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逝二○一二

二○一二年是難忘的一年。也許對於每年歲末都舉行忘年會的日本社會來說，集體忘記剛過去的三百六十五天是自我麻醉的內服劑，可是我們沒有像日本人這種七百年傳統的國民行事，無法忘懷曾經擁有但在今天已然失落的種種。二○一二年是失去的一年，我們失去了挑戰宇宙的太空先鋒、我們失去了質詰權貴的新聞記者、我們失去了哲學大師的同時我們被失去了民運鐵漢。我們這個城巿失去了誠信的本義，失去了對人的信任，失去了對一國兩制的期盼。

但是我們得到了勇氣。我想起《飛越瘋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這齣一九七五年電影，戲中主人是被警察強送進精神病院觀察的反政府活躍分子Mac，他在講究制度層級的病院屢次挑戰及顛覆至高無上的院方，從看電視節目的爭奪到企圖搬動牢不可動的水龍頭，在在表現出不甘在權威面前屈服的勇氣。儘管Mac 以失敗告終，但他臨走前丟下的一句but at least I tried（至少我嘗試過）成為反戰年代的最後名言，同一年，美軍撤出越南，此前一年，尼克遜倒台，六十年代末走上街頭的人們想都不敢想的兩個目標最終成真。在黑色悲劇的香港二○一二，在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圍底下，回首前塵，檢視得失，大悲中的猶喜，是明知不可而為之的最終獲得。

香港二○一二年是醬缸的一年。政治充斥着醜聞和謊言，從唐英年的僭建到曾蔭權的豪華私人關係再到梁振英的僭建，香港最有權力的人都醜聞纏身。伴隨這些而來的是道德人格崩潰，梁振英的翻來覆去玩弄文字以及由此而生的其實就是在玩弄香港社會，我很難找到我們親身經歷以及在課本裏其他政治人物有過這樣的操縱能力。尤有甚者是梁粉所說的克林頓曾經「也是如此」，這到底是攀比自炫抑或是其他，况且這種比對完全不是那回事。

那天我在報上讀到「克林頓亦是這樣」的時候，那種震驚是不能想像的，這種偷換事實伎倆只有呆瓜才會相信——克林頓從沒有在醜聞裏完身而過，克林頓從沒有不沾一點渾水就過骨，克林頓是曾經因為懷疑作假而被聯邦檢察官斯塔爾多次盤問。克林頓絕對不是因為在經濟上做出成績而美國人民留下了他，情况最吃緊時，美國是曾經討論副總統戈爾接過被彈劾的克林頓入主白宮。

醜聞與謊言

這些言語和動作令二○一二年的香港成為謊言之都。這是巿民大眾感到懨悶的話題，每天就在字裏行間兜兜轉轉，漢字成了為虎作倀的幫兇，從花棚到花槽的字義，從有僭建到沒有僭建到忘了僭建，這是類似小孩朝同伴臉上吐唾沫的兒童幹架，可那些都是食祿幾十萬一個月的特首高官。香港近期政界有一種聲音，說放過梁振英好了，讓他回去集中搞實事。這些話忘了整件事的核心，到底梁振英有沒有犯法，赤柱大宅的神秘空間是什麼。梁粉們所說的克林頓，是一邊接受斯塔爾盤問一邊治國，梁振英一面

如今變成了梁振英的僭建不能再纏着他了，因為再纏下去香港的樓房就要升穿天價就要有人餓死，這種邏輯似乎有巿場，卻渾忘了我城近四十年建立的核心價值是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而不是《禮記》所云「刑不上大夫」。

謊言在二○一二年像傳染病的傳播甚速，六月，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離奇掛屍身死醫院。以「法治湖南」自詡的湖南省委書記周強面對香港記者的詰問說，「李旺陽自殺，這事實是非常清楚的，證據是非常確鑿的。湖南的公民，沒有人對李旺陽死因提出任何質疑，李旺陽的家屬，包括他的妹妹，也表示接受警方的調查結果」。

這是二○一二年七月三十日在湖南長沙周強會見香港記者時的說法，兩個月後，李旺陽妹妹及妹夫對《明報》記者說「從未同意『自殺論』」。何物依法治國，何物法治湖南，彼蒼者天，曷其有極。李敖說，「啐他一口痰」，興許可一泄國人心中之憤，儘管不那麼衛生。

二○一二年我們失去了這些人與這些事，有的你會認識也有的不認識，但他們它們都曾經在我們長成的過程中扮演過一個角色，讓我們對這個世界多一分了解，刻骨銘心，永誌不忘。

誠信integrity 

本是人人皆有，奈何在二○一二年的香港變了罕有之物。在這一年的三百多天裏，誠信被人多次謀殺，長埋黄土

杭思朗 Neil Armstrong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美國東岸那個悶熱的晚上，杭思朗踏上「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月亮表土。除了證明沒有桂樹，也證明了人類只要有理想，沒有不能克服的天塹。小插曲是美國對登月沒有十足把握，尼克遜總統寫了兩份講稿，一份是準備成功登陸時發表，另一份準備一旦出事後發表

李旺陽 

冤死的一名中國人，中共無緣真正大國之列血的證言

華萊士Mike Wallace

他的名字是電視新聞深度報道的同義詞，把攝影機包在衣服裏拍攝實况的偵查報道是他老本行，當面質問世界領袖是他的姓氏。華萊士的《六十分鐘》是全世界被抄襲最多的電視新聞節目，在講究收視率的美國電視工業，《六十分鐘》長期名列十大。大老闆不敢動它一根汗毛，連播出時間都三十年不變的星期日晚上七時

斯瓦茨科普夫 Norman Schwarzkopf

一九九一年聯軍解放科威特司令，聯軍以三百七十八人死亡的代價打敗伊拉克大軍，伊軍死亡可能多達七萬五千人。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開戰之夜，全球觀眾目睹人類史上首次的戰爭電視直播，美鷹派政客由此跌進不能自拔的窮兵黷武泥沼

胡秀英

世界植物學權威，學界尊稱她是「植物學活的百科全書」。二戰後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其弟子嘗言，胡秀英即使年過百歲，一直堅持上山採集標本，每日回中大製作標本，至今已製作3 萬多種。中文大學何其有幸得此良師

山本美香

日本女記者，在敘利亞採訪內戰時殉職。日本經濟實力被中國超越，日本傳媒的世界觀則遙遙領先紅色中國

鄧紹斌

曾經去信董建華要求安樂死，後來堅強生存下來的香港一巿民。他的剛強成為這個城巿的象徵，他從瑪麗醫院遷出搬到深水埗，顯現了強大的生命意志

羅賓吉布Robin Gibb

七十年代流行樂隊比知（Bee Gees）主音歌手，與擅於寫曲的孿生兄弟莫里斯（Maurice Gibb） ，大哥巴利（Barry Gibb）紅透英語世界。三人各擅勝場，羅賓一手掩耳一面唱曲曾是新晉歌手的模仿對象，幽怨的歌聲令一九六七年夏季推出的《Holiday》成為一時大熱，也是六七十年代香港書院仔書院女的身分證明

伊文斯  Richard Evans

中國及英國八十年代就香港前途談判期間的英國駐華大使，一九九三年退休後寫了一部《鄧小平傳——現代中國之路》（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英國外交部當年的「中國幫」三人組之一，另兩人是俱已去世的駐華大使柯利達（Percy Cradock） 及港督尤德（Edward Youde）；後者在港督任內身故，留下的財產少得難以相信

《前程錦繡》劇照

齋藤光正

日本電視劇《前程錦繡》監製。劇中，中村雅俊飾演的津村浩介成了七十年代日本社會提振的象徵。盧國沾為廣東話版本填詞以及羅文雄渾演繹，是傳誦至今的不朽之作

李子誦

香港《文匯報》社長。八九民運北京戒嚴期間，該報社評「開天窗」寫下「痛心疾首」四字。李先生風骨錚錚，敢於向強權說「不」，一代報人當之無愧

韓素音

著名作家，威廉荷頓的《生死戀》藍本即出自韓素音的小說。電影面世四十五年後，香港電影《甜蜜蜜》主人翁黎明的姑姑一生所繫的也是《生死戀》裏的威廉荷頓。但韓素音在文革期間中共治下的中國來去自如，是至今對她政治評價的唯一惡評

勞思光

哲學泰斗，尤長於中國哲學史及當代西方哲學。李怡憶緬他是「對社會有深切關懷，常常不畏權勢也不畏群情地發聲，振聾發聵」的智者

科爾森 Charles Colson

白宮特別顧問，水門案重犯，尼克遜的死忠之士，最後因妨礙司法公正而入獄。鐵窗生涯改變了科爾森，出獄後全身投入宗教活動，服務對象包括囚友。科爾森一生共獲得十五個榮譽博士學位，他的轉變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自傳可見全豹，書名《重生》（Born Again）

南懷瑾

國學大師，精通儒釋道三學，九十年代期間更曾充當台海密使，令傳奇人生更添一分神秘色彩

安迪威廉斯Andy Williams

美國男中音歌唱家，膾灸人口歌曲多如天上繁星，包括極負盛名的《Moon River》。我則喜他的電影《教父》插曲《Speak Softly Love》，四十年代的美國在音符節拍裏顯露無遺

耿諄

抗日戰士，受傷後被俘送到日本秋田花岡當苦工，其間受盡折磨，耿諄率七百人抗爭起義，被日本軍警殘酷鎮壓，當場打死一百一十五人。戰後耿諄送回中國，展開長達半世紀的追索行動，成為中國民間向日索償的第一人

