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逝

這幾天是日本上班族樂昏頭的日子，年終獎金早就到手，辦公室的女同事正為年底的忘年會忙壞了，該去哪一家飯店，聽說銀座的新店很不錯？之後上哪兒唱卡拉OK？住在首都圈邊緣的同事，完了之後誰該坐誰的便車回去……翌日上班，一份詳細的日程已放在桌上。

那次忘年會，到今天依然顛撲不破的記憶是老師岩田醉倒大久保站前，蜷曲了的身體像蝦米。老師是大阪人，雖然搬到東京三十幾年，老婆孩子都在身邊，可只要一高興那口滿是促音拗音撥音的關西弁就來了，抓住麥克風猛唱加山雄三的《君といつまでも》和坂本九《上を向いて步こう》。

忘年會是不破不立思考下的產物，說是要把不快樂的全部清走，這種二分法在日本經濟泡沫爆破的年頭或許會管用一點，但在混沌的年代也就不免過於粗疏大略了。今天，我們站在二○○七和二○○八的十字街頭，回首前塵，梳理世事，原來在快將過去的這一年，我們失去的比得到的多。這是傷逝的一年。

安藤百福（Ando Momofuku），即食麵發明人，日籍華人，他解決了日本人民要無時無刻都可以吃得上拉麵的欲望，也為香港的捱更抵夜族在寒夜裏增添一碗熱騰騰的溫暖。一月五日去世。九十六歲。

卡路龐蒂（Carlo Ponti），意大利著名製片家、影星蘇菲亞羅蘭丈夫，製作過無數巨片的點石成金傳奇人物，《戰爭與和平》、《戰地兩女性》、《昨日，今日，明日》、《齊瓦哥醫生》、《春光乍洩》皆出自其名下。一月十日因病去世。九十四歲。

薄一波，中共元老， 「六四」事件後盛傳的「八老」之一，一月十五日於北京病逝，他的兒子是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九十八歲。

包可華（Art Buchwald），美國幽默作品大師，筆下把美國政壇人物挖苦淨盡，最紅時全美上百份報紙同一天刊登他的專欄。一月十七日在華盛頓家中去世。八十一歲。

丁克（Hrant Dink），美國裔土耳其記者。一月十九日在伊斯坦布爾被謀殺。五十三歲。

妮高史密絲（Anna Nicole Smith），石油大王遺孀、前紅模紅星。二月八日去世，留下大筆遺產。三十九歲。

皮龐（Maurice Papon），納粹侵略法國時的法國官員，被認為是出賣國家的法奸。二月十七日去世。九十六歲。

胡默（Bob Woolmer），巴基斯坦板球隊教練。三月十八日在參加世界盃時猝死，原因不詳。五十八歲。

葉利欽（Boris Yeltsin），俄羅斯首任民選總統，一手推動前蘇聯帝國分崩離析，九一年險遭保守派發動兵變推翻，好飲酒，不拘小節。四月二十三日因心臟病去世。七十六歲。

阿倫波爾（Alan Ball），英格蘭一九六六年奪得世界盃足球賽冠軍成員，一頭紅髮，踢法兇狠。四月二十五日因病去世。六十一歲。

羅斯托波維奇（Mstislav Rostropovich），俄羅斯大提琴演奏家兼指揮家，古典音樂的一個傳奇。四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去世。八十歲。

瓦爾德海姆（Kurt Waldheim），奧地利人，聯合國前秘書長，離任回國競選總統成功，後被揭發二戰期間曾是納粹分子。六月十四日去世。八十八歲。

英瑪褒曼（Ingmar Bergman），瑞典電影導演，近代電影藝術的殿堂人物，大師中的大師，所有電影系學生的心儀對象。七月三十日去世。八十九歲。

巴伐洛堤（Luciano Pavarotti），招牌是大胖子身材和白色小手帕，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九月六日病逝。七十一歲。

珍惠文（Jane Wyman），美國影星、前總統列根的首任妻子。九月十日去世。九十三歲。

安妮塔羅迪克（Anite Roddick），新一代生活形態Body Shop 的始創人，想不到由此名成利就。九月十日去世。六十四歲。

馬素（Marcel Marceau），無可代替的法國默劇大師。九月二十二日去世。八十四歲。

長井健司（Nagai Kenji），日本記者。新聞是要用腿跑出來的歷史證據，五旬之年仍四出奔走，記錄歷史真像。九月二十七日在緬甸仰光採訪民主示威時，被政府軍開槍擊斃。五十歲。

阿部典史（Abe Norifumi），日本世界級電單車手，三屆世界冠軍。十月七日騎電單車上街時被越線的一輛大貨車撞死。三十二歲。

狄波拉嘉（Deborah Kerr ），英國影星，古典味道極濃的一時名角。十月十六日因病去世，傳世之作是《紅粉忠魂未了情》（From Here to Eternity）。八十四歲。

昆沙（Khun Sa），緬甸前大毒梟，漢名張奇夫。隻手遮天時是全球各國政府反毒人員恨之欲其死的毒販，其後忽然金盆洗手。十月二十八日在仰光因病去世。七十四歲。

特比蒂斯（Paul Warfield Tibbets Jr），美國向廣島投下原子彈的轟炸機機師，名言是「我每一晚都睡得很好」。十一月一日因病去世。九十二歲。

諾曼米勒（Norman Mailer），美國傳世作家。十一月十日在紐約因病去世。八十四歲。

貝約克（Maurice Bejart），法國編舞大師。十一月二十二日去世。八十歲。

羅杰史密斯（Roger Smith），美國通用汽車前行政總裁。十一月三十日去世。八十二歲。

貝娜齊爾（Benazir Bhutto），出身精英階層的巴基斯坦反對派領袖，在哈佛和牛津大學受教育，卻投身世界其中一個派系最最複雜國家的政治之中，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一次自殺式炸彈擊中身死。五十四歲。

香港（Hong Kong），中國南方一個特別行政區，一九九七年由英國回歸中國。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二○一二年沒有普選。

指鹿為馬現代趙高

政改諮詢報告看來要重走老路了，這回又是把「香港沒有直選」的責任壓到民主派頭上去。這些年來，中共和特區一眾喇叭吹打手發明了一種指鹿為馬現代版的把戲，這套辯詞是這樣的：二○○五年給你○七○八雙普選，你不要，這是你的錯；二○○七年給你二○一七年普選，若你不要，更是你的錯。當然，這些人絕口不提硬塞給你的所謂普選是怎麼樣的A 貨貨色。

特區教育部門說初中學生不用念中國歷史或有其後遺症，年輕一代興許從此不知道早在二千年前就有一個叫趙高的人幹過這些把戲。《史記．秦始皇本紀》是這樣 記述的：

「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 『馬也』。二世笑曰： 『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

香港政改之爭的對立兩派，永遠都是訛詐和被訛詐的關係，舉個實例，社會上要求行政長官普選，要求的是沒有門檻沒有先決條件的選舉。這是恰當而正常的要求，但中央永遠有一套有異於香港市民大眾的想法，比如說，如果選出一個一上來就要平反六四的特首那咋辦？又比如說，如果選了一個甫上台就要和台灣總統拉關係的特首又該怎辦？如果選了一個在推動《基本法》二十三條時突然說不的特首該何辦？

安全至上

這些事會不會發生，沒有人知道，但幕僚會把這些問題都放進去思考；幾番考量，出來的便是安全至上的版本，比如說，候選人名單要先得到全國人大們的批准才可以參選。這種機制不是共產黨獨有的，國民黨也有，一九九六年，台灣舉行解嚴後的第一次全民總統選舉，李登輝之前上下其手把李煥宋楚瑜等人用軟的硬的方法轟走之後，唯恐沒法幹掉民進黨那邊的人，他身旁那票蠶蟲師爺嘔心瀝血想出一條必勝之道，就是總統參選人必須是大學畢業。明眼人一看，這一選舉條款明擺着針對民進黨的龍頭黃信介——黃畢業於台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那時這學校還說不上是大學，只是到了後來才改名國立台北大學；李登輝則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美國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消息經傳媒捅出來，全台嘩然，還記得當時《新新聞》周刊有一篇促狹文章，說不如乾脆把參選資格改為身高必須一百八十公分或以上——黃信介那時都快七十了，不可能絕地反攻在耄耋之年突然長高吧？

香港普選與當年台灣直選總統同樣荒謬絕倫，當一個不合情理的選舉條件出來之後，社會上出現強烈反彈是正常之事，可是在回歸已經十年的特區卻沒有十年前台灣的清醒，倒過來看到的是指黑為白指鹿為馬，要民主派硬吞下這顆苦藥丸；民主派堅拒，卻遭到御用文人批駁為「拱手送出香港民主大好機會」。這些話驟耳聽來，和日本七十年前揮軍侵略中國時所說，要把中國從西方強權壓迫下解放出來沒有兩樣。

究其原因，便是與這些年出現的妖風不無關係。不知由哪個人開始，香港政治開始講究「策略」。我這裏把「策略」加上引號，是因為這些根本說不上是策略，充其量是權宜之計。民主派○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忽然講究起策略來，說要向中央伸出和平之手云云，於是○四年大遊行到最後竟有人在政府總部大派橄欖枝。作為一介上街平民，我不知道這些橄欖枝的想法從何而來，但卻感到很困惑：一年前大伙上街時聲聲爭取民主不後退，為什麼三百六十五日之後變了口風成了要講究進退。幾十萬人就這樣被這幫「深謀遠慮」的策略家擺了一道。

人必先自侮而後人侮之，保皇派見民主派心神恍惚舉棋不定，馬上組織文宣攻勢全力反撲，遊走左右派之間的邊緣人最是易與，酒肉穿腸過，統戰心中留，於是今天香港華筵明天北京喝酒，香港的筆桿子哪裏見過中共統戰的厲害，三杯黃湯下肚馬上肝膽相照，酒酣耳熱以心比心成了中南海半個謀臣。北京回港後大伙都變理性了，咳，你這民主派確也不該，人家堂堂中央人民政府都給你讓步，不容易啊，你也應張就張就，有普選比沒普選好，你把着那條底線作甚，那天北京張副部長也這樣說了，人家比你們理性得多。熟口熟面嗎，這四年來我們讀到的就是這麼回事的港事評論。

至於沒有去北京喝香吃辣的民主派，大示威後心裏十五十六，怕因為一場大遊行惹怒北京連老本也蝕清，左思右想不如踏下剎車，說大伙是「又傾又砌」。至於什麼時候是「傾」，什麼時候該「砌」，沒有人說清楚，人們只看到○四年人大釋法民主派竟然連喊幾句的勇氣都付之厥如，到了○五年看不到雙普選了，又再發動人們上街。香港市民委實難得，辰時卯時後退前進都聽命於人，沒有抵押品沒有寫保票，只是堅信民主必勝，義不容辭走上街頭。到哪天民主派果真上台了，上至李柱銘下至李卓人，如果不站在維多利亞公園向香港市民三鞠躬謝過，天理不容。

羅織罪名

今天的香港再次來到歷史的門檻前。這幾天，已經死了二千年的趙高借屍還魂，以張三李四的名義出現在維多利亞港上空，在各式評論和討論字裏行間指鹿為馬，把香港民主步伐遲緩的罪名硬套在民主派頭上，欲蓋彌彰的沒有點出關鍵是北京不想這麼快就給香港人民主。這套把戲兩年前就已經演過，可是今天還有人繼續上當深信不疑，這與其說是中國人的愚昧，毋寧是中國人的悲哀也許更恰當。

不怕普選 最怕輸

也虧了特區政府的師爺們，把前幾天出爐的政改諮詢報告弄得像人壽保險條款說明書遠多於一份關係到七百萬人民主路的政治文件，通篇字裏行間都是隱晦隱喻暗示暗語，「過半數巿民期望在二○一二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和「不遲於二○一七年普選較大機會獲大多數人接納」的根本分別在哪裏？大概，就是把丘成桐教授請來，問他「過半數」和「大多數」在數學上的分別，也不能清楚解答特區政府在這兩條命題搭載的真正含意。

有人說，也許特區政府還在摸索中央政府的意圖，然而特區各級官員還不至於這麼笨吧。說穿了，中央政府要的是只許勝不許敗的選舉結果，如果今天有誰寫包單保證愛國愛港人士勝出特首選舉、愛國愛港力量在立法會選舉大面積豐收，我敢打賭中央馬上「千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明天就讓人大常委趕開夜車修改《基本法》立即舉行雙普選；二○一二年嫌太遠，等不及了。

理論上，共產黨信膺的是唯物主義，但每遇大事卻是唯心至上，而且無分國籍，不分族裔。一九五四年，越南盟軍在奠邊府與法國軍團決戰前夕，越盟領袖胡志明向中共求援，那年頭國際主義同志加兄弟情誼深厚，毛澤東二話不說，派出戰功僅次林彪的大將陳賡南下協助。甫抵埗，胡志明宴請陳賡，當面提出一個要求，「必須打勝仗」。這是古今中外戰史上都沒有人能夠答應的要求，况且越盟的人員戰鬥力和武器都遠遜於法軍，可是這些話卻出自一個共產主義者之口，無疑犯了馬恩列視為大忌的「主觀意志辦事」。

這陳賡不愧是蔣介石在黃埔軍校最疼愛的學生，果然有兩下刷子，回話說「仗我一定打好，但勝利要靠越南人民」，一句話把胡志明的要求耍回去。兩陣對圓惡戰爆發，陳賡指揮得當，圍點打援，把法國空投下來的外籍兵團和傘兵逐一吃掉；激戰兩個月後，法軍大敗，從此退出亞洲。這場戰役，越盟對外說是武元甲大將是總指揮，但事實是越軍將領從此視陳賡如戰神，至今不忘。

「必須打勝仗」

香港今天的情况恰如當年的越南，中共沒有排拒普選，問題是「必須打勝仗」這一條卻要了尚牙牙學語的香港民主路的命。回歸十年，加上一九八四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以迄九七年的十四年，差不多四分一個世紀，中共對香港還是疑心疑鬼，樣樣要插手的旺盛權力慾混和着對港人的不信任，結果就是從二○○七拖到二○一二再延到二○一七都不給你普選。畢竟曾蔭權頭頂那烏紗不是混回來，挑通眼眉的為官之道是優而為之，於是在政改諮詢報告裏大玩文字遊戲，一方面不敢逆港人意願而說半數支持二○○七有普選，轉過頭來面朝北方大談二○一七會為大多數人接受。這種表述方式，闡明香港的政治實况正瀕於精神分裂。

這些年來，「有識之士」為如何替中共辯解不讓香港早實行普選搜索枯腸，從本土層次說詞的「港人民主意識不夠」，到國際視野的「不讓外部勢力介入」，總之想得到的都毫不臉紅說將出來。其實這票人哪會不知道，中共從來不怕港人民主意識不足，更無懼外部勢力介入，怕的就是吃敗仗輸選舉陷於被動。政改諮詢報告公布那天，譚耀宗在立法會前結結巴巴回應記者提問時說不出所以然來就是這道理——你總不能夠叫香港支持中共最力的政黨承認老爺子怕輸吧——反而何鴻燊這老薑夠辣，一句「二○一七年普選嫌太早，二○二○年後才考慮」，把話說到中共心坎裏。賭王幾十年來呼盧喝雉，果然買大開大，一擊即中。

