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vel Vaclav 哈維爾—— 傷逝2011

一年總有幾次眼眶微紅的一刻，上星期日晚上回到家，打開電視機，夜間新聞說哈維爾去世。我怔了怔，在暗黑的寒夜呆了幾分鐘，腦海裏是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一連串早丟在歷史的名字忽然都在腦海裏冒出來——杜布切克，布里茲尼夫，柯西金，波德戈爾內。這些名字或許人們已經不大記得，或者說根本不知道人類歷史曾經有過這些人。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是一九六八年捷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布里茲尼夫是當時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柯西金是蘇聯總理，波德戈爾內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相當於國家主席。

這些人在一九六八年那個炎熱八月成為舉世焦點。杜布切克提倡的「有人性的社會主義」，被蘇聯及其他四個東歐集團國家的強大軍事機器壓扁。杜布切克下台，流放到鄉間當伐木廠工人，哈維爾開始從劇作家轉向關切政治，一九七七年，哈維爾成為著名的《七七憲章》的核心人物，一年後他寫出《無權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是為不同政見運動的最卓越文章，驅動了心靈，激發了良知。

二○一一年的傷逝要是只可聚焦在一個人身上，我會毫不猶豫選擇哈維爾。

「異見人士」這一說法我是不能同意的。異者，不同於正路也，這是所謂正統視角下的折射，我寧願鍵入多兩個字，不同政見者或不同政見人士，這會令我心內安然一些。可是這種安然是沒有法子長久，就在哈維爾去世消息公布之後十幾個鐘頭，北韓宣布金正日的死訊。二十四小時內兩宗死訊帶來兩重不同衝擊，哈維爾留下的是作為生存於極權政治下挺身而出的勇氣，通過言傳身教，令人看到人類的希望。劉曉波的《零八憲章》很大程度是《七七憲章》的中國版，這所以劉曉波身陷囹圄的時候，哈維爾寫了一封信給胡錦濤。金正日則是一個所謂信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的家天下第二代，他留給北韓人民什麼這一刻暫未可知，但客觀所得的是，北韓是極度封閉的國家，人民沒有展示一己意志的自由。可是令人感到詫異的是，聯合國為金正日猝逝默哀一分鐘，胡錦濤在金正日死訊公布翌日到北韓大使館弔唁，確認金正日兒子金正恩的接班人地位。哈維爾的葬禮上周五舉行，我看不到有中國領導人參加這項儀式，也找不到官方新華社周五當天曾經發出過有關報道。

中共眼中的哈維爾

哈維爾以及捷克也許沒有北韓那樣的戰略地位，這是因為捷克沒有核彈抑或捷克沒有潛在饑荒，不可能有難民流徙到中國而不獲重視？抑或僅僅是哈維爾寫了一封為劉曉波求情的信簡，或者更加簡單的只是哈維爾在推翻捷共統治過程中曾經發出熱和光，從而遭到中國官方如斯冷待？沒有人會知其中原因。以一個曾經讀過哈維爾的文章、並對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有少許認識的香港巿民來說，我覺得中國人民如果深切了解布拉格之春的背景歷史，相信會同意我前面所說的，為什麼中國政府沒有像弔唁金正日那樣正面評價哈維爾。

一九六八年一月，捷克共產黨選出新任第一書記杜布切克，他上台後首個目標是放寬新聞管制，提出捷克政治生活民主化。這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總理納吉上台後曇花一現的匈牙利革命似曾相識，然而納吉的下場是這齣政治春天圓舞曲的悲劇結局——蘇聯派出大軍入侵匈牙利，打死逾萬人，納吉被蘇聯特務綁走，兩年後秘密處決，埋屍亂葬崗。十二年後，杜布切克主事，捷克上演布拉格之春，人民開始臉上看到笑容，杜布切克說要實行名為「具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令到社會主義不再是沒有人性的教條，他相信馬克思主義可以把人性和個人自由融合起來。這場革命令捷克在一九六八年成為最有生氣的東歐國家，捷克人民從報章上讀到一九六八年一月以前讀不到新聞，秘密警察和黨官的顢頇無能統統刊登出來。

杜布切克的做法，在蘇聯眼中明顯是重複匈牙利納吉的自由化政策。一九六八年五月，蘇軍開始在捷克邊境集結，東德、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四個共產國家的首腦到莫斯科商討對付杜布切克。八月初，蘇聯猛烈批評杜布切克的政治自由化政策，八月二十日，五十萬蘇德保匈波五國聯軍開過邊境直闖捷克，兩天後，蘇軍先頭部隊坦克開進布拉格。在這一時刻，杜布切克顯出政治家應有的素質，蘇軍包圍捷共中央委員會辦公樓，杜布切克毫不畏懼， 要求蘇軍馬上撤出國土。對峙局面延續了一個月，當死亡的捷克人愈來愈多，增援的五國聯軍愈來愈眾時，杜布切克在蘇聯的鐵蹄下被帶走流放鄉間，布拉格之春歷時九個月，在坦克隆隆中化成虀粉。

杜布切克雖然從捷共第一書記的位置退下台， 但撒下的種子遍地開花，哈維爾目睹事件的全部，其後他在回憶錄裏寫過一句到今天仍然擲地有聲的觀察—— 「對手無寸鐵的平民動干戈是徒勞無功的」。捷克人民以血肉之軀抵擋蘇聯侵略的勇氣，令哈維爾決心留在國土，不願接受當局要他流亡海外的安排，並開始極為艱辛的不同政見旅程。今天回看，哈維爾沒有受到毒打迫害，這段重塑心靈的旅程也似乎沒有想像中或有如索贊尼辛古拉格群島那樣駭人，然而對一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而言，幾乎等於零的寫作空間，其實已足以構成一道不可踰越的電網高牆。哈維爾的作品不獲出版許可，著名的《七七憲章》是以地下形式發刊。

布拉格之春帶出哈維爾

哈維爾在東歐變天之中不如俄羅斯葉利欽或波蘭華里沙那般轟烈，他以細水長流的耐性道出人性的弱點。必須指出的是，哈維爾的矛頭不具黨派而是跨黨派，他指向社會主義的非人性，也指向資本主義的死穴。在西瓜開大邊的國際政治，哈維爾的風骨是「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經得起考驗。我在這裏說的經得起考驗，是哈維爾沒有撿政治便宜，像華里沙或葉利欽那樣無條件倒向西方，把自己和祖國的命運交到外國手上。哈維爾的捷克本質，成為他與美國化的華里沙和葉利欽的最大迥異：華里沙和葉利欽的影響力遠不及哈維爾，因為哈維爾是人道主義者而不是政客，這也可從客觀上解釋了為什麼哈維爾始終與諾貝爾獎絕緣。

當政治成為談判技術的體現，當國際政治變成買與賣的交易，我們看到原則的廉價出售。金日成傳子金正日再傳金正恩，這種事發生在一個號稱馬克思主義追隨者的國家，令人質疑平壤讀到的《資本論》是不是中間缺了好些頁數；毗鄰的中國今天自詡走向世界，卻又率先承認金正恩這個父傳子的政治世襲。中國要的是北韓局勢穩定，以原則換來未知會否長治久安的穩定。如果時光倒流，毛澤東去世前把權力交給兒子，十億中國人民會否就此答應？當原則變成揮之則去的政治權宜，當風骨變成可資買賣的政治失格，哈維爾的逝去，令人們對他帶給世界的一切更加不能忘懷。

John Barry 留下音樂

二○一一年也是傷感的一年，三月的日本大地震，奪去了大量生命。我們不會忘記拉登、卡扎菲曾經對世界的衝擊；當然會記得喬布斯的創意；也不會就此把重量級拳王傅利沙忘懷，他的內線勾拳至今無人能及；還有著名記者Andy Ronney 留下的睿智，Tom Wicker 的視角，這些人的離世，都令人們久久不能自己。伊利沙白泰萊的美艷得不可方物在二○一一年成為此情只有成追憶的歷史；人杳然，唯有音樂可以傳世，在這一刻，我們應該為手上還有John Barry 的CD， 或者在youTube 找到《Born Free》的意在言外主題音樂而慶幸。

天地蒼茫時

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心的美國，有着像荷李活那樣意識形態與主流社會迥異的地方堪稱異數。也許是早颿X國十月革命年代尤金奧尼爾的左傾色彩之故，荷李活影人本質就是反極權。四十年代，納粹鐵蹄在歐洲大陸生靈塗炭之際，堪富利保加的《北非諜影》大大振奮反抗力量的決心和信心；五十年代，蔣介石敗走神州後，美國右翼議員麥卡錫颳起「誰失去中國」（Who Lost China）的邪風，荷李活大批演員導演編劇遭受迫害，為了這個素未謀面的新生共產政權，小者丟了飯碗大者遠走他方。前者是著名的荷李活十君子（Hollywood Ten），後者是差利卓別靈，一直在瑞士有家歸不得。四十四年後的一九七二年，奧斯卡授予差利卓別靈最傑出貢獻獎，那是他半世紀以來首次重回新大陸。接過小金人那刻，全場起立拍掌五分鐘，是奧斯卡史上維時最長的致敬。

蝙蝠俠基斯頓比爾從北京坐八個鐘頭車到山東看望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被公安揮拳趕走，夢幻世界裏的大俠終究敵不住真實並強大的壞人。我不會懷疑基斯頓比爾的用意，如果說是與電影宣傳有關，大概沒有人會笨得這樣做吧？作為閱讀這條新聞的讀者，我想起差利卓別靈接過奧斯卡獎後的講話最後一句：you are wonderful sweet people。

荷李活對中國共產黨有不知從何而來的好感，如果發生在今天，可以把這算在中共強大的金元宣傳攻勢頭上，但那是五十年代的早春二月，中共尚在節衣縮食百廢待興的年頭，但在太平洋彼岸影圈，有一批文化紅人對這個紅色政權無限憧憬。有一種說法是， 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為主的駐重慶美國新聞處官員，目睹抗戰前後國民黨的腐敗不堪，親歷「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顢頇無能，復見中共駐渝人員丰神俊朗的周恩來、英語了得的龔澎，在被國民政府前後夾擊仍能大方怡然，美國人無不一一傾倒。到了七十年代，費正清當時已是哈佛大學東亞系泰山北斗，依然無法忘記周龔等人。這種印象派的經歷，在美國官員心中留下不可磨滅印記，成為「中共得道多助」的註腳。

五十年代的「誰失去中國」狂潮，荷李活首當其衝，主因不是影人曾經造訪紅色中國，而是四十年代之後荷李活出現不少讀書會，這些組織一定程度上有鑽研社會主義國家事物，卻完全與共產黨沾不上邊。這是歷史的巧合，也是歷史的悲劇，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前者對美國而言是一個時代的變化，就等於秋去冬來，然而翌年的韓戰則直接導致中美兵戎相見。麥卡錫主義的冒起，既有所謂「失去中國」的不忿，更大是韓戰主導一切。杜魯門總統在著名的《中國白皮書》明確指出，美國犯不與中共因為國民黨政權嘔氣。只是後來金日成的統一野心發動韓戰，中共被拉下水，華府推翻白皮書，第七艦隊回身台灣海峽，從此與北京勢不兩立。

美國影人的心靈解放

荷李活雖說與中共同一條船，相對敗走台灣的國民黨，當時中共在西方世界面目並不猙獰，是一股新鮮健康力量。不妨打開歷史，中共建政之初，西方已有建交之心，英國是西歐最早和中共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的國家，誠然，這與六十年代中法建立大使級關係不可同日而語，但說到底英國已於五十年代眼中共多於老蔣。加之荷李活是電影製作中心，編導演三者的心靈解放講究更深的探索和自我反省，這就和共產主義力倡的自我批判有異曲同工之妙。

冷戰令荷李活完全割裂與中共的關係，只有旅居瑞士的差利卓別靈避過一劫，一九五四年，周恩來參加日內瓦會議期間會見差利卓別靈，這是二人之間唯一一次會面。七小時長的會面和宴會，周恩來力邀差利卓別靈訪華；差利卓別靈舉杯祝酒說，他一九三六年去上海，看到當時黃浦江畔底層社會的悲慘生活，他不是共產黨人，但他祝願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過更美好的生活。這場會見，勾勒出荷李活影人對中共的美好嚮往。

荷李活影人曾經嚮往中共

這種嚮往沒有因為冷戰褪色，荷李活的左翼影人生活在美國，然而與共產世界一直藕斷絲連。著名女演員珍芳達（Jane Fonda）在越南戰爭最高峰時訪問北越，在一挺高射炮前戴頭盔拍下使得她從此被美國社會狠批「賣國」的照片。其他左翼影人各有發展，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國是另一個焦點，尼克遜破冰訪華後，荷李活影人一馬當先訪問中國，最著名的是影后莎莉麥蓮（Shirley MacLaine），她是演員華倫比提的姐姐，在這次長時間的中國之行後，心潮逐浪高的她於一九七五年寫出《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你能夠從這裏到達那裏），把中共治下的中國說成世外桃源，不覺那是中國近代史最黑暗的十年。同年，莎莉麥蓮合導一部紀錄片《The Other Half of the Sky: A China Memoir》，提名角逐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莎莉麥蓮當時受中共影響之深從片名可見：《半邊天》——這是出自毛澤東一九六八年的名句：婦女能頂半邊天。

莎莉麥蓮不是荷李活唯一的左翼影人，但這種挑戰建制並自我尋找政治信仰的精神，從差利卓別靈到今天依然不朽。也許會有人訕笑這是無知，然而當我們審視荷李活電影的細緻肌理，這種不甘服膺社會保守價值的精神從未淪戕。名氣大如羅拔迪尼路，一九九○年以兩屆影帝之尊，接拍講述荷李活十君子的反麥卡錫主義電影《Guilty by Suspicion》，片中羅拔迪尼路飾演劇作家麥里爾，在麥卡錫反共浪潮下自我質疑再自我肯定。類似挑戰美國後冷戰年代如風似火保守價值的電影，肯定吃力不討好，但大明星眼皮也不眨就接拍下來。前幾年，佐治古尼導演兼主演的黑白電影《Good Night and Good Luck》更是公開向著名記者莫羅致敬。莫羅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他在電視節目中質疑麥卡錫的迫害，是對美國異見精神的焚書坑儒，成為這場關係到美國意識形態生死搏鬥的英雄。

記者力抗美式焚書坑儒

荷李活自由派作風是這個城巿和這個行業的獨一無二基石，從業員也以追隨這種異見非等於不忠的文化衝擊為榮，在眾多社會及國際事務勇敢站出來。在南非仍是種族隔離年代，羅拔烈福公開呼籲不到南非拍外景；在冷戰後百廢待舉的日子，安祖蓮娜用了不少時間在聯合國活動；李察基爾的西藏史觀就曾經令中共很感冒。今天看來，這種不安於位的血液流在基斯頓比爾身上。

荷李活的演員自我覺悟頗高，這些今天名成利就的超級巨星，十之八九都是從低層爬上來，在這條名利天梯，他們看到社會和政治真像，從而在角色塑造的過程中滲入心靈省釋。這一閱讀社會了解政治的重新打造自己的過程，其間不乏增生第二重或第三重的社會認知。認真說，荷李活影人或從業員都是凡人，不比我們這偏安一隅的小島影人超凡入聖，但他們的政治和社會自覺遠比我們這邊的高層次得多。當然，可以說他們一片暢銷之後，光是分紅和版稅已夠一輩子不愁，這才有空間時間來搞政治。我不能拒否這種說法，但一部電影二千五百萬美元片酬另加花紅，有誰會拒絕第二部、第三部？

基斯頓比爾今天在中國人社會聲名大噪，是因為他到山東，是因為他今天在高度資訊化社會裏的優勢。是的，上午到山東，下午CNN 就播報全世界。這是四十年前荷李活影人絕對想不到的廣報方式。然而四十年前他們就是一直為政治不公社會不義挺身而出，這些年間並無走樣。人們也許忘記了兩個男演員，一個叫佐治史葛（George Scott），一個叫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前者一九七○年憑《鐵血將軍巴頓》奪得奧斯卡影帝，但他拒絕領獎，寫了一封信給大會，說自己不應與其他演員競爭；後者一九七二年憑《教父》奪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他不要這個獎，請來印第安女孩小羽毛（Sacheen Little feather）代他上台，在全國電視直播下當場抗議「美國電影工業對原住民印第安人的不公義」。


寫差利面對強權的大勇

這篇周記前，我在youTube 翻看差利卓別靈一九七二年的奧斯卡得獎片段。這些年間，香港變了很多，中國亦變了很多，我們也變了很多，但是歷史從來沒變——差利卓別靈走出台前，台下逾千影人都挺直站起來，帶深深笑意用力鼓掌。五分鐘延綿不絕掌聲，不單是因為大師振聾發瞶的電影地位，而是面對強權的不屈意志；在天地蒼茫風雨變色的年代，他曾經勇敢地站了出來。

我們的天真爛漫

應該是一九八七年或一九八八年吧，那時從紐約回來探親，在中環三聯書店閒逛時看到梅韜的《我們的天真爛漫》，作者的名字似曾相識，因為天地圖書那幾年出過一些日本推理小說，譯者名字和梅韜在印象中有幾分相似。書一抓上手就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這部小書後來在背包裏飛越北太平洋回到紐約那小小的studio flat，成為寒冬裏在累死人的工作學習家務中稍歇下來的讀物。

書的名字本來就是一種隱喻，一個作者自稱「天真爛漫」，某程度可以猜度那是過後反省的總結。揭開之後，這是一個中國女孩六十年代初嫁到日本後的生活，從學習日語到教授中文，時維中日關係全面恢復前夕的破曉時分。這書二十幾年間陪伴我從北美回到香港，幾次搬家都沒有丟失，因為我總把它塞在背包裏。不為別的，只因為不想一個人的天真爛漫在愚魯的搬家裏從此消失。

這幾天， 「我的天真爛漫」這六個字揮之不去，不僅是因為讀了川本三郎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翻起的書愁，而是面對這一刻的香港社會，這兩部書的名字實在太刺痛人心扉。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便是我們成長並對自己有所期許的日子，於我而言，一九八四年的初秋，是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和我的天真爛漫並存的日子。那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一個月，香港要回到中國主權懷抱，脫離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殖民統治。於一個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八十年代肯定是大時代。有人說，八十年代紙醉金迷，香港經濟全面起飛是他們的大時代，對不起，我那時和香港經濟起飛沾不上邊；有人說譚詠麟和張國榮雙雄並舉是八十年代最值得懷念的日子，也對不起，紐約的冰天雪地裏根本不知香港這邊熱情如火；我只是記得學校的老頭教師替我們這些香港學生喝采：你們脫離了殖民統治。

這幾個星期讀的文章都不能忘懷，健吾的一篇、吳志森和蔡子強的，儘管作為讀者，我間中不很同意健吾的看法，有時對蔡子強的理性也不太滿意，吳志森很大程度上只是神交多年的紙上朋友，可是這一兩個星期他們都把話說到我的心坎裏。我們這個城巿快要死了。這種悲觀的哀思不是某天他們其中一人的忽然傷春悲秋，而是因當下香港社會的麻木不仁而生的哀嘆。這三位都是不同時代的中文大學學生，吳志森是最早畢業的一人而健吾最年輕，三人的中大歲月從馬臨橫跨到高錕，那應該是他們在馬料水天真爛漫的日子，更是他們對香港有期待的最愛年代。

吳志森健吾蔡子強的期許

香港的特首選舉帶來社會一陣抖動，但這都是淺層波動，說不上深邃，認真說，我並不十分關心兩名參選人的消息，因為不僅單是我們別無選擇，而是我們根本不能選擇，原因是我們不是一千二百個選委的其中一人。至於有說前港澳辦主任廖暉插手選舉，又或是誰誰誰有力影響大局，若是屬實，這也許在其他自由意志選舉地方是一樁醜聞，但在香港經過了這些年北京高度介入本地政治，早已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我反而想起廖暉的父親廖承志，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期間，上京見廖承志的港人絡繹於途，廖承志有關香港的講話收錄在三聯書店出版的《廖承志文集》，如今讀報看到他兒子的名字，再翻出他的講話，別一番滋味在心頭。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廖承志會見香港新界人士參觀訪問團時講了一番話，文集裏的題目是〈我們一定要收回香港〉。文集第七百四十五頁， 「根據一個原則，香港向特別行政區發展，香港人自主，港人治港……港人治港，很難由我廖某提個名單壓下去，這不是辦法」。原來在港人治港前還有一句「香港人自主」，這是當年中共高層信誓旦旦的保證。必須指出，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是從文化大革命砸破爛打四舊挺過來的，我相信他們是真心實意希望做到港人治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廖承志在會見香港廠商聯合會參觀訪問團時說， 「我們基本方針不會變的，要變，只會愈變愈好，不會愈變愈壞。不但我們這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都會堅持這個方針」。廖承志看到香港經濟結構的不足， 「我勸地產商朋友高抬貴手，轉去搞工業吧，多做振興工作。炒地皮暴發是短時期的，再過一段就不可能了。世上哪有這樣做的，沒有。這種現象不合理，應該加以改善」。

這些講話，最近的都也是二十八年前的舊事，到今天翻開書頁，我還是懇切相信中國領導人當年是鐵了心要搞好一國兩制，香港巿民應該記得鄧小平對香港記者勃然大怒那回，如雷響的四川官話「耿飈黃華胡說八道」，那是這兩位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就香港問題說了一些看法，老鄧覺得香港問題不能隨便置喙，定下了只有他和總理趙紫陽和總書記胡耀邦說了才算的鐵律。二十多年於茲，鄧趙胡三位早已去見馬克思，當年的規矩出現了量變到質變的巨大變化，置喙早已不是新事；至於插手和介入， 「我們共產黨人是說了算」這些話今天已是大幅貶值。

財大氣粗和自我馴化

中共對香港十四年來的巨大變化，從說一句話的權利都要鄧小平拍板決定，到今天甲乙丙走過都拋下幾句，客觀上是兩個因素。一是中共本身的變化，改革開放之後國力陡增，財大氣粗帶來信心提振，連世博奧運都主辦了，香港其實也不算難事。這種信心提升，對一個飽受內憂外患的國來而言是好事，但在這一過程裏的急速過度膨脹，信心的上升和實體管理操作出現失控脫序，軟體追不上硬體，猶如潛水員急速升水，人是升出了水面，但血液內的氮含量無法排除並形成氣泡，帶來的結果是必須送到減壓室。

另一個原因，是香港社會的馴化。回歸多年，中共和香港特區政府的其中一個頭痛點是民心何時回歸。這一過程在香港經濟下滑的過程中得到初步解決，毋庸諱言，CEPA 對SARS 之後百業蕭條的香港作出了起死回生的貢獻；可是客觀上更大的隱性作用，是把一些港人長期以來對中共的戒心這道心防摧或減弱。必須說，北京當年設計這一想法的官員確是高人，危急時扶你一把，恩威並濟，君不見，巧合的是，在CEPA 推出後，香港社會對內地的不滿（discontent）確實大為下降。新的馴化過程，就在這個時期來到，北京開始對香港的政策是盡量減少爭議，連本地一些傳統左派也少在容易失分的議題發聲，六四事件最是明顯，立法會討論平反六四議案時，建制派議員列席但絕少作聲。這種策略開始收到作用，忍一時海天空，就等於過去四年來北京對台灣政局能不評論就不評論，而經濟優惠則大量推出。

今次台灣總統大選，中共再也不像九十年代那樣成為民進黨助選團，馬英九縱然再三受到夾擊，仍能暫時領先。

到了最近發生的一些事，像港台的名嘴下台，像涉嫌種票事件，馴化後社會異樣的死寂令人心裏發毛。我不知這些事背後的政治和經濟力學，但換轉在一九九七年前，一個批評政府的名嘴忽然給換下，自我審查的質疑一定吵得震天價響，說不定劉慧卿可能說要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作供。

可這回只有吳志森和周融寫文章替自己討回公道，一種說法是這是香港電台公務員化的表徵，是合理程序，我覺得想出這法子的人應該奪得第二屆孔子和平獎而不是俄羅斯總理普京。試想想，在一個有言論自由傳統的地方，這樣撤換批評政府的節目主持人可以靜如深海粒聲都冇，比起什麼兵不血刃而屈人之兵這些，高出不只三皮。

靜如深海粒聲都冇的香港社會

吳志森早晚要退休，港台也不是他終老之所，但我覺得最毛骨悚然是那種遽然通知「你完了」之後的近完全消音的黑洞。也許人年紀大了常想舊事，然而這就是我們這個一以貫之的香港麼？人們還記得亞洲電視的六君子事件，還記得每年Freedom House 的新聞自由報告出來政府如臨大敵的回應。那是我們珍惜核心價值的美好日子，也是我們太過天真爛漫太容易相信的年代，曾經滄海的吳志森蔡子強健吾真的再難為水。