方勵之

中國民主之父。一個天文物理學者，一個本來不理政治都可以終生無憂的學問家，涉足中國民主運動後決不回頭。一九八九年春天，美國總統布殊訪華，美方本擬邀請方勵之參加布殊的答謝宴，中共國安人員半途將方勵之架走，《時代》雜誌以此作為封面故事，題為《那個沒有去晚宴的人》（The Man who Didn't Come to the Dinner）

何炳棣

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論文是十九至二十世紀的英國土地政策，其後轉攻中國歷史，尤精於明清史，學術著作包括《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明清社會史論》，治學自成一格，要求極高

新藤兼人

日本電影導演，早年左翼色彩濃厚，拍成於一九六○年的《裸島》是他最出色的電影，全片沒有對白，以紀錄片手法攝製，講述瀨戶內海一戶農家之苦，人與自然大地的不息鬥爭躍然而出，當年在莫斯科國際電影節得獎，由此鋒芒大露

簡悅強

曾經是港英年代的最高級華人代表之一，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退出政壇後極為低調，老一輩的英式紳士

Whitney Houston

不必用中文譯名，人人都連名帶姓用英文喚出來。九十年代的天籟，黑人女歌手登上流行曲大殿的先鋒人物。縱然有說近年星寂影沉，然而那源源不絕的丹田而出的女聲，為有色人種立下不滅功勳

近親繁殖

劉江華從立法會落選後的雖生猶死到西裝筆挺去政府總部上班的職場復活，說明朝中有人好辦事，把一個政治上判了死刑的落選議員在無業的景况裏給他一份工，於解決失業大軍的角度而言梁振英算是做了一件實事。失意於選舉而最終得到政治酬庸不是沒有先例，彭定康一九九二年英國大選時是保守黨主席，那年保守黨在馬卓安領軍下險勝工黨，彭定康自己卻在選舉裏丟了議席，馬卓安感謝他的汗馬功勞派他來香港做末代港督，而把本來有可能來港的查理斯王子頂出局。不過，彭定康與劉江華不同，當年保守黨是在最後一天翻身力擒工黨繼續執政，是擁有民命的政黨，與今天梁振英只是六百八十多人選出的特首是兩碼事。

類似劉江華的任命，可能未來幾年我們還會陸續看到，近幾個月，人們逐漸觀察出一種委任模式——加入政府或相關機構的，開始出現愈來愈小圈子的現象，從行政會議的組成到高靜芝到邵善波到今天的劉江華，還不計在外頭敲邊鼓的各式梁粉人等。這些人都有相同的一種同質性，就像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陸流行的紅歌《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那樣，「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擁有同一的世界觀和相類的道德價值，「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這種形態下的特區政府核心，必然會出現極其惡劣的弊端：文化大革命過了三十六年，論斷是毛澤東一言堂以外沒有第二種聲音，「走到一起來了」之下，八億人民頭撞南牆不自知。

這個星期本來打算寫日本選舉，《星期日生活》主編說不如寫劉江華。某程度而言，今天的香港政治確也與日本形神俱似。說的是日本政治的近親繁殖，安倍晉三的父親是前外相安倍晉太郎，安倍晉太郎的岳父是前首相岸信介，岸信介的異姓親弟是另一首相佐藤榮作。日本政壇這幾十年都是這種近親關係，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兒子石原伸晃是眾議員，前首相田中角榮的女兒田中真紀子兩度擔任大臣，前首相福田赳夫的兒子福田康夫也做過日本首相，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的父親是做過外相的鳩山威一郎，鳩山由紀夫的曾祖父鳩山和夫做過眾議院院長、祖父鳩山一郎是戰後首相、弟弟鳩山邦夫也是議員。

這種延綿三四代的政治家族，在近期香港以另一種形態出現，香港巿民在政治低氣壓的朦朧當中看到這類人脈：一是梁振英曾經主理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這裏出了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和中策組邵善波，另一層次則是以民建聯為主體的另一重關係，這就是行政會議的李慧琼以及如今的劉江華。雖然人不算多，但這一趨勢在梁振英大宅僭建事件發酵後有愈發明顯傾向，一種在道德觀上只信「自己人」的政治結盟隱然出現，排他性的特質使到香港時光倒流走進大都會罕見的小圈子。

排他性強的小圈子

或許有人爭論說，美國不也是由總統親自挑選自己的班底。這是事實，可只要一旦委任內閣官員和駐外大使，就必須得到參議院相關委員會批准，再交全體投票通過。這是一道難關，奧巴馬為什麼上星期五委任參議員克里為國務卿，原因是他本來提名的蘇珊賴斯不可能在參議院過關。再說，民主黨上台後不一定必然全找自己友當官，奧巴馬入主白宮後的國防部長蓋茨就是徹頭徹尾的共和黨人，老布殊年代已是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官員，小布殊第二任期間委任他掌國防部，到奧巴馬上台全盤照收。再說近一點的台灣，陳水扁首任任期上台，行政院長便是國民黨籍的唐飛。民進黨口口聲聲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結果是找一個在大陸出生的國民黨人做閣揆。

本來，無票在手的梁振英組織自己的政治班底，於操作而言有其考慮，但是從最近入閣的人腳來看，明顯不是單純如此。梁振英組班之初也許未必有此打算，但到了醜聞揭露大話冚大話的冚個不停，梁班子開始顯現與正常政府異化的發展。梁振英的自負（ego）性格在僭建醜聞和社會日以繼夜的追擊中質變，無以承受由僭建而來的巨大壓力，我們看到電視新聞裏的梁振英形神憔悴臉上出斑，壓力令得他的自我保護機制於焉而生——梁振英轉而尋求他信任的人，或是相信他沒有僭建的人入閣或政府組織，人們遂而看到政治上一個比一個左的加入梁班子。七月一日後的梁振英顯然不是一頭狼，七一後的梁振英某程度是箭豬，當外力逼近，箭豬蜷縮身體，把箭豎起。

這是對自己缺乏信心的表現，及至劉江華敗部復活任副局長，儘管不能排除這是特區政府與民建聯之間的政治交換，但我覺得，梁振英在劉江華的任命一事上是自我防衛機制的突顯，比起與民建聯交易的可能性更大。梁振英要找一些完全同意「梁振英並無僭建」的政治人物成為班子成員，班子成員不單要政治忠誠，還要在道德價值完全與他同一陣線。我們看到羅范椒芬的「相信許多家庭都有類似（僭建）個案」，以至蔡涯棉的長篇大論護梁，正是這種道德同盟的體現。無疑，政治上要求盟友忠誠份屬正常，但要求道德價值也要統一，等於把梁振英及其統治變成宗教的一種。

等於把梁振英變成宗教

這是非常危險的走向。當一批官僚對內感到有志難伸，對外覺得遭敵對勢力橫生打擊，最可能的反應，不是自我檢討做對了什麼和做錯了什麼，而是萌生被迫害的妄想。美國近代最雄才大略的總統是尼克遜，與中共關係解凍出於他，與蘇聯裁軍也自於他，一個如此老於經驗的政客，緣何在水門案一錯再錯、再錯到底，終於丟了總統大位，核心就是尼克遜以及他身邊官員都認定，傳媒和民主黨追究水門案是惡意狙擊，於是死士圍攏尼克遜替他擋駕，也為尼克遜走一步錯一步負上重大責任。

這段美國歷史裏的死士是白宮幕僚長霍爾德曼（H.R. Haldeman），是他把所有給尼克遜的消息過濾，他與尼克遜不僅是下屬與上司的關係，而是親密戰友，他甚至可以直呼「那狗娘養總統」尼克遜而不名。霍爾德曼和尼克遜都相信水門案是推倒尼克遜的政治陰謀，沒有及早從正常的理解之下拆解炸彈。反而，在這一過程中，霍爾德曼不惜以身犯險，妨礙司法公正，毁滅對尼克遜不利的證據，包括銷毁長達十八分半鐘的尼克遜講話錄音。霍爾德曼的護主心切得不到好結果，其後尼克遜招數盡出亦得辭職下台，否則就要面對國會彈劾，而霍爾德曼也瑯璫入獄一年半。

梁振英的僭建當然不能與尼克遜在水門案的大錯大謬相比，但人們必須警覺的是，梁振英及其團隊主要核心人物，在僭建事件保護梁振英的言語及姿態，俱令人感到這堵把梁振英重重包圍高牆的存在；如今在官員人選及中策組的人手安排亦看出一些端倪——不僅要政治上志同道合的同志，更要誓此保衛梁振英清白的死士。這種反作用力在社會上愈趨普遍的反梁聲音中愈加強橫，由此衍生「你們」和「我們」的對抗意識形態。

事到如今，這一趨勢只有強化而不會消褪——邵善波高靜芝劉江華的加入，邵善波輕蔑社會意識的高姿態護梁，劉江華的死裏復生當上副局，高靜芝的幾乎成了組織部長，梁振英周圍的死士一天比一天多，他的不忿不服連工聯會黃國健都看得出。這股由不服氣構建的氣牆帶動近親繁殖式的人事佈局，未來，梁振英在圍內聽到的不同意見將會減少，同意他一切並敵愾同仇的將會愈來愈多，從而渾忘初始的爭論，不過是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七條的「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的一個憲制賦予的要求。