怕控制不了人民

八十年前中共以反專制反飢餓起家，一步一腳印奪權成功，改朝換代後卻重複國民黨當年的下作勾當，視人民為蛇蠍，恨不得打倒之後再踢一腳。這種恐懼固然與要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有具體而微的關係，但核心是怕有一天控制不了人民。這種心態歷一甲子而不散，到今天中國經濟實力快要超英趕美了，中南海依然談人民而色變，實在令人大惑不解——在北京從食水到食品都全面掌控底下，香港特區能弄出什麼來，是醞釀港獨？是法輪功據點？還是八九民運活躍人士集中地？統統都不是，以今天香港的反對派既不能打又不禁拷的能耐來說，以○三年七一那天喊幾句我要民主之後就馬上改弦易轍向北京伸出橄欖枝的水平，人們還能有什麼期許？可是北京還是一步緊似一步進迫，不把香港尚在萌芽的初生民主掐死不罷休。

香港這邊也夠讓人泄氣的。曾蔭權畏首畏尾得令人開始懷疑他到底有多少男性荷爾蒙，非但沒有公開與市民討論政制發展，還要以錄映方式宣布這樣重大的諮詢結果，實在太不夠意思了。我不知道，看在中共中央諸公眼中，這位曾特首在做些什麼呢：他是打着紅旗反紅旗，骨子裏不滿拖到二○一七年才普選，還是覺得這事與我無涉，把球踢到北京半場讓人替他結帳？特區政府這種刻意含混拖拉馬虎扯皮的低調處理，把足以關係到七百萬人政治生活的討論，像午間電視節目那樣，悄然在人們的不知不覺間擦身而過。

八十年代初，中英會談甫啟帷幔，北京倫敦各自試探對方虛實，有一次，趙紫陽問在場採訪的香港記者，「你們怕什麼？」或許各人看法不同，香港記者們沒有正面回應。不過，誰都知道港人最怕便是北京輸打贏要弱肉強食，卻又要港人肉在砧板逆來順受。二十餘年於茲，今次政改諮詢讓人們看到的就是這一幕幕的霸王硬上弓。如果說回歸十年最讓人揪心的，應該就是這一天。

三十年大夢將醒乎？

這是一課很好的中國歷史溫故知新。我說的是那天曾德成局長在立法會議事堂上眉怒責陳方安生那一回。

中國近代史裏像曾局長那天的語言行為早已有之，香港市民不必大驚小怪，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題為〈革命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的社評應該就是曾局長的先行者——「革命的大字報，大長無產階級的志氣，大長工農兵群眾的志氣；大滅反黨反社會主義一切反動派的威風，大滅資產階級權威老爺們的威風」。

半年之後的十二月二十七日，清華大學蒯大富在「首都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上有這麼一段講話：「不管是台前的，還是幕後的，通通把他揪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們打垮批臭砸爛，打入十八層地獄，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決不猶豫，決不留情，決不客氣，決不憐惜！」

眼熟不？那天曾局長把陳方安生議員批了個稀巴爛的時候，不免讓人想起《人民日報》和蒯大富這兩篇文章。把時間地點人名改動一下，我們那天看到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批鬥的現代版。這一課中國近代史，比起帶學生翻山涉水去黃埔軍校到烏蛟騰來得實用：四十年前的中國，就是在這種睚眥必報復仇心理下，一天一天的爛下去。

03那天的立法會議事紀錄應該是一份歷史，除了曾德成從歷史的高度來炮轟陳方安生，還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馬時亨講到迪士尼樂園合作條款時的「有很多當時的官員現在都坐在這裏」；工聯會議員王國興的「好似陳方安生那樣，可以十成按揭去買樓」。明的暗的合官民之力招呼一個老太太，若不是陳方安生的份量，那些牛頭馬臉哪有時間纏你？

陳方安生其實犯不動氣，議事堂上確是無事不可談，議員官員都有言論免責權，美英國會亦復如是，陳太要接受民主洗禮，這種以眾凌寡以男欺女就得適應一下了。至於陳太日後要不要動議為一九六七年暴動被左派暴徒土製炸彈炸得腸穿肚爛無辜身死的市民致哀；或是為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離奇被殺重開死因研訊；又或是重新檢視英殖時代留到今天的政府官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忠誠程度；甚或是傳召董建華到內會研訊到底中央人民政府在迪士尼樂園事件中有過什麼指示，那是陳太的在立法會的言論自由，人們不可置喙。

香港市民對曾德成一番文革語言的錯愕其來有自，香港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國人南逃避秦的安樂窩；對於政治，香港市民熟得不能再熟，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一九六二年大量難民越境而來，一九六六年文革災難，七十年代初梧桐河日復一日的紅衛兵浮屍，還有介乎其間的天災人禍，四百萬市民感受深刻。到了一九七六年大陸逐漸肅清左毒，把心機都放在改革開放上，港人真心相信中共自今之後絕對不會把文革從歷史殘燼翻出來，想不到今天給曾德成這幾句話把人們從三十年的大夢裏驚醒過來。

三十年來唯才唯用不管左右

在這三十年，香港是百川匯流之地，官場誰上誰下都是閒事，左派右派當家只要管治得好公平公正，哪有人會說三道四。十幾年前左派在民主旗幟下組黨參政，右派無人質疑他們到底是不是真擁獨裁假護民主；香港就是這樣一個實用主義當頭的地方，一切唯才唯用。人們應該記得，在中英就香港政爭最烈的幾年，彭定康還邀請了民建聯幾位先生，包括曾德成兄長曾鈺成到港督府。我還記得電視片段裏，曾鈺成譚耀宗西裝筆挺的從港督府裏走出來，就站在車來車往馬路邊接受採訪。這次會面到底在客套的外交辭令底下談了些什麼，大概只有曾譚知曉，但曾譚他們到今天點滴在心頭的恐怕是：彭定康這癟三真有兩下子，明知民建聯是何許人也大袍大甲演這場戲。

幾十年來，香港左派在不同的戲台上都曾經粉墨登場，但從沒有一齣是擔正主角——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死的傷的都是左派系統優秀人才，投獄三年出來之後，除了把傷病員送到一海之隔的澳門鏡湖醫院休養之外，沒有一句表揚；反過來卻飽受批評，左傾盲動主義、不識大體、強行出頭，這些說話三十年前左派機構誰都聽過，結果是左派內部開始了靜悄悄的大規模出國潮，主管們節衣縮食把兒女送去外國，有心人不妨明查暗訪，七十年代後期，本地左派頭面人物有誰沒有把兒女送到外國去？表面上這是對香港教育制度缺失的否定，實是對偉大祖國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強烈反彈。

就在同一時間，香港左派開始改頭換面的形象工程，這固然與中共全力開放改革有切肉不離皮的關係，然而也和時移勢易下的變身有關。於是，香港政治浮出一個頗為動聽的名詞：開明左派。這是一些走出來不像表叔的左派，他們口舌便給，形象討好，思想遠較傳統土共來得靈活。傳媒見此變化，打開大門張開雙臂歡迎， 「政壇劉德華」、「政治電算機」這些名詞逐日逐日出現在報章政治版的字裏行間。那幾年香港仍在英治底下，左派心有避忌，但就在這種和緩氣氛之間，竟然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左右共治、一團和氣的氛圍。

政見不同劃地為界並非新事，二百年前法國議會兩派各坐左右一方，從此才有左派右派之分，說到底大家都是同為社稷，無分彼此。香港在八十年代揭櫫代議政制討論時，立法會議席上首次出現工聯會代表譚耀宗，但是我們的社會確實難得，沒有人把「左派」標籤硬套在他頭上。平情而論，當年的譚耀宗確有開明左派模樣，從無惡形惡相，只有文質彬彬，時間久了，一些政府咨詢委員會開始也有左派人士入閣。表述這一深邃變化，絕對不可以脫離當年的大格局，隨深化改革開放，中國國力明顯增強，香港左派漸獲認同，這是大氣候改變了小氣候，絕非小氣候改變了大氣候。遺憾的是，部分左派本末倒置，以為是自己扭轉了香港市民的認知，不幸這就是香港左派自滿自負，走向另一個極端的開始。

新一代的香港左派和老一輩迥異，老左派都知道，周恩來對身邊工作人員要求極嚴，第一條就是謙虛謹慎，港澳左派老人大多跟隨周恩來系統，這一點做到十足——如費彝民，如霍英東，如何賢，如莊世平，如王寬城，他們在港英澳葡打壓下，低頭彎腰做好本分：沒有費公，中法建交還得再拖幾年；霍英東七十年末已把整副家當投入前途未卜的改革開放事業；何賢晚年一心一意在全國人大；莊世平兒子只是司機；王寬城穿的是布鞋，一捐國家便是一億美元。但他們從沒趾高氣揚，以霍英東的全國政協副主席身分，回歸後若要重翻因為星光行而被迫穿小鞋的舊帳，今天香港首富不大可能是姓李的了。

港人寬大不記六七舊事

香港市民是寬大為懷的，社會早就淡忘一九六七年夏天的種種舊事，人人都是歷史過客，總不成事事往後看而不朝前走。霍英東去世，連最反共的《壹週刊》也在專輯實事求是讚揚霍是「難得的愛國人士」，曾德成獲委民政事務局長，李卓人等民主派沒有一句閒言；歷史經過沉澱泛出光華。可是新一代的左派卻不明白自己的真正位置，他們踏先輩開出來的荊棘羊腸走上了青雲路，最後卻是樂極生悲，頭撞南牆。程介南事件響起了警號，有左派心裏疑惑「我們到底是誰？」老左派搖頭嘆息者大不乏人，香港社會也因而對左派重新評價。雖然左派內部有人把這些批評視之為敵我矛盾，認定是不懷好意，但錚錚事實都放在人們眼前。

開明左派？不過皮相

曾德成在議事堂上公開羞辱陳方安生，引起如斯巨大反應，相必是他事前料想不到的。議會攻訏本是雞毛蒜皮小事，官員之間你來我往更是民主社會特色，但只要看過聽到曾德成那天的講話內容，誰都知道這是一番帶什麼含意的發言，林行止的分析最是一針見血， 「是傳統親共力量總動員力壓陳太，卻無法對抗十多萬有自由選擇選民崇尚民主追求雙普選的意志因而惱羞成怒的投射」。

陳方安生不過一介退休高官，任期只有八個月不到，何須堂堂局長以文革式惡言相向，這說明了左派無法忍受陳方安生的勝選，到了議事堂上終於按捺不住爆發。孰料這一爆發，把三十年來在人們記憶裏早已忘記的歷史一下子都翻了出來，開明左派云乎，精明跳脫云乎，民主建港云乎，原來俱是皮相之談。

多年前，曾聽過一次肺腑剖白，文革極左思潮之下，香港左派拱手讓出所有，全心投入階級鬥爭不能自拔。林彪墜機後，鄧小平復出主持工作，香港左派要找回失聯的昔日各界友人，做法是大年初一賀歲波開賽前，在大球場場館門外逐一與階級敵人握手言歸於好。也由於這種誠懇態度，社會上開始接受浪子回頭的左派，畢竟在文革這場巨禍中，他們也是受蒙蔽的一群。

然而，這種教訓一次是不足夠的，香港左派的極左思潮往往隔不久就會來一次，就像是肺結核無法根治一樣。左派的世界是普通市民不能理解的世界，永遠是左傾勝於右傾，左傾過了頭，像這次曾局長的忽然激動，如果說是有問題，頂多是認識上的錯誤，好心做壞事，不是路線問題，還有機會翻身；如果對陳方安生歡笑擁抱，那是原則問題，是對一個同志能不能夠頂住右傾機會主義的考驗。這種寧左勿右的思維乍聽之下令人失笑，但事實卻是這是中共在歷次黨內外鬥爭下的生存哲學。

發生在曾局長身上的某些舊事，殆無疑問是在香港的中國人的悲哀，內地早就有定論，人們起初也希望曾局長能以一個過來人身分，共同譴責和批判十年浩劫年間，國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唯上思考模式。中共在歷史上走過這些彎路，所以江澤民胡錦濤一再說不會有政治運動，同心同德振興經濟，打造和諧社會，這些話到底落實到香港還能剩下多少，看來江胡兩位要失望了：他們萬萬想不到，在內地被十三億人民唾棄了三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幽靈，竟然在香港這塊回歸只有十年的西化社會裏借屍還魂，大白天在中環立法會內出現。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

感謝YouTube，讓人找到夾雜散佚在歷史書頁之間的吉光片羽。那天看的是一九三五年黑白電影《風雲兒女》片段，以今天的水平來說是比中學生實驗電影還不堪的粗糙技術——字幕是在原版菲林上以玻璃片覆蓋的那種；鏡頭剪接雖以溶入接去，可是zoom-in 的影像模糊明顯是把焦距調歪的土法煉鋼；收音差的結果是雜音多，像是幾個人在山洞裏講話一樣，聽得人們耳朵嗡嗡作響。

但這些都無損《風雲兒女》的歷史地位。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共和國的國歌就是這齣電影的插曲，原曲名字是《義勇軍進行曲》，四萬萬中國人民從此邁入波瀾壯闊的全民十年抗戰。七十二年後的今天，在面對大是大非必須作出抉擇的前夜，撫今追昔，當年中國人民義無反顧抵抗敵偽的勇氣，依然令人動容。

這是一場黑白分明兩種力量之爭

香港市民今天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只差你那一票。這次補選雖說八人參加，但誰都知道有能力爭天下的只有陳方安生和葉劉淑儀。這是一場黑白分明兩種力量之爭，一方代表進步進取，另一方是保守保皇；香港基礎教育普及，識字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黑與白正與邪好與壞這些基本價值讀過幾頁聖賢書的香港市民都懂得所學何事。

香港市民是可以坦然面對歷史的。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工潮英國巡捕悍然開槍，當場打死十三人數十人重傷，是為「五卅慘案」，事件瞬即引起全國憤慨，超過一千二百萬人上街示威。六月十九日，香港電車、印刷、船務工會參加省港澳大罷工，三天內二萬人離開工作崗位回到廣州，大批學生罷課響應，這是現代中國工運第一章。抗戰年間，香港是國共的大後方，國軍將領陳策得市民掩護逃過日軍鷹犬追殺，經曲江返回內地；中共要員夏衍喬冠華曾在港落腳，日軍由北南下時，他們與大批進步人士迂迴北上到桂林。這就更不用說抗日年間在西貢一帶神出鬼沒的東江縱隊，在英軍敗走日寇佔據的三年零八個月，他們雖然以寡敵眾，但有力牽制了日軍。

今天的港島區補選肯定是歷史的一刻，雖然只有八個月任期，但這場選舉代表的深邃意義，絕對不是一張選票所能完全概括的。十年來，香港滿目妖嬈陰陽怪氣，有人為六四屠城辯解竟謂當日沒有殺人；有人棄明投暗委身作賊，個別傳媒受官方招安搖身變成建制打手；有人是非不分義理無存，全國人大強行釋法竟拍掌附和；有人指鹿為馬偷天換日，僭稱民主派者在普選時間表上魚目混珠；有人上下其手裏應外合，官方對參選人親疏有別內外不同；有人勾結官商爾虞我詐，上欺騙中央下欺壓港人。端的是一幅亂世眾生相。

造成如此情狀，緣於我們沒有一個講究公民力量的民主社會，也缺乏一個有力制衡的立法機關，雖然這些年間直選議員稍增，但說到底立法會內保皇一派佔大多數，面對強大的建制派和國家機器的明顯介入，制衡力量能多一分即多一分，健康的力量能多一票即多一票。在這場很大程度等於直選特首的比併裏，民主派的策略確是粗糙一些，動員能力也落於人後一點，民主訴求比起法國美國英國更遜一籌，然而，說句老實話，瑕疪難免是有的，但誰是真民主誰是A 貨民主路人皆見。

