權威的角度來看問題，另一種法則是他們是面面俱圓的所謂「老好人」，但我相信余先生是前者的可能較大。一般來說，文人從高而落的曲線是這樣的：先是為賢者諱，後來是為尊者諱；有的要成為建制的一部分才算達到人生目標。余先生的博客文章是他個人之見，若是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這些話他來說說也毋妨，可是中共治下的神州卻不是一個誰都可以公開說出心裏話的國度，這麼一來，余先生文章的暢通無阻甚至有着上級的blessing 就很不簡單了。這所以余秋雨的文章有價，「不識大體不明事理不懷好意」、老是要「橫生枝節」不懂得為賢者尊者諱的梁國雄，就得在去機場途中原件退回。

三不通通犯上

梁國雄是誰，一個住香港公屋的長頭髮立法會議員，有人說他是共產分子，有人說他不止是廣義上的共產分子，還明的暗的說他是中共視之為大敵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對於這一連串意識形態字眼，香港市民是分不清楚的，他們只知這個渾號「長毛」的傢伙，十幾年來整天價日喊平反六四廢除一黨專政這幾個口號；特首答問大會上，這人老愛站出來找曾蔭權的碴抗議社會不公，僅此而已。當香港市民已經接受這長髮傢伙成為特區政治風景線一部分的時候，當他在去四川前呼籲追查豆腐渣工程呼籲開放報禁黨禁的時候，踢中了鐵板。

中國通訊社星期五晚發出的一段一百六十五字中國旅行社負責人解說不向梁國雄發出回鄉證的稿件，說明梁國雄恰恰犯了余秋雨所說的「三不」——不識大體不明事理不懷好意—— 「我們接到內地有關部門的通知，內地有關部門近日收到包括災區民眾在內的不少內地居民的反映，對梁國雄議員將隨香港特區立法會四川地震災區訪問團到災區進行訪問表示關注，認為在梁國雄議員已向媒體表明他將在災區從事與此次立法會組團訪問主旨相違背的活動的情况下，不應安排他到災區訪問。為此，有關部門決定此次不發給梁國雄議員一次性出入境通行證。」

有關部門是哪門子的部門

這份聲明留下很多讓人想像的空間，比如說，聲明說「內地有關部門近日收到包括災區民眾在內的不少內地居民的反映」，到底「有關部門」是指哪一個部門？新聞寫作課程001 講得很清楚，新聞要交代清晰，然而，中共建政後，這些「有關」、「基本上」、「相對較大/小/好/壞/高/矮……」的廢話充斥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空。「有關部門」是指國家安全部，抑或是國務院下面任何一個部門，或是四川省的誰個廳局，不只讀者，大概梁國雄本人都一頭霧水。其次，「包括災區民眾在內的不少內地居民反映」這段，究竟是哪個災區民眾認識香港特區立法會裏有一個新界東選區議員梁國雄，如果說，災區資訊靈通到這樣也是好事，但這可能嗎？

退一步說，幕天席地的災民接收的資訊裏包括香港梁國雄議員要求徹查豆腐渣工程，恐怕不少會倒履相迎，歡喜還來不及。隨着立法會代表團到四川的香港記者，不妨在當地做一個簡單的隨機測驗，問問災民他們是否認識梁國雄議員，這應該是一則很有意思的新聞。

何時如此尊重民意？

其三，中共什麼時候變得尊重民意？ 「包括災區民眾在內的不少內地居民的反映，……認為在梁國雄議員已向媒體表明他將在災區從事與此次立法會組團訪問主旨相違背的活動的情况下，不應安排他到災區訪問。為此，有關部門決定此次不發給梁國雄議員一次性出入境通行證」，民眾反映梁國雄的言論不符合這次訪問主旨，於是有關部門就不發回鄉證。這很好，不過，請讀以下這段新聞： 「五月二十五日，四川省綿竹市委書記蔣國華四次向市民下跪。當時，該市下轄的富新鎮富新二小的百餘位家長，手捧孩子遺像，試圖沿公路向德陽市進發，要求政府追查教學樓倒塌的真正原因。富新二小的一棟層教學樓在地震中轟然垮塌，一百二十七名小學生殞命。」如果是如此重視民意，富新二小的死難學生家長要求政府徹查豆腐渣工程，從五月十二日大地震到今天快六十天了，當局查到了些什麼、什麼時候才公布？

