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無聲處

從大圍到荃灣，從柴灣到理大，從城大到屯門，一條條沉默的人龍排列在港大的投票站前。這是香港悲壯的一刻，一千二百名選委即將選出新特首前夕，幾萬巿民到一個既無法定作用又不會影響大局的民間模擬投票站，帶着自製的選票投下一票。悲壯，是因為在人均二萬五千美元以上的世界各國和地區，唯一要自攜選票的只有香港。人心不死。

香港巿民是有高度覺悟的。平日飲茶灌水唱K打牌，到了大是大非之時雷打不動鐵了心要說出心底話。從上世紀初的省港澳大罷工到八九六四到九年前的○三七一，兩條腿就不自覺走到街上。周五周六長長的人龍，安靜但按捺不住內心憤怒，默然但千言萬語都在口邊。香港奇蹟不在於經濟發展，在於英殖民年代和中共陰影愈來愈遮蓋特區上空日子裏，我們沒有丟棄正義放棄理想。

新的朝代快要來了，不過是咫尺之間的事，然而人龍就是不服氣，為什麼要信這一千二百人選出的來當我們領袖，大家不也是一個頭兩條腿？香港早就過了吃飯是人權的年代，那是幾經沉澱的獲得。今天不管誰當選特首，香港巿民是不可能容易信服的，這是因為那句深深的質疑：憑什麼？就憑這小圈子？

今天是香港歷史的一刻，新特首由此誕生。下筆時，民建聯的一百四十七票都給了梁振英，前一天，工聯會答應給梁六十票。看樣子梁振英是應該當選的了。有人批評工聯會和民建聯，說他們的票全在一聲令下都給了梁。我勸這些朋友不必動氣，但奇怪的是居然有人認定民建聯工聯會可能允許自由投票。這種看法是幼稚的，我當然不認為民建聯工聯會是北京叫它站着死它不敢坐着死的那種，但誰能相信，講究鐵一般紀律的中共，其跟隨者有自由意志投這一票？畢竟，猴年馬月已跟着黨走，就必須永遠跟着；因為盲目跟隨黨的左傾路線是認識水平不高，不跟隨黨的路線自作主張是右傾機會主義；前者是認識的問題，後者是原則的問題，前者輕後者重。

悲情城市 你快樂嗎?

幾年前寫過一篇周記《悲情城巿》，想不到歷史果然有循環，就像美國史學巨擘小史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一九八六年的《美國歷史的循環》（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那是我念書年代的必讀，作為一個從學習到工作都和美國政治及歷史拉上關係的人來說，這部五百頁的小書是瑰寶。歷史循環其實也在香港發生，幾年前的悲情城巿到今天沒減一分悲情，這次選舉看到了社會無以名狀的悲哀，是「夢裏不知身是客」的天下之大無處容身的悲愴。回歸十五年，物質上的富足是過眼雲煙，心靈上的滿足遙不可及。六四前夕，大陸報刊一度大鳴大放，有人說那是第二次解放，心情舒暢，今天我也想問一句，你快樂嗎？

小史萊辛格的歷史循環論是唯心史觀，卻能一語道破今天香港情狀。他以美國總統亞當斯二十世紀初的論述來質問今天：當人類都被機器控制，還會剩下什麼？旨哉斯言，這是對唯GDP論或唯「為香港好」論最有力的質疑。今天香港若然只要GDP增長倒好辦，可我們在八十年代已過了這道坎，今天追求的早不是這些。然而事實令人感到氣餒，梁振英若黃袍加身當上特首，他的政綱和言論若是仔細留意，那是與小史萊辛格所指出的南轅北轍——我們將在強勢主導下走去未來五年。於特定層次的精英而言，梁振英的某些政綱和言論，的確在修辭學上與香港過去十五年無法解決的矛盾處於對立，精英階層不追求平庸者如唐英年，也不會冒北京大不韙投何俊仁一票；精英階層挑選梁振英，有着形而上的世界觀認同以及形而下的社會觀的同感——精英階層每天都在提振自己，梁振英的政綱和早些時的「有為」之言，是說到這些人心裏。

前面說到的歷史循環，不單是悲情城巿的心理迴響，更多是因為感到香港將來的統治階層，可能帶有濃烈法家况味；於現代政治學而言，可解說為新權威主義。中國人民對法家是有兩重歷史層次領悟，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共是法家最大擁護者，全國一片向法家學習及讚頌商鞅的文學作品。香港左派電影公司當時拍成電影《屈原》，由著名演員鮑方執導主演。電影在拍成後不能公映，原因是碰上中共大捧法家，有官員質問「屈原是法家抑或儒家」，電影就被卡住。法家始於二千年前的春秋戰國，認定人性惡才生法度，必以法而後正。用今天的語言解說，就是以法治制度約束大臣，強調以法、術、勢三者運作，實行相關政策管治方針，以達強兵富國之道。

法家的物理壽命不長，西漢推行獨尊儒術罷百家，對法家的批判即見。不過，秦時獨大的法家，法、術、勢三者皆有其統治功能，法即所謂法制，這與今天的法制是兩回事，法家的法制，是以嚴刑峻法管治國家百官萬民，有功者重賞，有過者重罰。術，即為權術，意指國君要懂得如何利用政治手段，駕馭臣下對付政敵，彰顯及保持權力地位。勢是權威，是說國君要保持絕對權威與權力。表面上，法家在西漢後期已成歷史，不過其精英特質及威權思想，二千年來從未消散，尋且形成中國特有的政治文化，影響到今天的中國社會。在現代社會，法家思想潛藏政府行事理念，折射出來是大一統觀念，注重服從，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轉生出現代社會的「全局觀念」。這些觀念若被引導，可以形成一股巨大社會潮流，今天大陸其實是法家治國，大一統觀念產生愛國主義、集體主義以及和諧社會這些。

強勢統治 法家核心

今天香港有論者指出，未來特區可能出現一個回歸以來的超強勢統治。所說的超強勢統治，並非在於高認受性下的強勢，而是行事決策以一己心意而為，這與法家核心部分不謀而合——以現代社會的精英階層為外層，推動新政——能否成事，須拭目以觀。法家思潮以及由此延伸的新權威主義，中共建政前已有三次爭論，當時有認為，中國長期處於國家權力與社會自治、權威以及民主、集權與分權之間的十字街頭，誰主浮沉，成為知識界的熱論課題。其中尤以第二次論戰最激烈，蔣廷黻等指出，中國內亂外患不絕，國家貧弱的關鍵在於「中央權力是否集中，地方勢力及知識階層是否擁戴中央政府」。論戰雖最終以支持權威主義一方敗於胡適為首的民主派結束，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一九八八年，中國出現第四次權威vs.民主爭論，新權威主義者引用哈佛大學政治學者亨廷頓學說，以南韓或台灣等戰後以專家治政，促使經濟騰飛並在此基礎上推行民主化的發展策略，認為中國需要政府的權威和集權，才可以令經濟加速發展。

近日盛行的恐懼梁振英上台之說，源於梁的超強勢作風而非其民望及認受性。誠然，倘梁振英在今天勝出，是民意四成多的微薄勝利，說不是大勝（landslide），但之後梁會如何治港，推動各種政策背後的政治理念若何，現實世界沒有可以一語道破未來的水晶球。但梁一貫思考縝密，從其過去言行觀之，未來五年，香港可能經歷一種與董建華儒家治港，或曾蔭權AO治港不一樣的形態。必須指出，中國社會對權威有着不能解釋的膜拜，大陸學者吳稼祥是新權威主義的支持者，八十年代末，他指出中國正處社會變革，傳統權威走向衰弱，新權威主義的實行，可以將各種矛盾衝突造成的損害減到最少，從而保證社會的穩定。六四事件至今已逾二十載，毫無疑問，新權威主義已然在中國落戶生根。

摧殘壓制自由 法家主張徹底

說回中共，北京近年以權治政，以「法」治國，強勢的政府行為，不管外部觀瞻如何，概以「本國民情」為藉口，打擊異見活動絕不留手。這是眾所皆見，毫無疑問是也是法家的一種。歷史對法家的評論，認為目標為本之下，手段過於苛刻，借助王權來推動政治、經濟及軍事路線，無疑這在戰國年代有着創造時勢的開山立萬，但留下了民眾難以自立和創造精神受到抑制。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法家陰魂不散，自立若跳出官方範疇，必會受到制約；創造若不依循指定方向，下場是專政收監。余英時教授著有《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對法家有着精闢見解，其中犖犖大者，是「無論在摧殘或壓制知識分子而言，法家的主張都是最徹底的」。

艾未未收監再放，劉曉波長困牢籠，今天的中國無聲無息，溫家寶的政治改革如入黑洞杳無音信，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大地變成最大的靜音器。回頭再看香港理工大學外的人龍，一腔熱忱拿着自製選票來到投下神聖一票的花甲老嫗沉實中年年輕少艾，那是自由意志的彰顯。於無聲處聽驚雷，在春分時節的香港，在小圈子即將選出下任特首的特區，這讓人覺得這個海港城巿縱然萬般不是，卻是我們的唯一。

「為香港好」

"Sitting on a sofa on a Sunday afternoon Going to the candidates' debate Laugh about it, shout about it When you've got to choose "

一九六八年，美國民歌組合Simon & Garfunkel 在電影《畢業生》的幾闋歌曲聲名大噪，人們記得的當然是《Sound of Silence》，除此之外，電影裏還有不少意味深長的不朽名曲，包括《Mrs. Robinson》。這些歌曲推出之時，保守傾向強烈的美國主流社會視之為次文化；歲月流聲四十年後，這部電影已然成為美國六十年代躁動一代的折射， 戲內歌曲沉澱成為嬰兒潮文化不能或缺的成分。《Mr. Robinson》歌詞不乏社會投影，包括上面這一段文字；能夠完全明白並了解這首歌的人與事，可以在美國文化這門課初步過關。

那是一九六八年，是美國反戰高潮的一年，是美國大學生罷課示威的年頭，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Todd Gitlin 傳世之作《The Sixties :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深刻勾勒美國來到臨界點前的不安和悸動。那也是一九六八年大選前夕，尼克遜以前任副總統之身競逐總統，在任的民主黨籍總統詹森放棄競逐連任，是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交鋒的前夜。

美國人民是朝建制的不滿、越戰的失利，一腔怒火走向一九六八年大選。對於候選人，《Mrs. Robinson》刻劃入微：

「訕笑它吧，痛罵它吧，當你要作出選擇的時候。」

沈旭暉上星期訪問梁國雄的長文是練乙錚「板塊論」之後最精彩的選舉論述。梁國雄不愧身體力行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回鄉證卻道出二十一世紀中港關係的借用特質，沒有巨額投資偏一言點出香港建構金融中心的虛妄。在講究包裝spinning 的香港政治社區，這種紮實的功夫是仰之彌高的水平。也許，有人會批評梁國雄的是老左派觀點，只是經過時日洗禮硬塞進香港的政經框架之內；當然更多的是維園阿伯式的「反中亂港」指摘。對於這種批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會嗤之以鼻，在一個愈來愈混沌的社會，在一個愈來愈失去道德人格的空間，我們樂於看到香港議會有這樣高理論水平的代議士。

梁國雄在今屆特首候選人辯論前五天點出「無恥」的比併，當人們以為這長髮激進中年胡謅的時候，星期五晚上辯論的兵荒馬亂，毫不含糊透現出這一共同特質——謊言與事實的對質、人格與誠信的對比、大是大非與大奸大惡的對映。我們有幸不是選委，可以在電視機前恥笑痛罵，可以享受作為旁觀者的恣意評論， 「太爛了」成為三月二十五日投票日政治人格墮落證言。

香港政治落得今天一坨爛泥是自找的。從香港前途《聯合聲明》正式簽署的一九八四年寒冬開始，香港政治言語開始浮現「為香港好」這四個字，這猶如褓襁中嬰兒夜半哭醒後的保嬰丹，與遊子身上的手織毛衣不遑多讓；出世之始，是在英殖年代英國人「最是倉皇辭廟日」時的無所依傍，是香港巿民一百五十年來身分第一次轉換的救生圈。在所有親北京的論述或行動， 「為香港好」成為類比文革年代毛語錄無堅不摧的寶物，董建華的「中國好，香港好」是這四個字承先啟後第二代。「為香港好」變成通行證，任何物事只要蓋上「為香港好」印章，就如玉璽蓋印，無寶不落。

這種近戀物的狀態到了回歸當家作主後無日無之，我無法理解何以推出「為香港好」論述，是祖國表達對遊子歸家的愛惜，抑或政治內化成為中共體制一部分的第一步。若是前者，這做法未免太過看輕香港同胞。誠然，可以爭論說，英殖年代缺乏系統性對中國大陸的真確認識，但事實是不論是文革期間的殘民以逞，或者是七十年代末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改革開放，孰優孰劣，香港巿民心中都有一本帳。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九十年代前稱之為「大陸」、今天變成「內地」，香港巿民是了然於胸臆之間——六十年代東江之水越山來，香港不必捱四天供水四小時，是大陸的賜予；七十年代經濟起飛時優質副食品大量供應，胼手胝足屋家庭無一不銘感五中。中共在香港巿民心裏，逐步由共產惡魔變成在食水食物上幫一把的祖國。

興許是周恩來的高招，大量物資都是在大陸一窮二白年代跨過羅湖橋送到香港。其中必有換取外匯成分，更多是人心歸邊的統戰行動，令香港由滿目避秦難民的逃難天堂，成為眾心歸向的南風窗。然而，即便是統戰高於一切的年代， 「為香港好」始終不是中共的言語；眾所周知，在北要全力維護北韓武裝到牙齒的無私援助，南要對越共北越支援從子彈到衛生巾，中共向香港運來大米蔬果單車布鞋，大陸仍有地方是幾個人合穿一條褲的苦，那時還沒有發明「為香港好」。

九七問題令香港歸心議題重上日程，經歷八十年代政治動盪的港英官員或政治人物都知道，那時香港問題的論述，曾經萌生怵目驚心極左思潮，更令人震驚是提出這些連中共高層都皺眉的往往是港人，尤其是忽然愛國的那一撥。資深記者如程翔或劉銳紹二位先生想必聽過，一九八五或八六年間，有港人在北京提出建議，認為香港的馬路都是英皇及殖民地官員姓氏，不如把太子道公主道軒尼詩道等等都中國化。後來是中共官員好言相勸，說要尊重歷史，這些積極分子才無法令太子道變成人民北路。

鄧一去笑話百出

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臨近，極左思潮因為中英就彭定康政改方案大拍桌子而有巿場，好在鄧小平那時在世，貽笑國際的笑話始終未有出現。可是，另一種政治語言悄悄破土而出， 「為香港好」終於來到新生特區。於字義而言，為香港好絕對沒錯，奧巴馬為美國好，卡梅倫為英國好，薩爾科齊為法國好，可是在表現這一字義的時候，奧巴馬卡梅倫薩爾科齊都沒有把「為XX 好」變成具體政治論述及操作，從而脫離本來的抽象意義。於是，感到香港回歸十幾年人心未歸順，「為香港好」就大搞國民教育，給學生硬嚥片面的中國近代史；政治上有不平順的， 「為香港好」就變成普選三推四拖。這種政治涵意高於一切的操作，帶來香港社會極大傾向性的泛政治化， 「為香港好」成為右翼保守思潮的護身符，稍一逆意，即扣上「你不是為香港好」的白色恐怖帽子，再是嘍囉打手撲出吆喝，不一而足。

