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亞當道 親中勢頹

一年來美國出版界有兩部關於中國的書都很受注目，一是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論中國》（On China），一是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的《鄧小平傳》（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中美成為當今兩大強國，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也較以前活躍。不過，良莠不齊沙石俱下，有的水平很一般，「中國感言」多於其他。基辛格和傅高義這兩部「巨」著，從頁數到內容都當之無愧，前者的五百八十六頁貫徹基辛格每書必大的特點，後者的八百七十六頁更是非同小可，少點眼力和手力，恐怕捱不過三小時。

基辛格是戰略大師，早於一九五七年成書的《核武器及外交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是核武外交力作，是發展戰術核武的濫觴。當然人們最注意的還是中美關係，有一種看法是，基辛格是美國國務院殘留至今的親中派的祖師爺。至於傅高義，是左手畫圓右手畫方的傳奇學者，中國日本都是研究目標，我聽過傅高義說日語和普通話，老實說，他的日語比普通話地道，但這不等於他的普通話是只能講「你好，早安」的旅遊普通話水平。八十年代末，我有次向傅高義請教中國問題，他說寫了一部書《One Step Ahead in China》，末了，他突然用普通話說「那本書叫《先行一步》」，發音準確無誤。

基辛格和傅高義這兩部書都很高水平，兩位都是哈佛教授，應該曾是同一段時間在哈佛共事，學養無可置疑。在這兩部書，人們可以閱讀出一生投入國際關係尤其是研究中國的學者的超水平，不浮不誇，尤其是傅高義，資料做得極為紮實。國際關係學者對傅高義的研究向有期待，一九七九年他寫出《日本第一：美國的教訓》（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 America），日本八十年代即進入戰後最繁榮的年代，美國國勢開始下滑。

美國有着如此優秀的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的政策將會是怎樣？我的意思是，美國既然能夠吃透中國，就不一定會被中國遏制。奧巴馬政府過去一年半的連串動作，可以看到，傳統上美國國務院中國事務的親中派和支持日本的泛亞派間的對決已有分野：親中派大敗，泛亞派強勢。

美國的東亞政策，戰後一段極長時間是泛亞派天下，一九五○年出兵朝鮮半島參加韓戰，目的是保衛南韓和日本，台灣只算是到這刻才成為美國的「不沉航空母艦」。事實上，蔣介石到了台灣後的反共復國大計，幾次被美國阻撓，美國的打算是不讓台灣壞了它的大事。然而事物往往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一場韓戰，美國東亞戰略大改，築起圍堵中共高牆，台灣在第七艦隊庇護下直到一九七八年底。但由韓戰而生的美國國務院泛亞派從此成為頂樑柱，雖然七十年代初尼克遜訪問中國，但泛亞派的地位除了這幾年之外，一直未受挑戰。

泛亞派地位多年一直穩固

泛亞派的理念是以日本、南韓為主體，由北而南，黃海、東海、南海建成島鏈，戰略意義極大。今天看來，六十年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局的官員的確目光長遠，這條圍堵島鏈歷一甲子生生不息，到今天，南韓李明博、日本野田佳彥、菲律賓阿基諾三世，都是這泛亞派陣營主角，與中國摩擦最多也是日、菲，日本是釣魚島和右翼政權，菲律賓則是南海海島主權爭逐。這些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日本語有個通俗詞「五月蠅」足以形容這一狀況，五月的蒼蠅是令人感到煩躁厭惡的小蟲，費力追打不化算，但總讓人混身不自在。

泛亞派的利益在於日本和南韓為基本盤，外帶台灣菲律賓，美國人對台灣的信任不太強，蔣介石五六十年代幾次派出船艦人員到大陸沿海騷擾，美國感到不是味兒。一九六○年大選，甘迺迪和尼克遜在電視辯論上，與廈門只一海之隔的金門是議題之一，小甘力主放棄金門，老尼則以台美關係而認為應該守住。小甘其後入主白宮，兩年後遇刺，想不到的是，當年力挺台灣的尼克遜一九七二年訪問中國，而斷絕美台關係的則是民主黨總統卡特。

