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

沈旭暉前兩天在明報國際版「咫尺地球」專欄的釣魚台長文，是今年保釣及其後的反日狂潮最值得細讀的一篇，保釣的前世今生娓娓道來，也提出了中共在對待與日本和俄羅斯的領土糾紛上的差別。

讀完之後的是無言嘆息。

日本要一口吃下釣魚台不是今天的事，日本社會右派當道也不是保釣之後才發現的，可是對中共來說，這都是恍如今日始知道那樣如夢初醒。按道理說，中共內部日本通不少，周恩來便是在東京留學時，通過河上肇的譯本開始接觸共產主義。廖承志生於東京大久保區，是早稻田大學第一高等學院學生，中國外交部的日語翻譯曾經說過，廖承志的日語流利得帶着俏皮的江戶腔；中國人能說出這口日語，印象裏，台灣的辜振甫是典雅的東京腔。如今的中共官員，唐家璇是日本通，國台辦主任王毅曾駐日本，即便如此，中共就是對日本毫無辦法。

知日派也好，日本通也好，中國大陸智庫林立，哪有不明白日本的狼子野心。然而，當到了政治掛帥的時候，問題就來了。

中共在文宣上一直把日本當局和日本人民分開對待。從大方向而言並無問題，但必須明白，戰後至今快七十年，日本社會仍然沒有與侵略戰爭劃清界線。日本幾乎所有在任國會議員和首相，都是「戰爭遺屬協會」的會長主席或之類頭面人物，其中最著名是前首相橋本龍太郎長年擔任會長。這個組織成員二百萬，即香港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成員的父執輩都死於戰爭，有平民也有軍人。作為對先人的憶念，協會的成立言之成理，然而從日本戰後的教育內容可以看到，日本社會相當部分對那場侵略戰爭還沒有清楚認識，否則的話，戰爭遺屬協會就不可能撐到今天。這二百萬人∕家庭手裏的是一張張足以把橋本龍太郎送進首相府、也可以把橋本龍太郎請出首相府的選票。單此一樣，即可明白，日本政客至低限度在選舉這事上，不可能像社會黨或日共那樣對戰爭呈批判態度。幾個星期前，我在周記提過的社會黨幹事長淺沼稻次郎遇刺，右翼刺客要殺他，不但是他的政見與自民黨相違，而是他與中共的關係。這二百萬票構成日本選舉政治的最大右翼力量，左右了日本走向。

明治維新後精神分裂

日本精神分析學者岸田秀說過，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便得了精神分裂，是導致今天言行不一的核心原因。岸田秀是很受注目的學者，經常出現在電視節目及在刊物寫文章，言詞之間不免因着娛樂性而語不驚人誓不休。他的日本精神分裂論甫聽令人皺眉，細讀下去，除了駭人聽聞的字眼，其實有不乏可讀之處。岸田秀認為，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軍官佩里率領四條船堅炮利的兵船到日本外海要求幕府打開大門，幕府自知無法抗衡，只得迎來日本歷史教科書所說的「黑船」。岸田秀認為，日本的精神分裂從此形成，外在的日本卑恭甚謙，內在日本永不妥協。這一漫長的過程，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偷襲珍珠港得到宣泄，日本大半個世紀的屈辱在不宣而戰之中得到回報。日本想不到的是太平洋戰爭帶來另一次屈辱，美國兩顆原子彈令她再次嘗盡苦果。

戰後右派佔領主要陣地

岸田秀的分析是否值得重視是一回事，日本戰後右派一直佔領着主要陣地倒是顛撲不破的事實。這固然由於韓戰爆發，美國為防後園起火，肆意打壓日本工會及左派，自由黨及民主黨合併為自民黨，從一九五五年起擔任執政黨至一九九三年。日本政治的主體框架，從戰後美國設計的多元（黑澤明《我對青春無悔》便是歌頌左傾的彰顯），變成右翼一派獨大的「五五體制」，意喻一九五五年是日本政治保守化的出發點。跟着下來的一年，石原慎太郎小說《太陽的季節》獲得純文學芥川獎，他筆下的青年龍哉任意妄為，為沉寂的日本帶來無比衝擊，不少青年自許為太陽族。石原慎太郎由此受到注意，他的右翼政見及主張，通過《太陽的季節》的文化遺產成為日本新一代保守主義文本。

