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迺迪總統的智囊，三十出頭已是白宮內最有頭腦的幕僚，美國政治史家所說的甘迺迪政府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中的最出類拔萃一人。一九六一年甘迺迪在大雪紛飛的冬日宣誓就職，講詞便是由年僅三十二歲的索倫森撰寫，其中有一句從此五十年被用爛的名句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當年令美國上下血脈沸騰，也令甘迺迪縱然如何徵歌逐色亦長年入選美國歷史最佳總統之列。
美國戰後擢升速度最快的將軍，六年間由中校升到四星上將，由越南戰場的一個中級指揮官，最後官至北約盟軍最高統帥，率領三百萬北約軍隊與五百萬華約集團軍隊對峙。海格的從政最高點是在列根年代擔任國務卿，但也是他的官運墜落起點——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日，列根遇剌，當時在白宮的海格向全國電視觀眾說了一段話。對於行伍出身的海格來說，這段話沒有大小尊卑和適恰的禮儀：As of now， I am in control here， in the White House（在這一刻，我在白宮這裏掌控大局）。按照美國權力排行榜，國務卿之前依次是總統、副總統、眾議院議長，海格這句話導致他只有下台一途。
既是如此，民間看到沒有出路，各種反彈紛紛出籠，從老百姓的順口溜到《零八憲章》，都是中國人民自我救贖的手段，不同的是做法不一樣。這一走向，往往在警察國家的高壓下遭到毁滅性打擊，劉曉波和一百一十年前的譚嗣同某程度有着相同特質——都是以一己肉身警醒國人，不同的是譚嗣同以死明志，劉曉波則堅決坐破牢底。六四事件後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主播杜憲穿黑衣讀新聞遭撤職，前天李小萌的一張空凳照片相信會為她惹來麻煩，我猜，杜女士和李女士作出這些決定前，一定想過會有哪種結果的。這是西方文化裏難以名述的中國文化，是形諸於內的俠氣（the spirit of hsia），是從容就義的悲壯，是決心一死的「去留肝膽兩崑崙」。
平心而論，記者都是靠提問make a living，我明白向奧巴馬提問對任何一個記者的無可抗拒吸引力。這中間不涉及大國和小國關係，和經濟起飛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沒有外在關連，不過，我必須在這裏說，對於芮成鋼那天的表現不必過早定論，明年三月，北京人大政協兩會期間的總理記者會和外長記者會，我期待芮成鋼也能像那天和奧巴馬針鋒相對那樣勇於提問，到那時再評說芮先生是否一個及格的記者也不遲。
不過，無論明年在溫總理或楊外長記者會上表現如何，芮成鋼至少可以馬上加入美國記者的「向總統吆喝俱樂部」。不知什麼原因，美國記者對美國總統特別不客氣，八十年代，美國廣播公司（ABC）記者唐納森（Sam Donaldson）是連列根都怕他的人，他往往在記者會結束之際、總統轉身走人之時，高喊一句「且慢，總統先生」（hold on, Mr. President），跟着就是辛辣無比的提問。似乎唐納森以此感到自豪，連自傳也用這句話作書名。從表演事業的角度看，唐納森高聲喊話帶着一點點這些特質，然而這種特質並不是僅限於他，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丹拉瑟（Dan Rather），七十年代剛上任駐白宮記者時，就曾在電視直播的全國記者會質問尼克遜總統「你在搞什麼鬼」。至於對着等而下之的副總統和部長，丹拉瑟更不客氣了，一九八八年大選前夕，角逐總統更上一層樓的當任副總統老布殊，本來約了到電視台接受丹拉瑟訪問，老頭不知什麼原因遲到，本來以電視台的應變能力，這三幾分鐘完全可以搪塞過去，丹拉瑟卻忍受不了被訪者遲到，趁着廣告時間一溜煙跑了出去，弄得老布殊到了之後乾等沒有人理睬。
之後的發展人所共知——尼克遜要求聯邦政府發出禁制令，《紐約時報》讀者十五天讀不到這份文件。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紐約時報》勝訴。大法官Hugo Black 寫出了足以被視為美國新聞自由基石的判辭，這是美國記者的護身符，也是美國無法以泄密罪起訴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的憲制根本："In the First Amendment the Founding Fathers gave the free press the protection it must have to fulfill its essential role in our democracy.
