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日本

八月十五日之後我上日本報章網頁比以前密，一天幾次。《朝日新聞》網頁前陣子改版，翻來轉去比較麻煩，但作為日本自由派第一大報，《朝日新聞》是不能不讀的。《讀賣新聞》雖說親自民黨，倒也中立客觀，日銷一千萬，是世界銷量最大的報紙；網頁很方便，要找釣魚台新聞，翻到「國際」一欄便可，還有專集聯線，過去一兩個月的都有。最值得留意的是《產經新聞》，相對《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它絕對是右翼立場，啟豐二號人員登上釣魚台後，《產經新聞》的報道和分析客觀上闡明了日本右派的想法。我讀了幾天日本傳媒的報道及分析，腦海湧出五個字：盧溝橋事變。

日本右翼分子的想法在新聞報道裏可以清晰看到，三句便可說明：一、這次登上釣魚台是不合法的；二、要是換了喬裝保釣人士的民兵該怎辦；三、因此要派出自衛隊到西南諸島駐守。那天讀了這些報道，當即恍然大悟，日本一些人對這次登島求之不得，終找到藉口把自衛隊派到釣魚台。這是千載一時出動自衛隊的機遇，上次是九十年代初波斯灣戰爭，當時是自民黨成員的小澤一郎衝進首相府找海部俊樹，要求立即派出自衛隊到中東，表面上是「實踐國際任務承諾」，實是找機會「必也正名乎」，讓日本擁有國際人格。當年海部俊樹峻拒小澤一郎，時移勢易，今天日本保守右翼當道，終於給他們抓到機會。

日本和平憲法第二章第九條是這樣寫的：「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這就是說，日本永遠不得以戰爭解決國際爭端，也不能保有軍隊，所以日本的武裝部隊只能叫自衛隊而非軍隊。可是還有人鑽憲法條文空子，倘若日本是被動遇襲，就不存在「國權發動戰爭」，自衛隊就師出自衛有名了。

我去日本是八十年代，當時中日關係如膠似漆，經濟上中國大陸百廢待興，日本富甲一方，這種關係今天想起來頗為微妙，有一樣事說來令人莞爾中帶着點點無奈，那時日本傳媒很流行「日本人最喜愛的國家」民調，第一名不是美國便是法國，第三名幾乎每次都是「中國」。中共對日本這個鄰國是下過苦功，五六十年代與日本未有外交關係時已有地下外交。所謂地下外交，就是通過貿易代表處建立接觸點，美國和日本自民黨政府對此隻眼開隻眼閉。於是，以中共日本通廖承志以及日本政經名人高崎達之助為名的廖高辦事處成立，日本傳媒簡稱為「LT 辦事處」，L 是指Liao Chengzhi（廖承志），T 是高崎（Takasaki）。日本人很厲害，看到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畢竟只是一個海島政權，遂而花開兩朵各表一枝，與中共暗通款曲。六十年代社會黨與中共來往頻密，一九六○年，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被右翼分子刺殺身亡。日本戰後六十年，主流政界人物因為與中共來往而被殺，淺沼稻次郎是第一人。那張淺沼稻次郎眼鏡半跌、手指着刺客山口矢二的照片至今仍然觸動人心，便是在最困難的日子，日本與中共之間仍有着不計較利益的友好關係。

一種複雜的情感

中國對日本別有一種複雜情感，甲午戰爭割地賠款，侵華戰爭南京大屠殺，百多年來中國似乎都對日本沒辦法。中共可以在一九六九年文革大亂年代與蘇聯在珍寶島狠幹一場，後來蘇聯從東歐調動精銳部隊到遠東，暗示以核武相向，中共發出全國疏散命令；中共建政後一年在朝鮮戰場與美軍惡戰，幾十萬精英命喪沙場，對蘇對美都不怕，唯獨是對日本無策。中共如此，蔣介石亦如此，反正看到日本就腿軟。有一種說法是日本只對強者屈服，美國用兩顆原子彈便讓日本臣服到今天。我不知這種說法是否講得通，不過，這卻應該如何解釋今天南韓和日本的硬碰硬——倘按「原子彈降日論」，南韓沒讓日本吃原子彈，朝鮮半島一九四五年前的五十年都是日本殖民地，仗沒有打過，南韓不可能會對日本硬骨頭起來了吧？事實當非如此。

