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復興

剛過了的星期三，《朝日新聞》左上角有一個大大的專欄，一般來說，日本大報的右上角通常是頭條，左上角每天都會有一篇重量級的連載報道。這些年來，我在《朝日》的左上角讀過好多精彩文章——當中國人民從共產主義的昨天義無反顧走向資本主義的明天時，我在這專欄見過堪稱環保文獻的〈黃河紀行〉；當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我讀過長達逾月的〈美國光與影〉，為美國反省二百年的建國歷程。永遠地，《朝日》的左上角向給它的讀者灌輸充足的養分。

那天，《朝日》的頭條是獨家消息，揭露大地震後柏崎刈羽核電站內的起重機出現損毀。但左上角專欄的題目比頭條更吸引：《新聞的再興》，作者是船橋洋一，剛接過《朝日》主筆的名記者。

起初以為這是學術討論長文，細讀下去訝然發現這是《朝日》向未來出發的自許，是一篇向讀者承諾的保證書。一份日銷八百萬、世界銷量第二的報紙，本來應該沒有什麼危機感，可是《朝日》畢竟是日本自由派第一大報，就能從眼花繚亂的世界裏找出與別不同的景象。

看慣七彩繽紛港式報紙的香港人，大概不可能會對日本主流報章瞟上一眼，幾份大報，像《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每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都是單色平版印刷，滿版都是字，相片是幾吋見方的黑白照，如果不是對文字或活字印刷術綣戀難棄，是不可能捧讀這些報紙的。

悶是悶了一點，但日本讀者就是對這些只有二十八版的黑白報紙不離不棄，每天在擠得摩肩接踵的地鐵車廂裏，人人都抓着這幾份報紙讀，《讀賣》立場接近自民黨，體育新聞強，家庭主婦讀者不少；《朝日》是護憲派，知識分子的良知在油墨裏躍然而出，是大學生的最愛。戰後六十年來，這兩份意識形態不同的報章硬是把日本的報業帝國撐起來。

《讀賣》、《朝日》、《每日》不僅是日本銷量榜頭三名的報紙，也是世界銷量頭三名的報紙——《讀賣》日銷一千一百萬，《朝日》是八百萬，《每日》也有五六百萬。三報都有自己的傳媒王國，都有電視台，《讀賣》更是著名棒球隊巨人的後台。不過，這些報章都面臨一個全球同行都得面對的讀者傳承危機：年輕的讀者日漸離他們而去，再過一些年，當微型電腦像身分證那樣人人身上都有一部時，興許是印刷傳媒日落西山的時候了。

船橋洋一是傳統的印刷傳媒人，本科念東京大學，在慶應大學獲得法學博士，更是日本著名的美國通和中國通；他的記者生涯包括長駐北京和華盛頓，寫過二十七部書，是日本報業傳奇人物。船橋今年六十二歲，在《朝日新聞》工作了三十九年，由於到了退休年紀，得從第一線採訪退下來，今年六月二十六日任《朝日新聞》主筆，實踐「主筆體現《朝日新聞》的新聞精神，有責任提高報道水平」的任務，轉進新聞生涯的另一階段。

權力監察

日本每家大報都有社論委員會，由報社內的主要成員組成，寫的評論文章都有立場可依，但主筆卻是迹近專欄作家多於社論委員，空間較社論委員大。

船橋上任之後寫出〈新聞的再興〉，引起了日本社會的討論。船橋在這篇專欄中，承認十五世紀古騰堡印刷機在德意志面世之後，印刷傳媒舒舒服服的過了五百年，但是到了近年，日本的平面傳媒遇上了嚴酷環境，互聯網媒體興起，年輕人對文字的抗拒，都對傳統平面傳媒構成威脅。對於此，船橋的態度不是投降認輸，而是認定只有提高新聞質素才是新聞復興的唯一出路。

這幾句話聽起來未免陳腔濫調了一點，然而，眾所周知，日本人一旦對準某一事物，結果必然是把事情進行到底才肯罷休。船橋先列出《朝日新聞》未來的四個工作重點，一是要採寫國民的切身新聞，二是製作高質素的新聞，三是要突顯日本與世界同步的新聞，四是與國民同呼吸。然而，在船橋整篇文章裏，這四個點子不過是手段，終極目標是「權力監察」這四個字。

其實，《朝日新聞》早就已經無愧於這四個字。十幾年來，日本社會上有那三幾個右翼分子，批評《朝日》作風不夠強硬，沒有強烈批判中國，這些所謂批評其實源於《朝日》多年來對權貴尤其是自民黨的不賣帳。日本戰後最大的集體貪污醜聞是八十年代末的利庫路特事件，自民黨內上至黨總裁下至國會議員，都從利庫路特這家公司獲得從現金到股票的甜頭。捅出這個消息的便是《朝日》的記者，事情曝光後，自民黨五大派系要人紛紛落馬，對政局的衝擊，遠比七十年代令首相田中角榮倒台的洛歇飛機醜聞還要大；也由於此，自民黨在九三年的選舉失去執政黨地位，是為建黨三十八年來頭一次。

《朝日新聞》令人難以忘記的報道不單是利庫路特，《朝日》早年也出過一位傑出的記者本多勝一，六十年代，本多作為《朝日》的西貢特派員，在越南戰場上看到美軍的暴行，想起了「當年日本皇軍在中國做了些什麼事？」本多遂而四訪中國，回到日本後在《朝日》上撰寫長篇報道，是第一個把南京大屠殺告訴日本人民的記者。日本右翼勃然大怒，威脅對本多不利，也有劊子手的家屬控告他譭謗，對此，本多只是淡淡說了一句，「我覺得有必要把歷史事實告訴國內的人民」。

歷史良知

一份懂得反省的報紙是好樣的，《朝日新聞》在建報一百三十年歷史裏也有不光彩的一刻。船橋洋一在〈新聞的再興〉裏不韙言這一段歷史，「我們對太平洋戰爭的錯誤報道，戰後我們對此進行反省，核心便是權力監察」。在《朝日》的歷史上，出過松本清張、吉田實、秋岡家榮、本多勝一這樣的出色人材，也有像船橋洋一這種具有廣袤歷史感的主筆，然而，當八百萬日本讀者每天擠在地鐵裏逐字逐句讀《朝日》的時候，他們或者不會馬上記得起松本清張、吉田實或者本多勝一的名字，但他們決不會忘記《朝日新聞》這塊牌子，因為在他們學習的成長年代，不但從《朝日》裏學到知識，還學到足以影響一生的其他東西，例如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