永遠縈繞人心的時代——從川本三郎到山崎豐子

以急行軍速度讀完川本三郎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幾乎沒有一刻歇息接著就把山崎豐子的《我的創作，我的大阪》捧上手。那是沉甸甸的體會和感覺。星期一傍晚香港天氣轉涼，我在桌前抬頭看時已是萬家燈火。從家裏望出去，對面大樓每層樓每扇窗戶都亮著燈，我猜，這家人一定有他們的故事，那家亦相信如此；然而他們的故事是扣人心弦抑或平淡如水，只有這戶自己知道。欣慰的是，川本三郎四十年前的自身經歷在他那扇若隱若現的心靈窗戶後終於透出光來。那是大時代裏一個年輕記者的自白，在他眼中的大是大非安保鬥爭和新聞記者的專業操守如何取捨。

這書不是探討新聞專業定義那樣枯燥無味，而是透過一個青澀的年輕記者視角，看到六十年代末的日本社會巨變。今天中國榮膺世界經濟亞軍，全國上下想方設法掙大錢，一九六九年剛過西德頭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卻不是這樣，他們想改變社會改變世界。今天在現實的角度看來也許令人失笑——日本學生何德何能不許美日安保條約續期，何德何能反對越南戰爭，何德何能阻止成田機場興建？但是日本學生就是那樣的義無反顧走上街頭。

好多年沒有讀到像《我愛過的那個時代》這樣令人血脈沸騰的自傳，川本三郎在日本經濟超越西德成為世界次強的翌年一九六九年加入《朝日新聞》雜誌部。還未完全算是正式工作人員的時候，隨同前輩記者去東京大學安田講堂採訪，那是大批學生和警方對峙的場面，警察丟進催淚彈，學生還以石塊。川本三郎遠遠看著這一幕，前不久他還是東京大學法學部學生，如今位置調換，他成了置身事外的觀察者。他者的身分令川本三郎很不好受，看了一會就走了。

閱讀《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的滿足摻雜著點點私心。說私心，是若干年前在東京丸之內地鐵線的擠擁經歷，更多的是梅韜的《我的天真爛漫》這部自傳的緣故。丸之內線早上擠的多是大學生，這條線上有不少大學，東京大學、明治大學、東京牙醫大學。線上有一個御茶之水站，是大學區的站頭，車站前據說六十年代鋪滿鵝蛋大小石塊，在第二次安保鬥爭，這些石塊被大學生挖出來，成為抗衡警察機動部機催淚彈的武器。梅韜在《我的天真爛漫》說，日本大學和東京大學的學生，在兩次安保鬥爭被警察打得腦震盪的不知凡幾。村上春樹的《1Q84》第一集提到，東京大學文學部學生樺美智子在第一次安保鬥爭被警察打死，我查了史料，第一次安保鬥爭是一九六○年，日本政府要通過安保條約，允許美國軍隊繼續留在日本領土，五百八十萬人上街抗議。那時香港人口約莫四百萬。

如果說，村上春樹把他一九六九年進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部後親身經歷的第二次安保鬥爭作為《1Q84》的素材的話，川本三郎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則是毫不猶豫把自己的過去驕傲地亮於人前。川本三郎是東京大學法學部學生，畢業後，同學都在埋頭考律師，他決心要走一條同學們不想也不敢走的路﹕他想當一個新聞記者。第一次應考《朝日新聞》，考不上刷下來。川本三郎什麼都沒想，做了一年浪人，在小酒吧打工維持生計，決心要在第二年考上。第二年，一九六八年，川本三郎再去考，主考官說記得他去年來過，川本三郎說，為了要當記者，漫無目的當了一年浪人。主考官沒有再問，只簡單說了一句，「好吧，一起來做」。

川本三郎這部原著於一九八八年面世，書名是《 My Back Pages某六十年代的故事》。表面上是一部懷舊藍調多於一切的回憶之作，事實上，本書前半部於我而言，完全帶著這種back pages或者good old days的色彩。作者提到Peter,Paul and Mary的《 Puff,the Magic Dragon》，這是他常聽的歌曲，也提到一九六九年大紅大紫的尾崎紀世彥的《直至重逢的一天》。那是日本列島正在燃燒的年代，也是日本從戰後走向經濟動物的時空交叉點。

安保鬥爭最波瀾壯闊社運

安保鬥爭是日本戰後最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我不把它視為政治運動的原因，不在於特意將安保鬥爭歸到非政治類，而是感到，若是把安保鬥爭運動目為政治多於一切，實是無視日本當年政治和經濟遽變下的社會躁動，反抹殺了當年的人文和社會氛圍。唯其如此，個人認為這才可以在一個適切的社會框架凝視當年的日本，從而把視焦拉開到今天的中國大陸及香港。否則的話，就會流於無病呻吟的呼天搶地，又或是只見樹木不見樹林的刻意弱視。

川本三郎考上《朝日新聞》的一年，日本發生了兩樁大事，一是美國把沖繩交還日本，二是日本經濟總量超越西德成為世界第二。從民族自尊來說，在明治維新百周年之際，這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當時日本首相是佐藤榮作，比起戰後五十年代的首相吉田茂來說，佐藤榮作是在吉田茂發展出來的經濟實體之上推動政治躍進。本來是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可是佐藤榮作看不到物質豐盛下的巨大激流——日本不可能在經濟飛騰的同時，社會處於幾乎死寂的靜止狀態。

書中這種實體描述多不勝數，川本三郎去的小酒吧是充滿激情之地，大學生討論學運、年輕工薪族在這裏訴說不公；川本三郎看的日活公司電影，是石原裕次郎和渡哲也的類似《古惑仔》系列片種。川本三郎自身看到了安保鬥爭背後的尖銳對立而心感矛盾﹕日本經濟以每年百分之八的高速增長，飛快走過廢墟重建以及新人類的來臨。前者是指踏入六十年代，首相池田勇人帶領日本主辦一九六四年奧運，再朝著世界第二的目標大步流星走去，日本一億人民成為世界最大的中產階級族群，所謂「一億中流」即由此而來。後者是戰後和平憲法下成長的一代，在六十年代剛踏入大學或大學畢業，他們的世界觀和上一代截然不同。

今天的中國經濟以當年日本的相同步伐甚至更快的速度增長，中國社會開始悸動，然而和一九六八年的日本相比，中國是微不足道。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裏出現的社會運動，除了安保鬥爭，還有三里屯農民反抗收地。三里屯收地是因為東京外圍成田機場的興建，農民和學生還有普通巿民，組成了堅韌不拔的一道防線。我記得八十年代初第一次到東京，西北航空公司的七四七珍寶客機掠過千葉縣上空那刻，機上乘客可以看見抗爭者的營寨和旗幟。毋庸諱言，日本社會當年以追求良心作為社會成熟程度指標，過了這些年，有一種非常普遍的解說是，日本受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美國反越戰以及西歐學運影響，從而走上反抗道路。這種說法或許在某部分切中核心，但更大的原因是日本學生的覺悟。

資訊流通社會自我反省結果

戰後日本雖然在美國控制下成長，一九五五年結盟成立的自民黨亦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保守政治勢力，但資訊還是流通無礙的，社會新族群清楚知悉外邊世界的巨變，這與今天中國當局的橫生卡壓完全不同，也和今天香港特區的「國民教育」異象有天淵之別。川本三郎六十年代對外界資訊的掌握，今天讀來不免令人驚訝——他知道美軍在越南美萊村的大屠殺，他了解日本社會對越戰的反感，大學生組織了反越戰社運組織，日本社會的覺醒是在於資訊充分掌握下的自我反省結果。

川本三郎在本書帶出的另一信息是，他如何捲入一宗刺殺自衛隊人員案件。這是一個新聞記者和被訪者之間的關係變化，川本三郎對安保和其他社會運動的熱誠，令他從社運的旁觀者變成為其中一分子。這種在他者和同志之間的區隔，確信在大時代很難完全釐清，東京電視台（TBS）的新聞部採訪車，就曾被發現用來運送受傷的反抗學生而遭質疑，東京電視台的解釋是人道主義的緣故。安保鬥爭年代，日本社會對新聞工作者的誠信高度信任，川本三郎被發現與刺殺自衛隊人員事件中的證據毁滅有關，第二天《朝日新聞》便要他離職，川本三郎事後近四分之一世紀從無怨言，這等於日本社會依然記得東京電視台的採訪車事件，但無損其在報道安保鬥爭新聞的公信力。

讀《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很大程度是歷史浪漫主義的經歷，川本三郎在短短幾年記者生涯認識了在東京大學法學部學不到的人生，從而近距離看到社會真像，連帶與刺殺自衛隊人員兇手交往都是一段段革命色彩濃厚的關係。我們有權對川本三郎的親身經歷評頭品足，更有權以今天的社會尺度和意識形態來說三道四，然而當我接著閱讀日本社會派作家山崎豐子的《我的創作，我的大阪》時，萬想不到從這位寫過《白色巨塔》、《華麗一族》的作家話語裏找到答案﹕她要寫的不是輕薄平凡的小小說，她要寫的是記錄時代的大小說。八十年代，山崎豐子訪問中國，巴金在上海與她會面時，提醒她作家要為讀者服務。旨哉斯言，那是打倒四人幫不到十年的中國，讀者要的是真相真話。於此一層次而言，川本三郎和山崎豐子都是殊途同歸，我手寫我心，勾勒出日本真貌。

必須說一件事﹕安保鬥爭之後，《朝日新聞》沒有因為川本三郎涉及刺殺自衛隊人員事件受打擊，自由派第一大報身分愈加牢固；同樣，東京電視台也以其敢言色彩成為首都第一大台。不過，歷史在今年日本大地震後出現巨大轉折——日本人民對於福島核電站事故的新聞發展，包括泄漏輻射這些關乎生死大事，起初無法從國內傳媒得悉，靠的是西方傳媒報道；幾乎同一時間，日本印刷傳媒銷量在大地震後直線下挫。這說明了什麼，是傳統印刷傳媒不敵電子媒體，抑或是傳媒沒能貫徹根本職能而受唾棄。這不只是一個問號，更是一個大大的感嘆號。

笑中有淚的沉淪

世人對秋天別有情懷，騷人墨客大做文章不在話下，接受英式教育成長的都管秋天叫autumn，美國人則把秋天說做fall。美國的民俗說法是指秋涼時節落葉片片故名之曰fall，是耶非耶，恐怕還要考證一下。

遠在太平洋這邊的香港這幾天也是陰晴不定，不論自然氣候和社會政治皆然，那是另一種fall，倒也倒也，從區議會選舉後的種票疑雲天天新款，到香港電台一舉對兩個名嘴引刀成一快。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中國特色——始於西周，死罪犯人由刑部覆核定罪，秋後處斬，又稱秋決。

據說香港是發達地區，識字率之高和文盲率之低是亞洲前列。這點人們是深信不疑的。但這個星期發展出來的一些事不免令人感到迷糊，到底這香港是不是貨真價實的高文化發達地區。提出這一質疑，是先前說的兩件事，傳媒一天一樁把區選選民登記漏洞曝光，以及香港電台一天之內把兩位有巿場價值的時事清談節目主持人送上不歸路，我們社會好像都無動於中，相反是紛紛為這兩件事找借口開脫。區選種票疑雲的說法是不必花太多力氣細查，若不是就沒有人登記投票；香港電台的則是說這事早就講好，不過是今天才宣布。

我聽了這些解說啞然失笑。都什麼年代了，還有人會說或者會信這些話。林肯說過，你可以在一時蒙騙所有人，也可以長時間蒙騙一些人，但你總不能夠永遠蒙騙所有人（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 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種票疑雲如果在第三世界，西方大條道理說不承認結果，狼子野心大一些的更會找個借口派兵到當地說是保護民主。中美洲的海地便是其中一例，反正是出現所謂投票不公而引狼入室。香港應該還不至於變成海地那樣，且北京也不會允許美國人說三道四或者讓他們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出議案譴責。不過，我們撫心自問，這些一屋十幾人還要十幾姓的荒唐事，算是哪門子的民主，也許只能從人類學的宗族關係來自我解嘲了。

蹧蹋選票是天譴

閱報多年，每有外國投票活動，圖片說明總有這樣的一句「投下神聖一票」。那時看來，感覺只是陳腔濫調得過了頭，就等於三月間水氣南下，香港上空一片薄霧而幾乎人人都說這是「霧鎖維港」的老套。然而時日久了，看到的和聽到的多了，這神聖一票卻真如假包換。人人一票，足可以推翻獨裁改朝換代，推倒人們頭上三座大山。可香港這神聖一票卻求其是但得駭人，只要報上地址便可以，哪怕是不詳得只得地區沒有門牌，哪怕馬虎得寫給空屋一幢，哪怕隨便得把信寄到爛地去，這投票權依然可以行使。誠然，政府會說對地址證明的寬鬆要求，是由於怕一下抓緊，會窒礙人們行使投票權。這句足以趕上二○一一年廢話大全的官話真當人們是笨蛋，其實要促進選舉氛圍，把特首和立法會明年就改為普選，投票率肯定上漲——可不是麼，比起今年那兩位言辭閃爍的準候選人，人們可以直接挑選心目中的特首，說什麼都是一種正面刺激。

種票發展到這個田地，有人會認為中國人不配民主選舉，把辛苦掙來的空間就這樣拱手相讓。我不作如是觀，我覺得這是奴性在作怪。想起的是蔣介石還在大陸的日子，那是一九四八年老蔣和李宗仁鬥法那回，老蔣要用孫中山兒子孫科當副總統，之前老蔣見李宗仁，暗示你不必想了，天下大定你沒戲唱。李宗仁不服輸，糾合桂系，結果在國大代投票當天爆冷勝出，老蔣面目無光，掌都不拍就鐵青臉逕自而去。老蔣後來退守台灣，把國民代表大會搬到寶島，美其名是繼續行憲，結果國大那批人一直當了幾十年，被台灣人民痛罵為萬年國代，然而一九四八年的國民代表大會確是用選票改變既定歷史。這是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以自由意志選出國家領導人的最後一次，是神聖一票啟動的改變。我們自己不懂珍惜，把這張選票連同吃喝玩樂掛，如今是作賤到把空中樓閣也寫進登記地址這一欄。昨天寫稿時，有線電視新聞台一條消息直入心扉，大陸的地方人大選舉，那些面目清臞意識清晰的黨外候選人，想方設法欲參選而不可得；選民則別無他選，只得在那些面目模糊的官方欽點候選人名字下打一個剔。一票如此難求，深圳河這邊卻一票一票的蹧蹋光。這種浪費是會天譴的。

另一重視角看港台事件

香港電台的周融和吳志森倏然而去更惹人矚目。官方的說法是天下無不散筵席，連特首總統總書記都有任期，哪可能一個節目由幾個人唱一輩子？這聽起來頗有道理，是的，世界沒有幹一世的工作，我也覺得周融吳志森不可能在這個位置上做足一生。可是那天翻開《紐約時報》訃聞版，看到Andy Rooney 以九十二高壽大去的消息，他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長壽節目《六十分鐘時事雜誌》評論員，一九六四年一直做到去今年十月、也就是去世前一個月，也就自然而然地從另一重視角來看港台事件。說客觀報道，我覺得CBS 可以站出來領頭獎。一九九一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美國出兵那天，時間大約是美東時間晚上六時許，CNN 是全球第一個播報空襲巴格達，電視畫面直播一串串發光珠鏈似的曳光彈和爆炸火光。我把調頻器轉到CBS，主播丹拉瑟不斷重複一句話， 「我們正在覆核一個報道，據說美軍已展開空襲行動」。其實在導播室裏只要一瞄CNN 畫面已可以證實一切，但CBS 就是沒有這樣做。過了十五分鐘，當老布殊出來宣布戰爭開打，CBS 才正式證實戰爭展開。Andy Rooney 就是在這樣的一家電視台做了半世紀，他的角色是在《六十分鐘時事雜誌》結尾，用他尖刻的言語為這個星期作結，印象裏這些言簡意賅的講話結集了幾部書，一紙風行，卻從未聽過他的「一言興邦，一言喪邦」阻擋了其他人的意見。

或許會有人提出另一個解釋，這是公營電台，一切必須中立客觀。我同意中立客觀是新聞報道的根本，但必須指出的是，在事件本質中立客觀之上的評論是否也要各打五十大板的所謂「中立客觀」，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討論。香港電子廣播戰後以來一直跟英國人走，有興趣的不妨打開電視看看也是吃公帑的英國廣播公司（BBC），新聞報道完全中立，但其他新聞節目，包括那位做了三十四年的Jeremy Paxman 卻很有個人風格，英國傳媒形容他的作風是「步步進迫、咄咄逼人」（aggressive and intimidating） 。若是以香港那些基本教義派的所謂「中立客觀」來看，Jeremy Paxman 在BBC2 的節目News night 早就給大量要求「持平客觀」的電視觀眾淹沒了。

香港不是一個一般的城巿，是一個一國兩制的城巿，是一個政治上遠比中國其他城巿都敏感的國際都會，這是不容爭辯的。作為國際都會，言論的自由比其他都重要，而這言論自由不純是人人都有一張嘴式的言論自由，而是可以有某種反建制意識形態的自由。對於那些一心一意要消音的人來說，這個說法是很難嚥得下的，但事實便是如此殘酷，沒有異見的言論自由，那不算是自由。我們祖國廣義而言也有言論自由的，那是報道執政黨正面消息的自由。顯然香港社會不會單是接受我們只能擁有這種自由。一齣三及第黑色喜劇

這個星期也不光只有這種喪氣消息，昨天的特首選舉前哨戰也很有看頭，由銀幕諧星和政治諧星使出渾身解數合演。連同早前上演的種票醜聞和周融吳志森離職，這齣三及第黑色喜劇讓人們笑得喘不過氣來之後是滿目皆淚。錯對無倫好壞不分，香港什麼時候落泊得這樣沉淪？

職業學生

新加坡同學Desmond 的頭髮很長，老是穿著窄窄的牛仔褲和皮靴，這種裝扮在八十年代中的英國最是流行。這人經常蹺課，忽然不見三幾天，大概去打工賺錢了吧。一天在學校後樓梯，叼着香煙晃晃悠悠的說，蹺課是去了曼徹斯特找同鄉了結鄉愁，而且那邊的新加坡人不多， 「沒有政府派來的職業學生」，說話什麼的都可以自由多了。

那是一九八五年的寒冬，倫敦特別大雪，下課後徒步走過St. James's Park，由白金漢宮後面拐去Victoria 車站，一腳踏下，雪就在小腿足脛深，饒是酷寒仍脊樑冒汗。職業學生，不就是政府派出的密探，站在你旁邊作老友狀，回去就打你的小報告？

那天聽到香港一所大學的準學生會會長自認是共產黨，同學覺得道不同不相為謀，於是一個內閣就此拉倒。香港專上學府學生裏有共產黨員不足為奇，若干年前，港大畢業的毛鈞年先生，在中英談判前夕忽然去了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丟下中學教職，這時他的老同學恍然大悟，毛先生或許在薄扶林道上學時已是中共黨員；只是到了形勢需要，從象牙塔出來投身政海才現出真身。不過，毛鈞年是隱藏的黨員，不像嶺大那位公開身分，畢竟時移勢易，共產黨員也不是什麼青面獠牙，況且公開不公開都是差不多，這裏是回歸十四年的香港吶。

公開身分的不是職業學生

公開身分就不算是職業學生，不公開的便是了。我的新加坡同學噤若寒蟬的年代是李光耀如日方中的日子，威權主義下人人都只得小心口舌招尤，我問他，就是在外邊說了一些李總理不中聽的話又如何，他笑了笑說，回去便知。那年代新加坡同學畢業後想方設法留在英國的很多，女的嫁人男的找工作，倫敦西區Bakerloo line 地鐵線上常見他們，住在介乎Zone One 和Zone Two 之間，很多是會計，見到同是黃種人，通常報以淺淺一笑。這些人到底是在英國追求更好的生活，抑或是為了逃避新加坡的苛嚴統治，我覺得後面的一個機會最大。


職業學生其實也是學生，不過是在念書以外兼職監視同學。新加坡職業學生監視同學到底和誰談話、談了些什麼、和他談話的那人是中共特務抑或大馬學生，都是要旨。今天中國和新加坡關係良好，可是人們不會忘記，八十年代當新加坡和台灣仍是邦交國的日子，和中國大陸來客講話是要記錄並呈交的，當然，倘若新加坡學生高談闊論新加坡不是，也是會出問題的。

新加坡留學生出國熱是八十年代，職業學生這一招也不是那時才有，六七十年代台灣學生大舉赴美時已有職業學生這回事。世事也真那麼巧合，台灣經濟起飛和新加坡成為四小龍幾乎同一時間，兩地也幾乎不謀而合的有職業學生外放他鄉。以兩地以往的密切關係，以新加坡軍隊在台灣受訓的因緣，很難不令人相信兩者沒有師徒授受的干係。說到底，台灣也許是新加坡在職業學生這門技藝的祖師爺。

六十年代末台灣留學生大量出國，那是人心虛怯的不安年代，蔣家小朝廷風雨飄搖，沒有想到開放黨禁報禁，卻走回頭路朝封閉專政的窮巷走去。七十年代初，尼克遜訪華，台灣留美學生爆發保衛釣魚台運動，國民黨懼怕毋忘在莒也不可能，於是警備總司令部天天在台灣島上拘人捕人。只要被認為親共或有可能親共的都出事，作家陳映真幾乎被判死刑，倘不是美國教授安格爾出動國會議員力保，陳映真早已是台灣民主運動的烈士。作家劉大任在他記念摯友李我焱的文章中說，台灣情治當局有一記絕招，人拉進去，三兩下子便把你的膊骨卸下來，像狗一樣爛在地上一動也不能動，以此酷刑來逼供。

台灣島上可以任意妄為，對付島外的保釣運動卻不能用卸肩這一路，職業學生於是應運而生，大批送到新大陸，監視台灣留學生的一動一靜。七十年代初是「東風吹，戰鼓擂，今天誰也不怕誰」的豁出去年代，為了東海那個叫釣魚台的小島，數以千計的台灣留美學生走上街頭，冒大不韙公開宣讀「總統先生……」四字開首的《保衛釣魚台宣言》。那是畢竟東流去的大時代，但蔣家還是欲挽狂瀾於既倒，職業學生發了瘋似的從隱性的監視到不顧一切施以暴力。

職業學生的下作

劉大任是《保衛釣魚台宣言》起草人，過了這些年，他還記得職業學生的下作。他的保釣戰友、職合國同事張北海被台灣來的職業學生擊傷，他寫在《紐約眼》專欄裏。聯合國工作人員，也是保釣留學生的花俊雄，在一次集會上被人追打，也是和職業學生有關。更加多的是打小報告，這些台灣菁英從此護照撤消、獎學金生活費馬上中斷，從此流放北美。條件好的，像劉大任和花俊雄，考進聯合國，生活在最困難一刻得到紓解；條件不好的，像我認識的幾位，就只得在華埠謀一份差事，捉襟見肘過了十幾年。他們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一直有家歸不得，那是「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落寞。

職業學生是表面上沒有派性的名詞，左派右派極權政府都有豢養一幫以愛國為名的讀書人。認真的說，這些人確是以讀書為己任，不過只是兼職愛國副職寫小報告。這些人我認識，國民黨派來的，便是當台灣留學生去看大陸電影《高山下的花環》首映就打報告；共產黨派來的，便是看誰和台灣人走得太近，或是和美國人關係密切就寫內參。表面上文質彬彬，但只要細看一層，一般留學生對這些人敬而遠之，而他們三天兩頭就到北美協調處、也就是台灣在美國的地下領館，或者北京的總領事館文化部鑽。我們香港來的那時沒有職業學生，作為旁觀者卻看得揪心。

學校裏也遇上東歐集團的同學，蘇聯人一切行動聽指揮，根本不會和你講一句話；東歐的稍為好一些，捷克人比較自由派，可一旦不經意談到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大都一帶而過。八十年代中國留學生公費的佔多，都是比較小心慎言，但也不算很政治化，那時去歐美的真的念書，今天人民銀行的一些高官，當年是在LSE 的為多，若不是倫敦寒窗苦讀，只紅不專是沒有可能留到今天。至於職業學生，我的認知裏只有一個回去北京後再回來當文化參贊，其他都不知所終，是任務結束遣回原籍，抑或另有新任務，這都是一個謎。

倒是台灣的職業學生光明正大得多，回台後十之八九在政府工作，七十年代已在哈佛的馬英九應該認識這些人。一些回到台灣後沒當官，進了私人企業，兩三年前，我在台灣報紙上看到一張照片，是中共頭頭接見某台灣人士，兩方都笑得燦爛開顏，我定了定神，那不是美國西岸人所共知的職業學生頭子？三十年後以統派身分出現北京，世事總是這樣令人黑白不分。