尼克遜倒向北京，核心在於他的一套實用主義。一九七二年尼克遜抵北京訪問首天即晤毛澤東，老毛以「我喜歡與右派打交道」迎迓尼克遜。無他，共和黨比民主黨少一點理想也多一點實際，尼克遜在林彪墜機後不到半年到訪紅色中國，堪稱是給老毛雪中送炭。尼克遜與毛澤東今天墓木已拱，但當年尼毛二人的投契，今天看來只是一種互相利用，老毛以美國震懾蘇聯邊境的百萬大軍，美國以中共遏制蘇聯核彈威脅。說到底，美國是靠中共爭天下，中共靠美國拉住蘇聯，美國的視野是全球，中共是用來過橋的那塊板。

泛亞派在國務院內死而不僵，但客觀受到一定遏制，黑日子從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建交開始，一九八一年列根上台，台灣以為鴻鵠將至，可是列根心懷打敗蘇聯之念，對中共頗有包納，任內八二年中美簽署《八一七公報》，被認為是對台灣傷害最大的協議，完全限制美國武器售台的質量。親中派的榮光日子到八九年六月四日結束，美國內部有看法認為，與中共稱兄道弟，難以向美國社會交代，尤其是核心價值一環。

七十年代的基辛格並不是親中派，他只是執行尼克遜的遏制蘇聯政策。事實上，當基辛格擔任國務卿時，對下屬老布殊以個人外交與北京打交道，期期以為不可。老布殊七十年代初是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在北京無所事事，結果給他結交了幾個官員。基辛格認為不必如此，這事國務院內廣為人知。當然，世事過了四十年出現上下顛倒，基辛格自設公司，賣的是他和北京的密切關係。老基每次訪華，領導人接見是指定動作，新華社例必報道。今天的基辛格已非當年那一位國務卿了，充其量是販賣中國關係的公關巨賈。

意識形態從來都是議題

相對於此，美國對日韓確是從一而終，因為從意識形態到核心價值，美日韓都在同一條線上，這是美國二戰後的巨大勝利。日本《憲法》由美國佔領軍所撰，南韓三八線的指揮權仍在美國將軍手上。韓戰改變了東亞格局，毛澤東當年因着國際主義硬要出兵，不錯，這成就了「中國人民是國際主義者」，但卻把自己推進被包圍分割的角落。到今天，美國國務院的泛亞派仍是以此作為政策藍本。有論者說，後冷戰年代，意識形態不再是議題，斯言大謬，看今天美國祭起的新圍堵主義大旗，說為了經濟地位，三歲小孩也不信。

泛亞派佔盡上風便是源於此。雖然美國學界不少專家，都認為必須與北京取得一定的默契融和，前不久布魯金斯研究所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便與北京大學王緝思教授合作寫了一份論文，分量不少，但我敢斷言，這些落在泛亞派眼中，又是另一篇為北京開脫的親中派之言。誠然，從學術上來說，只有流派而無派系，但政治的操作卻不是如此，背後是巨大的利益集團。泛亞派當道，軍工企業一定笑呵呵——可不是麼，冷戰重臨，不還是大購兵器？一架戰鬥機動輒一兩億美元，這都是大錢。

親中派說不上對北京有巨大幻想，只是溫和的外交理念，當然有人會批評是為了與中共做生意，於是才鼓吹與北京合流，這種說法並無新意，但切中一定事實。我反而覺得親中派被泛亞派戳中的死穴，在於親中派之中的一些人，活在過去的時空之中，對中共的掌握欠缺了時代脈搏，這才出現政策落差。歷史上，這些都曾經發生過，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在即，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曾呆守南京等待機會北上北平與中共巨頭會面。結果未及收到邀請，美國已召他回國，一場誰失去中國（Who Lost China）的清算正在等着他。

這是中美關係由美國派出馬歇爾將軍來華協調國共內戰，到後來韓戰爆發的轉捩點。這不僅是毛澤東所說的「別了，司徒雷登」，而是韓戰促成泛亞派的崛興。今天美國桌下動作頻仍，說穿了都是泛亞派當道的結果。

從塔蘇勒到華萊士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老牌記者華萊士（Mike Wallace）去世，《紐約時報》訃聞版幾乎以一整版憶緬這位老新聞工作者。《紐時》訃聞版是美國唯一的非官方墓誌銘，篇幅大小與逝者名聲和貢獻成正比；前任總統去世，《紐時》也只給他三四版，相對於此，華萊士的篇幅就顯得很不一樣了。