今天，我們站在歷史門檻前，香港往何處去，選民不難找到方向，否則，我們無以面對七十二年前在艱苦歲月宣傳抗日的《風雲兒女》，更無以面對七十二年後在YouTube 上翻看公元二○○七年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的子孫後代。

不容青史盡成灰

「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低迴海上成功宴，萬里江山酒一杯。」——于右任《壬子元日》

一九九一年的大年初四，波斯灣戰爭硝煙未熄，我從戰雲密布的紐約回到香港，那是七年來的第一次還鄉。我常對人說，不要跟我說八十代譚詠麟張國榮如何紅透半邊天，又或是那年代如何紙醉金迷繁華世界，我是一概沒有感覺；一九八九年香港百萬人上街聲援北京學運，也是隔着太平洋在美國電視上看到的。

回港之後，因緣際會去了一間政經研究中心工作，那時才真正體驗香港。還記得第一個項目便是蒐集分析媒體上有關本地政治的新聞和評論，當時的民主派叫港同盟，自由黨還未出生，名叫啟聯資源中心。有一段時間，我弄不通為什麼港同盟的幾個人，像李華明、狄志遠，以及劉江華都是社工出身。

缺半點骨氣難撐到今天

本來就不認識這些人，卻因為工作在日復一日的新聞剪報裏與他們神交漸交。一九九一年是香港有史以來首次在立法局舉行直接選舉，儘管那是裝飾性多於一切的區區幾個席位，但這次體驗毫無疑問讓我更貼近認識香港政治。選舉那天，我早上投了文世昌的票，下午四時許，家裏電話鈴聲大作，吃過飯在午睡的父親聽了後馬上穿衣下樓投票。到今天我仍然沒有問他那次究竟投了給誰，但從那個工會工友打來的電話看，那一票給了誰可思過半。

那天也是我在政治上與工會會員的父親各走一方的日子，幸而兩老都是明理人，家中飯桌上從不討論政治，唯一例外是程介南醜聞被捕那一回。對於李柱銘和司徒華，兩老從無批評，只依稀記得在大陸時呆過文工團的母親說的一句話， 「司徒華是真正愛國的」。

剛過去的這屆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敗，我沒有特別壞的感覺，選舉就是這回事，勝者為王敗是寇，邱吉爾連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打贏，可是還未祝捷就在大選下台。香港的民主派算有風度，不像尼克遜一九六四年競選加州州長失利後大發脾氣說you won't have Nixon to kick around anymore，because， gentlemen， this is my last press conference 這些晦氣話，倒過來開始自我反省，總結經驗。

上星期日深夜，我待在電視機前看着流水而出的當選名單，想到這十六年間民主派人來人往，今天李華明仍在陣中，狄志遠退居幕後，劉江華過檔民建聯貴為副主席，沒有巨擘大款背後撐腰，民主派缺半點骨氣都沒法頂到今天。

患政治幼稚病賠上清譽

區選過後，各種總結冒出來，何俊仁後悔懊惱馮檢基哭紅了眼李永達黯然引退，這很正常，四年前吃敗仗的曾鈺成不也是下台了麼，世上從來沒有包賺不賠的生意。面對左派的冷嘲同志的熱諷，選舉之後幾天，馮檢基接受有線電視記者林妙茵訪問那一刻，我想起十六年前在政經研究中心工作的往事：一個剛畢業的女孩告訴我她是民協的支持者，因為民協是做實事的。十幾年過去，女孩結婚回到中大教書還當了母親，聽說快生第二個孩子，她當年在舊中銀大廈那辦公室裏說「民協是做實事的」縈繞不去。我想，民協也好，港同盟也好，民主黨也好，今天我們能夠直接選出大部分區議員，能夠直接選出部分立法會議員，下亞厘畢道不得不聆聽市民的聲音，民主派前仆後繼推動香港社會民主公義的努力，不應因為一場區議會選舉失利就被全盤否定。

民主派是理想主義者，本土政治上主張全面普選，所以他們不容於只懂點頭哈腰的親中派；經濟上主張一個更均富公平的社會，但這一點又被內部的自由經濟主義者亟亟反對，夾在兩派之間進退維谷。更要命的是患上政治幼稚病，○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民主派內部機會主義分子冒起，有人問，我們能不能成熟圓滑一點，比如說，與中央多溝通，比如說，對中央伸出橄欖枝。民主派聽到這些不知誰個蠶蟲師爺想出的糗主意，浸浸然自忖可以與中央溝通，以為可以與北京平起平坐，詎料這一踏出去，不僅是想錯了心的大頭春夢，還賠上十多年來特立獨行的清譽。

想問一句，中共何必與你猶抱琵琶半遮臉的民主派溝通，中共要溝通的是有實力和他們對着幹的人。八十年代，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代表鍾士元鄧蓮如上京見鄧小平，大抵本意也是想溝通溝通，誰知鄧一開口就說歡迎「你們香港人士」，鍾鄧兩位的公職一句不提。原因只有一個：鍾鄧你們兩位是老幾，沒有實力就沒有發言權。台灣一直與中共硬幹，打倒四人幫前的極左年代，中共文攻武嚇也對台灣如老鼠拉龜，四人幫下台後好話說盡，廖承志以舊體文寫了一封信給蔣經國，先是「經國吾弟如晤」，再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也是囿於台灣有軍事實力。這就更不要說今天的陳水扁了，九十年代，國共達成「九二共識」，但中共一直不提，是因為九二共識實是對台灣利大利弊。到了今天，陳水扁愈走愈獨，北京只得尊重九二共識。中共不是鐵板一塊，更不是特殊物料製成，不會笨得一言不合興兵攻台，打仗是要死人的，中共也懂得挑軟的吃。

進一步丟失的政治人格

九十年代，民主派地區工作做得頂呱呱，一個吳明欽力足把對手轟出新界；更了不起的是民主大旗顛撲不破，在政治人格和地區工作上都比左派出色。這是左派的死穴，尤其是中國民主香港民主這兩樣，就是親中派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予取予攜，也不敢借東風呼籲港人不要紀念「六四」屠城也不要二○一二普選更不要二十三條立法。你能想像這幾天春風得意的譚耀宗田北俊及所謂「獨立人士」會提出這三點麼？曾經有蛋頭學者說，香港如今市民吃撐了，不要民主，選舉別老提這些事。不錯，市民要的是好吃的實利，但也要好看的民主，中港全天候通關，人人北上消費，不代表民主派不應提出民主訴求，若是這種「只要好吃的不要好看的」說法成立，香港就不會有這麼多新移民摩肩接踵跨過羅湖橋過來了。

當然，誰都知道新移民用腳投了他們人生裏最重要的一張選票。

民主派的政治人格在公民黨成立後進一步丟失。當人們聽到公民黨黨綱裏沒有要求平反「六四」、黨主席關信基教授說「把六四留給歷史」後有很大的愕然。在人們的正常認知裏，這不該是一個聲稱支持民主的政黨黨綱，更不應由中文大學政治系教授所說出；這些立場這些講話，應該是中共同路人或中共幹部才會說的，然而這卻出自一個自稱是支持民主的政黨骨幹之口，人們不免思想混亂：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政黨？

看不到非中共化的訴求

民主派的天真想法，源於他們認定幾百萬市民都是爭逐利益之輩，同時又怕被標籤為反對派，卻無視市民政治思考的二元性——不欲看見天下大亂，也希望看到香港成為一個民主自由清廉開放的社會——這點和九十年代中葉香港市民的思考十分相似：大亞灣核電廠風波正盛時，有專欄作家說大亞灣電廠落成之日便是他離港之時，如今作家仍然在港筆耕，中產階級未見驚惶四散。這種理性態度說明市民對家園的熱愛和信心，也正由於此，人們更想方設法令周遭的生活及政治氛圍適宜他們留港，方法其中之一，是通過政治生活令香港走向非中共化，實現手段就是選舉。

可惜的是，民主派看到其一的「改善生活」訴求，看不到其二的「非中共化」，於是一窩蜂朝向民主和地區工作。「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並非壞事，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也脫胎於此，然而民主派刻意忽略上層建築，以致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解放戰爭年間，中共每次戰役前都有一場大規模的政治動員，請來吃盡國民黨苦頭的老貧農，哭訴被欺壓的經歷，戰士之後紅着眼眶一泡眼淚上戰場奮勇殺敵。

如今民主派請選民吃糖，可是卻沒有說清楚，以後要安心吃糖必須改變政治制度這一道理。策略上的誤判以及與北京關係的錯誤認知，政治人格定位淪喪，是民主派失去支持的其中一個主因，絕不可推諉在「蛇宴搞得太少」、「錢不夠人家多」之類的「唯資源論」身上。

必須檢討未來工作定位

溫故可以知新，香港民主派沒有巨大資源也在九十年代縱橫捭闔，老實說，那時的民建聯的資源已經比民主派多，但選舉結果是什麼，一翻歷史誰都知道民主派是常勝軍。世界各地在野黨不盡是像英國保守黨那樣荷包脹滿，今天台灣的民進黨以前比香港的民主派更慘，政治打壓日復一日，如果不是黃信介的不屈政治人格，民進黨能撐到上台嗎？中共紅軍被國民政府軍尾隨追殺，長征說穿了是就是被人打得無處去的流竄，路上吃的是皮帶喝的是人尿，若無堅強政治信念，毛周朱早就去見馬克思了，還有機會在天安門城樓上高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

區選過後，渾身折損的民主派自憐自傷，看來要好一段日子始能復元。在休養生息的日子裏，民主派應該深刻檢討未來的工作及定位，不要再沉迷在看不到的虛妄裏了——北京絕對不會紆尊降貴和你溝通招安，何况如今強勢在握。

十多年來，民主派贏得社會尊重，是源於面對強權不亢不卑，絕不是聲聲要與中央溝通的虛假軟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港人的終極訴求是貨真價實的民主，這一辯證關係必須厘清，民主派才會有明天。

中國女排難逃一敗

明年北京奧運，最不想看見的是中國女排輸給日本。說不想看見，往往是因為最有機會發生，於是潛意識就不想看，就等於孩提時期看驚慄電影，總在厲鬼現身前零點幾秒合上眼皮。

中國女排自從一九七九年亞洲賽壓倒東洋魔女之後，一直是日本隊的災星。但是這種運氣看來快要走到末路了，明年北京奧運中國極可能栽在日本手上。中日女排之間的四十年師徒關係或許因而有一個新段落：徒弟在師傅手下國人面前，丟失最重要的一塊奧運金牌。

第一次看到中國女排是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在東京代代木體育館。那次是世界盃女排賽，代代木體育館是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的產物；走出山手線代代木站，遠遠就能看到這座丹下健三設計的結構表現主義力作，兩頭高高翹起，像一艘巨船似的矗立在代代木公園。

代代木體育館是懸吊式屋頂建築，可容納一萬多人的室內體育館沒有一根柱，在今天來說都是世界一流的優秀設計——逾百呎高的樓底，空間感差的人恐怕連球也摸不着。在這個搬開地板就露出下面泳池的賽場上，我親眼看到中國女排以三比○淨勝人高體壯的蘇聯女排，第三局更是十五比○讓蘇聯大姐吃光蛋。那屆比賽，中國女排愈戰愈勇，克服隔一天改一次比賽地點的拉練式對抗，最後在大阪擊敗日本，第一次獲得世界冠軍，拉開了歷史性的五連霸帷幔。

要感謝大松博文

那時中國女排教練是袁偉民，奪標之後，這位酷得很的教練在大阪市立體育館擠滿記者的小房間內，冷靜的深深抽一口煙，之後很得體的說，中國女排奪得冠軍，其中一個要感謝的人，是六十年代的日本女排教練大松博文。我還記得，包括《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在內的幾份日本大報，第二天都把袁偉民這句話放得老大。

袁偉民這番話實事求是，眾所周知，沒有大松博文的話，中國女排的冠軍道路，大概至少要遲五年。

一九六五年，中日當時還沒有外交關係，東京到北京的道路迂迴得很，今天三小時的空中直飛，那年代要走足足兩天：東京飛香港是一程，從香港走過羅湖橋到深圳是一程，深圳火車到廣州是一程，廣州飛北京又是一程。東京奧運是世界排球重要里程碑，男女子排球是這次奧運的新增項目，最後是蘇聯男排和日本女排雙雙奪金，東洋魔女之名從此威震世界。

日本女排身體條件並不好，然而，在人高馬大的東歐球隊前，日本隊以出色的快攻戰術，打不死的後排翻滾撲救，以絕對不放棄一分的頑強意志一舉奪金。中國總理周恩來看到日本女排的表現，決定請大松博文率領日本隊到中國訪問，並順道訓練中國女排。今天來說，這事不過是小菜一碟，可那是冷戰年代，西方國家圍堵共產世界的日子，要排除意識形態分歧真正交流體育不是易事。最後，大松還是風塵僕僕帶着東洋魔女來到北京。

大松博文的訓練總結只有一個字：苦。

人剛到北京，放下行李馬上到體育館訓練。比賽打完了，運動員還得留在球場訓練，直至把當天比賽出現的失誤都從訓練裏找到答案，才讓大伙回去。在上海，大松親自下場訓練中國女排，結果本來是上午十時開始的訓練，一練就練到晚上十時。

大松還是覺得不夠，再練多兩個鐘頭。一課訓練十四個小時，這就是大松訓練法的精髓：從難、從嚴、大運動量。

毫無保留傳授技術

周恩來放手讓大松博文訓練中國女排，大松也毫無保留向中國輸出全部技術，包括令人聞風喪膽的勾手飄球和側翻撲救。

大松博文訪華三次，中國女排練得渾身青腫大不乏人，唯獨有一件是周恩來不許大松做的，就是打罵中國女排。中國女排得此啟蒙良師，技術猛進，加上體型高大，更挑到奇才郎平，一九七九年冬，中國女排在亞洲錦標賽挫敗日本，徒弟第一次打敗師傅；日本女排從此進入近三十年的黑暗期，中國則扶搖直上，派出B 隊也能把日本殺得片甲不留。

日本是排球大國，小學中學大學都有排球賽，婦女有婦女賽，實業團體有社會人比賽，還有全國頂尖級的聯賽，排球人口數以百萬計。三十年來，日本排球月寂星沉，尋根究柢，不是技術不如人，而是身高吃虧。排球和籃球一樣都是高個子運動，一寸長一寸強，日本排協幾十年來力倡朝大型化發展，大型化者，高個子也，幾家以排球出名的中學，如八王子實踐高中、下北澤誠德高中等都拚命找高個子學生。但高個子老是隔三差五才來一個，到主攻手夠高了，副攻手還是一米七幾的個頭，到副攻找到一米八以上的，卻輪到主攻年華老去。這種落差令日本女排一直在世界中游無法上爬。