日本社會便是在美國主導和日本右翼抬頭下迎來總保守主義。這種明目張膽的右翼思潮，大模大樣進入社會，當二戰甲級戰犯岸信介一九五七年二月代替患病的石橋湛山擔任首相時，日本戰時歷史幾乎一夜之間就此翻案，到今天，亞洲各國人民仍然不解，為什麼在東條英機對美宣戰詔書簽署的岸信介，這個戰後收押東京巢鴨監獄的甲級戰犯，因為美國放其一馬而在不到十年之間當上日本首相。這種反覆的歷史觀影響日本戰後至今六十多年：到底日本如何評價太平洋戰爭及侵華戰爭。日本知識分子報章《朝日新聞》在一九八七年八月八日岸信介去世翌日的社論說得很清楚：「由於被指為甲級戰犯的岸信介復出擔任首相，這便有不少人認為，這就是日本無法追究戰爭責任的原因」。

岸信介家是日本政壇大戶，岸信介的弟弟佐藤榮作是日本戰後任期最長的首相，岸信介的外孫是二○○六年任首相的安倍晉三。岸信介上台帶來的不單是他的政治復活，更多是觸動日本右翼對二戰的態度。如果以岸田秀的說法，便是從過往的卑躬屈膝的「外在的我」，搖身一變變成永不妥協的「內在的我」。八十年代，二戰時是海軍軍官的中曾根康弘拜相，日本從此走上不歸路，決心要為戰後東京大審判翻案，這便是「日本戰後政治總決算」，認為日本的國際人格受到擠壓，是受到東京大審判史觀影響。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四十周年當日，中曾根康弘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參拜靖國神社，翌年，他內閣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公開說，「我不認為東京大審判是正當的」。日本就是在藤尾正行任內大幅篡改歷史，修訂教科書，引起亞洲各國抗議。

日右翼當道非一日造成

日本絕非一夜之間右翼當道，這條成魔之路橫跨三十年，然而，中間除了修訂教科書以及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右翼幾乎可以說在風雨不揚之下過了十年又十年。這當中，美國的扶植固有關係，但反躬自問，海峽兩岸政府又做過了些什麼？

七十年代初，中共亟欲走出自困樊籠，美國總統尼克遜來訪是極大推力，與台灣的國民政府爭逐國際合法地位，是中共當時外交的第一目標。從已經公開的史料可看到，兩岸為了爭逐日本，在對日本的大是大非問題上鬆一口子。周恩來四十年前這個月對到訪的日揆田中角榮談到釣魚台時提出「不談這個問題」，日本之後上下其手刪改外交對話紀錄，造成中國主動提出擱置爭議而日本沒有回應的既成事實，日本根據這一刪改版本，名正言順佔去釣魚台。這段歷史沒有官員提過，只是到了這次保釣，半官方的中國新聞社發出專訪稿件，訪問當年採訪中日會談的日本記者，披露日本刪改紀錄這一不光采行為。四十年間，中共沒有以官方及公開形式提出抗議，更令人感到羞愧的是，提出日本刪改證據的是日本記者田永光。中國記者呢、中國外交部呢，都去了哪？

為對日邦交棄島

日本用與台灣斷交換來釣魚台，卻又明的暗的與台灣保持非官方外交關係，台灣的亞東關係協會和日本的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其實就是台灣和日本進行外交接觸的地下使館，日本照舊影響台灣政治，李登輝便是日本影響力下的成品，台灣獲得底下的日台關係，釣魚台變成遙遠的一個小島；中共得到的是與日本建交及與日台斷交，可是失去的比誰都多。日本得勢不饒人，一九七八年中共急着與日本簽署聯手抗蘇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其中一條條款「反對霸權主義」，日本表現遲疑，北京則欲火速達成。同年秋，鄧小平訪日，記者問到釣魚台時，鄧小平留下一段話，「『尖閣列島』，我們叫釣魚島，這個名字我們叫法不同，雙方有着不同有看法，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我們雙方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雙方也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

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人如是說，日本於是膽子開始大了，開始在侵華戰爭做文章。日本政客就侵華戰爭的所謂致歉，完全是偷雞摸狗敷衍了事，玩其文字偽術。當中國人民要求日本正式就侵華戰爭道歉，日方的態度是認為已經說了，「要道歉到什麼時候」。這種想法蔓延到日本新一代身上，「要道歉到什麼時候」，倒過來成為日本一些人責難中國「諸多需索」的言語。中共和台灣無力回應，釣魚島四十年來流於間或是中日政治爭逐的籌碼，間或是台日之間漁業談判的一個疙瘩，嚴格而言，兩岸從來沒有一套持續並認真的釣魚台政策，人們看到的是苟且偷安。至於日本，對蘇聯/俄羅斯吞併北方四島至今仍不放手，國後，擇捉，齒舞，色丹，是日本小學生都能念出的四島名稱，日本有一批人，每年都乘船去北海道外海，朝着北方大聲叫喚北方四島名字，從未聽說日本海上保安廳把這些「四島呼喚」攔在港口不讓出海。