「原子彈降日論」是代價高昂的驗定，一顆下去，生靈塗炭。其實，對日本能不能夠挺直腰板，在於孟子的一句話，「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人們要問，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誰曾經認真要日本改過自新。蔣介石的以德報怨是一種方法，但蔣在以德報卻日本侵華三千萬軍民傷亡的做法上，有要求日本徹底洗去軍國主義餘毒麼。雖然二戰甲級戰犯岸信介其後幡然大悟，當上首相並把蔣介石銅像在日本國內樹立到周圍都是以謝不殺之恩，可岸信介的追隨者照樣春秋二祭大搖大擺到靖國神社；蔣介石恩是有的，威則付之厥如。中共更不用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當天晚上的國宴，田中角榮致詞說到侵華戰爭時輕描淡寫，「日中關係經歷了不幸的過程，日本給中國人民添了麻煩」。田中角榮用的字眼是「迷惑」，在日語裏，意思就像是我的孩子到你家玩，搞得一團亂就跑了，我走過來賠個罪。中共沒有當場斥責田中角榮，到了第二天會談，周恩來斥責田中角榮在國宴「添麻煩」講話，說這些字眼中國人民無法接受。

僅有的面責日本首相

這是僅有的一次，是僅有的一次當着日本首相面斥責日本侵華。一九七二年九月，台日斷交，中共與日本關係騰飛，於兩國來說，好關係勝於沒關係，然而中日友好絕不可以用原則來做買賣。中日建交後，日本向中共實行日圓貸款，日本視之為兩國友好的反映，支持中共改革開放，中共則目為日本戰爭賠償。因此，在好長的一段時間，每期日圓貸款續簽，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不是沒有報道便是寥寥幾十字塞在不為意的角落。即便如此，這仍是日圓貸款，仍是日本的人情，有說不必如此食古不化，反正是日本人的錢，不花白不花，這就是日本看不起中國人的原因。南韓總統李明博登獨島一事仍在發酵，有道是李明博把個人的政治前途與日韓關係捆綁，後果包括日本減少購買南韓國債。這招可大可小，但南韓還是夾生吞下這顆苦藥丸。

我不相信日本是因為吃了原子彈變得凡事都向美國看，美國除了替日本寫了一部和平憲法、替日本建立民主制度、日本女性戰後有投票權，更重要是美國在處理對日本關係上，大原則與短暫利益絕不含糊重疊。一九九五年是二戰結束五十周年，美國郵政署推出一枚紀念廣島和長崎原爆的郵票，日本外相河野洋平提出抗議，表示「日本無法對這枚郵票有正面的想法」。美國的回應很簡單，郵政署說，「我們的意圖是提供全面的二戰史實，而不是作出價值判斷」。日美經貿關係此後照樣密切，政治關係有增無減，美國沒有退讓，這是客觀存在的史實，日本也進不了一步，因為這也是確切的着史，美國沒有人說從「美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出發，不推出原爆郵票。

中日關係從未有這種理直氣壯，日中關係卻時時見到，倒過來像是中國欠了日本。中日一百五十年來打過幾場仗，「中日不再戰」是正確得不能再正確的期許，可是，「不再戰」切不可在不平等的兩國關係上闡述，而這些不平等的關係，既有日本的使詐小動作，但我們也不見得做出本分。這不是說要二戰後拉大隊到東京打死打傷三千萬人以報抗戰八年血海深仇，而是我們要做到理有節，中共和台灣如何兄弟鬩牆如何爭奪外交戰場，切不可因此對日本丟了國格失了氣魄。今天翻開歷史，周恩來沒有在國宴當面譴責田中角榮，那是失去國格的做法，中日友好不是這樣的，友直友諒友多聞，友直排第一，中共沒有這樣做。

田中角榮無疑為中日建交出力甚大，可他從未為日本侵華道歉，然而人們看到的是什麼，是中共領導人到訪東京，田中角榮在生時總會擠出時間接見他；田中角榮去世，接待中國來客的變了女兒田中真紀子，新華社的報道總要帶一句「喝水不忘掘井人」。單從中日建交此一層次來說，田中角榮是簽署中日建交聲明的日方代表，僅此而已；日本可以不在一九七二年與北京建交，中共其實也可以再等一兩年，為了在外交戰場堵死台灣，中共沒有要求日本更多，田中角榮拿到了與北京建交的歷史地位，卻不必為此付出更多，包括就侵華戰爭道歉。

學南韓對日挺直腰板

台灣一九七二年從中日關係這個結退下來，中日關係變成狹義上的中共與日本關係。周恩來之後，中日關係一直停留於中共一廂情願的弱性中日關係，是天秤傾向日本的中日關係。日本人對中國人是有研究的，田中義一奏摺的「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那是一九二七年、已是八十五年前的歷史。日本對中國的研究極深，二戰後一直如是，去日本書店看看，日本中國問題研究書刊如海如山，是的，這都是為了那一大片秋海棠葉形的國家。八月十五日那天和之後，我有幾天大惑不解，幾條幾千噸的準軍艦擋不住一條小船？到了讀到日本傳媒的分析，一閃而過：苦肉計？！一九三七年北京宛平縣日本駐軍演習，點人頭時少了一人，日本硬要派兵搜索，那是七七事變，史稱盧溝橋事變。

