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戴高樂，法國人民是無比驕傲的。驕傲來自他的不屈不撓，歐戰初期，納粹德軍機械化部隊西進北伐如入無人之境，泰半法蘭西國土淪陷鐵蹄，渡江相助的英軍節節後退，正趕緊朝英吉利海峽西撤，當時是法國陸軍副部長的戴高樂挺身而出，組織「自由法國」運動，抵抗強權。
「每當歷史最惡劣的時候，我的義務就是把法國的責任擔當起來。」法國人民何其有幸，上天賜他們一個敢於面對橫逆的領袖。
三十七年了，法國在世界大國之林依然屹立，不是因為他們的GDP，也不是因為他們有核彈，而是因為他們有挺直的腰板。
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來說，戴高樂不啻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是因為法國是西歐第一個與中共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大國，時維一九六四年；雖然英國早於一九五四年已與北京有代辦級關係，但大使級關係卻遲至一九七二年才有。戴高樂與北京建交，客觀上令中共在冷戰的重重圍堵中殺出一條血路，可是他一生從未踏足中國，鞠躬下台後北京幾次邀訪都沒有成行。
「那樸素的墓石」
戴高樂對現代中國的影響遠不止於此。一九七九年，《大公報》記者朱啟平採訪華國鋒訪歐，在法國發出了長篇通訊《偉大的平凡》，文章對剛結束文化大革命、正徘徊在發展十字街頭的中國有着振聾發聵的衝擊。
《人民日報》隨即全文轉載，著名記者彭子岡對朱啟平說，「你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真使我驚呆了。戴高樂將軍的墓，就在小徑盡頭，也是以石頭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普通得讓瞻仰者難以尋覓。
「我默默站在墓前，低頭看那樸素、簡單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只覺得面前是一個新的境界：原來一個人的尊嚴，一個人的品德，是可以用這樣簡樸、平凡的安排來表達的。
「將軍的葬禮儉樸，不吹號，也沒有樂隊奏哀樂，教堂舉行彌撒時，沒有講話。將軍的棺木，由一輛戰車運到教堂前，是本村青年抬往墓穴的。棺木是三百五十法郎（當時約合六十三美元）買的。我真沒有想到，將軍的薄葬，到了如此地步……」今天看來，《偉大的平凡》不過是表達一個中國記者對法國前總統墓地的感想，也許還有人會嫌朱啟平這篇通訊調子和內容都偏軟，可那是一九七九年撥亂反正的年頭，坐落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紀念堂是另一個韶山另一個井岡山，中國政治仍處於渾沌轉化的年代，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困擾着十億中國人民：我們應該重蹈個人崇拜的覆轍，還是決心與封建說再見，做一個新中國人？
「一個不要特權的人」
《偉大的平凡》面世，讓中國人民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大國領袖的風骨：戴高樂退出政壇後，國家給他房子，不要；國家給他退休薪津，不要；國家給他侍衛，不要。戴高樂賴以維生的僅是那筆不多的稿費，他家裏也沒有人當官做生意。文章結尾朱啟平是這樣寫的： 「他的一生，實踐了自己的諾言。然而他還是一個能上能下的人，一個嚴格按照國家憲法辦事的人，一個不要特權的人，一個要把自己放在和人民平等地位的人。」在經歷文化大革命狂飈、仍視西方國家都是帝國主義者的中國人民眼中，用路邊劣質麻石堆起的戴高樂墓地，一下子推翻中共建政三十年來的教育。
朱啟平在那個年代寫出這篇以外喻今的通訊，毫無疑問是冒着極大的政治風險，然而，作為記者，朱啟平在比《偉大的平凡》之前的三十四年，在記叙日本皇軍投降的通訊《落日》已突顯了他的敢言無畏，在通篇講述皇軍在東京灣美國軍艦上簽署投降書的文章最後，他坦然說出中國長期積弱的答案：「我們的國勢猶弱，問題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團結，才能保持和發揚這個勝利成果。否則，我們將無面目對子孫後輩講述這一段光榮歷史了。」果不其然，和平只有十個月的短命，一九四六年，國共爆發全面內戰，國人再受生靈塗炭之苦。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朱啟平從紐約回到北京，然而新中國卻使他失望了。一九五七年，朱啟平對北京《大公報》黨委說，報章應該更多反映群眾的意見，他批評新聞報道不夠實事求是，詎料因此獲罪「攻擊黨的領導和攻擊黨的新聞政策」，打成「右派」，翌年送北大荒勞改，飽受折磨，直至一九七八年。這段刻心銘心的經歷令朱啟平為中國找到了答案，《偉大的平凡》殆無疑問是朱啟平一家六口在文革下放江西、山西、陝西後對歷史的總結。
「一筆在手，胸中要有億萬人民」一九九五年，朱啟平在結集成書的《朱啟平新聞通訊選》自序中說，有年輕同業問他「特寫怎樣寫？」朱啟平一時間怔住了，之後，他說，「我一向認為，當記者，最要緊的，是盡心為讀者提供最好、最真誠的服務，不說假話，不炫燿自己，始終不渝。要做到這一點極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在幾十年的中國——美國——中國——香港新聞採訪生涯裏，朱啟平經常說的一句話是「一筆在手，胸中要有億萬人民」，這是一位多年來亟力爭取講真話老記者的格言。睽諸今天的特區的奇情怪况，那些筆桿子胸中到底有誰，百姓心裏自有一盤帳，這些人能無愧於自己，無愧於學校的老師，無愧於朱先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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