The press was to serve the governed, not the governors. The Government's power to censor the press was abolished so that the press would remain forever free to censure the Government. The press was protected so that it could bare the secrets of government and inform the people. Only a free and unrestrained press can effectively expose deception in government. […] The word 'security' is a broad, vague generality whose contours should not be invoked to abrogate the fundamental law embodied in the First Amendment."
——New York Times Co.v. United States,403 U.S. 713,714（1971）
案子以《紐約時報》繼續刊登五角大樓文件告終，Hugo Black 的判辭為接下來的另一宗大新聞鳴鑼開道，《華盛頓郵報》以水門案直逼尼克遜下台。儘管《紐約時報》當時和《華盛頓郵報》同行如敵國，但扒灰揭臭之心則一。水門案是控制《華盛頓郵報》的葛雷姆家族最彪炳成就，然而，倘沒有Hugo Black 和《紐約時報》五角大樓文件案在前，《華盛頓郵報》或許無法在水門案破土而出。《華盛頓郵報》當時負責採訪的兩名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 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在主編Ben Bradlee 指揮下，靠着線人「深喉」捅出驚天大陰謀。事隔這些年回望，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鍥而不捨的努力固然是找到大新聞的其中之一原因（光是在國會圖書館翻查高如小山的借書紀錄，以確定涉案其中一人與白宮有關，足以令生活在電腦世界的新世代記者望而卻步），但Ben Bradlee 完全放手給加入資歷尚淺的伍德沃德和跑巿政新聞的伯恩斯坦負責，這是水門案另一個令人津津樂道的片段。一九七六年，羅拔烈福和德斯汀荷夫曼在講述水門案的電影《驚天大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有這一場內容：伍德沃德（羅拔烈福）和伯恩斯坦（德斯汀荷夫曼）天天把稿送給Ben Bradlee 審閱，Ben不是改得七零八落便是塞進報屁股做小一段了事；有一天夜裏，二人找到新突破，足以讓尼克遜無法狡辯，Ben Bradlee 剛巧要出去，二人趕緊把稿件交他看。神情肅穆的Ben Bradlee 問了一連串問題後把原稿給回二人，說了一句run that baby，站起來朝報社電梯走去，走着走着，忽然奮力朝空中猛揮一下手臂。
我說失望，是因為伍德沃德成為美國首屈一指的政治傳記作家後出現一百八十度遽變，小布殊上台後尤為明顯，從以前月旦時事批評政客，變成捧哏擦鞋的一員，讀過他的《Bush at War》的老讀者無一不搖頭嘆息：怎麼一個勇於揭露不公的記者走上這條路去了？滿書都是善頌善禱的肉麻放軟手腳，記者的insight 和批判本質永恒地消失在黑洞之中。華盛頓官場有一種說法，是伍德沃德的工作方法頗令人扼腕：邀人訪問為新書內容籌劃，倘若這人接受採訪，往往在書裏以正面出現的居多，拒絕採訪的多沒有好下場。這種耳語在華府官場不脛而走多時，到了小布殊年代的國務卿鮑威爾自爆有這種待遇後，伍德沃德的名譽開始走向負面。
標兵慢慢走向沉淪
在美國新聞行業，像伍德沃德靠一管筆開山劈石寫出彩虹的屈指可數，像他那樣因時着勢轉而曲筆奉承的所見的也不多。可是偏偏就是這個標兵人物慢慢走向沉淪，這到底誰改變了誰已不可考，事實是美國傳媒在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以降，似乎無一能夠承襲六七十年代在晉董狐筆的遺風，難以讓人期待會有Ed Murrow 單挑麥卡錫的道德勇氣。更令人慨嘆的是，維基解密今年三度抖出機密，美國傳媒頂多扮演合作角色，無一能獨挑大樑，相對於大西洋彼岸的英國廣播公司（BBC）世界盃主辦權揭盅前夕爆出國際足協醜聞，在新聞自由這一環節風騷多年的美國傳媒相形失色。美國一些新聞記者的新聞竟然就是如斯自我墮落，俯首蒼天，上無以對擲地有聲的Hugo Black 判辭，下無以對忠心不貳的讀者，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那是永遠的遺憾。