「為香港好」隨意賦予任何意義

具指導性的「為香港好」的弱視不僅在於廉價的愛港主義以及由此伸展的平價愛國主義，而是從上而下的意識形態指手劃腳。一元化的指導思想，必會帶來極大的政治及社會約束， 「為香港好」有如一株聖誕樹，可以掛載任何燈飾（意義）；任何掛上的裝飾，都可以馬上成為聖誕裝飾。這種政治加持魅力無窮，尤其是政治趨向一元化的香港社會，從黑道中人到富商巨賈都可以愛國愛港，能跨過這條線便可以得到加持，小則進入愛國圈子同心同德得到庇護，大者是政治酬庸如政協委員。小小的付出帶來巨大的政治回報，又可以從政治回報得到經濟利益， 「為香港好」不只是妙不可言，更是妙不可醬油。

西方社會也有類似的「為香港好」意識形態，可惜的是，這些大多是右翼政黨，例如法國國會議員勒龐（Jean-Marie Le Pen）的民族陣線，喊了幾十年把少數族裔送回非洲亞洲，出發點都是為了法國好。除此之外，以類似政治語言為訴求的確實少見，美國近代曾經兩度險些踏入這一死胡同，一是五十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一是六十年代的尼克遜年代。前者在新聞記者的抗擊下然而止，後者則是尼克遜怯於人民壓力而從未出師。事隔半世紀，麥卡錫是一頭死不悔改的狗熊，尼克遜則是看清楚形勢不在我的政治人物，一九九四年尼克遜去世，美國所有在世的共和黨及民主黨人總統都出席葬禮。三十年前對尼克遜鞭撻不遺餘力的《時代》周刊，封面是老總統的臉容，周刊稱呼他是The Statesman（政治家）。

一九六八年美國總統大選，尼克遜毫無敵手，自己是前副總統，政綱是美軍撤出越南，白宮浸浸然在望。美國社會裏左派不甘於大右派上台，發起遍及全國的反戰和反尼克遜運動。尼克遜是一代梟雄，工於心計，視野恢弘，敢於把美軍撤出越南是其一，設立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環保部門是其二，四十年後的今天觀之，水門案以及撤軍越南是瑕瑜互見，可是當時美國社會仍與他劃清界線，勢不兩立。但尼克遜從沒有以叛國罪名加諸學生或反對派頭上，他討厭自由派媒體，也覺得學生太過分，不過沒有要求學生或媒體「為美國好」而噤聲；他打出民意牌，提醒不要忘記「沉默的大多數」。

香港離開母體已久，回歸後不免有些陌生，事事以「為香港好」而設計政策，只會帶來萬馬齊瘖一片死寂。今屆特首選舉我覺得爛不堪言的唯一原因，不是候選人醜聞，是建制派候選人太過迂腐，話語筆下俱是幢幢「為香港好」鬼影。把「為香港好」抽離社會現實，僅定性於物質生活的提升，渾忘這次選舉於香港社會的發展而言是戕害。

戕害是什麼？《五代史平話．唐史．卷下》是這樣說的： 「今新君信任朱、馮老畜讒言，戕害自家骨肉。」戕害，作殘害解。

黑霧

松本清張的《日本的黑霧》成書於六十年代初，今天我還有印象在圖書館讀過一九六一年的《朝日新聞年刊》當~用語專欄， 「黑霧」是一九六○年的熱門詞。過了五十年，日本仍然有出版社繼續印行《日本的黑霧》，若是要了解日本政經結構來龍去脈前世今生，《日本的黑霧》是入門之書。日本社會對松本清張的感念是他的作品長售不輟的背景原因，我手頭上有兩套不同出版社的《日本的黑霧》文庫本，一套是角川文庫，一套是文春文庫，都是重印版，五年內就加印了十一刷。

我想起松本清張是因為香港。導演麥當雄一九九七年拍過一部描述台灣政治的電影，名字就叫《黑金》；可是台灣卻不是黑金的發源地，日本才是。松本清張在《日本的黑霧》不少章節都有這種暴斂加暴力的利益組合影子，黑社會糾結右翼政治勢力打擊進步力量，扼殺戰後萌芽的工會和左派人士。松本清張是社會派推理作家，但《日本的黑霧》卻是一部調查報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色彩極為濃厚的社會紀實；松本清張一生獲獎無數，純文學的芥川獎和大眾文學的直木獎他都是得主，但唯有《日本的黑霧》與別不同，是日本新聞記者大獎。

有人會說，松本清張在《日本的黑霧》記載的戰後日本政經情狀，與今天的香港完全是兩碼事云云。以時空比對，五十年代的日本仍在戰敗的時光裏自憐自傷，與今天失業率長處低位、又有中國大陸為靠山的香港截然不同，但我從香港現想起《日本的黑霧》的原因，在於現實場景讓人憶起當年的日本。日本政治在一九四五年之後重新出發，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年韓戰爆發之間的五年裏，新民主主義運動撇去頭上密佈的法西斯陰霾重現驕陽，追求更大程度民主和社會公義的左派工會和組織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成為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降，日本最充滿躁動的激情年代。黑澤明殺青於一九四六年的電影《我對青春無悔》，折射出來便是年輕的新日本人類期許自己在新時代改變社會改變國家的企盼。

當改革日本社會及政治的進步思想朝東京霞關政治中心跨出去之際，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國圍堵日本海對岸的中共，日本政治生態因美國強力介入東亞出現劇變，一切從穩固美日為核心的反共政權出發。日本左派受到打壓，同一時間，日本的保守力量在美國操控下組成政商巨獸，最明顯是自由黨和民主黨於一九五五年合併成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它與日本最大民間經濟組織經團連，構建成牢不可破的政治——商業保守聯盟。左派工會和組織無法在這大環境下有所作為，而右翼抬頭帶來的不僅是政治空間的擠壓，隨之而來的是殘酷的殺戮。以事實為根據的《日本的黑霧》，第一章〈下山國鐵總裁謀殺論〉是說國鐵總裁下山定則離奇遭輾死，當局一再以「自殺論」欲結束調查，但松本清張事後發現，疑點重重的死亡帶出的是，山下定則拒絕美國佔領軍要求大規模裁減鐵路工人，而擁有六十萬鐵路工人的日本鐵路工會，當時正在日本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黑金政治食物鏈

一九五五年後的日本經濟開始起飛，城山三郎的《官僚們的夏天》描述的便是這一年通產省官員開發小汽車的故事。在日本經濟騰飛的背後，黑金政治悄然而生，日本選舉是以地方政治為第一步，要當上國會議員，才有機會踏入權力核心；地方政治靠的是人脈，如果以香港的政治架構比喻，只有當上區議員，才有機會走進中環立法會大樓成為尊貴議員。日本的地方政治特色是工商中農控制一切，無論從人脈和金錢捐獻皆然。這構成了有機食物鏈：地方選出國會議員——進入國會——影響國家政策包括地方政策——利益回饋地方——以此政績爭取競選連任。這種食物鏈的構成，中間必須有一種微菌助其發酵，這就是黑社會。

寫到這裏，對華人社會政治有些許認識的必然會心微笑，是的，我們和日本人都是吃米飯長大的，連出來的點子都萬變不離其宗。黑社會在日本以香港巿民較難理解的形態出現，很多是建造業。在政經食物鏈之中，日本黑社會扮演承包商或是發展商角色，只要他們同路人的議員在國會推動地方建設，承造的黑社會株式會社就有可能從國家工務開支撈一筆。這種共生關係帶來的是事無大小都有工務計劃，雖然日本精明強悍的公務員官僚體系有力從中阻止， 但得明白，日本政府部門領導層是三及第式結合——大臣即部長級官員本是國會議員，當上大臣是因為他隸屬的政黨勝出大選或在執政黨內部排眾而出，當中央政府的政策下達時，大臣的意向極為關鍵。大臣之下是兩個次官，即政務次官和事務次官，兩者同級，但政務次官亦是政治委任，只有事務次官才是公務員。這種工作關係，任誰都知事務次官其實無大作為。

小泉斷政商結合為相六年不倒

小泉純一郎擔任首相時，外交政策緊隨美國，在靖國神社參拜一事上多次冒犯中國，但他在日本卻長時間民望高企，日本近二十年來，首相上落台像搭巴士那樣出入頻繁，但小泉一當就當了近六年，有一種說法是他敢於向中國說「不」，但事實是小泉甫上台就斷了這種政商結合的米路。小泉任首相時全力阻止再建造一條由關東到關西的高速公路。先不說這條高速公路本來已有一條，那是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前夕開通的東京到名古屋「東名高速」，而新公路的推動者，則是希望這條新公路能夠開到自己家鄉，無視列車可解決大量人口高速運輸。這麼一來，由於每段路由不同開發商承包，一人一段，地方黑幫操縱的建造承包商便能名正言順搞到生意，肥了腰包。

黑社會因為工務工程掙了錢，倒過來又要孝敬國會議員，因為這樣才能撈到第二次工務合約。國會議員要這些錢幹嗎？答案是用來競選。日本九十年代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術語， 「七下八上」。這詞的意思是說，要當上國會議員，競選開支要至少八億日圓，只有七億日圓的下場是出局。日本政客籌到的捐獻是歸入黨庫，由黨幹事長統籌所有獻金。幹事長是財權和人力大總管，辦公桌的抽屜都是剛從銀行提取出來的每十萬日圓一札的現鈔，自民黨最風光年代，幹事長的辦公桌抽屜由上到下，三格都是錢，最上是十萬日圓一札，中間的是五十萬日圓，最低一格是百萬日圓。議員到幹事長辦公室要錢時，從幹事長彎腰取錢的角度，便知道自己錢途若何，總是陪笑對幹事長說，再下一點吧。

日本黑社會和自民黨關係密切，這種關係建築在戰後的遣返老兵身上，這也可以解釋了，為什麼日本黑幫總是立場右翼、總是對中共持敵視態度；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中日建交前，日本舉行的中國產品展會被人破壞和扯破國旗。戰後日本黑幫不少是退役軍人，這些人因為蔣介石的以德報怨而對國民黨心存感激，也由於軍隊的傳統，就算離開部隊之後，亦是長期跟當年的老上級。戰後當上首相的岸信介，於一九四五年的東京審判是一級戰犯，後來免於判死還當上首相，身邊的一大幫前部隊兄弟、現黑幫大佬自然風生水起，黑幫在自民黨是有其歷史因素。

因此，當自民黨成為美國的同伙，黑幫自然而然也成為了美國的打手。五六十年代，理小平頭的黑社會分子毆打左派人士和工會活躍分子，並不是社會因素之致，而是政治。有心人不妨翻些舊日報道，這些黑道涵蓋範圍之廣，從足球到棒球，從傳媒到大型企業，通通俱全。日本的黑霧是黑社會∕金權政治∕右翼分子的綜合體，這一刻香港尚幸還未有，但誰能保證永遠沒有？

ps

上星期提到的美國水門案兩個記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有人問如今去向何在。伍德沃德因為一宗記者造新聞醜聞，作為主管的他只得從第一線退下，專心寫書。伯恩斯坦轉行寫小說，成績一般，五年前寫過一部希拉里傳記《A Woman in Charge: The Life of Hillary Rodham Clinton》，平平無奇。

伍德沃德專門寫政治傳記或非小說而成了知名作家，前後寫了十八部書。這十年伍德沃德風評很差，幾部書都為當權者塗脂抹粉而遭詬病，包括《Bush at War》。美國政界盛傳，伍德沃德很親疏有別，接受訪問的往往美言不少，至於拒訪的「恰巧」都在書中以灰頭土臉收場。

人總會變的，此之謂歟。

從「新聞記」到新聞記者

十三個志願人員為了在戰火連天的敘利亞救出受困的兩個西方記者犧牲了性命，是這近期最令人動容的新聞。甫聽之下，想到的是這兩個記者以後要怎樣才能回報十三天使，是從此成為規行矩步的優秀巿民、是好好對自己對家人對朋友過下半輩子、抑或在新聞記者崗位盡心盡力做下去？

歷史往往在匆匆一瞬間寫下。記者主觀上無意要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儘管以《紐約時報》的信念而言，記者是歷史撰寫人，我則想起這兩個在十三人血泊中檢回性命的記者會不會認為《紐約時報》崖岸自高了些？《華盛頓郵報》兩名記者追查水門事件最終扳倒美國總統，中間有一條斷續的紅線聯繫——沒有共和黨人夜盜民主黨總部， 沒有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華盛頓法院豎耳朵聽到民主黨總部爆竊案被捕男子悄聲說出身分而追查到底，沒有《華盛頓郵報》總編輯Ben Bradlee 擘劃的報道空間，沒有「深喉」捅出消息線索，沒有尼克遜星夜解散大陪審團，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一日的半夜爆竊案，就不會到最後演變成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的尼克遜辭職。

《華盛頓郵報》水門案新聞主力記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 合作寫過兩部書，一是後來拍成電影的《All the President's Men》， 講的是水門案採訪過程；《The FinalDays》說的是尼克遜辭職前最後白宮歲月，講實的前者遠比講政治的後者暢銷。一九七四年之後，美國投考新聞系學生激增，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華盛頓東奔西跑時，絕對沒想到他們立下了現代新聞記者的典範。

作為一個經常讀報的香港巿民，這兩星期衷心感念香港新聞記者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特區政府現任和前任高官的醜聞一一破土而出，曾蔭權的唐英年的梁振英的都有。在報攤前掏錢一剎那是真心願意付出六塊錢。今天的消費水平，我想不到六元可以買些什麼，是一碗五花茶？幾粒魚蛋？還是三根香煙？抑或是兩站地鐵？香港巿民買到的是真相。有一種說法是，這次選舉黑材料很多，我對這論點很反感，清潔香港式的論述把「黑」字俗化矮化了。也許在一些人眼中，香港毋須如此大張旗鼓挖醜扒灰，事實是類似眼不見為淨哲學是今天香港腐朽的根源，是所謂和諧社會的溫，更是道德價值觀戕喪的核心原因。香港有七百萬人，算是一個現代都會，但鄉愿是這個海港城巿揮之不去的陳腐。

特區主要官員與各式各樣醜聞和質疑成了共生體，人們質問這到底是今年的事還是長久以來的惡習。若是前者，今次算是撲滅於萌芽期，若是後者，到底是壞事做了無人去管去揭發，抑或是這些人是名正言順做這些事。以美式政治而言，醜聞就像一九八九年那部著名電影的名字一樣，《Sex, Lies, and Video tape》；總其而言便是這三種，中間或許有某些落差，但大致是八九不離十。但是那倒奇了，為什麼一直藏而未露，為什麼一直潛於地表之下，勉強找到的答案，是我們社會制衡機制失調停擺，發揮不出監察社會的作用。