不忿不服帶來大衝突

這樣下去，倒梁的步步進迫，挺梁的寸步不退，兩軍短兵相接，隆然巨響之後，「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的日子我們不是沒有經歷過，那是二零零三年的七一大遊行，以及其後兩年董建華下台的政治巨變。當邵善波及高靜芝成為中策組得力成員之後，我對大衝突導致大崩敗的結果愈覺得有可能。今天是二零一二年年末，立此存照。

紅頸帝國

美國是沒有七座位保母車這種成行成巿行業，小學生上學都是坐一種泥黃色單層巴士，車身特別堅固，安全但不快捷，總是慢吞吞在慢線開着。它隨時隨地都可以停車，它一停，附近的車都得跟着停，學生一個接一個下來，看清楚都在行人路上了，黃巴士才開走。美國人有一個笑話：總統坐在他的林肯防彈大轎車裏，車隊沒有讓路給旁邊的黃色校車，總統火冒三千質問司機為什麼不停車，司機說「我們是總統車隊……」，總統馬上說，「去你的，校車上的都是未來總統」。

這就可以理解美國總統奧巴馬周五在康湼狄格州學童槍擊案後四度拭淚，天真活潑的孩子在滿山紅葉的初冬還未過聖誕便已倒臥血泊，二○一二年是極其心碎的肅殺寒天。美國的槍械管制沒有馬上因為血案而加強，雖然奧巴馬在四分鐘長的講話裏隱晦地說「大家應讓拋開政治，採取有意義的行動」，但人們都知道，當鮮血凝冷之後，槍支照舊流竄，共和黨不可能任由民主黨把個人擁有槍支的法例取消或收緊——這是所謂「擁有槍支的自由」，以共和黨的說法而言便是這回事。

槍械在美國很容易買，種類繁多，目不暇給；愈是往南部愈往西走就愈容易買槍，當然也愈容易給人開槍打死。買一桿槍不難，東北部大城巿可能要磨蹭一下，大概要跑五次警局才可以拿到槍證，南部就輕鬆多了，馬虎苟且，一張車牌就可以作為買槍證明，雖然要填通訊地址等等等等，可是買的和賣的都知這是走過場的戲，待到槍進了你口袋錢進了老闆口袋，走出店門海闊天空，人和槍從此消失。

買槍是有竅門，要買所謂「大殺傷力武器」例如美軍用的M16 或東歐盛行的AK47 這類原裝衝鋒槍（assault rifle）很困難，這些都因為是可以自動連發，聯邦調查局看得很緊，每一桿都要有清楚的去處登記、目前在何人手中，店方壓力很大。若是這兩種槍的「運動步槍」型，即同一款槍同一類子彈，只是把連發功能改為單發，扣一下扳機發一顆彈，那是完全兩回事，監管就鬆垮得多。最近二十年，在大大小小槍擊案，兇徒若是持長槍，以這種「運動步槍」的次數最頻密。還有一點，就算「運動步槍」要改為全自動連發也容易，前一陣子電視台有節目講美國一家槍店的紀錄片，天天槍進槍出，都是客戶上門改槍，就跟上門買瓶汽水差不多方便。

建於槍文化上的國家

支持擁有槍械的美國人會說這是天生權利，於某程度來說此語非虛。美國是建立在槍支文化上的國家，美國有今天和槍有着切肉不離皮關係，獨立戰爭開槍，南北戰爭開槍，一戰二戰都開槍，韓戰越戰也是開槍，兩次波斯灣戰爭是開槍，文化論者可以抬出一百部書一千篇論文論述美國槍的文化，這裏不擬贅述。我想說的是，為什麼美國開國二百四十年四個總統死在刺客槍下，八個總統以及不計其數的政客負傷，到今天仍未能禁制槍械。

這固然有前述的槍械文化，但也有地域上原因，南部西部盛行槍械，是因為牛仔歷史，在德州生活過的都聽過Red Neck（紅頸）這類人，白人，大塊頭，開着一架美國人叫pick-up 的小貨車，車上一桿雙管獵槍。這種人千萬不要惹他，他們的上幾代很多是這樣天天帶槍上路，遇到看不過眼便來一槍，打印第安人打黑人都一樣。禁之不絕，是因為美國憲法修訂案第二條「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監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國家的安全所需，人民持有武器的權利不得侵犯）。這是美國今天有二億五千萬桿槍流通的背景，僅比三億人口少些許。

不過，這些都是背景，不是主要因素，核心是一個勢力龐大組織「全國來福槍協會」，簡稱NRA。這個十九世紀成立的支持槍械組織財雄勢大，在政治捐獻尤其活躍。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後，NRA 在聯邦層面用了極大努力游說讓民航機空中服務員帶槍上機，支出達二百七十萬美元。二○一○年中期選舉，NRA 捐了七百二十萬美元給支持槍械的政客；從二○一一至二○一二年，NRA 捐給共和黨議員約五百來萬美元，但用在反對民主黨人的卻超過一千萬美元。這條數三歲小孩都能看出端倪，NRA 能夠在美國立法機關來去自如，就是無遠弗屆的金錢子彈擊倒反槍械的民主黨人，以及讓支持槍械的共和黨人吃得肚滿腸肥。

NRA 美軍火業守護者

NRA 在網頁上開宗明義自稱是「美國憲法第二修訂案守護者」，其實NRA 是美國軍火業的守護者才說得過去。美國每年依正式渠道出售的槍械約五百萬支，以平均五百美元一支，這是一筆二十五億美元的大生意，還不包括其後的子彈。槍店和槍械製造業養活大批人口，當然，更大的殺人生意是另一回事，比如製造戰機大炮的軍工產業也吃得滿飽的，中間的層層中介使得美國納稅人當了幾十年冤大頭——美國國防部辦公室買回來的咖啡杯，九十年代鬧出採購醜聞，一個索價二十五美元，一個鐵鎚要近百塊錢。這些巨大的生意後頭是巨大的分贓集團，無論在經濟上或是政治上皆然。

反對管制槍械最大助力來自列根，他是NRA 忠誠支持者，是這個組織近三十年來最有力象徵，列根毫不赧顏為NRA 出聲出力，任內八年都為保護NRA 的「生而擁有槍支自由」活動，他收到的政治捐獻NRA 佔了相當部分。受人錢財替人消災，加上極右翼本質，列根與NRA 可謂相逢恨晚，水乳交融。可是，事實往往並非盡如人意，不以個人主觀意志為轉移，就在列根上台只兩個月的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日，二十五歲青年欣克利（John Hinckley, Jr.）在華盛頓街頭行刺列根，好在保鑣麥卡菲替列根擋了一顆本來致命的子彈，但他仍得滿身鮮血送院急救。事件中，列根發言人布雷迪（John Brady）捱了一槍，倒在街頭一動不動，美國傳媒一度誤報布雷迪已死。送到醫院後，布雷迪挺過生死之關，但下半身完全癱瘓，連辯認人都有困難，這位白宮發言人從此退出政壇，轉而從事與舊老闆列根各走一端的公益活動——支持禁制槍械。布雷迪和太太組織The Brady Campaign to Prevent Gun Violence 組織，此志不渝推動管制槍械。在他中槍十一年之後，美國國會通過Brady Handgun Violence Prevention Act（布雷迪法），這是美國管制槍械的重要里程碑，根據法案，任何人購買手槍都得等候一星期，作用之一是讓執法部門對購槍者背景仔細核查，作用之二是使得購槍者的憤怒情緒在這七天得到緩和。

美國政治權力來自民命，但槍支在這一進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永遠都撲朔迷離。總統甘迺迪一九六三年在德州達拉斯遇弒，到底是有多少支槍朝他開火，是官方說的朝着頭部的一槍，抑或後側的一響，至今依然是不解之謎。五年後，他的弟弟羅拔甘迺迪遭槍殺，兩顆子彈在兩個不同方向飛來，兩兄弟死得不明不白，成為永難水落石出的懸案。就是一九八○年列根遇刺，槍手欣克利家族和當時擔任副總統的布殊家旋甚有淵源，是布殊的捐款人，欣克利真的是個情迷女星茱迪科士打，開槍殺總統以吸引她注意的傻小子？當然，事過境遷物換星移，沒有人再有證據可以說明什麼，但是如今回想，所謂的殺甘迺迪兇手奧斯華德，被捕後押往法庭途中，被舞廳老闆魯比在電視攝影機前開槍打死。魯比被捕後不服上訴，卻在上訴庭召開前夕突然病故。美國今天可以說自己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然而這幾宗涉及槍支的政治謀殺，在這個自由神像國家蒙上黑紗。

全球七成八軍火出口生意

軍火文化是美國文化體系主要特色，日常用語都不乏涉槍帶炮，水門案名句「冒煙的槍」（smoking gun，意指證據確鑿）便是一例； 「強權即真理」的世界觀亦因此而生。美國向內向外出售武器，對世界各地以及美國人民帶來生離死別的痛苦，去年全球軍火出口生意約八百五十億美元，美國獨佔七成八。美國保守派矢言捍護憲法第二修訂案，說詞是保護自身以及由此伸延出來的本國安全，然而卻就是美國的軍火令世界更不安全，衝突熱點沒少幾個，中東依舊烽火連天；槍支文化令美國國內屢生槍擊慘案，涉及開槍案件一年超逾兩萬宗。奧巴馬在白宮簡報室為無辜橫死的學童而淚潸潸的同時，也應為美國軍火在海外帶來的生靈塗炭而汗涔涔。

五賊

漢陽大學在南韓首爾城東區，一條斜路把學校切成東西兩半，二○○五年我再到的時候已沒有八十年代第一次到訪那股嗆人催淚氣體。漢陽大學是私立學府，工程學院在南韓排名第一，喜愛南韓電影的也許會記得這是李英愛和李秉憲的母校；於我來說，漢陽大學印記最深的，除了催淚彈還是催淚彈。