到了近兩年，日本女排終於出現全面大型化的明顯走向，主攻手栗原惠一米八六，副攻手荒木繪里香也是一米八六，擅打背飛的杉山祥子一米八四，接應二傳木村沙織一米八二，前排三人隨時可以保持平均一米八四的陣容。在剛結束的世界盃女排賽上，日本隊得第七，但表現有若脫胎換骨，快攻戰術變幻莫測且攻擊帶廣闊，杉山祥子身體質素佳，前飛和背飛的飛行幅度達三米，對手攔無可攔。從全面來看，日本女排最重要的財產是腳傷痊癒的栗原惠，二號四號位都可以強攻輕撥，三號位能攔網，換到後排接發球穩妥準確，間中還能配合複雜無比的立體戰術「兩快一游動」，衝上來打斜線得手。這些過去只能在中國女排身上看到的進攻套路，現在日本也能做到，而且命中率極高。

日本這幾個高個子，除了杉山祥子二十七歲，栗原惠、荒木繪里香和木村沙織都介乎二十一至二十三歲，技術上還有發展空間，是中國女排的心腹大患。中國女排在雅典奧運後，新舊交替進展未如順利，主攻手楊昊打法早為各隊熟悉，只得再一次請出雅典奧運一槌定音的老將張越紅鎮守網前。二傳手馮坤傷勢嚴重，去年到芝加哥動大手術，接手的新人魏秋月技戰二術尚待磨練；趙蕊蕊一傷再傷，劉亞男似走下坡，中國最強的快攻攔網如斷一臂，新人薛明雖然夠高，但力量和經驗都難與舊人相比。雖然中國排協怪招催谷，把薛明調到天津隊與魏秋月搭檔，以時間換取空間，意圖在有限的幾個月內爭取嫻熟配合。中國此舉可謂用心良苦，但也在另一個側面看到教練內心萬分焦慮。

中國女排因是奧運主辦國，不必參加世界盃，俄羅斯是世界冠軍，也可免戰直接參加奧運，但也別小覷這次世界盃的其他強隊：巴西風采依然，荷蘭強攻火力盛，冠軍意大利攻守皆能，連美國也有鹹魚翻生之態。相比之下，中國強攻不如意大利俄羅斯荷蘭，快攻不及日本巴西，明年遇着上述任何一隊都可能大敗而回。平情而論，中國輸給荷蘭意大利俄羅斯，可以解釋說是力量不如人；揪心的是，對日本向是一帆風順，卻在今年亞洲賽慘吞東洋魔女三蛋，北京奧運中國姑娘難以看好，這是實話。

誰剋誰未知之數

打球的朋友都知道，這玩意有一門很玄的事，名叫剋星。剋住對方的可能是技戰術高人一等，也可能是難以名狀的戰氣比人強，正如足球意大利之於法國，又或是巴西之於意大利。中國女排是日本的剋星，但隨着打法更迭形勢改變，誰剋誰的歷史慣性或會丕變，看見日本女排的第二次崛起，中國女排四十年前欠下大松博文的人情，說不定明年要連本帶利一併清還。

胸有億萬人民

也許沒有誰會留意，上星期五，也就是十一月九日，是法國前總統戴高樂逝世三十七周年。粗略翻了一下香港印刷傳媒，沒有一家提到這消息，倒是亞洲電視用來塞時間的節目《當年今日》用了稍縱即逝的十幾秒畫面來回顧。

對於戴高樂，法國人民是無比驕傲的。驕傲來自他的不屈不撓，歐戰初期，納粹德軍機械化部隊西進北伐如入無人之境，泰半法蘭西國土淪陷鐵蹄，渡江相助的英軍節節後退，正趕緊朝英吉利海峽西撤，當時是法國陸軍副部長的戴高樂挺身而出，組織「自由法國」運動，抵抗強權。

「每當歷史最惡劣的時候，我的義務就是把法國的責任擔當起來。」法國人民何其有幸，上天賜他們一個敢於面對橫逆的領袖。

三十七年了，法國在世界大國之林依然屹立，不是因為他們的GDP，也不是因為他們有核彈，而是因為他們有挺直的腰板。

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來說，戴高樂不啻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是因為法國是西歐第一個與中共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大國，時維一九六四年；雖然英國早於一九五四年已與北京有代辦級關係，但大使級關係卻遲至一九七二年才有。戴高樂與北京建交，客觀上令中共在冷戰的重重圍堵中殺出一條血路，可是他一生從未踏足中國，鞠躬下台後北京幾次邀訪都沒有成行。

「那樸素的墓石」

戴高樂對現代中國的影響遠不止於此。一九七九年，《大公報》記者朱啟平採訪華國鋒訪歐，在法國發出了長篇通訊《偉大的平凡》，文章對剛結束文化大革命、正徘徊在發展十字街頭的中國有着振聾發聵的衝擊。

《人民日報》隨即全文轉載，著名記者彭子岡對朱啟平說，「你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真使我驚呆了。戴高樂將軍的墓，就在小徑盡頭，也是以石頭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普通得讓瞻仰者難以尋覓。

「我默默站在墓前，低頭看那樸素、簡單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只覺得面前是一個新的境界：原來一個人的尊嚴，一個人的品德，是可以用這樣簡樸、平凡的安排來表達的。

「將軍的葬禮儉樸，不吹號，也沒有樂隊奏哀樂，教堂舉行彌撒時，沒有講話。將軍的棺木，由一輛戰車運到教堂前，是本村青年抬往墓穴的。棺木是三百五十法郎（當時約合六十三美元）買的。我真沒有想到，將軍的薄葬，到了如此地步……」今天看來，《偉大的平凡》不過是表達一個中國記者對法國前總統墓地的感想，也許還有人會嫌朱啟平這篇通訊調子和內容都偏軟，可那是一九七九年撥亂反正的年頭，坐落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紀念堂是另一個韶山另一個井岡山，中國政治仍處於渾沌轉化的年代，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困擾着十億中國人民：我們應該重蹈個人崇拜的覆轍，還是決心與封建說再見，做一個新中國人？

「一個不要特權的人」

《偉大的平凡》面世，讓中國人民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大國領袖的風骨：戴高樂退出政壇後，國家給他房子，不要；國家給他退休薪津，不要；國家給他侍衛，不要。戴高樂賴以維生的僅是那筆不多的稿費，他家裏也沒有人當官做生意。文章結尾朱啟平是這樣寫的： 「他的一生，實踐了自己的諾言。然而他還是一個能上能下的人，一個嚴格按照國家憲法辦事的人，一個不要特權的人，一個要把自己放在和人民平等地位的人。」在經歷文化大革命狂飈、仍視西方國家都是帝國主義者的中國人民眼中，用路邊劣質麻石堆起的戴高樂墓地，一下子推翻中共建政三十年來的教育。

朱啟平在那個年代寫出這篇以外喻今的通訊，毫無疑問是冒着極大的政治風險，然而，作為記者，朱啟平在比《偉大的平凡》之前的三十四年，在記叙日本皇軍投降的通訊《落日》已突顯了他的敢言無畏，在通篇講述皇軍在東京灣美國軍艦上簽署投降書的文章最後，他坦然說出中國長期積弱的答案：「我們的國勢猶弱，問題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團結，才能保持和發揚這個勝利成果。否則，我們將無面目對子孫後輩講述這一段光榮歷史了。」果不其然，和平只有十個月的短命，一九四六年，國共爆發全面內戰，國人再受生靈塗炭之苦。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朱啟平從紐約回到北京，然而新中國卻使他失望了。一九五七年，朱啟平對北京《大公報》黨委說，報章應該更多反映群眾的意見，他批評新聞報道不夠實事求是，詎料因此獲罪「攻擊黨的領導和攻擊黨的新聞政策」，打成「右派」，翌年送北大荒勞改，飽受折磨，直至一九七八年。這段刻心銘心的經歷令朱啟平為中國找到了答案，《偉大的平凡》殆無疑問是朱啟平一家六口在文革下放江西、山西、陝西後對歷史的總結。

「一筆在手，胸中要有億萬人民」一九九五年，朱啟平在結集成書的《朱啟平新聞通訊選》自序中說，有年輕同業問他「特寫怎樣寫？」朱啟平一時間怔住了，之後，他說，「我一向認為，當記者，最要緊的，是盡心為讀者提供最好、最真誠的服務，不說假話，不炫燿自己，始終不渝。要做到這一點極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在幾十年的中國——美國——中國——香港新聞採訪生涯裏，朱啟平經常說的一句話是「一筆在手，胸中要有億萬人民」，這是一位多年來亟力爭取講真話老記者的格言。睽諸今天的特區的奇情怪况，那些筆桿子胸中到底有誰，百姓心裏自有一盤帳，這些人能無愧於自己，無愧於學校的老師，無愧於朱先生嗎？

拿出周鄧的胸襟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去世；一月十五日，北京舉行追悼大會，由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致悼詞。那時文化大革命已近尾聲，國民經濟由瀕臨崩潰轉而稍見生機，但是要讓八億人民從「階級鬥爭是綱」的瘋狂狀態重新投入正常的社會和經濟生活不是易事，於是，鄧小平以周恩來的個人道德感召為經，以建設中國成為現代化強國口號為緯，在悼詞最後說了一句意義深長的話：「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沒有這句話，恐怕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得往後再拖幾年——打倒四人幫之後，中共沒有花太多時間清算文革餘孽，反是迅速繞過大規模的整黨運動，緊接着在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宣布打開門戶改革開放，之後發生的一切， 就像洋人所說的，the rest is history。

今天的香港左派看來還未好好理解鄧小平這句話的用意；或許，他們也不知道周恩來秘書趙煒曾經憶述，周在臨終前一個月，在病榻上緊握拳頭，也說過同樣的一句話。

一九六七年的暴動，左派稱為反英抗暴鬥爭，這場攪動香港的社會衝突緣何而來早有定論，因何終結卻各有說法：親英派說是英國人強硬鎮壓令左派元氣大傷，但也有一說是周恩來在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後大動肝火，下令中止這些行為。順藤摸瓜，火燒代辦處的誘因是香港的反英抗暴，周恩來在北京命令紅衛兵不得造次，香港當然收到指示。暴動時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梁上苑在《香港六七暴動內情》中說，毛澤東要嚇唬英國人，周恩來堅決禁止，江青林彪集團和香港工委因此鑽了空子。

左傾盲動血腥收場

左傾盲動主義令一場本來足以改變社會不公的運動最終血腥收場，中共歷史上的左傾盲動不止於一九六七年這回，在此之前的一九二七年已吃過癟——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後，左傾盲動主義氣氛籠罩，各地不斷發動盲目的武裝暴動，令大革命之後留下的僅有一點力量遭到幾近毁滅性的打擊。周恩來看到這樣不是辦法，出面制止多次暴動，總算把中共的血脈保存下來。

二○○七年，香港市民又再看到類似的左傾盲動主義。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上的文章壓根兒算不上大逆不道，充其量是一家之言，相比中共恨之入骨的民運人士如曹長青等，李柱銘的支持北京辦奧運論在民運極左派眼中可說是不折不扣的投降主義。李柱銘不過是敦促美國關注香港，這和回歸前以迄至今的李柱銘一脈相承，應該說，不講這些話的李柱銘就不是那個人們熟悉的李柱銘。

然而李柱銘還是給香港左派群起而攻之，個別批李言詞出現「吳三桂」、「賣國」以至「漢奸」這些字眼。本來，左派反擊李柱銘也是言論自由的一種，可是發展下來的文革式批鬥，顯示出來的卻不是言論之爭意氣之戰而是鴨霸心態。中共與其同路人在口舌上從來不認輸是有着共同的DNA，言辭要多狠辣就有多狠辣，九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政改，彭定康被港澳辦主任魯平狠批是千古罪人。回歸十年後，有線電視訪問耄耋的魯平時，他仍堅稱彭定康是千古罪人。也許會有人讚揚魯主任有原則夠堅持，但應該怎樣解釋當彭定康轉到歐盟後，訪京時與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中南海談笑甚歡，該不是要批評江主席沒有原則了吧？

有一種分析說，這次批李和即將來到的立法會港島區補選陳方安生對葉劉淑儀有直接關係，這些看法尚待證實，但是為什麼李柱銘這次講幾句了無新意的舊話，左派馬上群起而攻之，不能不讓人深究再三。

套用毛語錄式的四字詞，今天香港左派的內心深處依然是「苦大仇深」——港英年代飽遭打壓，沒有出頭天，回歸後又因為各種客觀因素而被丟在一角，無法在特區找到清晰定位，比九七年七月一日前的期待甚殷出現難以承受的落差。回歸十年於茲，香港經歷上下跌宕，經濟是U 型走勢，市民心情則是W 式幾番起落，唯獨左派仍然在圍內的小圈子裏獨活。但是當左派認為自己應當東山再起之時，又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望門卻步：董去曾來，除了曾德成，左派未能在特區最高層再多分一杯羹。長時間的被動疏離，左派在歲月的茫茫大海裏幾近沒頂，苦待黎明的心態一旦遇上觸媒，爆發的能量足以比得上核裂變。

觸碰兩點惹出批鬥

李柱銘在文章裏並無呼籲杯葛奧運，勉強一條小辮子只是敦促美國在人權問題上多加關注。其實，就是公開要求美國施壓也沒有新意，李柱銘也好，泛民主派成員也好，曾經說過類似講話做過類似行動絕不止李柱銘一人，但這次引發出來的排山倒海批鬥卻和以往不一樣，原因便是李柱銘同時觸到兩個臨界點，一是奧運，二是與左派的恩怨。

奧運已然成為中國在未來十個月的唯一話題，愛國人士把北京奧運提升為凛然不可侵犯神祇圖騰，李柱銘文章中說到奧運，被左派大肆攻擊是其來有自。從另一個層次看這些攻訐，中央對港政策在○三年七一大遊行後寧左勿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早前鋪天蓋地的批李潮，不排除是有人向北京大跳忠字舞的結果——從北京只有外交部在事件之初說了幾句話，之後再沒有中央官員評論李柱銘；到本地左派一度洶湧的批李聲音在幾天之內完全蔫了的狀况來看，忠字舞的表演該告一段落了。畢竟，事件愈鬧愈大，只會有更多人關注中國人權狀况，到時若是連國際人權組織都插上一腳，絕非北京所願見。

至於民主派與左派的關係何以質變至此，倒是一個發人心省的課題。香港民主派和中共的關係在六四事件前是有對話有交流，鄧小平狠批的是鍾士元鄧蓮如的孤臣孽子而不是李柱銘，八十年代中英會談甫揭幔帷時，李可能擔任特區首任律政司長之說在左派圈子甚囂塵上。據說，李柱銘被慧眼相中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取態溫和專業出色，另一便是他曾替六七暴動的左派工人上庭辯護。然而一場六四鎮壓，中共把可以團結的人統統趕到死角，從此大路朝天各走一邊，當年做統戰工作做到黑社會的放翁黃文放若泉下有知，不知會作何感想。

和諧社會不過笑話

香港左派和民主派本無政治理念上的巨大歧異，對中共都是恨鐵不成鋼，對港英殖民統治都沒有好感，在國家統一的釣魚台上，民主派的親北京立場被台灣綠營嘲笑為取悅中共，然而這對同父異母的孿生兄弟的其中一人如今被視為異端邪說，還要以文革語言諸多凌虐，非得要把人逼成敵人不可。睽諸歷史，鄧小平文革期間吃盡苦頭，自己下放江西兒子重摔致殘，周恩來在文革狂飈裏獨力苦撐國家，他們都有一千一萬個理由報仇雪恨，但最後都沒有這樣做；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是口號更非是權宜之計，三十年前的中共有此胸懷，可是今天的香港左派卻付之厥如。如果說香港是和諧社會，也許是二○○七年的最大笑話。

