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水輪流轉

幾個月前是唐英年因為大宅僭建灰頭土臉，今天輪到當時理直氣壯說家無僭建的梁振英原來亦是同道中人，而且不是一件污兩件穢是六件之多。在七百萬巿民腦海裏，這半年香港政壇當特首的、競選特首的、準備當特首的都是一身羶臭屎密冚到頭來紙包不住火穿煲。曾蔭權的省港澳海陸空已然成為特首史的必要成分，唐英年的巨大地下行宮是一項紀錄，梁振英昭昭說明「我無僭建」還因着唐宅地宮而民意大幅升如今變成香港選舉史最大的競選謊言。香港真的是無人歟，只有這類人才能當特首？

牛死送牛喪的中共掌控下的政治便是如此——塞你一個就得強行吞下——董建華已矣，曾蔭權要不要飲咖啡是後話，可梁振英呢？未來至少五年我們上面的便是此人。

清末吳趼人在一百○八回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寫過這兩段，堪作回歸十五年的注腳： 「只因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中，回頭想來，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那空心大老倌，居然成為上海的土產物。這還是小事。還有許多騙局、拐局、賭局，一切希奇古怪，夢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現——於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風淳樸的地方，變了個輕浮險詐的逋逃藪」。

傷感乎？同意乎？

今年參選特首的三人，到距離登大寶僅七天，竟然三中其二都犯了僭建，只有一個身家清白——唐英年九龍塘地宮在先，梁振英山頂地庫在後，幸而何俊仁未是「變了個輕浮險詐的逋逃藪」。周五晚上，我想起年初泛民一些人批評何俊仁參加特首選舉是與賊謀皮，然而天地難料，唐梁先後失足，謊言一個比一個大，倒過來映照出泛民的何俊仁最冰清玉潔。沒有平地顯不出高山，何俊仁身高丈量都在唐梁之下，人們萬萬想不到的是何俊仁的道德人格此刻遠高唐梁十萬八千倍。

何俊仁道德人格遠高唐梁

梁振英是列根派掌門人，行事有着Teflon 的滑不溜手特質，也許是長年在野，細緻琢磨想東西時間較多，心思縝密得駭人，一句半句話很難讓人逮住。西九事件的立法會調查，我看了幾個上午的會議直播，大狀如林的委員會沒他奈何。我想，從刀筆吏的能力而言，梁振英堪稱一流，文字語意玩得出神入化，還有是讓大陸某些人為之心領神會的字眼，如「方方面面」，如「到群眾中去」，北京來客必會撫鬚微笑孺子可教。文字的流活在梁振英的辯才和機謀看得出來，香港傳媒派出追訪的年輕記者完全不是他手腳，這些當梁振英跟着廖瑤珠初涉政治時仍未生下的年輕人，幾個照面就給耍走。梁振英唯一吃癟的是唐英年辯論時指摘他說過派出防暴隊鎮壓和商台牌照的那幾分鐘。然而不過就是額角滴汗的幾分鐘，而已。

興許是英美語系裏的Too Good to be True，山頂大宅僭建醜聞爆出後，梁振英的政治蜜月期未曾開始已結束。這裏所說的「結束」並非單一含意，梁宅僭建醜聞一直發展到周六上午，其間我極為留意各個政治族群的回應：泛民不分激進溫和都同仇敵愾，只差沒說要吊死梁振英；中產接近建制的自由黨劉健儀對梁振英說「無心之失」表示難以信服。這些政治人物的反應社會基本上可以預見，泛民是理念上的本質對立，自由黨是因為芥蒂和直選的誘因。最有意思的是親中系統尤其是民建聯和工聯會，我翻查了周四到周六的非中共系統報章，也許蒐集不夠齊全，找到民建聯只有劉江華回應，不多，兩次——六月二十二日：「公眾期望專業人士及高官熟悉法例，政治敏感度亦應較高，若梁不清楚解釋，對他日後施政構成困難」；六月二十三日： 「梁振英大宅有多處僭建，問題比較嚴重，我相信他一定知道地牢是僭建，應清楚交代。民建聯重視特首的操守和誠信問題」。

按理說，以香港的親中政團的行為模式，梁振英被揭僭建，他們必會出來講幾句和稀泥式的評論。原因很簡單，大家都是道上同志，況且特首選舉前三天的三月二十二日，民建聯中央委員會決定全部一百四十七張票都投梁振英，這豈止是一條道上的朋友，簡直就是生死之交了。可是到周六上午，民建聯仍沒有死撐梁振英的明顯意圖，給人的感覺是綰着手看戲。雖說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可是怎說梁振英都是七天後的全港之首，民建聯又是梁振英六百八十九票裏的大戶，這種袖手式的回應令人想起「為什麼」這三個字。