今天講保釣，有人認為老套，有人以為老一輩發思古之憂情，有人說不如把釣魚台交給日本總勝於交給中共台北。我絕不介意香港巿民有這種想法，但我無法猜度這些情緒背後的原因，也許我在某天兩岸四地保釣船再出不了海時大發雷霆時講出比這三樣更兇的說話。那是一個人對一個國家無法挺直腰板的爆發。

好夢由來最易醒

輸了選舉的劉江華臉上少了那道狡氣，敗退了的李永達滿臉坦然，如果問這次立法會選舉留給我的印象是什麼，我會毫不猶豫說這兩幕必然是其中之一。劉江華的訪問裏那種看破紅塵的平和過去十幾年從未見過。看破，應是他知道這輩子都不會當上民建聯主席。上星期一他笑容勉強夾在李慧琼和譚耀宗之間接受記者訪問，我心裏就想到他不可能接任主席。後來有分析說劉江華沒有立法會行政會議成員職務，當不成主席；我不知是真是假，想起內戰向中共投誠的國軍將領，百分之九十九都能到解放軍工作，只是很多是副職。最為人熟悉的是鄧兆祥，一九四九年率「重慶號」投誠，中共建政後，官運似乎很亨通：第一海軍學校副校長，海軍青島基地副參謀長，基地副司令員，北海艦隊副司令員，解放軍海軍副司令員，退伍後是全國政協副主席。關鍵字是一個「副」字。

李永達也輸了。FB 上不少人嘆息說立法會從今以後少了一個熟悉房屋政策的裏手，也有人為他和妻子陳樹英雙雙失利感到惋惜。選舉就是這樣，勝者為王敗是寇，但李永達面對落敗坦然得令人揪心，開票當天清晨，我在有線電視直播裏聽到他說的一句話，「我第三次說，輸了是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李先生言重了，記憶中的李永達是他還是港英年代巿政局議員的時候，英國外相賀維訪港官式宴會上，他忽然掏出標語抗議，用那口廣東腔英語高聲質詰一臉尷尬的英國人。

「地區工作做得不好」到底是不是李永達和他的民主黨伙伴敗退立法會選舉拱手讓出最大黨的主因，恐怕人人看法不一樣。李永達認為他丟失議席是地區工作做得不好，這套敗選邏輯是否說得通，我有保留。倘若李永達的對手是民建聯或工聯會，這句話在蛇齋餅糭之下或是真實證言，可是如何解釋空降新界西的公民黨郭家麒余若薇那七萬多票。公民黨在新界西做過什麼地區工作，或者說，公民黨在新界西的地區工作能夠比得上地頭蟲李永達？有一點點常識的都知道這不是那回事。李永達在新界尤其是荃葵區早年扎根，他對全港房屋政策的掌握比管房屋的張炳良還要熟悉。輸，不是一場半場戰役（battle）的干係，而是在一場戰爭（war）的戰略取態。

這是戰爭不是戰役

立法會選舉之後，分析多如牛毛，有的認為泛民失敗是配票不如人。我可以肯定這是原因之一，但把失利都算到人家配票頭上，那是唯心之言，是只見樹木不見樹林。誠然，從數字上來說，民建聯足以媲美GPS 全球定位的精準配票確實令人嘆為觀止，可是泛民也不是光桿一條心口有個勇字便上陣，起碼FB 上就有人大呼小叫說一家四口的票應如何配送，說這才能保送泛民某某某和誰誰誰入立法會。當然這不是強迫安排，做與不做悉隨尊便。不過，我從來認為，選舉，特別是香港的立法會選舉，意識型態是主要分野，過往如是，現在如是，將來也如是。民主黨失利，不是蛇齋餅糭派多派少，也不是民建聯鐵票大軍，這都是唯武器論者的錯覺，實情是民主黨掌握錯了香港巿民的政治感覺。

政治賣的是一種務虛感覺。在民主選舉政治高度成熟的地方，像是快要舉行大選的美國和前兩年改朝換代的英國，兩國俱是香港泛民和建制兩派同意的民主大國，不妨翻查史書，英美大選改朝換代靠的是什麼，告訴你，是選民對候選人的感覺（perception）。只有老天才會知道從未做過總統或首相的人上台後會怎樣，像奧巴馬這類聯邦參議員出身的還有迹可尋，克林頓呢，克林頓上台前最高的政治職位是阿肯色州州長。這個南方小州在美國五十個州裏挨不上邊，一個小州的州長能管美國嗎；同樣地，卡梅倫做首相前只是一介國會議員，憑什麼要英國人把工黨的首相撤下來換上這個新手。政綱是其中之一，但這是空口講白話的東西，你看梁振英上台後的政策與政綱相比哪一點實現？千萬不要提物業價格，對一些市民來說，這是一場維時最短的政治欺詐。