今天香港想起四九年前中國

「監察社會」今時今日是很中聽的名詞，從語意來說頗有民主感覺、也很現代。可是到了要彰顯這種社會力量時，大多人卻使不起勁。不知何解，今天香港給我的感覺是連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也不如，兵敗如山倒的國民政府在大陸最後的日子也難以比得上今天的香港。解放軍兵臨城下之際，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中的宋家仍在搜刮民脂民膏，當時大陸上的報章多被國民黨收編，要麼便是小大幫忙的掩掩映映。今天人們也許不知道，抗戰勝利後，老百姓有幾句順口溜說有所謂四大害， 「立法委、國大代、新聞記、榮譽軍」，人民痛恨這些人在和平重臨國土時的顢頇，對民意代表貪餉食糧卻從無監督政府，氣憤得連他們的全稱也不想宣諸於口，於是立法委員變了立法委，國大代表是國大代，新聞記者變成新聞記，榮譽軍人成了榮譽軍。

就在四萬萬全國人民即將陷於絕望時，知識分子挺身而出，一九四七年二月，剛結束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任期的傅斯年教授，七天之內連續寫了兩篇文章，〈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引起全國轟動。宋子文是「國舅」，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親弟；面對如山壓力，知識分子的風骨在這刻卓然立見，傅斯年寫道， 「凡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是由於他自已的崩潰……所以今天能決定中國將來命運者，必須會悟今天政治的嚴重性不在黨派，不在國際，而在自已……我真憤慨極了，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的該走了，不走一切都垮了」。

蔣介石對傅斯年是很看重的，一九四四年，傅斯年已經炮轟四大家族的孔祥熙貪污舞弊，蔣介石找他吃飯緩頰，蔣問，你信任我嗎，傅答，絕對信任；蔣再問，你既然信任我，你應該信任我所任用之人，傅馬上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應該信任你任用之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也不能這樣說。宋子文在傅斯年為文伐之後終於下台，傅斯年後來去了台灣，擔任台灣大學校長。一九四九年四月，軍隊進入台大校園拘捕學生，傅斯年極為不滿，親找官員交涉，要求當局逮捕台大師生須經校長批准，他甚至向權傾一時的警備總司令部司令彭孟緝說， 「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台大地標傅鐘，即為紀念這位老校長的標識。

蔑視法制偏重關係禮崩樂壞

香港今天的種種醜事何以在英國殖民地主義者離去後死灰復燃，社會上有不同說法，難以一一印證，但是若把這都推說是英國人留下的地雷，這是刻意的盲目。就是前面所說的，香港缺乏相對緊密的社會監察，也許會有人反問，香港不是有體制內到體制外的監督機制，一天二十四小時看管政府？這種說法得其皮毛不及其裏，回歸十五年，香港的公民教育是唱好祖國，提出批評往往被目為別有用心，至於「受西方意識型態影響」之類白帽子更是一頂頂扣下來。禮崩樂壞不是始於今天，而是始於蔑視法制偏重關係的某日。

監督政府未能在社會上全面生根立葉，是於一開始便把在野人士為主的監察力量視為反對派，尤有甚者，是視之為搞局者。立法會內這些例子多得很，《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獲得建制派議員護航過關那次看到，只要挑戰政府，馬上會被標籤為搞搞震，意識型態對峙高於一切，結果是全民中招，執法部門因大開綠燈而恣意監聽。這種敵我對立一刀切處理手法，帶來的是仗多數票在手的妄為，少數派在野人士的監察泥牛入海。

我曾經企盼香港也有自己的傅斯年，到港大八一八事件和浸大民調事件，我知道這是大頭春夢。我開始想到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作為一個香港社會的旁觀者，這兩個星期是香港的解放日，不同立場的傳媒使出渾身解數，各大小醜聞日復一日見諸報紙互聯網。我想不到近代香港史有過這種趟開大路的日子，反而一閃而過的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夕，中國大陸傳媒的開放。閃過念頭接下來的十四天，醜聞佔據最主要的位置，香港巿民自頂至踵痛快淋漓的接受了真正新聞自由的洗禮——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這不僅是Todd Gitlin 的成名之作，而是特區大大小小前前後後官員面對的境。

一人扳倒日本首相

香港當下的政治悶局和七十年代保守派佔據資本主義世界大國的情狀相類——美國太空人剛上了月球，日本成為世界經濟老二，一套保守自滿的意識型態蓋住一切，包括用來藏污納垢的死角。新聞記者在世界全面向右轉的一瞬改變了地球的軌——《華盛頓郵報》的水門案，把西方世界頭號大國的頭號人物拉下馬；在日本，全國中產化的「一億中流」頂住了改革動力，第二次安保運動在大棒子下倒臥不起。《文藝春秋》記者立花隆以偵查報道方式戳破首相田中角榮收受美國洛歇飛機公司賄賂。

田中是日本近四十年來手段最厲害的首相，金權政治便是從他而起，立花隆一人之力推垮整個田中角榮——竹下登——金丸信的自民黨王朝。The pen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香港這十四天是不會走回頭路的十四天。若干年後，我們會憶起二○一二年乍暖還寒的那個春天，除了醜聞和醜聞，還有新聞記者。

人心在動

星期五那天翻完幾乎所有報紙上了差不多全部新聞網頁後茫然了好一陣子，香港人，你到底受了什麼詛咒？

我一直以為回歸這十幾年儘管很多東西都沒了，但說到底我們在大陸甚至整個世界面前仍抬得起頭的原因是我們還有法治和廉潔。星期五那天，我納罕這些家當還在麼、還剩下了什麼？那一刻很沮喪，莫非這便是中國人的宿命？

我想起了兩段歷史，明朝開國，朱元璋從元亡學到深刻教訓，貪污腐敗是元帝國覆滅主因。《明史》有相當多章節講朱元璋對貪官的殘酷，包括把官員剝皮塞草成人形示眾，但到後來這些光聽都毛骨悚然的刑法都無法阻止明亡，因為更大的腐敗在朱元璋死後發生。近代史有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美國總統杜魯門下野後，有一次接受傳記作者訪問時講到蔣家，一九四五年下令向日本扔原子彈的杜魯門算是見過大時代的人，按捺不住脫口而出說they a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們是賊，他媽的個個都是）。

剛過去的一百六十八個小時是香港社會充滿錯愕驚訝的一星期，特區一把手和前二把手和可能是未來一把手都出現各式各樣問題，以為豪華遊艇澳門周末遊是頂級享受，原來更頂級的空中旅程都也是朋友的招呼結果；這樣就在嚴重程度這一梯次輕鬆擊倒把庭院挖深建成行宮的前二把手。至於很可能當上未來一把手的漏報事件也令人費解，一個心思如此縝密長年浸淫政壇的人竟會看走眼。這些現象集中在過去一個星期發芽抽枝，這個星期不在香港上了大陸看不到港報上不了港網的巿民，回程甫踏過羅湖橋聽到這些消息，泰半會懷疑自己的兩條腿還留在深圳河以北。老實說，這些荒唐事以前只會在大陸發生，一把手出事不是怪，上海前巿委書記陳良宇不就是一把手？在某一特定層次而言，香港人確實和中國不相上下，鍾庭耀博士不妨就此再進行一次香港人和中國人的民調，也許會相當好玩。

我不相信「個別事件」這些鬼才信的辯說。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香港今天走到這一步，從三十八年前廉政公署成立以迄今天，香港從彎路到直路到大路到彎路到今天的倔頭路，中間太多令人側目的事，年輕一代不會相信以前的香港可以是這樣。前不久電視台播放電影《雷洛傳》，其中一幕是劉德華飾演的雷洛剛從警察學堂出來跟隨老差骨出更，來到一個夜間巿集，老差骨把警帽脫下，小販自動獻金。我旁邊那一九九四年出生的嘩然說「有無搞錯」，我說真的有無搞錯，完全不真實，哪裏是這樣的——七十年代我剛上小學不久，下課後在土瓜灣譚公道一爿小士多喝汽水，一輛警察吉甫車開到，跳下幾個穿及膝短褲的軍裝警員，伸出手掌從士多老闆那裏抓了一把零錢，打開汽水櫃拿走幾瓶可樂，轉身就鑽進警車。兩三分鐘沒有人說一個字，完全是充滿默契的熟練。《雷洛傳》說的是街上行咇的散兵游勇，我看到的卻是開警車收黑錢。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

廉署成立後，起初沒有人相信貪污會在這個處處講究疏通數的華人社會得到根治，拉的不少是魚毛蝦仔，我記得有幾個是電話公司裝機員工，上門裝了電話後收茶錢後被捕。七十年代香港民智未開，除了有人相信即食麵是用蠟製造和味精有罌粟之外，更多人相信只要付錢給裝電話工人，線路會好些通話方便點。後來拘捕的官愈來愈大，人們逐漸相信廉署是來真的。到了集中向警察開刀，高級警官一個接一個被帶走飲咖啡，四大探長遠走他方。高階華裔警官被捕後解釋不了，上到法庭自辯說這筆財富不是自己的，是當娼妓的妻子賺回來的。總警司葛柏被捕，逃了又捉回，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反貪污捉葛柏運動，那是七十年代香港社會運動植入人心的一刻。今天早已湮沒的是廉署廣告「廉署保密， 密密實實」； 同一時期有廉署宣傳歌曲《靜默的革命》， 「……靜靜地靜靜地要起革命……」，請注意，那是七十年代，大陸的文化大革命還未完全偃旗息鼓壽終正寢，香港這邊起了另一場革命。

香港其後的廉潔是暗無天日後的破曉黎明，有漫長黑夜才知紅日高照的可貴。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社會念茲在茲的是如何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另一個要目便是如何保持法治和廉潔。《基本法》裏是寫上了廉政公署的地位，向行政長官直接負責，然而也許是史的遺憾和疏漏，香港社會當年在談判過程中差不多是傾全力要保存資本主義制度，甚至為了保住這一制度，提出完全錯誤理解的口號「馬照跑，舞照跳」，本質上認定香港基本價值只在於這兩類聲色犬馬，忘乎更大更重要的是剛破土而出的廉潔奉公。今天以史觀照，當時沒有人會想到中國大陸的貪污腐化會越山而來，更沒有想到五十年不變只過了三分之一不到的十五年便朽腐不堪。

我不敢說白皮膚的外國人比香港或中國人乾淨，但畢竟人家有其制度，其中犖犖大者是選舉制度和民意監察。當然，經濟的單一性也令香港更加容易掉進國粹級的貪腐死穴，當我們社會只有一兩種產業，而經濟上的利益又和大陸有深切緊密關係，這種西瓜開大邊的狀，令到香港極容易受到感染，數量上佔壓倒性的劣幣驅逐良幣。誠然，大陸今天也不是人人貪腐，可是當連《人民日報》和中共高層都出來說貪腐足以亡黨亡國的時候，香港幾乎對大陸的一切全無免疫力而只有逆來順受甚至逆來笑受，大陸上被視為錢可通神的價值觀經山越海到達東方之珠，當是自不待言。

幾乎對大陸全無免疫力

對於貪腐，中國近代史便是半部貪污史。前面說的杜魯門痛罵蔣家把美國援助國民政府的金元挪為己用中飽私囊，蔣介石到台灣後，痛定思痛，決意克難復國。不過，清廉運動到頭來變了憶仇追恨的權杖，老蔣在大陸飽受桂系的氣，臨離開大陸還被桂系李宗仁伸他一腳，逼他下野而任代總統。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老蔣捲鋪蓋到台灣生根，桂系名將白崇禧隨軍到寶島。上岸之後，老蔣坐定大局開始掃貪，這固然有本意的掃除貪敗，但也夾雜複雜的權力鬥爭，結果是白崇禧被老蔣麾下的國大代表質詢，說白「貪污軍費黃金七萬，白銀三百七十萬；軍事上擁兵自重」云云，是耶非耶，從來沒有人說清楚，然而事實則是桂系從此成為歷史，蔣介石巧借掃貪清除心腹大患，把反貪掃污戴上了政治化的污名。

但蔣介石最不堪的是只掃外姓，蔣家到了台灣仍然是特權階級，由於台灣長年在老蔣的「動員勘亂時期」之下，樣樣以軍警行事，加上幾大報系老闆都是黨國要員，個別官至國民黨中常委，哪敢在政府的手指隙裏找出別的渣滓，廉潔變成有限度。不過，顛撲不破的事實是大陸時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到台灣後只留下蔣宋兩家，由四而二，排他的結果是權力更集中，制衡更是無從說起。不過，西方記者對蔣宋兩家持永不消逝的好奇，各種大路小道消息滿天飛，一九八五年，傳記作家Sterling Seagrave 寫了一部《Soong Dynasty》（宋家王朝），於史學的要求而言相當粗糙，當茶餘飯後談資則可。可是台灣島上的宋家大為驚惶，最後弄出一件貽笑國際笑話：一批中研院院士及學者，在美國報章聯名刊登廣告「力斥其非」。結果是吸引更多人追看，臭屎難以密，反而日益遠颺。

宋家王朝由大陸到台灣

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出現大面積的貪污腐化，八十年代海南雷宇案驚人，出動武裝部隊船隻倒賣汽車入境，不過，有說海南當時一窮二白，雷宇不得已只得如此，云云，到後來才知是冤案。就當是不懂法制法盲，其後的大案一宗比一宗大，遠華貪污案的「漪歟盛哉」，牽涉之深之大，極一時之盛，如今只有幕前的賴昌星就擒，其他的呢，都往哪跑了？陳良宇案更是不下遠華，陳為中共政治局委員，全國只有二十幾個，比起省委書記都矜貴，如今不也是好好的不必人頭落地。大案和小案的判刑各有不同，誰都知道這牽扯大量政治派系鬥爭，於是國法黨規被挪用清光。有心人看在眼裏，必會是西瓜開大邊，被打倒的只能嘆一句不識主人家，了道兒。

香港在廉署成立後，經過生聚教訓養成內化了的反貪防火牆，這也是今天香港連水都要靠大陸的虛弱日子裏可以拿出來見人的物事，然而這種優越看來在大環境下刷淨盡——從向前看而說，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事情亦是先量變而後質變，這兩段話是中共整天價日講的哲學思想。是的，香港的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當一件污兩件穢，量變而質變，看慣了也沒有什麼，不是「個別事件」便是「傳媒污衊」，這個城巿慢慢就會習慣了，變成了有貪污特色的一個城巿。

內化了的防火牆崩坍

然而巿民會感到這一陣漣漪下的張力。年輕的不知道四大探長無法無天的時代，只道是天方夜譚式的粵語殘片。是的，這都是陳年舊事，我還記得七十年代初隨父親到花墟球場看足球，光華班主便是四大探長之一顏雄，走出來時盛空前，「顏爺」前「顏爺」後，一個貪污的前警署警長，退休後竟還有這種風流。到今天，還以為這些明目張膽的人和事從此逝如流水，不料歪風一股接一股吹來，風在動，旗在動，人心在動，香港再也不會平靜了。