中共專政六十年，它的權威是不能讓人挑戰的，一旦遇上，若你是黨員，就是犯下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名；若你是百姓，則是說你反政府反革命。權威說要徹查豆腐渣工程，就要相信它真的徹查豆腐渣工程，不能懷疑它沒查或是沒有徹底查清；若是權威說這些倒塌的房子純粹是抵擋不住黎克特制八點大地震，就要相信這些房子本來就是鋼鐵長城而不是豆腐渣工程，只是地震太猛烈才倒下，不容別人說三道四。與權威相捋，結果必然是懷疑權威的一方倒下來，絕不可能是權威被質疑並被擊敗，否則的話，共產黨的「永遠正確」四個字往哪裏放。

到了四川大地震後期，權威機器開始啟動，在災區採訪的境外傳媒隱然看見事情朝着另一個方向發展：採訪管理開始收緊，災民也開始難以接觸得到，官方通訊社口徑漸趨統一，歌頌黨和國家的新聞專訊特寫愈來愈多，連帶引述海外境外傳媒報道的綜合消息，也把框框收縮到只有讚沒有彈。這是中共的本質使然，還是中間出現西方傳媒所言的開明派對保守派的的角力，不可考，但客觀是連梁國雄這樣的一個喊幾聲徹查豆腐渣工程的香港立法會議員也諸多顧忌，何以日日夜夜奢言大國崛起。不過，睽諸歷史，這些事早就在新中國的苦難史裏曾經出現過，廣東《南方日報》的《我的一九七六——口述歷史》裏就有〈唐山地震，廣州醫療隊千里馳援〉這一章。廣東派出幾隊醫療隊到唐山，隨同北上的還有《南方日報》的記者，廣東醫療隊完成任務後全體回到廣東，記者寫了七八千字，也拍了些照片，結果由於保密的緣故，採訪一字不登，照片也全數收繳。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愚民政策是有傳統的，一九七六和二○○八並無分別，梁國雄去不了四川，核心在於中國文化裏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聽話與不聽話的分別，在於聽話者有糖吃，不聽者吃排頭；聽話不敢質疑豆腐渣工程的，讓你喝香吃辣有大大的好處，不聽話就動用四川災民名義來讓你半路中途捲鋪蓋回家吃不了兜着走。五一二大地震之初，海內外左中右高呼中共變了，變得更開明開放，處事一改昔日的封閉保守，原來大伙兒歡喜得過早，桐油埕只能載桐油，變不了的。

拍拍長毛膊頭轉身上路的民主派香港這邊也好不了多少，梁國雄被擋，曾蔭權一臉無奈說「內地出入境管制是內地事務，我不宜評論」。曾蔭權對待異議人士的認識水平與中央落差頗大：上星期訪問四川時，曾特首說不同背景的立法會議員可以訪問災區，甫隔一周，中央一棍子下來把梁國雄打個稀巴爛，原來很多事不是曾先生一個人說了算的。至於立法會議員，楊森李卓人拍拍梁國雄的肩膊，轉過身來帶着中旅社發的回鄉證照舊上路，電視新聞片這一組鏡頭令人感慨萬千：曾蔭權的親疏有別被批得片甲不留，可是中央的親疏有別卻威力如虹：梁國雄是疏，楊森李卓人涂謹申李永達手持單次回鄉證的四位是親，不聽話的下場清楚不過，香港市民終於看到中共分而治之的統戰高招。曾蔭權的spin doctors 看來得惡補一下中共黨史了，建議首先讀《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伸延閱讀是《廖承志文選》。讀通這兩書，勉強才算get the job done。