親中系統大體默不作聲

我無法以同志死生之約的層次來理解民建聯近冷漠的回應，我只想到一點，這裏頭是不是說明民建聯與梁振英的真實關係便是如此？若是，梁振英上台之後，恐怕不易擺平民建聯，取而代之的是逐項議案計數的貌合神離。這種以利益為膠合劑的政治結合，欠缺了真正的志同道合。從一九六七年暴動至今，左派系統最令人質疑兄弟關係的，梁振英僭建這一回可以說是其中之一。到底是什麼原因，我無法一箸中的，是因為曾鈺成有意參選特首最終打住的後遺症？是這兩檔人根本是各有想法各懷心事，說不上是戰友？還是僭建醜聞會在九月立法會選舉拉低得票率？

我無法知道周五和周六兩天左派對僭建大體默不作聲的原因。不過，在過去幾個星期的〈周記〉裏我提到一樣：梁振英不一定是中共所相信的人，可能只是中共要用的人。若是，相對於此，梁振英肯定不及根正苗紅的曾鈺成。根據這一邏輯，梁振英和左派處於正統和非正統之間，在極為講究論資排輩以及出身的香港左派圍內圈子，梁振英能否把傳統左派一一承下，是他以後管治的其中一個要素。客觀上，梁振英在政治助理以及副局長的招聘出現起伏，有人中空寶失意而還，也有人覺得口不惠實不至。梁振英上台之後，如果傳統左派處處認真，苦日子有得他受。

僭建違傳統左派核心價值

香港傳統左派雖然在六七暴動後四十年換了人間，但基本價值仍在，講究的是同一屋簷下。讀過一點《資本論》的必定知道出處在哪；志同道合，講的是共同政治價值和道德價值。說出來也許會惹人發笑，但事實確是如此，到左派機構工作的新人，只要涉及街外工作，從推銷員到新聞記者，上班第一天，上司的教訓是「不可以收利巿∕黑錢」。《文匯報》前僱員周奕在接受《壹週刊》訪問時說，那年代，馬主給馬經記者利巿、社團給突發記者利巿，左報記者不能收。今天看來，不給利巿給你幾個股票號碼一樣過骨，但至少限度不能明刀明槍的收錢搵着數。這所以程介南當年在傳統左派圈子引起如斯巨大反彈之故，原因不單是從中搞到錢，而是「把愛國力量搞臭」。左派一些人明瞭時代在變形勢在變，然而能夠拿得出去見人的便是「不貪」。因此，縱然可以有其他的解說，我不能想像曾鈺成或譚耀宗會出來公開說僭建沒有問題。因為這觸及了傳統左派的核心價值。

香港這二三十年天翻地覆慨而慷，各式「愛國人士」陸續出籠，有忽然親中，有突然變紅，這些人各有各迎流而上的泳道。這是中共上世紀八十年代與英國鬥爭時的政治拉攏，實利上的各取所需多於心悅誠服的投入。在這一點，香港比起不少地方的左派都太遜了。這幾天，我在YouTube找到兩段片子，看了之後感慨良多，尤其是對香港今天的一些忽然愛國一族上位，以及他們上位後的嘴臉。這兩段片子都是美國電影學會（American Film Institute）二○○八年向華倫比提（Warren Beatty）頒發終身成就獎的片段。片段之一是克林頓上台發言，片段之二是華倫比提得獎後的講話。如果有人說美國人搞政治一塌糊塗沒有立場，看了這兩段片，必不會作如是觀。華倫比提是美國影壇第一號自由派，一九八一年憑《亂世情天》（Reds）演而優則導奪得奧斯卡最佳導演。

President Bill Clinton Salutes Warren Beatty at the AFI Life Achievement Award

克林頓在舞台上說，他自小是華倫比提影迷，一九七二年，美國大選，他替民主黨候選人麥戈文助選。克林頓想說服家鄉一個十九歲年輕婦女投民主黨一票。那婦女說，你休想我支持民主黨。克林頓問，你要怎樣才投民主黨。婦女說，你讓我同華倫比提漫步海灘。這是分明強人所難，但克林頓不怕煩，跑去找當時得令的大明星華倫比提。三十分鐘之後，華倫比提與那名婦女在海灘走了一百碼；自此之後，那婦女從一九七二年一直到二○○八年大選，都投民主黨的票。

華倫比提對自由派矢志不渝

克林頓說的是真事，但更值得敬重的是華倫比提的自由派矢志不渝。當阿爾柏仙奴介紹華倫比提出場時，會場響起的是《國際歌》。矯情了些？真正令人動情的是當華倫比提說到他七十歲了，仍然是支持增加公共開支的死硬自由派，自己是「一個當自由主義是潮流時的自由主義者，是一個當自由主義不是潮流時的自由主義者」（I was a liberal when it was fashionable, I was a liberal when it became unfashionable），全場起立致敬。