狠批李柱銘前熟讀史書了嗎？

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寫了一篇千把字的文章，呼籲美國和其他國家領袖，在北京奧運到來前的這十個月向北京施壓，改進中國的人權狀況。文章一經曝光，馬上像炸開了的油一樣，成為特區七百萬人的熱點話題。星期四下午，外交部還特地就此回應。綜合這些反應，基本可分為三大類：一是譴責李柱銘不應把奧運和政治混為一談；二是批評李柱銘不應借助外來勢力，改變中國的現狀；三是標簽李柱銘是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

李柱銘怎會想到寫這篇文章，一介讀者實在無從得知；不過，李柱銘肯定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同時做出前面這三種事的人，更準確的說，李柱銘肯定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年來三箭皆發的第一人，因為，我們的祖國也做過這樣的事。不患寡而患不均，敬請諸位高明在狠批李柱銘之餘，也把這些話複印兩份，分送北京台北。

說些舊事。七十年代末，經歷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前的各場政治運動折騰後，中國終於排除萬難加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準備迎接一九八○年莫斯科奧運會。一九七九年秋冬之交，我回廣州省親，因為表哥在省體委工作，說有幾隊國家運動隊伍在市內的二沙頭體育基地冬訓，問我想不想去看看這批蜚聲國際的運動健兒。

運動精英也曾一窮二白

第二天早上，幾個人擠進的士朝沙面附近的二沙島進發。那天看到的是田徑隊基礎訓練，事隔這些年，早就忘記到底見到了誰，但有兩幕景況永誌不忘：運動員宿舍外掛着的衣物令人吃驚，男運動員連三角內褲也沒有，穿的是像女孩比堅尼下半截那種自制褲衩，前後兩塊三角布，兩端用繩子拉緊便是；運動員吃的飯菜是冬瓜炆豬肉，訓練後混身大汗像剛從水里撈上來一樣，喝的不是電解質補充鹽分飲料，而是在一個闊口玻璃瓶里放幾塊冰，倒進蜜糖開水仰天一飲而盡。中國雖窮，但想不到連為國爭光的精英也是這樣一窮二白。

和幾個在場邊歇息的運動員聊起，沒有人說要在莫斯科穿金掛銀，而是滿懷感慨說，前輩運動員給文革拖了十年，到大伙參加奧運了，卻因為年紀大技術差在選拔賽倒下與歷史擦身而過，十幾年流血流汗日子變成一掀即過的一頁。

中美齊杯葛莫斯科奧運

那年冬天，發生了蘇聯侵略阿富汗事件，美國中國在同一陣綫譴責蘇軍暴行，準備杯葛莫斯科奧運。當時英國的態度是政治上戴卓爾夫人站在中美一邊，但英國奧委會卻鐵杆了心要去莫斯科，原因是政治不應與體育混為一談。

香港那時仍是英國殖民地，奧委會主席是沙理士，他也提出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沙理士一向對中國頗為友好，可是在參加奧運的問題上卻得不到友好對待。我記得當時親中派對沙理士攻擊得最厲害的是，體育根本就是政治，還把北京與台北在國際體壇的席位之爭也抬出來作例子。

香港隊後來沒有去莫斯科，中國隊美國隊當然沒參賽。英國隊倒是去了，還奪得男子一百米短跑金牌。

過了四年的一九八四年，奧運會在美國洛杉磯舉行，輪到蘇聯東歐集團要報復四年前的一箭之仇，帶領附庸國杯葛奧運。中國沒有加入蘇聯東歐集團，倒過來說體育歸體育，大軍直飛花旗，一口氣拿下十五面金牌，被譽為中華兒女零的突破。八十年代的中美關係如膠似漆，洛杉磯奧運結束後不到幾年，中國學生一躍成為各國留美學生里最多的一群。

炎黃子孫最懂洋為中用

至於有說李柱銘不應借助外部勢力改變中國現狀，追本溯源，最懂得西為我用，洋為中用的便是炎黃子孫。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外國勢力一直在中國盤桓不去——民國初年俄人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一度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寵兒。鮑羅廷是第三國際人員，一九二三年，列寧派他到中國幫助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統一中國。那時的鮑羅廷在孫中山先生「以俄為師」口號下風頭一時無兩，可以隨時召開會議，能夠調動無限資源指揮軍隊。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逝世，鮑羅廷肆無忌憚在中國推動激進的階級鬥爭運動，另一方面暗中協助中共擴大版圖，終導致一九二七年的國共決裂，國民黨血腥清黨，大殺共產黨人。

其後又有另一位外部勢力來到中國，他是蘇聯派出的德國軍事顧問李德（Otto Braun）。

一九三三年，李德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顧問，他親歷二萬五千里長征，是長征初期紅軍的主要指揮者；迨至抗日戰爭初期，李德更上一層樓，任中共中央軍委軍事研究編委會主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教授。

至於一九四九年後國共各據一方的兩岸歷史就更不消提，蔣介石毛澤東甘為美蘇馬前卒，台灣是美軍顧問滿街走，蔣介石除了倚靠美援苦撐小朝廷，還視日本戰犯為上賓，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就去過台北見老蔣。大陸則是蘇聯同志老大哥，美國大學的圖書館收藏的五十年代《人民畫報》，解放軍頭上的竟是蘇式三角帽。

毛澤東撰文鼓吹湘獨立

至於所謂漢奸吳三桂之說，國共都不比吳大將遜色。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東北關外的蘇聯紅軍如何荒淫無度，東北老鄉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蘇軍軍紀不全，打砸搶姦無所不為，中方提出交涉，蘇方說軍人暴行源於「對法西斯的痛恨」雲雲，被迫執行軍紀之後，曾經一天之內槍斃二十多名蘇軍。二戰後的蘇軍在柏林的奸淫早已震驚世界，除了在中國東北的惡行，英國作家Antony Beevor 三年前成書的《柏林淪陷》（The Fall of Berlin 1945）就指出，攻打柏林的前後三年間，估計有二百萬名德國婦女被蘇軍強姦，單在柏林就有十三萬人。

李柱銘這篇文章引起的軒然大波，對他來說是始料不及。說是始料不及，是由於這些話根本說不上有問題，沒有分裂國土，也沒有反對統一。有人指李柱銘叛逆，但橫看豎看，我還嫌李先生太過保守哩，請看八十年前的毛澤東，比起今天的李柱銘先進前衞得多了——一九二○年九月三日至十月七日，毛澤東在《大公報》上寫了多篇文章鼓吹湖南獨立，其中有這樣一段：「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時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去謀各省的分建設……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我找不到當時中國內部是怎樣回應毛澤東這些分裂國土的文章，但毛澤東看來沒有因為這些一家之見而出事——否則就沒有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的香港連幾十年前舊中國的胸襟也比不上，說出來大概沒有哪幾個人會相信，可是事實卻是這樣，歷史就像一面鏡子，對我們實在殘酷了一些。

中美關係Love and Hate

這個星期，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先在白宮低調會見達賴喇嘛，一天之後，再在國會山莊高調向達賴頒授勛章。這些動作都在北京再三警告美國官方勿與達賴接觸之後發生，中南海當然火冒三千，當即傳召美國駐華大使雷德強烈抗議。中美兩國這幾年的關係不好也不壞，但這次卻因為達賴忽然緊張起來；在十七大新班子登場前夕出現這些事，白宮不僅不給胡錦濤面子，還把美中關係再拉緊了一些。喬治布殊把中美關係的老本都押上去原因只有一個：為了明年的總統大選。

說起來，美國對中國別有一種情懷。辛亥革命後，列強討論對中國的銀團貸款，威爾遜總統認為英法德日俄五國的條件過於苛刻，有損中國主權完整，遂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突然退出銀團。二戰期間，小羅斯福總統對中國更是銘感五中，他公開說「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會有多少師的日軍會調到其他地方作戰。忘不了中國人民在七年多的時間裏，怎樣頂住日本人的野蠻進攻和牽制了大量敵軍」。如果說，近幾十年美國對華政策由親中派和泛亞派輪流把持，那末，一戰以迄二戰期間，美國所有總統都應該劃入親中派這一列。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美國的如意算盤是把貪污腐敗的國民黨政權棄之如敝屐後再承認新中國，做法就像他們後來處理菲律賓的馬可斯和印尼的蘇哈圖一樣。但是一場韓戰就把這盤棋推倒重來——成軍之後從未輸過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志願軍面前節節敗退，美國戰略專家驚呼這幾十萬靠兩條腿打仗的中共紅軍原來非同小可，不認真對付會後患無窮，於是祭起「扇形理論」：中央以夏威夷列島為骨幹，前線北起朝鮮，南下日本及至冲繩台灣，再南則是菲律賓和新加坡大馬。這種擴散式多着點戰略目標只有一個：圍堵中共。

扇形理論圍堵中國

五十年代起，作為美國總統的外交顧問的美國國務院，在東亞政策上形成所謂泛亞派，扇形理論就是他們的心血結晶。泛亞派的特點是，以日本南韓台灣為西太平洋反共堡壘核心，發展一套以這三地為主體的亞洲戰略，制衡紅色中國。不過，由於國務院在美國憲政結構裏的角色只是總統的顧問，美國《憲法》開宗明義說外交權全歸總統，雖然那時美利堅合眾國出世還不到二百年，但它畢竟是憑着歷次大戰小戰成長，不至於笨得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裏；五十年代後期，在總統密令下，華府和北京偷偷在波蘭華沙密談。

一九六○年，甘迺迪在總統選舉與尼克遜辯論時，脫口而出兩個白人世界幾乎沒有人聽過的地理名詞Quemoy 和Matsu。前者是金門，後者是馬祖，甘迺迪要蔣介石放棄這兩個戰略要塞，是怕老蔣從這兩個小島出兵反攻大陸，因為國共再啟兵釁，東亞局勢肯定大亂，美國利益盡付塵土。

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是超黨派的，五十年代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總統圍堵中共是為了日韓美集團，六十年代的甘迺迪不想蔣介石復國也是為了美國自己。

泛亞派戰略在冷戰年代無往不利，美國用心良苦扶植日韓不遺餘力：日韓政府只管經濟，外交軍事全由美國一把抓，這才有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三十年的奇蹟，這才有南韓朴正熙以總統之尊壓迫銀行向企業貸款做大做強的人工繁榮。亞洲四小龍冒起固然有超低工資的客觀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美國長開綠燈，人權問題視而不見，入口限制有等於無，日韓到今天仍唯美國馬首是瞻是有悠久歷史背景的。

不過，一種政策不可能維持太久，一九六八年，尼克遜勝出大選，這個堪稱美國近代目光最深邃的戰略家，想到「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千古不易定理，拋開意識形態約束，主動向中共伸出友誼之手，共抗蘇聯。泛亞派影響力漸次隱沒，取而代之是親中派的崛起，當時美國政府內部最著名的親中派是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霍爾德里奇（John Holdridge），漢名何志立。

他曾陪同基辛格密訪北京，同機的還有後來在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間擔任駐華大使的洛德（Winston Lord）。

靠外交戰決勝的大選

尼克遜施政手段齷齪，但這卻是要當上一流政客的必需品，他聯中抗蘇出於全球戰略考慮，另一個想法是想通過中國解決越戰死結，利於撤回美軍。美國近代史唯一以外交事務決勝負的大選便是一九六八年這一屆，尼克遜提出美國從越南撤軍的競選綱領，越戰遂朝越南化的方向轉進，親中派沉寂十幾年後重新抬頭。一九九二年大選，中國再度成為議題，克林頓批評老布殊向北京叩頭， 「六四」後不到一星期就派人到北京見鄧小平，以此突顯共和黨沒有捍衛美國價值。幾千里外的中國被動捲入美國本土政治。

明年又是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由希拉里出戰的機會最大，她是嬰兒潮年代出生的精英，沒有一戰二戰包袱，更說不上要共同抗蘇。這些六十年代念大學的新人類有其一套價值體系，人權議題高於其他；十六年前，希拉里的丈夫克林頓質疑老布殊的中國政策，十六年後的今天，政治立場比丈夫更左傾更邀進的她同樣會質疑小布殊對中國的取態。

對喬治布殊來說，中國充其量只是一個地理名詞，他是典型的美國南部浸信會教徒，以這樣的宗教認知帶出的政治立場，中共是無惡不作的執政集團，從上台不久發生的南海撞機事件，可知他對北京的厭惡，若不是九一一事件逼使美國組建反恐聯盟，中美關係肯定進入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華以來最寒冷的冬天。這次喬治布殊會見達賴，白宮本來大可不必趁這一趟渾水，但最後他還是見了達賴並頒發勛章，白宮此前應該長考再三的——北京不滿，頂多講幾句氣話，還不至於召回大使關係降級，因為縱然中國經濟增長如何強勁，但在北京軟肋的台灣問題上，美國若不站到北京這邊，海峽局勢馬上丕變。

再說，被指對中國放軟身段也是喬治布殊外交軟肋之一，民主黨內的自由派必會對另一條軟肋的伊拉克局勢傾力進擊，先解決中國問題，等於拆除第一顆計時炸彈。第三個考慮點也是最高段的一着：喬治布殊得為共和黨找制高點，會見達賴等於把手伸進民主黨的票倉搶票。在美國呆過的都知道，達賴的支持者很多是民主黨人，喬治布殊這招先發制人，把一批達賴的支持者收歸旗下，明年選舉辯論就不怕希拉里罵共和黨向中國叩頭了。

一打一捱癡男怨女

中國像皮球那樣給美國政客踢來踢去，表面上這是一向倔強的共產黨人所不能接受的，可是華府幾十年來都樂此不疲，因為美國是世界上唯一了解並吃透中國的國家。一九○六年三月，老羅斯福總統建議用《辛丑條約》的庚子賠款在中國興學和資助中國學生留學美國。兩年後，美國宣布退還庚子賠款的半數、約一千一百六十萬美元給中國，作為資助留美學生之用，這才有清華大學的成立。胡錦濤朱鎔基都是清華校友，他們當然知道清華園和美國的關係，這一條長長的歷史之線，一頭在北京，一頭在美國總統手裏；沒有兩個國家的關係像中美那樣，源遠流長卻又充滿love and hate，就像一個願打一個願捱的癡男怨女。

蛇蟲鼠蟻豺狼虎豹魑魅魍魎

晚清吳趼人以我佛山人為筆名，寫了一部長篇連載《二十年目睹怪現狀》，吳趼人在書裏有一段是這樣說的，「只因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中，回頭想來，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港人何奇有幸，在剛過去的短短七天之間，看到了吳趼人積二十年始能集大成的所見所聞，蛇蟲鼠蟻豺狼虎豹魑魅魍魎統統都來到眼前。

那天，聽到曾蔭權在電台上把民主扯到文化大革命年間大混亂的說法，又看到被田北俊語帶威嚇卻還要「誠心道歉」的周松崗瑟縮一角，還有特區政府和葉劉淑儀之間的眉來眼去，最後是陳方安生不去捍衛民主而去捍衛髮型；不過只是七天工夫，香港怎麼會淪落到這個樣子，比起一百年前吳趼人看到聽到的晚清腐敗潰爛還要荒唐不止十倍。

我在電視機前反覆把曾蔭權那幾句文革民主論聽了又聽，如果他的說法無誤，曾蔭權是把文革打砸搶看成是太過民主的結果。我想，這應該是全世界研究中共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成果，不僅推翻了中共在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還給五人幫之首的毛澤東翻案。全世界幾個碩果僅存的毛派集團，包括尼泊爾秘魯的極左翼政黨，想不到在遙遠的亞洲東部還有人與他們互相和應。

