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之怒》成書於一九七九年，八年後我在紐約朋友家第一次翻到這書。書中主人翁之一的施平在西岸拿了碩士後，到東岸一家華文報紙工作。那都是我曾經非常熟悉的環境，從明媚的西岸到東岸的大雪天，在炎夏的香港很難想像wind chill華氏零下四十度的酷寒。施平好幾次想回台灣，偏生當他要做決定的時候，華人社區就發生令他從頭再想一遍的事情，比如民權運動，比如華人受壓迫，比如當時剛打開半扇大門的中國，都使得施平打消念頭。但施平不是書中唯一的主線，他在加大的上鋪同學葛日新才是《昨日之怒》主角，化學系博士，不去美國化工廠當工桯師而在柏克萊賣肉包子，因為「化工廠研究狗糧，倒不如賣肉包子給人吃」。葛日新賣包子突顯他甘於淡泊的backdrop，他有更大的宏願，那是中國。從三十年代上海一本畫冊裏所有小朋友的願望都是中國強大，到質問施平「我們今天一點用都沒有」，這條線由台灣大學校園伸延到美國西岸，最終引出主旨﹕保衛釣魚台運動。
主旨為保衛釣魚台運動
張系國在《昨日之怒》結局寫到施平最終回到台灣，這既有施平戀家的因子，也有革新保台的潛台詞，但更大的是葛日新在車禍中意外橫死，這才有施平在機場得悉噩耗後哭成淚人的大呼「不值得啊，太不值得啊」。然而，《昨日之怒》的結局使全書的推進都集中在施平的心理矛盾和葛日新的到處碰壁，對於保釣運動的描述相對而言少了一些。然而也是由於這一原因，使得我在當年繁忙的工作和學習當中，擠出時間建立我的保釣資料庫，也由於此，我才從關文亮口中聽到劉大任的名字。
第一次見到劉大任是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翻譯處，劉先生大概忘記了，八十年末的一個寒冷星期二早上，一個青年來到聯合國高座找他。那次短暫握手是我在離開美國前見到劉大任的唯一一次。第二次見到劉大任，已是七年前香港的一次午飯聚會，我坐在劉大任右方斜對面，我不能相信，三十年前保釣運動的戰將溫文爾雅言笑晏晏就在眼前。據說，他是《保釣宣言》參與者，是在《紐約眼》專欄上說自己「保釣保得山窮水盡」的柏克萊加大政治研究院博士候選人，是因為保釣被撤銷護照十幾年回不了台灣的叛逆。對於這段歷史，過了這麼多年，劉大任筆下從無掩飾，發生了的事就是發生了，保釣戰將有着面對自己的勇氣。我開始把焦點集中在劉大任身上。
劉大任曾經在專欄幽過自己一默，「我是Jack of all trades，master of none」，然而聯合國的朋友說，劉大任的乒球是準國手水平，近年在種植蘭花上已是一等一高手，專欄裏他對高爾夫球的掌故事是方塊字世界最強。但這些都是枝節，他的強項是寫作。《遠方有風雷》以劉大任最熟悉的保釣為經，以一個留學生的成長為緯，說出了在人生交叉點上一個年輕人的認知和成長——書中，那是近秘密工作的讀書會，一伙學生從台北到加州的左傾之路。我一面讀着這些內容時，腦海一頁頁翻起劉大任的散文。《遠方有風雷》以大學研究生雷立工為楔子，引帶出單親母親的保釣歷史﹕學生劇社公演曹禺的《日出》，女主角臨時脫隊，雷立工的母親替槍上陣，「演出那天晚上，我偷偷掀開大幕，發現台下觀眾滿坑滿谷，座無虛席，發覺穿著三吋高跟鞋的腿，一下子軟了，感覺就要昏倒……沒想到，一出場像是立刻換了個人，居然連一個螺絲也沒有」（頁八十七）。