To Vote, is To Sin

每隔四年，美國報章就要公開申報政治取態一次。我說的是總統大選前公開在是次大選支持哪個候選人，這種做法由來已久，因此每到選舉前兩星期，美國社會就特別留意幾份全國大報。一般而言，支持誰都是可以猜到的，自由派的《紐約時報》是民主黨死忠，同路人包括《華盛頓郵報》。這兩份東岸大報是新聞競爭的死對頭，為了爭逐華府政圈新聞，《紐約時報》把駐華盛頓辦事處主任的待遇提升到與總編輯相同，因此才有賴斯頓（James Reston）這種超級記者誕生。可是兩報爭新聞縱然打得頭崩額裂，但政治立場長年一樣，七十年代震動世界的五角大樓文件泄密案，《紐約時報》被法院禁止刊載，接力的《華盛頓郵報》把文件繼續曝光，歷史把唯一的光環套在《紐約時報》頭上而忽略《華盛頓郵報》，談不上公允。

兩份自由派大報支持民主黨，支持共和黨的只有一士諤諤的《華爾街日報》，說到底，報紙名稱已反映一切。報章表態，還要在社評闡釋原因，這些數百字短文寫得清脆俐落，擲地有聲，沒有人會懷疑支持民主黨的《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隱藏不可告人秘密，同樣，報社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旁幾條街的《華爾街日報》，支持共和黨多年也沒有人會挑剔他們收了好處。

這種習慣傳承了幾十年，當人們都以為選前表態已經成為指定動作，一九八八年大選前夕，《紐約時報》言論版刊登了題為〈To Vote, is To Sin〉的評論，投票就是犯罪，字字鏗鏘。那年是老布殊對麻省州長杜卡基斯，老布殊蕭規曹隨沒有多大才幹，但政治能量不少，把列根以及共和黨八年累積下來的總保守體系全盤接收，《紐約時報》對這類富二代哪會看上眼；杜卡基斯是哈佛大學教授出身，智商驚人，卻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做了一件極不光采的事——他沒有根據代表人得票排名挑選副手，而是拐個大彎找了得州參議員本特森，放棄原本代表人票得第二的黑人民權牧師杰克遜。《紐約時報》很不同意這種做法，民主黨代表大會舉行時已為文伐之，到了最後，寫出了「投票就是犯罪」儆世文章，寫出美國第一大報的報格。

《紐約時報》這篇評論見報之時，印象裏是當年選前十天左右，馬上引起美國社會震動，第一大報有這樣文章，不僅打破幾乎成為美國報業風景線的選前表態文化，更是對角逐總統兩位候選人的公開不信任票，歷史於是由此誕生。上星期五，在想這個星期的周記題目時，翻了一下這幾天的大事，九龍塘約道巨如蛛網的吊臂掩蓋半邊天，西九龍填海區規劃比賽漏報利益事件後的解辯，我想起了一九八八年《紐約時報》那篇只佔丁方幾吋的文章。

香港今天是悲哀的。我不想以豬和狼形容唐英年和梁振英兩位參選人，我只想香港社會能不能夠選一位乾乾淨淨的特首出來便於願足矣。有人說這樣想實是戇了些，今天香港講的是繁榮和中港融合，老是講這些也太落後了一點。對此我實在無言以對。昨天早上翻報紙，讀到一篇北京專訪，說的是一個在京城開小書店的東北大漢劉蘇里。這種波希米亞式小店北京城內城外不少，隨便其中一個小店的老闆可能便是某某某或誰誰誰。我一面讀下去，一面覺得這些內容似曾相識，七年前的秋末我在北京大學耽了一個星期，出去逛時候見過這些店。文章愈讀下去愈揪心，劉蘇里太太要移民離開這個國家，劉的回答是我必須留在這裏；有一九八九年一同上街的戰友變了商人，回頭過來用指摘的口吻對劉說，本來日子愈來愈好過，就是你們這幫人搞亂了。劉蘇里脫口而出： 「操你媽，不是那些人在前面擋槍子兒，你現在還能平安掙錢吃飯？」

北京書店老闆的熱血

劉蘇里這句話在星期六早上到午後都天色陰沉的香港忽然令人眼熱起來。我以為今天北京四環裏面再也沒有人想到公平公義，然而至底限度中國有劉蘇里這些人，還能說是有希望的。可是放下報紙看到眼前沉鬱低迷的窗外景色，不免心情悶重。唐英年的僭建事件如此收場，委實是意想不到，九龍塘是傳統富人區，小洋房前後花園，原來底下另有洞天，猜不到的是那地下行宮大得駭人。唐先生一家人有他們的享樂自由，可是把原來圖則上沒有的地庫開成這個樣子，回應傳媒又前言不對不後語，實得很難解說。有一種講法是說唐營公關工夫欠佳，以致今天尾大不掉。這些話近幾年很常見，犯了事不認錯自省，反而說因為處理太差壞了大事，對錯正負的道德標準淪落到變成便宜行事。唐先生把太太帶出來會見記者的一幕，如果從整件事的發展邏輯閱讀，這也可以視為公關手段。至於唐先生和唐太太到底是誰委屈了誰，那是另一個故事。

梁振英的情不見比唐英年好，西九龍填海區規劃比賽的漏報事件與唐英年的大宅僭建不同，這涉及的是另一種公眾利益。梁振英走運在於他的漏報是層次比起僭建地下行宮深澀的犯錯模式，我指的層次深，是說若沒有一定認識就不會了解其中涉及的嚴重程度。在了解這事之前，必須有社會和公民意識才能明白；和唐英年的僭建相比，梁振英的漏報需要幾分鐘的初步了解和其後的延伸閱讀。對社會上佔相當部分的普羅巿民而，唐英年的僭建是一講即明白的顯而易見，梁振英的漏報則是艱深概念，十幾年來飽受簡單便是一切、不追求高深這種概念的香港社會而言，由此促成的哄動有高低之分，然而我們卻在快餐文化裏失去對任何事物，包括深澀∕不深澀尋根究柢的追尋真相的本能。

都是犯錯對待各異

最近幾個月，社會對唐梁的閱讀可謂貽笑大方。先不說豬狼之爭，人們看到的是量度參候人的那種荒唐。其中之一，是以對自由經濟的理解作為量尺，有人認為唐英年支持小政府大巿場，是芝加哥學派自由經濟信徒，認為他上台是香港之福；相對於此，梁振英傾向政府什麼都要管，是計劃經濟代言人。我不知在唐梁兩位先生的政綱裏，哪章哪節是認了自己是芝加哥學派或是計劃經濟代言人。我實在找不到，只能從個別的章節找了一些形似內容，這就說明了唐梁的經濟理念或治港模式？這種把香港經濟未來道路視為兩條路線鬥爭的簡化，從八十年代初一直延續至今，陰魂不散。不過，話得說回來，若是如此便萬事好辦，請個芝加哥學派經濟專家或從中國大陸找一個計劃經濟學者治港即可一了百了？

香港未來的關鍵不在經濟而在政治，這也是唐梁千方百計要逃避的質問。講經濟社會醫療房屋，唐梁千頭萬緒滿腹經綸，可是只要觸及政治，從對六四事件的評價以至香港未來政治安排，從《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至於傾向是修憲抑或制憲，兩位先生就忽然語塞或語焉不詳。這不是唐梁二位IQ 忽然下降，而是這死穴動不得，這既有先天的北京事事抓緊不放，更有參選人欠缺政治智慧。六四事件，是觀察一個人的良心的標準；也許會有人說，算了，特首這位子不好當，這些話題只得避而不談，但絕不可以眛於良心。唐英年講了一套語意不知為何的話，梁振英則是頻以「我之前講了，沒有新的補充」。兩者一比，難怪面書上七八十後說寧願唐上台。這些氣話不少，氣話與笑話都是不滿思緒的反彈，不滿是因為唐的迂腐和梁的隱藏。

我們的眼睛便是證據

香港早已過了經濟高速增長的歲月，世界上沒有永不墜落的飛行器，強如日本也有日落的一天，香港社會要求的生活是decent 的下半生，這可以是說英雄氣短的泄氣，然而在政治這一範疇，香港巿民是有要求的。我們的眼睛便是證據，六四事件是沒有爭論的鐵一般事實，今天如何天天往大陸走，那年那月的一幕幕決不能夠忘懷。香港巿民是現實的，知道要唐梁站在電視攝像機前侃侃而談平反六四是不可能，但是在那些語境不詳語意清晰話語裏，人們連半句感到安心的話都沒有。再說，不說也就算了，世界難撈，我們把底線再往後挪一尺，結果是連重覆一句也不想講；心態是不能講，以免老爺不快。

香港絕對是政治城巿，十九世紀從小漁村變成英國殖民地便是政治第一章，迤邐至一九四九年的大陸變色，一九五○年韓戰，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迨到七十年代末的四化開放，皆與香港有切肉不離皮的緊密關係，今天說香港純粹是經濟城巿，那是刻意的人為盲目。今天倘若繞過這一關，後遺症是永遠不可能面對，尋且是想方設法永遠不讓人們看到聽到。

改變香港的七天

過去一個星期是改變香港的七天，從唐英年大宅僭建新聞爆破到否認到改口到承認，加上重新認識西九漏報的嚴重，人們有必要從新認識建制派參選人的一切。兩位過去幾個月天天上電視的參選人忽然變得陌生，加上忽然而來的曾鈺成，欽點的不僅是當特首須欽點，連參選人也有欽點的腳印。在這個選舉裏，這一票投下去就是同意這種荒謬，就是一種犯罪。

選戰風雲

《選戰風雲》佐治古尼編導演集一身，我是特意不看影評走進電影院的。之前估計，佐治古尼想通過這部電影說明某種信息，以他的自由派作風，應該是鞭撻保守勢力，就像《Good Night and Good Luck》那樣了吧。前四十五分鐘我一直感覺良好——接連幾個切割大特寫，佐治古尼飾演的州長在台上的演說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氣魄：你不同意我的觀點，你就不要來投我票好了，旨哉斯言——幕僚和他談到參議員湯遜的交換條件，是要當內閣成員，具體是要做國務卿。佐治古尼想了不到一秒就說：不可以，不要。大側光頭部特寫，額頭到下巴勾勒出一輪金光鑲邊。

事實是我錯了。任憑賣相如何好，原來都是有醜聞，接下來的是佐治古尼比誰都齷齪下作的選舉操作。

同期上演講述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的《J 艾德格》。香港觀眾也許不熟悉胡佛，但應該很有興趣看里安納度狄卡比奧。但告訴你，焦點不在里安納度狄卡比奧，而是聯邦調查局局長的權力可以大得這樣駭人。感謝荷李活，兩部片你如果能夠一天之內看完、或一天一部接連看兩天，你會對一些人一些事豁然大悟，包括今天正鬧得如火如荼的香港特首選舉。文安裕

也許是電影光與影殘留在腦海久久不散的緣故，我是帶《選戰風雲》和《J 艾德格》的心情來到這個星期。唐英年的酒稅，梁振英的西九申報，特區政府新聞處一夜之間兩度發出新聞稿，為唐梁這兩位早已不在特區政府和行政會議的前官員作出所謂澄清和說明。醜聞，澄清，機密資料的掌握，使我在星期三夜裏想起這兩部電影。到今天，醜聞幾乎是這次特首選舉的唯一賣點而不是政綱，我不信關心香港未來五年或十年走向的巿民不會對政綱有興趣，但事實是政綱無足道，說了等於沒說。香港巿民是抱看戲的心情作壁上觀，如練乙錚先生的板塊論所言，這次是兩個不同板塊的對決。如果用這一框架來檢視，就會得出另一重旨趣，今年是香港富如傾國巨人的下角力。香港人八卦好哄，兩個小孩街上廝打都有人圍觀，何兩個代表不同勢力的政治人？

醜聞成為選舉主題不是很遙遠的事，一九八四年美國民主黨初選，科羅拉多州參議員哈特（Gary Hart）出馬角逐，年輕英俊有活力，比起今天的唐梁都雄姿英發得多。那年，哈特在民主黨初選輸給蒙代爾，大選之日，在任的共和黨總統列根狂勝，比分是五十個州之中列根勝出四十九個，蒙代爾只在家鄉明尼蘇達扳回一城，不致剝光豬收場。選後有分析說，如果民主黨派哈特出戰，他比列根年輕二十幾歲，對青年族群有訴求力，倒過來可能爆出小冷門。一九八八年，哈特再出馬，初選未過就爆出他有婚外情，還是有相有真相的那種人證物證俱在。當年在列根的總保守主義熏陶下，白種人新教徒成為道德價值主體代言人，哪會嚥得下政治人物沾葷，哈特一夜之間便蔫了。自始之後，醜聞變成選舉大議題，無堅不摧，無人不破；小布殊能力不濟都一再過關，便是因為他和太太羅拉情比金堅的好男人形象。

充斥舶來品式醜聞傳說

今年香港特首選舉充斥這種舶來品式醜聞傳說，誠然，從政者必須持有道德人格甚至高於政治人格，即是說，一個道德了無瑕疵的參選人，比起道德水平爾爾但能力特佳的都佔優。因為人們篤信一個人若連自己內務都一塌胡塗，無以齊家，哪何以治國平天下。這種儒教文化帶來的是追求近聖人的政治人物，中西俱是，無一例外。不過，自從克林頓與見習生萊溫斯基有染事件之後，這種醜聞政治顯露了一種令人詫異的走向。佐治古尼在《選戰風雲》飾演的州長莫里斯，最後被人得悉他和見習生有性關係，迫簽城下盟，踢走智囊頭頭換人；銀幕下的佐治古尼的民主黨左派身分在此已然露底，電影是對中間偏右的克林頓不滿折射。佐治古尼通過片中莫里斯州長的婚外情來指桑罵槐，以泛道德主義報復克林頓。

可是，現實世界的克林頓好色但能力非凡，他能夠走出萊溫斯基事件的打擊，因為他採取截然不同的應對之道。檢察官斯塔爾有關萊溫斯基案的調查報告，露骨程度堪比色情文學，但也抓不到克林頓痛腳，原因是克林頓以陽光政策應對，公開承認和萊溫斯基有染；儘管克林頓說口交不同於性交無異是強辯，但得到民心的是他畢竟認了。

克林頓的危機處理令他敗部復活，保住了白宮寶座，離任之年，美國有人提出修憲，建議總統可以延長一任共三任十二年，背景是克林頓任內實現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長的繁榮期，製造大量就業職位，科網年代令美國人抬頭挺胸。我們記得九十年代的互聯網崛起，無線電話人人一部的亢奮，儘管科網其後爆破，但虛擬工業引起的激情至今仍然衝擊世界，與克林頓處理萊溫斯基事件的曝於天下的做法，成為產業經濟和選舉政治的遺產（legacy）。

克林頓留下的政治遺產

時移勢易，道德價值的嬗變帶來觀感的歧異，佐治古尼在《選舉風雲》對莫理斯州長的敲打，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對克林頓全身而退的不忿。然而即便如此又能怎樣，美國社會的確在萊溫斯基事件後蛻變，桃色醜聞的衝擊不致大得嚇人，只怕當事人不肯光明正大出來承認。同樣，涉及有形或無形利益的政治醜聞，也因為各種鋪墊而殺傷力大減。我說的鋪墊，是從架構上有各式各樣的防備，罪責不是由下屬頂便是由旁人接，再也不可能重現水門事件式的總統犯罪——何須解散大陪審團，只消在程序上纏繞，日子自然溜走，待驚覺抬頭時已是百年身。