奧巴馬和卡梅倫賣的是大眾對民主黨和保守黨的感覺。這些感覺的由來是有歷史和政治背景，民主黨對社會的關顧，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小羅斯福以降便是如此，高稅但政府包養你一世。民主黨是勇於改變的政黨，四十年代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六十年代甘迺迪的「新邊疆」（New Frontier），到一九九二年克林頓與老布殊電視辯論一夜之間說了七十多次的「改變」（change），乃至奧巴馬鸚鵡學舌也來一個「Change」，你不怕加稅想求變，投票給民主黨好了。卡梅倫賣的是保守黨的低稅小政府，所謂解放束縛釋放動力，列根一九八一年上台也靠這一招，到今天仍被共和黨溫和派奉如綸音。但是倘若兩黨為了吸引更廣泛的票源，民主黨因此大談deregulation，共和黨倒過來力推加稅福利人人有份，這兩個失去一己面目的政黨絕不能撐到今天。

一次投票便是一次期許

在相對成熟的民主選舉，一張選票投下去便是一次期許。我發現香港社會有一種錯覺，認為蛇齋餅糭在立法會選舉舉足輕重，若果事實如此，就不會有陳婉嫻忿忿不平民建聯”界”票，建制派的選舉工程肯定好辦得多。應該說，地區工作和蛇齋餅糭有密切共生關係，但不等於英甲聯賽可以取代英超。英超追求的另一個層次。可是有人把蛇齋餅糭和立法會選舉混為一談，選舉結果出來後便怨天尤人，說因為沒有蛇齋餅糭而失利。這是推諉，巿民想吃的話，自會找到他的蛇齋餅糭，社會對立法會選舉的要求不是飲杯茶食個包的口腔期層次，他們要的是好看的，如果能夠有好吃就是錦上添花。好看，是指香港核心價值這種抽象期許，好吃，是說政策上或實利上如何對我有利。兩者比併，前者必然重要於後者，特別是香港這個識字率高近百分百的都會而言。毛孟靜勝選後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她對選民說，你要多一個公園抑或是多一條行人天橋，還是不想你的子孫後代被人洗腦。結果是毛孟靜名單得三萬七千九百二十五票，比民主黨黃碧雲名單和盛傳中聯辦力挺的梁美芬都多。毛孟靜是記者出身，社會感覺比他人敏感，她的判斷是社會要好看的多於要好吃的。

民主黨這次失利，原因絕對不是配票不如人，也非缺了蛇齋餅糭，更不是黨內主將年紀老大——倘真如此，建制派就不止得到這些席次；若是這樣，公民黨不可能在新西九西如斯強勁；若真如是，列根七十歲當選總統是美國之禍了。選舉與射十二碼一樣，只有兩個結果，射入固然狂喜，射不入絕不可把責任推在腳上那球鞋，而把自已一開始助跑便錯了的射球角度輕輕帶過。這樣就回到問題核心：社會對泛民的期許到底是什麼。香港巿民是機敏的一群，他們祖輩在內戰烽火歲月避秦南來，目睹北方河山的政治變迭，看到經濟起飛後道德的淪亡，親歷維權運動在維穩下的打壓，他們固然想吃一頓安樂茶飯，內心深處的良知仍然未泯。今天講民主抗共不是過時，八十年代香港社會冒起這種不信任思潮其來有自，源於對中共建政後的反民主不信任；如今的民主抗共，除了看到大陸在維穩大棒子下的虛與委蛇，更多是香港自身面對的核心價值可能消亡的危機。

與北京接觸成死亡之吻

民主黨與北京融冰成為這次選舉的死亡之吻。我不同意單是人民力量天天大罵「民主黨賣港」就把民主黨推倒之說，現實是社會情緒在這兩年出現巨變而民主黨諸君因居廟堂之高處江湖之遠而看不到，選民用選票告訴民主黨他們的態度。涂謹申選後的一番隱晦講話說明他從薄冰上走過的倖然之險，他說這次選舉是核心價值的對決，社會是要求真普選。民主黨與北京融冰後，大安旨意等着追求政治和諧對話溝通的香港嬗變成一個「溫和民主社會」，然而卻疏漏了中共在香港社會的形象急速下滑的事實。劉曉波案有人會認為過於遙遠，但趙連海譚作人以及李旺陽，他們絕無能力挑戰中共政權，更無法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但他們的就逮判刑死亡掀動香港巿民良心呼喚。當為李旺陽呼冤也有逾二萬人上街，民主黨企待的和諧社會由此缺了民間擔保，社會情緒迅速蔓延，到了反國民教育科十二萬人夜坐政府總部之前，香港再也不是何俊仁走進中聯辦那一天的香港了。