欲認還拒製造恐懼膜拜

今天香港有學生說自己是共產黨，又有內地學生說出國之前組織有要求蒐集消息，這都不是新鮮事，中共七千萬黨員，多幾個人算得什麼，就是學生又怎樣？最怕是沒有打正旗號的職業學生和職業政客，這種人最愛欲認還拒，言談之間卻暗示「我是CCP」或「我認得CCP 一些人」，藉此亮出背後靠山，卻從不認帳自己是黨員。他們企圖從香港社會對中共的眛認知和怕得要死之間的灰色空間攫取利益。那是製造恐懼和膜拜的一種手段，最是可惡。

良心

區議會選舉前一天的星期六，我如常收到每周一期的《時代》周刊。作為二十多年的老讀者，到今天都不情願放下印刷訂閱版改而趕時髦看網上版，是因為間中訂閱版會附送網上版沒有的專輯。那個星期，《時代》訂閱版送的是《生活》雜誌（Life）專輯，刊名是〈時代的傳奇——二十個震撼世界的人物〉（Life's Legends: 20 Who Shook the World）。

《生活》雜誌是一份已經停刊的畫報，今天仍然有巿場價值的原因在於它的雋永和不朽（immortality） 。這份率先以大圖片配簡潔文字的刊物，每張照片都那樣扣人心弦。我翻開專輯細讀，第一個人物是演員馬龍白蘭度，第二頁是黑人棒球運動員羅賓遜，第三個是瑪麗蓮夢露，這三位都各佔一頁。打開第四頁是跨頁連着第五頁：一個黑人在桌前被後面兩個白人警察扭着手臂，黑人的身體向右傾斜，可是他仍是用左手支着枱面，用力撐頂着。二百字的圖片說明題目是「馬丁路德金： 國家的良心」（Martin Luther King Jr.: Conscience of a Nation）。

這張圖片是罕見的。馬丁路德金被殺四十三年後，這張圖片公諸於世。這充滿張力的黑白粗微粒照片帶來的震撼一直到翌日的星期日午夜，也就是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束之後兩個鐘頭，也就是我在電視前看着一個又一個泛民參選人倒下的那夜。

成王敗寇是千古不滅定律。這七天來，我一直想着一個問題：泛民輸的原因是什麼。從報端上我讀到了政治學者的分析，從數據到策略都有、都精闢，可是我還是不能告訴自己這便是答案的全部。不是說泛民不能輸，馮檢基立法會失利過，二○○三年曾鈺成因區選大敗辭去民建聯主席；黃成智那年敗退立法會選舉之後，一天我在電車上看到他在英皇道健康那邊踽踽獨行，幾十呎外都感受得到那份失落。民主派和建制派都曾經面對落日斜陽，都曾經在斜陽裏總結失敗變成明天新氣象；任何廣義和狹義上的戰爭，核心不是如何打，因為只要一旦開打，先前的部署全部可以棄如敝屐，核心是總結勝敗。

泛民失利，常見的總結是地區工作不如建制派，一種說法是蛇齋餅椶不如人、人家有隱性鐵票；另一個總結是泛民內鬥流失選票；一種說法是公民黨兩宗司拖累。這是事實，三個說法都對。但蛇齋餅椶不是今天的事，然而人們除了要好吃的眼前利益，還要好看的長遠利益，例如更多的公義伸張。我相信蛇齋餅椶是起了一定作用，但不是決定因素，你塞蛇齋餅椶給我，也要我信得過你的東西可以入口，這是對施予者的信任。不信？今天你去買幾百隻椶幾百張蛇宴券一千份餅，站在建制派鐵票地盤街頭派，說清楚連地址也不用留下，合者取去。我敢擔保你站到日暮也沒能派光。


至於泛民內鬥之說，從數據上來說，干擾是有的，但說不上因拉扯流失大量選票以致拖垮泛民參選人。當然，從泛民整體而言，臨戰內訌，如果把二○○三年以來的泛民視作一個堡壘，那末可以形象地說，這個堡壘內部先已被攻破。這種溫和及激進的兩條路線鬥爭以泛民慘敗作為結局，泛民中人應作如是觀，是未來新泛民同盟的再出發點。香港泛民同仁都是受港英殖民地教育出身的天子門生，對鬥爭哲學都以君子坦蕩蕩胸臆對之，諸位不妨找些舊史，看看「與天鬥其樂無窮」的毛澤東如何在遵義會議定於一尊，閱後必會了然之胸。

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屆四中，以王明為首的蘇聯派在蘇共國際支持下奪得中共領導權，毛澤東大權旁落，所提倡的游擊戰及建立根據地戰略丟在一旁。長征開始後，蘇聯派的戰略主張全盤受挫，強渡湘江後中共中央只餘三萬多人，黨內質疑王明的左傾冒進政策，開始倒向毛澤東一方。一九三五年，中共在遵義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一舉翻身，成為中共唯一領導人，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去世，歷四十一年而不倒。中共歷史有反右歷史，但也有反左的潮流，遵義會議是反左傾的關鍵，鄧小平在打倒四人幫後復出，說過一段很有意思的話，成為中共高層至今念茲在茲的註腳——一九八七年鄧對西班牙副首相格拉說，我們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一九九二年南巡後，鄧再說一遍，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防左。

公義沒有程度和國界分野

不過這都是支末，我始終心繫那一張馬丁路德金照片。

這次區議會選舉其中一個命題是公義。我所說的公義是沒有程度和國界分野，公義就是絕對公義。馬丁路德金今天仍是普世價值其中一個代言人，是他敢於面對不公義的不屈，是力倡和平抗爭的不撓。這次區議會選舉，令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泛民大敗，而是我們這個社會如何對待公義，如果投票結果顯示的是我們對公義是待以狹隘並短促的目光，我不會同意香港是一個零文盲的高收入發達地區。

公義是要成本的，可是倘若沒有廣義上的公義，我們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去世多年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校長田長霖教授常對學生說一件事，那是六十年代初他到美國南部念研究院的舊日回憶。那年代留學生都是窮措大，搭灰狗長途巴士到站轉車，田長霖上車站廁所解手，一進男廁就看到兩個尿兜，一個註明是白人用，一個註明是有色人種用，兩個尿兜相距只有一步，都鑲在同一面泥牆上。田長霖每說到美國六十年代的種族歧視，就一定說到這段親身經歷。

那是黑人給白人三K 黨吊死的年代，一九八八年，美國有一部由真赫曼主演的民權電影《Mississippi Burning》，寫的是黑人民權人士給活活燒死、白人青年南下鼓吹民權遭活活打死的真實歷史。《生活》雜誌裏的馬丁路德金照片，是漫天風雨待黎明前最黑暗一刻的剪影。沒有這個牧師的勇氣，美國不可能在六十年代通過《民權法案》。那是需要成本的，馬丁路德金於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遭白人種族主義分子槍擊身死。一個人倒下，千千萬萬美國有色人種從此站起來。

我心有所感的是兩宗官司與區議會選舉的干係，以及由此而生的所謂投票結果。區議會選舉塵埃落定，公民黨大敗，不少人總結，這是與他們在港珠澳大橋以及外傭居留權兩宗官司有關。有一種論點說，公民黨政治上太天真，竟然沒有想到這兩宗官司在經濟開始走向凋敝的香港帶來的衝擊。當然，也有看法認為公民黨諸位大狀高估了一已的政治魅力及負面選舉效應。我的選區裏沒有公民黨參選人，沒有資格以當區選民的身分評說，只是作為一個外在旁觀者，這兩宗官司的真正價值在選舉政治操作裏已被挪用淨盡，短暫的選舉利益掩蓋了公義。最大輸家不是泛民也不是公民黨，是香港社會。

誠然，從實際政治操作來說，會有人認定，公民黨在這時候提出這兩宗官司也實在笨得到家，也許是大狀的知識性傲慢緣故，我覺得，從唯選舉論而言，這兩條解說堪稱一語中的，然而我們這個社會總不能富得只剩下選舉了吧。我們的公義呢？我們從父執輩以來一直持守的正義感呢？有參選區議會選舉的建制派認為，港珠澳大橋拖慢開工會令建築工人職位減少，外傭居港會與本地人爭飯碗。把這樣嚴峻的經濟困頓放進兩宗官司的社會框架裏，的是高招，但由此打開的潘多拉盒子，讓裏面的種族仇視以及對社會不公視而不見的惡魔放出來，那是再多的通識教育也無法彌補的過失。

永遠丟失公義良心

上星期一凌晨，我看見憨厚的何俊仁險勝後的一臉悻然，也見到陳淑莊敗選哭成淚人，看到泛民諸君的失落，亦目睹民建聯的喜形於色，這就是選舉，是在一個相對公平環境下的投票結果，勝負是暫時的，四年後再決，可是今年選舉我們永遠丟失了公義良心。或許是理想主義了一些，但我總覺得，今天香港的情應該遠比六十年代的美國開明，但我們卻沒有人家那麼長進，至低限度，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社會是勇敢地張開懷抱迎接我們的內地骨肉兄弟，在居港權風波上挺住了法治和良心。世界是向前發展的，唯獨回歸十四年的香港不是。

緋聞K.O.政客

正在考慮參選的唐英年傳出婚外情，為悶極不堪的特首選舉帶來另一個話題。唐英年以「感情缺失」作為解釋，做法是希望通過這種半承認半拖泥帶水的方法，把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其他方面，但看來傳媒沒有就此放過他，幾乎每個公開場合都免不了被人問到這事。作為一個旁觀者的角度看，唐英年的緋聞是他自己的事，可是作為一個香港巿民來看，這事就非同小可。

我不是泛道德主義者，對政治人物的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有同樣的要求。今天唐英年傳出緋聞，假若明天是梁振英變成另一宗緋聞的主角，我也是要求梁先生把緋聞清楚交代。我所說的交代，不是緋聞的細節如何，而是中間涉及的到底有沒有權力的成分。

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的常用詞有兩個字很值得提出來，一是affair，一是relation，在男女關係裏這兩個字是極其關鍵的，以唐英年緋聞為例子，如果唐未婚而傳出緋聞，那是affair，但若是唐已婚卻另有婚外情，就不能用affair 而必須用relation。美國國會過往有兩個涉及外交的委員會，一個叫foreign affairs commitee，另一個叫foreign relations commitee，幾十年來成為華盛頓政治圈子的笑話來源，在兩性關係中，前者可以理解為單身漢拈花惹草委員會，後者則是已婚男子婚外情委員會。

有一種說法是，美國政界沒有太過重視政治人物婚外情的道德影響，這種說法的其中一個根據，是克林頓當總統時的萊溫斯基事件，持這種看法的認為，克林頓作為一國之尊也有到外頭沾葷逐腥，言下之意是小事一件。也有看法認為美國人對兩性關係看得普通，只要不涉及公務也奈他不何。這種印象派的說法不知從何而來，是看美國電影看得太多，抑或對美國社會一知半解，這要問過那些幕僚才知。事實上，美國的離婚率相對較高，美國兩性關係也來得比東方人不一樣，但這不等於美國人濫交。必須指出，婚前的美國人可以很濫交，一旦結婚，男的出去搞女人或女的出去找男人，這就是美國離婚的主要原因。克林頓因為萊溫斯基而焦頭爛額的當兒，《時代》周刊有一期的封面故事只有一個粗黑體的英文字FIDELITY，一句話，對婚姻忠誠是美國新教徒的價值核心，也是美國社會最重要的道德資產。

婚外情等如政治死亡

幾乎所有民主國家政客，碰到婚外情這三個字必然政治死亡，克林頓能勉強撐到任期完結，是美國社會那些年活在他任內的經濟景氣，人們把萊溫斯基事件和經濟繁榮相比，加上調查此案的檢察官斯塔爾（Kenneth Starr）一心要把克林頓搞垮鬥臭，好好的一個調查變成了情色小說大雜燴，好事者不妨到網上找斯塔爾的報告翻一下，保管一改人們對法律文件悶不堪言的固有看法，比起《花花公子》和《閣樓》雜誌還要露骨得多。克林頓是在人們討厭斯塔爾的下作手段才放了他一馬，但克林頓縱然創下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最長的經濟繁榮期，甚至民主黨有人打算提出修憲，把總統任期由兩任延至三任，然而這些都敵不過一段婚外情的打擊，全數泥牛入海，沓無蹤影。

美國歷史上的好色總統不止克林頓一個，六十年代英年早夭的甘迺迪也是如此，眾所周知瑪麗蓮夢露是其中之一，另外也涉及荷李活一些女星。甘迺迪是美國半世紀以來談論最多的總統，從功績而言，美國青年走向世界的新邊疆政策（The New Frontier）即出自他手，推動教育改革提升科技，終於在六十年代末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也是他任內啟步，與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唬住對手，這些內政外交科技三大功業，五十年來任何一任美國總統都難望其背項，可是美國最偉大的總統名單就是沒有甘迺迪的份兒。原因只有一個，婚外情。四十年代的小羅斯福功績蓋世，令美國安然步出大蕭條，也帶領盟國在西線擊敗納粹德國，東線打敗日本皇軍，可是小羅斯福和太太的社交秘書有染，雖然功高，但仍未至可以免於被批評。

西方社會欣賞的是勤懇的政治人物。卡特任內雖然一無是處，但人格畢竟光明磊落，是少數下台後聲譽比在任期間高的美國政客，另一個則是尼克遜，水門事件黯然辭官，卻由此走出另一邊天，克林頓上台後邀請前任總統回白宮參加國宴，尼克遜重回睽違十幾年的白宮，沒有一家傳媒數落他，倒是九十年代初尼遜克夫人去世，老總統在靈柩前哭成淚人，半世紀的一段姻緣化灰成史，美國人民在電視上看到昔日蠱惑善鬥的總統原來也有人性的一面，慨然一句造物弄人，放了老尼一馬，三年後老尼去世，所有在世總統全部出席，送上最高敬禮。這一刻，道德人格遠遠蓋過政治人格。

日本政客沾腥的不少，尤其是政黨派系多在料理亭開會，人出人入，這幾乎變成了政客行事。但這也不等於日本社會習慣並寬恕政客搞男女關係，一九八九年，宇野宗佑擔任首相僅三天，被揭發包養一名藝伎近十年，做了六十八天後匆匆下台。日本社會欣賞的是小淵惠三這樣的首相，二○○○年五月小淵惠三腦中風去世，日本社會認定他是任內勞碌而卒，天皇追授大勳位菊花大綬章。六年之後，自民黨按習俗舉行小淵惠三追思會，二千人出席，以自民黨民望之差，到場採訪的記者都覺得不可思議。

台灣官箴踏單車理論

台灣前副總統連戰的父親連震東是國民政府到台灣後的最高級台籍官員，連震東有一句話到今天仍然是台灣不分藍綠的政客座右銘， 「做官員的，要像踏腳踏車，頭要不住地點，腳要不斷地踩」，意思是當官的要四出走動，頭要不住地點，即是要尊重他人；腳要不斷的踩，即是勤懇工作不要偷雞摸狗。台灣由幾百萬敗軍之將的逃難之地發展至今天的地位，就是靠踏單車理論經營出來。

香港傳出緋聞之說的前後，也出現過類似只要領袖下面的人有能力，領袖差一點也沒有所謂。這種說法在踏單車理論前不堪一擊，至於緋聞，不必言及其他，經濟功績有誰大得過克林頓，大戰功勳沒有人比得上小羅斯福，社會功效有誰比甘迺迪強。吶，就是這三位，一段緋聞就夠他們從此無法擠進最偉大的行列。

令香港怦然心動的杜琪峰電影

今年三月新聞報道說杜琪峰和韋家輝在北京大學與學生座談新片《單身男女》，我漱葧N直往下沉，老實說我並不喜歡《單身男女》這種CEPA 電影，純是苟且偷安的生意經，誰都可以做，可是倘若由杜琪峰來做就未免令人想到「淪落」二字。我不忍看着心儀的導演和編劇走上這條路，暗地向自己承諾，如果他再拍一部這種電影，就永遠和他們割蓆。五十五元可以花的方法多得很，一個常餐之外還可以來一頓下午茶，何必丟在這種皮笑肉不笑的所謂合拍電影裏。

當然這種只能有效幾個月的允諾很快成為歷史拋諸腦後，到了杜琪峰的電影上畫，兩條腿就不自覺挪到電影院去，半坐半躺消磨一個下午。《奪命金》出來後，有人第一天就去趕早場，評語只有兩個字「必看」。《奪命金》或許是杜琪峰對他自己執導第一部電影《碧水寒山奪命金》的夫子自道，可是我更覺得有意思的是這齣電影的英文片名Life without Principle。

杜琪峰應該是香港電影近年最多產也最有政治觸覺的導演。今天在香港搞第八藝術有政治觸覺是很難討好的，討論香港政治？在這個所謂現代化都會，連出來參選特首的都遮遮掩掩了無勇氣；談中國政治？除卻只能講好話不能說壞話還能說別的嗎？打開報上電影廣告，那些顏面不全面目不彰的片子滿街都是，你會有興趣看中共開國中共建黨麼，走進戲院前就能猜到這些戲的中心思想和結局。這種預見力如果能用在六合彩和股巿那該多好，在電影裏就只會使人永遠不想回到電影院。

意在戲外是杜琪峰的特質，本來不算特別明顯，可是當香港每況愈下的當兒，觀眾如我者的這種感覺就出來，弦外之音愈發明顯。這些年的杜琪峰電影，《文雀》裏的上環街頭可視作懷緬老香港的心靈探索，細膩動人之處有着詩一樣的肌理，令人對從前香港有着一份不能按捺的追尋。這種香港感覺是杜琪峰電影的必然，由此上溯至早年的《黑社會》系列，片中挑釁香港和中共政治的大膽舉動，令回歸十多年慣了緊閉嘴巴半合眼睛思想跟北京走的香港社會怦然心動想起崢嶸歲月。

大膽挑釁香港和中共

從一炁化三清以至回歸基本，杜琪峰的電影簡而言之是走回香港電影的基本教義。香港電影從來不是今天那種CEPA 電影，一九六七年暴動催生社會意識抬頭，如果說杜琪峰的電影是社會派，那末這張名單上還有不少人和電影——五十年代的中聯電影固然承襲意大利新寫實主義，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龍剛的《英雄本色》和《廣島廿八》，人文意識在今天看來只是一套和呂奇陳寶珠電影不一樣的影片種類，然而當年這種踰越傳統並向體制挑戰的新浪潮，帶給香港電影觀眾不一樣的視野。

香港一九四九年後一直是政治城巿，英國人雖有「借來時間、借來的地方」自嘲，但這城無時無刻充滿政治，有國共內戰延續的十一及雙十，有東西方冷戰的圍堵和反圍堵，有中共刻意留下唯一通向世界門隙的生存策略；甚至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以至九七回歸迄今，香港上空懸浮粒子裏的都是政治。這種氣候養成香港巿民的政治敏感，有意思的是，政治帶來的是自幼而成的棉裏藏針，既有避世不談國是的假作鈍敏感，也有牽一髮動全身的明顯銳敏感。那種老神在在的看似怡然，內裏是全身每條肌肉都繃緊的一觸即發。

例子多得很，前者表面不談國是，因為談了也浪費時間，可是劉曉波艾未未譚作人趙連海在這個城巿仍然有人討論，這源於每天讀報的心有所感，忠奸人鬼之間自有一把尺；平日飲茶灌水不談這些，某年某日全城出來上街馬上瑯瑯上口。後者是天天大講本土政治，哪管夜夜國民教育硬要把政治規限在官員釐定的範圍。在揮汗如雨的七一夏日，在嚴冬酷寒的CGO 和中聯辦門外，在漆黑中只有幾點暗淡黃光的電影院，孔乙己式的冷漠底下人人有一顆火熱的心。

獨一無二的庶民特質

杜琪峰起初是商業電影導演，就像哥普拉一樣，拍《教父》是從商業角度出發，想不到一片大紅，從而奠定無可匹敵地位，愛拍什麼都可以，信手拈來都是戲。這一轉折也在杜琪峰身上發生，OL 電影《孤男寡女》之後，杜琪峰的香港情感汩汩而出，雖然中間走前三步後退一步，但悲天憫人的特質卻像流水那樣自此不可倏然而止。我不想把杜琪峰標籤是誰和是誰的附屬品，但我仍得不顧一切地說出一己管見：從《柔道龍虎榜》（二○○四年）向黑澤明致敬開始，我恍忽感到杜琪峰的路子和黑澤明有相似的元素。

這是主觀感覺，不同意者可提出一千個理由反駁，但電影解析是一種主觀論述，在杜琪峰的後孤男寡女年代作品，大城小景（或小民）的影像和意念無比突出，哪怕是《PTU》的老差骨，《大隻佬》的灣仔舊街，《黑社會》的九龍城，還有電影裏的資深演員譚炳文王天林蘇杏璇諸位穿場過景，每格菲林對舊日香港的人與事憶念躍然而出，這種庶民電影的感覺令心懷香港的巿民銘感五中。庶民電影的特質在於其特定價值觀，杜琪峰電影的正邪之說，實是香港社會一直所說的「搵食」價值判斷，說不上大奸大惡，一句話，都係為兩餐。

然而，這不是說杜琪峰電影內的人物形象模糊不清，相反，在善與惡之間他絕不求其是但，但那是遠超人們平常理解的善惡——善者，可以是《黑社會之二》的Jimmy 仔，黑幫話事人之一，把對手捉到新界斬碎餵狗，他面對的大惡卻是大陸公安高官。山頭野嶺的那場戲，公安縱然給Jimmy 仔揍得遍體麟傷也要干涉內政。惡之間有大有小，小惡在大惡面前只是小菜一碟，觀眾一面看一面心寒，我說的不是斬人餵狗那場官能恐懼，而是在香港橫行霸道的黑社會頭子在公安面前猶如小綿羊的無力，這是更大的恐懼。

作為旁觀者，我只能通過電影和杜琪峰溝通，但是我很想知道，除了王天林，黑澤明對他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因為在杜琪峰的善惡貧富宿命論裏，隱約看到《天國與地獄》（一九六三年）的人性光輝。黑澤明的人性美學，從一九四三年的《姿三四郎》橫跨到一九七五年的《德爾蘇烏扎拉》，引帶出的是「天地不仁，為萬物為芻狗」的命題。作為導演，向黑澤明致敬甚至學習絕無問題，佐治盧卡斯（George Lucas）在《星球大戰》（Star Wars）裏的一高一矮兩個機械人，黑澤明影迷一看即知這是由《武士勤王記》兩個角色脫胎而來。荷李活經典電影用這種方式向黑澤明敬禮，甚至日本影業不景無戲可開，包括佐治盧卡斯在內的美國法國導演為黑澤明拍片資金奔走。這種八方支援慨然出手，正是在黑澤明電影《赤鬍子》裏的庶民哲學。

向黑澤明致敬躍然而出

香港電影和影人在中國近代史曾經扮演積極的政治和社會角色，日軍佔領香港期間，吳楚帆等大批粵語片演員登山涉水先廣西而越南，為的是不欲在日寇鐵蹄下違心拍片。這種政治覺悟在一九四九年後昇華為社會覺醒，中聯電影的誕生在香港電影史已然成為一段令人嚮往的神話，其背後動機之一便是改變社會的迂腐。杜琪峰近年多部電影帶出的意念，令人感到他正朝這一方向移動。這是寫實主義的突顯，然而更多的是庶民特質的善惡愛恨，在舉國舉港大講社會和諧的今天，杜琪峰有他的和諧觀，有他的善惡論，有他的處理辦法，《奪命金》的英文片名Life without Principle，迻譯出來是「沒有原則的人生」，這是對今天香港種種的反諷。沒有原則？誰夠佛山那十八人沒有原則？觀眾在寂靜的影院裏離座一刻，想起這個片名，必定會心微笑。

前夜

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從紐約曼哈頓下城區的華爾街伸延到上東城upper east side的富豪區是難以想像的發展。紐約的富人大多住這一段，約莫是東五十七街到東八十街，這裏有大都會博物館，也有中央公園東側景緻，是那種一個apartment 單位有二十個房間的大宅，是那種大樓門前有一道簷篷管理員都穿畢挺西裝的尊貴地段。尊貴得不是有錢便能買到的那種——業主組成委員會，誰要搬進來，都得和委員會面談一次才決定會不會讓你買。這和人權無涉，這是階級。走在這裏的街上，不但警察多，大樓都有配槍的武裝警衛，蔣宋美齡去世前就住在這區。

看到連芝加哥的佔領活動也有三千人參加，我隱約覺得這次不是小敲小鬧——當美國最大最有活力的兩個城巿都有佔領華爾街活動，社會躁動不安已是躍然而出，這是混沌未明和混濁分清的臨界線，是山雨欲來的社會變革前夜。