愛國主義不是今天周記的題目，世界和平也非這篇文章中心，想到的只是，六十年前的以德報怨、四十年前的薄責田中角榮，得回來的是日本把你吃定。我抬頭望着淺沼稻次郎的照片，中日關係，果真是要用鮮血來寫？

昨日之怒（ 2012 ）

第一代老保釣崔少明兩年前在他的博客寫了一篇〈昨日之怒到今日之悲〉，讀了之後，八十年代在紐約時好辯理性的老崔若在眼前。今天我們搖筆桿講保釣意義和歷史，說破嘴皮也比不上他們那一代。崔少明在博客第一段清楚顯示他的敏銳觸覺，「本文特別用台灣的稱呼『釣魚台』，因為我們當年為了這個無人小島在華盛頓、紐約等地高呼『還我釣魚台』、『打倒日本軍國主義』時，聯合國只承認台灣政府」。今天釣魚台變成釣魚島，原因很簡單，時移世易，台灣一九七一年從聯合國耷着頭退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主成為世界五強，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釣魚台變了釣魚島，然而一字之差折射出來的是變化，是與民族大義沒有關係而只有黨派之見的嬗變。

哪怕對第一次保釣有皮毛認識如我者都知道張系國的《昨日之怒》，這是華人社會第一部關於保釣的小說，書裏有慷慨激昂，更多的是意在言外。小說主人翁施平不算保釣健將，他在柏克萊加大的同房葛日新才是。施平勉為其難是保釣大軍裏一個小小的溫和派，釣運結束後，葛日新一往無前繼續他的世界觀，化學系博士沒去大藥廠打份好工而是在街頭賣肉包子。但是更應該留意的是，保釣運動在《昨日之怒》只是作為客觀的時代背景，全書旨在提醒當時尚在戒嚴時期的台灣讀者，歷史上曾有一批留學生放棄一切只為了那東海無人小島，書頁之間講的是對威權政治的反彈及覺悟。在台灣政治低氣壓的年代，那片七平方公里不到的石礁是最大的政治樂園。

第一次保釣的氛圍和今天的不期相似。當年台灣與美國日本都有邦交，而且是反共盟友，同把台灣視作為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目標對準海峽對岸的中共政權；中共則在文化大革命火紅年代，工農兵成為毛皇帝御用鬥爭工具。日美兩國私相授受把釣魚台劃給日本管治，台灣蔣介石政權那時風雨飄搖，美國尼克遜與中共眉來眼去，亞非拉諸國正在聯合國準備把北京抬進去。蔣家岌岌可危，美國派人來說項，說中共入聯合國是大勢所趨，中華民國要麼退出從此與一手始創的聯合國斷絕關係，要麼就改個名堂留在聯合國與中共並存，美國的底牌是「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這兩樣是陳水扁二○○○年當總統後最想做的事，可惜的是發生在一九七一年；蔣介石雖被共軍追剿避走台灣，卻倒還有漢賊不兩立的骨氣——聯合國只能有中華民國，抑或沒有。結果如何，史書已一一細表，毋庸贅述。

與第一次保釣氛圍相似

台灣國際地位喪失在即，中共的國際人格又沒有多少人承認，釣魚台成了天涯海角無法觸及的孤島。美日見此當然不客氣，釣魚台從此落入日本。此時，幾千留美台灣學生走上街頭，要求交還釣魚台。對祖家在大陸的張系國來說，這是悲壯的一刻，也是向台灣人民顯示「團結就是力量」的時候，書中，張系國透過施平憶述，安娜堡保釣大示威，是他認知裏「海外中國人最團結的一次」。張系國帶出兩個主旨：一是中國人民必須團結，二是台灣是落地生根之處。一旦不團結，或者說，當施平覺得紐約生涯是浪費生命的時候，葛日新意外橫死，施平在機場準備重回久別多年的台灣省親，驚聞噩耗慟哭「不值得、太不值得了」，哭聲之中暗示回到台灣始是重生之路，從而帶出全書的隱性主旨：革新保台。