選後有說香港從此沒有溫和泛民，只有激進泛民。此話語焉不詳，香港什麼時候有過溫和泛民，今天人們認為「溫和」的李永達都曾經在英國外相宴會上大聲抗議。

泛民的定位不可能是「又傾又砌」，中共是什麼人，可以容得你又傾又砌？如果又傾又砌可行，今天的中國早已是民主選舉，還須香港巿民吶喊呼叫中國民主？香港政治人物與中共又傾又砌，全國三十個省巿自治區倘有樣學樣到時怎辦？這個「一字咁淺」的道理就是有人看不通。何俊仁看不通，可能連劉慧卿都看不到，於是民主黨在盲人騎瞎馬之下險些車毁人亡。九月十日選舉揭榜之日，何俊仁一臉茫然鞠躬謝罪，身邊的劉慧卿可能還在思想着這天是怎樣走過來的。何俊仁憨厚，保釣沒有人搞的年代他年年帶着老人和大疊軍票去日本總領事館討公道，劉慧卿九十年代的勇於批判和捍衛新聞自由令人印象深刻，可今天民主黨就這樣幾乎蔫了。

失去反對派風骨令人扼腕

民主黨諸位都是有心人，八十年代香港人連普選都不知是什麼時他們就在各自的空間發光發熱。今天的民主黨大老當年是不畏不懼有承擔的一群，白頭宮女說當年，吳明欽如今還令人感念，便是那種捨我其誰的道德勇氣。今次立法會選舉結果對民主黨的打擊是極大的，失了泛民大佬的虛名也還算了，失了反對派的風骨最令人扼腕。作為異議政黨是光榮，萬年在野也非羞恥之事，我想，民主黨成立的時候該沒有想到會走上談判這條路，更沒有會想到會在選舉裏遭人質疑對香港民主的承擔。那一刻，民主黨與劉江華殊途同歸，夢裏不知身是客，一度以為自己是主人事實卻是過客，沒有東西比起好夢幻滅來得更讓人永遠的隱隱作痛。實卻是過客，沒有東西比起好夢幻滅來得更讓人永遠的隱隱作痛。

左毒

聽到「何芝君」三字時心裏揪了一下。同名同姓的香港七百萬人裏不會少，但這三個字確實在喧雜的辦公室清晰可聞，那是她絕食送院的當天。讀了江瓊珠代筆的〈同枱食飯各自修行〉後，二十三年前華盛頓中國大使館外的風餐雨宿湧上心頭。一九八九年五月，北京民主運動如火如荼，香港巿民天天到新華社遊行示威，美國東岸的一批香港學生也組織了行動，儘管和香港動輒幾萬十幾萬以至幾十萬相比，人數上完全不成比例，可這短短幾天在大使館外的示威，把從未參加遊行的學生從學校——宿舍兩點一線的刻板生活拉出來。

我是在紐約《星島日報》讀到北京和香港的波瀾壯闊大示威，聽說華盛頓中國大使館外有香港學生行動，本來是央求哥大法學院的W 和康奈爾醫學院的L 開那部七九年破Buick 南下華府。碰巧兩人功課忙得不可開交，我只得獨個坐三小時火車過去。華盛頓很小，Union Station 出來後，拐個彎就到著名的Dupont Circle，這裏是使館區，中國大使館是四層高的褐色石磚房子，門外豎了一根很高很高的旗桿。外邊停了幾部警車，警察都倚在車邊閒聊，斜對着大門的馬路另一邊有幾十個學生拿着標語牌，大多是從附近馬里蘭州或弗吉尼亞州過來，何芝君那時在馬里蘭大學念博士。這次示威的組織者是誰已經忘了，清楚記得的是何芝君走過馬路去大使館遞信。她一過馬路，幾個警察轉過頭朝她走來；中國大使館拒絕收信，她前後去了幾次遞信。