韓戰難以在學術上取得巨大研究成果的另一原因是史料難求，客觀上和這場戰爭六十年來仍處於技術上的暫時停火有關，當然這和中美兩大幕前玩家刻意隱瞞也有極大關係。西方史學界對韓戰的研究，嚴格來說是只有一份具參考價值的文章，一九六○年， 美國亞里桑那大學教授惠廷（Allen Whiting）寫過一部當時來說相當出眾的專著China Crosses the Yalu :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跨過鴨綠江，中國參加韓戰的決定）。這書付梓以來一直引起爭議，甚至在成書五十年後的今天，因着惠廷指出中共由始至終不情不願打韓戰，令學界對它仍然爭論不少。在充滿爾虞我詐的冷戰年代，惠廷這一說法被批評者指為吃了中共茶禮，因為在六十年代的氛圍，中共是意識型態框架裏好戰的一方，哪可能是被動參戰，但惠廷就是根據中共宣傳資料的有限篇幅，推論出當時被評為是替人說好話的學術結果。
歷史是要求極其嚴格的一門學問，必須經過大量細緻的比對研究，才能重塑部分真像。我不敢在這裏用「真相」一詞的原因，是因為故人已去，何以對質，況且這其中還有為逝者諱的一些因素。職是之故，惠廷這部書面世後不獲好評，然而此書卻又是少數能夠通過嚴格審稿制度出版的學術書刊，要了解東北亞地緣政治，暗紅色封面的China Crosses the Yalu :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幾乎等於聖經。直到一九九四年，中國旅美學者陳健寫了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一先一後，相距三十四年。
愛國歌曲特別易上口，《歌唱祖國》如此，《星條旗之歌》也如是；《義勇軍進行曲》慷慨激昂，《星條旗之歌》血氣上湧；《義勇軍進行曲》裏「起來，不要做奴隸的人民……」小號一吹，人們想到的是八年抗戰打日本鬼子，《星旗條之歌》裏「gave proof through the night that our flag was still there」反英情緒滿溢。每個國家都有類似教育，不同的是名目，中國和即將全面推行的香港叫這做國民教育，美國人叫這是citizen education。相同的是，國歌都是在學校裏學的，而且在各種場合都要唱，《義勇軍進行曲》今天在香港是電視新聞前播放的，《星條旗之歌》則是看一場球賽就要唱一回。根據美國棒球賽傳統，第七局打了上半，全場觀眾要起立唱《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還要邊唱邊伸懶腰；九一一之後變了，七局半後改唱《天佑美國》。近些年我還發現一個現象，就是中國運動員學了美國那一套，奏起《義勇軍進行曲》時，右手按左胸，這名堂叫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美國和她的前殖民地都有這一式，想不到根正苗紅的中國搞了一個海盜版。
我在美國聽過一次小學國民教育課。那是在紐約下東城區的容閎小學，黑人女教師來來去去圍繞一個主題： 美國憲法裏的三字經We the People。她那天也講到民主自由這些，但重點是講憲法和憲法修訂案第一條的言論自由。我猜，美國學生上高中前，學到的國民教育一定比香港絕大部分政治和社會活動家為少——沒有概念性的鑽研，更不會說到妥協是民主的最高藝術這層次， 勉強可能讀過林肯的〈蓋茨堡演講〉（Gettysburg Address），一九九七年江澤民訪美時也當眾背過。之後便是各自修行，看球賽前全體起立唱《星條旗之歌》，你可以唱，不唱也不會給人說你不愛國。這是馬虎扯皮的學園國民教育，但反正你生活的世界便是國民教育氛圍：今天有人上街示威，明天工會罷工設糾察線，還有人在國會大門外燒星條旗。
選擇的自由至為珍貴
毋庸諱言，美國有極令人討厭的大國沙文主義，要當世界警察世界財主的霸權思想，更是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內亂根源。七年前出兵伊拉克美國人人叫好，那是盲目愛國主義，美國人民因為這種大美國思想吃足八年虧，痛定思痛，才有八年後的奧巴馬大勝而回。然而，誰上台誰下野都是小事，寶貴的是社會有總結經驗和選擇的自由，白人至上主義者3K 黨仍然存在，要燒國旗也有憲法保護。這種多元性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美式國民教育精髓，我想，江澤民默背〈蓋茨堡演講〉時，最後一段的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應該不至於乾念口簧不明所以吧。