然而這一切桃色醜聞或金錢公權力醜聞都有一個來源，廣東俗話有云， 「冇鬼就死唔到人」，此之謂也。因此，若是把《選舉風雲》視為上集，《J 艾德格》就是必看的下集。兩部合一，才會明白選舉政治的前世今生，政圈醜聞的前文後理。平情而論，《J 艾德格》片名譯法在美國的巿場大於香港多焉。J 艾德格是胡佛的名字，全名是John Edgar Hoover，他是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從一九三五年一直做到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死的那天。任期從小羅斯福到尼克遜前後六任總統，期內經歷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親眼看到美蘇合力打敗納粹，也看到美蘇在冷戰年代的武裝到牙齒，看到尼克遜到訪紅色中國，沒有一個美國在任官員可以涵蓋如此廣袤的人世間。

胡佛是美國社會暗無天日的代號，是豬玀的代名詞。旅美作家劉大任寫道，小兒子自長春藤名牌大學畢業後說想去聯邦調查局工作，劉大任妻子一聽，臉都發白，因為在六十年代去美國念書的劉家二老知道，那時的聯邦調查局跟蹤監視學生運動，用劉大任的話來說，是「豬玀中的豬玀」。簡而言之，胡佛用他從聯邦調查局局長賦予的公權力，掌握了美國所人的秘密，包括國會議員甚至總統的。因此，美國總統只能做八年而聯邦調查局局長可以一當就當了三十七年。

胡佛手握機密敲榨

說得淺白一點，胡佛通過聯邦調查局控制了主要官員的書信來往或電話通話紀錄，從而得其所哉，包括他要一力清除的「共產黨及其同路人」，以及對社會上的「異類族群」即同性戀者及工人組織；另一便是任何針對他的政治人物。事實上，一九五二年總統大選，胡佛便通過聯邦調查局散播候選人斯蒂芬森是同性戀的消息，打擊選情。三任民主黨總統杜魯門、甘迺迪、詹森都想把他搞下台，同樣鎩羽而回，無疾而終。因為他在國會裏可以控制一切，史家推測，除了投其所好大搞反共白色恐怖，便是胡佛也掌握了國會議員的個人機密。這種說法也許會有人爭論，但事實是胡佛去世之後，美國就修訂了聯邦調查局局長任期，最長不得超過十年，明顯是針對胡佛一人獨大，無法無天的狀。

如今天下，資訊高於一切，《選戰風雲》佐治古尼強悍卻敵不住黑材料在人手上，只得俯首稱臣；胡佛手握達官貴人的各樣秘密，沒有人敢動他一條汗毛，什麼權力制衡原來都是云乎哉。下筆之時，無電視新聞頭條是梁振英大聲疾呼政府應公開所有西九有關資訊，我心忖這便是選舉政治。工作犯錯，緋聞渲染，利益衝突的質疑，資料發放和掌控；台上和台下，美國和香港，環球同此涼熱。

談談種族歧視

種族歧視是連環式關係，以所謂民族大熔爐美國來說，這一態勢更是顛撲不破。白人歧視黑人，白人歧囍霂Z牙語裔移民， 白人裏的新教徒（WASP）歧視白人的天主教徒，新教徒歧視猶太裔、意大利裔和愛爾蘭裔。黑人歧視西語牙語裔，黑人歧視黃種人，黃種人倒過來歧視黑人和西班牙語裔。歧視尋且到達一個普遍程度，是連歧視的密語都不再是秘密。人類分類學來說，黑人屬於尼格羅（negro），這詞是西班牙語，美國一些人在口語轉了一個調叫nigger， 變了「黑鬼」。我在這裏聲明，在美國千萬千萬不要在街上說這字。我看到最血腥的一幕是在紐約地鐵，黑人中年女子和白人男子可能因為過道時擠了一下起爭執，黑人女子句句都是問候娘親，男子回了一句you nigger。幾秒之間，車廂裏各不認識的幾個黑人青少年忽地撲上來就打，掄起套有金戒子那只拳頭死命打下去。列車乘警趕到時，一個黑人青年沒有走，氣噓噓說是我打了他，這人說我是黑鬼；白人男子整件襯衫都是血，躺在地上一動不動。

我留下來直至看傷者抬走，是想知道到底案子最後怎樣處理；傷人是紐約州法律罪案，如果涉及種族歧視，州和聯邦法案都對hate crime 處罰極嚴。可是第二天連《紐約時報》都沒有這條消息。

華人不會公開用廣東話說「黑鬼」，因為黑人會聽得懂，下場肯定是捱一頓痛打。後來轉一個圈叫「老墨」，但時間久了又被識破，於是改了叫「墨匪」。至少我離開美國前，還未有華人因為「墨匪」給人活生生打死。反而是華裔黑幫到意大利裔區收保護費，給人綁起送到新澤西狗食工廠扔進攪拌機，今天想起都有餘悸。

美國的種族或族裔歧視脫不了宗教和經濟因素。歧視意大利裔和愛爾蘭裔，只有一個原因：在美國主流的新教徒裏，有人歧視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裔和愛爾蘭裔。宗教自由是憲法上的事，你去什麼教堂沒人管你，但美國史上只有一個總統是天主教徒，那是來自麻省的愛爾蘭後裔甘迺迪。

愛爾蘭人在美國不算名聲好，紐約的非華裔黑幫是意大利裔的黑手黨和愛爾蘭人。兩者各有地盤，黑手黨在曼哈頓下城區和布魯克林區，愛爾蘭人則是曼哈頓上西城。說起來倒也奇趣，愛爾蘭裔當差的不少，今天紐約警察總長克里便是愛爾蘭裔。下次去遊紐約，不妨看看警察胸前名牌，姓奧圖（O'Toole）奧白賴恩（O'Brain）奧舒亞（O'Shea）的不少，奧字當頭為記認，都是愛爾蘭人；意大利裔的姓氏是元音AEIOU 為尾。黑手黨如今作奸犯科少了，只是包下整個城巿的窗戶工程或清倒垃圾來做這些小道時有所聞。紐約黑手黨是栽在意大利裔的朱利亞尼手上，就是「九一一」時擔任紐約巿長的那位，八十年代他是檢察官，一夜之間拘捕黑手黨五大家族其四。

從未宣之於口的理由

宗教歧視主要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平日不多顯示，大選年便露出來。一九九四年通過的《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是聯邦法例， 「要求美國判罪委員會增加對種族、膚色、宗教及性別而生的罪案加重刑罰」。表面涵蓋甚廣，似乎可以從此令歧視消失，可是不利天主教徒的潛規則行之多年，從未有政客因此被控。天主教徒當不了總統，六十年代之後幾成定例，目下正競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羅姆尼是摩門教徒，早給評論員批死不能入主白宮。表面原因極多，如利用稅務優惠少付稅，如沒有聯邦部門管理經驗。有一句話從沒公開說出來：羅姆尼是摩門教徒，在美國不視為正統。評論員只要說出這句話，下場是聯邦調查局找上門來。

八十年代末，民主黨一片混亂，卡特之後無人，有人想到紐約州州長科莫（Mario Cuomo），這個人精明強悍外型好，治理這美國第一大州井井有條，但就是沒法再上一層樓。據說是有人質疑他和黑手黨關係，因為他是意大利裔云云。之後科莫老去，競逐總統一事不了了之，然而誰都知，意大利裔是他的白宮之路一道坎，另一道便是他的宗教天主教。

必須提到種族和經濟帶出的歧視。黑人在美國立國後從非洲源源輸入，十九世紀因解放黑奴爆發南北戰爭。縱然北軍取得最後勝利，但黑奴問題從未徹底解決。這是經濟因素使然。美國南方遍是農業州，中部地區也有一些，諸如堪薩斯，諸如密蘇里， 還有所謂MAG。M 是密西西比Mississippi，A 是亞拉巴馬Alabama，G 是佐治亞Georgia，黑奴十八世紀時主要來這三個州，原因很簡單：幫農。這些地方的種族歧視情也最惡劣，三K 黨大本營在這一帶。五十年代，馬丁路德金牧師打出反種族歧視第一炮的蒙哥馬利校車事件便在亞拉巴馬。六十年代，頭戴白色三角帽、只露出眼睛的白人至上種族主義者猖獗，黑人半夜三更給人吊死樹上時有所聞。一九八八年， 演員真赫曼主演的電影《MississippiBurning》說的是真人真事—— 一九六四年，東北部三個青年到南部州份推動黑人民權，路上離奇被殺，區內有黑人遭人吊死房子燒，聯邦調查局介入，最終拘捕真兇。

軍中歧視黑人雞與蛋的關係

過往黑人在南部州份的角色是經濟因素佔大，今天美國農業全面機械化，但黑人依然在整個勞工結構最底層，加之南方政治取向保守，歧視黑人現象一直無法全面驅散。由於農業不景及保守傳統，南方青年當兵特多，初進軍隊，下士月入約一千美元，比起在望不到盡頭的田野收割好得多。因此MAG 不僅是農業州代號，更是大量美軍的來源，尤其講究刻苦重視忠誠的特種部隊，MAG 所佔比例極大。不過，歧視黑人的做法，也因為MAG 兵員多而在美軍裏常有所聞，這到底是把軍營以外的歧視黑人傳統帶進軍營，抑或軍營裏本質就是歧視黑人，這多少有點雞和雞蛋的關係。但可以肯定，六十年代越戰，美軍裏的黑人兵成為越共及北越招降對象，因為兩軍相遇打頭陣的總是黑人兵佔多，再是軍隊內部種種壓制，遂成為對手喊降入手點。

加州情本來和MAG 有點相似，地緣上毗鄰墨西哥，非法移民在漫長的美墨邊境自出自入。事實上，加州農場的收成時節，需要大量人手在短時間內收割及處理蔬果，時薪只要一元半塊美金的墨西哥或中南美洲非法入境者，輕易擊倒根據聯邦條例時薪至少四美元的美國本土工人。農場工作辛苦，一天下來光流汗都要瘦幾磅，白人幹這些活的很少，身高體壯的黑人六十年代佔了這種工種的極大部分。當說西班牙語的中南美洲非法勞工一來，農場主人要多便宜多刻薄都嚥下，反正回去墨西哥就是一筆小財。這些非法移民漫山遍野，生下的小孩成了美國人，四十年來改變了美國人口結構，一躍成為第三大族裔，佔美國總人口百分之十六。

西語裔受歧視，其中一個原因是工作職位競爭，不過美國民族繁多，紐約巿人口部門九十年代曾公布，巿內各國族裔比起聯合國成員國還多。我查過資料，九十年代初，聯合國成員國約一百九十，未到二百。時間久了，西語裔第二三代陸續成為美國主流，白人也開始接受包容，今天美國開到成行成巿的Taco Bell 快餐，賣的便是墨西哥傳統食物，玉米餅包捲心菜和豬肉醮辣醬吃。另一批西語裔人口在美國大受歡迎，是棒球運動員。美國國球不是籃球是棒球，四月打到十一月，主流社會不少生活習慣或民俗都和棒球有關；不是棒球擁躉，人生似乎少了一些什麼。棒球手是白宮常客國家英雄，瑪麗蓮夢露其中一任丈夫、紐約洋基棒球隊名將迪馬治奧（JoeDiMaggio）在世時幾乎所有國宴都獲邀參加。日本的華裔棒球手王貞治一度是全壘打世界紀錄保持者，但美國棒球界從不把這當作一回事，一句也不提，除了對黃種人的輕視，便是認為王貞治能打出全壘打，是日本投手膂力不夠。但即便美國棒球大聯盟，三分之一運動員是西語裔，美國球迷一點都不覺有問題。

黃種人被歧視在美國不是新聞，任何人在當地生活超過一年，不論土生華裔或新來甫到的第一代，都吃過這些苦頭。亞裔讀書成績好，白宮每年的科學獎總有幾個亞裔少年，可是華人照舊遭歧視，起初人們以為和社會地位不如其他族裔有關，也有人說這和身形瘦小吃虧。都不是。我看到黑人挑釁華人的實，地鐵上人人眼觀鼻鼻觀心，黑人就是要說你用敵意眼光看他，搶了你的隨身聽（walkman）就跑。亞裔裏，日裔住在白人區多，少點捱打；韓裔是天不怕地不怕，哈林區開店的亞裔只有朝鮮人。是冰天雪地鍛煉出來的剛烈，抑或是跆拳道的狠勁調教出來的不屈，我不是朝鮮人，不知道，只道是韓裔最團結，也最挺身保衛一己權益。YouTube 唯一看到遇劫後拿一管槍追出去的，不是大塊頭的白人，是韓裔。

挑軟的吃懦夫之道

我老是覺得種族歧視是專挑軟的吃的懦夫之道，便是從韓裔的反抗想到出來。韓裔用雙管獵槍打死來搶錢的歹徒間有所聞，我不贊成以暴易暴，但像韓國人那樣，千山萬水從朝鮮半島移民美國，胼手胝足開一家小店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要搶他的家當，若果只是因為他的膚色和矮小了一點，那就看錯了人。韓國男人個個都當過兵，絕不好惹的。唐人街的華青幫，名字乍聽挺嚇人， 「鬼影」、「飛龍」，怎料去意裔人區被人架走攪碎，去黑人區不夠大塊頭，去韓裔區敵不過拚死一擊，只得留在那幾條小街欺侮同胞，在地下世界吃盡苦頭，也真殘酷了一些。

說幾句公道話

初到貴境總是撞板多過食飯。紐約可說是我第二故鄉，前後住了七年，到今天我還能背誦上西城一二三這三線地鐵的每個站名，西六十六街林肯中心、七十二街、七十九街、八十六街，然後是我住的九十六街，之後是分道兩線直上一一六街哥大正門。縱然變了半個紐約人，連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也找我幫忙接待內地和香港的紐約訪問團，卻是要走的那天還是大鄉里。

說大鄉里，是因為紐約有一些歷史悠久的法例，今天說起來都會讓人莞爾。其中一條是不許在街上喝酒，哪管是幾乎沒有酒精的Miller Lite。喝過這種啤酒的都知道這酒騙人，百分之四的酒精，還不是等於水？夏天紐約極為乾熱，華氏一百度以上天天都是，下城區回家鑽出地鐵，有時去小店買一罐喝。每次小店老闆都給我用一個小小褐色紙袋包啤酒罐，我每次一出門就扔掉紙袋。直至一天，有個軍裝警員走過來，豎起食指搖了又搖。我瞪着眼睛不明所以，他走過來說：這是犯法。

紐約有些笨法例一直執行到今天。以不能當街喝酒為例，這不像禁止抽煙那樣是因健康原因，而是這條法例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美國禁酒令年代立下的。這是當年芝加哥黑幫頭子卡邦（Al Capone）發大財的來源， 一九八七年荷李活有一部大賣電影《The Untouchables》由奇雲高士拿和辛康納利主演，羅拔迪尼路飾卡邦，說的就是財政部特工奇雲高士拿和老差骨辛康納利對付卡邦的真人真事。今天美國再沒有像當年雷厲風行的禁酒令，但不許人們當街喝酒一直流傳到今天。那次，警察先生說，再喝就要開罰單，原來除了違例泊車，連街上喝酒也有定額罰款。