今次保釣勇士登上釣魚台，是四十年前第一次釣運的翻版——大陸和台灣阻止船隻出海，香港一葉扁舟遠渡重洋到濁浪排空的釣魚台登岸，這和當年中台袖手只有留學生捋起衣袖走上街頭有何兩樣？從保釣出海到登陸到被拘到放人歸來，中間到底有沒有中台折衝樽俎，還待更多爬梳，然而從表面來看，這次兩岸政府站在場邊當啦啦隊，落場拚生死的是那幾個本業是裝修判頭、的士司機的業餘保釣人士。因此，星期三下午「啟豐二號」剷上釣魚台，我在面書上看到最深入心坎的一條是「釣魚台不是中國的，也不是台灣的，釣魚台是香港的固有領土」，嬉笑怒罵之間的是對中台「大局為重」的嘲諷。

嬉笑怒罵嘲中台「大局為重」

釣魚台是廣義上的中國的近代史最痛。蔣介石受制於美日無法動彈，四海歸心變成眾叛親離，香港巿民不可能理解第一次保釣造成的人心大逃亡，當時台灣在美國的留學生大半捲入這場運動，須知道六十年代能夠放洋的都是尖子中尖子，保釣一來，風捲殘雲的把這些精英吹到對岸中共懷抱去。老保釣今天間中還會想起一些同志，他們的父執輩都是國民黨的黨國高官，劉大任在《紐約眼》直認不諱，有人從台灣來美國，行前蔣經國囑他「好好勸劉大任」；劉大任父親是國民黨內的基建專家，被中央黨部召到會議室，那人把劉大任編的保釣戰報往桌上一扔，「看你兒子幹的好事！」

第一次保釣帶來的是台灣留學生對世界以及對中共的接近。我用上「接近」一詞，是因為台灣學生在一九四九年後所面對的思想軟禁，離開台灣後他們讀到島上不能讀的禁書；另一是通過世界看到一個他們在台灣想像不到的中共。必須指出，保釣運動是中共對台灣知識分子的凌厲統戰，一群跟着父母戰敗之夜流落台灣的年輕知識分子，大學四年後服過兵役，到美國之後被中共的「人民中國」觸動，成為從此對中共矢志不渝的支持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保釣五人小組秘密訪問中國大陸，周恩來與他們從晚上九時談到凌晨四時，這批學者學生回到美國後，在大學校園放幻燈片介紹新中國之行所見所聞，場場轟動。

《昨日之怒》成書於八十年代，在今天香港鋪天蓋地表揚勇士凱旋歸來的熱潮再讀一遍，表面上似乎過時。然而燈下翻閱，《昨日之怒》對如今的中港台保釣熱有一點點晨鐘暮鼓——第一次保釣最後得不到運動開始時期許的結果——一九七一年末，中共加入聯合國，台灣退席；翌年九月，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在書齋會見並贈以線裝版《楚辭集注》，田中角榮途中寫下七絕「國交途絕幾星霜，修好再開秋將到，鄰人眼溫吾人迎，北京空晴秋氣深」，成為日本傳媒大大的花邊。

中日友好扼殺保釣空間

可以想到，在各得所需（中共打開與日本關係，全面與西方建交的一刻終於來臨；日本則是爬過美國與北京建交，報卻尼克遜訪華之辱），釣魚台變成用完即棄的外交代用品，中共以「擱置爭議，共同發展」把釣魚台這一燙手話題冷凍，日本看到中共如此當然眉開眼笑。「中日友好」、「日中不再戰」成為中日關係講話文稿的必須用句；七十年代末，大陸改革開放，日資寶山鋼鐵廠在上海拔地而起，日本朋友遍天下，更沒有想起保釣的空間了。

留美台灣學生則經歷保釣由熱而冷的冰火二重天，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一面倒的中國熱當頭澆了一盆冷水，原來這幾年天天在保釣刊物上讚頌的偉大祖國原來幾乎帝制復辟，遂而「覺今是而昨非」，留學生留在美國固然大有人在，回到台灣參與革新保台大不乏人，也有人堅信中國人的前途在大陸，回到北京教書的不在少數，釣魚台就在各奔前程之下成為次級議題。這一過程是痛苦的，有人主動與社會割裂，留下更多時間給自己反思這一段火紅歲月；有人與保釣運動從此如同陌路，把更多的心血放在別的方面，例如做生意。

《昨日之怒》比起上述保釣同志相異的是，書中主角葛日新是被大貨車撞死作結。這是張系國的心結所在，他是匹茨堡大學電機教授，有着念工科的澄明心境，他看到保釣運動的大志不能遂的悲劇結果，中國，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都不可能把自己放在一個與日本就釣魚台兵戎相見的時空之下。張系國把《昨日之怒》最勇於保釣的角色葛日新寫成命喪意外而非命喪保釣行動，更不是養天年，我一直在猜，張系國內心深處是希望保釣這一圖騰能夠永葆天年，這才有葛日新死亡而保釣長存這一結局，不帶一絲遺憾。