中共定性文革：領導錯誤嚴重內亂眾所周知，始於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用來奪權的陽謀，這是無可爭議的歷史事實。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中共舉行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表面上這是討論包括文革在內的一系列中共黨內歷史問題，其實就是為毛澤東的去神化走出第一步。這次討論由鄧小平和胡耀邦主持，重點就是總結文革，最後《決議》把文革定性為「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指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

不過，《決議》也有爭議的地方，那就是欠缺全面深入批判毛澤東這一塊，若以中共的語言閱讀，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並沒有從唯物辯證的高度來審視歷史。事實上，鄧小平自己就是文革的受害者，他是第一批遭打倒的黨內高層——這位黨總書記一夜之間變成「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面對政途乖舛，鄧小平下放江西當工人，但他總算保住了性命，其他黨內高層的運氣就不如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義上的一號人物、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一九六九年十月，奄奄一息的劉少奇被押送到河南開封監禁；十一月十三日病逝，死時白髮蓬亂有二呎長，驗屍單上死者的姓名是「劉衛黃」，職業是「無業」。

認識膚淺倒因為果

曾蔭權對文革的認識膚淺，在電台上的講話倒因為果，文革結束三十年來的論證說明，文革的主要成因，正是由於缺乏黨內民主，欠缺制衡，毛澤東的個人專斷凌駕於中央之上，使中共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受到嚴重破壞。毛澤東為了把政敵攆下台，蒙騙和鼓動全國人民打砸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把他的「天下大亂，愈亂愈好」推到極致，發布《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警察不得干涉、鎮壓「學生革命運動」。在這段後來被稱為「紅色恐怖」的時期內，據官方統計，單在北京市就有一千七百多人被紅衛兵打死，全國自殺人數達二十萬人；至於整個文革期間的死亡人數可能多達七百萬，佔當時全國人口約百分之一。

文革過後這些年，中國對這場可能是自秦始皇以來最大的人間浩劫仍然揮之不去，對文革始末沒有一個水落石出的說法，這全都因為在對毛澤東的批判留下尾巴之故。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雖然為文革定性，但卻對毛澤東的功過作出一個半冷不熱的評說，《決議》說毛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在這次鄧小平大權在握之後舉行的全會上，中共沒有全面推倒毛澤東，既是由於鄧小平恐怕一旦毛澤東被批得體無完膚，人民很大可能會從根本上否定中共的合法性，這是鄧小平等第一代中共領導人所不願見的，在這種思維下的發展結果是悲劇性的——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中共悍然出兵鎮壓，正是懼怕中共統治會在民主運動中轟然倒台的緣故。

三十年來，中共以冷凍方法處理文革：把它丟在一角任其自生自滅。文革是中共的最痛，這也是中共在海外統戰裏唯一會踢中鐵板的議題：文革期間紅衛兵打倒四舊橫掃一切，令志切保存僅餘一點華夏血脈的海外華人深痛惡絕。在中共冷處理取態之下，文化大革命變成十三億中國人民不願再提的往事，但這十三億人打從心底裏都永遠不會誌忘，四十年前那位中共黨主席在沒有民主制衡下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日子。可是，曾蔭權卻把歷史倒轉來看，文革年間曾經下放農村的胡錦濤溫家寶，重遇曾蔭權時不知會作何感想。

香港人的歷史感是淺薄得不能再淺薄的。新香港人眼中只有北京奧運或盈盈樂樂或羅湖城A 貨，他們也許嫌文革太沉重，他們要的是gimmick 弄點花招；他們也許資優出身英語朗朗上口，也許滿口術語辯才無礙自我感覺良好，就像我們身邊的某些人，但他一旦面對厚實的歷史高牆卻施展不出那幾招掩眼法。曾蔭權治術的確高明，毋庸置疑這是英國文官訓練下的成果，可是他熟悉的英國文官制度在中國歷史裏沒有留下註腳；我不會同意曾蔭權是刻意給文革十年災難一種新解釋和視野，但殘酷的事實是他完全不了解這段歷史。

回歸十年，天天說回歸了當家作主，可是撫心自問，我們究竟除了十一五規劃QDII 港珠澳大橋AH 股差價，對一條深圳河之隔的祖國究竟有多少認識？曾蔭權的電台講話會是一把量尺，知道有文化大革命這回事是一個階梯，知道文革到底是怎麼回事又是另一個階梯。不要以為歷史是老舊的知識，（也只有香港的大學想取消歷史系歸入人文學院這些混帳事）；沒有歷史，就沒有將來，只有歷史才能「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香港總不能全靠MBA/LLB/BBA 治理吧，今天仍然令不少港人神魂癲倒的彭定康，就是牛津大學歷史系出身。

政治大天二留下買路錢

同樣不了解歷史的是田北俊。我懷疑田北俊究竟知道不知道，民國初年有一種人叫大天二，廣州俗語「收買路錢打腳骨，唔俾錢就唔行得」，講的就是番禺市橋一個地方惡霸李朗雞，發迹之路便是在攔在路中，人們過橋經路全都得付錢。田北俊關於周松崗提名陳淑莊的話，乍聽起來很容易讓人猜測，莫非政治上也有大天二？

田北俊或許不知道他這幾句話正犯了中共大忌。今天的中共以和為貴，和諧至上，其中一個可資窺探的苗頭，是陳方安生出馬競選，香港左派至今仍未見瘋狂攻訐；如果此一休戰狀態持續到補選，客觀上說明了一點，一個陳方安生還不至於要令中共拉下臉皮恫嚇港人。港人必須知道的另一段中國歷史是：中共幾十年前崛起的背景，正是要打倒土豪劣紳的腐敗勢力，推倒三座大山。一九五九年，毛澤東重訪家鄉後寫下七律《到韶山》，其中有「黑手高懸霸主鞭」這一句，「黑手」、「霸主」等等，中共對此的厭惡說得一清二楚，諸君切記切忌。

這一連串事件，反映出來的是有些人接近權力核心的心理和生理亢奮。回歸前夕，香港就曾經出現過這種眾人嘆息的歪風，想不到回歸後於今尤烈。十年來，香港由河水不犯井水變成事事都有中央置喙，港人治港早就名存實亡，香港人在英治下練就了長於鑑貌辨色、精於看風駛舵的醒目（蠱惑）仔性格，西瓜開大邊，「有志之士」不往北看還有什麼選擇。苟若得到北大人首肯，自覺高人一等，聲音也洪亮起來，勝利冲昏頭腦，自以為「我是中央」，這才有所謂「忽然親中」一派的誕生。

應該指出的是，在強大的政治肌肉底下，香港不少政治人心存僥倖，拒絕相信腳踏實地始是正確的從政之道，反而抄小路走捷徑鑽空子。近兩三年，特區一些政治人才醉心spin doctor 之說，都以美國白宮政治化妝術士為師，渾然不知就在他們埋頭拉幫結派三刀兩面之間，特區的整體政治品格就在收買傳媒暗通曲款之中淪喪淨盡。

物先腐而後蟲生

七天在人類歷史長河只是滄海一粟，然而香港過去的一星期卻是影響深遠的七天，與美國記者John Reed 講述俄國十月革命的《震動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那十天不遑多讓。曾蔭權搞錯文化大革命的因果固有其個人背景原因，這可以說是一個偶然；田北俊恫言「睇住」地鐵，某程度也是另一個偶然；唐英年的電郵風波以至於陳方安生的半途恤髮，事件從他們各自的位置來看都是偶然。

然而，眾多的偶然總結起來就是一個必然——今天我們看到的蛇蟲鼠蟻豺狼虎豹魑魅魍魎，只是應了我們祖宗的一句老話：物必先腐然後蟲生。

特務殺手江南案

台灣前竹聯幫幫主陳啟禮去世，電視新聞的資料片段裏，沒有香主堂主拱衛的陳啟禮頂上一頭稀疏銀髮，顴骨高聳下臉容之間的悍氣未消，完全可以想像這人盛年時到底是如何惡霸四方。

陳啟禮是江南案的主犯，江南原名劉宜良，從台灣移民到美國後做過不少工作，包括在美國國防大學教中文，退休後在三藩市漁人碼頭開了一家禮品店，間中在華文報章上寫點稿，之後寫了一部引來殺身之禍的《蔣經國傳》。一九八四年秋，陳啟禮、吳敦、董桂森秘密到美國，連開三槍打死江南，美國聯邦調查局深挖之下，扯出台灣特務牽涉其內，蔣家後人干係其中的一段臭史，也揭開國共從中國大陸伸延至港九新界、從香港之珠蔓延到花旗之國的鬥爭。

陳啟禮去世消息見報當天，我想起一九八七年初春的一樁往事：朋友是當地華文報章記者，說江南案疑兇董桂森在北加州San Mateo 縣聯邦法庭受審，問我想不想去一看。我那時讀書工作兩皆閒，天天在家裏等紐約那邊的通知書，躺在沙發上看電視轉播球賽一看就是一整天，反正朋友說有順風車搭，馬上約好在三藩市華埠出發。

車子朝三藩市南部的Daly City 開去，那是一個依山而建的中產小鎮，法院設在鎮的一隅。走進法庭，在坐大都是華裔，淡黃色的射燈從天花板打下來，氣氛極為詭異。檢控官站起來傳召被告，董桂森從一塊黑色圍板後由兩個身形魁梧的庭警押解出來。董桂森綽號「小董」，就是他朝江南肚子連開兩槍的；董大約五呎五、六吋高，發胖的身材看不出曾是台灣海軍陸戰隊軍人，一身橘紅色連身囚衣，隆起的肚皮外是鎧銀發亮的圍腰鎖鏈，這是重犯的裝束。法官問了一連串問題，董桂森透過翻譯簡單回答了幾句，內容大致是「我是董桂森」之類。由於是過堂，十幾分鐘後董桂森就給押走。

小董稱是政府所為

案子其後愈鬧愈大，有一天，董桂森在庭上宣讀一份聲明，說打死江南「不是個人的行為，也不是幫派的行為，而是政府的行為」。董桂森最後罪名成立，一九九一年，他在聯邦監獄服刑期間被人刺死。

江南案是美國華人社區最冷血的兇案，當然，有人會列舉三藩市金龍酒家的機關槍幫派仇殺，或是紐約東百老匯大道華青幫教父式追殺也是血花四濺，不過，江南案是一宗政治謀殺案，與黑幫火併是兩回事；江南不過是寫了一部書，想不到卻要以死殉之，而且事件弄到今天，究竟是誰下令殺江南也沒有水落石出。

三藩市所在地區叫Bay Area，當地華人喚做灣區，灣區人口三四百萬，其中三藩市佔了六十萬。灣區西面朝太平洋一帶是中上階層聚居地，中心點是三藩市，東面則是黑人聚居地，奧克蘭（Oakland）是市中心。有錢的華人全住在西岸，前特首董建華在灣區的馬連拿區有一幢巨大別墅，有次我開車經過門前，只記得董家那道黑色鐵閘大得駭人，像是拔地而起的紅木守在門前。

江南好客名傳華埠

江南也在西岸居住，他和妻子崔蓉芝在漁人碼頭開的那家店子，名字已經忘了。在美國華人社會生活過的朋友大都知道，工作只是華裔移民們的業餘嗜好，討論國是（姑勿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抑或中華民國）才是正職。江南為人好客，大陸來的台灣來的都盍興乎來，名字在灣區一帶很響；加上灣區向來民風悠閒，幾個人一聚頭就有話題，尤其是一九八四年中國隊到洛杉磯首次參加奧運會，一口氣搶下十五面金牌，華文報章把紅彤彤的五星旗都放在頭版。這些向來親台的傳媒，這回把堅持了幾十年的「漢賊不兩立」全丟到爪哇國去，忠貞之士看不過眼，這才發生《美洲中國時報》給人一狀告到台北，然後在國民黨中常委開會後整家報紙突然關門大吉的怪事。

江南所在三藩市一帶，俗稱大埠，以台山老僑為主，再摻了些台灣移民。這裏一向是親國民黨人士的基地，國民黨黨部在這裏掛起招牌公開運作，孫中山先生創立的《少年中國晨報》也在這有辦事處；每年雙十，大埠舞龍舞獅好不熱鬧，市政府派出代表親臨中華會館祝賀。中共在三藩市雖有總領事館，但礙於歷史因素，總領事到大埠活動的機會不多，當地親北京人士不止一次開玩笑說，大埠是白區，很難搞出什麼名堂來。

美國華人向來是國共兩黨的爭奪目標，其一固然是要顯示四海歸心的統戰爭逐，但更重要是這和美國對兩岸兩個政府的政策取態有間接關係——華裔手上有選票，誰要當聯邦眾議員參議員，能夠多一票就是一票。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當選後就得奉還，現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 、反共著稱的眾議員（Tom Lantos）對中國態度特別強硬，除了天生而來的反極權本質，毋庸置疑，和手上那批華裔選票也有關係。

民進黨上台後丟棄國民黨法統，加上北京國力突飛猛進，今天的美國華人社區幾已是親北京天下，可是七八十年代的美國華人社區卻不是這樣：兩派互鬥之間，小則污蔑譭謗，大則置人死地，江南案發生的時代，恰恰撞上台北和北京影響力此消彼長的日子，台北看到吃台灣奶水長大的江南在《蔣經國傳》裏對領袖如此這般，這才有人越洋過海到加州殺人之舉。

江南被殺之後，灣區氣氛極為緊張，因為這區一向平和，偶爾一宗刑事案就夠電視台新聞播報大半天，江南離奇被殺，當地主流傳媒固然全力跟進，與江南認識甚深的華裔人士也緊咬不放，一天到晚去警察局和聯邦調查局請願，要求嚴辦。

兇手留下錄音帶

江南案給捂開黑盒子的關鍵點很多，其中之一，是據說有一盒錄音帶。美國畢竟是警察國家，聯邦調查局介入後，馬上判定可能不是劫殺案，跟着開動調查機器，對一些人進行電話監聽，從某些電話對話中聽到蛛絲馬迹，開始朝政治暗殺方向調查。

原來，聯邦調查局了解所得，陳啟禮等三人在行動前，曾經錄了一盒錄音帶，放在灣區一位人士處。陳啟禮不是小混混，說到底那時還是台灣最大黑幫的幫主，手下逾千，據說他們感到任務不尋常，於是留下一點證據，好讓人們事後有得跟循。聯邦調查局果然不是省油的燈，一聽電話就摸出脈絡來，循此去到那位人士家中，軟硬兼施，從「因為你居留證件過期，我們可以馬上驅逐你出境」，到「如果好好合作，證件問題可以談」都祭了出來。

結果如何，無人知曉，但美國聯邦檢察官之後發出通緝令，向台灣追索陳啟禮和吳敦兩人，向巴西要求引渡跑到彼邦的董桂森。

抹黑：他是中共特務

在整個事件過程中，灣區華裔人士出力最大，加大柏克萊分校教授王靈智這位拔萃男書院舊生，組織灣區關心此案的朋友，四出奔走，務求查個水落石出。台灣向來對美國必恭必敬，美國一抓緊此案，台北就有人恐慌，於是想方設法掩飾，這才發生頗負盛名的海外傳媒引述台北消息說「江南是中共特務」的報道。這一手屎棋虧台北下得出，更難得的是有人不顧幾十年的清譽願意當走狗，在蓋紅帽子和抹黑之間，奴才們忘記了一個大道理：殺人犯法，哪管他是中共還是中華民國特務。

