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的大年初四，波斯灣戰爭硝煙未熄，我從戰雲密布的紐約回到香港，那是七年來的第一次還鄉。我常對人說，不要跟我說八十代譚詠麟張國榮如何紅透半邊天，又或是那年代如何紙醉金迷繁華世界，我是一概沒有感覺；一九八九年香港百萬人上街聲援北京學運，也是隔着太平洋在美國電視上看到的。
回港之後，因緣際會去了一間政經研究中心工作，那時才真正體驗香港。還記得第一個項目便是蒐集分析媒體上有關本地政治的新聞和評論，當時的民主派叫港同盟，自由黨還未出生，名叫啟聯資源中心。有一段時間，我弄不通為什麼港同盟的幾個人，像李華明、狄志遠，以及劉江華都是社工出身。
缺半點骨氣難撐到今天
本來就不認識這些人，卻因為工作在日復一日的新聞剪報裏與他們神交漸交。一九九一年是香港有史以來首次在立法局舉行直接選舉，儘管那是裝飾性多於一切的區區幾個席位，但這次體驗毫無疑問讓我更貼近認識香港政治。選舉那天，我早上投了文世昌的票，下午四時許，家裏電話鈴聲大作，吃過飯在午睡的父親聽了後馬上穿衣下樓投票。到今天我仍然沒有問他那次究竟投了給誰，但從那個工會工友打來的電話看，那一票給了誰可思過半。
那天也是我在政治上與工會會員的父親各走一方的日子，幸而兩老都是明理人，家中飯桌上從不討論政治，唯一例外是程介南醜聞被捕那一回。對於李柱銘和司徒華，兩老從無批評，只依稀記得在大陸時呆過文工團的母親說的一句話， 「司徒華是真正愛國的」。
剛過去的這屆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敗，我沒有特別壞的感覺，選舉就是這回事，勝者為王敗是寇，邱吉爾連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打贏，可是還未祝捷就在大選下台。香港的民主派算有風度，不像尼克遜一九六四年競選加州州長失利後大發脾氣說you won't have Nixon to kick around anymore，because， gentlemen， this is my last press conference 這些晦氣話，倒過來開始自我反省，總結經驗。
上星期日深夜，我待在電視機前看着流水而出的當選名單，想到這十六年間民主派人來人往，今天李華明仍在陣中，狄志遠退居幕後，劉江華過檔民建聯貴為副主席，沒有巨擘大款背後撐腰，民主派缺半點骨氣都沒法頂到今天。
患政治幼稚病賠上清譽
區選過後，各種總結冒出來，何俊仁後悔懊惱馮檢基哭紅了眼李永達黯然引退，這很正常，四年前吃敗仗的曾鈺成不也是下台了麼，世上從來沒有包賺不賠的生意。面對左派的冷嘲同志的熱諷，選舉之後幾天，馮檢基接受有線電視記者林妙茵訪問那一刻，我想起十六年前在政經研究中心工作的往事：一個剛畢業的女孩告訴我她是民協的支持者，因為民協是做實事的。十幾年過去，女孩結婚回到中大教書還當了母親，聽說快生第二個孩子，她當年在舊中銀大廈那辦公室裏說「民協是做實事的」縈繞不去。我想，民協也好，港同盟也好，民主黨也好，今天我們能夠直接選出大部分區議員，能夠直接選出部分立法會議員，下亞厘畢道不得不聆聽市民的聲音，民主派前仆後繼推動香港社會民主公義的努力，不應因為一場區議會選舉失利就被全盤否定。
民主派是理想主義者，本土政治上主張全面普選，所以他們不容於只懂點頭哈腰的親中派；經濟上主張一個更均富公平的社會，但這一點又被內部的自由經濟主義者亟亟反對，夾在兩派之間進退維谷。更要命的是患上政治幼稚病，○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民主派內部機會主義分子冒起，有人問，我們能不能成熟圓滑一點，比如說，與中央多溝通，比如說，對中央伸出橄欖枝。民主派聽到這些不知誰個蠶蟲師爺想出的糗主意，浸浸然自忖可以與中央溝通，以為可以與北京平起平坐，詎料這一踏出去，不僅是想錯了心的大頭春夢，還賠上十多年來特立獨行的清譽。
想問一句，中共何必與你猶抱琵琶半遮臉的民主派溝通，中共要溝通的是有實力和他們對着幹的人。八十年代，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代表鍾士元鄧蓮如上京見鄧小平，大抵本意也是想溝通溝通，誰知鄧一開口就說歡迎「你們香港人士」，鍾鄧兩位的公職一句不提。原因只有一個：鍾鄧你們兩位是老幾，沒有實力就沒有發言權。台灣一直與中共硬幹，打倒四人幫前的極左年代，中共文攻武嚇也對台灣如老鼠拉龜，四人幫下台後好話說盡，廖承志以舊體文寫了一封信給蔣經國，先是「經國吾弟如晤」，再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也是囿於台灣有軍事實力。這就更不要說今天的陳水扁了，九十年代，國共達成「九二共識」，但中共一直不提，是因為九二共識實是對台灣利大利弊。到了今天，陳水扁愈走愈獨，北京只得尊重九二共識。中共不是鐵板一塊，更不是特殊物料製成，不會笨得一言不合興兵攻台，打仗是要死人的，中共也懂得挑軟的吃。