初去漢陽大學時的南韓仍在軍特獨裁年代，那時距離一九八○年光州事件十年不到，盧泰愚和全斗煥還是南韓至高無上的領袖，學生卻沒有承認這兩個人的管治，天天都在校園示威，周末走上街頭。漢城的大街寬闊得可以讓飛機升降，有一條叫德黑蘭大道的比北京長安街不遑多讓，大路另一端是美國大使館，外邊長年累月停泊了十幾架警察大巴士，全身黑色制服的警員就在那裏站崗。

光州事件是發生在一九八○年的民主運動，南韓軍隊在美國默許下開着坦克進城，肆意屠殺學生工人示威者，死傷超過五千人。學生一直鍥而不捨要算清這筆血帳，警察派出精於跆拳道的特種部隊，闖進戴眼鏡的年輕身體群裏揮拳踢腿，學生叫這些人「白骨團」；抗爭重地漢陽大學的催淚彈氣體，在暑假學校空空如也時竟聚而不散。八十年代國際特赦組織統計，南韓警察一年用了超過八十萬個催淚彈。

南韓這個月就要選總統，一個曾經以為永遠甩不掉獨裁的國家已經是第N次民選總統。這是南韓人民的選擇，是經過抗爭血路走出來的金光大道。

二○○五年五月初的一個晚上，我在慶州一家小旅館看了整整三個鐘頭的光州特輯，那年是光州屠殺二十五周年。慶州在南韓東南，是朝鮮歷史上新羅王朝的首都，這個地方繁盛遠不如首爾，然而恬靜得很，連汽車開過的聲音也是寂然而去。

電視上的盧泰愚在光州事件時還不是總統，他是南韓特戰部隊司令，從前線把部隊調回光州，進城恣意屠殺的便是他的兵。光州特輯在最後一節把死亡民眾逐一打出他們的姓名，伴隨着的是一幀幀年輕的黑白半身相片和墓碑上的瓷照，電視旁白說，我們虧欠這些人太多。類似的特輯隔幾年製作一次，南韓人民對那些血腥鎮壓有着超黨派的感受，這是以鮮血寫成的國民教育。第二天，我們到慶州山上的古寺，恰巧來了十幾車的郊遊小學生，圓圓的笑臉上是幸福的倒映，二十幾年之前，比他們只大十來歲的哥哥姐姐為了他們的今天倒臥血泊。

民主沒有即食快餐

那天在電視上看到劉霞接受美聯社記者訪問的影片，空洞洞的房子裏一個剃了光頭的女子獨自在哭。那是情感抒發的嚎啕，壓抑兩年的感情在四個外國人面前猶如缺堤般一瀉而就，站在我旁邊看電視的年輕同事輕蔑地說了一句「這個政權」。相比今天的南韓，中國以及香港的民主路遙遠得多，但連曾經下令軍隊屠殺示威者的南韓都能夠享受民主，實在沒有理由會對自己失去信心。南韓的今天是長年的民主運動積累而成，沒有即食民主快餐，也沒有不流一滴汗就一蹴而就。今年南韓大選，熱門人選裏有一個叫朴槿惠，她的父親是七十年代南韓獨裁總統朴正熙。看到這個名字，很難不想起七十年代流行甚廣的《五賊詩》和《魍魎歌》，如果說光州屠殺是南韓民主長路的鮮血，這兩首朝鮮古體長詩便是路上的白花。

我曾經為這兩首詩多年前與南韓駐港官員聊過，我有興趣知道的是長詩的作者金芝河如今何在。《五賊詩》是以朝鮮古典文學手法寫成，口語方言兼備，同音字擬態語齊出。「五賊」在朝鮮歷史上是有名堂的，最初的「五賊」是說上世紀初李朝年間朝鮮面對日本侵略的顢頇，一九○五年，日本伊藤博文挾着大敗帝俄艦隊直指朝鮮，要求朝鮮與日本簽訂《保護協約》，說穿了便是要朝鮮成為日本殖民地。李朝皇帝召集百官會商，伊藤博文竟帶同日本憲兵直入王宮，質問正在開會的朝鮮官員對《保護協約》取態。各官之中，唯有五人表示同意，伊藤博文翌日到朝鮮外交部門，強迫簽署《乙巳保護條約》，也就是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條約。自此之後，朝鮮陷於水深火熱，五家共用一張菜刀的日子持續半世紀，朝鮮人民痛恨五大臣出賣國家，從此不名而稱之「五賊」。

金芝河的《五賊詩》說的是現代五賊——漢城有五大劇盜，搖身一變成為財閥、國會議員、政府部長等身分出現，中飽私囊，隱喻軍政財閥勾結。這首詩把五賊的名字都加上了狗爪部首，極盡挖苦能事，但全詩卻又嚴肅指出南韓在沒有民主下的悲狀，「西山日落，客愁愀然，河水染赤，血潮蜿蜒」。《五賊詩》在雜誌《思想界》刊登，甫刊出即大銷三十萬，南韓軍警拘捕金芝河及雜誌兩名負責人，控以「通敵行為」，最重者可以判死刑。其後在美國介入下金芝河免於一死，可是剛出牢房他寫出更長的《魍魎歌》，「當今之世，惡鬼橫行，無飯可吃，無衣可著」。這一次，金芝河被抓去判了八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等向國際公開呼籲向南韓施壓釋放金芝河，南韓充耳不聞，八年後刑滿出獄。

朴正熙官商勾結始作俑者

今年選舉的走勢，朴槿惠很有可能乘着執政黨新國家黨的風勢成為南韓第一位女總統。南韓社會對朴槿惠的態度很複雜，朴槿惠的父親朴正熙是南韓獨裁年間的總統，如果把「南韓總統」和「獨裁」鍵入搜尋器，出來的就是「朴正熙」這三字。儘管朴正熙為了南韓的經濟發展出力甚多，可他卻在政治及民主發展這條路上把南韓戕害淨盡，今天人人都喝打的官商勾結，始祖便是朴正熙年代的南韓。當時南韓開始推行重工業，朴正熙的做法就是指示銀行向某些戶口專供低息貸款，等於是要銀行把錢送給企業。這些迹近壟斷某一行業的企業負責人，很多是朴正熙政權的退休高官或將軍。這種畸型發展成為南韓經濟起飛的典型，今天走在南韓街頭，類似的典型仍然留有殘迹。朴正熙通過這種手段培植親政府的財閥，再以「經濟發展重於一切」為抗拒民主的藉口。

然而南韓的民主運動從沒稍歇下來，有人促狹的說這是朝鮮民族的高麗棒子性格使然，其實並非如此。今天香港的社會運動以及民主派都缺乏南韓社會那種傳承，南韓爭取民主的精神從學校流轉到社會，三十年前的民主運動驚天動地，當年的學生如今已是耳順之年，然而民主的追求從未停止，成為社會上的一股強大力量。必須指出，南韓民主從來不是以姓氏示人，不能說黨名有「民主」二字或稱謂有「民主」便是代表民主，連金大中的政治立場都曾經受質疑，這說明了南韓的民主之途「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是靠與軍警催淚彈拚命掙回來的。

南韓民主是在暴力打壓下茁壯成長，從五六十年代的萌芽期，七八十年代的鞏固期，以至於九十年代的收成期。這中間，學生的參與成為喚醒社會的號角，更重要的是，大批社會民間團體，通過勞工和環保議題帶動討論，從而涉及更深更廣的民主運動。一極多元的架構，大量民間組織統合力量，組織巨大的反對派統一戰線，在如斯廣大的群眾壓力面前，極權政府只得向公眾的民主訴求妥協，這種民眾主導模式帶來了朝鮮半島的春天。香港的民主道路與南韓大相逕庭，先不說形民主實親共的A 貨民主派，光是泛民便有精英派的公民黨及草根派的社民連，在最近的梁振英僭建醜聞，泛民東林黨式的「遇事輒生異議」拖住後腿，到頭來幾乎什麼都做不了。

血汗爭民主非民主櫥窗可比

民主運動不會是平坦大路，在特區政府偷襲通過長者津貼的翌日想到的是，這句話在未來四年半必然合用。昨天清晨，電視台不斷重播前晚立法會的爭論新聞片，翻出《五賊詩》和《魍魎歌》重讀，想到這些年在新聞照片看到的南韓學生，二○○五年灣仔街頭令人動容的示威韓農，還有七年前那晚上在慶州呆看的光州特輯，縱然朴槿惠最終勝出大選，就是說萬一朴槿惠想重走父親的舊路，讀過《五賊詩》光州流過血漢城吸過刺眼催淚氣的南韓人民是絕對不會允許的。南韓民主之道迤邐四十年，流的血汗比斜躺沙發上爭取民主的地方要多，不是那種滿是賊子的廉價民主櫥窗所能想像的。

從《寒戰》到寒戰

電影技法《寒戰》是難以比得上十年前的《無間道》系列，倘是說《寒戰》是《無間道》以降最出色的警匪片也許還有討論空間。當然，更多的討論是《寒戰》裏所謂犯駁之處，有從唯美角度出發，指出架構上梁家輝不能管郭富城或者說郭富城不可能以副處長之尊帶着高級警司執行任務。然而電影藝術就是如此充滿矛盾及幻象，蒙太奇在現實生活裏根本無法以言詮意，強如哥普拉在《教父》第一集也有令人搔不着頭腦的劇情與事實的質疑（電影製片半夜起來發現牀上的半截血淋淋馬頭，驚嚇是夠驚嚇，但真的可以把半張牀大小的馬頭塞進被窩而製片家不知？）。