Warren Beatty Accepts the AFI Life Achievement Award in 2008

在美國要當左派有憲法上的自由，但卻沒有辦法讓你在右派當道的社會找到好日子。這是事實。華倫比提是異數，既是大明星又是左派，本來，以他的條件要右傾找更多着數有何困難，但這個人就是沒有。我有時覺得，這些在資本主義過着好日子的人支持社會主義是政治上的悠閒；可是時日久了，卻往往對他們的堅持萌生敬意。為的是美國聯邦調查局不會因為你是大明星就不竊聽你的電話，反而是加倍的盯梢追蹤。那是需要成本的：沒有人找你拍電影，沒有人會找你拍廣告。沒有又食又拎，檢了便宜還賣乖，像香港的一些人。

真話

星期二下午的網絡世界變成一片歡樂海洋，周一嶽幾句簡短的電視答問，說李旺陽不似是自殺，這是一個專業醫療工作者理應平常不過的觀察總結，想不到成為網民認定周一嶽從鬼而人跨回奈何橋的證言。

讀了這些網絡留言，香港今天出了什麼事，說真話的人變了民族英雄，是因為太稀有抑或是我們實在是久旱逢甘露？扳着指頭數算，我們與真話久違了，李旺陽事件至今，讓話語飛在空中倏忽變身的幾十個鐘頭的確很難令人忘記：梁振英十一次說「不會評論」李旺陽事件，范徐麗泰跑到樓梯避開記者提問；一個是競選時矢言無懼無畏的候任特首，一個是整個香港僅有一人的全國人大常委，兩個都是唯一，卻是見大人則懼之的一句都不說。到了中通社新聞稿說湖南要刑事偵查李旺陽之死，范太當天就有回應，梁先生當然也有，但我會猜，他也許有一丁點後悔——該不是把那十一次拒絕說得太死？

香港與真話如此天涯海角，難怪這個星期上演的政治荒誕劇讓人更發愁了。文化大革命後，巴金重新執筆一口氣寫了一百幾十篇文章，他沒有百轉千迴講那十年的傷痕文學，他寫了一部書叫《真話集》。在這小集子裏有一篇〈思路〉是有這麼一段： 「只要一息尚存，我還有感受，還有思考，還有是非觀念，就要講話，講真話」。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金，巴金這個筆名取自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兩個名字。巴金寫過《家》、《春》、《秋》等六部曲，但以文革後的《真話集》引起最大震動，在謊話成為中國人民必需品的年代，他提出了異議。

周一嶽醫生那幾句話在周二午後成為香港良心的序言，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想必料不到有如此反響。當然，如果周醫生繼續當官做下去，他那天訪問會不會有這幾句回應亦是疑問。不過，周醫生沒有留在新政府，他不必抱着政治委任官員的計算和考慮，自然而然吐露了這幾句話。我不認識周醫生，但那一刻他的確成為濁浪滔天裏的一抹明亮。從六四二十三周年大遊行到今天快三個星期，香港巿民目光都放在中國的民主和人權事業，這是令人感動並傷感的十幾天。說感動，是香港巿民還能抱守人類美好的良知本質，對於黑白對錯目光如炬；說傷感，是因為我們的感動還不足以感染居廟堂之高的官員。梁振英拒談六四，「沒有補充」以及「我不會評論」足以成為年度詞語首兩名；羅范椒芬的「未定性論」則把六四推到另一個層次成為辯證法的討論，卻從而對主題一閃而過。

政治人物切不可混淆事實顛倒是非

政治人物擁有無可比擬的巨大話語權，但卻切不可混淆事實顛倒是非。趙高過了二千二百年仍是千夫所指，不是因為李斯死後他獨攬大權，而是指鹿為馬的惡行。梁啟超說，「其下則巧言令色，獻眉主人，竊弄國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唐之盧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檜、韓侘冑，明之劉瑾、魏忠賢，穿窬斗筲，無足此數」，把秦檜和魏忠賢與趙高並列。由二千二百年前回到近代中國，趙高之流仍然不缺，五六十年代中共尚算務實之時，當時有一種做法，便是領導人派出身邊工作人員到地方上考察，回來寫報告；今天一些人說的「內參」，多少源出於此。本來，既然中共在全國所有地方都有支部，要得到真實情況不是難事，然而為何要派耳目下去，說穿了就是怕謊話遮蓋事實。即便如此，謊言俯拾即是，一九五八年，彭德懷在大躍進期間到湖南甘肅，看到的和地方報上來的全然不同。