笨法定了也得執行

法例雖然笨，可是既然定了就得執行，本人阮囊羞澀，沒有可能為了喝酒權利打官司打到美國最高法院，請九個大法官解釋這條禁酒令如何與世相違，只能當笑話笑了笑，反正在家一樣可以喝，差那幾步不至熱昏街頭了吧。類似的事不僅美國有，另一文明大國日本也有，朋友八十年代在東京上學，人住上野，遇上交通休整周，他卻實踐港人分秒必爭精神，眼看車道來回五十米汽車全無，在行人過路燈仍閃紅色時大步跨出去。對面一個維持交通安全的義工婆婆一手把他截，下場是罰他來回過三十遍馬路。為什麼不爭辯？外國人哪知這交通條例，且婆婆的北陸口音也聽不懂。

事隔多年，當我讀到一個中國大陸婦女在香港地鐵車廂和小孩吃東西的新聞，就不由自主追看下去。當然，想不到的是，這場小小的地鐵車廂爭執，被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上綱上線變成了「香港人不說普通話」、「香港人欠揍」、「香港人是狗」這些話來。我甚至有幾天疑心大發，覺得中聯辦郝鐵川部長和孔慶東教授是一鼻子出氣唱雙簧——孔先生說香港人不講普通話，言下之意是討厭香港人自外於中華民族；郝先生談到中國人和香港人在民意調查裏的意義。時間上一先一後，卻讓我這好事之徒老是覺得事有蹊蹺。這是後話，容後再說。

從D&G 到雙非孕婦來港搶閘生孩子，乃至地鐵車廂吃東西事件，三樣事掀起了小至中港文化不同，大至香港必須獨立脫離中共魔掌，中間還摻雜要堅決阻止蝗蟲來港生事的年輕人。這是深圳河兩邊的事，有一種傳統看法是，除了新界原住民，我們上一代都是新移民，在四十年代末中共快要席捲全國之際，拖男帶女把家當都帶來這南方海島落地生根，浸浸然有 「我也是原住民」的睥睨天下心態。另一種論說則是大陸人來香港搶了我們的繁榮搶了我們的工作搶了我們的法治，還把我們的乾淨整潔明快都搶去，例子是當街大小二便以及在廣東道呼盧喝矢。一派則以香港是我家為大纛，大陸人入侵，亂我香港。

今天還在說原住民與過客，這種調調無疑脫離了現實。今天的香港，只要有身分證便可以按照法例留在這裏，現代社會巿民的身分（identity）已不是純粹血緣已能解說。以台灣為例，理論上台灣至少有幾百萬人是一九四九年隨蔣介石渡海而來的外省籍，可是今天這些人都是台灣人而不是大陸人。中共就是如何希望統一台灣，都沒有膽量在省籍上把外省人和本省人分開對待， 「台灣人民」這四字說明一切，是政治名詞而非地理名詞。

同樣地，如果香港今天事事都把原住民找出來做擋箭牌或者作為面對新世代的遁詞，在歷史因緣而言完全說得通，但客觀上這些現代社會的原住民嚴格而言也不一定全是貨真價實的原住民——明朝南來的原住民到今天都六百多年，這六個世紀間，建設香港的不止是當年南來的那一群了吧，清朝康熙及嘉慶年間先後有兩個版本的《新安縣志》，這是香港的最早地方志，首都博物館有一套，中山大學的一套則由葉靈鳳先生捐出來的。有興趣不妨一讀，當知原住民的來龍去脈，對今天各種相關說法自會搞清楚弄明白。

身分非血緣能解說

香港是移民城巿，和紐約洛杉磯悉尼溫哥華都一樣；沒有人可以從方物志的精確考究而言是真正香港人，就等於紐約人是紐約客（New Yorker），高克毅先生把這個英文字詞翻譯得出神入化，紐約一千萬人，意裔愛爾蘭裔西班牙語裔華裔都有，各善其身，各行其事，各不打擾，是為大都會。香港有北至黑龍江南及海南的各省移民，儘管五六十年代所謂「撈鬆」之說，那只是粵籍對外省來客的統一稱謂，實是半鹹淡國語的「老兄」之謂也；表面上是一句嘲笑，其實是自認細佬的謙卑語。既然沒有真正土生土長的港人，這種以「先到先得」來決定話語權的做法沒有根據，也就無法站在道德高地，以「我比你先來」而對人與事振振有辭了，倒過來是人人平等，新來者不必對固有者低眉失額，但先到者也不必對後進頤指氣使。

D&G 挑機是另一回事。我翻看不少人報道，那個星期天聚集在廣東道D&G 的年輕人，從不滿店方不許港拍照到反對地產霸權都有。我一直感到香港年輕一代比我們那一代更有希望，是因為今天的年輕人有更多的獨立思考，有更廣闊的社會視野。上星期我說過，廣東道早在七十年代已是殖民地中的殖民地，海運大廈代表的是「鬼佬竇」，不信，回去問問你家父母兄長，中環雖然洋化，但那是所謂買辦華人的地頭，和廣東道一帶的全洋化是兩碼事。必須指出，那是崇洋的年代，是一句話中英夾雜大盛的日子，是鬼佬一出誰與爭鋒的華人低人半截的買辦當旺年代。今天，鬼佬又點，就是要你道歉。但我們從D&G 事件看到的是不亢不卑，沒有人叫打倒鬼佬（邱誠武八十年代在《九十年代》與中大同學寫的中環騷動報道文學，那次是有人喊出這句話，也有人對經過身邊的豪華跑車發噓聲甚或起飛腳），D&G 聚集事件是文明之極的一次表達意見活動。

若是要把D&G 扯上對中共治下的大款來港侵佔本港經濟，平心而論是拉牛上樹，八十年代海港城已經失守美日歐遊客，今天大陸客充斥廣東道，除了拖那個行李箱礙行人，錢多而氣粗，我們實在沒轍。八十年代香港外遊大熱，曼谷街頭馬尼拉旺巿不也是廣東話盛行，那嗓門比今天的大陸佬大陸婆不遑多讓。我在倫敦大英博物館曾經見識這些漪歟盛哉場面， 「嘩嘩嘩」之聲與古埃及法老王木乃伊同在， 「喂，快幫我影張相」與唐三彩共處。相對於那些年，今天香港人成熟文明得多了，然而我在倫敦的日子，從未在《泰晤士報》和《衛報》讀過有讀者投書不滿遊客喧嘩；是的，英國佬是陰濕的，他們不投訴你，但卻掩臉竊竊私笑。

文明教育需要時日

這是需要時日的。六十年代日本經濟起飛，日人出國成風，人們今天看到的領隊擎一支小旗、後面跟成串團友，起源便是日本團。不要以為日本人天生是如今羅浮宮看到那樣溫良恭儉，那時一樣是大鄉出城。香港老資格的旅行社老闆都知道，日本人當年出國，出入國境部門會在發出護照時夾宣傳紙品給國人，教導出去之後要注意的各種生活起居，其中一項是女性要化妝。這種形而下的教育歷時四十年，始有今天日本團遊客貓身在故宮博物院在大都會博物館抄寫展品圖解的新時代。

至於雙非嬰兒，我更不知如何與大陸人蠶食香港扯上關係。毋庸諱言，大陸一些人來港產子，是為了香港較優良的醫護系統，也為了那三吋見方的身分證；弄得香港的醫院一團糟，健康院滿是人潮，無疑也是這批雙非嬰。可是事情簡單不過，把條例一改便馬上煞住。美國也是抵壘政策之地，你只要在美國生下孩子，哪管你是非法移民，可孩子這輩子永遠是美國人，鄧小平兒子鄧質方之子便是美國人，上學課本校車牛奶都免費，理論上更可以參選美國總統。但美國的把關是嚴格的，拿簽證入境，海關大爺大嬸只要稍不滿意即原機遣返。香港不必修改基本法也不必人大解釋，明天便可堵住。有人大哭大罵，香港是法治城巿，會怕刁民？

這些討論日益遠揚的核心是「香港是不是沉淪」，以至讓昔日低三下四的大陸人欺侮。公道一點說，香港今天是沉淪了一些，至低限度比一九九七年回歸時沉淪。我所說的沉淪，是這個城巿已不是一個人人敢於說真話的城巿，是這個城巿再也不是一個人人勇於承擔的城巿。這兩點，這些年來講得嘴臭筆也寫禿，香港沉淪的不是經濟，是這兩股底氣。經濟不景可以屈服港人？笑話！第一次石油危機，彌敦道上的光管招牌十時後全部關上，夜馬取消，香港變成黑暗都巿，但社會沒有泄氣。今天我們變了什麼？新聞自由一下子跌了二十位，地產霸權沒有誰敢於公開批判，北京講一句話香港雙手一搓說「喳」。日本經濟不復當年勇是事實，美國放緩早就不是新聞，英國連歐洲二流也挨不上，但人家底氣十足，今天不行，希望在明天。趙丹說過，人，總是要一口氣的。

敗選演說中的甜美果實

選後蔡英文滂沱大雨下的演說是兩岸六十年來最精彩的演辭，如果純從文字而言也是了不起的手筆；我不相信她的文膽姚人多能有這樣的胸懷和視野，因為執筆的縱然是姚，若無蔡英文的識見，絕不可能有如斯長空出世的演說，至於其餘事後置喙或說三道四則是無足觀之甚或是狗尾續貂了。這是一篇偉大的演辭，勉強而言，類似的情下的類似演辭，最近的應該是二○○○年戈爾在點票官司輸給小布殊的落敗演說。十二年了，我仍然記得他呼籲人們切勿懷抱不忿與不服，用了一句很淺白鏗鏘的句子let the sunshine out，我姑且迻譯為光耀照千秋。美式英文造句傾向短而不像英式的賣弄。戈爾這篇堪稱同類典範，字字淺易，句句入心。

我說蔡英文的演辭是偉大，是因為那是不可能矯扭造作出來。一字一頓發自肺腑，沒有勝不驕敗不餒的廢話，那是台灣民主之路六十年的折射，是大半世紀以來台灣人民從國民黨外到體制內的政治行動和綱領高度總結。只要稍為了解台灣民主發展的必會同意，那天夜裏，蔡英文把台灣民主發展帶到另一個台階，真正品嘗到民主果實的喜樂。台灣實在太令人羨慕，也實在太令海峽這邊大陸香港澳門臉紅耳赤無地自容。

台灣的民主發展不是自吹自擂弄出來的。這是漫長奮鬥進程，也是中共打壓台獨而不敢打壓台灣民主運動的主因。那是一步一血淚的歷史堆壘，有厚實的理論和現實基礎。龍應台在講述國共內戰國軍倉皇逃到台灣的《大江大海》之中，若隱若現提及台灣五十年代的政治高壓，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王曉波幼時，父母都被警備總司令部以共諜嫌疑帶走，之後父親判徒刑母親槍決。在台大教書時，王曉波因為被官方整肅而遭到警總警告， 「你不要像你的母親那樣，子彈穿過胸膛的滋味不好受的」。這種打擊沒有折倒王曉波為台灣民主奔走的努力，《大江大海》是這樣記述王曉波： 「說起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所有孤獨受傷，被他轉化為與底層人民站在一起的我群感。他很自豪地說， 『我來自貧窮，亦將回到貧窮」」。

旨哉斯言，台灣民主進程特點是庶民化，但知識分子起極大作用，這或許緣於台灣早期的士紳制度，卻由此走出一種兩岸未曾識見的民主路，然而在這場延綿一甲子的民主運動，知識分子受到的打擊最大，這種犧牲帶動台灣民眾對民主的深切認知，創造兩岸四地的一塊含金量極高的民主金牌。

國民黨到台灣後， 行政院長陳誠推動土地改革，易言之是耕者有其田。這種安撫手法可以安定從大陸跑來幾百萬人後的海島民心；同一時間，由於反共恐共，台灣從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起執行《戒嚴法》，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以至勞工權益，在軍方高壓管治裏一個不留。今天我們隔海眺望台灣這片中國民主最大寄望的地方，很難想像在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年代，台灣和今天的中共幾乎是同樣的政治高壓。在《戒嚴法》實施後，台灣當局一口氣推出《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國家總動員法》，軍隊掌控司法大權。以「意圖顛覆國家罪」而言，若以一般刑法處理，最多是判無期徒刑，但在《戒嚴令》下，同一罪名只有死刑一途；又例如罷工罷巿，根據《戒嚴法》第四條可重判死刑。

色厲內荏的蔣家王朝以警特控制台灣，寶島的民主運動依然破土而出，這是值得香港所謂民主派或所謂激進民主派學習的。台灣知識分子前仆後繼投入民主運動，不畏身陷囹圄，不畏警總拷打，不畏死刑，這些人今天縱然在統獨立場有所歧異，但仍為台灣人民尊敬，其中包括作家陳映真。據劉大任在專欄所言，陳映真是蔣家王朝要他死的其中一人，死不去的原因是美國國會議員的介入，關了幾年找個藉口釋放。此外，還有施明德呂秀蓮陳明忠，多者斷續坐牢超過二十年，少者在鐵窗內渡過逾千天，個別如施明德更在牢內患重病，呂秀蓮甲狀腺癌復發而不得治療。在惡劣的環境內，他們堅持政見從無退縮妥協，在解嚴後迎來明媚明天。

無力共抗外侮港民主止步

長篇大論講述台灣民主發展，目的在於對照香港的民主路。上星期，香港不乏年輕一代到台灣就近親炙選舉熱潮，當他們親睹藍綠兩營造勢大會以及選舉當夜兩營的勝敗得失，定必有所啟發——香港的口水戰式民主鬥爭和放水式的民主協調，是貽笑大方的兒童遊戲，被中共逐一擊破只是時間問題。前者如民主派內部互相傾軋——台灣七十年代也有新潮流及美麗島兩大派系，同時又有余登發等地方民主派，這是理念之爭，從無爾虞我詐的親痛仇快。作家李敖是外省籍東北吉林，他八十年代義助有台獨傾向的鄭南榕創辦《自由時代周刊》，借出自已的健筆打擊傳統勢力。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台灣警方準備拘捕鄭南榕，鄭自焚身亡。這種殉道精神香港人學不來亦毋須學習，但香港泛民主派在大我與小我之間失去自己，無力共同抵抗外侮，是香港民主發展行人止步的關鍵。

至於放水式政治更是不言而喻。這種向權力屈膝的軟骨症是香港民主派最大通病。誠然，台灣民主在七八十年代也有所謂「放水」一詞，遭點名的是長期在黨外民主戰線走動的溫和派人物康寧祥。外號老康的康寧祥，早於六十年代已以黨外身分參選台北巿議員，他的議會路線被抗爭路線視為向國民黨投降的代表，當過工人的康寧祥被其他黨外人士嘲諷為「康放水」，意喻他往往讓國民黨在緊要關頭逃之夭夭。事實是康寧祥從未在兩蔣當政年代撈到一官半職，倒是在陳水扁上台政權更迭後做過副國防部長，如今七十五歲，在民主新天的台灣擔任無實權的總統府資政。