今年的威尼斯影展令人心動的原因在於兩個人及其產生的關連，蘇菲亞哥普拉以《Somewhere》奪得金獅獎是半夜一時傳出的消息，我當即想到的是她父親哥普拉（Francis Ford Coppola）。另一是獲得終身成就獎的吳宇森。哥普拉和吳宇森都是我葽R的導演，這不僅由於他們各自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把暴力美學發揮到極致，而是他們在這些看似子彈橫飛警匪片裏突顯對傳統的執著，對出賣朋友出賣道義的強力批判，對以強凌弱以男欺女的強烈反彈，光與影之間滲透出一股書生之氣。
或曰，有人念洋書多了，背棄了中國讀書人風骨，這是以偏概全。英語裏有一句話叫A Man for All Seasons，這也是五十年代BBC 電台一齣宮幃廣播劇的名字，內容是說十六世紀亨利八世的大臣莫爾（Thomas More），公開反對亨利八世再娶，結果落得被燒死的下場。事隔四百年，莫爾獲得梵蒂岡封聖，終告平反。以今天的道德標準而論，莫爾確有一點點食古不化，但敢於犯龍顏的精神卻是極為了不起。A Man for All Seasons 後來在六十年代拍成電影，當年在港上映，戲名譯為《日月精忠》，個人認為稍偏原意，精忠在中國文化裏可以理解為愚忠；但若解說是對一己原則的精忠或會說得過去，不過，這都是後話了。
胡錦濤紆尊降貴見李嘉誠究竟因何而來，這一點大概只有胡李兩位才知道。不過，這一見，卻見出了近代政治史的先河——真的想不起最近這些年間，世界大國的最高領導人會對一個商人講出這樣的話來。克林頓小布殊奧巴馬至低限度沒有在公開場合對Bill Gates 或Warren Buffett 講出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之類的說話，也許這幾個人私底下天天在電話上講幾個鐘頭，可是公開的講，精明如克林頓窩囊如小布殊左傾如奧巴馬，都沒有。至於日本這個現代金權政治始祖對這些也很避忌，十幾年前金丸信擔任自民黨幹事長時常和金主吃飯聊一聊，但金丸是自民黨的人，不是政府官員，很難想像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鳩山由紀夫會對西武的堤義明說很想和你談一次。聽說英國貝理雅是和維京的布蘭森是好友，但把布蘭森請到唐寧街十號，說「聽說你來了倫敦，我跟官員說要見見你」，倒是沒有。
我不知道曾蔭權那幾個打到菲律賓的電話能不能起作用，也不知道人家是怎樣看他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但是曾蔭權如何縮骨怕死也得打，總不成叫外交部替你先打一回。當然，外交部長完全可以直接打到阿奎諾三世的頭， 我也不會相信菲律賓會把telephone from Beijing 只接到幕僚的分機上。但中共的考慮明顯千頭萬緒，因此當香港記者蜂擁到馬尼拉，碰上胖胖的當過外交部發言人的駐菲大使劉建超，問大使阿奎諾三世道歉了沒有，大使的說法是話裏有話：在不同場合，菲律賓官員表示了歉意。是什麼場合哪些官員，劉大使沒有說；可是說了出來，中菲關係就頭大了，所以過了兩天，香港忽然在馬尼拉路路暢通。
那年暑假，我從紐約南下阿拉巴馬州探朋友，差不多三個月都在朋友那中餐館蒙頭大睡，間中廚子放假，我捋起衣袖替班胡亂弄些碟頭飯。記得有一個黑人，幾乎天天都來吃shrimp with black bean sauce over rice，即是我們所說的豉椒蝦球飯，四塊九毛半一碟，其實我也不明白他為何吃得津津有味，大概是濃烈的豆豉和蒜頭獻汁緣故了吧。熟了，就像其他人一樣問你同一個問題﹕man，you know chinese kung fu？這句話我在三藩巿被問過，在紐約避不了，美國人老是覺得中國人一定懂得功夫，可是他們卻不會去問韓國人會不會跆拳道或日本人會不會空手道。
六十年代的中共國門緊閉，毛澤東和蘇聯鬧翻，美國的圍堵高牆從東北亞的朝鮮南下日本台灣菲律賓越南泰國，那時中共的好朋友是同樣一窮二白的阿爾巴尼亞。一九六九年，解放軍在珍寶島與蘇軍血戰一場，那是二戰之後，第一次兩個擁有核武國家間的武裝衝突。蘇軍吃了大虧，把歐洲的精銳部隊往東調，陳兵百萬中蘇邊境；蘇聯還向美國試探，倘若以核武攻擊中國東北重工業基地，華府的反應如何。中共不敢怠慢，發出「一號命令」，高級官員緊急離京疏散，全國進入備戰狀態。差不多在這一時候，美國內部開始討論和中共的交往，其中之一的觸媒是無官職在身的尼克遜，他在《外交事務》季刊寫了一篇〈越南之後的亞洲〉（Asia After Vietnam），「美國對亞洲的任何政策，都必須急切的把握住中國的現實……大膽的新主意，若無準備是不妥當的」。