在甘肅，省委對他說人均糧食一千五百斤，可他在蘭州近郊的一個公社，看到一家五口共穿一條褲子的殘酷事實。在家鄉湖南平江縣，他發現地委書記把一九五八年低產量的紀錄說成一九五七年的，把一九五七年高產量說成為一九五八年的。彭德懷後來和毛澤東翻臉，便是由此而起，平江縣一個老紅軍塞給他一張紙，上面寫着幾十個字，如今都是耳熟能詳的舊事： 「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樣過，請為人民鼓嚨呼」。

中國政治便是在說真話和撒謊之間來回游移。近者如八九年六四事件，一直有說北京巿長陳希同向鄧小平虛報軍情，導致鄧下令出兵。中者如「四人幫」向毛澤東弄虛作假，但更大的謊言是由此而來的「毛主席英明，早知四人幫拉幫結派」，這些話前些年一度很流行。遠者如毛澤東的十年八載超英趕美論。這近中遠三事的核心都是謊話作惡，卻沒有人願意出來把謊言戳穿。不敢說真話是中國文化裏的附王心態，弄虛作假是跨黨派的普遍性，識者也會中招，不識或半通不通者更是輸到焦頭爛額。

弄虛作假識者也會中招

吃這記悶棍的是美國中國問題泰斗費正清。他在一九四八年成書的《美國與中國》（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對中共奪得政權以及國民黨敗走大陸的闡釋，便是國民黨「貪污無能」。在這部幾乎一面倒向中共的《美國與中國》之後，費正清在一九八六年的《偉大的中國革命》（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開始調整，出現了不一樣的見解，認為史學家對描述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所作所為時，使用了中國自由派和中共宣傳資料。書中認為，國民黨是用兩條腿走路，可是走的是兩個相反的方向：一條走向現代化，另一條則走向反動方向，國民黨各項弊端，就因着這一交叉錯節部分，得以見諸部分獨立報章和外國記者筆下。雖然極權主義在蔣介石統治下得到支持，但是他們沒有能夠統馭全中國，不像中共的極權主義在得到政權之後所能做的那樣。

讀這一段文章時，是一邊讀一邊心驚肉跳，費正清是哈佛學派的開山祖師，八十年代，他的博士生弟了超過一百人，大壽之日，來的人之中，其中一百多人基本都是他的直接或間接門生。哈佛大學東亞系是研究中國的名門正派，就是中國少林寺那樣的天下武功出少林，可是費正清在三十八年間的兩部書卻讓人看出一九四八年的判斷在一九八六年崩潰。中共對費正清的統戰可說是無微不至，一九四九年前的費正清是美國政府新聞處駐重慶工作人員，打交道對手包括國共兩方，中共與費正清交往最多的是發言人龔澎，即喬冠華當時的妻子。應該說，當時國民黨的確百弊俱生，與中共的清廉自持不能相比，但問題出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共便不是一九四九年前的費正清所以預測。

謊言或假話得以盛行，有其客觀大氣候。這一氣候的由來，往往是人的自我創造。中共吹牛皮在大躍進期間達到巔峰，吹的人都不相信了，但被迫繼續吹牛繼續相信，便是因為身邊所有的人都在從事同一種行為，這種朋輩之間的互動壓力，使得令到撒謊「不那麼充滿罪惡」。文革時身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歷史的說法是他死於紅衛兵之下，背後是毛澤東的獨攬大權的陽謀。但大躍進時，卻是劉少奇第一個提出要搞個人崇拜，這種自掘墳墓式的做法，挖出一個萬人坑，讓全國人民都把自己葬送其中。

引蛇出洞再沒有人敢說真話

毛澤東搞百家爭鳴變成引蛇出洞，把中國人民勤勞樸實的特質一鍋端，以後再沒有人敢說真話，講出來的下場是被打成右派，小則身敗名裂，重則身死當場。於是中國變成「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裱貼式天下無事，內裏則是毛澤東林彪的你死我活的鬥爭；虛假的同志關係底下是臭不可聞的政治劇鬥。這種只講一邊話的風氣傳到香港也十幾年了，只是人人都習慣，就像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想不到周一嶽忽然說了幾句人話，就把皇帝的新衣捅破。

巴金文革之後的大徹大悟提倡真話，對這個三十年代已相當「前進」的知識分子來說，應屬痛定思痛的反省；香港巿民中毒未深，還未整個掉進謊話連篇或是囁嚅黏涎的大環境。周一嶽的短短幾句話，讓人從混亂不明的語文、拖拉扯皮的言句裏清醒過來，治病救人，果是醫生本色。

