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海星去世，在香港、內地以及海外華人社會引發的憶念是深邃的，有人從一個左派之子走過的道路想起羅海星，也有人從六四民運之後黃雀行動想起羅海星，更有人從兩個人的交往想起羅海星。我不敢在這裏以「我的朋友羅海星」自居，然而作為一個曾經和羅海星有過往來而且也認識羅孚先生的晚輩，那種茫然若失的傷感，也許只能用泫然這兩個字才能形容。雖然這幾天來「天地有正氣」給用得太濫太俗了，但我還是不顧一切在這個星期的周記裏再用一次。
香港社會對羅海星去世的感念，在急景殘年的歲末是令人動容的，這不僅是認識或熟悉海星的朋友對老友憶念，更多的是對羅海星這位左派人士在一九八九年風雨如晦的日子拋下一切幫助民運人士逃出虎口的欽敬。香港當下的左派對羅海星去世避而不談，至低限度在文宣系統裏公開提到的少之又少，然而就算是囿於內部紀律不敢或不能公開提到羅海星這三個字的，都會對這位本來可以早就走上安穩人生的好友深切哀悼。
香港左派裏有的朋友是值得尊敬的
香港左派裏有的朋友是值得尊敬的，我說的左派是狹義上的左派，用今天流行的表達方式來說那是親京派。
不必為賢者諱，陳婉嫻的豁達大度早已是政圈美談，本來回歸前的鄭耀棠也很好，可是一臉就變，當上行政會議成員後的鄭先生變得不堪，元旦中聯辦遊行後忽然蹦出一句「北京震怒」，我把那天穿西裝的鄭耀棠從此剔出可敬左派的名單。我還是懷念身穿深色飛機恤的棠哥，這些似曾相識的臉孔和身影，曾經在我上小學期間在土瓜灣工人俱樂部圖書室埋頭看《閃閃的紅星》連環圖的時候，帶着積極樂觀的爽朗笑聲走過我身邊，儘管那是香港左派力量飽受港英打壓的黑暗年代。
到底是「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抑或是確確實實變了質，香港的左派這些年實在令人失望。
那天公民黨社民連五位立法會議員辭職，以民建聯為首的左派陣營議員集體走出議事堂，還特意留下那陳鑑林提出點人數的請求，務求會議流會為止，務求不讓那五位議員說不出一句話為止。那是令我深深感到香港左派脫離群眾的一天。當工聯會的王國興步出議事堂大叫大嚷的那刻，我想到一個人的名字：張志新。作為資深而不是忽然愛國的民建聯諸君，包括葉國謙在內，一定聽過這這名字，我敢信出身漢華中學並且還當過愛國學校教員的葉老師肯定在課堂或飯後的小休環節教過聽過甚至是學習過張志新的故事——文革期間，張志新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執行死刑前，官方怕她吶喊，竟先割了她的喉嚨才送上刑場。左派議員集體退席那天在時空文錯之下，議事堂變成了鬥垮鬥臭反革命分子的刑場，陳偉業黃毓民梁國雄梁家傑陳淑莊成了二十一世紀的港版張志新，霍然而起並離開的尊貴議員的是面目猙獰紅衛兵。
香港左派什麼時候淪落到這地步
那天晚上，我找出回歸後立法會因為議員退席而流會的資料，那次是立法會準備為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去世默哀。讀了網上檔案，我心裏感到深深的哀傷，香港的左派什麼時候淪落到這個地步，我在想，是不是傳媒或評論人或所有像我這樣搖筆桿的，應該從此把「左派」這兩個字從這些人身上拿走，乾脆叫他們親京派好了。
趙紫陽在中共眼中的罪狀是分裂黨，但到最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常委賈慶林參加他的喪禮。在中國的改革歷程裏，沒有人會否定趙紫陽的貢獻，至低限度，四川一億人民在文革剛過的蹣跚日子裏有過「要吃糧，找紫陽」之說，三餐溫飽在剛結束批鬥唯生產力論和階級鬥爭是綱的天府之國是天跌下的厚禮。這幫左派議員究竟為甚連向功在人民的趙紫陽去世表示哀思都要用敵我之間矛盾的二分法對待，非得不要把動議默哀的民主派打翻在地再踹上一腳不可？