進一步丟失的政治人格
九十年代，民主派地區工作做得頂呱呱，一個吳明欽力足把對手轟出新界；更了不起的是民主大旗顛撲不破，在政治人格和地區工作上都比左派出色。這是左派的死穴，尤其是中國民主香港民主這兩樣，就是親中派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予取予攜，也不敢借東風呼籲港人不要紀念「六四」屠城也不要二○一二普選更不要二十三條立法。你能想像這幾天春風得意的譚耀宗田北俊及所謂「獨立人士」會提出這三點麼？曾經有蛋頭學者說，香港如今市民吃撐了，不要民主，選舉別老提這些事。不錯，市民要的是好吃的實利，但也要好看的民主，中港全天候通關，人人北上消費，不代表民主派不應提出民主訴求，若是這種「只要好吃的不要好看的」說法成立，香港就不會有這麼多新移民摩肩接踵跨過羅湖橋過來了。
當然，誰都知道新移民用腳投了他們人生裏最重要的一張選票。
民主派的政治人格在公民黨成立後進一步丟失。當人們聽到公民黨黨綱裏沒有要求平反「六四」、黨主席關信基教授說「把六四留給歷史」後有很大的愕然。在人們的正常認知裏，這不該是一個聲稱支持民主的政黨黨綱，更不應由中文大學政治系教授所說出；這些立場這些講話，應該是中共同路人或中共幹部才會說的，然而這卻出自一個自稱是支持民主的政黨骨幹之口，人們不免思想混亂：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政黨？
看不到非中共化的訴求
民主派的天真想法，源於他們認定幾百萬市民都是爭逐利益之輩，同時又怕被標籤為反對派，卻無視市民政治思考的二元性——不欲看見天下大亂，也希望看到香港成為一個民主自由清廉開放的社會——這點和九十年代中葉香港市民的思考十分相似：大亞灣核電廠風波正盛時，有專欄作家說大亞灣電廠落成之日便是他離港之時，如今作家仍然在港筆耕，中產階級未見驚惶四散。這種理性態度說明市民對家園的熱愛和信心，也正由於此，人們更想方設法令周遭的生活及政治氛圍適宜他們留港，方法其中之一，是通過政治生活令香港走向非中共化，實現手段就是選舉。
可惜的是，民主派看到其一的「改善生活」訴求，看不到其二的「非中共化」，於是一窩蜂朝向民主和地區工作。「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並非壞事，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也脫胎於此，然而民主派刻意忽略上層建築，以致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解放戰爭年間，中共每次戰役前都有一場大規模的政治動員，請來吃盡國民黨苦頭的老貧農，哭訴被欺壓的經歷，戰士之後紅着眼眶一泡眼淚上戰場奮勇殺敵。
如今民主派請選民吃糖，可是卻沒有說清楚，以後要安心吃糖必須改變政治制度這一道理。策略上的誤判以及與北京關係的錯誤認知，政治人格定位淪喪，是民主派失去支持的其中一個主因，絕不可推諉在「蛇宴搞得太少」、「錢不夠人家多」之類的「唯資源論」身上。
必須檢討未來工作定位
溫故可以知新，香港民主派沒有巨大資源也在九十年代縱橫捭闔，老實說，那時的民建聯的資源已經比民主派多，但選舉結果是什麼，一翻歷史誰都知道民主派是常勝軍。世界各地在野黨不盡是像英國保守黨那樣荷包脹滿，今天台灣的民進黨以前比香港的民主派更慘，政治打壓日復一日，如果不是黃信介的不屈政治人格，民進黨能撐到上台嗎？中共紅軍被國民政府軍尾隨追殺，長征說穿了是就是被人打得無處去的流竄，路上吃的是皮帶喝的是人尿，若無堅強政治信念，毛周朱早就去見馬克思了，還有機會在天安門城樓上高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
區選過後，渾身折損的民主派自憐自傷，看來要好一段日子始能復元。在休養生息的日子裏，民主派應該深刻檢討未來的工作及定位，不要再沉迷在看不到的虛妄裏了——北京絕對不會紆尊降貴和你溝通招安，何况如今強勢在握。
十多年來，民主派贏得社會尊重，是源於面對強權不亢不卑，絕不是聲聲要與中央溝通的虛假軟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港人的終極訴求是貨真價實的民主，這一辯證關係必須厘清，民主派才會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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