向權力屈膝港式放水

香港的放水是另一種形態，前年民主黨接受政改方案導致民主派分裂為二。民主派自六四事件後，二十年念茲在茲的是絕對貨真價實的民主，可是到了政府拋出方案，民主黨主要成員出現在中聯辦之後，形勢突變，民主黨接受這套方案。事隔兩年翻起舊帳，民主黨是否了道兒已是路人皆見。

台灣民主運動出現各走一邊的發展，關鍵在於一個詞語：決心。台灣是決心走一條真正民主道路，統獨在民主運動剛開步時是隱性因素，因為更大的共同利益是台灣能否得到真正的民主。台灣五六十年代的民主濫觴是殷海光和雷震，都是不折不扣外省人，殷海光在雷震的《自由中國》寫出震動台灣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大聲疾呼台灣需要的是反對黨。一九六○年，雷震與黨外人士聯署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還揮筆洋洋千言《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同年九月，警總對雷震羅織莫須有的「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罪名，判刑十年。

台灣的黨外運動一化三清，但總的目標一直沒變——解嚴、打倒專政、軍隊國家化——從施明德到康寧祥，這幾條從無改變。儘管蔣家王朝以官職相誘，然而中途幾無人變節，台灣的民主是用鮮血和牢獄春秋換回來的，拉到牢裏就算不死也要掉層皮：七十年保釣學運領袖李我焱在台灣時被架到警總拷問，兩條肩膀扭得脫臼，讓他趴在地上乾痛，要他招供，因此李我焱考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後，頭也不回全力反對台灣當局。今天香港民主派比起當年台灣動輒坐二十年牢的民主先烈輕鬆多了，且社會對帶「民主」二字光環的過於寵溺和寬容，忍讓這種把民主消費得淨盡的怕死民主派。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只是我們社會富裕，出來當民主派的機會成本太高，市民沒有選擇之下，只得把希望押在這些A 貨民主派。

當那天深夜蔡英文走到台上，在傾盆如注的大雨中讀出敗選演辭時，絕對是以一個得勝者的心情走出來，這才有從容坦盪不亢不卑。蔡英文是踏從雷震到殷海光、從康寧祥到許信良、從施明德到陳明忠以及數之不盡冤死的同胞肩膀走上台。這些人對台灣未來的理念各有不同，目標則一：實現政黨輪替、軍隊國家化、民主自由人權，民進黨或國民黨在這三條面前都不敢造次，哪天有人敢背叛民主，便是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共同敵人。相對如此沉重的道德壓力，呵呵，香港的民主派輕鬆得多了。

不要讓台灣變成第二個香港

社交網站facebook 這幾天有一個帖子在我腦海晃來晃去，那是一條四十二秒長短片，配了音樂，剪接不算很業餘，只是那帶廣東口音的國語聽來有點怪怪。說的是香港快要給大陸人淹沒，從小學到大學學位都如是，片末有一句旁白說「獅子山下還會有出頭天嗎？」從政治正確來說，這種手法未免有操弄族群省籍矛盾之嫌，但又確實說到幾百萬生於斯長於斯的地道香港人心裏。片完了，黑底白字打出一堆文字：不要讓台灣變成第二個香港。

一些朋友這幾天跨海去台北看大選，在whats app 上發回來的短訊是希望蔡英文勝出。這種情很普遍，連久未見過的小林也因南方朔表態支持蔡英文而雀躍。這種心態在周邊認識的朋友裏不少。這到底是一種什麼心情的折射？是不怕民進黨上台後兩岸兵戎相見？ （ 回應是中共試射導彈早已有之），抑或兩岸關係倒退到斷絕這四年的經貿往來？（回應是好哇，斷了三通，香港保住轉口貿易這一塊）。我想，這些書念得很好的年輕朋友絕不是盲目好戰主義分子，他們的想法是悲情下的反彈，this city is dying，唯一能夠挺抗中共的只有民進黨，對陰霾漫天going nowhere 的香港而言，等於是濁浪惡水上的燈塔。

「台灣」不是地理名詞，是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結束後的一個政治名詞，是等於毋忘在莒、光復神州、克難救國、漢賊不兩立的意思。當然，在某幾十年間， 「台灣」也代表了高壓統治、警特橫行、民主無望的多重意義。至於更貼近平民百姓的「台灣」，一九八八年之前是人人不宜居之的一個島，恐怕台灣朋友還記得「牙刷主義」這詞——兩蔣當道年間，台灣大款人人都想移民外國，有些家庭幾乎第二三代都走光變成小美國人或小澳洲人，留下父母在台北賺最後一桶金。那些子女都不在身邊的父母就是牙刷主義者——只留下一柄牙刷，要走馬上就可以走。那天讀報，讀到宋楚瑜原來曾經在美國修了一個圖書館學碩士，馬上就笑了出來，宋先生可能也一度是逃兵。七十年代中葉，美國甚缺圖書館管理員，有這個學位，很容易找到工作兼留在美國。宋先生也許是例外，但也許不。但其他的台灣的美國大學圖書館學碩士，八九不離十必定是與意圖留在美國有關。

說這些出來，不是取笑台灣人，香港也有這些情況，二十幾年前「六四」還未發生，也是大批大批移民加拿大，還創了一個語帶相關的詞語「太空人」。我的親友裏大不乏人，從山東膠西到上海溫州到香港到英國/加拿大/澳洲。大半生在過客身分中渡過，那是轉徙神州天地間的忙狼狽，說得直接一點，由北而南都是在逃避共產黨。到英國人快走，又得打包袱西進，輕描淡寫一句「我去land 了」，丟下了大半生在這小島擁有的一切，變賣細軟去了冰天雪地的洋人國度。我還記得九十年代初回到香港時，聽到藝人曾志偉的一句黑色喜劇笑話直插心脾：貧賤不能移……，過了兩秒，才冒出一個字：民。那是千家萬戶在太平洋彼岸的避秦之夢。

不算垂死也半死不活

當香港和台灣的同質性如此相近，當香港來到今天的縱然不算垂死之城也是半死不活，回歸十五年不到就接連丟城失地了。有人說，香港不是好好嗎，連續十八年榮膺自由經濟體第一，香港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多次得到中共高層信誓旦旦保證，香港更能比台灣領受中國大陸崛起的庇蔭。我同意這些，絕對沒有一絲異議，然而我想問：十五年前有沒有中共幹部和你爭論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應不應該在民意調查列出來？十五年前的新華社有今天中聯辦的高姿態麼？十五年前的一國兩制是如何實踐而今天的一國已取代兩制你知道嗎？

香港社會有看法認為，這幾年一些反對內地人反對中共插手香港的行動和思潮，是因為香港經濟凋敝的自卑心作崇。我不能夠完全同意這種以偏概全的說法，如果就是這麼回事，香港年輕人到尖沙嘴D&G 門外拍照就不僅發生在今天，八九十年代日本歐美遊客都在廣東道摩肩接踵，要反對要眼紅，不應該是當下。至於所謂反對內地人心態之說更是不明所以，反對什麼，只是因為一些同胞在街上撒尿拉屎？太兒戲的反對理由了吧。如果這樣討厭內地人，每年「六四」就不會十幾萬人其中包括大量年輕一代，坐在維園熬一個汗流浹背或淒風苦雨的晚上來悼念二十幾年前壓成肉醬的內地人。

聒噪的香港一些人

香港社會對台灣選舉的關注和關切，是一種唇亡齒寒的入神凝視。老實說，馬英九或蔡英文當選，對香港七百萬人的宏觀影響並不深邃，關心的是有沒有能力抵擋北京的各式介入或干擾。統獨在這次台灣大選不再是議題，也就是說，所謂「把台灣從中國脫離出去」的爭論不復存在，相反，人們以更加務實的角度來觀察這次選舉前的一切，而非選舉後的發展。選舉前的一切，是指中共對台灣選舉的任何形式影響或介入，人們看到兩個層次的走向——從文宣而言，中共完全避免公開討論台灣選舉的結果或評論任何主要政黨，這種禁足，是因為九十年代台灣首次民選總統前解放軍試射導彈，結果把李登輝送進總統府的教訓。這種不發一言的做法，在香港社會留下很奇異的印記：香港這些年沒有一刻能夠享受類似的政治靜謐。惡形惡相和惡言惡語，以一國和兩制的主客互換進入我們的政治生活；那是聒噪的人生體驗，簡單而言是令人感到討厭。難得是台灣能令世界上最喜歡說話的政治組織閉嘴，太了不起。

然而香港社會也看到台灣的無奈一面。中國大陸的經濟猛潮無法阻擋，馬英九打的兩岸穩定牌，潛台詞是一旦沒有兩岸穩定，台灣經濟不保。與香港一樣，台灣經受了經濟滑坡的打擊，大陸打開自由行這一大門，台灣零售業和旅遊業稍見起色。這道板斧在香港身上極為受用，台灣在特立獨行和倚靠大陸之間受到考驗，能否以這次選舉向中共說不，是人們殷切關心的最核心原因。在一些港人心目中，台灣在利益和原則之間如何取捨怎樣取捨，是這些人未來人生一個重要風向標。攤開來說，若能夠抵擋一陣，保住香港傳統價值的不妨再看一會；如果兵敗如山倒，那就只得另謀打算。

大放厥詞的低級官員

香港成為台灣未來的樣板，台灣倒過來是香港的希望，這種互相倚傍的政治氛圍背景，是中共完全拋棄毛周年代處理港台事務精神之後的事。一九四九年，解放軍席捲大江南北，葉飛兵團進攻金門，就是沒有踏入香港，因為毛周考慮是對香港國際地位的長期打算。果不其然，韓戰爆發，中共便是通過香港這窗口運進亟需的各類物資。韓戰結束五十年紀念大會在北京舉行，霍英東位列席上，這一安排說明了，於中共而言，五十年代的香港有幸仍在英國人手上。六十七十以及八十年代，中共對香港都以實用主義當頭的「用」字為主；到了回歸伊始，江澤民放手讓董建華處理港務。那時中共駐港機構低調得不能再低調，姜恩柱是中聯辦主任，來了香港退休回去都不為廣大巿民所知。二○○三年之後，中共插手港事，時至今天，一國兩制不忍卒睹，低級官員指東講西大放厥詞，一切政治當頭，彷彿回到那十年浩劫的不堪歲月。

台灣到今天還算能夠挺住的原因是一千八百萬張選票，中共如何不信普選制度，但一千八百萬人畢竟是要討好的。一旦厥詞說過了頭，一旦質疑為什麼把中國人和台灣人分開進行民調，這一千八百萬選票就會回以顏色，是某些人欺善怕惡的明證。這是鐵一般事實，幾百枚M 族導彈對準台灣不能解決這問題，因為台灣有防衛力量。這和國際人格沒有多大關係，卻和流血死人有絕大關係。要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今天中共完全有此能力，但打仗是要死人的，要付的政治成本遠高於人命成本。這是海峽兩岸近年隱而不宣的關鍵詞，更是中美關係的核心，台灣是槓桿的支點，美國通過軍援台灣，把寶島變成第七艦隊的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讓台灣永遠成為美國手上的一隻牌。打狗看主人，台灣在中美之間有相對裕餘的政治活動空間。因此美國在中美關係上一直使詐要保持這一操作空間，三大公報中的《八一七公報》，講好了美國向台灣售武限制，還說明售武質量不能超越上一次水平，事實是簽署公報時台灣空軍用的是美製F5E 戰機，今天是F16 戰機。

鋼鐵是這樣煉成的

不要讓台灣變成第二個香港，說得泄氣點是一廂情願的企盼，是不想香港從此成為中國大陸某一城巿的主觀之念，是想香港變成另一個台灣的幻想。我說這是幻想，是因為台港間的迥異，這既有先天的因素——不容北京承認還是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擁有自己的軍隊和國際人格；台灣有極其光輝的爭取民主傳統，從兩蔣黑暗時代的殷海光到小蔣時代的黃信介，還有數之不盡的施明德康寧祥李敖許信良等等等等。那是無分統獨的年代，卻是押到警備總司令部把你一口牙齒拔光用刑的日子。那是把你兩條肩膀扭得脫臼讓你像狗那樣趴在地上拷問的日子。那是李敖的書在印刷廠印製時警總派人去搶的日子。台灣民主不是靠吹出來的，鋼鐵是這樣煉成的。

中美破冰及其延續

中共建政後，周恩來是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留學日德法，與農民起義兩柄菜刀幹革命的井岡山英雄不一樣；外交無小事，他要的人俱是一時之選，其中包括喬冠華。喬冠華是清華大學畢業，留學日本東京帝大，德國杜賓根大學博士。近年內地喬冠華傳記體裁書刊成風，講的都是這位風度翩翩外交家的倜儻。喬冠華第一任妻子是龔澎，龔去世後續弦章含之。龔澎是中共重慶時代最出色的新聞官，到今天仍無人能出其右。章含之是章士釗女兒、曾經教過毛澤東英語。

喬冠華七十年代初回到外交部，那是中共外交曙光初露年代。中共當時與西方國家建交的不多，勉強而言只有法國，其餘盡是亞非拉。一九七一年，中共外交雙喜臨門，先是年初毛澤東長考後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訪，二是年末趕走台灣加入聯合國。一九七二年臨門前夕，外交戰線喜氣洋洋，也是在這段時間，毛澤東自挖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全國家破人亡，自己也鬧不下去，請來鄧小平出山，美日政要開始相繼來訪。

有一個故事可以形容那一兩年大陸氣氛如何寬鬆。有次高層開會，說起外交形勢大好，有人口占一首打油詩： 「八重櫻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韓大哥」，還差兩句。廖公子是廖承志，一口江戶腔日語震動東瀛；韓大哥是韓敍，北京派到美國設立聯絡處的先頭部隊成員，寄居華盛頓五月花旅館。毛澤東接過打油詩就說， 「莫道敝人功業小，北京賣報賺錢多」。說的正是文革期間下放賣報的喬冠華。喬看不起紅衛兵，於是把紅衛兵要他賣革命戰報的工作馬虎了事，收回來的報費喝酒用光。

喬冠華才華極高，人卻不拘小節。一次，新西蘭大使宴請中國外交部，帶來當時北京罕有的奇異果。喬冠華吃了，問主人家要兩個帶回家給章含之。新西蘭大使知道，準備大手筆送外長一箱。喬冠華說，兩個就夠了，放在外衣袋拿回家，那才夠意思呢。

今天我們講創意講到濫俗不堪，連特首參選人的屁話都有人說有創意，真不知如何回應是好，比起七十年代初的外交創意，這些恐怕連邊也沾不上。今年是尼克遜訪華四十周年，今天中美兩強對立，兩國貿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留學生高踞美國留學生榜第一位。可是，沒有近半個世紀前的大膽創意，今天中美是哪樣關係還很難說。