因此，這點必須疑點利益歸於被告，適度強化劇本效果的電影藝術就是這樣。《寒戰》前半段鬆後半段太緊，說故事能力稍差，我懷疑這部電影至少拍了二十萬呎菲林，從後半段剪接可以看出端倪——怱怱而就，以前半部的細致劇情鋪排，後半部不可能單憑天台上安子杰槍殺林家楝以及梁家輝彭于晏這對警察父子幾句對話如此草草了事。如果多給電影五分鐘時間，相信更容易令觀眾感到暢順明白，無負於前半段拍得緊湊的劇情。

片中有幾個鏡頭是意在言外，其一是劉德華飾演的保安局局長說「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其二是梁家輝與郭富城在警察總部以警例爭論誰可以指揮行動。前者在電影中全段刪去亦無大礙，可是就在全片只有一百○二分鐘、緊擠得把梁家輝彭于晏對話剪得七零八落也要劉德華說出這段與整部電影風格完全不相配的講話；後者則完全與一九九五年丹素華盛頓的《紅潮風暴》（Crimson Tide）核潛艇指揮官與執行官的爭拗一模一樣（最後一場梁家輝與郭富城在政府總部外的對話，也是照跟《紅潮風暴》不誤）。即便如此，這仍然阻止不了我給導演的敬禮。

導演梁樂民和陸劍青有說是新人，第一部電影拍成眾人談論的焦點已是成功了一半。我找遍報章雜誌都找不到這兩位新進導演的深入訪問，因為電影拍得怎樣可以有不同詮釋，可是在香港今天正在討論「香港法官不諳國情」以及中策組膨脹得浸浸然儼如前清軍機處的政治低氣壓之下，劉德華的「核心價值」和梁家輝郭富城的due process（合理程序）爭論，就顯得格外的彌足珍貴了。

《寒戰》的政治言語看似不多，但在一些關節眼上往往成為劇情伏線。先說劉德華「核心價值論」一幕，有說導演藉劉德華和楊采妮的對話向香港新聞記者施以夏楚。我不覺得有這種隱喻，相反，我留意到在喧嘩嘈雜的記者質問背景聲音裏，連續五條問題包括最後那條以普通話發問的一條都是有的放矢，儘管飾演記者的臨時演員外形蕪雜了一些，但這些一個比一個緊逼的質問，從警方高層是否被廉署拘捕以至保安局長需否負責，令並非香港本土的觀眾定必心有所感——原來香港警隊高層是可以被拘捕，原來連保安局長都不能過問廉署行動。這些場口向香港觀帶來一個提示：你們居於的香港，一句話就可以下令「膊頭兩粒花以上的全部上晒嚟」的副警務處長梁家輝縱然一臉不悅都得去廉署小房間飲咖啡、香港記者是有權（entitled）這樣對着局長高聲詰問而毋須退縮恐懼報復。

政治語言成為伏線

我想，梁樂民和陸劍青兩位導演有可能的話，說一下劉德華這段戲在全片早已緊逼的時間和空間裏為什麼非剪進去不可，是劉德華的賣埠力抑或是劇情需要。更重要的是，這一場景的政治文本從何而來，是最後才寫進去，抑或早就有這一幕。電影帶來的衝擊，不是天橋上的子彈橫飛或是彈殼跌在地上的金石撞擊音效，而是觀眾在漆黑的電影院大堂內，對銀幕上和銀幕外的一切思考。尤其是當這部電影上畫之際，正值前律政司長梁愛詩的「法官不諳國情」懸掛太平山上空的政治低迷日子——什麼是國情？

《寒戰》裏高級如副警務處長都被廉署帶走是否國情、抑或這只是英國殖民主義留下的地雷。以近年大陸發生的連串慘案比對，李旺陽離奇身死之後，湖南省委書記周強在他治下的「法治湖南」一再強調李旺陽死於自殺，後來香港記者找到李的家人說從未同意官方的「自殺論」。電影院的空間往往可以讓觀眾在自我世界裏閃過念頭：國情是否便是周強說的那種「依法辦事」，抑或廉署一個毛頭小子把委任證舉起就把老差骨不吭一聲帶走的港情才是我們需要的？

不能否認《寒戰》的電影拍攝技術相當優秀，打光鏡頭一絲不苟，林家楝和郭富城在辦公室互套底蘊一幕，有着荷李活大片《選舉風雲》的水準，這和導演刻意要帶動明亮的電影質感有很大關係。事實上，全片很多室內戲是在落地玻璃辦公室拍攝，這是香港電影近年的特色，去年《竊聽風雲二》也是如此。這是導演的胸臆所懷，也與電影欲帶出的積極本質有關，陽光入屋是理性主義突顯，暗喻rule of law的至高無上。

片中一幕，當郭富城準備以投票方式從梁家輝手上奪回指揮權，一個中鏡直落是兩人一左一右大聲讀出他們所能仗倚的警例。這一段似曾相識，《紅潮風暴》丹素華盛頓以海軍條例廢除上司真赫曼的核潛艇指揮權，幾乎與《寒戰》此幕二而為一。儘管爭論的梁家輝和郭富城都有全副武裝的便裝及軍裝警員站在身後，但君子動口不動手，強悍如梁家輝這CID man 也只能根據警例來爭論而不會動手動腳。令人會心微笑的是到最後是以投票決定誰才有權，在中共長久以來的「槍桿子裏出政權」政治執迷裏，兩個香港最高級武官的火爆爭辯最後是以一人一票決出勝負，觀眾如我者感到這是對今天香港政治的極大反諷。

《寒戰》可以說是警匪片，但它帶出的另類意涵卻與《無間道》截然不同。《無間道》是人鬼之間輪迴，正邪之間只差一線，政治意涵要到第二、三集才若隱若現，包括第二集最後一個鏡頭曾志偉在回歸煙花之夜熱激盈眶，第三集陳道明與梁朝偉的平等中港關係也溢於這表。不過，這都是十年前的往事，自由行和CEPA 仍未降臨，中國那時仍未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北京對港政策仍是前七一的寬鬆大度，因此，尖東小混混曾志偉看到玻璃窗折射的煙花景象憶起亡妻劉嘉玲眼泛淚光而不覺其阿諛奉承，吳鎮宇在香港仔海鮮舫與政協握手之際被捕我們也不覺其沆瀸一氣。

可是，十年來流水落花之後的香港，不再是《無間道》年代的那種中港互信，英國人留下的合理程序也告禮崩樂壞，梁愛詩拒絕到立法會，解釋是因為「恐怕麥卡錫主義」云云，稍為懂得美國歷史的都會啞然失笑，而這些，不幸在最近七天的香港漫山遍野撲將過來。

《無間道》之後的十年

一齣電影可以折射一個年代的特徵，警匪片因為包涵公權力（警察）和規範（法律），比起其他片種更能勾勒時代意義。七十年代美國在越南泥淖雖生猶死，脫序失控，保守思想開始冒頭，奇連伊士活的《辣手神探奪命槍》以三藩巿警探哈利為主線，以一桿大口徑點三八密林手槍以暴易暴，成為全球警匪片的學習為本目標。

爾後警匪片都無法走出這一框框，發揚光大則更而有之，查理士布朗臣的《猛龍怪客》則是把《辣手神探奪命槍》更推上一層樓，遇神殺神，遇佛殺佛，美國七十年代的社會失控造就了這類警匪片。香港警匪片也是跟着西方走，吳宇森一九九二年的《辣手神探》槍戰連場卻抽空時空背景，彷彿發生在某年某地而不是香港。到《無間道》出現，走出以本土為經，以心戰為緯，寫出只有在西洋菜街才有的香港本土特色。《無間道》第二集開始時陳冠希在廣東大戲鑼鼓喧天中走進油麻地舊樓槍殺張同祖，香港警匪片終於找到自已的根。

梁樂民和陸劍青的《寒戰》則在本土化之上往前走，他們的企圖心比起《無間道》系列更恢宏，通過電影，他們盼望重建香港某些固有價值，包括前述的法治及合理程序。在《寒戰》中，這兩點的顯現稍覺突兀，這是電影技術未趨圓潤的結果，但有心人的想法已是明顯可見。因此對導演的訪問便更有必要，如何觀察並記錄當下的香港，是為《寒戰》總結的必須。這幾年，香港電影人也有不少通過作品，希望透現出編導的香港感覺，然而不是失諸眼高手低便是力有不逮，九七回歸前陳果是做到的，之後的皆入於漫漫摸索，這既由於回歸後相當一段時期的政權順滑交接，無法編寫出徐克八十年代末在電影工作室所言，劇本精要在於「如何成功，如何失敗」這八個字。十五年的大部分年頭，我們擁有的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如何成功」，與「如何失敗」相去甚遠。可是今天這八個字都似乎都齊全了，劇本已經一揮即就，結局是悲是喜，俱在七百萬巿民之手。

悲喜結局盡在巿民手

《寒戰》戲名取自戲中梁家輝的反恐行動代號，英文片名Cold War，原指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東西方集團國家的對峙，百萬大軍劍拔弩張，亦是自由與極權的意識型態對立。「寒戰」二字語出有典，明朝陸灼《艾子後語．凍兒譎諫》：「艾子見之，褫其衣，使跪雪中，寒戰之色可掬。」《初刻拍案驚奇》：「其中獨有一個半老的，面如土色，一身寒戰。」寒戰，亦稱寒顫，因寒冷而戰慄，意在戲外，說的莫非就是今天的香港政治寒潮？