近年去世的美國記者，美國廣播公司（ABC）的主播彼得簡寧斯（Peter Jennings）和也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引起的哀思可堪與華萊士比擬。美國是很容易為自己成就感到驕傲的民族，也許是200年來的短暫建國歷史，沒有比對，遂小焉放大；不過美國也有值得驕傲之處，包括新聞自由。美國電影只有兩種角色形象正面，一是美國總統，一是新聞記者，香港觀眾印象尤深的是《搶閘新聞眼》（The Paper）的編輯；就算是喜劇《頭版新聞》（The Front Page），也以記者新婚在即遇上謀殺案來突顯專業精神，聊博一粲但發人深省。這是有根有據的傳統，杰佛遜說，若在報紙和政府之間二個挑一，他會要報紙。開國元勳之言，傳誦到今天。

美國記者的榮光不是胡謅出來，有着先天的保護，不必詰問候任或現任總統會不會保障新聞自由核心價值，因為這從來不必問更毋須問，現現實實就寫在美國《憲法》第一修訂案：國會不得制訂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申訴的權利。

華萊士對香港人而言，印象深刻的是質問江澤民那回，年紀大些的也許記得他訪問鄧小平；江澤民向香港記者咆哮時也提過華萊士。華萊士訪問過的不止百千，這都在《60分鐘時事雜誌》播放（其實節目原名是《60分鐘》，來到香港加上「時事雜誌」四字）。這個節目是弱肉強食的美國電視工業傳奇，星期日晚上七時黃金時間播放，長年名列美國每周十大收視節目，也是全世界被抄襲最多的雜誌式新聞節目。《60分鐘》有它的架勢，節堥j開始是記者逐一說出自己名字，最後是華萊士的聲音，「這是《60分鐘》」。節目內那些年的那些臉孔，都是六十開外的老記者，Harry Reasoner、Ed Bradley、Morley Safer，老而彌堅，老而穩重，老而有火，出來的訪問雖不盡是切合新聞大潮，但總能成為社會關注焦點。

CBS＝美國電視新聞

有道華萊士是一個時代的代表，這是觀點與角度的看法，不過得承認一點，華萊士工作的CBS，於美國電視新聞來說，兩者間在好長時間有一個等號。今天CBS的收視率不及NBC（全國廣播公司），也許和ABC（美國廣播公司）差不多，但CBS留下的「CBS即新聞」的遺產，足以令華萊士和他的伙伴不朽。這段傳奇不是始於六十年代《60分鐘》的出現，而是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歐戰期間。CBS當時以電台廣播為主，歐洲戰況掀動千萬美國人民的心，他們的親友祖輩正面臨納粹鐵蹄蹂躪，每天晚上，幾千萬美國人把耳朵貼着收音機，收聽電波中CBS特派員莫羅（Ed Murrow）的歐洲通訊。納粹空軍大炸倫敦，莫羅冷靜的聲音傳到大西洋彼岸新大陸，「This is London」（這是倫敦），把大不列顛的不屈不撓報道回國。在正義和納粹只隔一層薄紙的時代，莫羅的聲音如磐石如鐵鉈穩定了美國心靈。

今天說起這事，也許白頭宮女說當年，但美國新聞行業的地位，確是一步一腳印走出來的。這除卻《憲法》保護，還有後天的自強不息。美國新聞這行也不是生下來便是今天人們看到的那樣，如果把莫羅、克朗凱特以及華萊士視為新聞自由標誌桿，必須體認一個事實，那便是先是由於這些記者的本質，莫羅是自由派，嫉惡如仇，一九五三年在節目裏把美國白色恐怖始作俑者麥卡錫轟倒，世人今天往往視這是播出這節目的CBS的勝利。或許如此，但莫羅在美國右翼勢力籠罩下的不屈始是推倒麥卡錫主義的動力。再沿此追溯，二戰年代目睹納粹鐵蹄踐踏歐洲，看着英國人民保家衛國，回到美國後的莫羅批判極權有增無減。