殺人者終必覆滅

李旺陽之死帶來的是憤怒。人有惻隱之心，怎麼說以人為本的政權也該有同理心，一個既聾且瞎的花甲老人就這樣掛在窗沿睜着眼睛死去，四萬億外匯全球經濟體第二奧運金牌榜冠軍就算把人送到火星都不能讓百姓活得舒暢的國家不如也掛了算。

聞一多在李公樸遭刺殺後說： 「這X天，大家曉得，在昆明出現了歷史上最卑污、最無恥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麼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過用筆、用嘴寫出了千萬人民心中壓着的話，大家有筆有嘴有理由講啊，為什麼要打，要殺，而且偷偷摸摸地殺？」這是今天中國大陸學生課本指定讀物，這一課叫〈最後一次的演講〉。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聞一多在為四天前遭國民黨特務殺害的李公樸悼念大會上慷慨陳詞，那時國民黨不得人心，軍特以暗殺手段把進步知識分子一個一個刺殺，目的是捂住他們的嘴巴。聞一多在追悼大會之後，回到家門前被殺，成為震動一時的慘案。

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上海各界舉行李公樸、聞一多追悼會，周恩來的悼辭由鄧穎超讀出：「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時局極端險惡，人心異常悲憤。但此時此地，有何話可說？我謹以最虔誠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絕，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殺人者終必覆滅。」中共想不到的是，近七十年前周恩來的講話竟然是在說今天的自己。

中國國情是黑牢

儘管有破紀錄的十八萬人參加六四二十三周年燭光集會，可是到了李旺陽去世，才知道我們了解六四的實在太少，連支聯會也不一定知道有個叫李旺陽的湖南漢子坐了二十一年牢；更不可能知道，這人進監獄時還能看到可以聽到一口牙都完好，從李旺陽出獄後的照片看，眼睛看不到，耳朵聽不到，門牙沒了，只有右邊幾顆犬牙。這該不是二十一年間的人體自然老化結果吧？這二十一年，李旺陽在湖南一個小小的監獄失去了自由和視覺聽覺，沒有人知道全國在六四之後到底還有多少這類人坐破牢底，還有多少仍然在暗無天日的齷齪監房生死不聞。每年六四，西方總有人或國家表達對六四的回應，一般而言，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會板着臉孔說國情有別，內政不容干涉。說得也是，不由分說扔入黑牢由得獄吏把你的牙齒一顆一顆敲脫，把你的眼睛耳朵用盡方法一樣一樣摧毁。這便是國情。

香港社會對李旺陽的悲憤是有原因的，傷殘人士遭到不由分說如此欺侮，坐二十一年牢意志力強得一直挺下來的鐵漢就這樣不明不白死去，引起的反響遠遠不是湖南邵陽所能想像。香港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說要表達關注，有人說要去信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查個水落石出，有人譏之為政治抽水，我部分同意，但走出來說要敦促全國人大介入的，總比看着形勢說要「等待更清楚的證據才介入」來得沒有那麼冷血。這裏頭是政治投機，我敢保證，哪天中共說要調查李旺陽案（還不是要查出結果，只是說開始調查），前幾天幽幽說不應立法機關介入的那幾號人，馬上比你比我都來得義憤填膺說必定要查到底。當然亦有不表態的，包括候任特首梁振英，也許，和六四那次一樣，這次也是要定性之後才表達看法。政治投機主義愈來愈成為香港風土病。

港愈趨政治投機

中國當權者是慣了這樣對待不同政見者。中共如是，國民黨亦曾如此。那天和主編黎佩芬談起李旺陽案的時候，我想起了陳文成。對香港巿民來說，這是完全陌生的名字，對台灣來說，陳文成是台灣最暗無天日年代的受害者。陳文成是台灣大學數學碩士，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穿博士袍時僅二十七歲，之後在以理工科著稱的卡內基梅隆大學任統計學助理教授。一九八一年夏天，陳文成回台灣省親，七月三日發現陳屍台灣大學圖書館旁的空地上。

國民黨當局說陳文成「畏罪自殺」，卻說不出陳文成畏什麼罪。由於陳文成是著名學者，事件迅速引起關注，原來，警備總司令部約談陳文成的原因，是他在美國時曾經捐款給黨外刊物《美麗島雜誌》。當時蔣介石雖逝世多年，但台灣仍是蔣家天下，國民黨控制政軍特三重權力，《美麗島雜誌》說不上公開支持台獨，但對現狀每多針砭。在台灣，「黨外」泛指在野黨或反對派，說不上是足以推倒政權的氣候。