中共死穴

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中國，這是二戰後第一位訪問中國的美國在任總統，這年也是大選年，尼克遜對手是民主黨參議員麥高文。這場選戰，尼克遜雖是在任總統，但卻無主場之利，因為美軍和南越阮文紹政府軍在越南節節敗退之際，麥高文提出要美軍撤走的政治訴求，爭取連任的尼克遜及共和黨面臨極大壓力。同年，華盛頓水門大樓的民主黨總部發生竊聽事件，警方拘捕五名與共和黨競選團隊有關的男子。尼克遜顯然亟欲在選戰年打出一副好牌壓倒民望極高的麥高文，他有個想法：訪問紅色中國。

訪問紅色中國比訪問蘇聯更困難。美蘇有外交關係而美中沒有，蘇共領袖赫魯曉夫到過美國訪問，尼克遜當時以副總統身分接待赫魯曉夫。政治競選和廣告行銷很大程度是二而一的事，尼克遜要求的是「石破天驚」的外交舉措，他想起了中國——難度及稀有度都遠比訪問蘇聯高。美國面對的難題是，重視面子的中共絕不會公開要求「美帝」來訪，但中共極其恐懼並痛恨台灣獨立，且對美國一直有所懷疑，覺得華府是台獨幕後黑手。

這是極為微妙的外交戰，美國有需要拉近與中共的關係，因為尼克遜要大選連任，因為要聯中抗蘇；中共有需要拉攏美國對抗北方巨人蘇聯。本來這是家家有求的牌局，但美國抓住中共的死穴——台灣獨立——由此欺身直進，換來中共默認美國勢力留在亞洲，一直至今。

族裔及地方獨立都是中共的夢魘，在這骨節眼，中共往往要一種比聯合國憲章更穩妥的保證，而往往有了這種保證後是更多的保證要求。在過往極長的一段時間以至到現在，台灣獨立這個課題是中共與外國交往的主要交涉內容，目的只有一樣：要求對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幾乎可以說，只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政府以及不支持台灣獨立，萬事有商量，否則撕破臉皮在所不惜。類似新聞常有見報：某國主辦國際活動，同時邀請海峽兩岸參加，可是只要看到台灣一方掛出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或自稱中華民國，中共小則施壓主辦方面撤旗及刪除中華民國稱謂，大則即時退出活動。

導演李安在半自傳《十年一覺電影夢》曾有一段：一九九三年的四十三屆柏林影展，大陸和台灣的官式稱呼令主辦當局頭大。最後評判團對李安的《喜宴》和大陸導演謝飛的《香魂女》給了同分，主辦當局很小心，如履薄冰，怯怯的問評判團主席張藝謀，張說一同得獎，「所有中國人都會高興」，這才出現雙冠軍的皆大歡喜結局。

美國畢竟是世界霸權兼帝國主義，看穿中共對國內任何地方獨立的不安，於是力點就壓在這之上。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遜訪北京，第一天會晤毛澤東，尼克遜想從毛澤東身上就台灣問題和越南局勢套出幾句話，但毛很厲害，沒有正面回應，「只想討論哲學問題」。不過，毛後來向美國來客露了對台灣的態度，「其實我們的交誼，比你們與他的交誼更長」，這裏的「他」是指蔣介石。周恩來再加一段，「一般來說，我們稱呼他是蔣幫，他們叫我們共匪，反正我們就這樣罵來罵去」。

看穿中共又食又拎

尼克遜不得要領，第二天二月二十二日，尼克遜和基辛格與周恩來實務會談，談了四個鐘頭。尼克遜搶佔話語上風，甫開場即提出基辛格上次訪華的五點對台灣原則。尼克遜是律師出身，進退有致，先放出美國的五點立場，而且每一點都把話說到中共心坎。根據美國在九十年代末解密的部分文件，這五點足以被台獨人士認為「台灣被出賣」的證據。這裏把「被出賣」加上引號，是因為美國留了後着，在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後殺中共一個措手不及，就像廣州俗話說的「又食又拎」——「食」是以中共最渴求的美國反對台灣獨立為餌，讓在越南敗得灰頭土臉的美國留在東亞；「拎」是美國依然把台灣操控在手，繼續以此敲打中共，直至今天。

這五點原則堪稱近代外交精華所在，值得研究中美關係以及台獨、「港獨」人士細心琢磨。尼克遜先說，「基辛格博士上次來的時候，曾提出我們同意的五項原則，我完全贊成這些，總理可以相信我們，不管我們在其他議題有何說法」（and the Prime Minister can count on that no matter what we say on other subjects)。第一點原則：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只要我能控制我們的官員，「台灣地位未定論」就不會有人再說。第二點原則：我們不曾也不會支持台灣獨立運動。

第三點原則：我們在逐漸撤出台灣時，我們會盡其所能，阻止日本進入台灣（discourage Japan from moving into Taiwan）。

第四點原則：我們支持任何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法，也不會支持台灣政府以軍事手段重回大陸的企圖。

第五點原則：我們希望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我們知道台灣問題是關係正常化的障礙，我們會努力設法達成此目標。台灣《中國時報》華盛頓特派員傅建中指出，這些解密檔案，有小部分還未完全消密，在尼克遜的五點原則，第三點即阻止日本進入台灣的一條，原文的下半部未有公開，正是因為所有對話內容都公開，唯獨這半條保密，肯定是一步後着。這五點原則粗中有幼，綿裏藏針，單是前言那句「總理可以相信我們，不管我們在其他議題有何說法」就是一個大窟窿，只要周恩來同意美方五點原則，美國在外邊講什麼地區局勢天下大勢甚至中美關係，中國都只可以根據這段話「相信美國會恪守原則」而不能發作。至於第一點「只要我們能控制我們的官員」更是陰險，等於暗示美國總統不能控制官員，而由得他們再提「地位未定論」，這又是暗招。根據美國憲法，外交權屬總統，國務卿極其量是執行總統指令的高級官員，尼克遜這番話留有後手明顯至極。

尼克遜江山歸我取

這五點原則，對一九七二年剛從林彪墮機的文革亂局中清醒過來的中共是天跌下來的大禮，尼克遜到北京前的四個月，中共加入聯合國，正式擁有國際舞台地位，西方國家開始與台灣斷交轉和北京建交。把台灣趕出國際社會以及斷絕其「中國」法統是中共最主要目標，次要目標是阻止失去國際人格的台灣走向獨立。這既是趕狗入窮巷，卻又不許狗回頭撲咬，倘沒有美國合作，單是阻止台灣獨立這環便很難達致，如今是尼克遜捧出五點原則願意媾和，中共很難不喜出望外。尼克遜見一計已售，接下來就是戲肉——由於中共當年力促美國退出亞洲，而美國剛在前一年的一九七一年與日本延續《安保條約》，引起日本社會巨大反彈，中共也有遙作聲援。尼克遜開出底牌，「美國可以退出日本海域，但有其他國家從中得利。

中美兩國對日本的軍國主義都有痛苦的經歷，我們希望能讓日本從過去的軍國主義特質中產生永遠的變化，如果美國對日本的影響力減弱，我們將無法保證這種變化」。尼克遜這番話，只有梟雄才能說得出，那是「江山歸我取」的謀略。雖然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索羅文（Richard Solomon）寫過一部專門解構中共談判行為的《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 Pursuing Interests Through 'Old Friends' 》，但真正談判高手是美國人。

尼克遜訪華距今足四十年，當年在談判桌上的主力在世的已不多，但美國那時要的東西，一直一件不漏長存至今，包括美國仍然留在亞洲，而且留在亞洲的美軍，某程度比四十年前更強大，駐日美軍航母從常規動力升級至核動力，打破日本的核禁忌。中共雖然也得到美國的某些承諾，包括台灣仍未獨立以及中美建交，然而，尼克遜在一九七二年會談中留着的尾巴，在一九七九年給中共一記悶棍：美國當年元旦與中共建交，四個月後，美國國會以國內法通過《台灣關係法》，卡特總統迅速簽署生效。《台灣關係法》強調美國應視台灣與其他主權國家（foreign countries, nations, states, governments, or similar entities）擁有同樣待遇。美國一九七二年中美會談時，留給自己的延後利益這時才讓中共着了道兒，原來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不是別人，正是美國。

中共着了美國道兒

因此，當中共對「港獨」如斯緊張兮兮，循歷史觀照視之，這是中共吃過美國苦頭後的過敏，不值得大驚小怪。四十年前，台灣仍在蔣介石的高壓統治下，電視上說台語被視為大逆不道，推動台灣獨立的下場往往比裏通共匪更慘，那時的中共已先天下之先防止台灣獨立。從韜略來說，尼克遜看到這是中共死穴，假情假意反對台獨阻止日本進駐台灣，換來中共加入反蘇統一陣線；當蘇聯江河日下，美國就通過實質支持台灣脫離大陸的《對台灣關係法》。

美國對中共的研究，比中共對自己的研究更精準深入更能直面自己，因為中共無法跳出反台灣獨立的框框，對外政策一旦遇上台灣問題便處處受制。美國向李登輝發出訪美簽證，中共暴跳如雷，要舉行導彈軍演；美國政客說一句反對台灣獨立，中共便如獲至寶笑不攏嘴。這種施壓於一點而令中共受制的國際政治力學，是美國獨家，別無分店。中共新班子上場，外界期許習近平是政治強人，這點須待時日驗證，但美國肯定會馬上求證「台灣獨立」這招是否仍然頂用，暌諸十二年前初上任的小布殊也提過「美國保衛台灣論」，中美再度過招之日可期。