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用了兩個等待歐洲國家盃四強戰開賽前的空檔晚上，極速把《Counselor： A Life at the Edge of History》讀完。決心要在收到這書後三天讀完的原因，是因為作者索倫森（Ted Sorensen）是約翰甘迺迪擔任美國總統時的特別顧問。八年前，美國一部描述古巴導彈危機的電影《十三天》，奇雲高士拿飾演的索倫森在危機中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我極希望閱讀真正的索倫森和約翰甘迺迪的關係裏到底是什麼物質使得他們那樣密切，令索倫森以三十四歲之齡擔任總統特別顧問，並由他動筆撰寫給蘇共領袖赫魯曉夫的和平之信，漂亮地為古巴危機寫上句號。

索倫森是美國中部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長大的，後來到東岸工作結織甘迺迪兄弟，從此成為莫逆。幾百頁書的洋洋萬言，看到的是索倫森和甘家兄弟對他們嚮往的自由派理念像宗教一樣緊隨不捨，甚至到今天已是耄耋之年，索倫森依然緊緊擁抱這一理念，YouTube 上有一段索倫森為奧巴馬發言的短片，這位被約翰甘

迺迪稱為「智力血庫」

（intellectual blood bank） 的天才型人物依然對人生充滿熱誠。看了片段之後，思潮起伏，也許，這便是statesman（政治家）與politician（政客）的最大分別。

曾蔭權參選特區行政長官時，職業一欄填上的是「politician」，我相信這不是曾先生的參謀蓄意要讓他難看，因為自香港開埠以降的百多年間，我們實在無法培育出一個政治家，有的只是看風轉舵走精面搵着數的政客。如果曾蔭權在申請表上填上「statesman」，恐怕引起的反響會比他填上politician 還要大。不過，自從那天馬時亨辭職消息證實之後的一些人一些事和一些話，讓人更加相信，我們的特區政府不僅有強政勵治，原來真還有政客這回事。

先說那一段曾蔭權對馬時亨辭職的不痛不癢反應，因為一不留神，人們還以為這是某跨國集團一個小部門主管離職的內部通訊。可不是麼，通篇特首回應是公式文件字眼，「我決定將他辭職的請求，報請中央人民政府考慮，我全力支持馬局長及他的家人，並祝願他早日康復」。馬局長好歹也吃了六年皇糧，其中有得有失，可是回應裏提也不提，該批的不批該讚的也沒讚，冷漠程度令人在六月熱浪裏不寒而慄。作為小市民，作為一個連馬時亨幹了什麼的都不知道的香港納稅人，難免望文生義的從字裏行間管窺到那大有毛澤東成詩於一九五八年《送瘟神》的况味，「青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為橋；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借問瘟神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一字排開與一人獨坐

過了一天，馬時亨獨個兒坐在沙發上見記者，這是一場很不容易的one man show，尤其是前不久人們才看過曾蔭權親率一批副局長政治助理見傳媒那種人牆排開的磅礴氣勢，相比之下，益發顯得馬時亨斯人獨憔悴的寂寞。不過，馬時亨不愧是investment banker 出身，行走江湖三十年，人話鬼話肯定說過也聽過不少，他那張肥臉其實頗為討好，就像我家那胖小子一樣，犯了錯八字着眉走到你跟前傻笑不語，誰都不捨得打下去，但是那天我在電視機前仔細端詳，發現馬時亨的疑似笑容裏帶着一絲僵硬，尤其是說到他六年官場日子那一刻，眼鏡片後的笑意並不是特別自然。我不是心理學家，無法得悉馬時亨的內心世界，畢竟他早年接受的是商人銀行家訓練，說白就是高級推銷員，不同的只是他推銷的不是易潔炒鍋而是投資基金，不可能在客人/記者前露餡。然而，人非草木不是螻蟻，是有智慧有感情的靈長類，人們不難感到馬時亨的失落——如此的一份特首聲明，如此的一個公職結局——他拉高嗓門說「多謝董特首、曾特首……」的時候，六年前捨棄千萬年薪來到特區政府，如今「百分百為健康辭職」，場景角色的轉換，幕幕甜酸苦辣湧上心頭，我衷心相信，六年前的馬時亨決心報效特區時，沒想過今天會粉墨登場演這場謝幕。