華萊士承襲莫羅足走出自己一條道路，CBS不是左派大本營，不可能給一個自由派記者把新聞部變成一己理念實驗場，可是當莫羅四十年代從歐洲歸國，全國名流在紐約華爾多夫大飯店為他接風，羅斯福總統發來專電表達致意，莫羅等於新聞、莫羅等於反抗強權的符號，CBS不可能把這顆明星就此淹沒人海，莫羅的王牌節目《Now You See It》由此而生。至於一九六三年甘迺迪遇弒身亡新聞報道中冷靜自若的克朗凱特，一日之間變成美國二億黎民哭斷腸中的定心藥，成為民意調查裏的「美國最值得信任的人」（The Most Trusted Man in America），這才有他越戰高峰期的戰場之行，這才有他採訪之後認定美國不可能打勝仗，這才有總統詹森因為戰爭失利放棄角逐連任。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在美國新聞行業也有類似情況，不同的是，實況是流水改變了衙門，也改變了歷史。今天蜚聲國際的《紐約時報》，被新聞界以及新聞系學生奉為圭臬。是的，《紐時》曾經在動盪的七十年代刊出絕頂機密的《五角大樓報告》，官方禁制刊登，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終以《紐時》勝訴為結。也有人憶起故人，那是專欄作家沙菲爾（William Safire），過去二十年美國政論超級巨星，他說的便是鐵口判定，他寫的就是歷史之讞。可當年沙菲爾到《紐時》寫專欄，《紐時》內部群起攻之，認為這個當過尼克遜總統演說撰稿人的作家有辱《紐時》百年自由派基業，結果是大老闆拍板讓他寫下去，成為《紐時》的風景線。

美媒非天生反抗強權

興許會有人便認定《紐約時報》是天生反抗強權的傳媒，像CBS那樣。答案是大錯特錯，《紐時》以及美國傳媒是經過幾番跌撞才有今天的位置——一九六○年十月底，中美洲國家危地馬拉傳媒報道，中央情報局用一百萬美元在危地馬拉設立基地，訓練流亡古巴反對派。有一位美國學者讀到這報道，帶回美國給一份雜誌刊登，發表社論質疑美國要推翻卡斯特羅政權。奇怪的是，全美沒有媒體跟進；五個月後的一九六一年四月，美國協助流亡分子推翻古巴消息大盛，左翼雜誌《新共和》寫了一篇相關報道，竟然在刊出前把清樣交給甘迺迪幕僚小史萊辛格，小史萊辛格轉給甘迺迪，甘一看即說不能刊登；《新共和》聽從總統指示，扣下這篇報道。

就在此時，《紐約時報》的外交事務記者塔蘇勒（Tad Szulc）得到消息，說美國訓練的古巴流亡軍隨時出擊。他寫了幾千字長文，具體而微講到流亡分子將在豬灣（Bay of Pigs）登陸，連日子也有。稿子寫完，《紐時》高層卻有不同看法，美國作家Joseph Campell在《Getting it Wrong》中說，Tad Szulc的稿件到了紐約總社後，再三遭到質疑，先是問是否真的即將（imminent）發動攻擊，再是問中央情報局是否真的牽涉其內。該報發行人德拉夫斯和華盛頓分社主任賴斯頓（James Reston）力主不登，因為涉及國家安全，總編輯卡拉基（Turner Catledge）卻要做四欄大的標題，頭版大版殺出。《紐時》極其講究傳統，有板有眼，頭條只限一欄寬；總統大選結果、九一一之類的大事才會由右至左通欄大題。卡拉基本來準備把這條新聞以四欄標題刊出，可是到四月七日見報，四欄變成一欄，古巴流亡軍隊「即將出兵」、中央情報局牽涉在內的字眼和內容統統蕩然無存。

半個世紀以來，這事成為美國新聞業界百慕達三角永遠之謎。Joseph Campell說，甘迺迪沒有出手阻止這條新聞原裝見報，Tad Szulc原稿是四月十八日出兵，真實是流亡軍於四月十七日凌晨動手，記者的消息只差一天，但確鑿事實是中央情報局策動下，古巴流亡軍隊向卡斯特羅政權進攻。到底甘迺迪或白宮官員有沒有指示《紐約時報》不得刊出Tad Szulc的新聞稿全部，描述古巴導彈危機的電影《13 Days》有這一幕，《紐時》記者逮住美國大軍準備空襲古巴導彈基地的消息，甘迺迪半夜打電話給《紐時》，一臉睡意的發行人聽電話後說了一句﹕你上次搞得我們好慘。