美國天天都有示威，說不上是新聞，可是要說到全國範圍的，近半世紀只有零星幾次，除了這回佔領華爾街運動橫跨北美大陸，由東岸的紐約蜿蜒西進，經芝加哥沿六十八號公路西去加州，便只是六十年代末的反戰運動。當下佔領華爾街的規模是不能和反戰相比，那時是大學罷課，全國目光都在這批學生身上。那是躁動的年代，也是反抗叛逆的年代，西岸加大柏克萊分校的校園革命佔領教學大樓，東岸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沿外牆水管攻進校長室佔領圖書館，紐約大學學生從學校大樓吊下幾十呎長的示威標語「You Can't Kill Us All」。有一種歷史總結是說，美國傳統老左派操控了反戰運動，其實幾十年來澄明落定，老左派的身影在浩瀚人海早已湮沒，相反，那時代表新一代美國人民覺醒的意識型態佔據了主流。新聞記者Charles Kaiser 在《1968 in America》明確點出此一特質：the reshaping of a generation（重塑一代）。

雖然年代不同，但我還是必須把佔領華爾街運動和反戰運動結合同等觀之。相隔差不多半個世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美國經歷了中南半島的潰敗，石油危機的挫戕，冷戰的敲打，列根年代的二十厘聯邦利率，竟然沒有吸收教訓自我調整完善，拐了個大彎又走回以前的老路來。一九六八年，加大柏克萊分校的學運開宗明義打出改革美國社會的訴求，今天看來，四十三年間前後一樣——以自由主義經濟制度和議會民主政治，以及改良主義社會安全制度作為美國國本的一切，在財團壟斷以及偽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嚴重威脅下，新生代的美國人何去何從。

新生代美國人何去何從

按道理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善於總結經驗的國家，因為只有二百來年歷史，沒有源遠流長的包袱，事實上美國經過每一道坎都有助自身完善，為何單單不能從憤怒的六十年代汲取教訓，到今天終於捂不住再一次爆發？這須從美國的社會結構說起：四十年前的美國和今天的美國並無大變，人們當然可以爭辯說，總統換了人媒體多了資訊氾濫到吃不消，和六十年代的臭屎密完全是兩碼事。

這是大謬。美國仍然是一個獨大無二的龐大壟斷資本主義國家，不妨找一下四十年來的美國財富和權力結構，仍是那些壟斷性行業巨頭，金融、資源、傳媒等依然掌握在少數財閥手上，儘管這些財閥在這些年數易其主，歸根結柢仍是那幾個。我用美國三大電視網來做例子，這是影響美國人民生活最普遍最深入的institution，如今夜間新聞收視率全美第一的全國廣播公司（NBC），後台老闆是通用電氣（G.E.） ，NBC 的總部在紐約曼哈頓的鑽石地段西五十四街的洛克斐勒中心( Rockefeller Center）。通用電氣是什麼類型公司？我舉出它的一些產品：能源、戰鬥機引擎、金融信貸。至於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今天的控股權在一家叫Viacom 的集團手裏，這集團就是本來的哥倫比亞電視控股公司，公司的主要股東則是大名鼎鼎的西屋（Westinghouse），這家公司也造些家庭電器像是雪櫃之類，但Westinghouse 最利錢豐厚的收入是核電及能源技術。至於美國廣播公司（ABC），大老闆是迪士尼集團。這些企業賺的都是大錢，不少更是只有國與國之間的重大交易——核電、軍工產品，都是國際政治的元素。

舉一反三，財富和權力這對孿生子早已有之，然而當具體體現在美國日常政治的時候，人們會發現，五百三十五名聯邦參議員和眾議員，他們之中不少是在控制全國絕大部分財富的百分之一人裏面。主要原因，這些議員多數是律師出身，他們走進國會議事堂前的歲月，不少是代表law firm 進入各大銀行和企業的董事會。雖然當上議員後暫時要撇清商業關係，但這種隱性的權力和財力關係，無法令人放下心裏堆壘。在美國電影裏，記者和議員都是所謂正義的代表，某些粗糙的B 級片，更把這兩者勾勒成社會救星。今天看來，電影果然是第八藝術，是人類幻想下的結晶。

不信任議員也不信傳媒

美國民眾這次走上街頭佔領華爾街，除了眾所周知的反對金融資本主義和抗議政府姑息貪婪無道的金融機構與其主事人，更多是對美國社會出路的死心。他們不信任議員，因為議員和財閥朋比為奸，他們不信任傳媒，因為傳媒對他們不屑一顧。我為什麼要把今次的佔領行動和一九六八年的反戰示威相比，便是這四十載間，歷史竟然複製了一趟，並且細緻得連一些關節眼的精要也完整無缺再造出來。

一九六八年是美國近代史最血腥最衝突的一年，一年之間，馬丁路德金和羅拔甘迺迪先後遭剌殺，政府的調查和傳媒的報道完全不能平伏社會的質詰和疑慮。一九六八年八月，民主黨在芝加哥舉行全國代表大會，芝加哥是民主黨地頭，奧巴馬也是從這裏走向白宮，從美國傳統的社會及政治格局而言，民主黨的理念比較傾向左派，雖未至於有天生而來的悲天憫人，但總的而言政策是左傾的。可是在當時的混沌時刻，美國社會連民主黨也不信任，以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和湯姆海頓（Tom Hayden）為首的七人潛入民主黨全國大會會場大肆搗亂，連社會地位崇高的哥倫比亞電視台記者丹拉瑟（Dan Rarher）也遭推撞，史稱芝加哥七人幫事件（Chicago Seven）。事件主角後來的人生路受到這場衝突影響巨大，學運出身的湯姆海登娶了同是反戰象徵的演員珍芳達，二人其後離異，湯姆海登一度進入建制當議員；阿比霍夫曼永遠留在建制之外，變成永遠的憤世疾俗。二人結局迥異，但中間之路大致相同，在聯邦調查局的監視下，一言一行都受到舉報，霍夫曼一份長工也找不到，終年靠散工為生。湯姆海登比霍夫曼幸運的是沒有英年早逝，留生命待到事發三十年後，憑《資訊法案》找出三十年前聯邦調查局的跟蹤紀錄，儘管誰是舉報人這一欄仍是用黑墨遮蓋。

對於芝加哥民主黨會場衝擊事件，官方的說法是「嬉皮士」受迷幻藥影響力壞會場，然而事實是學生領袖把矛頭對準美國社會的兩大民主傳統的民主黨和傳媒。這所以當奧巴馬表態支持佔領華爾街運動，運動卻不見歡欣雀躍；而示威者進入曼哈頓富人區的其中一個示威目標是傳媒大亨梅鐸，不信任在睽違四十年後再度在美國地平線上冒現，人們就不得不把今天和一九六八年對比。這種歷史循環是偶發多於必然，抑或是多種的必然構成歷史的無法逃循，就必須從美國的政經複合利益集團這頭怪獸說起。

美國衰落因政財結合

一九七○年，康奈爾大學政治學教授哈克（Andrew Hacker）寫了一部《美國時代的終結》（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在美國仍是世界第一的超強年代便指出美國的衰落。今天看來，這位出身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果然非同凡響，四十年前已指出美國的衰落必然緣於政治力量和經濟財閥的結合。類似的自由派思潮在八十年代風行一時，但哈克早先鞭，認為在二次大戰後，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巿，美國人民的生活與工作方式及思維出現重大變化；財團和政治結合，企業的政治捐獻令政客在選舉如魚得水，當選後遂以各種方式回饋財團。這種旋轉門的結果，是美國成了「美利堅公司」（America Inc.），老闆就是財閥。同一時間，產業革命和科技更新大潮，使得企業間的競逐更形激烈，美國進入一個只有去路而不會有退路的所謂強權國之道。

核心問題便是在這裏。哈克指出，美國這種大國夢帶動出來的利益沒有落在人民身上，因強大的商業競爭，最大化的企業利潤指標無法惠及低下層工人。哈克的觀點是傳統美國左翼觀點，也許有人會說值得斟酌，但他確實指出實際情， 「美國的生活方式已經不值得別國模仿」。這部書成於一九七○年，十年後重印，哈克提出美國只有兩條路走：一是打腫臉皮充胖子硬撐下去，一是承認自己不再是強權。這種大國興衰論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再次出現，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保羅甘迺迪在他於一九八七年的《大國的興衰》（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提出大國的起落和軍事力量的關係，算是另一種補遺，但那是後話。

今天美國政經狀和六十年代末相似，國力受到挑戰，當年是軍事長勝軍栽在越南，如今是經濟實力快速下滑；政治上國民對政府失卻信心，當年是民心思變得連在位的詹森都不敢尋求連任總統，如今是奧巴馬的變革思維沒有人信膺。美國再一次來到歷史大變的門檻前，這一回，能否起死回生不在於外力，當年尼克遜靠與中國破冰拉起民眾期待，可是如今的美國能做些什麼，減稅？QE3？抑或換一個總統，還是換一個國家？破曉時分什麼時候才會來，對三億美國人民來說，這是難以將息的長夜。

夢想永遠在世上

自報家門，我不是蘋果一號粉絲，家裏只有一部iMac G5和口袋的iPhone，若不是那年王慧麟半強迫推我買那G5，今天還是用IBM Thinkpad。既然買了，平日上網算也夠用，Mac機壞了修理費貴得和買一部新機差不多，儘管G5已經老態畢呈，我還未決定買另一部Mac機。要我寫蘋果產品如何創意拔群，在這一層次而言確是找錯了人。

下筆時我倒想起八十年代末有次在紐約下東城區找朋友，車子在街道上轉來轉去，後來停在一幢大樓前出了不去。大樓平台有一個大大的廣告招牌WANG，今天電腦新世代一定沒有聽過這個名字，可八十年代這名字和今天的Apple幾乎一樣響亮。那是王安電腦，一個移民美國中國工程師的嘔心瀝血產品。

王安、喬布斯以至蓋茨都有着一樣的同質性﹕夢想。王安的夢想是一個中國工程師飄洋過海到新大陸打造出電腦王國；蓋茨當年從哈佛學生變成Harvard Drop-Out也是為了他的夢想；喬布斯的像經濟學供應學派那樣，向用家提供一個夢想——我猜，在商管課程裏喬布斯比起王安和蓋茨都難教﹕你純粹向用戶提供一個期待，而這個期待每次都不會落空，行嗎？

這篇周記標題來自八十年代一首舊歌《誰能明白我》，那是我們充滿夢想的年代，今天說來也許老套了一些，然而我還是頭也不回的用上了。

喬布斯去世之後其中一個話題是美國為什麼能孕育出這電腦奇才。一般的回答總是不離這些﹕美國教育制度良好、美國創意氛圍濃烈。我也同意，沒有那種開放式教育，不相信能造就出連綿幾代的創意天才。喬布斯勉其而言是工藝家多於電腦專家，但如果一個社會正經八百要求電腦行業掌舵人要具備研究院或以上的電腦科學水平，喬布斯恐怕連排隊也無門。我更加同意，事事要按國家指定政策發展，處處要跟指引的地方也不可能出現喬布斯蓋茨這些人。在美國，「個人」是一個獨立受憲法保護的單元，是基本上只要不犯法便不受羈束的獨立體。「個人」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地方，那是沒有身分證的地方，一般人身上可以證明自己的只兩樣﹕車牌和社會保險卡。車牌上是有照片的，各州自行發行，我有加州和紐約州駕駛執照；保險卡是聯邦政府的，上有一行十一位數字而沒有照片。像香港警察那樣在街上找個人查身分證，在美國弄不好會給人告到法庭去。

我想說的是不是這些硬體，是形而上的，是夢想。

禮失求諸野的反射

這幾天幾樁大事夾雜交叉紛陳，辛亥革命百年就在眉睫，喬布斯去世，美國爆發佔領華爾街運動，諾貝爾和平獎頒發，於我而言，這些都是夢想，不同的是以各種方式體現。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的大夢，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一九○二年，孫中山先生為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為他寫的自傳《三十三年落花夢》作序，「共建不世奇勛」其實就是孫中山的中國夢。至於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是六十年代以來首次跨地域跨城巿的社會運動，是廣義上的美國左派的平等社會夢想體現。諾貝爾和平獎雖在去年受到北京一再污衊，但其代表的人文夢想，客觀上是一把尺論斷人間。

然而使得我感到稍稍納罕的是，喬布斯去世，我們的社會出現了一種頗為奇特的現象，有關逝世的報道鋪天蓋地，比起辛亥百年佔領華爾街和諾貝爾和平獎的都多。那天我只在電視前待了十五分鐘，喬布斯和蘋果的整套發展史和個人理念全部一字不漏當場灌下，這還未計翌日印刷傳媒的大版殺出，美國式的夢想在兩個不同的空間讓香港巿民感受甚深。誠然，喬布斯近年率領蘋果大軍東征西討殺得對手落花流水是事實，蘋果把產品變成一種期待更是讓人呆了眼，但蘋果畢竟是一種商品，這樣的全面深入的報道，只是因為觀眾和讀者知的權利？

沒有孕育夢想的空間

新聞帶動社會追尋其背後的義理，這次喬布斯的報道規模，看到的不僅是新聞供應學派的一種手段（你要？給你，塞飽你），造成喬布斯新聞大型化是因為禮失求諸野的艷羡。這些大版文字大量畫面背後的是對夢想的追求反射——我們沒有這樣的科技人才icon，更加沒有可以孕育夢想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氛圍，我們只得在外國人的夢想裏一遂凌雲志。這種意在言外的政治特質，喬布斯去世的報道已非第一次了，人們也許記得，近年來，本地多次大型示威集會，其中一首常唱的歌曲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歌曲《We Shall Overcom》，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最著名的人物是馬丁路德金牧師，他最著名的演說是在一九六三年華盛頓獨立紀念碑二十萬人前的《I Have a Dream》（我有一個夢）。這種把香港社會改革夢想充塞在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做法，並非香港社運諸位先生江郎才盡，而是我們根本沒有自己的夢想載具，不得不借用黑人民權運動的一用，不同的是，這次的載具是喬布斯去世。

我們不是沒有夢，《莊子》是中國文化裏論述夢的最著名作品，而是我們在今天的現代社會不允許有夢。當然，要發崛起的強國夢是領導人專門獨有的，在這種寧願犧牲一切以臻此境的夢想，人民的權利棄之如敝屐。近代中國歷史裏這種夢不少，中共領導人從兩柄菜刀鬧革命到一統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由來都源於一個夢。周恩來少年赴日留學前夕，給小學同學郭思寧寫下「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在留學日本的日子裏，周恩來首次接觸日本學者河上肇翻譯的馬克思著作，這無疑是少年周恩來的夢想。可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夢實現後是連綿不絕的噩夢，中共要超英趕美的大夢搞出了大躍進，三千萬人餓死，三千萬個家庭從此「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那是不堪回首的夢裏依依。

庸俗化下哪許有夢

不許有夢已然成了中共文化的特質，大陸上今天有各式各樣的夢，從高官的強國夢到商人的發達之夢，老百姓買球彩也希望一注獨中橫財夢，除此之外便不能擁有了。比如說，老百姓個人權利維護的夢想可能是尋釁滋事的控告對象；民主夢曾經是有的，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前曾是浩蕩如林，之後夢想在槍聲中遭撲殺，有着這些夢想的一些人從此流亡海外，至今仍是夢想回到祖國而不可得。香港稍好一些，小敲小打的夢沒有人來阻，大一點的，像是確實執行「一國兩制」這些，本來有望成真，如今都付諸東流，如果還有人認為鄧小平說的「一國兩制」能夠全面落實，這個春秋大夢也未免太過虛了。

失去了夢想的城巿是行屍走肉，我們這裏的一些人認為，夢想必然和未來扯上關係，於是開山劈石起橋修路，然而我們真的歡迎這些夢想乎？一條高鐵把村民的家園之夢砸毁，灣仔喜帖街的小商人之夢皇后碼頭的保育之夢，都在大筆一揮下粉身碎骨。這種漠視人文的要香港翻身的強勢之夢，初推出來不乏積極回應，然而發展到後來只是地產霸權勢力的彰顯或版圖劃分，人們不禁氣餒了，難道保衛家圍的夢想，必須在所謂發展的大纛下化為烏有？這幾年，作為一個經常讀報的巿民，我只得一種感受，天天在追逐所謂邊緣化人民幣中心忙昏了頭，這固然是吃飯為本的中國式人權，可是我們自己的夢想呢？朋友裏放假去台灣走走的愈來愈多，我不完全相信那是因為誠品或是燥肉飯和南京牛肉麵，那是在謐靜的深街小巷裏的home town感覺，是在中正紀念堂前看着帶着微笑靜靜走過的人群的tranquillity。

不是美國或喬布斯才可以有或可以製夢想，其實中國人也可以，可是海峽這邊的中國人為何出來的是量產的大國夢，而不許有小資成分的小小一個家。大陸搞慣了政治運動，自有他們的一套哲學，要改也不是三朝四日能改得來，痛心的是香港，那種齊來大幹快上的粗糙，如「起錨」運動，那種熱火朝天的胡來，如國民教育，這是我們這個社會沒有夢想的由來。政治上，中共和特區政府控制一切包辦一切；社會上，我們在庸俗的社會體系和價值裏失去了自我。兩處合龍就是丟棄一切緊跟黨中央國務院的大潮走。

詩歌與夢想同一境界

諾貝爾文學獎公布那天晚上，我在喬布斯的一生文章裏掙扎求存。那是一個很有象徵意義的夜晚，瑞典詩人Tomas Transtromer獲得遲來的肯定，黃燦然說這是實至名歸；同一天，一個也具創意的蘋果教主走了，一來一往之間，世人思念之緒，都是源於詩以及詩一般的創意，這兩人代表的毫無疑問都是夢想。美國桂冠詩人弗羅斯特（Robert Frost）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詩是譯不出來的）。詩歌和夢想其實都是一種境界，譯不出來，不能取代。

百年絕唱

辛亥百年距離我們只有幾天了，海峽兩岸這些日子仍是靜悄悄，大陸也許為經濟是否硬陸而憂心忡忡，對這種門面統戰也許要待到最後幾天才大張旗鼓的喧鬧一下；台灣那邊因為藍營忽然冒起宋楚瑜說也要參選而亂了一陣子，馬英九這刻或者連氣都喘不過來。我也是那天讀報，發現有一部電影叫《辛亥革命》，才想到這天快要來到。是我們忘記了一百年前的歷史嗎？縱然特區有人說過考慮把大學的歷史系併進文學院，但我們至低限度絕不應該把這個日子忘掉吧。沒有一百年前的十月十日，今天我們腦袋瓜後面仍拖着一根長瓣。歷史對廣義上的中國人來說不免殘酷了一些。

四千年的文明其中一個作用是用來嚇唬洋人，到今天我仍然記得美國學生用羅馬拼音學漢語的痛苦，不必說平上去入四聲，光是尾調的高低就構成截然不同的意義，比起法文裏的陰性陽性德文的名詞大楷日語的五段動詞都來得深奧。漢語變得希伯萊語那樣可望而不可即，於是到今天仍然流傳耶魯和哈佛一些漢學家是靠華人同事把四書五經翻成英文他們才能研究。當然也有漢語說得頂瓜瓜的學者， 最近再出一部新書的傅高義（Erza Vogel）的普通話和日語都很地道，這位當年與費正清及賴世和在哈佛東亞系雄霸一方的老教授今年八十一了。

當我們恥笑洋人的舌頭太笨沒法讀出漢語兒化音調，或者認定彭定康刻意把北京讀作Peking 而不是Beijing 是耍政治手段玩嘢，中國文化和歷史在我們手上成為了鎮蠻夷興家邦的大棒子；當原名福田定一的日本作家把筆名改作司馬遼太郎是對司馬遷的遙遠致敬，我們更覺得這是文化瑰寶。可是，一旦我們無法不面對歷史的時候，卻選擇了逃避或像聖誕樹加上這些那些裝飾，企圖賦予歷史於己合用的意義。這便是近代中國史學所面臨的政治氛圍。

不敢面對真正歷史

眾所周知，歷史是一門極其講究比對的刨根究柢學問，是死功夫，盛名如錢鍾書也是文學家多於歷史學者，一九七九年他隨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問美國，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茶話會露了一手，從對明代小說《平妖傳》的評價到《朱子全集》其實沒有坊間流傳的某詩，錢先生都可以一口判定，但他始終沒有觸及歷史。這不是錢先生的聰明剔透，而是源於他的親身經歷。中國，包括中共，對歷史始終不如太史公般敢於直面，死去了的人死去了的事不能為自己解說，歷史學棍以及政棍的空間於是便大了，屈原到底是儒家抑或法家，以至《水滸傳》這樣的章回小說都有人刻意盛載政治內涵，這種挪歷史為己用的做法，在國共鬥爭及其後的中共得天下都成了為政治化妝伎倆。

辛亥革命百年是一百年前的武昌起義，孫中山先生當時不在中國大陸，在美國丹佛巿，他是讀報才得知起義成功。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然而無損孫中山在推翻滿清帝制的巨大作用。但是自此之後的孫中山遭國共兩派來回使用，變成了兩黨證明擁有孫中山正朔的印記。只不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中共的唯物史觀和剛得天下的盛氣，沒有寫出中共史觀下的中華民國史，而把空間都留給對岸的國民黨御用學者。到文革結束，中共統一戰線重上日程，利之所在，一部奇特的一九四九年後的辛亥革命歷史，開始在刻意的說法下成為所謂史學的主線。

孫中山及辛亥暫難取代

辛亥革命至今勉強還能保住其本來意義的原因，是海峽兩岸暫無法找到替代品，事實上，辛亥和孫中山的歷史地位高得在這一刻仍無法取代。中共立國後手上有孫夫人宋慶齡，毛澤東為了讓孫夫人參加開國大典，出動周恩來妻子鄧穎超到上海游說；抵京之日，毛澤東周恩來親到車站迎接。中共文人說這是毛周尊重歷史，但其後幾十年的發展，宋慶齡去世後中共透露宋慶齡彌留之際加入中共成為黨員，更透露宋慶齡早欲加入中共，是「中央領導同志勸說下，她在黨外比黨內發揮更大作用」，一直婉拒。能稱得上「中央領導同志」只有毛周，說明了孫中山及夫人的價值在於統戰而不是歷史。台灣那邊，雖然抓不住宋慶齡，但也有孫中山兒子孫科在手而大舞特舞。這種把孫中山政治理念及後人成為一國或一黨法統的做法，成為過去六十年來的貫穿兩岸的史學傳奇。

革命成功後的歷史解釋寸土必爭，中共稱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則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這裏頭有明顯的分野和差別。說到底，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四個字有着切肉不離皮的緊密關係，中共建政後，其史書說是中共推翻「中國剝削制度裏的最後一個朝代」，易言之，中華民國在中共筆下成滿清之後的一個王朝。從社會發展來說，滿清覆亡後中國瞬即陷入軍閥割據及日本侵華的紛亂，民族資本主義在這一時間抬頭，中國是前腳踏入工業社會而後腳留在農業社會，殘留的帝制沒有完全清滅，袁世凱復辟張勳意欲重返帝制都是這段時候的歷史。

中共卻把這一段歷史算在呱呱墮地的中華民國帳上。這種不算公平的歷史謀略以偏概全，事實上，西方研究中華民國史或孫中山的學者，俱認同辛亥之後的一段日子吃力艱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庭（Martin Wilbur）一九七六年成書的《孫逸仙：壯志未酬的愛國者》（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 或是席扶林（Harold Schiffrin）的《勉為其難的革命者》（A Reluctant Revolutionary)，形容孫中山奔走尋求國際承認中華民國，但美國等西方列強卻都駐足而觀不施援手，這種政治勢利令新生的中華民國難以迅速走上健康新路。萬萬想不到的是，這段吃力且難苦的日子，在中共史家筆下成為了「剝削制度裏的最後一個王朝」。

中華民國轉化為「剝削制度」

這種因着一己政治考慮而扭曲的史觀，不僅在如何看待新生的中華民國時滲透出來，到了孫中山在廣州改組國民黨，成立革命政府，推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以及接而來的北伐，國共兩俱有不同說法。中共說是孫中山在這連串巨大變化當中是得到中國共產黨協助，親國民黨學者則力證中共誇大其詞，認為中共欲藉此來全盤剽竊革亥革命勝利果實。這些互相指罵，成為海峽兩岸的歷史研究無法跳出黨同伐異的悲哀佐證。今天人們所能讀到的方塊字版本的辛亥革命以及其後的政治發展，都有着深深的黨派足印，最終不得不禮失求諸野的找上了外國學者。

