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志未酬的改革者

改革和打仗都是要死人的，如果大家把王維基當上亞洲電視行政總裁那天的長篇講話也算是改革，這條定律更是顛撲不破。中國歷史上哪一次改革不是血流成河？改朝換代算是一種改革了吧，十五個朝代累計沒死了三億也有二億；近者如中共改革開放，三十年前的十二月一個冬夜，安徽小崗村十八個農民冒天下大不韙做出要殺頭的大事——

「我們分田到戶，家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全年上交的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這份文件每次讀後都眼眶發紅喉嚨微顫，今天我們講企業改革頂多是工人裁退，絕不會發生為了改革要冒殺頭誅九族之災。小崗村的改革是悲壯的，唯其如此，這種不破不立的後無退路式改革才會出現驚天動地的結果。這是中國人民的宿命，抑或是改革進程的必然，很值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邁向六十大壽之際好好體味。

近代中國的改革/革命一開始就注定是崎嶇無比的彎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韋慕庭（Martin Wilbur）成書於一九七六年的《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以孫中山先生的後半生證諸在中國搞改革是極其困難。一九九七年去世的韋慕庭是西方學界研究國民黨的大師，他的分析模式有助跳出傳統框架來看孫先生。有論者說，依照韋慕庭的析義，孫中山先生的想像力和改造中國的雄心，大大超越了他所生活的社會和他所能集中起來的力量。韋慕庭指出，孫中山先生不是完全的超越者，孫的謀略反映當時中國知識界廣為流行的觀念，只是推行這些理念的力度超過了革新的實踐。順帶一提，韋慕庭曾經指導前港督衛奕信（David Wilson）研究中國國民黨，韋氏在自傳China My Life裏提到， 「哥大圖書館以及吾人對中國的研究，令哥大成為衛奕信完成倫敦大學博士論文的絕佳地方」。

三十年踟躕隱見孫中山身影韋慕庭的觀察足以成為研究三十年來中共改革開放的基石，兩天前中共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集會，紀念這場把中共從一窮二白推到GDP 全球排第四的巨大成就。不過，改革開放裏我們看到的是多番波折來回踟躕，隱隱看到孫中山先生壯志未酬的身影，翻開三十年來的每一頁中國歷史，改革道路壓根兒說不上大路朝天一帆風順，因為從七十年代末的去共產主義，以至八十年代的價格改革，及到九十年代的姓社姓資爭論，每改革一次就帶來一次政治傷亡。七十年代末的改革第一步，死傷的是一度官方默許的大鳴大放；西單民主牆在那朦朧年代曾經是不少亟欲跳出共產主義的國人寄望，那是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在與舊官僚派鬥爭下刻意的網開一面。

一旦鄧小平全面掌握實權，魏京生鋃鐺入獄，民主牆一推而倒。

八十年代價格改革以及隨之而來的反官倒運動，代價是胡耀邦黯然下台。一九八九年春，民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亮出雄勁大字「國魂」，紀念胡耀邦的潛台詞是中共在改革進程裏失去了道德支柱。

同年六月四日，中共出動軍隊屠殺示威學生，道德合法性再度全面淪喪。九十年代，中共內部出現對改革的質疑，中國到底是姓社抑或姓資的爭論在中共高層內部爆發，最後是鄧小平出馬，到廣東走了一圈後一錘定音「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為這十幾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綠燈長開。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改革開放進程裏出現理念追不上實踐，用內地的流行語來說是走回頭路，表面原因不外乎實踐手段不足便是理念構成欠完備，但深究下來，歸根究柢是政治空間瓶頸無法突破。


為吃飽飯殺頭的決心

改革牽涉政治計算，改革的原委往往遭到犧牲。

當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念出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這些階段性名詞的時候，當年安徽小崗村的十八個字也不識幾個的農民就更令人懷緬。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在推動改革的過程之中毫無疑問涉及巨大的政治利益，鄧小平推倒華國鋒楊白冰，之後有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幫權傾一時，再是今天的團派人馬席捲全國，一朝天子一朝臣，中國文化的厲害是不管姓社姓資都不得不醬缸其中。令今人汗顏的是，當年十八位農民留下的不是什麼幫哪個派，而是像打手印不惜一死的小崗村生產隊長嚴俊昌今年初接受新華社訪問時所說， 「我當時的決心就是，管它倒楣不倒楣，社會主義的車往前拉還是往後拉，只要大家能吃飽飯就行。哪怕能吃一頓飽飯，拉去殺頭也就滿意了」。

三十年於茲，嚴俊昌這番話當然可以並足以與毛澤東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列入對當代中國影響最大的一百句名言。但這些都是事後孔明的風涼話，因為在左毒未清的一九七八年，一個小小的生產隊長自行決定分田到戶，那是「亡黨亡國」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大毒草，肯定是要殺頭的反革命言論，他哪知道迫上梁山只想村民吃上飯的這一席話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到底這個決定會令到上海幫強大抑或是團派再佔幾多高位，那個晚上十八個人開會時一定想都沒想，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農民的純樸改變了中國的軌迹，我們必須再次對那十八位農民表示感謝。

另一層面，韋慕庭三十年前的觀察，可以恰如其分套用在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三十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經歷的折騰是理念和實踐的衝突，實際發生的情狀是實踐追不上理念，這既有客觀上的能力問題，也有主觀上的人為因素：今天人們坐在奧迪裏來往長安大街的時候，北側是掛上大幅毛像的天安門城樓，南側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兩者曾經在不同年代推動了現代中國的改革，然而卻得到迥然不同的結局。這便是中國改革的宿命，從朱元璋到毛澤東，永遠是上台後忘記了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