五十一年前這個月的豬灣事件，兩天後以流亡軍大敗告終。兩個星期後，甘迺迪邀請媒體負責人到白宮，說國家安全重於新聞自由，當場指摘《紐約時報》泄露國家機密。不久，在一個社交活動上甘迺迪再遇卡拉基，這次甘迺迪沒有再罵人，反而說「倘是你們那時大登這消息，我們就不會鑄成大錯」（If you had printed more about the operation, you would have saved us from a colossal mistake）。豬灣事件兩年後，甘迺迪在得州達拉斯遇弒，Tad Szulc則在2001年去世，當年一官一民主角長眠地下，然而豬灣事件的報道及甘迺迪對卡拉基自省之言，到今天仍是美國新聞行業的遺產（legacy）。

《紐時》訃聞為塔蘇勒復名

值得一提的是，Tad Szulc去世，《紐約時報》為他恢復名譽，訃聞第一段是這樣寫的：Tad Szulc, a former foreign corresponden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whose reports of an imminent assault on Cuba by anti-Castro Cubans in 1961 came to reality in the disastrous Bay of Pigs invasion, died of cancer yesterday at his home in Washington. He was 74.（塔蘇勒，前紐約時報外交事務記者，一九六一年報道反卡斯特羅古巴人即將對古巴發動攻擊，其後證係事實；此次豬灣入侵事件後以慘敗告終。塔蘇勒昨日因癌病在華盛頓寓所逝世，享年七十四歲。）

就是有着這些起伏就是這些平路低窪，才顯得高山峻嶺的宏偉奇雄。華萊士是幸福的，CBS的名頭可以邀約全世界任何人訪問；對受訪一方來說，「美國記者」可理解為資本主義價值的反映，也可以看作功力宏大的播放器。然而，在在這些光環的後面，是一條迤邐而來的崎嶇之路，睽諸歷史，他們曾經是巨賈權貴壓力下的underdog，比今天的watchdog早了五十年。

林彪．陳良宇．薄熙來

薄熙來令人想起一九七六年的四人幫被捕。我說的是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巿委書記後，大陸報刊鋪天蓋地報道重慶各區各業的學習心得，見得最多是「堅決擁護中央決定」八個字。我找到打倒四人幫後的資料，具體總結只是一句話： 「我們對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完全信賴，堅決擁護。」今天再見「堅決擁護」恍如隔世，「堅決擁護」四字在改革開放後已不多見，擁護江澤民三個代表制、擁護胡錦濤科學發展觀，用的字眼是「擁護」而沒有「堅決」——用得上「堅決」，必定是只可以擁護而且必須全心全意擁護，因為缺了「堅決」，就可能動搖，一動搖，極可能是另一次巨變。

閱讀中共文字須有正向和逆向思考，這門學問博大精深，今天舉國十三億人仍都孜孜不倦在學習當中。不過，重慶巿民應該稍比全國人民好些，他們知道必須堅決擁護中央有關薄熙來的決定，因為，要剷除一個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在中共政治歷史上從來不易，不但是地方書記等於土皇帝（事實是比土皇帝更兇更大權），而是牽涉到派系鬥爭和權力的生死搏鬥，毛澤東三十九年前就做過一次很不容易的削權行動。今天人們讀到的是「堅決擁護」中共中央決定，背後實是幾十年權力鬥爭的總結，對付階級敵人，鬆手一秒仁慈一分，都要出大亂子。

上星期北京宣布薄熙來下台，世界各地主要傳媒的報道不免令人失望。說失望，是沒有一家世界級傳媒能夠早着先鞭報道薄熙來連政治局委員的銜頭也要丟；或許是中共保密到家，一字不泄出去。一九七六年拘捕四人幫，日本傳媒是第一個爆出這新聞，時日久遠，我忘了是《讀賣新聞》抑或是《朝日新聞》，反正那天香港下午出版的《工商晚報》以此為頭版標題，鉛字不夠大，索性以毛筆寫標題製版刊出。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台灣傳媒快得很，香港慢了幾拍；說失望，是海外至今沒有一個夠水平的中國問題專家點出來龍去脈。