保家衛國目標重現

對於年輕一代來說，今年保釣登陸是二○一二年暑假的難忘回憶。兩支五星旗和一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嶙峋石灘上出現的一剎，是始於一九七一年保釣運動的夢魂縈牽的最終期許。然而，二○一二年的保釣也是殘酷至極的一次，它把一個難以即時實現的保家衛國目標重新放在人們面前；對於一九七一年的第一代保釣健將，這是四十年期待的實現，對於二○一二年的第三次保釣一群而言，這是一場徹夜難眠漫漫長夜的第一分鐘。

張純如的國民教育

手裏的平裝版《The Woman Who Could Not Forget：Iris Chang Before and Beyond》（毋忘吾女：張純如的從前以及永遠）雖然只有不到四百三十頁，然而卻是那麼凝重。這書內容說的是美籍作家張純如的故事，作者張盈盈是張純如母親，六十年代留美學生，和丈夫張紹進都是哈佛大學博士，張盈盈念的是生物化學，張紹進是高能粒子物理，之後他在愛因斯坦晚年工作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做了兩年博士後研究。讀這部書是想進一步了解這位早逝的華裔作家。張純如是張紹進和張盈盈的長女，美國出生，美國受教育，丈夫是美國人，一九九七年，張純如寫成《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屠殺），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十星期，售出近五十萬冊。

一九九八年，著名專欄作家George Will 在《華盛頓郵報》寫道，「一項美麗的公義之舉正在美國發生。因為張純如這部書，阻止了第二次南京大屠殺」。這部書在西方社會引起巨大深邃的震動，日本戰後半世紀在西方的正面形象建設，可說幾乎在張純如的字裏行間成為廢品。日本毋庸置疑是原爆受害者，但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前的日本是狠辣施暴的一方，張純如不是專業歷史學者，可是她不比正統史家遜色，美國史家Stephen Ambrose 說，張純如「可能是我們最傑出的年輕歷史學家，因為她懂得與歷史溝通」。

二○○四年十一月九日，身患抑鬱症的張純如在加州開槍自殺身亡，終年三十六歲。

張純如寫過三部書，都是與中國有關，除了《南京大屠殺》，還有較此早前一年出版的《Thread of the Silkworm》（錢學森傳），以及去世一年的《The Chinese in America》（中國人在美國）。她的本科是伊利諾大學新聞系，離開學校後投以巨大心力寫出三書。《錢學森傳》說的是中國導彈之父的大半生，資料蒐集做得極仔細，錢學森的早慧在張純如筆下顯見無遺（錢在大學的成績單是令人驚訝的全優）。《錢學森傳》使得張純如為人所知，《南京大屠殺》殺青面世之日也就更引人期待。美國的出版巿場雖然巨大，但以中國為題材的書刊並無與其匹配的閱讀人口，當然，教人去中國做生意的還是有人看，最深印象的是九十年代的《一人一隻鞋子》，講的是去中國做生意，一人買一隻鞋也夠你發大財。

除此之外，縱是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是這位史學名家力作，可是依然與最暢銷書無緣。這固然與美國讀者眼光闊窄有關，客觀上，中國過於遙遠，遙遠得對美國人來說等於月球。美國一九七九年電影《The China Syndrome》，講的是美國核電廠爆發泄漏危機，用上「中國綜合症」為片名，是因為美國核電工業專家說，一旦核泄漏，輻射滲入地底，可能穿過地心直達中國，「中國」意喻看不清楚的遠方世界。

把日本國際形象扭轉

在如此社會及文化氛圍下，《南京大屠殺》這種中國題材非小說書籍一紙風行，老實說，真的很不容易。《南京大屠殺》在西方社會把日本一些人戰後塑造的國際形象扭轉，西方對集體屠殺的敏感，源於納粹集中營，日本侵佔南京後屠殺中國軍民的刀光血影重現書頁之間，這就勾起他們祖輩在奧斯威辛的另一場大屠殺。因此當《南京大屠殺》出版時，日本右翼分子曾經恐嚇張純如，這是醜行揭穿後的兇殘本質顯現。作為遠方的讀者，張純如為什麼以美籍華人第二代的身分寫她並不熟識的錢學森和南京大屠殺，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我心有所感的問號：這位面貌娟好的作家，為什麼獨愛中國近代歷史？到了張盈盈的書出來後，翻到第三章，答案就在眼前。