想起台灣陳文成

陳文成只是向《美麗島雜誌》捐錢便被帶走，之後陳屍街心，國民黨劣拙的解釋，稍為有點常識都知道是謀殺。陳文成姐姐陳寶月說，「陳文成的脖子曾被電擊棒電擊，十根指甲被細針刺，五臟六腑都被打爛了，生前還被灌毒藥，家屬撿骨時發現骨頭都是黑的」。由於陳文成是美國大學教授，卡內基梅隆大學很重視這宗案子，於是派出陳文成的同事及曾經擔任法醫的韋契特（Cyril Wecht）到台灣了解事件。

由於台灣當時已與美國斷交，僅靠美國國會的《台灣關係法》維持半吊子的關係，對美國倚賴極大，主子要來，台灣沒有辦法只得打開大門。當時台灣仍是戒嚴時期，新聞局長是留美博士宋楚瑜，美聯社駐台記者周清月（Tina Chou）發出新聞稿，說韋契特等來台灣「驗屍」（autopsy），宋楚瑜勃然大怒，說周清月的報道「損害國家主權和法律尊嚴」，說周的稿子應該寫作「審視」（view）陳文成的屍體，更取消了周清月的採訪證。韋契特看了陳文成的屍體，回到美國後表示，陳文成「可能是以側着身子的姿勢被丟到地面」，也就說，陳文成之死是他殺。同行的陳文成同事狄格魯進一步說，此行中的發現，不能打消他對「中華民國政府某些部門可能涉及陳文成死亡案」的看法。韋契特並以〈台灣謀殺案〉（Murder in Taiwan）為題，在《美國法醫暨病理學期刊》撰文闡述始末。

縱然如此的調查結果以及陳文成姐姐的目擊證言，陳文成案一直沒有水落石出。三十一年來，台灣由戒嚴而至解嚴，由蔣家到李登輝而陳水扁再到馬英九，但英年早逝的陳文成之死從未有正式的調查結果。陳水扁和馬英九上台伊始都說要再查，陳水扁二○○○年五月看了陳文成案宗卷後說要徹查，弄個水落石出，結果到他下台之時，不要說調查，連專責委員會也沒有。馬英九二○○九年也說過類似的說法，但失望透頂的陳文成家人早已失去信心，不相信馬英九會查出真相。

粗暴對待異見者

李旺陽案令我想起陳文成案的原因，不僅是不同政見者的離奇身死，而是從生而死過程中，國家機器的橫行粗暴和顢頇。台灣的警備總司令部和今天大陸的國安公安在兩案是二而一的都是大棒子，擁有無上權力，不受法律牽制，只要認為誰有嫌疑，各式暴力馬上到來。陳文成姐姐看到的是一具滿身傷痕的屍體，李旺陽家人看到的是什麼？韋契特雖不能驗屍，但總算可以「審視」，最後得出「給人丟到地面」的結論。於陳文成家人而言，韋契特的一番話猶如春雷乍響，官方沒有調查結果，但民間的調查已然把警備總司令部的謊言戳穿。李旺陽則是迅速火化，連質疑的機會都沒有，如果明年中國國務院反駁西方的人權報告，自詡中國人權大有改善，我相信，還記着「李旺陽」這三個字的都不會同意。

中共和國民黨在對待不同政見者是孿生式的同一手段，和這兩個政黨是列寧式政黨有直接關係。更進一步的是政治自卑感作祟，宋楚瑜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碩士、喬治城大學博士，論文師從政治學者Jeane Kirkpatrick 研究中美關係。以一個接受如此深厚西方教育的學者型官員，理應充滿理性客觀，可是宋楚瑜掙脫不了軍機處行走的封建，無法擺脫中國政治裏的桎梏，所以才有「損害國家主權和法律尊嚴」之語。這些話，中共後來拾宋楚瑜牙慧，一談到人權，馬上祭出「不容侵犯」，新意一點都沒有，折射出是威權政治不因黨派之別而不同。

李旺陽之死比起陳文成不值，陳文成死後，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炮口朝着台北，蔣家政權被迫調整政策，其中縈縈大者有三，一、警備總司令部以後約談不同政見人士，不能隨意秘密約談；二、取消海外黑名單；三、國民出入境毋須警備總司令部同意。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正式成立，嗣後是開放黨禁；一九八七年，台灣宣布結束長達三十七年的戒嚴期；一九八八年，台灣開放報禁。今天台灣已是一個西方政治學裏的正常政權，陳文成案毋庸置疑是其中一個觸媒。