斷章取義是兩岸無法跳出的框框，中華民國在中共之下變成斷代史，在國民黨筆下是用以承襲權力的法統，至於辛亥革命到底帶來除了推翻滿清之外的什麼，很遺憾，過去六十年來始終無法得到澄明說法。人們看到的是爭吵，中共認為只有她才是延續辛亥革命的傳統，宣稱孫中山生先終其一生未能獲致的民主革命在他們手上實現，並進一步提升到「中華民族的復興」這一層次。這種把現實經濟成果和接過孫中山革命法統的欺騙性頗強說法，成為今天中共紀念辛亥革命的主要理由。簡單來說，中共視自己為孫中山的革命繼承人，是在延續孫中山的強國夢；內戰落敗逃到台灣的蔣介石以及其餘部，則自稱把三民主義傳承到今天。這種黑色幽默能夠年復一年上演的原因，是中國史學界的無能，無法做到太史公的揮筆直書，史學在這裏只是黨國之爭的工具。那些孫先生的所謂「繼承人」到今天都還未能真正把權力歸還人民，至於所謂「三民主義信徒」的那方五十步笑百步，蔣家父子靠這法寶獨裁四十年，沒有偽史家的塗脂抹粉，這些所謂歷史能留到今天？對中國的史學，魯迅似有先見之明，一九二六年，他在廈門大學講述《漢文學史綱要》時稱譽《史記》是「史家之絕唱， 無韻之離騷」，絕唱者，後無來者也。

為什麼後無來者，這就必須談到良知了。國共相爭誘發了知識分子的良知賤賣，不欲賤賣者，為了保命只得噤若寒蟬，更甚者則是成為政治人物的打手。如斯人格淪喪，寫出來的所謂歷史是什麼，不言而喻。錢鍾書一九七九年訪美，其中一個行程是訪問耶魯大學，晚間在一位教授家中聚餐，當大家講到吳”日含”被清算時的慘況，錢鍾書說吳在五十年代末反右時對其他知識分子也從不留情面，無情得很。錢鍾書一面講話時，一面看着同行的人類社會學家費孝通，費一臉苦笑，表示同意錢的講話。

有的被政治豢養的知識分子失卻廉恥，也有的只能在大棒子下忍氣吞聲。幸運的如錢鍾書，他放下了作家之筆，得以倖存，同一時間萬馬齊瘖，大量優秀的知識分子成為絕響，沈從文變了古代服飾專家，曹禺後來只得一部《王昭君》。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變成黨的玩物，能夠挺下來的默不作聲。這些為尊者諱的封建思想，本來都是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準備打倒的渣滓，可卻因為獨裁未去而留了下來，延至今天在不同時空下對辛亥革命上下其手並以愛國主義包裝推出。百年於茲，我們除了剪去瓣子放了小腳，還有什麼不同？敢問。

勸進勸退後面的鄉愿

想不到的是，都踏進後工業社會了，我們的社會還有鄉愿文化這些事。

說的是國人對選舉別有不同的況味，香港這邊廂的一齣鬧劇開始朝着悲劇方向發展，勸進說和勸退說互相並行，唐英年梁振英的欲拒還迎忸怩作態，令人感到嘔心討厭之餘快要棄之如敝屐；兩個都是打開半條門縫偷瞧外面觀眾反應才決定走什麼台步。這場戲到今天應該落幕了，再搞下去，用陰謀論看，包管香港巿民從此聞選舉色變。

對岸台灣也有類似的劇目，巧合的是，也是有着所謂勸退的說法，馬英九雄心壯志要斬旗拔寨連任總統，冷不提防都是藍營的宋楚瑜出來說要選一回，藍營裏面急得直跺腳，認為這樣下去只會讓民進黨蔡英文冷手執個熱煎堆。

他們這種想法據說是有根據的，因為十一年前的大選，便是由於宋楚瑜脫離國民黨自立門戶參選，分薄連戰的票源，以致陳水扁乘虛而入。

香港和台灣選舉都有勸退和勸進基因，誰還敢說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也許是文化因素，國人對「輸」這個字很忌諱，連帶「四」也因為同音而丟棄，政治上的失利更是吃不消輸不起。除了消極地不讀不念這個字，相對積極的做法便是減少敵人，以為這樣便可以必勝不敗。今天香港的梁營唐營面對的勸進∕勸退文化，台灣也有，然而大家都只是追隨者，大半個世紀前，當國民黨還在大陸時，類似的情早已有之，不同的只是於今尤烈。

大半世紀前已有之於今尤烈

一九四八年，國民政府舉行第一屆行憲總統選舉，其實這次選舉也是小圈子，是國民大會幾千代表投票選出。蔣介石的算盤是他當總統，孫中山先生的兒子孫科做副總統，這一配搭既有政治實權的彰顯，雖然此時中共羽翼漸豐，但國民黨仍是中國執政黨，且蔣介石是打敗德日軸心國的盟國巨頭，於情於理都是一時之選。問題在於副總統，桂系的李宗仁躍躍欲試，蔣介石視為心腹大患，因為桂系不是嫡系，蔣介石的計算很廉價：塞他一個「國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轅主任」銜頭，打算讓李宗仁自行蔫了。

詎料戰功赫赫、在台兒莊一役大敗日軍的李宗仁一直沒有放棄，決心要和蔣介石爭到底。當年的蔣介石不僅權傾朝野更權傾全中國，有人放風叫李宗仁不要參選，因為沒有法子勝出云云。李宗仁自忖有實力，桂系子弟兵饒勇善戰，更有用兵如神的名將白崇禧坐鎮，諒蔣介石不敢胡來，決心參選副總統。四月二十九日，國民大會召開，李宗仁以一四三八對一二九五票挫敗孫科，蔣介石臉色鐵青，一言不發，走出會場。

一九四九年後蔣介石避走台灣，大陸上的教訓令他在政治上更抓緊不放，總統做了一任又一任，十年又十年，除了中途由嚴家淦當了三年零一個月的過渡總統，實權都在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手上。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這三十九年，台灣只出過三個總統，絕大部分時間總統都是姓蔣的一對父子，弄不好人們還以為只有姓蔣才能在台灣競選總統。在這三十九年間，每到大選，台灣社會就會湧出一批勸進之言，勸蔣家父子連任總統。在今年之前，回首前塵，這些勸進勸退之說聽來是帝王將相年代才有的封建文化，想不到這些早該隨民國成立而湮沒的幽靈死而復生，光天化日下在台北和中環出現。

這種勸進勸退文化沒有隱入歷史是因為權力慾。不要以為台灣民主之後便沒有這些，不同的是，現代的做法是把勸退煎皮拆骨鑲在繁複不堪的選舉條文裏——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當時李登輝聲望如日方中，既有國民黨傳承下來的政治法統，也有推倒兩蔣強人年代的政治新績，李登輝還不放心，他怕民進黨的黃信介。於是，當年的選舉條例裏忽然多了一條：總統候選人必須大學畢業。這一條例分明針對黃信介，黃畢業行政專科學校，和大學差一條線，與台大出身、美國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博士的李登輝差了一截。不知是哪個智囊想出這條屎計，引起剛從威權政治走過來的台灣社會強烈反彈，各式批評調侃諷剌層出不窮，有建議說，不如加上「候選人身高必須一百八十公分或以上」，防止黃信介忽然得了榮譽博士學位後的衝擊，因為，就是如何神機妙算，總不可能讓一個快七十歲的老頭二度發育了吧。

今天一面寫這些舊事，縱然都是塵封的歷史，一面仍覺得荒謬不已。然而窗外的香港卻和這些不遑多讓。梁振英也好唐英年也好，這個星期的各類身段足以寫進新中國選舉史。辭職還是不辭職，參選還是不參選，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楚，何苦把香港巿民的那股本來已經所餘無幾的政治熱誠當頭澆一盆冰水。有人說唐英年好，就請唐英年把政績政綱拿出來，讓人們看個究竟他到底是什麼料子；有人說梁振英好，也請梁振英把過往做過什麼講過什麼找出來給公眾參詳。我想起上次特首選舉，曾蔭權是志在必得，梁家傑的挑戰肯定徒勞無功，到後來二人卻合力做了一台好戲，比起這次的半推半就光門正大得多。

《基本法》狎玩至此慘不忍睹

如此的猶抱琵琶半遮臉，巿民不免衍生對二位疑似參選人的人格質疑。特首選舉是鐫刻在《基本法》的條文，以中共的文宣用語來說，那是「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莊嚴通過的香港小憲法，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窮多年之力完成、關係到香港七百萬巿民福祉的大法」，卻在今天的選前氣氛裏給狎玩至此，慘不忍睹。我非局中人，但如果我是北京中南海諸公，也會覺得難看，中共近年財大氣粗，但還是懂得說「與世界接軌」，不至於口裏咬着一塊口手裏夾着一塊眼中盯着一塊如此吃相難看。

香港近期就「問題」這一字眼出現爭論，先不說「問題論」的核心是什麼，而是紅色文化南來之後， 「問題」和「進行」成為入侵香港最爛最不知所謂的兩個詞。若以這種文字來形容特首選舉及其有關事宜，叫法應該是「特首選舉問題」。中國語文裏， 「問題」望文知義，在英語世界，「問題」有兩個譯法，可以是question 也可以是problem，前者的對應是answer（答案），後者的是solution（解決）。今天香港的特首選舉，的確需雙管齊下用「答案」和「解決」來對待。毋須糾纏這樣說有沒有到達問題的核心，更不必說應該先討論香港這一刻需要什麼樣的特首才討論這次選舉的道德特質，毋庸兜兜轉轉，社會已經沒有耐性了。

特首選舉戕害不能彌補

特首選舉已經對香港構成不能彌補的戕害，社會本來期許在這次選舉可以看到未來五年特區政府的施政理念，能否在極其有限的空間找到香港往哪裏去的答案、能否在這一答案中看到解決之道。然而這些都沒有，倒是把精力放在應該一人參選抑或二人參選，這些命題把大家的時間浪費糟蹋，選舉的意義成為遁詞。這種要精算師才能推算的博弈，全城七百萬人茫無頭緒；我無意用「悲情城巿」形容特首候選人提名前夕的香港，可是事實便是這回事，只要有差額選舉的地方，像香港今天那樣的情狀是絕對不會發生。說到底，香港是城巿而不是鄉鎮，市民要的是政綱而不是鄉愿。

歷史有的時候會發人深省。李宗仁看不起蔣介石，因為論兵法蔣介石不及李宗仁，論戰功更是無可比擬，台兒莊大捷是國軍抗日第一場大型勝仗，顯示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不屈決心。但政治上的蔣介石比李宗仁心狠手辣得多，唯一失算是的讓李宗仁當上副總統。蔣介石在李宗仁身上吃了虧，鐵了心不會再吃一次，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蔣介石下台以謝國人，李宗仁接任，但蔣介石大玩文字遊戲，稱李宗仁為代總統而不稱總統。兄弟牆，留下的是若干年後的口誅筆伐聊以自慰——李宗仁對蔣介石的最不留情批駁是一九四八年淮海戰役前夕，蔣介石用兵出錯，李宗仁是這樣說的，面對中共， 「理應派一隻虎去，至少也要派一隻狼，結果卻派了一頭豬」。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國祚在這些文字中成為一段段不堪回首的零碎片段。

朕不給， 你不能搶

這個月是林彪墜機四十周年，就像過去三十九年一樣，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神州沒有人敢公開在官方層面提及這個建國元勳。林彪在中共十大元帥排第三，論戰功沒有人可以與他相比，中共得天下的三大戰役，林彪獨戰遼瀋和平津戰役。林彪麾下的四野擅戰敢戰，解放天津前夕，林彪完全不理，交給參謀長劉亞樓主攻，結果國民黨準備打三十天的天津保衛戰，二十九個小時便失守。兩場戰役後，四野南下追擊白崇禧，最後入廣東而海南島，成為解放軍一路奇兵。

雖說中共今天連蔣介石的角色也因統一戰線而出現從奸而忠的巨大變化，把昔日的「賣國賊」正名為民族英雄，但對於林彪從未放鬆。幾年前，中共官方說到十大元帥時只提九個人， 「林彪」這兩個漢字消失在空氣中，變成九人之後的「等」字。這是中共政治文化的極致：惡之欲其死。

林彪死後四十年，殘留下來的質疑是兩個，一是他坐的三叉戟客機是不是被導彈打下來？二是林彪既是寫進黨章的毛澤東接班人，為何觸怒老毛不得不遠走蘇聯，最後折戟沉沙屍曝外蒙。前者從軍事角度說，周恩來知道林彪搭機外逃，下令全國所有飛機停飛，打開雷達偵察，按理要找到三叉戟是非常容易，出動戰機迫降並不難，有必要擊落它嗎？至於接班之事，毛澤東既然下決心交給林彪，但卻又為何說林彪是野心家？

前者是軍事議題，早晚水落石出。後者複雜得多了，是四千年的帝王將相封建文化的彰顯。鑑古知今，也許可以視為今天香港紛亂不已特首選舉前夕的某種啟示。

中國政治文化對歷史的上下其手，海峽兩岸都是裏手，只是令人嘆息是，對敵人，這種變化是允許並做到覺今是而昨非，對自己人則千刀萬剮在所不計。中共對侵華的日本、侵佔東北的蘇俄，以至在朝鮮半島血戰三年的美國，都可以做到捐棄前嫌既往不究。對陣營內的戰友則從不放過，林彪四十年來不得提，是這種寧與外賊不予家奴的心態。這是很難令人理解的一回事，林彪是毛澤東寫進黨章的唯一接班人，文革時紅衛兵喊口號是「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永遠健康」二位一體，何以最終喪身國外，落得全國不能再說林彪的下場，這是共和國一大謎團。

林彪用兵有他一套，遼瀋戰役，攻打長春抑或錦州，毛林之間有激辯，最終以毛勝出，林依照毛的指示打。除此之外，林彪基本是自行其事，他想在湖南鄉親面前痛剿白崇禧，白在國民黨內有「小諸葛」之稱，一個照面轉回廣西；後來林彪南下廣東，陸軍變海軍渡海解放海南，打得極為出色。建政不久韓戰爆發，金日成來求援，毛澤東決意出兵第一個就想到林彪，奈何林因病不出，才以彭德懷掛帥。林彪好動腦筋，可以關在指揮室看地圖三天，老婆葉群來探班也不見。老毛得此良將，大局安穩，林彪政治地位遂上升。林彪是帥才，卻不是毛澤東肚裏的蛔蟲。文革期間，林彪扶搖直上，成為中共寫進黨章的接班人。從此一層次而言，林彪如果有多幾年耐性，像他打仗時那樣圍點打援等待黎明，毛澤東雙腳一伸，天下盡歸於我。但將才畢竟敵不過秀才，毛澤東把林彪寫進黨章當接班人，於封建思想而言是恩賜，老子可以冒共產黨人反封建大不諱硬是給你接班，置千萬人於不顧，但潛台詞是由上而下的賜與，而不是平等相向甚至是由下而上的接班啟動。毛澤東是前清出生的湖南人，古書看得多，滿腹俱權謀，他給林彪接班就可以，林彪自己要接班就不行，一句話，主動權在毛而不在林。

踏禁區殺身禍： 哪容你當家作主？

林彪政治和肉身死亡的原因，便是他等不及當黨主席，他想做國家主席。這便踏進毛澤東的禁區：哪容你當家作主？當然，弔詭的是毛澤東這種秦始皇式思考沒有人想得到，身邊的秘書陳伯達和管情報的康生都看不透；看得出的是周恩來，但沒有說出來。一九七一年五一勞動節，中共高層在天安門城樓看煙花，毛澤東先到而林彪未到。中共建政後的歷史，從未有統帥等副帥，其實當時毛林已有決裂象，周恩來當晚四處找林彪。最後林彪姍姍遲來，毛澤東大怒，正眼都不看林彪一眼，權延赤在《走下聖壇的周恩來》一書說， 「林彪的濃眉顫動過幾次，陰鬱暗淡的雙亮閃了一下亮……他驀然立地起身，起身便轉身，轉身便旁若無人的揚長而去」， 「毛澤東心裏有數，毫不在意」。周恩來為了維護大局，當夜下令新華社一定要找出一張毛林同桌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報》，以證大團結。

林彪也許有一個看法：我真要做國家主席，你毛澤東為了大局為了中共權威為了文革這面紅旗不倒，能奈我何乎？然而毛澤東不容天有二日，當康生勸他為了大局想讓林彪當國家主席，毛澤東絕不退讓，喝斥康生「你糊塗」。跟在廬山抓陳伯達開刀，順勢掀起全國整風，命令五員大將寫檢討。林彪想不到毛澤東為了個人權威把整個體制打得稀巴爛，這就為出逃蒙古埋下伏線。中共至今四十年不再提林彪二字，便是這事牽扯到不只是林彪的四野舊部下，不單是軍隊內部一碗水難端平的困難，更重要是如何向人民群眾解釋，一個在黨章裏已是接班人的戰神，如何因為想當國家主席而被黨主席封殺剿滅。尤其是中共對毛澤東的評價是「功大於過」，又是新中國教科書內推翻人民頭上三座大山的動力，何以卻有封建餘毒的思想？

這種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的思想植根中國文化，雖說文革之後四人幫就擒、一代梟雄躺在廣場中線紀念堂地下三十年，理應化作輕煙，事實卻是天威難測文化揮之不去。作為旁觀者，香港這幾個星期的前選舉態勢的確讓人瞠目結舌——先不說要說唐營梁營仿似國共在廈門金門隔海單雙日發炮你來我往，而是兩人都在等待北京的一句話。平情而論，特首選舉是一千二百名選民的小圈子遊戲，不值得大書特書，但畢竟是選出香港特首，多少都和七百萬人福祉有關。這台戲唱到今天難看之極的地方，在我看來，正和當年林彪案有幾分相似——林彪是接班人，這和梁唐二人俱建制紅人、忠誠程度有多無少幾乎二而一，但卻一直沒有自報家門說要想當特首。以梁唐的家財以及吸金能力，為了千把萬元的競選經費而因此撙節開銷是荒天下之大謬，遲遲不動也和對手的步調無關，關鍵是怕一旦走出來，京城裏有人覺得閣下何須如此猴急，那便好事變成壞事，一整鍋湯便給一粒蟑螂糞弄得誰都喝不了。這是一種封建的殘餘思想，毛澤東雖自云馬列信徒，尋且因為「誰是正統」而與蘇共筆戰，可是毛澤東以至一眾中共要員心坎裏，他們仍是傳統不已的中國人，農業社會的知天命是身上不能洗脫的顏色。想不到的是，香港今天的特首競選也隱然有這一色彩，梁唐二位也許對林彪所知不深，但不想槍打出頭鳥的中國官場文化則二人儼而有之。

新加坡新任總統陳慶炎，多年前是李光耀看中的總理人選，李光耀當年對陳慶炎的評語是很中國化的沉默寡言，而非屬意作風西化的吳作棟。想不到是李光耀甫把總理職位交出，全體內閣投票支持吳作棟，然而李光耀愛才之心不息，七十一歲的陳慶炎今年終於當上位虛無權的總統。新加坡位處東西方交界，亞洲文化和歐洲文化表面相互扞格，實質是水乳交融，陳慶炎老神在在低調沉穩，也許在鋒芒畢露的李光耀眼中是長處，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蓄意要走出自我的新加坡來說，吳作棟的美國式前半生是另一種令人有躍躍欲試的衝動。某程度而言，李光耀這個新加坡第一代政治家和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在賞識接班人的軌不期而遇；但新加坡對第二代領導人的要求的是大膽自信，人們以島國心態批評新加坡在這裏用不上。香港從歷史發展而言，早已脫離第一二代中共領導人以及新加坡李光耀的前工業社會所需要的沉隱內歛，然而卻不知何故，如今掉進了歷史的漩渦而無法秀出亮麗的自己。

怯懦自我約束父權政治弱子

這是什麼，是怯懦心理下的自我約束，是父權政治下的弱子心態。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被賦予不少隱喻，周潤發飾演的父王與王子的一場對手戲，周說了一段話， 「天地萬物，朕賜給你才是你的，朕不給，你不能搶」，今天想來，那種寒噤驅之不去。寒意不是因為黃巢的「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而是許多年後朱元璋的「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好一個殺氣騰騰的天子。

新聞行業那一步關口

談些歷史。


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紐約時報》刊登記者Tad Szuk 的報道，說美國支持一批流亡分子，準備潛回古巴推翻卡斯特羅政權。見報當日，總統甘迺迪火冒三丈， 「卡斯特羅不必派間諜來美國，他只要看美國報紙便知道一切」。十天後，一千四百名流亡分子如期搶灘，被早待在那裏的古巴軍隊迎頭痛擊，全軍覆沒。甘迺迪形神憔悴宣布失利的消息，史稱「豬灣事件」。

過了一段日子，甘迺迪在兩個不同場合，分別遇上《紐約時報》發行人特雷福斯和總編輯卡雷其，他對兩人說了一番相同的話： 「如果你們當初大量報道流亡分子練兵的消息，我們也許會因事情曝光而取消登陸計劃，也就不會鑄成大錯。」

那是水門案之前的十年，距今足足半世紀；關係到出兵的國家機密，便是這樣在傳媒曝光一些事物總有它令人油然神往的歷史。我這裏說的是新聞行業。美國人民到今天仍記得《華盛頓郵報》兩個記者七十年代把總統拉下馬，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和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如今分別是不很吃得開的小說家和很吃得開的傳記作家，但人們依然對他倆心懷感恩。在尼克遜祭出總統特權下令解散大陪審團的那些年頭，兩人硬是一字一句把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從白宮轟出去。日本人民也會記得《朝日新聞》的利庫路特事件。這家上巿公司把股份送給政界巨擘換取好處，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八日，《朝日新聞》社會版頭條刊出記者山本和鈴木的偵查報道。這兩個年輕新聞記者，有一晚在外邊吃飯時聽到鄰桌的幾句話，開始了漫長的調查，終於捅出日本戰後最大獻金案，檢警部門調查超過三千八百人，七百人捲入弊案，國會議員佔了四十多，首相竹下登、大藏相宮澤喜一、法務相長谷川峻等五十多人辭職。

那天和主編黎佩芬討論這個星期的大事時，我想到了《朝日新聞》和利庫路特。四年前曾經在周記寫過一篇《朝日新聞》主筆船橋洋一的〈新聞的復興〉。船橋在文章裏令人訝然地向讀者道歉：在《朝日新聞》一百三十年的歷史，朝日做過錯事， 「我們對太平洋戰爭的錯誤報道，戰後我們對此進行反省，核心便是權力監察」。

當香港困頓在官方亟欲取民間傳媒而代之、外力介入新聞編輯自主的風雨如晦的二○一一年夏天，《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朝日新聞》在這一刻都很遙遠，連台灣記者說自己是「修理業」這句調侃自，也不一定能全都說得出口。

亞洲電視的江澤民死訊風波發展到今天並不出乎意料，梁家榮辭職譚衛兒被休假，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這些結果我在七月已猜到。這不是我的預見，而是中國四千年歷史便是這回事。只要動動腦筋，那天亞視新聞說江澤民病逝，半小時後英文台打出字幕說江澤民去世；梁家榮是新聞部主管，他哪可以在新聞之外時段或節目下令打出字幕。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北京高調否認，電視台老闆對圍攏在身邊的記者說了一句「我也是看新聞才得知有關報道」。這是話中有話：這是新聞部的事。

到上星期梁家榮辭職，他在接受電話訪問時說自己未能阻止江澤民死訊播出。新聞部的主管都不能夠阻止一段新聞出街，不言而喻說明這是上級的命令。到底這是誰的命令誰要他吃黃連，梁家榮沒有進一步說明，然而在愈來愈具中國特色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這事的背景已是呼之欲出，問題是立法會和廣播事務管理局會不會跟進。

梁家榮是嚴謹的資深新聞從業員，辭職當天在電話訪問裏語調平和聽起來沒有一絲不快，只是當說到無法阻止江澤民死訊播出時，大氣電波裏隱隱是一種只有關心香港的受眾才能聽到的咽哽。到了訪問最後，這位四十年新聞行業老兵說出了令大氣電波另一邊動容的一句話， 「新聞操守守不住，就沒有資格做新聞」。聽後如雷殛如電擊，香港多少年沒有人出來說這種話了。我想到八十年代香港新聞行業開始改革的三十年歷程，這刻站在另一個歷史關口，是前進是後退，端看人們一念之轉。

新聞操守守不住， 就沒有資格做新聞

我不是研究香港新聞發展史，只是一個天天讀報看新聞的平民，認知的印象裏，香港以前部分新聞行業成員確是拆爛污不堪，這還沒把黨派之爭的抹黑塗糞算在內。我記得，八十年代初有一天讀報，那是一條某區交通改道之類的雞毛蒜皮小事，讀到最後一個句號之後，映入眼裏的是有幾個字用括弧括： 「（稿件請在新聞處稿箱取）」。這是令讀者茫然不知所指的信息——是通知讀者去新聞處找稿件讀清楚這段消息，抑或是人們不能理解的密語暗號。直至若干年後有人說起，原來報社把這條交通改道的消息，原封不動由政府新聞處的官方宣布直接用到報紙上，可能時間趕急，末了這一句通知報社編輯取稿的文字，刪都沒刪原汁原味奉上。這就奇了，就是記者忙得沒有刪去這段，編輯呢、校對呢、主管呢，都去了哪？