有一種說法是，像中共當年得天下進城要脫去土氣那樣，香港左派的一些人也躍躍欲試回歸後當家作主更上層樓，簡單來說，新人事新作風之下，是不要用樸素的階級感情來代替黨的政策，要以敵我矛盾來看待香港內部問題。這些質疑包管沒有人會出來反駁，因為在這些人心裏都知道，香港的左派從來不是今天這個樣子，從上世紀初的省港澳大罷工的工會組織，到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鬥爭的死傷枕藉，香港左派走過直路也走了彎路，但哪個時候的左派是像今天那樣要依附權貴？也許會有人說，那年頭是港英殖民時代，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天翻地覆慨而慷吶。我不同意這種砌辭，今天香港的左派仍是以工會力量為主，雖然左派裏自命品牌高人一等的民建聯一些人不是這麼想，但我完全相信，從陳婉嫻到黃國健他們都不願趁這趟渾水。只要在工聯會過了幾年集體政治生活的，肯定像陳婉嫻那樣感到難以與同區的盟友陳鑑林為伍。這不是說陳先生人格有問題，而是陳先生及其背後的民建聯，與其說他們是左派，毋寧說是保皇黨也會更恰當。
什麼搞得香港當紅左派裏外不是人遭人唾棄
我無意在這裏以毛澤東「翹尾巴」這樣的侮辱字眼譴責忘本的議會左派成員，但當社會不分左中右都對羅海星的去世寄以哀思，紀念他在中華民族大是大非關頭的英勇行為而三鞠躬的時候，香港當下紅得發紫炙手可熱的左派同志應該反躬，到底是什麼搞得香港的當紅左派裏外不是人遭人唾棄？答案是少了自省。
羅海星的父親羅孚先生在一九九二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的文集《香港文叢——絲韋卷》寫了三千多字的代前言〈感慨萬千〉，這應該視之為一個有良心左派人士的半輩子人生自我總結，而我則視之為羅海星在中國混沌年代天地有正氣的註腳：
面對這一卷東西，真是感慨萬千。
感慨之一，是有些東西寫在四十多年前的時候，自己還看得下去，可見寫來寫去，文字和見識都沒有多大長進。
感慨之二，也是最主要的感慨，是四十多年來，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案如山，無地自容。最要命的是，當寫下這些假話，錯話時，自己卻是以為嚴肅的，認為那是真話和正言，真實無疑，正確無誤，很有些「替天行道」的味道。現在大夢醒來，才明白並不是那麼一回事，於是感到很大的失落：真實和正確到哪裏去了？因此也就有了很大的空虛。…………
使我重新看到就要臉紅，罵自己「真是荒唐」的，是我一九六七年寫過一個副刊專欄：〈像章小記〉。一天一篇，總寫了好幾個月，每篇介紹一個或幾個毛澤東的像章。
…………
我有時真要為自己當時的愚昧感到吃驚，雖然近在國門，又是做新聞工作，對國事只有皮毛了解，真是以其昏昏， 導人昏昏。自己是愚民， 執行的是愚民政策！
…………
絲韋是羅孚的筆名，李怡在專欄是這樣說的：
我在五十年代出道時，投稿《文匯報》的「文藝周刊」，那時海星父親羅孚任《新晚報》總編輯，兼編《文匯》的「文藝周刊」。我與他不認識，只是一般的投稿，卻蒙他賞識，幾乎每投必刊，由此而算在文壇露那麼一點點頭角，也從那時起，我這筆名成為真名了。
後來與編者羅孚有了交往。當時他是左派文化界十分敬重的人物。既有文采，人又敦和。無論從年歲，從資歷，從交往，羅孚都長我半輩。
PS
忽然把筆說無言
司徒華先生患病是這個周末最令人揪心的事。
嚴家祺說，司徒華是中國和香港民主的旗幟，我想補充一句，今天香港各種政治勢力上街遊行已成家常便飯，但早在三十幾年前，司徒華在殖民地時代已是這樣做，那年代的風險絕對不是今天生活在安樂富足二十一世紀的人們所能想像的。那是要死人的。
我想說的是司徒華的愛國。回歸之前，社會傳言左派傳媒鮮見對司徒華人身攻擊，儘管他是中共眼中釘的支聯會主席，但左派陣地對司徒華卻是近迴避的拒絕兵戎相見，有說講法來自新華社官員：司徒華是真正愛國的。
不是以新華社來形容或述什麼，也不知這一種說法是真是假，但這句話卻反映出人們是認同司徒華是愛國的，而這愛國，是中國，不是今天一些人捧到上天的中共。愛中國，不代表愛中共，把中國和中共分開，這是司徒華對香港社會的其中一項最大貢獻。
祝華叔早日康復，這是人們在虎年來臨前的最大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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