中共心狠手辣

李旺陽悲情身故，只留下一坯骨灰，無以控訴中共殘暴，在這一點，中共比一九八一年的國民黨來得心狠手辣，與一九四六年國民黨的無法無天不遑多讓。李旺陽懸着窗前的圖片帶來的震撼，令人從大國崛起的說詞中清醒過來，偏安一隅的港人無語問蒼天，彼蒼者天，曷其有極。我找到陳文成案主角之一、美聯社記者周清月的一篇文章〈寫給台灣的情書〉——「一九八一年，真是好久以前的事，當年政治的封閉、言論的壟斷、異己的肅殺，已成昨天的夢魘。台灣人誰也不想、也不會再過那種日子。年輕人也想像不出，他們的爸爸媽媽，曾經提心吊膽地過日子，怕說錯話，怕認識錯人，怕讀錯書，怕出現在錯的場合。陳文成若投胎，一定會覺得現在的日子，太好混了。他當年惹火當權者，只不過是因為在海外支持島內黨外的民主運動而已。他若還活着，一定會很羨慕現今海外異議人士的權利。」

一九八一年，陳文成被殺，屍棄台灣大學；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台灣從此脫離獨裁的兩蔣年代。

前後七年。

一九四六年七月，李公樸、聞一多先後遇刺；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撤走大陸。

前後三年。

人民不會忘記

周六清晨讀報，候任特首梁振英周五被記者問到「六四至今未平反有何看法」時沒作回應，「快步踏上政府私家車外出午膳」。到了周六下午，香港電台即時新聞網頁報道，「候任特首梁振英出席地區論壇後見記者，他兩度被問及六四問題時回應，六四問題最近已談了很多，沒有補充。競選特首期間，梁振英也遇過類似提問，記得在電視上看到的回應是三番四次說「沒有新補充」。

我不記得近期梁振英有沒有就六四事件說過些什麼，「沒有新補充」這句話因何而來，令人納罕。前兩天，我在facebook 上看到一張帖子，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一則聲明：

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仁的北京愛國同胞
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
向文匯報全體員工致崇高敬意
梁振英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這個聲明裏的「梁振英」，很可能是我們七月一日之後的新特首梁振英；也就是說，由於梁振英一直沒有公開回應六四事件，他所說的「沒有新補充」，是不是對這個聲明的「沒有新補充」？當然，也有百分之一的可能，這個刊登聲明的「梁振英」不是今天風頭甚勁的候任特首。或者說，連當事人也許忘了某年某月曾經刊登聲明，這不奇怪，十年前的事亦不一定人人記得，在記憶的沉澱過程裏總會有着遺忘，哪怕是刻意的遺忘。

六四二十三周年，我看着二十周年再版的《人民不會忘記》，書題蒼勁的毛筆字是舊友手筆，還記得他在燠熱夜裏在毛紙上寫字的情景。刻骨銘心的事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六四已經成為香港特首的原罪，而且這一發展趨勢是愈來愈「沒話可說」。到七月一日，十五年間三名特首，董建華是曾經回應六四事件的，他的六四「包袱論」要香港巿民放下六四，云云。曾蔭權也回應過六四，「我明白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及看法，事件發生之後，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有客觀的評價……我的意見就是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這也是我現在的看法」。董曾都表了態，梁卻一言不發，不置一詞。有人說，這題目是難以開口評論，也有人認為連表態都沒有，不敢面對社會。我卻在這些嘮叨講話和拒絕評論之間找到一個共通點：機會主義的成分多得駭人。

機會主義成分多得駭人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前後正值我的認識中國政治啟蒙，也是中國政治翻天的年代。父親是工會鐵桿成員，天天拿着報紙讀「帝國主義一天一天爛下去，社會主義祖國一天一天好起來」，可是家裏老是三天兩頭把花生油寄回大陸親友處，看着母親把舊衣服用白布包起，用毛筆寫上地址到郵局寄回老家。在那腥紅的年代，工會裏沒有人質疑偉大祖國出了什麼事。年輕的朋友也許不知道，那些年左毒氾濫，一角錢一份的香港《文匯報》是用簡體字印行的。一九七六年初是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工會天天開會學習中央指示，一個幾百人的工會的「中央最高指示」其實是幾份左報的新聞，內容八九不離十是狠批翻案風，或是狠批唯生產力論，早些時則是學習《反杜林論》。對於一個剛上中學的少年來說，這些字我都認得，說的內容一句都不懂。只是聽父親說，工會批判起來，有人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鬥垮鬥臭走資派。

同年十月的一個星期五下午，我一身汗水從學校跑到亞皆老街洗衣街交界，報紙檔的《工商晚報》頭版斗大標題是江青張春橋被捕。那時還沒有「四人幫」這個名詞。變化是從那天傍晚開始，工會沉寂下來，學習會馬虎交差，人人心裏激盪不已——北京出了什麼事？大半個月後，北京上海廣州都有幾十萬以至上百萬人上街慶祝打倒四人幫，工會的學習會重新展開。今次是狠批四人幫，再有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聲震天批評四人幫禍國殃民，把毛主席的紅旗玷污了。這些人包括幾個月前也是涕淚交零的那幾位，不知就裏的，往往容易把他們誤認在文化大革命吃盡苦頭的一群，殊不知這幾號人半年前才要把毛主席的革命推行到底，要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江山。