我們的社會便是從這些手作坊的日子，經歷中英會談一步步走到可以拍胸脯說監察權力的今天。我們不讓新聞成為社會大眾的嗟來之食，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每次官方都說「有益有建設性」，一次兩次也罷，三次四次就當香港巿民是傻瓜了。那時開始出現一些分析者言，今天看來，都是抓中方團長周南或英方團長伊文思的幾句開場白造文章，言不及義也太過揣測多於一切，然而這種訪談或分析的出現，是不滿足於官方餵你一段簡單聲明的反彈。這是teething problem，小孩子出牙時難免痛一會，待恆齒長出了，一口潔白銀牙伴着主人啃骨吃肉。

從指點江山到反映社會

這種覺悟有源於行業本身，更多的是來自香港社會覺醒帶來的推力，過往新聞工作者自詡如智者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感覺良好年代，已隨巨輪隱入歷史，取而代之的是折射社會黑白光暗的自我期許，這當中究竟有多少剛從大學校門出來、身上帶改變社會使命的實不可考，然而在密密的字裏行間和新聞片的光影之中，社會正朝第四權方向走去。我不敢在這裏肯定這是源於《華盛頓郵報》水門事件報道、抑或是《朝日新聞》的利庫路特內幕、又或是一種對所生所長社會的改良主義思潮，只是每天夜闌人靜窗下讀報，心頭總是忽而激動起來——稚的文字粗糙的報道手法後面那股改變社會不公義的熱血，和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三日晚上，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記者莫羅（Ed Murrow）當面質詰白色恐怖始作俑者參議員麥卡錫（Joe McCarthy）： 「切不要混淆異見和不忠，若忠誠的反對派死了，美國的靈魂都會隨之而去」（ We must not confuse dissent with disloyalty. When the loyal opposition dies, I think the soul of America dies with it.）幾乎如出一轍。

香港新聞行業質疑權力監督權力的思考近年愈見高漲，從本地政治社會新聞的報道，以至中共治下的人權橫遭打壓的消息，香港傳媒曾經在一段時間享受了難得的空間。這是一個後工業社會民智大開的必然，也是我們教育普及後的自然覺醒。這種熱愛吾土吾民的意識形態，開始成為香港社會一種與大陸漸行愈遠的普遍價值。我不會說這是受到美日傳媒影響的結果，事實這是香港自行孕育的本土價值，一種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的生活方式。哪怕你一星期去深圳三次吃喝玩樂，但最終仍得趕過羅湖橋夜行列車回旺角沙田大埔紅磡；一河之隔，不僅是兩種生活形態，更是一邊是欠缺法治，一邊是有輿論監督，那是大大的分別。這不得不感謝八十年代那些決心改變一泓死水狀態的年輕新聞記者。

這種「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氣魄是城巿成熟標記。在美國念新聞系的可能聽過一個故事：歐戰時期，雙方在一條戰線上稍歇幾天，戰地記者無稿可發，回報美國總社，美國那邊回話，給我來些謠聞。這種笑話今天美國沒有人會笑，因為很難想像這是事實，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卻很難打保票了。從近三十年新聞行業的發展來說，香港理應也是沒有人會笑的，可是江澤民事件讓人看到在高度文明底下的一齣荒誕劇：新聞部主管沒有權來否決一條新聞的播出，而這條新聞後來卻被證實是誤報。香港是否一個真正成熟的城巿身分，這次遭到了質疑。

印象裏找不到一個文明社會曾經出現類似現象，頂多是一九四八年美國總統選舉，《芝加哥每日論壇報》因為不完全的片面投票紀錄，搶先報道杜威擊敗杜魯門的錯誤消息，除此之外再也想不起別的。這張錯誤報道大選結果的照片，每隔四年總在大選前後出現，以作儆醒。但這張照片的背後，並非《芝加哥每日論壇報》裏有人認為杜威一定擊敗杜魯門而必須刊出。江澤民死訊的前因後果，從梁家榮的片言隻語之間已令人咋舌，比起「杜威擊敗杜魯門」的烏龍王式錯誤嚴重得多；放在香港發展史框架看，這是我們曾經有過的經歷，那是深水製衣廠荃灣紡織廠年代的勞資關係形式，雖然已是五六十年代的事了。

需要哪種新聞不是由誰拍板

香港需要的是哪種新聞，不是由誰拍板決定，這是社會發展和覺醒決定。江澤民誤報事件帶出的是我們必須直面這種變化和挑戰，那是對我們既有價值變化的衝擊，也是對何謂一國兩制的挑戰。目下的香港，魅魑魍魎，殘陽如血，對於熱愛這塊土地的巿民而言，是難以自己的一刻。

一支現代警隊的心態

警察這一字眼在中國是舶來品，清末維新派黃遵憲在《日本國志》介紹日本警視廳時，第一次用到「警察」這個詞。之前，國人喚類似的公務人員為捕快，後來上海租界的則叫巡捕，警察局叫巡捕房。今天走過灣仔軍器廠街（這條街是因為有警察總部而命名，抑或警察總部不得不建在軍器廠街，應是香港當代地方志的一個研考方向），很難把這幢表面和武力完全無關的大樓和槍桿子聯想在一起。新時代的警察，畢竟看來也很新時代。

香港社會對警察基本是馴服的，廉署成立前無法無天的日子固然是這樣，之後四十年，從港英到特區政府，都努力把警察從罪犯制裁者變成法律執行者，制服也由英武橫直帶草綠軍裝變成如今的保安人員式襯衫，警察學堂改了叫警察學院，連串平民化的過程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文明社會，不必動輒靠槍支增加權威和合法性。這種以克制為主軸的警察文化有這樣的論述﹕當一個全副武裝的警察站在你面前，代表的便是一種武力，哪怕是完全靜止狀態的站立。所以當穿上制服和不穿制服只穿黑衣的警察，在李克強訪港時如斯高調採取行動，這種和香港警察發展史的大勢相悖做法，就不得不令人感到震驚了。

警察的民命（mandate）在於政府授權，但誰都知道更大的民命來自民智未開社會對警察代表的建制以及對警槍代表的強權文化膜拜。這非僅於香港，是放諸四海皆有，尤其在大眾文化更是流行，今天最成功的電影，警匪片必然躋身其中，這既有正義戰勝邪惡的期待，也有槍支文化的彰顯因素；在一些國家及地區，例如中國，警察更是國家尊嚴的一部分，《無間道》第一集在大陸上映前為何要重拍結尾部分，據悉只有一個原因，便是由於警察形象使然。西方也相去不遠，但巧妙隱藏得多了，一九七一年奪得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等五項大獎的《密探霹靂火》（French Connection），觀眾從電影裏看到一個神探的兩面——既有查案時的機智勇敢，也有作為人一面的回家路上與少女春風一度。這種「有血有肉」的警察角色，表面上雖是把警察從神壇拉下來，卻在更深邃的層面把警察捧成更接近人類的神祉。

七十年代後的警察便是在虛幻的期許和真實的罪案中成長。幾乎可以完全肯定，今天香港投考警察的無一沒有看過警匪片，到底是《警察故事》抑或《這個殺手不太冷》則是另一個議題。類似的期許，在半年或九個月的警校訓練後也許有所消退，也許有所長進，然而無論如何，警察這種夾雜了光與影、真實與虛幻的角色，構成無可匹敵的社會人格、身分和權威。這是跨時空和跨年代的，七十年代我首次回大陸探親，在廣州街頭看到兩個二十幾歲的青年，迹近半透明的白色的確涼襯衫下是紅色和藍色籃球背心，胸前繡上大大的「公安」二字，親友看到，馬上把我拉到一旁說「那是公安人員」。幾年後，我在香港街上看見兩個年輕的壯健短髮男子，二人右邊腰間隆然有巨物，比例大得一看便知是手槍。那一刻我所在的莊士敦道街頭立即人潮朝他倆分兩邊，我走前一看，其中一人手裏還拿着一個黑色有天線的通話機。

不嗇展示權力 農業社會虛榮

廣州街頭公安的背心和灣仔鬧巿的腰間巨物，在側面說明警察對一己權威的膜拜，並且毫不嗇惜這種權力的展示。你可以解說是對警察這行業的尊重，但我看到的是從權威或火器的展示以圖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這種農業社會才追求的虛榮，在工業化國家曾經一度轉化，英國警察沒有武器隨身，只有一根比矮瓜還短的棍子，足球賽後有球迷騷亂，處理之道是召來騎警，吒咤一聲催騎馬匹朝人群衝去，到只有十幾米距離時拉住嘶叫的警駒。亦舒在《留英學生日記》寫道，英國警察入職要考英文和數學，估計是和寫報告和邏輯有關。這與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招考探員的要求差不多，每年聯邦調查局都到大學招人，入職要求是兩個學位，其中一個必須是數學或會計。我猜這也和邏輯有關。相對於此，投考美國警察便容易得多，有沒有車牌是取錄關鍵之一。

即便如此，警察仍是英雄主義遠高於其他的行業，力量（force）是其一表徵。英國巡警只有警棍，今天在大騷亂過後，英國警察雖不至於武裝到牙齒，但也武裝到舌頭，不是所有英警都配備野戰軍一樣的殺傷力大裝備，而是把警務（policing）以其他方式延伸到更遠，比如大量在街頭設立閉路攝影機，比如網上警察時刻監察互聯網世界一舉一動，隨之而來的相信是大量監聽。高科技的警務比起單靠槍械警棍來維持的法紀，不動聲色卻又能深入到千家萬戶，肉身的警務工作在信息世界之下變成紙板公仔。

拿捏執法分寸 靠公民意識

警察文化有一種特質，並不單是靠腎上腺，是道德觀，警察有通例有守則有法律依循，不可能犯下過度詮釋或理解不足的毛病，但在執行任務期間的分寸，書本上便沒有清楚說明，比如說，拉兇案殺人犯和拉嬰兒猝死誤殺犯都是警察任務，前者是江洋大盜，後者是不慎焗死初生孩子的主婦，行動期間的動作和語言應如何拿捏，是和這次的李克強訪港保安安排幾乎相雷同的處境——既要保護政要，又要不妨憲法允許的示威自由，哪些要多一些哪些要少一些，這不是學問，而是文明社會的公民意識。香港的做法是只要前者不要後者，我不知這種判斷是不是為了不讓李克強看到聽到甚至嗅到香港的示威人士，但客觀效果是李克強在港三天，坐足三天香港警察為他打造的牢籠。

警察是公務員，公務員的工作精髓是執行上級指令而不犯錯。李克強來港訪問，作為一個電視機前的觀眾，我猜最高指令八九不離十是「絕對安全」，我也猜最高指令不會具體到要求把誰和誰抬走推開拉出去，但只要指令下達，警察的公務員精神便出來，堅決執行的結果便是盡量用光手中的權力以求達到目標，其他俱不足論。這種心態不僅是公務員，中國人也盡是如此——保安做得不讓李克強看到聽到示威，國務院隨員一定不會投訴也不會埋怨，沒有誰會投訴說未來總理看不到要求普選或平反六四示威。既然主角不可能在這種事上表示不滿，另一端加大力度犧牲民眾也就在所不惜。結果出來的便是李克強在一批人簇擁下東奔西跑，看到的只是黑衣人和更多黑衣人。

用光手中權力 其他俱不足論

類似的思考在中國近代史很常見，大躍進從毛澤東的個人野心變成了全國人民陪他吹牛皮，便是這種附王心態作祟，因為老百姓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氛圍下怕落後形勢怕掉隊，一塊田產幾十萬斤便是用一張張嘴巴吹出的歷史。我不信那年代所有人都如此無知，可是當連錢學森這樣的加州理工學院博士也說可以種出萬斤田，有誰會去擋這輛風馳電掣的火車？精研政治的基辛格在其歲月三部曲的第三本巨著《再生歲月》（Years of Renewal）第五章〈中國及其領導人〉（China and its Leaders）也有提到。基辛格說，周恩來的細心體貼的特質在毛澤東面前變得誠惶誠恐，周始終以下屬侍臣自處。鄧小平有次帶着一絲愁思對基辛格說，無疑，周恩來雖然紓解了許多人的命運，但他從未真正敢挺身而出去改變那些造成苦難的政策（with some melancholy, Deng was to say later that, though Zhou undoubtedly eased the fate of many, he had never actually tried to reverse the policies which had caused the suffering in the first place.）。

保安安排明顯是過了頭，社會上有不少意見，從要求李國能主持調查，到立法會舉行會議請來保安局和警方負責人，這些都是從制度入手的調查，得出的必然是在制度調整的建議，道理十分顯淺，什麼種子長什麼花。但是只要了解近代中國的都知道，李克強訪港的保安安排走到這地埗，不是西方政治學裏的管治學可以解說得了，這是中國傳統帝王將相的殘餘。四十年代已搞火箭的錢學森都改不了，遑論其他？

曾經滄海難為水

除了影片結尾回憶裏胡楓焦姣吳彥祖一家人的鏡頭帶來一絲陰霾，整部《竊聽風雲二》的感覺是明亮。是的，明亮：開始時劉青雲逃避吳彥祖跟蹤是在大白天下；劉青雲撞車躺在醫院和妻子黃奕卿卿我我到古天樂出現查案是陽光入室的明媚；中環半山行人電梯連番爆炸是艷陽高照，電影最主要的場口都是明亮。我沒有細緻猜想導演編劇在設計這些場景時的美學思考是什麼，但作為一個付了五十元在星期一下午走進電影院的人來說，感覺就是明亮。

除了明亮，更多的不是俗艷。香港而非大陸的大款應該是什麼樣的生活？劉青雲的法拉利不是血紅而是天藍，曾江買給地主會同人的不是六頭鮑而是鉅記餅食，葉璇出獄後示以古天樂的指環不是黃金鑽石而是簡單的白金。法拉利不是紅色的原因，應該是他已有一部紅色法拉利；鉅記也許是因為六頭鮑都吃到膩對健康不好；白金應該是因為比起鑽石低調一些不那麼炫耀。都是因為曾經滄海難為水。

有人說《竊聽風雲二》在內地票房很不錯，我猜，除了是幾位演員的號召力，也可是因為「香港」這兩個漢字。畢竟香港早已過了大杯酒大塊血大款子的俗艷年代，那是對剛富起來的中國大陸是可望不可即的另一座高山。

這幾個星期，香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人格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踐踏。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批評香港公務員之言、股巿倒了又起起了再倒、李克強訪港的保安掀起巨大風波。那是形勢使然的不能逃避，我們總不能因為王光亞這句話把十幾萬公務員都炒清光，不可能因為股巿翻覆而悍然停巿幾天，更不可能因保安安排把巿民都轟走。面對挑戰，香港社會的回答是回以事實，公務員也許有些不長進偷雞摸狗但肯定不是貪污遍地，股巿崩圍是外圍因素但不會埋沒天良不讓它下跌只能上升，保安是重要的但巿民的人權也同樣重要。香港的價值是明亮的日子裏，大家把事情攤開來說清楚講明白。

香港先進中共幾時明白

看這些新聞都看得煩了，中共什麼時候才會明白，香港其實早就已經進入工業社會，早得大概在八十年代大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叫大伙不要隨地吐痰小便時，我們已經討論不許在辦公室吸煙；早得當大陸只一個貪字了得的年代我們已經沒有官員敢公開貪污，哪怕是一杯茶一次簡單的公事出訪。那天美國副總統拜登在北京吃午飯自掏腰包吃了七十九元，內地網民誇他清廉，香港巿民眼中這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曾蔭權去吃飯也不會包下三層樓海吃還要公家付鈔。這種社會規範（norm），比起國民教育更早進入香港的萬戶千家，我依稀記得上學時那叫做社會課。

進入工業社會的香港，這十幾年毋庸置疑是倒退了一些，我說的是經濟發展的確開始放慢下來，內地的低廉工資香港的高樓價都是因素，但一個民智已開的文明都會，不可能走回頭路的。日子雖然緊了一些，我們看到的是，香港巿民的識見絕非一般，核心在於我們曾經經過也從中學懂教訓。香港暴發戶的年代，是今天大陸也瞠目結舌的，魚翅撈飯，大陸不一定四處都是，我們七十年代初已過了這種靡爛的生活方式。到今天，有人上飯店叫一碗翅再叫一碗白飯澆上，旁人會暗暗說你「黐線」，原因不是千把塊錢的翅糟蹋掉了，而是「這種生活態度很不健康也不環保」。

分別是微妙的，但深圳河兩岸心細如塵的人都能清楚看到。那是工業社會和準備離開農業社會步向工業社會的分別，這或是「一國兩制」的最核心部分——下層建設三上五下二追上來，樓要蓋多高便有多高，上層建設不是豪言壯語寫幾個大字報便唾手可及。香港有的人會很不客氣說出這分別，但更多的是像英國人那般看在眼裏留在心裏，非到最後一刻不說出口。就像李克強訪問港大之後，有人說校監椅李副總理不應該坐上去，有人說小布殊作為一國總統參加母校畢業禮待遇一如常人。我感到，提出這些是因為眼看核心價值被粗暴地打壓得七零八落，只得把事實說出來，冒着被人秋後算帳說你是外國人走狗唯英美馬首是瞻的風險。

港人之尺不止錢多就好

香港巿民心裏都有一把尺，這把尺隨世代變化調整，七十年代的尺是以家庭收入為單位，錢多便是好；我小時候的尺更簡單，家裏有沒有電視機便是那把尺。八十年代是置業買車，大學畢業生的「四仔主義」雖然一度遭批判甚力，但客觀仍是二十幾年前香港社會的其中一種追求。九十年代香港人有車有樓久矣，那把尺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民主人權環保健康四大命題湧現，同一時間，我記得深圳發行股票，人擠得公安掄起一根大棒死命橫掃驅散手裏捏着人民幣的初生投資者。今天香港巿民生活不缺，午夜夢迴只為銀行那些存款日漸貶值暗暗嘆息，但要你在公共交通上抽煙、海洋公園迪士尼遊玩時插隊打尖、不去六四晚會是不可能的。

當香港社會的尺度出現從物質演變到意識形態變化，大陸那把尺也見嬗變，儘管比香港晚了一兩個世代。從是不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到是不是四人幫走狗；從國營職工到下海當個體戶；從國企轉到私人企業或外企；從上北大清華畢業當官到留學美澳加紐日。這些變化是香港社會的曾經，我們當然深明其中之樂之苦，美國人有一句慣用語growing pain，兩個字字義矛盾卻又共生，構成了成長的苦惱。問題是，中港兩把尺比併起來，哪一把才是歷史的終結？

我不懷疑中共裏的一些人早就知道真正答案，但更不懷疑中共也有一些人以為今天手裏的那把尺便是答案：一切以經濟成效或者準確點說是GDP 為尚。尤其是2008 年金融海嘯後這種看法更上一層樓：客觀例子證明，連美國也扛不住這大浪唯獨中國挺下來還救了美國經濟。這種片面判斷帶來了無窮的隱患，一切都以為有錢好辦——四萬億人民幣想也不想便砸了下去，今天變了什麼已是黃腫腳不消提；京奧也算了，世博和亞運的豪花，我真心佩服管帳的幾位官員，那些錢到底如何報銷出帳，這是政府管治和審計的新課題；足球不行？好，如今是西班牙足球當道，就花大錢請西班牙教練來；球迷應記得二十年前我們也花過錢學巴西。我只怕哪天英格蘭回歸世界之巔，我們又要派高個子大塊頭去英倫三島學高Q 大腳。

港人剩餘家當中共羞於正視

唯物主義的中共官員眼中，香港說不上永遠領前大陸，幾個數字說明大勢，關鍵是這種優勢可以保持多久，但總的來說一定會被大陸超越。是的，只要中共不再搞文化大革命，超越香港只是時日之間。唯物主義者看不到唯心的一面，香港在形而上的社會和政治意識形態仍然遙遙佔先。中共可以不參加這場唯心主義競賽，但不能否認這是大勢所趨，否則哪用與西方人權對話。明亮的社會氣候之下是講究透明度傳媒監察，這都是中共欲以推行新政念茲在茲的。

對已然全速崛起的中共而言，香港其實已無太多賣點，但往往這些僅餘的selling points 卻是中共羞於開口難於啟齒的。人權，民主，自由，香港三者都不能說滿分，但都比大陸走得前。毋須打誑，星期五晚上香港大學集會不滿李克強到訪的保安措施，一位來港僅四天的內地學生說， 大陸不可能集會； 來港後， 可以上google、facebook、twitter， 「我有解放的感覺」。《漢語大詞典》第五版， 「解放」的解釋是「解除束縛，得到自由或發展」。六十年來， 「解放」是中共專用名詞，成為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的唯一論述背景：就是由於人民要解放，中共成了打走蔣介石的人民救星。

認知的落差構成政策和政治語言的落差。今天中共一些人忘了十幾年前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的茶缸論，茶漬洗刷了反而不美。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八十年代末曾經說過一番很有意思的話：他很羡慕中共，因為還有海外華人華僑這些關係，讓中共能夠很快明白什麼是資本主義；蘇聯因為十月革命都七十年了，全國懂得資本主義的不是死光便是清洗光，要振興經濟與世界接軌不知從何說起。中共有些人對戈爾巴喬夫恨之入骨，說他是蘇東波的罪魁禍首，戈爾巴喬夫其實沒有大奸大惡，他只是說出實話，解放蘇聯人民；中共某些人的尺是保住政權，戈爾巴喬夫的尺是人民福祉，分別即在於此。

一個地方的意識形態可以通過各種形式折射出來，電影人的影像語言最簡單，因為要在兩個鐘頭之內帶出整個故事及其潛台詞，稍有負累即變成尾大不掉。《竊聽風雲二》抖出來的明亮，我不知是不是麥兆輝和莊文強二位先生心之所思，但那種明亮，即使是在上面飄過地主會的一抹黑暗，人們都信膺黑暗盡頭是光明這千古不易道理。那是對制度的信心，曾江飾演的同叔槍殺吳彥祖那刻我沒有心頭抑壓，因為在講究法治的地方，哪怕你錢再多，老爸的官再大，都逃不過法律制裁。這便是香港，分別也在於此。

萬馬齊瘖究可哀

我是在休假日子讀完劉大任散文集《空望》，之後不止一次向星期日生活主編黎佩芬推荐〈蔡頭〉這一篇。那應該是今年七一遊行之後的事。

〈蔡頭〉說的是1970 年三藩巿的一次示威活動，唐人街建了一個牌樓，請來台灣副總統嚴家淦主禮，是台美關係大事。蔡頭是一個台灣留學生的綽號，他是數學博士。儀式舉行那天，幾批活躍分子準備舉行示威，有的是反對興建牌樓，有的要爭取民權民生。那是不很政治化的年代，距離保釣運動爆發還有兩個月。

儀式舉行，蔡頭忽然衝出去大叫「打倒獨裁，釋放政治犯」。這一刻，最緊張倒不是台上的來賓， 「最緊張的反而是我們台灣來的這幫留學生，有人叫嚷， 『把他拖回來，盲動……』，……此後多年，蔡頭常有類似的突然其來的動作，多少人都無法忍受他這種脾氣，有人甚至氣憤到凡有他的場合都拒絕出席。可是，那第一次的目瞪口呆的經驗，確實給我上了寶貴一課，讓我深深意識到，在嚴厲家長制度下長大的孩子，要想突破多年養成的心理自我封鎖，是多麼的不容易」。劉大任憶想四十年前的舊事是這樣寫的。

劉大任是第一次保釣的戰將，著名的《保衛釣魚台宣言》據稱即出自他手。為了保釣，他十幾年回不了台灣，在柏克萊加大的博士學位也因為保釣丟了。事隔這些年，劉大任經常在專欄提到這些日子。他說的並不是老子當年如何如何，而是對於這一場運動的沉澱。今年應該過了七十歲的劉大任，沒有心事醇如酒，反而是保持年輕的心境，沒有給時光甩在後頭。

於海外中國人而言，保釣是一場開天闢地的社會運動，這些堪稱當時中國人的精英，在新大陸為了東海上那個至今名分未定的小島，不顧台灣當局打壓阻撓，走上街頭，奔走呼號，不能自己。在這場愛國運動中，大批像劉大任這樣的學生拋棄博士學位，失去了台灣政府的獎學金，還上了黑名單遭取消護照，變成有家歸不得的國際人球。過了四十年，老保釣的總結是沒有人會因為失了這失了那而自怨自艾。

蔡頭不是劉大任筆下生安白造的人物，而是有血有肉的一個留學生。當我閱讀這一章節的時候，卻想到蔡頭不也是中國文化的集體折射麼？——自小就像童養媳那樣培育得見大人則敬之，我們是儒教塑造出來的人類物種。劉大任坦然自白道出這一核心：我們在舊禮教裏成長，追求的是那種形式上的社會規範，是見到蔡頭衝出來會說是「盲動」的那種士紳式社會人格。