揪心是二十三年來中共對異議聲音一直不聞不問，這種處事手法近年傳到香港。國民教育爭議七月中爆發以來，特區政府不聞不問，「以我為主」，對學民思潮和家長關注組甚至社會的反對呼聲音視若無睹。這不僅是梁振英政權的意識形態折射，更多的是左傾路線抬頭的結果。可以想像，國民教育科這一回戰之後，左傾路線若然不改，類似的硬推還會陸續有來。

七月中那本《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把中共形容為「無私，進步，團結」政黨的時候，香港社會肯定沒有誰會料到，兩個月之後事態會發展成為香港巿民重新認識自己的政治啟蒙運動。一向慵懶的香港人很多事都是逼上梁山，戰後幾十年來，香港定位是搵錢至上，求個安飽，政治扔在冰箱冷凍。今天我們投票選立法會議員，不妨等待官方公布的投票率，我猜，不可能像其他高度發展國家或地區那樣的超逾七成，原因很簡單，香港巿民本質政治冷感。從管治角度而言，民眾政治冷感或被冷感是政令通行的絕佳主觀條件，新加坡便是如此：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則是另一個層次的事，不必老百姓來煩。當然，在以前很長的一段時間，新加坡民眾搞政治的代價高昂，種種因素造成被動的政治冷感，客觀上為施政掃除障礙。

人民政治冷感掃施政障礙

這種想法毫無疑問與世界發展違悖，不少國家及地區卻甘之如飴，我相信中共對香港的長期政策也是如此。只是董建華上台後未及暖蓆即爆發金融風暴，曾蔭權接棒之後政治休兵只搞經濟民生，梁振英到來後，香港新加坡化的趨勢很明顯，政綱內的民生經濟議題盈千纍萬，民主事務一帶而過。這種意識形態在梁振英上台後的幾次大示威及其後的餘波都能看出端倪，四十萬人的七一大示威，九萬人的反國教科示威，梁班子完全不當揮汗如雨的幾十萬人是一回事。這也許有反應緩慢的原因，我總有一種感覺，這更多是左傾路線抬頭之故。這種無視香港實際情況的思考模式，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成為香港政治主流。

香港問題不簡單，一手擘劃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做過黨總書記曾是總參謀長，看問題有其恢宏格局。從文革結束後的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二年退出政治前台，鄧小平至少公開三次警告左傾思想。一九九二年南巡期間，鄧說「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鄧小平這番話到今天都應該被中共主政者奉為圭臬，文化大革命就是極左路線的悲劇。文革結束後，大陸對左傾路線心生警戒，左傾表面看來很激進、很革命，但實踐起來很容易脫離實際，不但達不到預期目的，還會造成損失。中共黨史上三次影響最深遠的左傾路線主義帶來的衝擊於今猶在，其中兩次是死人六千萬的大躍進，以及整整一代人受害禍延深遠的文化大革命。然而論到根本影響，應是幾乎要中共亡黨的王明左傾主義路線。

說到三十年代的王明，有人會認為老舊了一些，但王明當年的情況與今天的香港在某些方面上有着二而一的相同，前車足堪可鑑。王明的左傾路線主要犯錯在於否認中間力量的存在，認為國民黨各派及中間派都是最危險的敵人，要一切鬥爭、全部反對。類似這些言語最近在香港重現，這是值得注意的發展。說實話，回歸之後左傾思想長期存在，不過當全國都在談落實「一國兩制」，這邊的左傾路線就沒有多大空間。到了近期國民教育科爭議，類似王明路線的文字及話語終於來到。當然，從言論自由層次來說，說這些話並無不可，但是只要明白香港政治真像的都不可能一笑置之，因為這種幾乎要搞人人過關、打倒「舊社會渣滓」的言論，反映的不僅是少數左派人士的看法，而是一大批人的根本態度。

當這些言語實踐時就成為冒進主義，有些把幻想看做真理，有些把只能在未來實現的理想放在當下來做。講這段話的人是毛澤東，老毛說這些話時還未昏頭腦，這是他在三十年代末《實踐論》的內容。當時中共羽翼未豐，看事做事比較客觀，強來胡來只會帶來更大傷害，用中共的術語來說是「做不了工作」。鄧小平追隨中共多年，對左傾路線了然於胸，過了半世紀還記得，尋且要向來訪的外國政要說出來，為的就是防左。香港的國民教育科爭論到執筆這刻還未收科，除了政府硬闖，更多的是左傾思想冒起成為主要論述的根據，這就是老毛批評的「只能在未來實現的理想放在當下來做」。國民教育可能於某些人來說是理想，卻不是今天香港的集體目標，興許過了三五十年才會是也說不定，主其事者要在今天強攻香港社會，無視客觀上香港根本不可能接受如斯洗腦的廉價愛國教育。這和所謂港英餘孽沒有關係，和英美政府也無大干連；至於說學民思潮有背景，這種帽子其實不可能在香港行得通——這些走出來的人早是玻璃般透明，倘真是和英美勾結或背有靠山，還能逃得過監視？