父母歷國共內戰出走美國

張純如父母是台灣到美國的留學生，張盈盈憶述說，她是在抗日戰爭中國陪都重慶中央醫院出生的，事隔七十年，張盈盈對於日本一天至少兩次空襲重慶印象猶新。其後，張家轉到台灣，六十年代，張盈盈負笈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學位課程，結婚生女生子。張純如出生後，張紹進在伊利諾大學用了兩年就得到終身教席，一家人買房子買汽車，女兒剛誕下不久，應該是享受美國式生活的最美好時刻。可是，張家父母在女兒牙牙學語時就決定，讓她同一時間學習中文和英文。張盈盈的父母其後移民美國，間中過來替他們帶孩子，老人經常對在異鄉為異客的張盈盈講到中國的五千年文化和歷史，並且不止一次說「你應該以中國人為榮」。

當然，張家伯伯講的「中國」是指廣義上的中國，並非狹義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國共產黨管治下的中國大陸，也有可能是早已國不成國的中華民國。張家幾口人從祖家南京而重慶轉到台灣再是美國，這一條迤邐萬里的長路，其實是一條保存中國文化的迢遠之路。發人深省的是，何以一個跨越重洋到新大陸的家庭，不僅保存了中國人民的敬老讓賢美德，更有為死難同胞討回公道的追尋公義的精神？擁有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的George Will 說的「美麗公義之舉」（something beautiful, an act of justice），絕不是廉價國族主義所能承載，而是一種普世價值的彰顯。我想，這其中必然有着張家上兩代的中國價值，總其而言是林語堂的「吾土吾民」胸懷。

美麗公義包含上兩代中國價值

林語堂一九三四年成書的《吾土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說的是中國人的劣根性，不滿這書的人喚這是「賣country and 賣people」，這幫人和今天那些連梁靜茹為馬來西亞羽毛球運動員李宗偉打氣都不許的憤青其實沒有兩樣。這書在大陸不受歡迎的原因，因為他批評了中國人，林語堂說，「中國像一間雜亂無章的公司，常利於經理及職員，對股東毫無好處，股東可以比擬為老百姓」。今天的中國國情正是如此，香港力推的國民教育科則是一重折射，只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面」。我把「正面」二字加上引號，因為這些教材是矯扭造作的堆砌，包着愛國主義糖衣就急着推出。

愛國主義如果是抽離政黨政權的背景並不全然是壞事，可是當孩子的教科書只能教導特定政權的「正面」而不提其反面，等於日本戰後為戰時暴行塗脂抹粉的所謂「終戰史」而不是侵略史。我想問梁振英林鄭月娥吳克儉各官員，你會單單接受日本的原爆受害者之說，而不提日本侵略的歷史麼？不可能吧。唯有這樣看日本，才會明白今天的和平是如何彌足珍貴得來不易。可是，喚醒英語世界讀者，日本曾經在華東一個叫南京的城巿屠殺幾十萬中國人，靠的是在美國長大、上兩代在家裏向她講中國傳統文化的女子，可我們用來教育下一代的國民教育科呢，講的卻是政權如何美好團結，這是怎樣都說不通的國民教育。

張盈盈的書讓人看得揪心是燈下閱讀憶想。當香港九萬人上街為了下一代的中國學習教材義憤填膺，當官員出來以轉彎抹角的不負責任態度回應遊行人士的呼聲，《The Woman Who Could Not Forget:：Iris Chang Before and Beyond》令人想得更多——我們的官員都能讀能聽能寫中文，張純如的中文不是第一語言，她是持美國護照的華裔，但她當仁不讓的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打後六個星期的南京尋找遲來的公義。可能特區官員沒有細讀不帶國共黨派之見的《南京大屠殺》，或者忘了我們的國民曾經在南京挹江門外下關一帶、在湯山日軍競殺中國人民刑場、在門東新路口五號遭到日軍殺戮。在出走南京的張純如祖父一代，那是不可遺忘對後代子孫的歷史叮嚀；可以相信，張家的飯桌上，當老人仍然在世的時候，這些過去了的歷史必定是話題、是延綿三代而不止息的話題。一個美籍華裔家庭的中國國民教育，就在片言隻語之間、在慘案發生六十年之後，把公義追尋回來。

國民教育，此之謂也。

打假波的國民教育

羽毛球運動員爭着擊球下網，成為倫敦奧運對奧林匹克精神的最大反諷。大陸一些網民以及中央電視台主播白岩松都覺得問題在於比賽規例而不是比賽態度，他們着實不知道，就是這小小認知迥異，成為中國到今天還未能與世界真正接軌的分野。有的人認為，褫奪包括中國在內的運動員比賽資格，是西方世界戕害中國，不想中國揚威的下三濫手段，是西方價值對中國價值的反發，至低限度我在新浪看到不只一百個這樣的留言。也有人說這樣做失去了比賽真正意義，當然這些網友的下場是旋即被人圍攻「賣國賊」。