美國在江南案上顯出了它的強悍，江南已入籍美國，一個美國人因別國政治的原因被殺，這些案子本來就很少見，而且這更牽涉到一個政權的情報機關遠渡重洋來美國殺人，更令它火冒三千。况且，美國在一九四九年後慣了對台灣頤指氣使，暗殺發生後，它顧不了友邦面子，幾下就把台灣官員涉及其內的真相捅給傳媒。這案件後來急轉直下，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司法部的決心，不是華府向中共賣乖，而是對台灣情治人員斗膽太歲頭上動土的反彈。

國共的間諜戰以及殺戮在國民黨敗走大陸後從未停止，戰場遍及大陸台灣以至於香港，其後遠至於美國。國民黨與美國關係一向極佳，宋美齡與美國官員且有私交，當年她率領的台灣遊說團（Taiwan Lobby）在美國國會內鋒頭甚健，可以直達參議員辦公室，美國五六十年代敵視中共的外交政策構成，台灣遊說團應記一功。中共當然也看到，扳動美國就能轉動世界，北京也不是白吃飯之輩，也有人在美國活動，這樣才產生國共在兩個不同層次的較量，一是在政府層面，一是在華人社區。

前者，是時勢決定了一切。於今回看，歷史的發展對國民黨確是殘酷了一些：國民政府本與美國是二戰盟友，可是到了六十年末期，因為美蘇冷戰而被華府棄之如敝屐；更傷心的是，決定拋棄台北擁抱北京的是一向以反共立場堅定見稱的尼克遜。後者則是一場混戰，是國民黨幾個黨部之間和中共與其同路人的爛仗，國民黨海工會文工會出盡法寶，與新銳的中共人馬鬥爭。前面說過，這純粹是爭取人心的一着，不過，國民黨和中共忘記了的是，他們爭取的是唱了美國國歌、要服膺美國憲法的美籍華人，那是一樁不容易的任務。

殺人示威國民黨慣伎

為了阻止大江東去的人心流失，國民黨海外人員費盡心力，既有軟的喝香吃辣，也有硬的威迫強攻。在這些逐寸逐地的爭戰中出現了過了頭的做法：江南案在很大程度上是時空錯亂下的誤判，除了所謂「懲罰」對蔣經國不遜的江南之外，更大錯誤是以殺人作為示威。這些殺雞儆猴的手法，國民黨還在大陸時曾經做過——三十年代他們殺了楊杏佛，四十年代殺了聞一多，但江南案卻是發生在一九八四年，那是中美建交六年的年頭，國民黨是看錯老皇曆了。

一九四九年，蔣介石隱居台北草山思過，重建偏安一隅的中華民國，大批挾着黃金美鈔的達官貴人遠走花旗，他們聚集在紐約曼哈頓上東城區東河之畔，說的仍是江浙官話，過的是與在大陸時一樣的生活；宋美齡晚年居住的豪宅正在於此。日子久了，他們對故國漸生疏離，卻每在午夜夢迴之際淚濕衾枕，中國變成了他們的追憶；面對「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的時不予我，能夠做的畢竟不多，有人會看破自在放下，有人要強自抗拒，腦子一歪由此走錯了路，這不啻是中國人的悲哀。

機關算盡

不得不承認，葉劉淑儀陣營裏確有高人，連被外界視為她的唯一taboo——推動《基本法》二十三條時的拙劣手法——也在她參選第一天公開承認「曾經反省」、「腦海裏揮之不去」而稍稍淡化，一定程度上更化不利為有利，觀乎社會上有人認為她「覺今是而昨非」的評論，葉劉淑儀實是除笨有精，夠賺有餘。

戰幔既啟，若說這場選戰純粹只是葉劉淑儀和她的幾位史丹福學弟的同學會上莊遊戲，太簡單也太幼稚了，至低限度，沒有恢弘的戰略思辯，沒有強大的統戰網絡，根本不可能令倔強的葉劉淑儀在沒有一點臉紅的情况下，承認「反省」推動二十三條時的種種不妥。

毛澤東在一九三○年中共最低潮之際，在回答林彪等一批黨內同志時，對未來局勢說出了膾炙人口的八個大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年的老毛雄才大略，看到中共的農村包圍城巿戰略這點星星之火，終有一天會讓蔣介石掃地出門。老毛這八字真言核心價值在於一個「忍」字——八路軍收編為國民政府第十八集團軍、中共確認蔣介石的全國領導地位、戰後重慶和談毛澤東高呼蔣委員長萬歲，要中共諸君吞下這三口烏氣實不容易，可是，若無老毛的宏大氣魄，中共在羽翼未豐之時硬撼國民政府，就不會有今天的中共，更遑論吹得震天價響的「走向新時代」中共十七大了。

葉劉淑儀陣營也已經看出，如果沒有把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的追究在選戰最早階段處理好，隨時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終把親北京陣營的港島補選——區議會——立法會選舉的選戰連環套，像倒水一樣一窩端。所以，不管葉劉淑儀心裏萬分不願意還是萬分願意，公開表白「反省」必須進行。因此，我們在電視上看到葉劉淑儀侃侃而談一己的失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葉劉淑儀從沒有說二十三條是一件壞事，這是北京的底線，一點也不含糊，就等於要當年對蔣介石低頭的中共，承認自己走錯了馬列之路那樣的不可能。

畫公仔不必畫出腸

香港社會總有些如胡適之所說的「差不多先生」，以為既然葉劉淑儀「反省」了，也應當放人一馬，可是，只要細看事件的本質，於北京來說，葉劉淑儀風風火火地推動二十三條，不過是左傾上的執行錯誤，至於反對二十三條就嚴重多了，這是認識上的右傾錯誤。中共幾十年來，黨內左右之爭不只發生一次，然而每次都是左派無事右派當殃，無他，這就是中共對「左」與「右」的體認，若把這個context 放在葉劉淑儀的「反省」語言來看，葉劉淑儀的「反省」其實極有分寸，拿揑到妙到毫巔，誰能掌握這些政治語言身段？

絕不可能是七十年代初香港大學英文系出身的葉劉淑儀本人，此人到底是誰，其實不必畫公仔畫出腸了。

陳方安生宣布出山應戰，是時勢創造英雄使然，如果說是有人脅迫陳方安生出馬，這不免小覷了陳方安生了，從她走過的路來看，這次明顯是迫上梁山。那天，記者會快要結束時，陳方安生輕輕講了一句話，說中方一直沒有找她，直至她宣布要出陣時才有人找她。說這句話時，陳方安生嫣然一笑，大抵在這一秒鐘，這位前高官心裏想着的是車路士領隊摩連奴的「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快意恩仇。中共歷史上把可以團結的人迫到死角可謂馨竹難書，解放後的三反五反，六十年代的文革浩劫，然今亦然，總括下來便是寧左勿右的思想作怪。

相對於陳方安生的選戰團隊，葉劉淑儀的出戰透視了親北京系統的謀略不可謂不驚人。這不是說她找到鍾逸傑盛智文或一眾前高官捧場，而是親北京系統的做法，把梁愛詩等前朝大老也找出來講幾句。熟悉香港親中系統的，莫不知道梁愛詩的級數，既是根正苗紅的傳統左派，更是左派圍內德高望重的一輩，况且，在特區政府裏，梁愛詩地位遠比葉劉淑儀高，但這刻也出來說句話，沒有身分極高的人士出馬動員，要金盆洗手退出江湖的梁大姐開金口，恐怕是椽木求魚。

這就讓左派的策略露了半邊餡。一個葉劉淑儀，剩下幾個月的補選任期，放在全盤考慮裏可謂「閒過立秋」，輸了，不等於明年立法會選舉拿不回來，以左派的精明，應該是讓鍾樹根等少壯派上，以民建聯在北角西環的鐵票，三四成得票率必定有。選後開票，面對「民主女神」陳方安生也有如此斬獲，恐怕開慶功宴的應該是左派了。但這次左派全力催谷葉劉淑儀上位，卻予人另一種理解：四年前推動二十三條，葉劉淑儀之後下台求去，雖然她一再聲稱辭職是早有考慮，但人們莫不把兩者搭掛在一起，政界更盛傳中方欠了葉劉淑儀一個人情。如果此一邏輯四年來都行得通且無犯駁，社會就得出一個結論：這次推舉葉劉淑儀，應該是中方還人情之舉。

長此以來，中方都有其嫡系御林軍，那就是民建聯，其他的邊緣親中政黨如自由黨都不過是外圍人士，閒時一聚小事一樁，大事就不是那麼回事。就像今天大陸的八個民主黨派花瓶，說的雖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其實都在於一個「用」字而不是一個「信」字；要動真格的，中共只會信自己人，《憲法》裏說得一清二楚， 「人民民主專政」，一句話：外人勿輒生癡想。所以，中方全力挺葉劉淑儀一直讓人摸不着頭腦，因為，除了所謂還人情或團結大多數孤立一小撮之說，還會有別的嗎？

誰勝誰負北京都是贏家

不妨大膽猜想，葉劉淑儀出馬，中方確是真誠的找她上陣，但也順帶還一個人情，順帶也對社會大眾突顯中共「團結大多數」的統戰甜頭。中共對歸還人情頗有歷史，尼克遜水門案不名譽下台，可三十多年來尼克遜家族到今天依然是北京的上賓；田中角榮涉貪下野，日本人民都掩鼻而過，但中共高層訪問日本時一定要去東京田中家一行，還必會說一句「喝水不忘掘井人」，所以沒有必要懷疑中方對葉劉淑儀的謝意——今天出盡法寶人力物力支持葉劉淑儀，仁至義盡，若是勝了，大家happy，還發現原來市民對二十三條未至於討厭之極；輸了，北京做足人情演足全齣六國大封相的戰果也是如此，貨銀兩訖，到時敗軍之將的葉劉淑儀只能怨天，卻絕不可以尤人，明年立法會選舉全用我子弟兵也沒人會說三道四。再者，儘管一旦葉劉淑儀失手，但二十三條的負面影響或會因她參選發酵而減低威力，明年立會選舉，民主派再把這抬出來也沒甚行情。一箭數鵰，下過圍棋的都知道，中共這一手「大模樣」，誠高招也。

政治勝負分野在於計算，北京是優於此道的，中共八十六年來內鬥不絕，能存活下來的都是人精。前幾天，大伙說起鄧小平九十年代巧取楊家將那回事：軍委秘書長楊白冰說了一句「解放軍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乍聽之下，好得很，軍民同心同德搞改革開放，但到了鄧小平耳裏卻從逆思考看：是不是說開放改革大業就得聽命於解放軍？於是，一夜之間，鄧小平削去楊白冰的軍權，發落當國務委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既有自我策勵之志，也有對付初生敵讎之圖，研究中共鬥爭策略，切勿一廂情願，對內地情况如是，對香港亦復如此。

撿了便宜還賣乖

美國人是戰爭民族，法國人是美食民族，英國人是足球民族，中國人應該是什麼民族？

中國人是辦報民族。

這個發現是在紐約生活時找到的。小小一個唐人街，最高峰時期，日報周報加起來有十一份。那是八十年代末，紐約地區人口約一千五百萬人，英文報紙只有《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紐約郵報》和《紐約每日新聞》，就算把長島（Long Island）的《新聞日報》也算進去的話，也不過是五份，而且《紐時》和《華爾街》是全國性報刊，也就是說，英文地方報紙只有三份。這還不是證明了我炎黃子孫是辦報民族？

紐約那些華裔報人很難得，生計剛夠吃飽就掏錢搞報紙，這裏頭當然有為華裔社區講話出力的熱血，然而也有夾帶着一些別的因素，譬如是順道搞一點關係也順帶搞一點錢。所以，當時的紐約華文報章裏，誰是收台北的錢哪個是北京食客早不是秘密，因為只消一讀報，馬上知道這家報紙是受誰的錢財替誰消災。一手收錢一手交貨，這交易，比起香港的同路人老實得多哪。

美國華文報章百花盛放是源於國共內戰的延續，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華文報章是單聲道全面支持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那年頭華埠有幾個進步青年站在北京那邊，可是形勢比人強，搞一份報道新中國大好形勢的報紙，連報社都沒法在唐人街找到房子立足，要開到與華埠一街之隔的小區去。

左右兩派都自命正朔，這邊是大大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那邊是紅彤彤的五顆金星旗，劍拔弩張之間卻常上演黑色喜劇——進步青年星夜奔襲跑過馬路進入敵佔區插下五星旗，漢賊不兩立的另一方馬上糾眾傾力狙擊，偏偏就是不敢衝過馬路追到共區去。十幾年後，已然變成中年的當年進步青年憶述舊事時說，右派不敢踰越，是因為聽說共區某報內有手持輕機槍的黑豹黨成員；事實是，報社內黑人倒真有幾個，但只是開車送報的兼職工而已。

香港早年的情况稍比紐約文明，但要做一份進步的親中報章從來不是易事。一九四一年，周恩來麾下文膽喬冠華來港，籌辦打正招牌要求民主進步，反對獨裁分裂的《華商報》，工作人員包括范長江、茅盾、鄒韜奮、金仲華等，光看名單就知道這是一份什麼背景的報紙。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華商報》每天的社論都傳達共產黨的聲音實在很不容易，但中共第一代畢竟是充滿理想的一代，也是年富力強的一代，短短幾個月，《華商報》在戰雲籠罩下的香港社會引起哄動，市民這時才知道，中共這幫人原來是有志青年，不是國民黨宣傳機器下的「共產共妻」之輩。

《華商報》是短命的，開了八個月就因為日軍侵港停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華商報》發表〈團結動員抗拒日寇〉社論後永遠隱入歷史，宣傳中共的任務，由後來的《大公》、《文匯》等五份正統左報接過。

這五份左報裏，旗幟最鮮明的應數《大公》、《文匯》，其他的《商報》、《晶報》、《新晚》則扮演淡紅色的報紙。到一九六七年暴動前，普通市民根不知道《商報》、《晶報》和《新晚》也是左報，尤其不知的是，以年輕知識分子為對象的《新晚》竟然就是面目通紅的《大公》的晚報。雖是如此，港英對左派報紙的迫害一直不減，從強迫停刊到在新聞採訪上「當你冇到」。興許是火紅的年代頭腦發熱腎上腺素激增，左派不吭一聲硬吞了下來。

打正旗號心安理得

一個社會有多種聲音很正常，就像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兩份報紙，《華盛頓郵報》是自由派反戰大報，幾乎同名的《華盛頓時報》則是支持小布殊的極右報章，兩報對很多事務看法南轅北轍，但讀者從不以此為忤，因為兩報從不諱言一己政治立場，打正名號支持撤軍╱出兵，讀者讀得心安理得，不虞假貨。當然，政府的區別對待也非新事，《華時》鷹派立場鮮明，從不羞於當國防部喉舌，所以，舉凡《華時》刊行的五角大樓消息，從同行到讀者都知這是真材實料。不過，也有不少官員看不過眼，把更多的消息塞給《華郵》，這份曾經有過把共和黨籍總統尼克遜拉下馬光榮歷史的報紙，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就是叫Liberal，雖然不少人說這是已經過時的左翼理念。

香港左報經過了千山萬水，吃飽右派港英迫害苦頭，在文革期間走盡歪路彎路，最荒唐的歲月，是《文匯》用簡體字印行，《商報》、《晶報》莫名其妙的停了狗經馬經，連僅與左派沾上一點邊的馬經《田豐日報》也變了政治抬頭。用今天的話來說，這是「趕客」，大陸政治語言便是「脫離群眾」。