苦大仇深左毒未清

國民教育科的爭議，香港社會出現不同聲音以至上街示威很稀鬆平常，用中共的話語來說，這些不同看法的爭論連人民內部矛盾也談不上，但到了左派口中就變成敵我矛盾。讀報看電視看到聽到一些文革味道濃烈的言語，不明就裏的還以為是譴責日本侵佔釣魚台的公報，香港用得着這種遣詞用句麼？香港一些左派人士仍有着「苦大仇深」思想，任何事物都用二分法來看，非黑即白，非敵即友，那股與世相遺的味道揮之不去。熟悉香港歷史的會明白一九六七年暴動的前因後果，那是左毒未清的結果；然而之後的總結如何，是把原因都推在中央文革小組的身上，有沒有在具體執行時「寧左勿右」作怪，這都必須認真對待。

也許一些事當事人難以宣諸於口，這或涉及如何放下虛幻身段重新找回自己。這是一段過程，卻不一定漫長艱辛，前《新晚報》總編輯羅孚以「絲韋」為筆名寫過一篇〈感慨萬千〉，很值得今天滿腦子發熱的人參考：

「……四十多年來，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案如山，無地自容。最要命的是，當寫下這些假話、錯話時，自己卻是很為嚴肅的，認為那是真話和正言，真實無疑，正確無誤，很有些『替天傳道』的味道。現在大夢醒來，才明白不是那麼一回事，於是而感到很大的失落： 真實和正確到哪裏去了？」

絲韋，原名羅承勛，又名羅孚，曾是中共黨員。一九四八年春來港，繼續編報，直到一九八二年。一九六七年暴動期間，是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執行委員。

感謝你們

朗彥、莉莉、凱撒三位小友，開始絕食時你們已經不是心智上的弱冠少年了，默默在政府總部前那片地方架起營帳，開始你們至今十幾年人生裏最重要的一次抗爭。半夜的金鐘夜色沉寂，幾盞燈照着那丁方大小的抗爭之地，矗立後面的政府總部在黑夜裏像魔神一樣動也不動，空洞的玻璃窗裏據說是「從群眾中來」的政府官員辦公室，這場掀動社會心靈的絕食，就在強與弱、大與小的不對稱空間展開。

星期四下午之後你們一粒米再也沒下肚，星期五凌晨大雨傾盆，星期五下午艷陽高照，星期六上午灑了一陣雨，面書上的關注鋪天蓋地， 「同學保重」，share 之後share 再share，我輾轉看到一個叫「司徒夾帶」的帖子，附着一張照片，兩男一女三個中學生穿着人字拖在西洋菜街行人區捧着大聲公在喊話，他們身後紅色條幅上是斗大三個字， 「反洗腦」：

「【停一停?諗一諗】個女同學真係風都吹得起……我讀中學嗰陣，冇幻想過會有一件事可以逼到十幾歲嘅我鼓起勇氣去旺角企街同嗌咪。今日，究竟發生咗咩事？令到一班後生仔女去絕食上街嗌咪？佢哋為咗乜嘢？為咗邊個？有獎學金咩？有得分咩？我真係好慚愧，慚愧在於我嘅學歷閱歷都比佢哋高，但背後支持我嘅價值觀彷彿被比下去。大家可以扮睇唔到、唔動容、唔去理，但係唔可以唔諗，畀着你返到去那些年，有件事能夠令到衣食無憂仲係中學生嘅你自發性覺得要上街，你感受係點？」

感受是什麼？中學於我而言是上世紀猴年馬月的往事，然而我看到那張照片時心情激盪不已，在陰暗微雨的星期六上午眼眶發熱，那是一股不可抑遏的精神，是香港幾十年來賴以自存的真氣。我單憑照片就猜到你們那三位戰友心底裏想什麼，那是「救救香港」。唯有即將溺水的才知那千鈞一髮的求生時機，走上街頭的家長和學生，都是在快要水淹沒頂的一刻出來抗爭，因為他們心目中都知道，不出來，就什麼都沒有了。