這所以香港上星期日那九萬人從維多利亞公園遊行到政府總部（這是我近年最討厭的名詞。總部？難道還有分部支部？有的話，在哪裏，在西環？）的原因——規例有問題就可以堂而皇之打假波，還要振振有詞，彷彿如果不打假波就上對不起神明下對不起百姓。這種以國家利益為最大利益且不惜一切要完成任務的心態，和《中國模式》裏說的幾乎是二而一的翻版。

都幾十年了，這種精神狀態一直殘留不去，以為富起來總會朝好的方向轉變，誰知遺毒還是不去，廉價民族主義在大陸兜售完了轉來香港分銷。那天報上看到一個位極人臣的新貴為國民教育科指引說盡好話的文章，我只是想說，讓這種教育再過二十年，再來一次六四鎮壓，香港的下一代會從西方分化中國人民的多角度來看問題——美國一九七○年也有國民警衛軍射殺大學生——就跟這幾天的「西方亦有國民教育」一時瑜亮。

羽毛球運動員受罰，教練李永波卻嬉皮笑臉說要向電視觀眾說對不起。我不知這人為今天的中國作過什麼貢獻，是人均GDP 提高了若干百分點，抑或是打倒四人幫時他出過一分力，就這樣由得他過關？後來再看中國奧運代表團的聲明才恍然大悟，「中國代表團充分尊重世界羽聯的處罰決定，這兩名選手的行為，違背了奧林匹克的宗旨和體育公平競爭的精神，中國體育代表對此感到痛心，中國奧委會歷來反對任何人、任何隊伍、任何形式的違反體育精神和體育道德的做法」。刀筆吏果然不是白吃飯，每句每字都是話中有話，「中國奧委會歷來反對任何人、任何隊伍、任何形式的違反體育精神和體育道德的做法」，連消帶打砸你西方傳媒一下子：中國從沒有搞這些，你們不要多費心機醜化我好了；聲明的重中之重是，這是運動員的錯，我們從不贊成。

更厲害的是，發表聲明後中國代表團沒有上訴。有看法是不上訴就是心虛，我的看法卻剛好相反，老子不上訴硬吃你一荏，折了那兩個運動員也不必在世界羽聯公開會議上被人盤問。從上訴到重新裁決，必然包括重組事件，到時中國隊官員便得坐在世界羽聯問話席上答辯。現在連這個機會都不給你，世界羽聯必定恨得牙癢癢，卻又奈你中國不何。今天世界能夠如此老奸巨滑的，除了美國佬便是中共。

不上訴的厲害之處

「中國奧委會歷來反對」這九個字是字字千鈞的謊言。中國打假波讓球早就不是新聞，人們記得的是乒乓球的何智麗，一九八七年世界賽不服讓球給隊友，憤而退隊，後來移民日本改名小山智麗，一九九四年廣島亞運女乒比賽，她一天之內以三種不同打法力克陳靜、喬紅、鄧亞萍得到金牌。何智麗的歷史的血淚度算小，張立連讓兩屆世界賽女單冠軍才令人扼腕。張立？沒聽過？歷史也許早已忘記這位了不起的左手將。

七十年代聲名鵲起的張立左手執直拍，日文叫這類運動員「左利」，右推左攻，能拉弧圈能推能擋，今天中國還沒有這種虎將。日本六七十年代對中國乒乓球隊兩個運動員最為佩服，一是兩面攻的莊則楝，另一是張立。張立打球致命之處在於手腕變化，我曾經翻譯幾篇日本乒乓球雜誌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說到張立，日本人始終無法看清楚張立發球一刻手腕的抖動，她握拍的左手在球拍碰球的一瞬間才轉腕，有時看來像開下旋球，原來卻是上旋，以為是側旋，她卻來一個下旋讓你回球落網；在相持的過程中，張立更可以用轉腕來改變球的旋轉。日本乒乓球協會後來出動一秒幾百張的高速攝影機，拍下張立的手腕動作研究。今天看來，這些技術都不是難事，但那是七十年代中葉的世界，這招足以令張立可以成為比鄧亞萍更了不起的乒球名將。