不過，這正如十月懷胎的陣痛，到了三藩巿示威兩個多月後，波瀾壯闊的保釣運動在全美各地風起雲湧，一心只讀聖賢書，像劉大任那樣把時間都放在研究三十年代中國報紙資料的博士生，走出封建走上街頭。那一刻，沒有人想到博士學位丟了咋辦，沒有人想到獎學金停了該如何，沒有人想到國民政府取消護照後沒有辦法再留在美國之後吃什麼，當然更沒有人想到，像蔡頭那樣一旦遞解回台灣面臨的叛亂罪名最高刑罰是死刑。在這些已經擁有美國Ph.D、MPhil、JD、LLM、JSD 的當代精英胸臆，那是從未想過的。

捋虎鬚文化沒有延續

保釣打開了一九四九年後國人對威權體制的挑戰和不屑的歷史第一章，可惜的是，這種敢於捋虎鬚的文化沒有能夠延續並保存下來，倘是有，也只是走過場式的曇花一現，更多是從此沒了這回事，相反是以犬儒心態對待， 「示威無用論」、「示威非理性論」，近年更發展出「示威有礙交通論」，洋洋灑灑，不一而足，但總其成的是「示威不合國情」文化深然植根。這種逆時代而動的走向，很不幸，已成為現代中國文化的主流。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來香港幾天，香港特區馬上變了深圳特區那樣水清則無魚，不要說那些名正言順的反對派早給轟到九里外，連穿著六四汗衫走過街頭，也給捉小雞那樣一挾抬走，末了還找出一個證據說這人是通緝犯云云，是汪洋大盜抑或殺人越貨，都不是，只是一個不理紅燈過馬路的升斗巿民；這就更不要說記者採訪遇上比國家主席到訪時更嚴密的關卡。我不知道這種措施判斷從何而來，只想到副總理訪港都這樣，總書記一旦來了，恐怕那幾天香港的反對派都要送到集中營住幾天，新聞處越俎代庖替全港電子及平面傳媒採訪報道好了。

作為電視機前的觀眾，李克強訪問港大那天的內部保安如何水潑不進針插不入我沒有概念，我只是作為一個曾經在西區住了十年的老街坊的地理環境記憶，完全想到那天是如何鐵桶式防衛。先不要說把半條日間只供巴士使用的般含道怎麼樣，而是看到記者站在山道天橋都給警察趕走，這實在太過分了。就是說有殺手在山道那位置擎槍作案，然而那裏直線距離陸佑堂至少二百米，而且中間迂迴曲折，我相信科技，相信今天的科技能讓子彈飛，但不相信能讓子彈在飛的時候拐彎。

副總理走了之後，官方的解說是，香港參照了英國倫敦和美國紐約的保安安排。我算在倫敦和紐約都蹲過，倫敦一年，紐約差不多七年，首相府所在的唐寧街的確是不能進，外頭那條叫White Hall的大街長年開放，那是可以一槍從街上打到唐寧街十號首相府二樓的戰略要塞。我在倫敦的時候，北愛和平半點曙光都看不到，戴卓爾夫人伙同列根轟炸利比亞後，倫敦地鐵站滿是紅底白字的「小心炸彈」（Mind the Bombs）標貼，示威依舊舉行，只是鐵娘子的保鑣多了一車人。紐約更不必說，聯合國是我幾乎每天都去的地方，在聯合國對面一箭之遙的街角，天天都有人示威。就算是一年一度的聯大，美國總統和蘇共總書記通常在聯大第一天發表講話，那天交通管制是嚴格的，但街角上的示威者更多，因為示威區擴大到已經封了的大馬路上。總統車隊經過轉進停車場那一剎，敲鑼打鼓的聲音吵得我們在聯大會堂的人都聽到。

國人瑟縮在家莫非宿命？

這就回到原地討論，中華民族莫非宿命地只能瑟縮在家，而不能像白種人或其他黃種人非洲人那樣自由示威表達意見。也許正如劉大任說，這是幾千年家長制下的自我封閉約束，就是有，四十年前那場保釣總該把這些沆瀣一掃而清了吧。往往世事卻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今天中國文化就是沒有這回事。雖然有心人會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區《基本法》找到某些章節，像《憲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基本法》第二十七條「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但有人會相信主事的大人會遵循《憲法》和《基本法》麼。這就不是宿命論便得解釋的為什麼我們沒有示威遊行的自由，答案很簡單：就是不給。

有人從警權過大來研究這次弄出天羅地網把副總理團團包圍的背景，也有人從警察的ego 來解構為何這幾天十分之一香港警察都用在那小小的半塊港島區，我則嘗試從中國香港關係的內化過程看待這次保安措施——這是一個馴化過程，是中共政治文化在香港內化的宏觀變化的一部分。我記得，一九九七年年底某天，電視新聞主播說了一句「國家主席江澤民……」，從一九九七年七月前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雖然是少了短短的「中國」二字，這一微妙變化不言而喻地為從此十四年的內化過程揭開序幕。我不反對這種叫法，美國電視台也沒有叫奧巴馬做「美國總統」，新舊文化相遇，不一定是互相排斥，應該說兼容並蓄。但是這一過程必須在毫無其他考慮下自主進行，香港卻不是，國民教育變成一些人所說的「等於洗腦」，單單這句話，已足以說明，為什麼香港警察會在李克強訪港行程裏把港島或港大變成大陸的一個監倉那樣密不透風。我們實是目睹了一個從殖民地文化馴化為中國文化的巨大工程，有執勤警員說保安行動是為了領導人的尊嚴；領導人的尊嚴如果是靠三幾千警力保護，那就萬事好辦，大不了再出動十萬八萬警察，包管神州大地永遠沒有艾未未趙連海茉莉花這些中南海聽了也心煩的事，領導人永保尊嚴。

我們實是目睹一個馴化工程

這來到了問題核心，也是國際政治學者上世紀七八十年埋頭鑽研的獨裁國家軍隊國家化的課題。香港的警察或者公務員應該服務誰，是香港巿民，抑或國家。抓賊掃黃賭緝毒的香港警察，竟然要為領導人的尊嚴付出心力，若是如此，今天北京政府的尊嚴也太過馬虎求其了些。一國政權或國家的尊嚴，是以國民各方面水平而決定有面子抑或沒有面子。中共對此應深有體會，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出動野戰軍坦克來維持的尊嚴，和今天成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尊嚴，哪一種才是真正的尊嚴，或者說，哪一種才配得上尊嚴二字。尊嚴不是跟人走的，準確來說，國家尊嚴是抽象以及形而上的，無法具體體現在某人或某物身上。

這幾天聽得最多的是「警察變公安」、「一國兩制沒有了」這些話。後者早就已經不翼而飛，前者則是客觀在過去一個星期存在的事實。香港大學李成康同學在後樓梯走進大樓時，被幾個警察朝腦門直推出去再關上大門的影像縈繞不去，關上門後一個白襯衣警官臉上閃過如釋重負的神情，那是mission accomplished 的神態。這一關，警察交了差，特區政府交了差，曾先生們都能安然睡一個好覺；可這一推一關，四十年前蔡頭好不容易突破的心理自我封鎖，好不容易走上街頭的表達自由，好不容易重拾的國人尊嚴，都在這幾天砸了，統統都砸了。

Capital Letter L 跳不出的詛咒

奧巴馬的一臉頹唐說明日子很不好過。這幾天，我在《紐約時報》的論壇版（Op-Ed）讀到的文字，幾乎都是一片酸氣，那是對這位曾經以民主黨左派身分、三年前大選摧枯拉朽的黑人政治家的最新定論：奧巴馬革命在美國總保守化思潮裏隆然倒下。自三四十年代小羅斯福之後，又一個民主黨左派在推動美國前進的道路上灰飛湮滅。近代美國政治始終無法跳出一個詛咒：Capital Letter L。這是共和黨用以抹黑民主黨左派的專用名詞，意指Liberal，自由派。

我第一次接觸Capital Letter L 是一九八八年秋天。那年是大選年，爭逐的二人是共和黨的老布殊和民主黨的杜卡基斯。距離投票日約莫只有一個月，共和黨忽然推出一連串廣告，說美國人不要Capital Letter L。這套廣告堪稱美國近代史殺傷力最大的政治宣傳，這句宣言只是前菜，跟是一天一集的《What is Capital Letter L？》。印象最深是一段從樓頂閉路電視攝下的模擬片段，一批囚犯在旋轉門踏出監獄，馬上再循旋轉門回去。旁白一把男聲低沉說：瞧，這便是杜卡基斯州長（杜是麻省州長）的囚犯假釋政策，製造更多犯人。

共和黨政治抹黑

八十年代美國罪案率奇高，地方政府的頭等要務是滅罪而非振興經濟。共和黨這套片抓這點鳴鼓攻之。今天看來，這完全是捨本逐末的政治抹黑——美國社會固有秩序惡化是七十年代以後的事，石油危機帶來花旗之國戰後首次貧窮年代，美國大兵在越南的殺人和被殺導致傳統價值瓦解，八十年代列根上台後的高利率政策令美國經濟停擺。從社會學觀點，犯罪屬於偏差行為，當既有的社會規範崩解，個人生活出現混亂，失去方向時就會出現失序偏差行為。這是稍有常識的都懂得的道理，可是美國人民卻給共和黨這套宣傳迷了心竅。選前兩個星期，形勢逆轉，杜卡基斯兵敗如山倒，最終黯然敗退。

共和黨當年的得勢是緣於大氣候之故，老布殊的謀臣Lee Atwater 是搭了便車。不過，這趟便車延續期很長，五十年，到今天仍在，共和黨和茶黨在債務上限談判取得最後勝利，便是這股總保守化思潮使然。今天右派佔主流似乎理所當然，但打開歷史，卻會訝然發現，在美國近百年的政治史，自由主義其實是主流，保守主義是乘虛而入的機會主義者，是趁人沒有關上窗戶潛入爆竊的宵小，可是這群宵小進了屋子就不走了。

保守主義乘虛而入

美國自由主義最高峰時代也是美國人民最自豪的日子，三十年代大蕭條，自由主義者小羅斯福總統發起新政（New Deal），大舉增加聯邦開支，修橋搭路起水庫，公共開支解決了失業問題；四十年代，小羅斯福一舉打破孤立主義枷鎖，東援中國，西助英倫，雙線作戰打敗德日意軸心國，取得難能可貴的勝利。美國民主黨左派在三十年代以迄六十年代無往不利，便是由於這種悲天憫人的政治特質，成為受到人民歡迎的政黨和政治理念。

越戰是改變自由主義獨領風騷的關鍵。回首前塵，反戰及其後的社會運動，用心雖然良苦，卻觸動美國相當部分人口內心深處的那股保守思想。這是一場詭異的社會變化，七十年代上街的美國人民絕對想像不到，保守派在示威大軍轉彎後從暗黑一隅撲出。越戰在美國社會早有定論，這是一場撕裂家國的戰爭，電視直播令中南半島的血腥在晚間新聞出現，那時段正是美國家庭圍爐晚飯的時刻。持「到亞洲清剿共產黨」的老一輩，與質疑美國出兵無理的嬰兒潮，父與子、母與女，餐桌上針鋒相對，以拍桌子翻臉告終的不知凡幾。這是美國社會學家所說的餐桌上的戰爭。

這股反戰怒潮在一九七四年尼克遜辭職倉皇撤出白宮達到最高點，一九七五年，南越失守，美國長勝軍參戰十幾年後無聲無息離開越南，一股自我反省的氣流開始全國竄動，其中犖犖大者是平權運動（affirmative action），這是一個追求全面平等、由反戰伸延出來的內化社會行動。今天，美國相當程度上是平權社會，從性別平權到政治平權幾已一應俱全，然而在七十年代的保守社會，美國社會的主流白人，即中西部、南部及西部的白種男性，在越戰成為美國二百年來失去逢戰必勝童貞的一段低迴日子，開始質疑社會變革的企圖，對平權運動的爆發出現莫名的反彈。這股酸意影響深遠，從此美國政治藍圖重繪、保守思潮抬頭，總保守化思潮逐漸成形。

越戰後總保守化思潮成形

我無意也無力在這裏檢討，越戰結束後是不是應該馬上推動平權運動的良好時機，但事實是傳統的美國族群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白種人新教徒，在平權運動開展後向右靠攏。美國人文地理有所謂聖經帶（Bible Belt），便是這些人的根據地；平權運動推行之後，保守勢力擴大，北上俄亥俄、南下佛羅里達、西進內華達，俱一一落入共和黨手中，構成顛撲不破的右翼帝國，為列根——老布殊十二年、小布殊八年的共和黨右翼當家奠下基石。這股右傾思潮所到之處，連左翼色彩不甚濃厚的民主黨中間派也難攖其鋒。克林頓是中南部阿肯色州民主黨人，八年任期下來，史家總結，他的立場貼近共和黨中間派多於民主黨左派。

自由派「事事不宜」的論述，在過去三十年間深植美國社會，學者Daniel Hellinger 及Dennis R. Judd Brooks 在老布殊任期未滿的一九九一年寫出著名的《The Democratic Facade》，一針見血勾勒美國社會對民主黨左派的歧見已是潛移默化到偏執了，老布殊陣營推銷的反自由主義，把自由主義刻劃為「軟弱無力，特別在滅罪、國防和外來價值之上。自由主義也被描畫為對家庭的威脅，反美主義， 以及激進主義」（Liberalism was painted as a general softness, especially on crime and defense, alien values; threats to the family; anti-Americanism; and radicalism.）

主觀上的共和黨抹黑，客觀上美國民間右翼思潮重臨，民主黨左派舉步維艱。作為仍算關心美國社會及政治的一個香港巿民，當我看到債務上限談判，民主黨內部分裂到連向富人徵稅都有人反對，到那刻不得不相信，美國三十年前由列根啟動的右翼回潮是風吹不走雨打不破。這股思潮尋且橫跨大西洋，英國首相卡梅倫的大右派哲學明顯師承戴卓爾夫人，鐵娘子的政治忠實盟友是列根，卡梅倫的祖師爺其實便是美國總統；香港一些崇尚小政府古典經濟學的學者和論政者，也把列根抬舉到美國近代最偉大總統的高度。

改革社會思潮失勢其路茫茫

美國民主黨上台後，在控制白宮及國會兩院的優勢下，也只能通過醫保計劃這一法案，去年中期選舉已是疲態畢露，失卻眾議院控制權。本來，兩黨制下，輪流執政並非新事，然而民主黨連接在中期選舉及債務上限談判鎩羽而回，折射出來的是右派當道大氣候，自由主義畏縮不前，改革社會的左翼思潮沒有巿場，連奧巴馬也要與之漸行漸遠。更加深層的另一個質疑，歷史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九八九年《歷史的終結》，把社會發展既定於冷戰結束的年代；一九九九年，他在《歷》文發表十周年之時撰文說，文章面世十年來，國際政治與全球經濟中沒有任何東西足以挑戰他的結論。看看今天奧巴馬在債務上限談判向共和黨的大幅讓步，歷史上曾經出過小羅斯福和甘迺迪的民主黨左派，這一刻莫非真的是其路茫茫，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回頭已是百年身

香港書迷應該不會忘記今年的書展，最暢銷是回憶錄而不是寫真集，司徒華的《大江東去》賣到缺貨，羅孚兒子羅海雷的《我的父親羅孚》很受注目，至於《吳康民口述歷史》則在今年這自傳之夏扮演了政治光譜裏左派的角色。作為一個有心探討香港五十年代以降左派活動的新世代，這三部書或多或少總能解渴於一時。

中國政治人物寫回憶錄的並不多，就是有，也都是作家蒐集資料撰寫、非官方的（unofficial），而不是官方版本（official）。這兩者的差別，於學者而言，是全面涵蓋和歌功頌德。人們也許會記得文革時，江青請來美國學者維特克（Roxane Witke）寫的《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江青一個人獨白，中間沒有歷史學所必須的嚴格比對和校正。畢竟，人總有韙己之心，且回憶錄或自傳在近代中國是相對較新事物，要傳主在舉世矚目下談到自己的一切，恐怕不那麼容易。

中國近代革命多是師法西洋，可是封建餘毒揮之不去，政治人物不多作興留下一生紀錄。今天大國崛起叫得震天價響的中共，領導人回憶錄的實在不多，毛澤東舞文弄墨，從詩到詞無一不曉，寫出《論持久戰》到《矛盾論》，但就沒有回憶錄。周恩來連骨灰也不留給後世，遑論文字；鄧小平有兩集由女兒寫的半回憶錄；江澤民有一部外國人寫的傳記，但核心事件當然免談。對岸的國民黨也不見得高出多少，蔣介石傳記是由美國外交官兼學者陶涵（John Taylor）執筆的，前年才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刊行，此是老蔣墓木已拱三十載有餘了。

國人對回憶錄的謹小慎微，在於怕被抓辮子、打棍子，怕到蓋棺仍未定論，還可能被鞭屍狠批。這種恐懼揮之不去。洋人也有這種戒心，美國總統尼克遜下野之後，埋頭揮筆疾書寫出洋洋八本巨著，第一部便是在離開白宮四年後的回憶錄《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一千二百頁的大塊頭；之後又寫了《領袖》（Leaders）、《不戰而勝》（Victory without War）等。有論者認為，尼克遜縱然下筆千萬言，但從無觸及水門案核心；他在任期間率先在白宮廣設錄音機，把一言一句全部錄下，而這些錄音帶卻沒有在回憶錄裏全面公開，說不上是真正的回憶錄，倒不如翻翻坊間採寫嚴謹的非官方版本，也許更有閱讀價值。

回憶錄共通點隱惡揚善

縱然這樣，尼克遜的八部書，成為研究美國政治史和外交關係歷程的至寶，尤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破冰之旅，與蘇聯的緩和（detente）的前因後果，怎說都是一筆寶貴的歷史財產。近三十年所有卸任美國總統都有寫回憶錄，列根是《An American Life》，老布殊《All the Best》，克林頓是《My Life》，小布殊則是《Decision Points》，但與尼克遜的八書比較，這些回憶錄都是隱惡揚善居多，回憶錄主人賺得豐厚的筆潤，卻沒有談到他們的一些極具爭議行為。列根回憶錄聚焦於八年總統生涯，但對於五十年代他擔任荷李活演員工會主席，何以咄咄逼到圈內左派走上絕路的劣根墨不多。克林頓才氣過人，傳記收入為歷任總統之冠，但對萊溫斯基的一段關係若有若無。小布殊的更不必說了，全力為攻打伊拉克護航，似國情咨文多於回憶錄。這便是官方（official）回憶錄的缺點，話雖如此，有心人還是可以找到這些政客任內的瑕疪，比如每個美國總統離開白宮後，聯邦政府會為他們建立圖書館，把任內所有資料集中存放；美國國會圖書館和檔案局，隔一段時候解密文件，不愁真相不大白於天下。

老謀深算如基辛格專寫磚頭般厚的巨著，新近的《論中國》（On China）一出舉世矚目，但他從未完整地寫一部回憶錄，倒是他的猶太裔傳媒朋友，如Marvin Kalb 和Walter Isaacson 都寫過兩吋厚的基辛格傳，但老基就是自己不寫。直至十二年前，美國國家檔案局開放部分檔案，人們才得知基辛格在中美關係之中、尤其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遜訪華的角色——毛澤東在書齋初見尼克遜，開場白便是以基辛格的哈佛大學博士身分調侃，老毛說基辛格因為訪問中國出了名，要讓他講幾句，尼克遜則誇基辛格是「有腦筋的博士」，這些都不見收在那兩部基辛格回憶錄。反而，基辛格要求美國政府有關部門，其檔案必須待他去世五年後才公開。這將會是一場爭論，人們還得等待。

「政協文史」周恩來指揮編修閱讀歷史不僅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更是可資「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的一面鏡子。中共建政後曾經做過一項巨大回憶錄工程，周恩來指揮下，大批留在大陸的國民黨軍政官員，埋頭苦寫回憶錄，中共稱之為政協文史資料，幾十年間寫下浩瀚如海的文件記述。這些材料一度以各種形式在海外面世，雖然也犯了說好不說壞這一無法逃避的禁果，但多少也可窺視這些當年手操生殺大權的國民政府文官武將，如何在共軍兵臨城下之際的自處自忖。宣統皇帝溥儀的《我的前半生》其實也是這種政協文史的一種，只是以接受記者李文達訪問的形式公諸於世。

與歷史擦身而過

《大江東去》、《我的父親羅孚》和《吳康民口述歷史》，有與歷史擦身而過的觀感，例如司徒華和共青團前身組織的關係引起了不少討論；羅孚被中共指為「間諜」，但書中羅家上下的一片紅心，羅孚被扣，妻子還問怎樣交黨費，很難令人想像這條控罪的真實程度；吳康民的口述歷史則可以視作傳統左派的獨白。若要尋根究柢，這都不能全面滿足一些人的追尋，比如羅孚「間諜」控罪何以而來。然而在中國醬缸文化之中，要像三位那樣勇於出來，表白自己人生某一階段，的確不是輕而易舉。說到底，中間扯出的人事干係、歷史某些環節的對錯，都是一種必然令後人或傳主吃力不討好的煩事，可是他們都義無反顧說了出來寫了出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於香港以至於中國政治而言，這三部書是一個好開始。

這三位傳主也許在年輕發韌之時曾經懷有共同理想，都是曾經擁抱新中國的新青年，今天看來，五六十年前這三位對中共抱有一定期許的精英，如果硬要說他們當年走錯了路，不免是和半世紀前港英白色恐怖一樣強扣帽子。司徒華之與學生團體接近，羅孚在香港的文化統戰，吳康民在左派學校一輩子，毫無疑問都是各自追求的理想主義體現，於各自時空是一片冰心在玉壼的心境。當然，時移勢易理想出現變化，大路朝天各走一邊，這就是香港的可貴優越特質，也是三部立場不同的回憶錄能夠同台上演的客觀背景。

類似的回憶錄，尤其是青歲月與中共關係的思憶，近期面世不少。香港一個網上論壇，每逢周六都有一篇類似的長篇憶舊自述。從林培瑞（Perry Link）到傅高義（Ezra Vogel），從黃明珍（Jan Wong） 到秦家驄（Frank Ching），這些在七十年代初冒「投共」之名到紅色中國的西方知識分子以及外籍華人，不約而同在文章裏提到他們人生的第一次Red China 之行。今天看來，當時中國大陸正在文化大革命狂無法自拔，但一些外來訪客則視中國為完全有別於美蘇的陽春白雪。在訪問期間的親身經歷，如傅高義在北京之時，接管大學的軍代表硬要插一段開場白卻說得不知所謂，開始觸發他們內心深處的質疑，到步過羅湖橋踏上香港的一剎那，紅色中國之旅已然由探秘式的exotic 之旅變成自省之行。

這些中國回憶令人想起了司徒華、羅孚和吳康民的回憶錄。外國訪客的中國苦戀在三四個星期的北京上海杭州廣州遊後幻滅，可是對司徒華羅孚吳康民三位先生，中國的苦戀是一輩子的。事後回望，得以提早抽身而退是林培瑞傅高義的福氣，對義無反顧投入祖國洪流的香港一些人，有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的追隨到底，有是回頭已是百年身的仰天太息。這是無法說得清的情感交雜。歷史說明，有的時候對中國就是不可以投入太多感情，因為，你會後悔的。

曷其有極

「希望他給我們主持公道吧。」星期四傍晚，熱帶風暴快要颳到香港海岸線之際，高鐵追撞事故倖存者小女孩項煒伊的叔父對有線電視記者說了一段話，最後的一句，就是希望溫家寶總理替他們主持公道。

看了之後整個人傻了眼：都什麼年代了，封建皇朝都已是整整百年前的古事，今天中國人民還在找尋包青天式的公道？中共宣傳刊物過往常用於形容老百姓的字眼「勤勞、樸素的中國人民」一點都沒錯，老百姓的樸素階級感情夠樸素得到家了。三年前汶川大地震後我寫了一篇〈希望在於人民〉，裏頭說到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解放軍救援車輛路上撞死一對小兄妹，小朋友的爺爺後來找上了部隊，第一句便是說這是小兄妹不對，阻礙了救災。星期四那天，我看到熒光屏上伊伊親屬的這句話，馬上想起三十五年前那位老人，還可以再說什麼呢？——中國老百姓真好管治，明明是政府做錯事，人民「為大局着想」不敢理直氣壯討回公道。我不會怪中國人民，因為他們生長並存活着的地方，幾十年來從沒有真正全面實現「公道」這兩個字。彼蒼者天，曷其有極。