董建華式理想的追隨者

印在報紙上的歷史只有二十四小時壽命，人們在報上看到的馬時亨只是今天的馬局長，六年前，人們看到的問責制的確是懷有使命感的政治結合：梁錦松是花旗銀行亞洲區一把手，廖秀冬是北京申奧代表團的境外專家，馬時亨是由加拿大回流的銀行家，在二○○二年那個市道淡靜的年頭，他們站在禮賓府的台階上的大合照，笑意盈盈，目光前望，他們放棄了高薪厚祿來到特區政府賺取原來的三成薪金，心裏如周星馳所言的「人人都有一團火」。雖然這團火很快因為各種原因漸次熄滅——董建華的一團糟管治，梁錦松的偷步買車，馬時亨的仙股事件，最後，董班子變成一個接一個的黑色笑話，這毋庸置疑與董建華眼高手低的管治水平有關，但必須指出，我們無法證明梁錦松馬時亨廖秀冬進入特區政府是想搵着數博大霧，勉其而言，他們只是董建華式理想的追隨者。

當董建華下堂求去、曾蔭權黃袍加身之後，社會確實看到某些新氣象，董班子變成曾班子，本來，改朝換代人來人往是自然而然之事，美國華盛頓每到總統換屆就有幾萬人搬出也有幾萬人搬進首都，香港換代後也大搬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閒過立秋。說實在，曾班子腳頭好，經濟反彈，失業率回落，中央一聲令下，自由行與IPO 兩大補劑直奔香港，套用曾蔭權當年談及北京奧運的名言，端的是「想唔發都幾難」。可是，正如魯迅說，「一闊臉就變」，人吃撐了就往往想搞點別的，曾蔭權既是六十億人類的其中一分子，也難逃出這一規律。與前朝董建華不同，曾蔭權好玩政治手腕，於是人們看到的是曾蔭權三年來成為除了賭枱上的何鴻燊以外一個永遠買大開大的贏家。誰都知這些買大開大是有客觀因素，這是經濟暢旺之故，但我們的政府卻看不到這個偶然，以為這是一個必然，加上分化拉攏非友即敵親疏有別策略，骨頭缺鈣的傳媒也不甘後人加入成為「歌德派」一員，曾班子自我感覺良好，這才有「所砍頭漸多」，這才種下民意崩盤的禍根。

馬時亨臨走之際其言也善，呼籲不要以有色眼鏡對待泛民，可惜的是，他的良心呼喚來得太遲了，這一點，我們必須譴責馬先生，為什麼他不在早兩年說出來，而是到了曾班子在市民裏的支持度大幅下滑的今天才說，這是不是由於他終於在副局長風波裏見到特區政府的顢頇，看着曾班子走上董班子同樣的絕路才口吐真言，抑或是他終於體認到以民為本We the People 的精神？這都隨着馬時亨那四十五分鐘記者會的抱拳作揖而成為永遠的秘密。遠的不說，中國近代史上的毛皇帝也曾經認為，以個人之力加上幾管筆桿子就可以把天下玩弄於股掌之上，一九六六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便是親疏有別的人治悲劇，中共後來窮全國之力三十年來都無法根治此一惡習，曾蔭權應該沒讀過中共黨史，這裏不妨給他說一段：

民建聯早與團結市民無緣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來在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長篇講話，那是林彪墜機後的全國黨代表大會，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秋岡家榮當時長駐北京，他在回憶錄《北京特派員》說：從電台的沙啞轉播裏，聽到周恩來在會上高呼「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會上，文革初期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根子」的鄧小平復出，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馬時亨念香港大學時正值火紅年代，應該曾經從梁錦松或周安橋那裏聽過「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這句話，曾蔭權若是沒有聽過，不要緊，可以請教他的民建聯朋友。對周恩來這十一字肺腑之言，民建聯袞袞諸公肯定不止曾經聽過還肯定曾經講過，雖然他們這些年早已與團結香港市民這宏大建黨目標無緣。

七月一日，應該是香港市民包括民主黨的李柱銘單仲楷甘乃威等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的日子，你會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