可是中共沒有把體育當作運動看待，一九七五年及一九七七年兩屆世界乒乓球賽女單決賽，張立的對手都是北韓的朴英順，兩次都以張立失利告終。以技術而言，張立根本不可能敗，那時張立在各項比賽所向無敵，是七十年代獲獎牌最多的中國乒乓球運動員，唯獨世界賽要輸波收場。過了幾年，秘密逐漸曝光，張立兩屆都讓給「鮮血澆成的友誼」的北韓兄弟同志。而且為了保證朴英順殺入決賽奪冠，其他中國運動員要開路讓路，大路朝天直通決賽，一條龍服務送上冠軍。至於莊則楝在一九六一、六三、六五年三屆世界賽奪得男子單打冠軍，決賽對手三屆都是李富榮。這些讓球今天早就不是秘密，目的是塑造紅彤彤的標兵人物。莊則楝文革期間扶搖直上，官至國家體委主任。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後，被隔離審查四年，出來後再也不談政事，埋首乒乓世界，畢竟他的直拍兩面到今天仍未有人得其真髓。

臥虎藏龍也得讓球

官員一句話把一生汗水的運動員逼死，才是倫敦奧運讓球最令人痛心的一樣。我對羽毛球運動員特別有感覺，因為看過國家隊的訓練，完全是玩命。八十年代到廣東體委找大伯，廣東運動大隊在二沙島有一個龐大體育訓練基地，說得出的運動項目都在那裏集訓。那年恰巧碰上國家羽毛球隊南下春訓，上午訓練四小時，球拍打斷十幾支不在話下，訓練完結，人人抓個闊口大玻璃瓶，放幾塊冰一大團蜜糖，和着熱開水就這樣牛飲補充體力。吃飯也不是山珍海錯，獨沽一味冬瓜炆豬肉，拿着搪瓷兜坐飯堂外邊乘涼邊吃，午睡後開工猛扣到日落。這樣天天打球不知日之將盡的全國有成千上萬，人人不是臥虎便是藏龍，要到世界體壇抖出一世之學。遺憾是領導人要你為了國家榮譽輸給對手或隊友，為的保證有人能替祖國爭光，卻不管你每天起早貪黑練到渾身傷病。

讓球打假波，有人說是集體主義彰顯，我不同意，讓球其實把集體主義這四字玷污了。讓球說到底是一個國家的自私，為了所謂國家榮光，把個人都踏在腳底。中共建政後，集體主義被陰謀家用來爭權奪利，為了政權牢固，六億人民都被迫像倫奧中國羽毛球運動員作出唯心之說唯心之行。文革結束後，大陸掀起一陣傷痕文學熱潮，儘管其中不乏水準平平之作，但也有《芙蓉鎮》那樣的心靈反省的好書：國家和個人，一己和集體，那是一場絕妙的國民教育——我們這個國家，是怎樣走過建政後二十七年，是吃盡浮誇的苦頭，是歷盡獨裁的殘酷。到今天中國經濟已是世界第二，可是心態還停留在一九七六年之前的世界。羽毛球隊的打假波，便是和文革期間的狎玩人民權利不遑多讓。可不是麼，羽毛球的于洋和王曉理為什麼這樣給取消資格，她們心底裏肯定千萬個不依。運動員是好強的，要他們故意輸波讓球，就是到後來拿了金牌心裏永遠有一個結。

新「新中國人」的湧現

近二十年經濟起飛，一種與傳統基本價值相違的新價值觀冒出頭來，那是事必稱「大國」的言語和行為模式。這是冀圖在西方文明為主體的意識形態外，構建一種以中共教條為框架的以我為主意識形態。這中間不排除有文明重塑的考慮，然而更多的是自我防衛強烈的排他文化，中共是打算重新訂定世界新秩序，打破西方強勢壟斷。到了二○○八年金融海嘯，美國幾乎一沉不起，這念頭更是明顯，一套以「中國模式」為主體的思考模式浮現，自訂規例，自行其事，自圓其說。因此，不要以為香港那部《中國模式》手冊是荒謬絕倫，其實這是全面反映當今中共當權派的思想體系。至於手冊只講中共好的一面，犧牲了下一代知的權利，集體的榮譽要在個人榮譽之上，這些都只是副產品，真正目的要構建新「新中國人」。

這一總結的由來，在於前述的中央電視台主播白岩松在羽毛球打假波的評論。白岩松在大陸算是敢言的王牌主播，一九九八年朱鎔基訪問中央電視台，看了當時的王牌節目《焦點訪談》。朱鎔基很少替人題詞，那次卻破了例，題了「群眾喉舌，輿論監督，政府鏡鑒，改革尖兵」，站在後面的白岩松看着看着就拍起手來。朱鎔基今天垂垂老矣，當年的白岩松今天評論羽毛球事件有着與人不同的評說。十幾年，很多事都變了，包括曾經決心為民喉舌的記者主播，「中國強大」，對很多人來說，仍然是個不能抗拒的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