港獨？

忽然之間，香港好像明天就要從中國分裂出去，從京官到港官都在談「港獨」。彷彿這個城巿過兩天就會打着另一面旗派人到各國駐港總領館表達香港建國的背景要求予以承認，隔幾周遣人去聯合國總務委員會要求把「香港獨立」議程送交表決，提出以獨立成員身分參加明年秋季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並且發表演說。

光寫上面這百把字都夠累了，何况是付諸實行？就憑網上那些青年和百來面港英龍獅旗，香港就能夠獨立？恐怕連扛着龍獅旗的那些也不曾想到，只是這兩下子自得其樂的行動就惹毛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

香港能獨立嗎？也許有人認為這是偽命題，不可能實現。或許有人認為我的質疑有主觀成分，不妨試試這樣表述：台灣有二千多萬人，有空軍海軍陸軍，有自己的經濟體和支持台獨甚力的李登輝。這幫人後面是日本撐腰，李登輝金美鈴都是吃日本米長大的台灣人。台獨有理論基礎，從和平台獨到激進台獨都有，蔚然大觀——前者是發表《台獨自救宣言》的彭明敏，後者有「引刀成一快」的黃文雄；前者在月黑風高之夜被美軍從特務環伺的寶島帶走，後者在康乃爾大學念書時曾在紐約行刺蔣經國未果。接下來的發展是：彭明敏無法獨立建國，李登輝當總統時連一句「台灣獨立」都不敢說，黃文雄之後去了日本變成作家，繼續紙上台獨。至於台灣，仍處東海一隅，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仍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天天唱。

中共忽然對「港獨」之說如斯緊張，讓人搔不着頭腦。「香港獨立」這句話到底有誰說過，倘是把高登網站的幾句發泄言論都算進去，那就未免太過文字獄了。陳雲的城邦論不是港獨，就算舞着港英龍獅旗的青年也只是用來泄憤，為的是對特區施政的不滿。這些港英旗幟和相關論述，應是今年初特區開始競選特首工程時冒出來，以尖沙嘴名店外的拍照風波為起點，再是奶粉黨猖獗，鐵路車廂小解大解，然後是樓房特貴大陸人買來熱炒，把簡體字繁體字之爭也計進去，仍很難令人相信這些皮相之談都算港獨？

指摘搞港獨不啻文字獄
一個地方脫離母國獨立，不是簡單的事。台灣自從兩蔣死後，台獨意識從地下轉而地上，李登輝放下岩里政男的日本名字變成中華民國總統，可是他除了提出「兩國論」就沒有別的。這不僅是因為中共幾十萬大軍隔海虎視，而是美國不願意，這就造成縱然日本政客亟欲台灣獨立，可是美國不准就是不准。美國很霸道，是世界警察，他要你台灣獨立時，你如何不願意也得服從；他不許你獨立時，你跪地他也不依。歷史上，美國曾經很想台灣獨立，那是五十年代中葉，美國當時覺得台灣小朝廷偏安江左沒意思，要牽制中共就不如獨立。那時蔣介石在台灣手執軍政大權，天天想着反攻大陸，要他獨立，豈不等於要他從此與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河山揮淚永別。老蔣是民族主義者（否則的話，哪會和日本人打足八年？），要在他的歲月台灣獨立，根本不可能。但美國人很想，千方百計要搞走國民黨，老蔣出身軍旅搞過情報，這些事比誰都玲瓏剔透，一下子把幾個將軍整鍋端，其中最著名的是孫立人將軍，拘捕關押，用的罪名是「窩藏共匪」。

有說法是台灣情治機關截獲孫立人與美國有「不正常聯繫」，從此以「監護」之名監護孫將軍三十三年，到蔣介石兒子蔣經國也百年歸老後始釋放，牽連部眾三百餘人。
孫立人案是冤案，蔣介石以密令拘捕孫將軍，是因為懼怕第二勢力的美國在台灣成勢，因此下狠招戕害抗日名將，以斷美國後路。一九五八年金門炮戰，後來中共自揭內幕，原來是中共與老蔣隔江演雙簧，因為只要台灣的金門與大陸的廈門炮來炮往，即說明這塊地方仍是國共內戰延續，以此證明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外人不得拉走台灣。兩年後的美國總統大選，美國政客露出馬腳，甘迺迪與尼克遜舉行人類史上第一次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甘提出要蔣介石放棄金門和馬祖。美國的說法是，無謂為這些戰略價值不大的島嶼枉花軍費，結果甘迺迪上台後不到兩年死於行弒，金門一直長留國府手上至今。美國不計不成一計又起，中美一九七九年《建交公報》有伏筆，美方在中文版本用了「承認」（recognition）一個中國的字眼，但在英文版卻用了「體認」（acknowledge）一個中國，為日後美國對台灣獨立留有更大空間。

以中共的小心，何以咽下美國人的花招，一個說法是，一九七九年中共百廢待興，急於與資本主義世界最強國建交，便於四個現代化建設，二是堵塞台灣國際空間，於是善於鑽營的美國人在最最關鍵的一個字眼佔了上風。世界局勢發展至今，美國暗下仍有人希望台灣獨立，但中共必然兵戎相見，對美國來說極不划算，除了撕破臉皮，更重要的是，一旦開火，西太平洋即成火海，美國盟友南韓日本海路必絕，坐以待斃。因此美國九十年代已知台獨不可行，台獨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共大亂之時沒有成事，錯失黃金機會，如今勉強為之，只有中美核戰一途。

連美國都不敢給台獨撐腰，中共對香港幾個青年揮舞旗幟就感冒，大驚小怪。台灣土地上沒有一個解放軍尚且無法獨立，香港不僅土地上有共軍，深圳河以北還有更多共軍，沒有人會笨得要獨立。然而北京和香港的一些人為何如此緊張，先是惡言警告再是抬出民族大義，有一種說法是要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開路，也有說是讓中共更多插手香港。我不知是否如此，但從八十年代香港前途談判迄今這三十年，中共就「港獨」之說反應最大就這一次。八十年代中共國力遠不如今天般崛起，當年留意時事的都知道，鄧小平說回歸只換三樣：特首換港督，五星旗換米字旗，解放軍換英國兵，連「愛國愛港」人士建議太子道公主道改名，都給港澳辦官員批得狗血淋頭。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緣何回到中英會談前的舊日子，這一變，牽涉的是如何體待香港社會的變化。

香港的獨特珍而重之
細心閱讀社會上被認為涉及「港獨」或接近「港獨」的言論，必然會看出一點，即強調香港的地位和本質，簡而言之，是香港不同於大陸任何一個省巿。在《中英聯合聲明》框架下，香港有自己的發鈔系統，香港有自己的護照，香港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這是與大陸不同的三點。這三點是顯性不同之處，隱性的不同之處，是香港人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從言論自由到出版自由，乃至於法制法治。前三者，《中英聯合聲明》寫在其中，至於後三點，更多的是中共領導人以形象化語言說出來，鄧小平說過「共產黨是罵不倒的」，此之謂也。這些只有香港擁有並寫在小憲法《基本法》裏的文字，形成了香港與大陸截然不同的獨特之處。
香港社會華洋雲集，是極其寶貴的混血文化，中共第二代領導人是珍惜的，第三代領導人也明白這是獨一無二，李瑞環的「紫砂茶壼論」便是公開要求香港保住原有特色的名言。木匠出身的中共領導人有此高瞻遠矚，不僅是個人水平高，而是政策的寬鬆帶來的大模樣。香港就是在一九九七年之後的十五年，用這種獨特的身分走過來，今天在香港堅持以《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教義心態對待今天的自己，是完全說得過去且絕無問題。香港這些獨特價值，包括「共產黨是罵不倒」，想不到到了今天成為一些人視為「港獨」的證據，不僅令人遺憾而且憤怒，因為事實並非如此，昭昭在目，倒是當年的寬鬆虛懷都丟到爪哇國去。
中共對台灣的生死判別，有三條是不可踰越：一是台灣獨立，即所謂「一中一台」；一是自稱中華民國並進入國際組織獲得席位，即所謂「兩個中國」；一是既非公開宣布台灣獨立，也沒有搞「兩個中國」，而是隱性的自我獨立，被北京稱為「B 型台獨」。這三者都有後台，八十年代前是美國，八十年代後至今是日本，其中以日本的野心最大。至於「港獨」，誰會是後台，是連台灣也沒法完全操控的美國，抑或是語言文化都歧異的日本，還是港英旗所代表的英國？美日想的是大事，可能若干年後三國海軍在東海大打一仗，但必然沒計劃這刻與中共為一個叫香港的小地方獨立而翻臉。至於英國早就是歐洲二流世界三流，裏通「港獨」，說都沒有人信。

特立獨行自外於共產中國
拒絕水客不想融合舉港英旗，如果硬要和「港」和「獨」兩個漢字拉上關係，我只能說這是「獨港」遠多於「港獨」——一個特立獨行並自外於共產中國的香港，而不是獨立的香港。如果以上述中共對待台灣的三個標準閱讀，現下的香港三者都不是，既不可能是明擺着的「一中一港」，亦不會是暗渡陳倉的「B 型港獨」，既是如此，大費周章從來而來？以中共的話來說，這是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舉起港英龍獅旗在某些人眼中，可以放大到變成「港獨」，便是因為哪怕只有百分一的可能發展成不穩定因素，都可能出事。這一刻，香港尚未見對中共來說「不穩定因素」的土壤，但放遠一點看，比如說，特區行政長官直選。下過圍棋的都知道，開局一子既下，很多時是到中盤才起作用，中共看香港問題是從遠處看的，「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便是這意思。