七十年代後期，文革結束，撥亂反正，然而香港左報由於吃過盲動的苦頭，走起來一步一驚心，政治上緊跟中共的本質沒變，賣的是如假包換的親中。我們可以批判這些人食古不化，盲目跟隨中共，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便是等於《華郵》和《華時》那樣打開大門做生意，貨真價實，童叟無欺：是親中的都盍興乎來，批判中共的請去別家好了，絕不礙你。這裏頭沒有渾水摸魚搵着數之舉，有親友在左派機構工作的大都知道，那是一份僅堪溫飽的職業，或許個別還帶着一點點於今未泯的理想。

統戰形式主義製造兩頭蛇

但是自由市場經濟裏從來沒有獨市生意這回事，當「親中」這一字眼被視為社會公害時，八竿子也打不到同路人，可是當「親中」能夠混來一點點經濟甚或政治上的好處時，立即變成富在深山有遠親，當年紐約華文報章不少就是這麼回事——夠厲害的，今天上中共總領館慶祝十一喝香吃辣，十天後到北美協調處這台北地下領館共祝雙十。這類人，華人社區有一特殊說法：兩頭蛇。

香港是紐約唐人街的放大版，有根正苗紅的正統左派，也有嘴角黏了半粒白飯、獰笑說自己壓根兒今早沒吃過東西的傳媒兩頭蛇。回歸後這十年，香港市民應該是「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看得應該夠多的了：擺明車馬理性親中甚難非議（頂多批評你是傻瓜），可是，像那口角留着餘溫尚存半粒白飯的傢伙，想親中撈點好處卻不認，撿了便宜還賣乖，比起紐約唐人街那些靠印幾百份報紙檢政治便宜的更沒格。

香港出現這樣那樣的兩頭蛇，歸根結柢是中共統戰工作變成形式主義的結果——小官員要上報中央當今特區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客觀上為專門當爛頭卒的打手擴闊空間，營造「舊貌變新顏，到處鶯歌燕舞」的虛假景象，這在七一大示威之後尤烈。眼熟不？七、八十年代，每年雙十《香港時報》第一版的「薄海同歡，神州同慶」的賀啟其實就是今天香港那幫「親中」人士的祖師爺。不過，人們搔破頭皮弄不通的是，中共什麼時候走上國民黨的老路，竟也豢養起走狗來。

千人一面大和政客

日本記者的文筆好得沒話說，用辭造句妙到毫巔，十幾年前，自民黨內部爆發前所未見的激烈權鬥，元老梶山靜六力戰新銳幹事長小澤一郎，到了記者筆下變成「一六大戰」；過了幾年，自民黨三員新勢力崛起，分別是山崎拓、小泉純一郎、加藤弘一，在記者手裏成了「YKK 俱樂部」——用這三人姓氏第一個英文字母組成。讀者看後定當會心微笑，因為YKK 還有另一個意思，那是日本一家拉鏈公司的名字。

沒有記者的生花妙筆，日本政治是枯燥無味的，天天都是自民黨黨三役（即幹事長、總務會長與政務調查會長三大要職）的講話，要麼就是首相匆匆走過時說的片言隻語，但那些基本上是廢話，因為早在上午內閣官房長官已講過一遍，下午由首相再說一次。這固然是僵化政治生態的反映，但從根本上來說，日本政客欠缺開創性，才是日本政治新聞令人讀無可讀的真正原因。所以，一旦出現像小泉純一郎這種算是有點個性、會耍幾下花招的政客，全國馬上就像着了魔那樣沸騰起來。

任內因為工作太忙過勞死的前首相小淵惠三說過，首相的工作就是像踏單車一樣：不斷點頭、不斷走路。小淵這句話很讓日本人民窩心，但從另一個側面來說，日本首相其實不過是日本社會裏最高等級的會社員，他執行的只是前朝或是執政黨的既定政策，個人之見要在講究集體意識的日本政壇冒出頭來，實在難之又難。

出現這種現象，除了由於日本政黨內部紀律遠比美英的來得緊密，更多是頂着上一代名聲餘蔭粉墨登場，在政治集體意識之外加上生殖器官而來的關係，新生代實在無力推倒以宗族法統為主體的既定政治氛圍。像剛辭職的首相安倍晉三，父親是八十年代初自民黨四大派閥的安倍晉太郎，外祖父名頭更大，是一度被列為戰犯的岸信介。目下正全力競選首相的麻生太郎，外祖父是戰後名相吉田茂，義父是另一位前首相鈴木善幸；再追溯早一點，他的高祖父大久保利通更是明治年間與西鄉隆盛齊名的改革派政治家。和麻生太郎一同競逐首相寶座的福田康夫，父親是七十年代首相福田赳夫，同樣是家學淵源，後台夠硬。

跨代恩怨

日本行的是類似英國的君主立憲，國會議員都是從地方選出來。要知道，日本地方上從來都有鄉黨治事，地主決定一切。二戰之後，這種關係只不過是通過形式上的改變繼續存在下去。這麼一來，父親是鄉紳，兒子也會是鄉紳，孫子曾孫亦復如是，可以預見，就是一百年後的曾孫也不能逃出這一宿命，這類政客通常被稱為「二世/三世議員」。所以，麻生太郎的政治取向是偏右翼親台灣（岸信介對蔣介石的以德報怨多次表示衷心感謝），福田康夫則因福田赳夫的緣故，一直在小泉純一郎內閣幹得滿好，最大的原因是小泉曾經是福田赳夫的秘書。

福田赳夫當年與台灣關係頗好，所以他的門生森喜朗從首相位置退下來後，不理會北京警告而逕自訪問台灣。順帶一提，一九七二年，田中角榮與福田赳夫爭奪自民黨總裁，爆發了自民黨史上罕見的拉票戰，作家戶川豬佐武把這場戰爭稱之為「角福火山」。結果是戰前帝國大學法律系畢業的福田，慘敗給連中學也沒有讀完的田中，福田派視之為奇恥大辱，所以當田中的女兒真紀子進入小泉內閣，即有人說她不可能幹得長久，暗喻上一代恩怨情仇DNA 會在下一代體內生長。果不其然，選舉前力捧小泉的田中，只當了九個月的外相就被小泉解職。

日本評論家曾經說過一句頗為刻薄的話：日本政客是近親繁殖的結果。一代接一代，把上世代的話奉為圭臬視為瑰寶，其中之一的原因，是把血緣上父執輩的政策抄襲繼承，其中之二的原因，是把同系政客的政綱複製變成自己的一套。當然這可以解說為「幾代人為一個目標共同奮鬥不息」，可是放在一國之首的思想體系裏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田中角榮在任時提出胸懷壯志的「日本列島改造論」，目標是把日本建設成人民的美好家園，這是進入經濟全面起飛後，第一個把環保提到國家建設層面的大計的日本官員。九十年代，小澤一郎也提出「日本改造計劃」，基本思考與田中的大致相同。

如果說，小澤一郎是因為視田中角榮是「政治上的父親」，二人理念相近這也就算了，但評論員在看待同樣也提出「改造日本」的中曾根康弘時卻令人莞爾不禁。中曾根康弘是七十年代自民黨五大派閥之末，與三木武夫、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福田赳夫合稱「三角大福中」，在現今自民黨內地位無人能及。不過，中曾根最為人詬病的是沒有立場，看風轉舵，日本傳媒給他起了一個綽號「風見雞」——這是日式庭園屋頂上的風向標。不過，最精采的應是當田中角榮如日方中時，中曾根處處跟着田中屁股後面轉，唯田中馬首是瞻，被促狹的記者喚作「田中曾根」。

緊跟前人最安全

「二世議員」、「政治上的父親」、「田中曾根」，雖然是記者主觀構思下的形容詞，但卻在很大程度上如實反映了這些議員的視野。他們的祖籍出身以至父輩的關係，決定了今天日本政客在政治經濟上的弱視。前些年，日本的農業政策成為美日經濟齟齬的中心，美國府會使出強硬攻勢，要求日本開放大米和牛肉市場。為什麼日本在農產品入口的保護主義思潮如此強烈，原因只有一個，國會議員如果投票通過開放市場，下場不僅是被選民唾棄，還有的是逃不過父輩鄉親的譴責。

於是，日本政客不想也不敢從全國的角度來辦事，最安全的做法是少做少錯，緊跟前人腳步。在人人面目一樣下，政客能夠拜相，得力於黨幹事長的人脈及財金能力，在日本現行的「小選區單議席比例代表並行制」選舉制度，若是沒人沒錢，壓根兒不可能出線。既然選擇了通過黨務機器出馬競逐，也就無法從既定政策路線跳出來。

在包裝文化盛行的日本，政治人物其實賣的是一種印象一種感覺，那是30 年前的政經綱領或教科書裏所說的往昔政策。當然也可以賣別的，比如是安倍晉三的新生代人辦，又或者是橋本龍太郎的古典美男子復刻版。然而，說到底這畢竟只是形象，沒有內涵。

新聞復興

剛過了的星期三，《朝日新聞》左上角有一個大大的專欄，一般來說，日本大報的右上角通常是頭條，左上角每天都會有一篇重量級的連載報道。這些年來，我在《朝日》的左上角讀過好多精彩文章——當中國人民從共產主義的昨天義無反顧走向資本主義的明天時，我在這專欄見過堪稱環保文獻的〈黃河紀行〉；當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我讀過長達逾月的〈美國光與影〉，為美國反省二百年的建國歷程。永遠地，《朝日》的左上角向給它的讀者灌輸充足的養分。

那天，《朝日》的頭條是獨家消息，揭露大地震後柏崎刈羽核電站內的起重機出現損毀。但左上角專欄的題目比頭條更吸引：《新聞的再興》，作者是船橋洋一，剛接過《朝日》主筆的名記者。

起初以為這是學術討論長文，細讀下去訝然發現這是《朝日》向未來出發的自許，是一篇向讀者承諾的保證書。一份日銷八百萬、世界銷量第二的報紙，本來應該沒有什麼危機感，可是《朝日》畢竟是日本自由派第一大報，就能從眼花繚亂的世界裏找出與別不同的景象。

看慣七彩繽紛港式報紙的香港人，大概不可能會對日本主流報章瞟上一眼，幾份大報，像《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每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都是單色平版印刷，滿版都是字，相片是幾吋見方的黑白照，如果不是對文字或活字印刷術綣戀難棄，是不可能捧讀這些報紙的。

悶是悶了一點，但日本讀者就是對這些只有二十八版的黑白報紙不離不棄，每天在擠得摩肩接踵的地鐵車廂裏，人人都抓着這幾份報紙讀，《讀賣》立場接近自民黨，體育新聞強，家庭主婦讀者不少；《朝日》是護憲派，知識分子的良知在油墨裏躍然而出，是大學生的最愛。戰後六十年來，這兩份意識形態不同的報章硬是把日本的報業帝國撐起來。

《讀賣》、《朝日》、《每日》不僅是日本銷量榜頭三名的報紙，也是世界銷量頭三名的報紙——《讀賣》日銷一千一百萬，《朝日》是八百萬，《每日》也有五六百萬。三報都有自己的傳媒王國，都有電視台，《讀賣》更是著名棒球隊巨人的後台。不過，這些報章都面臨一個全球同行都得面對的讀者傳承危機：年輕的讀者日漸離他們而去，再過一些年，當微型電腦像身分證那樣人人身上都有一部時，興許是印刷傳媒日落西山的時候了。

船橋洋一是傳統的印刷傳媒人，本科念東京大學，在慶應大學獲得法學博士，更是日本著名的美國通和中國通；他的記者生涯包括長駐北京和華盛頓，寫過二十七部書，是日本報業傳奇人物。船橋今年六十二歲，在《朝日新聞》工作了三十九年，由於到了退休年紀，得從第一線採訪退下來，今年六月二十六日任《朝日新聞》主筆，實踐「主筆體現《朝日新聞》的新聞精神，有責任提高報道水平」的任務，轉進新聞生涯的另一階段。

權力監察

日本每家大報都有社論委員會，由報社內的主要成員組成，寫的評論文章都有立場可依，但主筆卻是迹近專欄作家多於社論委員，空間較社論委員大。

船橋上任之後寫出〈新聞的再興〉，引起了日本社會的討論。船橋在這篇專欄中，承認十五世紀古騰堡印刷機在德意志面世之後，印刷傳媒舒舒服服的過了五百年，但是到了近年，日本的平面傳媒遇上了嚴酷環境，互聯網媒體興起，年輕人對文字的抗拒，都對傳統平面傳媒構成威脅。對於此，船橋的態度不是投降認輸，而是認定只有提高新聞質素才是新聞復興的唯一出路。

這幾句話聽起來未免陳腔濫調了一點，然而，眾所周知，日本人一旦對準某一事物，結果必然是把事情進行到底才肯罷休。船橋先列出《朝日新聞》未來的四個工作重點，一是要採寫國民的切身新聞，二是製作高質素的新聞，三是要突顯日本與世界同步的新聞，四是與國民同呼吸。然而，在船橋整篇文章裏，這四個點子不過是手段，終極目標是「權力監察」這四個字。

其實，《朝日新聞》早就已經無愧於這四個字。十幾年來，日本社會上有那三幾個右翼分子，批評《朝日》作風不夠強硬，沒有強烈批判中國，這些所謂批評其實源於《朝日》多年來對權貴尤其是自民黨的不賣帳。日本戰後最大的集體貪污醜聞是八十年代末的利庫路特事件，自民黨內上至黨總裁下至國會議員，都從利庫路特這家公司獲得從現金到股票的甜頭。捅出這個消息的便是《朝日》的記者，事情曝光後，自民黨五大派系要人紛紛落馬，對政局的衝擊，遠比七十年代令首相田中角榮倒台的洛歇飛機醜聞還要大；也由於此，自民黨在九三年的選舉失去執政黨地位，是為建黨三十八年來頭一次。

《朝日新聞》令人難以忘記的報道不單是利庫路特，《朝日》早年也出過一位傑出的記者本多勝一，六十年代，本多作為《朝日》的西貢特派員，在越南戰場上看到美軍的暴行，想起了「當年日本皇軍在中國做了些什麼事？」本多遂而四訪中國，回到日本後在《朝日》上撰寫長篇報道，是第一個把南京大屠殺告訴日本人民的記者。日本右翼勃然大怒，威脅對本多不利，也有劊子手的家屬控告他譭謗，對此，本多只是淡淡說了一句，「我覺得有必要把歷史事實告訴國內的人民」。

歷史良知

一份懂得反省的報紙是好樣的，《朝日新聞》在建報一百三十年歷史裏也有不光彩的一刻。船橋洋一在〈新聞的再興〉裏不韙言這一段歷史，「我們對太平洋戰爭的錯誤報道，戰後我們對此進行反省，核心便是權力監察」。在《朝日》的歷史上，出過松本清張、吉田實、秋岡家榮、本多勝一這樣的出色人材，也有像船橋洋一這種具有廣袤歷史感的主筆，然而，當八百萬日本讀者每天擠在地鐵裏逐字逐句讀《朝日》的時候，他們或者不會馬上記得起松本清張、吉田實或者本多勝一的名字，但他們決不會忘記《朝日新聞》這塊牌子，因為在他們學習的成長年代，不但從《朝日》裏學到知識，還學到足以影響一生的其他東西，例如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