中國政治最容易培養兩頭蛇，文革之後有個詞很妙：騎牆派，一個人騎在高牆上兩邊盡收眼底，這邊風光獨好就倒過來這邊，一到風雲色變就倒向另一頭。對於至今不渝的極左派，我總覺得他們有政治信仰的自由，改革開放都三十幾年，他們要信毛澤東那套是他們的事。就等於今天美國共產黨那樣，又或是七十年代末的日本共產黨一樣的充滿毛派色彩，他們篤信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世界，沒有壞心腸，只是相信。

英國倫敦海德公園在我勾留的時日裏，每逢星期日都去看人演說，有個英共老頭，站在肥皂箱上，前頭貼着英共機關報《星晨報》（The Morning Star），大談共產主義；當時是戴卓爾夫人民望最高峰期，半左派的工黨連混都沒法混下去，何況英共。老頭的聽者寥寥，他卻口沫橫飛，不能自已，沉醉在共產主義世界大同。日共機關報《赤旗報》是另一類，一九七九年中共出兵越南，《赤旗報》認為北京是帝國主義者，於是派人到越南採訪，記者高野功在戰地被子彈擊中身亡。英共早於一九九一年隨蘇共解體，日共也失去了安保鬥爭年代耀目的光彩，儘管在國會還有幾個議席，但與宮本顯治當委員長時相比，今天日共只是邊緣小黨，但仍是挺直腰板的小黨。

不談六四早已料到

梁振英不談六四早就料到，很簡單，他在中國政治這一塊只能規行矩步。這不是與他得到或得不到中聯辦的支持有關，而是從根本上他不是曾鈺成那種。中共一貫以「用」和「信」交替處理港事，曾鈺成的是「信」，他的忠誠不會因為一件事兩件事產生根本變化，這就是劉賓雁《第二種忠誠》主人翁陳世忠的那種「向親愛的黨獻出我一顆僅存的赤誠之心」，所以曾鈺成可以講「關於六四，我曾公開說過，很清晰的，當年政府當然是做錯，否則就不會死人」仍然獲得充分信任。梁振英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聲明說過，但至今沒有再完整置喙，除了他小心翼翼，更多的是不存在中共足以信膺的第二種忠誠。

中共近十年全力塗改六四史實，包括「經濟發展優次論」——以經濟成就高於一切來矮化六四衝擊；有「中國人權進步論」——中國人民普遍能吃飽飯，證諸今天比以前好，以此蓋過六四屠殺；有一種「西方和平演變論」——六四後曾經盛行，但當鄧小平的孫子也是美國人之後便漸次銷聲；最下三濫但也最常見的是「理性討論、客觀分析論」，把一件人人都知道都看過的事實，以所謂再討論來分拆剖開，以枝節小疵圖推翻大局。香港一些人對此很熱中，但都無法扭轉形勢，徒變小丑。

諸多法寶俱無作用，因為事實太真實亦太血腥，完全與人們理解的「愛民如子」的中共背道而馳。我在寫這篇周記前，到YouTube 上找了一大批和六四有關的錄像，再把相關的評論快讀一遍。我猜，可能要待親眼目睹六四的一代全部死清光、YouTube 被中共中央宣傳部收購，指鹿為馬的伎倆才能有操作空間。

人的大腦其實有好多空間，可以永遠儲存大量記憶，創立相對論的愛因斯坦也只用了十分之一的大腦，所謂遺忘歷史之說，非但經不起科學的測試，更經不起道德的考驗。

午夜夢迴的不能忘懷

說忘記了六四，人們會明白不是由於大腦記憶體塞滿的緣故，而是刻意的忘懷。二十三年來的六月四日晚上都是維園燭光遍地，我每次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總會想着一個命題：二十三年前在愛丁堡廣場上、在快活谷的人群裏、在蜿蜒港島北怡和街軒尼詩道上的成千上萬示威民眾裏，這些人今天怎樣——是繼續走上這條路？是假意忘記當年種種？是刻意抹黑民主運動？香港是自由社會，不可能強制不容抹去那腥紅久了後轉為暗黑的血記憶，一些人有他們忘記的自由，也有撒謊以轉移視線的自由。我只是想問，六四深夜午夜夢迴，輾轉反側不能成眠的那幾十分鐘，你們真的沒有想起那年那月揮拳疾呼「打倒法西斯」麼？真的沒有想起年輕的身體在五十噸的坦克下壓成肉泥的景象麼？回憶是永遠抹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