研究中共問題不易，甚至財雄勢大的外國學者亦然，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有一套《新華日報》全版，不但要預約，而且不能拍攝複印，只能用鉛筆抄寫，今天北京中央圖書館有沒有另一套是疑問。但研究中共並非有錢便成，還要動腦筋，日本記者七十年代發明圖片權力學，從一張《人民日報》的國慶周年照片看到誰和誰缺席，再以近一段時間報章上官員名字出現次數為參數，然後到北京大學翻看紅衛兵大字報，遂得誰和誰已經被打倒，誰和誰已從牛棚出來的判斷。鄧小平七十年代初一度翻身，便是日本記者從《人民日報》字海裏讀出鄧回朝的端倪。日本傳媒和學者有先天優勢，認得漢字是強項，文革期間，日本仍有記者常駐北京，這些曾是北大清華留學生的記者和學者，擁有大量人脈，前幾年去世的慶應大學教授小島朋之便是其一。另一撥是駐京日本商務人員，四出打聽消息，記者、學者、商人交織成巨大情報網。

媒體報道令人失望

即使如此，日本傳媒在薄熙來事件依然輸得很慘，但歐美也不見出色，學者事後分析不多。按道理說，今天世局是中美爭霸，六十年代中共試驗原子彈成功，美國政府和學府馬上猛開中國研究課程，台灣留學生變成香餑餑，哈佛大學東亞系成了台灣同鄉會，香港有幾位當時進入哈佛的台灣學者，一問便知此言非虛。薄熙來事件之後，我最留意哥倫比亞大學的黎安友教授（Andrew Nathan）有沒有分析面世。黎安友是哈佛大學出身的Harvard Man，由學士到博士都在哈佛完成，很罕見。美國長春藤大學聯盟，即是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等八間大學，有不成文的易子而教傳統，本科畢業，多會轉到聯盟其他大學讀研究院，黎安友是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高足，十二年間在哈佛讀到博士。一九七三年，年僅二十七歲的黎安友寫出研究中共派系鬥爭的寶貴成果〈A Factionalist Model for CCP Politics〉（中國共產黨的派系主義模式），從而開創中共派系研究學派，成名至今。

中國政治史說穿就是人治歷史，雖然近年美國學者謝淑麗（Susan Shirk）指出亦有牽涉經濟因素，但派系仍是中國政治特色。黎安友在這項刊登於一九七三年一月號《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的研究劈頭指出，中共內部的派系，是以一種隨扈性質（Patron-Client Relation）的形態出現，構建成個別及私人網絡，是建築在交易基礎上的非依附關係；而這種關係，是以領導人為核心輻射出去的人際關係。他指出，中共高層曾出現以扈從關係形態為基礎的各派系，爭取權力及政策主導權。黎安友最精闢是道出派系的共生特質，是以垂直的忠誠——庇護——個人網絡為核心。一九七六年，芝加哥大學華裔政治學者鄒讜（Tsou Tang）同樣在《中國季刊》撰文〈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 in CCP Politics〉（中共政治中非正式團體研究緒論）。他指出，一個或多個非正式團體或其領袖的目標，是在黨內擁有優勢及主導權，摧其他團體或將納入旗下。鄒讜在中共派系研究再進一步，指出派系之外還有非正式團體，同樣具有巨大影響力，認為中共內部的地方黨政軍勢力集團，具官方職位及非官方職位者構成互動，對政治運作及過程造成影響。

消滅山頭地方主義

派系早在中共初生時已存在，毛澤東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雖然他是在一九六六年中共八大會議上引述陳獨秀一九二七年寫的這十六個字，可是一旦出現派系山頭，毛澤東卻絕對無法容忍，但亦無法一下子清除。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之後，毛澤東一日之間要八大軍區司令員交換職位，便是要消滅山頭和地方主義。一九七三年，林彪事件衝擊仍在，軍隊影響力有增無減，毛澤東把鄧小平調來擔任總參謀長，以「二野」在解放戰爭戰功壓住軍頭。毛澤東對軍頭變成土皇帝很不滿，想把這些地方關係砸碎，於是問鄧小平如何看法。鄧小平一言不發，把身前的茶杯和毛澤東的茶杯對調位置，毛即說「英雄所見略同」。