李小龍在美國的演藝生涯，客觀上與美國的亞洲政策有着切肉不離皮的關係，他六十年代在美國電視劇《青蜂俠》扮演只有姓氏而無名字的日本人加藤（Kato），我無法知道習詠春出身的李小龍如何適應這一形日實中的身分危機，然而人在美國，且在白人主流的荷李活，李小龍當年的選擇實在不多。事實上，不單是亞裔，黑人六十年代在荷李活亦是廣義上的少數族裔，搜索枯腸，也只有憑《原野遊龍》（Lilies of the Field）和《月黑風高殺人夜》（In the Heat of the Night）為人認識的黑人影帝薛尼波特，其他少數族裔演員無法在白人主流社會佔一席位，甚至在更早一段時期，亞裔演員的角色也由白人演員包辦，馬龍白蘭度的《蝴蝶夫人》裏不乏這種把眉毛畫成「八」字的不亞不歐之輩。
李小龍回到香港發展，遇上中國熱，清風送爽，毋庸置疑這是天賜良機。中共在那年代而言，國內民不聊生，但國外形象卻遠比實質好得多，不僅是因為老毛夠膽和蘇聯狠幹一架，而是歐美左派人士對北京絡繹於途，探訪他們心目中的烏托邦。相對居於紐約上東城區說江浙官話的民國遺老，一身中山裝、出入都是集體行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無疑是在越戰危機中滿是水深火熱美國民眾的心靈清涼帖。著名演員莎莉麥蓮訪華後所寫成的《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東岸知識分子人手一部；這種全程有嚮導中國之行，必然無法看到中共破四舊對中國文化的戕害，但中國熱之所在，一向冷靜的學者也無法抗拒而一面倒向北京，進而成為中共高層的最愛，哥倫比亞大學Roxane Witke撰寫《Comrade Chiang Ch'ing》（江青同志），獲江青親自面談良久，成為當時研究中共寶鑑之一。
美國傳媒也不是從呱呱墮地就是這樣，上世紀初美國傳媒以作大馳名。是的，作大、誇大，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芝加哥一份報紙派了戰地記者到歐洲前線採訪。有幾天，戰事沉寂下來，記者回報上司今天發不了新聞，西線無戰事。美國那邊的上級說了一句send me some rumors（給我來些謠言），所有在美國念新聞的都聽過這故事。當然，他們都會聽過丹拉瑟在全國電視直播記者會公開質疑尼克遜的人格，更知道丹拉瑟的前輩莫羅（Ed Murrow）一個節目打垮極右翼參議員麥卡錫。我手上有一部幾年前佐治古尼導演的電影《Good night，and good luck》，黑白影片講的便是那個寒風澈骨的五十年代晚上，美國從瀕臨與魔鬼同行的邊緣被一個記者拉回來的故事。
”Newspapers , as our editorial said this morning , were really a part of history that should have been made available , considerably longer ago. I just didn't feel there was any breach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sense that we were giving secrets to the enemy.”
美國政府沒有退卻，官司一級一級打上去，不准刊登文件的禁制令生效了十五天，最後打到美國最高法院。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最高法院以六對三裁定禁制出版的法令違憲。Thomas Tedford 和Dale Herbeck 在他們的書《Freedom of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 》記述，最高法院定讞的一天，美國傳媒尤其是涉案的兩份大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是怎樣過的——「禁制令撤銷的時候，《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編採部開始活躍起來。美國的新聞工作者深切關注到，在一個新聞自由國家，一份關係重大的文件遭到禁刊十五天的事實……在美國新聞記者和廣播傳媒的工作間，那是噓一口氣，但絕不是極大的興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