四十年大夢

沒有別的，只盼望奧巴馬連任。

是這個星期的期許，或許是鄉愿的一種，雖然有說奧巴馬羅姆尼兩個都差誰都不支持，不過，客觀的事實是四十年來一直若隱若現的自由派已經走了四年的前路，還有四年大展拳腳且無後顧之憂，不必為連任而矯扭造作假裝是「中間偏左的務實民主黨」。四十年前的一九七二年，參議員麥高文代表的自由派良知慘敗於當年總統大選，然而敢於為弱勢社群發聲爭取權益的大任從未消褪；一九七二年到今天四個世代，其間民主黨出過三個總統，卡特、克林頓、奧巴馬；卡特是耷着腦袋過了四年，自由派的身影是在離任之後發光發熱；克林頓大學畢業後為麥高文競選當跑腿，到今天稱呼麥高文時是尊敬地連名帶姓和着頭銜一起說「參議員喬治麥高文」（Senator George McGovern），可是克林頓任內沒有通過醫保計劃；輪下來的是奧巴馬，第一任期內推動並通過醫保方案，麥高文繼承者的身分呼之欲出。

美國選總統與太平洋這邊的香港其實沒有很大直接干連，美國利率影響香港是無可置疑，但畢竟是經濟規律下的調整，不能說誰當總統息口就必然上升或下降。美國與中國在西太平洋的爭逐其實遠遠還未到來，「遼寧號」出海這一刻難以對大局有衝擊。可是我還是全神貫注美國選舉，不僅是曾經在那裏上學工作生活，更多是關切到一個延綿四十年的大夢會不會在未來四年實現。

自由派在美國歷史上有過輝煌日子，小羅斯福的「新政」在大蕭條年代力挽美國經濟於既倒，也是他揚棄孤立主義，出兵與盟國共抗軸心國法西斯，那是光彩照人的時代。今天新保守主義當道，把自由派的大政府理念批得一文不值，代表自由主義的Liberal 幾乎成為禁用語。直至二○○八年雷曼事件後，人們才恍然大悟要好好看管無所不用其極的所謂小政府理念。我不排拒監管，也不認為政府能夠完全取代巿場，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會關懷，總不至於是古典經濟學派所說的「彌天大錯」，儘管人們要付出多一點點的稅金，然而這便是美國夢的彰顯，是上承法國名將拉法葉（ Marquis de Lafayette）助北美殖民抗擊英軍的治國夢，是下接小羅斯福推動並長留至今成為美國人失業保障的社會安全系統（social security）的齊家夢。

草原上的自由主義者

麥高文在今年大選前以九十高齡溘然長逝，人們在緬懷這位被尊崇為「草原上的自由主義者」時，想到他留下的自由主義政治遺產該如何實踐。麥高文大去，所有在世美國總統都發出唁電，奧巴馬在極其趕急的競選日程裏發表聲明，讚揚麥高文是statesman of great conscience and conviction（偉大的良心及信念的政治家）。選舉失利四十年後，麥高文以為美國人民已經忘記了他這個「不足以言勇」的敗軍之將，孰料在紛紛擾擾的選情當中，美國社會共同憶起這個一生都為窮人、黑人、無權勢者爭取正義的前參議員，想起他退出政壇後不像其他權貴般販賣政治關係，他是開小書店維生繼續發聲的清廉自持。我希望奧巴馬再下一城的原因，是親眼見過美國社會的不公平和不公義。

香港一些只懂「自由巿場」四個漢字的也來摻上一腳，說羅姆尼勝於奧巴馬是由於小政府大巿場理念，物競天擇，云云。每次我讀到這些文章都啞然失笑：太不知所謂了，什麼是美國，懂得麼？美國不單是三藩巿洛杉磯芝加哥紐約波士頓華盛頓這些城巿，美國更是阿拉巴馬田納西密西西比奧克拉荷馬這些州；美國除了芝加哥學派還有窮人和種族歧視，美國不是只有經濟，美國還有社會。這些評論讓人火冒三千，是他們看不到追求社會公義高於一切的客觀事實。有次讀到一篇文章說，社會保險制度是美國這國家業績低下的主因，「社會保險容易養懶人」，這話與十年前香港的「綜援養懶人」同樣的惡毒無稽。

是的，美國極右派曾經想過取消失業保障制度，最終是崩敗而回。這些事，那些隔着太平洋力撐羅姆尼的人興許從沒聽過：一九六四年總統大選，代表共和黨出戰民主黨在任總統詹森的是高華德（Barry Gold water），這位仁兄打出的競選標語是雙關的In Your Heart, You Know He's Right（在你心中裏，你知道他是對的），其實高華德希望人們讀出這句話的另一重意義（在你心裏，你知道他是右派）。右派也者，便是切斷一切政府資助，佯倘於小政府的大巿場汪洋。結果詹森得票四千三百萬，高華德二千七百萬，在五十個州中僅得六州勝出。

美國社會對麥高文難以忘懷，是他那未有完成的任務。克林頓在第二任總統期間，曾經力推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爭取更大的族裔及社會平等，可惜孤掌難鳴，夫婦倆在醫保法案失利後一蹶不振，到了要推平權法案時已是乏力前進，終於胎死腹中。這邊平權法案難產，那邊美國保守勢力卻因而興起，保守派暗地反撲的新大陸階級鬥爭於焉展開。二○○○年總統大選，毫無政績乏善足陳的喬治布殊勝出。這場選舉要打到法院，說明美國右翼「不能不勝」的急切，這是美國保守力量蓄勢而發的總攻擊——南方保守派為主體的布殊家族，結合西部的列根政治體系，以及東部的尼克遜舊部，組成對抗自由主義的右翼保守聯盟，推喬治布殊為共主。

保守派如此大動作，是平權法案挑戰美國社會既得利益者後面的右翼意識形態。東起墨西哥灣佛羅里達州，經過工業重鎮俄亥俄盆地，西進阿伯拉罕山脈而入洛磯山脈，這大片土地向來是保守勢力地盤，他們在平權法案中感到自身優勢受挑戰，中產階級白人、農場主人、中小商戶聯合起來先轟倒戈爾，四年後的二○○四年再把克里擊潰，建立了六十年代以降最廣袤的保守派山河。

參選不忍看這國家這樣下去

民主黨肯定清楚看到這一情狀但反撲乏力，克林頓一去風雨飄零，民主黨任由共和黨宰割。二○○四年總統初選，民主黨同時有兩個退役軍人參加，一是做過海豹特戰隊員的克里，另一是曾官拜四星上將、歐洲盟軍最高統帥克拉克。美國廣播公司有次對克拉克進行專訪，問他為什麼以四星退役將軍的身分來趁這淌政治混水。這段訪問播出時間長約七分鐘，不少觀眾看後眼淚在眼眶直打轉，決心縱然這次不成功，下次還是要投民主黨一票。克拉克回答記者「緣何參選」提問時說，有天，太太問他為什麼要出來角逐，電視上的克拉克這時雙眼逐漸泛紅，之後沉默了好幾秒，在這一恍如幾小時的死寂後，「我對太太說，『你願意看到我們國家這樣子下去嗎？』」。

喬治布殊任內是美國戰後最保守的歲月，在某些範疇，他永遠地改變了美國，包括美國人民的意識形態以及對平權運動的態度。美國在二○○○年到二○○八年比以前保守，最近朋友給我看一齣美國電視連續劇《新聞部》（The Newsroom)的一段片子：電視新聞部主播兼總編輯Will McAvoy 參加大學研討會，教授逼着要他說出自己的政治態度。他起初想着耍了過去便算，可是一個女學生的「你認為美國是偉大的國家嗎」逼出了真正答案——不是——他說美國不是唯一的自由國家，加拿大日本比利時都有自由；美國的識字率和壽命瞠乎人後，美國軍火銷售凌駕其他國家，美國不再是偉大的國家了（America is not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nymore）。這是電視劇，一切都是生安白造，包括對白。然而看這幾分鐘片段後，我寫了一個電郵給我的同學告訴他這事：我和同學和朋友所認識的美國，曾經是一個有志氣的國家，一個敢於挑戰不公的國度。我們念美國政治講到民權運動時，幾乎所有外國學生都瞪着眼睛上完這一節課，六十年代倘沒有馬丁路德丁金牧師，美國民權不知從何說起。

麥高文四十年平權之夢

人們深深懷念麥高文，是他早在七十年代初就為族裔平等打拚，為窮困者爭取。克林頓只要說到自己的政治生命時言必麥高文，是因為他從這個高個子參議員身上看到美國的夢想，那是他曾經在當總統時推動平權法案的主因。奧巴馬比起克林頓有更多誘因推動平權運動，是倘沒有民權法案，他能有今天麼？奧巴馬是與克林頓和卡特的南方民主黨人不同的北方民主黨自由派，歷史上，北方自由派比南方的更胸懷理想也更激進。奧巴馬連任的話，起於麥高文的四十年平權之夢，未來四年會是美國政府的內政主軸，那將是一場社會戰爭，是《新聞部》劇中主播Will McAvoy所說的一樣，we waged war on poverty, not poor people（我們消滅貧窮，不是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