國民教育爭論發展到今天這一步是必然的。梁振英政權是以不斬樓蘭誓不還的決心要把國民教育科在今年進行到底，這客觀上說明了國民教育科是他上台後的必然任務。也許，在某些人心裏，香港回歸十五年，也是時候與大陸同唱一個調調了。這會令人愈發心寒，你們學弟學妹快要接受的國民教育是一種什麼樣式的國民教育，我在想，如果沒有那部國情手冊，如果沒有在九萬人上街後政府一步不讓還要巧言令色，如果沒有把反對國民教育人士扯到港英餘毒這些言語，我想人們可能會給國民教育一個機會。可是，如今是不可能的了。

Photo by: Manson Wong
包括你們在內，香港社會在這一刻全不猶豫公開自己的心結，不接受國民教育的原因，很簡單，就了怕了中共。沒有別的。這一句話過去二十五年一直沒有說出來，是因為那時大家都想給自已一個相信的機會。相信中共和一九七六年前的中共不一樣，相信改革開放會改變中共的處事方法和意識形態。我們的父執輩因為赤禍輾轉由大江南北逃到香港，然而經過時日，人們開始相信中共會變。這一期許在改革開放初的十年完全受用，中共變得世故成熟，香港社會由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共，到了八十年代變為「中國」。你們年輕，不知道香港的一九八四年是什麼樣子，一年之內，中英簽訂《聯合聲明》，香港未來身分定讞；同年夏天，中國參加洛杉磯奧運會，一舉奪得十五金牌，中美女排決戰在香港時間上午打到中午，轉播這場比賽的無綫電視連中午新聞都讓路。當天下午一時十五分，比賽結束，中國奪得金牌， 「中國得咗」在英國殖民地成為一句共同語言。

然而這是少有的榮光，都是過眼雲煙。人們無法相信一九八九年那開着坦克輾人的國家是我們八年後的祖國。我們在想着應該怎樣留住我們的財產，這就有核心價值的再肯定。這是由多年的腐敗修正沉積之後的獲得，核心價值對社會大眾來說很抽象，我打個譬喻，核心價值是我們走在街上遭人打劫，事後報警還拘捕了疑犯。到了警署，沒有人會來說那疑犯是某某要人之子，也不會有疑犯說「我爸是李剛」。過了幾天，疑犯上法庭，沒有人會因為一個電話就讓疑人釋放，更不會一個電話明天所有傳媒都把這條新聞按下不發。毋須陳義過高，只此而已。

你們年輕，也許會從相對抽象的核心價值來看今天的中國，或者以比較政治學的角度來比對中西方之別。我們這一代，看到的東西太多了，才會打從心底裏感到恐懼——這個星期，美國第一位登月太空人杭思朗去世，你們應該讀過這條新聞。我只想說，一九六九年杭思朗走在月球上的時候，中國大部分老百姓都不知有這回事，那是中國完全處於新聞封鎖的年代。你們會感到匪夷所思，然而事實確是如此，一句都沒有。其實，科技落後也不是醜事，不及就要趕上，美國不也是在載人人造衛星上落後蘇聯，總統下令要在七十年代來到之前美國人要第一個登陸月球。

興許會有人說，今天的中國不是一九六九年的中國，中國不會再走舊路。我衷心希望這是真的，也真希望當其他國家派人登陸火星時一句不差一分不漏的現場收看。可是，除了這些呢，像是中國的人權狀况，像是中國的百姓維權，人們實在沒有信心。原因很簡單，我們的生活裏就是這些不愉快的經歷，從譚作人到艾未未到李旺陽，不光是這些人到底做了些什麼，而是中國政府當局是以什麼態度來處理。一個為了地震豆腐渣工程蒙禍，一個因為連原因也沒有便關起來，一個坐了二十年牢出來離奇吊死。你們也會知道這些人這些事，你們曾經為此氣憤難平，你們知道，香港不可能會發生這些事，但未來的香港呢？這無疑是香港社會對國民教育誠惶誠恐的原因，也是你們今天還留在政府總部的理由。

這些年來，我在周記裏不只一次寫過香港是悲情城巿，可是今天我覺得在陰霾四合的天空裏綻現一絲陽光。感謝你們和那一批捨得一身剮的家長們。像「司徒夾帶」所說那樣，香港巿民天天營役於生活，有飯開是人生至高目標，絲毫不知天刼即來。這幾個月，你們比起許多大人都有理有節，你們比誰都謙遜誠懇，你們沒有陰謀詭計，當黃之鋒星期五上午面對梁振英時的理直氣壯，我看到是「見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在充滿媚諂的香港，太多年沒有人這樣做了。

你們以後的路途艱辛還多着，香港巔巔不平的不會少；把身體鍛煉好，多些讀書閱報，多走多看，擴闊視野。你們還年輕。

安裕

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