這一情節在《紐約眼》的散文曾經出現。雷立工的母親，現實世界裏便是劉大任的妻子。劉大任在《紐約眼》寫道，在出場一刻，他那念電腦科技的身邊人，滿手都是緊張淌出的冷汗。這一背景的認知，更令人認定《遠方有風雷》便是劉大任的保釣夫子自道，其他例子也曾在他的散文裏出現﹕理工科博士在三藩市灣區東岸黑人區開設電器修理店，以濟同是受壓迫的黑人兄弟，「他們在距離校園和黑人區之間的一個中間點，找到一間店舖，花了些錢買材料，自己動手裝修……店名叫做東風」（頁九十四）。《紐約眼》裏，劉大任說，那時家中滿是人家送來待修的電視和收音機，以致台灣來客探他，看見滿地電子器材，還生出以為他在搞地下電台的黑色笑話。
行文積極輕重分佈適宜
易言之，《遠方有風雷》實是劉大任的保釣自傳，字裏行間讀到的不是悟以往之不諫的倒轉槍頭狠批當年種種，劉大任以心事醇如酒的態度看待四十年前這一段日子。他沒有抱怨保釣裏的左傾思想和行為，也沒說你我他上誰的當受誰的騙，他反而以一種欣賞的心情看待自己的昔日，那是誰個沒有年輕過，世上沒有浪費了的青春熱忱。對於此，作為一個相比其他香港甚至台灣讀者，對保釣有多一點點了解的讀者來說，劉大任使我感到，他的積極樂觀不致令保釣記憶掉進犬儒的嘲諷、並企圖通過再認識這段歷史的過程與保釣劃清界線。劉大任顯然沒有逃避，相反，他是以大小說的恢弘視角看待這部二百三十頁的小說。一個人在運動裏只是滄海一粟，他身旁的風景才是主體，主觀和客觀的構圖比例，主客的分佈輕重，是劉大任得以傲視同儕的決定因素。
生於憂患培養不屈人格
國人對待歷史的態度一向朝三暮四，像太史公那樣揮筆直書的少之又少，這是缺乏勇氣的鐵證，也是令人有着禮失求諸野的遺憾起點。日本著名作家司馬遼太郎，原名福田定一，寫作人生以司馬遷為目標，但後來發覺遠不及太史公，遂易名司馬遼太郎，即距離司馬遷尚遠之意。睽諸華人社會，能夠面對自己面對歷史的能有多少？《昨日之怒》和《遠方有風雷》起點一同但終點不同，卻都是勇於對自己對歷史坦白的soul searching之作，《昨日之怒》的張系國本職是電機教授，理性而具邏輯，但不脫赤子心，施平大哭一章，讀後能不悲憤灑淚的能有幾人？《遠方有風雷》的劉大任專攻社會科學卻又思想體系一以貫之；他們都是我們的時代人物，不是朝秦暮楚虛妄之輩。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解釋﹕這些生於抗戰內戰憂患年間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氛圍培養出不屈人格，有所為有所不為。若干年前，旅美歷史專家許倬雲被問到「抗日戰爭意義何在」時說，「中國人九死一生，幾乎亡國，而不肯投降，只為了打出一個國格」，足堪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註腳。
一九六六年赴美念研究院的劉大任，今年應該是望七之年，然而在《遠方有風雷》裏絲毫不見老態，積極樂觀的精神躍然而出。劉大任沒有倚老賣老，他以樂觀的態度娓娓道來侃侃而談那段震撼海外遊子心靈的運動。在《紐約眼》，劉大任極力推崇另一留學生領袖李我焱，並以「海外周恩來」高度讚揚李我焱。七十年代初，李我焱與王正方等五人，赴北京會晤周恩來長談六小時。然而李我焱從未以此招搖更從未公開以第一次保釣負責人自居，近三十年一直在非洲肯尼亞工作，是聯合國環保部門駐在當地的人員。
《遠方有風雷》是對第一次保釣的描述，這其中有得有失，有欣喜有失落，然而也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反省及對一己信念的堅持；回首前塵，他們失了學位丟了高職回不了台灣，可是他們都對家國對人民盡了責任，在風雨如晦的今天現實世界，那是已經佚失於利益計算中的道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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