當時有十一大軍區，毛澤東把軍區司令員叫到北京開會，大發脾氣說軍隊治不好。這些軍頭，年資最長也只是解放戰爭年代擔任營長團長，「毛主席」三字如雷貫耳，見毛一臉慍容，哪裏敢作聲。毛澤東先宣布鄧小平當總參謀長，又煞有介事說鄧小平做人太嚴苛，要他外要做綿裏針，內要做鋼鐵公司，外柔內剛。跟着，毛澤東建議司令員唱解放軍軍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唱完之後，毛澤東說要八大軍區司令對調職任，馬上執行，只能帶十人以內的隨員到新職。毛澤東對軍隊極重視，因為他就是槍桿子裏出政權才可獨領風騷，深明槍桿子不能不管，更不能隨便交人管。文革之前，毛澤東抱着軍委主席不放便是為了兵權，而且管得具體到一連一營的調動都要他批准；文革前解放軍應在幾百萬之數，一個連才百來人，但所有調動都要由他親批。

這裏有段小插曲：當時王洪文已到了中央，毛澤東對王有期許，宣布調動軍區司令員後，他讓王洪文讀出調動令。按軍隊規條，司令員聽到自已名字，就要喊「到」或「有」，王洪文第一個點名的是許世友，王叫了許的名字後，許沒有回應，一臉鐵青站在一邊。周恩來機警，一看不對頭，打算取去名單一口氣把人名都念完。詎料當周恩來一喊名，司令的「到」、「有」此起彼落。周恩來是國務院總理，但也曾是軍委負責人，這一背景使得他可以在論資排輩的軍隊內來去自如。

薄熙來事件到今天都沒有一個可以令人接受並明白的說法。所謂薄妻涉嫌殺人把丈夫拖下水，明眼人一看便知這連三歲小童也不會信，堂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才二十五人，會因為這事下台？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殺了人，以今天的中共，也有辦法「處理」，不可能也沒需要政治局委員丟烏紗。剩下的派系鬥爭、路線鬥爭、經濟犯罪和擁兵自重，這四條孰真孰假，無從了解。若是派系相爭，薄熙來是太子黨，一直有傳與團派汪洋爭入政治局常委，這是事實。不過，如果真是派系鬥爭，恐怕薄熙來只是開始，因為開場便死一個政治局委員，後面要死的官只怕愈死愈大。

下台說法難接受明白

有一種說法是路線鬥爭表面看來比較接近，但唱紅打黑觸了誰的霉頭？今天中共不都也是存在着各種形態的唱紅打黑？薄熙來在重慶大搞這些極左路線，我在重慶見識過，當地衛視一整條頻道都是這些廉價的唱好共產黨，一天二十四小時，中間沒有廣告。可是，中共判處譚作人拉了艾未未懲罰趙連海，其實也是另一種形態的唱紅，更不要說網絡警察橫行了。

經濟犯罪最易入罪。上海巿委書記陳良宇未下台時，盛傳曾經拍猛轟溫家寶的經濟政策，那時已有說這人闖了大禍，果不其然，陳良宇就因貪腐出事，判囚十八年。但話得說回來，今天中華大地貪腐已不是新聞，關鍵是官職多大貪錢多少。新華社報道說中紀委會調查薄熙來，陳良宇也是被中紀委調查後證據確鑿，人們猜估陳良宇涉貪至少幾十個億，到後來是「造成經濟損失三億五千萬，沒收個人財產三十萬」這些小兒科。薄熙來也是政治局委員，要貪多少才會被中紀委調查？

留下來便是匪夷所思的擁兵自重。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以至江澤民胡錦濤，四人都當過軍委主席，孫子云，「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沒有兵權沒有政治權。二○○八年汶川大地震，總理溫家寶對解放軍怒吼，維基解密引述美國大使館內部報告，解放軍對溫家寶很不滿。軍權在中共中央軍委，十二人沒有溫家寶，軍權不在手，解放軍不滿是因為制度上沒有需要向溫家寶負責，薄熙來如果和軍隊有動作，是哪一種，會是閱兵嗎？