興許是遺傳因子，也許是本質上無法跳出死胡同，中共建政六十年，類似高鐵這些短時間達到全球最高速而在質量和安全保證上令人質疑絕不在少數。前些日子還在跟德國日本搞高鐵，忽然旱地拔的時速從二百公里狂到三百公里，據說，本來可以開到三百開外更多的。這一大躍進的進階從何而來，其發展次序有何奧秘，中共官方喉舌一律不提。美其名是商業機密，我也相信，三數年間電動機車時速上升百分之五十或更多，在機車速度發展早已達瓶頸的西方來說，必定是人人皆欲得知的商業秘密。想不到溫州撞車一撞卻撞出一個大窟窿來；連信號也弄不好，豈不等於把火箭放在路軌上差不多？

這是有跡可尋的。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超英趕美論，當年他訪問蘇聯，公開宣布，以目前的發展速度， 「十五年可以趕上英國」。英國當時是西方經濟發展較好的國家，又是工業革命始祖，實力與美國西德三強並立。

這很好，中國人民有志氣，建政八年便提出這一目標。人沒有目標理想，和一條鹹魚其實沒有多大分別，核心在於這一遠大目標有可能實現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毛澤東把這一速度加快提升，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懷仁堂對黨國高官說， 「七年趕上英國，再八年趕上美國，就是十五年趕上美國，這是突變」。

如何由十五年趕上英國變成七年趕上，毛澤東這兩段話相差只有半年，這六個月中共的經濟發展出了什麼亮麗成績，恐怕沒有人清楚，只是這一志氣愈發恢弘，也愈來愈高尖：三十四天之後，毛澤東在主管經濟的薄一波給他的報告上批示， 「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兩三年，兩年是有可能的」。更神奇的在後面，兩個半月後的九月八日，毛澤東又作出指示， 「明年是基本上趕上英國，除造船、汽車、電力這幾項外，明年都要超過英國」。

紅太陽就是這樣的升起。劉少奇公開說，就是要搞個人崇拜，言下之意，不論老毛的預見是否最終實現，不管付上多大成本犧牲多少人民利益也在所不計。跟下來的是一頁令人揪心至今的慘痛歷史：大躍進。老毛為首的左傾盲動主義帶來的結果是生產力倒退，死了六千萬人，單一個農業大省河南，最保守估計死了超過二百萬人。對大躍進的總結中共一直含糊其詞，到底死了多少人一直是國家機密，幾年前南京農業大學兩位教師，根據當年人口數字得出一個駭人推斷：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年間，中國大陸人口數字呈現倒退，即是說，計及每年正常人口增長（必須指出，那年頭還沒有只生一個的計劃生育，尋且是老毛的「人多好辦事」時代），中國人口竟然在總量上減少了。也就是說，出生人數沒能蓋過死亡數字，人口出現了不能想像的負增長。

今天說這些，也許有人會覺得白頭宮女說當年，或會有的「有識之士」以「中共吃過苦頭，不會再犯」來開脫。更有的會扣帽子指為「尋釁滋事」；國民教育更不必提了，有人說到國民教育便是洗腦，可到了這些把祖國榮光一鋪輸清的應該是能收起便收起了。然而世事往往便讓躊躇滿志那票人摔一跤，溫州高鐵慘劇就在熱昏了頭的那一刻發生。近十年來中共灌輸的一整套價值體系面臨崩潰。

中共核心問題不知自身位置

從半世紀前的大躍進到今天高鐵大躍進，中共的核心問題在於無法正確端視一己的位置和價值。三年前去世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白魯恂（Lucian Pye）便有很精闢的見解，他在著名的論文《毛澤東： 領袖人物》（Mao Tse-Tung） 指出， 「……對毛澤東的這種非同尋常的趨之若鶩是很難確切說明的，有人認為這不是基於他個人的原因，而是同中國社會的性質有關，因為中國人似乎總是身不由己地把他們的所有領袖當成帝王……」今天毛皇帝躺在廣場陵墓逾三十載，那早已物化的帝王之說，卻仍在懸吊神州天邊。

帝王思想物化的結果，便是整個社會以及政治結構，都在尋找任何可以潛藏帝王意識或實體的物理現象。這一過程漫長並崎嶇，卻在最近十年因為國力提振而出現另一高峰。「大國崛起」帶來的虛幻精神滿足，西方世界反華系統的「中國威脅論」不但沒能打擊這種思潮，反而刺激「崛起論」在民族主義盛行的中國更有巿場。白魯恂指出，中國現代史的動力，是巨大的社會和經濟力量衝擊的結果：民族主義抬頭，農村經濟瓦解，西方的衝擊。白魯恂這篇成於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當年的論文，準確預見了三十年後的中國變化。

在追尋帝王的過程中，任何足以確認帝王存在的生物和死物，都會輕易在這一進程中成為一尊。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帶來巨大社會變遷下的中國，其政治體系在今天已成顛撲不破的隱性帝王。儘管半世紀前的日本已走過這一條道路，從新幹線（高鐵），到東京奧運（北京奧運），乃至經濟連續三十年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長（中國可望打破這一年輪），以及超越各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九六八年日本超越西德，今年中國超越日本），但中國一些人顯然患上歷史弱視，迅速把中國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個新王朝於焉誕生。

有一種說法是，往昔過度的自卑成就了今天的自大。我覺得這種說法未免以偏概全，然而我更同意「中國亟欲登上世界之巔」這一解說。從一九八一年中國女排首奪世界盃之後，中共治下的中國無處不追求「世界第一」。誠然，追求世界第一不是壞事，否則美國今天毋須死磨國債上限方案，甩開一身煩惱，自由自在做老二好了。然而中共的世界第一不僅於此，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興奮劑或麻醉劑，賦與比起世界第一這四個字更多更複雜的政治涵義。尤其是金融海嘯之後，美國國勢不濟，中國則因是美國最大債權國急起直追，這一退一進間帶動的崛起效應，是三年前人們根本不能想像。

中共是經濟大國，但於西方的價值而言，中共仍是一個半獨裁的國家。這種價值體系中共最難嚥下——六十年前在朝鮮戰場與新八國聯軍打成平手，六十年代無師自通製造原子彈成功，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帶動了十三億人民活力，中共認定這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的一套政治和社會價值體系。這些話前幾年不多提，近年國勢此消彼長，這種體系論說逐漸出籠，成為從人權到政治以至社會價值的新觀點。

這是中共宣傳部門重點所在，其所持有的字眼是「中國特色」，是與西方世界主導的價值迥然兩樣的體系。通過經濟接連騰飛三十年，美日德英國勢日衰，中共駸駸然更認定這是中國特色體系的勝利，西方世界疲不能興是由於原來體系的崩敗。二十年前，哈佛大學歷史博士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認為西方價值在人類發展取得難以挑戰的地位，今天中共某程度正朝福山的論證走去，這當然不是資本主義笑到最後，笑的是中共自我的價值體系。

歷史的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西方價值體系會否千秋萬世，這一刻仍須拭目觀之；中共的新體系也不必笑得太早，溫州慘劇在一些人笑不攏嘴之際撞上前車。在文化大革命受批判至深的唯生產力論借屍還魂成了唯GDP 論，今天中國的畸形發展，胡錦濤提倡的科學發展觀無從說起；人人都在趕搭這一班世界一號快車，忘了根本的人文和社會基礎建設，終致車毁人亡。

日本是中國近鄰，發展道路也和中共這三十年的走向如出一轍。不過，日本說到底是民主國家，社會有權提醒當權者種種不妥。近期重讀山崎豐子的《不毛地帶》，這位女作家對於當年為何在日本經濟迅猛起飛時揮筆寫出大唱反調的《不》書，她是這樣解釋的：

「《不毛地帶》意味精神的飢餓狀態。一九六五年以後，日本經濟以異常之勢發展，物質確實豐富了，但由於認定人的欲望都可以靠金錢來解決，精神上完全頹廢了。這不止於政治，也涉及教育問題，不單是大人的世界，也涉及孩子的世界。縱然說整個日本都是不毛地帶，也不是言過其實。」

山崎豐子對人性刻劃深入，寫過膾炙人口的《白色巨塔》，勾勒人間醜惡與良善的對立，充滿生命力。《不毛地帶》成書之時，七十年代自民黨收受美國洛歇飛機公司賄賂案還未爆出，但她卻早在書中預言有此可能。山崎並非可以預見未來，但她生活在日本大地，順藤摸瓜，看出這個膨脹中的大國最終會走上死路。

新聞無自由誰來警告

中國今天沒有完全自由的傳播媒體，自由主義更是無立足之地，誰來警告這條歪路不可行，沒有，一個都沒有。內地一些傳媒這幾天紛紛亮出了勇氣批判鐵路部門，這是難能可貴的一刻，使人憶起了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內地新聞媒體難得的十幾天新聞自由。可是，這種自由能長遠嗎？有人樂觀地說，這幾天也許是另一場革命的前夕。我不會輕易同意——當一個國家的救災官員，可以「以沒有救援空間」下令把肇禍車廂埋在泥土裏，無視中國國土有着廣袤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這實是今天這一套中國價值體系的折射。

幾時去馬等待眼色

香港特首選舉可以說是近代其中一個最難猜測結果的政治行事——美國總統英國首相德國總理選舉，不論有多少候選人出戰，得勝一方總會在這堆人裏挑出，可香港就不同了——一九九六年一月，江澤民眾裏尋他在人堆裏握住董建華的手不放，那時人們還未頓悟；到了同年十二月首屆特首選舉，點票員以字正腔圓的普通話喊出三百二十次「董建華」，才恍然想起緊緊相握的那兩隻手。回首前塵，一切都似乎理所當然：船王後人，江浙幫，中英兼善，但為什麼沒有人在一九九六年一月之前點這出來？各式各樣的解說包括，這是淵源流長的細水長流，當年力挽船王帝國，便是伏線；循此而上，我想起八十年代末在紐約某個炎熱午後，許家屯出現在曼哈頓中城區Waldorf Astoria，旁邊有一個理平頭、身穿夏威夷恤的操流利英語華裔中年男子。後來問了人，哦，這人叫董建華。

今天以各種形式冒出來的疑似特首參選人，在左派的角度而言，完全符合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的三點要求：愛國愛港，有管治能力，有認受性——愛國愛港，唐英年梁振英曾鈺成范徐麗泰紅到出面悉數過關；至於管治能力，人們可以爭辯說，唐英年從局長到司長都做過、梁振英是兩代特首的行政會議召集人、曾鈺成管得住民意機構、范徐麗泰當立法會主席時公正不阿；說到認受性，一旦他們公布參選，包管所有選委馬上都說認受。

但這都不是中共的真正選人準則。應該說，北京一貫對特首的用法是「信」或「用」。

「信」，是對董建華的信任，讓他放手去做。我常對人說，九七前夕，讓我最感動的是，所有中共官員講到「香港」二字時，共同的答案是「一國兩制，我們不好說」，哪像今天的事無大小都插上一手。「用」，是對曾蔭權的處理之道，香港這爛攤子交你收拾好了，行走中環的都知道這中間說不上完全信任。這所以挑通眼眉的曾蔭權只會說「打好呢份工」，而不說要把祖國交給的偉大任務進行到底的高談闊論。過去十四年，北京把「信」和「用」輪番使用，明年又是選特首，該是「信」抑或「用」字為先，值得細議。

傳統左派顢頇深沉外露

四個疑似參選人，曾鈺成的爭議較少，沒有唐英年的顢頇，沒有梁振英的深沉，沒有范徐麗泰的外露，但他是傳統左派。我一直覺得，若干年前曾鈺成說香港左派「只有辱，沒有榮」是出自內心的肺腑之言。在最近的遞補機制醜劇，香港傳統左派又了道兒，今天在議事堂上眾口一詞說要支持方案毋須諮詢，二十四小時後卻變了天，說可以諮詢可以討論了。人的記憶再差， 也不可能把前一天的畫面和言語忘得一乾二淨，可民建聯工聯會諸位先生女士就是要把這顆苦藥丸骨碌夾生吞下。如果調查政黨公信力，在遞補機制這一翻覆上，左派兩大黨肯定掛零而回；就是說今天讓民建工聯兩黨聯合執政，社會上不滿呼聲肯定響徹雲霄。至於從他們之中找一個人出來當特首，在這一刻確是想也甭想。

曾鈺成是傳統左派裏的有頭腦之士，眉宇之間不只一度閃過知識分子的驕傲和不屑，前幾天會見記者時，大膽批評特區政府逼迫保皇黨依循官方路線投票。這是罕見的曾鈺成言論，雖然講的時候是在所謂「立法行政關係」之下伸展，然而畢竟是一種不滿特區政府的聲音。有解說是，曾鈺成這番話是他走向競選特首起點的一着棋，旨在與如今民望低處未見低的曾蔭權政府脫離關係。

信字滿分用字問號

是耶非耶，那確實要問曾鈺成才知。不過，我仍然覺得，傳統左派的先天局限比較大，儘管在愛國愛港或忠誠度上無可比擬，在「信」這一塊上肯定得到滿分，然而是否就等於在「用」這一方面也可以高榜而回，這是一個大大的問號。管治香港，和管治立法會議事堂內那幾十人是兩回事，擲雜物講粗言穢語小事一樁，可是一旦政策走歪了路，惹起的民怨卻絕不可以用「請你遵守議事規則」這些話叫停。在這一方面，曾鈺成吃虧了一些。

可是，餘下唐梁范三人更差，近幾個星期來各種評說，都已經說得清楚明白，三人都有缺點，而且還是不小的缺點——有針對能力的，有針對人格的，有針對意圖的，不一而足。這和十四年前的董建華、楊鐵樑、吳光正三人競逐時迥異得有雲泥之別，和曾蔭權戰梁家傑那回也南轅北轍得差天共地，至低限度，十四年前沒有人會質疑三個候選人的人格或能力（當然，那時無可尋，何來政績？）；曾梁之爭，頂多是取笑曾蔭權不熟政策，說不上他倆有hidden agenda。

或曰，競選便是這回事，沒有人甫走出來就打開天窗說亮話，然而事實便應該如此？就是因為這是小圈子選舉，各疑似參選人就更應該敞開心胸，面對社會。這不是公關策略，而是一個有所為的特區領導人應作之事。政治者，眾人之事也，未來的特首管治的是涉及七百萬人福祉，選委會可以決定誰進禮賓府主政，但主政的卻不是只服侍這千把號人。

今天討論誰會當特首，有如跑馬剛出了排位便要猜中誰跑出般困難。因為從排位到跑馬還有兩天工夫，馬匹還會可能因各種原因退出。就等於當年，人人都看好楊鐵樑，認定若是大法官做特首，既能避過商人治港的指摘，又可彰顯法治精神延續九七之後，可是北京的決定是找生意都在大海幾十幾百條船上的船王後人。中共打游擊得天下，慣於奇兵突出，也善於打埋伏，解放戰爭遼瀋戰役，老毛下令林彪棄長春而攻錦州，表面上棄大要小，但打下錦州，長春變孤城，送你也不要，這一記後着好不厲害。就等於那年在Waldorf Astoria 看到憨厚的董建華，做夢也不會想到這位先生會是首任特首。

董建華一九九六年的一朝跑出，曾蔭權二○○五年從清潔大隊長成為特區之首，兩頗有當年攻錦州的在大與小之間的取捨， 「信」和「用」兩面大旗舞得震天價響。至於如何判斷明年選舉是「信」字當頭抑是「用」字先行，中國政治的好玩之處便在於此：天威難測，要你去猜。這令人想起美國傳統基金會一九八八年的一卷關於中國的報告書《Mandate of Heaven》（天命）。中國從封建王朝到民國以至迄今，天命一直是政治核心，所不同的只是形式或稱呼上的差異，一切是當家的說了算。看四個疑似參選人， 「信」這一條全部合格，次序是曾鈺成唐英年范徐麗泰梁振英，曾鈺成明顯超前。「用」就不必了，香港發展早就仰北京鼻息，還能唱別的戲？

悲觀？是的，當從提名門檻到選委會都可以通過有形之手操控，我不認為有樂觀的因子。只等被動地等待，十四年前，沒有人想到董建華會是特首，再後是塞一個曾蔭權給我們。明年會是誰，是唐英年是梁振英是曾鈺成是范徐麗泰？當其他地方大選可以提前一年地方初選，想到明年今日禮賓府已換了主人，可至今還沒人大大方方說自己出馬爭逐，那種潛而未露等待眼色的選舉政治，想起都膽戰心驚。

小報不小

把Rupert Murdoch 譯作「梅鐸」而不跟隨國語拼音迻譯為「默多克」的那位仁兄，堪稱神來之筆，信達雅俱全，但在《世界新聞報》關門大吉的今天看來，不免讓人有一點點的質疑，既「梅」且「鐸」，似是貶意多於其他。然而，此一benefit of doubt 還O應該留給那位翻譯家，我則是想起梅鐸以一介澳洲報業大亨登陸英國，今天因竊聽風波而弄得風雨飄搖，這到底是他的問題，抑或社會本質的緣故。

今天批判《世界新聞報》這些小報，必須有其社會和歷史框架，否則光從幾個封面故事就判定「英國社會道德淪亡」這八個字，也太過急就章一些，毋須立斬於馬下，把英國報業的一道另有風采的亮麗風景線毁於一旦。

英國報紙一般出紙六天，星期日是另一個世界，幾份所謂星期日報章佔據報攤，《觀察家報》、《星期日泰晤士報》、《星期日郵報》、《世界新聞報》等等。由於英國人星期六去看足球而星期日在家閉關乾悶，因此星期日報紙特別暢銷，這和香港星期日的報紙銷路不怎麼起眼是完全兩碼事。《世界新聞報》銷量二百七十萬份，不算厲害了，我找到一九七三年英國星期日報章銷量榜，最高也是《世界新聞報》，五百九十三萬七千，連一向被認為欠大眾化的《星期日泰晤士報》也有一百五十二萬三千。至於當年的平日報章，最高銷量是《每日鏡報》，四百三十二萬， 《泰晤士報》則為三十四萬四千。

英國人讀報，各有立場，保守黨支持者不會讀《衛報》，工黨支持者肯定把《每日電訊報》當作保守黨宣傳單張對待。中間偏右的《泰晤士報》好一些，但都被劃入保守黨同路人之列；反正是讀者群旗幟鮮明，不摻一點雜。然而必須指出，英國奉行一人一票普選，《每日電訊報》的讀者儘管家財億萬，但走到投票間也只能投下一票，和把四開小報（tabloid）捲起朝牛仔褲後袋一塞，去哪都可以的工人階級一樣。大報對普羅選民的影響力，和小報相比，於選民人數而言沒有多大甜頭。

英國是現代報業始祖， 《泰晤士報》（The Times）創於一七八五年，那年美國僅建國九年，國家疆土還是東北部那十三州，然而從此Times 這個字便在英語世界生根落戶，成為報章的不可或缺的一個名字。今天蜚聲全球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便是Times 俱樂部一員，美國西岸的《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也是如此，這種向《泰晤士報》致敬方式在太平洋西岸也頗盛行，日本有英文的Japan Times， 中國有《環球時報》（Global Times），不一而足，反正《泰晤士報》若要收名號版權費，今天可能足以富可敵國。

短小精悍

相對於《泰晤士報》這些大尺寸報紙，英國「小報」很大程度實是尺寸的稱謂，我覺得，小報尺寸的《每日郵報》便很大報。近些年，由於紙價飛漲和環保意識抬頭（這裏頭必須有先後次序），連《泰晤士報》也推出小報尺寸的縮水版。中國人喜以大小比對高低， 大即佳即好，小即劣即壞，一句小報，就把人家百年心血活活坑死。英國社會對報人頗為尊敬，總編輯任內或退休後獲授勳的不少，大報固然有高手，但小報也不是一文不值。英國小報特點在於短小精悍，兩分鐘讀完，用詞精準簡潔，我在《每日鏡報》讀過一篇不到五十字的社評，三言兩語就說明國家保健計劃的流弊，沒有倚馬可待的文才，恐怕只有出醜當場。

英國地方不大，人口不算多，社會上確有一個龐大的中下階層族群，看銷量可知，知識分子的報章從來不在暢銷榜前列（準備投身新聞界或選修新聞系的有心人不必氣餒），核心問題是，小報也是商業產品，如果沒有巨大的巿場需求，沒有人會笨得把錢丟進鹹水海。以《世界新聞報》為例，賣的是八卦煽情，人類本來就有偷窺欲望，這些小報遂大版大版餵哺之哉，好讓讀者在沉悶的星期日早上精神為之一振，撐過沉悶的下午和三點已是天黑的寒冬。加上小報直接不轉彎抹角，往往把整件事的本質用一個字表達出來，我記得一九八六年世界盃阿根廷對英格蘭，馬勒當拿用手拍入一球，翌日小報頭版只有一個字THIEF（賊），相片是上帝之手的一刻。

誠然，小報於相對較高道德水平而言或許可堪咀嚼，其社會功能不可小覷——梅鐸旗下另一份小報、英國《太陽報》（The Sun）是平日當地報章暢量之冠，該報有聞名全英的第三頁女郎，更有出色的足球新聞，內容都是花邊八卦，例如某女士買菜時順手買一張獎券中頭獎，某地出現狂風吹走一條牛，但對於忙得昏天暗地的工人或家庭主婦來說，要硬塞他們「南蘇丹獨立後對石油資源的爭奪」，或是「裁軍對世界和平的影響」，那是外星人說故事，遙不可及；日銷三百萬，不是蓋的。

有求自有供

這是社會性格使然，當然也有更大的循環效應，一旦這類新聞暢銷，報業老闆遂即投入更多人力和資源，廣州俗話說得好，鼻屎好食，鼻哥挖穿，威爾斯王妃從不見經傳的幼稚園女教師搖身一變成為王妃，最終在狗仔隊飛車追逐橫死夜巴黎，這不能不說是和一些傳媒亟力追求王妃新聞有直接關係，原因便是社會有此需求。八十年代中在英國生活過的朋友都知道，只要封面是戴安娜，必定暢銷，於是戴安娜出席公開場合是頭版，戴安娜和妯娌莎拉去夜店更是圖文並茂，到後來， 傳媒乾脆連戴安娜的稱謂都暱稱Di。英國近三十年最大的傳媒商機，便在這個金髮女郎的新聞迸發出來。

這個循環是誰打響第一炮，是讀者渴求戴安娜的小道或大路新聞，抑或由傳媒製造這種「供應學派」現象，我想，沒有人敢作判斷。但兩者之間的互相緊扣的食物鏈式關係，無疑是小報在英國巿場日益遠颺的客觀因素。類似的情美國也有，梅鐸在紐約的《紐約郵報》也是類似的煽情，不過是美國地方廣大，不像英國那小小巿場幾十份捉對廝殺，美國多的是一城一報或一城兩報，八卦報不多。當然，美國人不是聖人，傳媒老闆也不是慈善家，美國八卦報是全國性的一把抓， 最有名的是《國民問詢報》（National Enquirer）， 賣的也是英國小報的貨式，但美國讀者一直視之為茶餘飯後的八卦雜誌。

《世界新聞報》這次出了竊聽醜聞，無疑是這一循環的結果，當讀者要求的幾乎等於叫人上太空把月亮摘下來的時候，報業主事人就只能朝這一方向走去，尋且是摘了月亮再去摘火星。所不同的，小報的讀者要摘月亮，大報的讀者要摘政客人頭，這種讀者——傳媒的供求循環永遠存在於商業社會。《世界新聞報》的竊聽做法，於任何角度來說都不合法，可是殺頭生意有人做的原因是利錢豐厚，二百七十萬的銷量，比起四十年前的近六百萬跌了大半，但對老闆眼中，這都是二百七十萬份！

《世界新聞報》出事，美英兩國全力追查，因為竊聽技術若能掌握，要偷聽的肯定不光是八卦界名人，更高層次的和更大利益糾葛其中不在話下了。《世界新聞報》事件揭發後，我一直在猜，英國其他傳媒是不是也在做或想做類似的事——這是一場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血拚，只差在誰能找到合法途徑挖出政客名人臭史而贏得漂亮光采；找不出的，只能鋌而走險，以身試法。

報業的遺憾

這不啻是一種悲哀。毋庸諱言，亦不是往它臉上貼金，英國報業到今天仍是世界翹楚，儘管大不列顛早已日落西山，但她的文化遺產仍然不能不珍而重之， 包括她的傳媒。BBC 仍然是信得過的媒體，《泰晤士報》和《衛報》新聞之深入言論之尖銳，都是世界報業的精進目標。小報也有它的獨特之處，如何在小小的一二百字裏寫出事件榨出要點，絕不簡單；如何用一個字畫龍點晴的點出長篇大事的精要，比起荷李活編劇兜售劇本時要用一句話說出故事大概還要困難。舉一個例子，二○○四年十一月四日，美國總統大選翌日，反對小布殊的《每日鏡報》的頭版標題是「那五千九百零五萬四千八十七人為啥這般笨？ 」（How can59,054,087 people be so DUMB?）乾脆直接，人心大快。

《世界新聞報》這粒蟑螂糞今回弄污整鍋粥，是報業世界的遺憾，更是對英國小報文化的沉重打擊，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