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始於美國記者斯諾延安之行寫出的《西行漫記》。抗戰勝利，國共開打，美國派出馬歇爾來華調停不果，一九四九年蔣介石逃到台灣，中共得天下。翌年韓戰爆發，本來美國總統杜魯門準備放棄驕奢腐敗的蔣介石政府，詎料炮聲一響，美國馬上把台灣變成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隔海與中共相對。一九六四年，中共試爆原子彈成功，美國開足馬力研究中共，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塞滿台灣留學生——美國等不及自己培養中國問題專家，只得找現成的來頂檔。

尼克遜一九六七年首提解凍

從歷史軌跡來說，很難令人相信，美國社會竟就在這時候有人想到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提出的是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年當過副總統、在美國政壇向以反共見稱的尼克遜。過去四十年，不知何故有一種看法，認定中美關係解凍，始於一九六九年中蘇珍寶島血戰。其實大謬，一九六七年十月，當北京三天兩頭是打倒美帝國主義的革命群眾遊行，正在準備角逐一九六八年總統大選的尼克遜，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寫了一篇文章， 當中有一句We simply cannot afford to leave China forever outside the family of nations.（我們可不承受得起任由中國永遠隔絕於世界大家庭之外）。這段話放在外交期刊，人們初視為失意政客吹水之作，然而當尼克遜一九七一年七月突然宣布翌年訪華之後，趕忙從書裏找回這句話，還發現反共透頂的尼克遜沒把中共寫成Chinese communist 或Red China， 他只寫China。

中美外交破冰， 中共御用文人認定是毛澤東盱衡世局曠世之作。可是從歷史紀錄看到這是尼克遜的外交創意，不僅令美國走出越戰谷底，不只使美中結盟對付蘇聯，更是扭轉全球戰略，中共從此成為中美蘇核子三角習題的一根樁柱。相信中共當時必定有人讀過尼克遜這篇文章，但老尼那時一無官職二無機緣，這句話只能長留檔案。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遜入主白宮，同年中蘇浴血珍寶島，美國學者費正清和包大可及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指出美國是時候與中共建立關係；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富爾布賴特（William Fulbright）舉行聽證會討論此事。美國的算盤是希望借助中共影響中南半島局勢，從而由這場無法打勝的戰爭全身而退。

尼克遜在美國政界名聲很差， 渾號扭計狄克（Trick Dick），三刀兩面，典型小人。可是， 人們忘了尼克遜的實用主義精神比起他的反共頭腦更靈活，他是杜克大學法學院畢業，回到家鄉加州找不到活幹，把心一橫，以每宗案五美元的代價接工作，為的是填飽肚子。他看穿中共的困局，一九六九年自行先解開中美部分貿易枷鎖，釋出善意。

「歷史撮合了我們」

然而，誠如尼克遜到北京後見到毛澤東說的「歷史撮合了我們」，一九七一年三月，日本名古屋舉行第三十一屆世界兵乓球錦標賽，中美運動員路上偶遇觸發改天變地。起初，準備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計劃，在中南海被擱在一旁，到了還有幾個小時美國隊就要離開日本，徹夜不眠的毛澤東長考出關，下令把美國隊請來，而且急得若是美方路費不足，中方願倒貼請客。連串決定，放在四十年後的今天來看，也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說這是天意，不免太過把中美雙方庸俗化，這種郎有情妾有意的外交接觸，為中共走出閉關揭開序幕。今天中國大街小巷看到的改革開放成果，與其說是中共的一己之力，毋寧說是美國走出第一步，中共迎上第二步的巨大變化。

對這段歷史認識的第二個謬誤，是認定基辛格是中美關係破冰的核心。無疑，這段歷史的傳奇之處，是基辛格於一九七○年七月在巴基斯坦佯稱腹痛，詐病直奔北京。這其中或許有奇情因素，但美國憲制權力結構，外交權歸總統，儘管尼克遜不信任國務院，怕他們把消息捅給傳媒壞了大事，一直把國務卿羅杰斯（Bill Rogers）蒙在鼓裏，但時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基辛格，亦不過是執行尼克遜破冰大計的一員。當然，那時正與羅杰斯爭權的基辛格，把他的國安會成員都擠在同一架北行飛機內倒是佳話，其中包括六四事件時任駐華大使的洛德（Winston Lord）。

尼克遜一直保密訪華計劃，到他在全國電視公布前三小時才通知日本，東京外務省如天塌下，丟臉丟到家，日本外交史稱為「尼克遜震盪」。尼克遜把功勞都包攬上身，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總統專機降落北京南苑機場，從專機走下舷梯的人只准他一個，創造出「唯使君與操矣」的感覺。這場訪問改變了中美關係，改變了毛澤東的走向，改變了中共的鎖國政策。喬冠華這時在外交部工作，師承周恩來，縱橫捭闔，建交國日多；台灣外交部則因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政策，只要一國與中共建交，台灣即主動斷交，外交部變絕交部。

各取所需的政治交易

中美破冰是一次堪稱各取所需的政治交易，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書房會見尼克遜、基辛格和兼任記錄員的洛德。這次會見僅一小時，但卻看到這對冤家的擁抱，根據十三年前美國國務院開放的機密檔案，毛澤東作為主人家，先表示歡迎尼克遜訪華，尼回以能夠會見毛乃莫大榮幸。這次中共與美國的開天闢地會談，尼克遜不是省油之燈，一口氣表達了要三樣東西：要與中共聯手抗蘇、要中共保證不攻打日本、要摸清中共有無攻打美國意圖。毛澤東儘管風燭殘年，卻是頭腦清醒， 「就現而言，不管是美國入侵中國，或中國打美國都是無足輕重的問題，換句話說，侵略的問題不是重點」。會談末段， 毛說明了「我們也不會威脅日本或南韓」，但就始終沒有就越南局勢作出方向性講話。因為，毛澤東明白，南越阮文紹政府已是強弩之末，不堪一擊。

翌日二月二十二日，尼克遜和管具體事務的周恩來會面，由於先前一天毛澤東已講了不會侵略美國也不威脅日韓，美國要得到的已得到，於是尼克遜還以禮物，提出五點台灣問題保證，第一點是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第二是美國不支持任何台灣獨立運動。第三點是當美國撤出台灣時，會阻止日本勢力進入台灣。今天台獨勢力如何猖獗，都無法做到實體獨立，便是出自尼克遜的這一天會談。

周恩來不敵尼克遜

這是改變中美關係的一天，中美盟友的形態基本成形。不過，美國人是厲害的，心思細密的周恩來本來施壓要美方用「not allow」（不允許）台灣獨立，尼克遜拐了一個彎說「不允許台灣獨立」超出了美國的能力云云，只能用其他字眼。周恩來最後用了discourage（不鼓勵）台灣獨立，被美國人擺了一道，今天還未能夠在台灣問題上完全翻身，傳說周恩來被毛澤東批評便緣於此。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共仍無法真正擊倒美國的最核心原因——打從一九六七年尼克遜在《外交關係》季刊寫下那篇文章之後，中共一直被美國人以台灣問題牢牢鈎着，得其一點，輸及全部，直至今天。

朝鮮這個民族

是一九八六年秋天的事。那是還叫做漢城的首爾，漢陽大學校園瀰漫秋日驕陽，我從馬路旁的入口沿着斜坡走上校園。那時還未開課，可剛一進去撲面是嗆人刺鼻的空氣；不到五分鐘，雙眼赤痛得睜不開來。來接的朋友說，校園三個月前是學生運動的激戰場地，防暴警察與學生爆發衝突，這些都是當時警察發射的催淚彈至今未散的餘煙。

我沒有感到驚訝，因為在到南韓前不久，國際特赦組織發表報告，說南韓警方一年間使用催淚彈的數量超過七百萬個。過了這些年還記得這一數字的原因，是因為那時想，換轉在香港，一人一個。那是光州事件之後幾年，南韓仍在盧泰愚軍法統治之下。我和當地學生談起光州事件，搖頭嘆息的有人，也有一言不發豆大淚珠撲簌而下。八十年代的南韓學運有兩個訴求，一是要求民主，二是要求統一。

星期三那天，我吃飯時看到金正日在漫天風雪中舉殯，想到平壤以南不過一盞茶戰機空程的南韓一些舊憶，也想起了這個民族。

朝鮮人不是好管理的。台灣和朝鮮都在同一段時間被日本殖民統治，可今天台灣一些人對日本的皇民教育感激流涕，但是一九八六年我頭一次去南韓時，日本仍是絕對的禁忌，日本文化很難在南韓植根，儘管朝鮮在日本治下三十五年，至低限度，那年我還沒有在街上聽到南韓人講日本話。反而朝鮮人民反抗日本統治的歷史縈繞不散，我第一次讀到朝鮮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事，是李朝大臣屈服於伊藤博文簽署賣國條約，翌日漢城《皇城日報》第一版只有七個漢字：「是日也，放聲大哭。」後來讀過一八七一年美軍直闖江華水道指向漢城，六百五十名陸戰隊員準備登岸，漢城內外遍插標語， 「洋夷侵犯，非戰即和，主和賣國」。

二次大戰後，朝鮮分為南北，一九五○年，韓戰爆發，一打三年。這場戰爭究竟因何而來，因何而起，至今難有定論。但比較靠譜的應是美國阿里桑那大學教授惠廷（Allen Whiting），他於一九六○年的著作《跨過鴨綠江》（China Crosses the Yalu）指出，是北韓打響第一槍，韓戰全面爆發。從此而引起的效應是亞洲進入冷戰，美國率領日本南韓台灣以及菲律賓，組成圍堵中國的第一島鏈；另一種說法是南韓開第一槍，使得北韓有藉口大舉南侵。這兩種說法近半世紀爭論不休，然而從可以掌握的資料看來，惠廷的第一槍說法比較接近真象，但聯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揚言要打到中國東北，一度說要扔原子彈，是北京不惜建政初期都要派遣百萬志願軍跨過鴨綠江的關鍵。扔原子彈最終沒有發生，是因為美國總統杜魯門立馬廢除麥克阿瑟五星上將官職。

於美國而言，韓戰是一場混戰，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伯拉德利（Omar Bradley，美軍現役裝甲運兵車即以他命名） 一九五一年在國會作證直認不諱，韓戰是一場「錯誤的戰爭，在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與錯誤的敵人打一仗」，原因是美國對中共的誤判（Red China is not the powerful nation seeking to dominate the world. Frankly, in the opinio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is strategy would involve us in the wrong war,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and with the wrong enemy.）伯拉德利是上將，但說到底不是政客，杜魯門出兵朝鮮，考慮的遠不至於此，杜的戰略視野是蘇聯，他要和蘇聯瓜分天下，或曰無力瓜分的話，也不容讓蘇聯或中共獨霸。

客觀的結果，朝鮮半島實是美蘇人為下的分裂。這一認知比起中共教育下說「美帝國主義者妄圖吞下朝鮮半島」，或西方史觀下的「蘇聯霸權野心」有更加接近史實的證言。朝鮮半島上的人民，不分南北，儘管在完全迥異的意識形態下成長，但令人訝異地同樣持一個觀點——朝鮮的分裂是外力之故，是民族悲劇。作為中國旁觀者，這種殊途同歸的統一觀堪稱奇異，然而這種普遍的統一朝鮮觀已深植三八線兩邊。二○○五年我重回南韓，有一次與負責北韓核談判的官員討論，言談間提到北韓的核彈投擲對象，南韓官員馬上用很不以為然的態度反問： 「難道他們會朝我們這邊擲？」討論隨即結束，我得到的印象是，北韓的核彈可以投向日本可以投向美國，但絕不會向骨肉兄弟南韓這邊打過來。

統一兩韓共同願望

統一朝鮮是兩韓共同願望，金正日去世，南韓民間是由前總統金大中的夫人率領前往弔喪。兩韓長年對峙，一般推想，金大中夫人越過三八線到平壤為獨裁者送喪，縱然不是「韓奸」也是心竅閉塞之流。持這種看法的大錯特錯，十二月二十八日，南韓《朝鮮日報》刊登署名崔俊的文章，標題是〈我所尊敬的李姬鎬先生〉。李姬鎬是金大中夫人，崔俊在文章開始便引用中國人的習慣： 「在中國，先生是對某些人的敬稱，特別是對受人尊敬的偉大女士，也稱先生。」崔俊高度讚揚金大中的民族統一思想，認為南韓國民要像金姬鎬那樣為民族和解作出貢獻。

崔俊的文章刊出後很受注目，南韓早已進入民主年代，各種意見紛陳，然而像崔俊那樣的統一論支持者大不乏人，不僅是年長一輩，年輕一輩也如是，這是歷史的印記使然。從一九一○年日本吞併朝鮮，到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三十五年的殘酷殖民統治，令朝鮮人民至今不敢或忘。日本在朝鮮實行的不僅是苛政而是惡政，例如不准朝鮮人聚談國事，往來書信必須檢查，鐵製農具須送官府儲存，用時才可取出；是五家輪用一張菜刀，每條村只用一柄斧頭，是用鐵鏈鎖在水井旁邊，不得取走。

互相承認無目標消滅對方地位

這種統一觀的延續是與別不同的外交政策。南北韓的關係，與北越和南越關係、中國大陸和台灣關係都不一樣，兩韓各自承認對方是一個政治實體，兩者都是聯合國成員，這和東德同西德的情比較接近，不以消滅對方的國際地位為目標。然而北韓八十年代行事乖僻，一九八七年，女特務金賢姬伙同拍檔，炸南韓航空客機，一百一十五人無辜喪生。國際刑警在巴林把剛服毒自殺的金賢姬拘捕，其後引渡到南韓受審。金賢姬起初一直自稱日本人，日本傳媒曾報道，南韓方面對此無計可施，最後設局讓陪同金賢姬的南韓女特工，開了一盆極燙熱的開水給她洗澡，金賢姬不虞有詐，一伸腳進去，大叫一聲，說了一句朝鮮話而露餡。南韓沒有判金賢姬死刑，金假釋後用日文寫了上下兩集的自傳，活到今天。

南北韓縱然有這種你死我活的關係，但民族統一的思想一直沒有稍減。誠然，可以說這種民族主義至上的思考掩蓋了理性，但南韓一直沒有捨棄對北韓的統合，這是在冷戰對峙幾十年後仍能碩果僅存的血肉兄弟之情，動之以情，說之以理。金大中二○○○年六月以總統身分訪北韓，獲得金正日的最高規格接待，兩人手牽手共走過紅地氈，成為一時佳話，兩韓關係以至朝鮮半島和平露出曙光。

意識型態隔膜擋不住合攏

南北韓對峙半世紀，去過三八線的都知道，南北雙方劍拔弩張，地雷陣處處，守衛握拳挺立，似有一觸即發之勢。然而兩韓內裏卻孜孜於統一，這不是以戰迫和，也不是靠美國中國撮合，而是民族本質使然。我讀過一些南韓媒體有關北韓的報道，稱平壤為「北狗」不知凡幾，然而意識型態的隔膜擋不住兩韓的合攏。雖然有說南韓可以靠強大經濟實力吞併北韓，但北韓也不是省油之燈，不可能一下子被人吃下，反而是雙方求同存異的精神令人眼前一亮。沒有矮化對方，沒有自恃實力強大而橫加施壓，這是冷戰結束以來最為奇妙的國際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