薄熙來到底是犯了什麼事，路線鬥爭和派系之爭可能都是事實，但絕不能夠公開說白，因為一說便戳穿中共中央分裂真相，胡溫再笨也不會如此。至於擁兵自重，中共建政六十年，敢這樣做的只有林彪，《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審查報告》第三節：林彪下達政變手令，謀害毛澤東；薄熙來如果效法林彪下達軍事手令謀殺中央領導人，恐怕今天不會輕輕脫烏紗中紀委受查了。四去其三，只有一樣較易入罪也比較好操作，非政治化亦不那麼敏感：經濟貪腐。陳良宇被捕後，上海也有組織各界幹部群眾學習「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決定，字眼做法都差不多。有此經驗，應不會太難處理薄熙來，煩只煩在王立軍薄瓜瓜到底同美國人說了些什麼。

驚蟄

乍聽到方勵之去世的消息，腦海裏翻起的是一九八七年春天的一些舊事。我那時在北加州，和加州大學克萊分校的大陸留學生走得很近，有一陣子天天聚頭吃飯，見面就講國是。二三月北加州春寒料峭，霧大，晚上開車外出，開到海邊地區，車頭燈照射下大團大團濃霧翻滾。因此，非不得已都不會夜裏出外，更多是窩在小小的房間讀報看書。

一天晚上，電話響起，說學校那邊有事，我馬上披衣開車經海灣大橋過去。那夜不知何故，霧特大，愈是心急愈出事，三次上高速公路都走錯入口，幾經九牛二虎之力才到克萊。到達時，一批大陸留學生說胡耀邦已經下台；七嘴八舌好一陣子之後，忽然之間，人都靜默了下來。

我記得人群裏有一個黃姓留學生，剪一頭冬菇髮型，二十一二歲左右，是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畢業生，即是當時內地所說的「神童」，那時正在加大讀博士，準備開始寫論文。他在中國科技大學的老師是方勵之，也就是這時開始，我對這個天體物理學教授留下印象。

八十年代沒有互聯網，AT&T長途電話打回大陸和香港，半夜最便宜時段都要兩美元一分鐘，書信固然是信息流通渠道，但大陸來客才是主要消息來源。因此，每有大陸學生到北加州，放下行李就互通聲氣。香港那時已是後《聯合聲明》時期，天天講的都是《基本法》起草，三藩巿有一家報刊代理公司，專門出版香港幾份報紙的美洲版。我因緣際會認識這家公司一些工作人員，間中到華埠的話，就去他們公司找些舊報紙來看，一讀就到日暮西沉。

一九八六年底安徽爆發學潮，方勵之成為目標人物，那時香港傳媒報道不多，消息量不夠，倒是親台灣的華埠報章《世界日報》天天是頭條。我總覺得《世界日報》是親國民黨報紙，國共對峙多年，可靠程度可能要打個折扣。到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下台，我瞥見《世界日報》頭版斗大的標題還是將信將疑。當然，過不了多久，中共總書記下台終於得到證實。

在海外看中國是霧裏看花，消息不確不實，當胡耀邦下台之後，情完全不同。來美國的留學生似乎減少，不知何解，但方勵之的名字卻愈來愈響。方勵之的名字在學潮前於我而言聞所未聞，我讀《紐約時報》駐北京夫妻檔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 Dunn）的文章，屢屢提及一個物理學家Fang Lizhi，完全不知此乃何許人。胡耀邦下台，報道說這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文章提到Fang Lizhi，我費心機找這個人的漢名，才知他叫方勵之。

方勵之在歐美開始受到注意，應該是和紀思道夫婦的報道有關。不能否認的是，那時《紐約時報》的中國新聞做得極出色極仔細，而且不存在所謂門檻問題，即是說，沒有放下身段搞些簡單易明但不深入的新聞報道。《紐約時報》做的都是大事，看不明白搞不清楚，請去讀下三濫煽色腥的《紐約郵報》好了，那些小報完全沒有這種消息。六四事件之後二十多年，我常把當年的剪報找出來看，始終是《紐約時報》最全面，一開始它就不吝惜篇幅和人力，把中國民主運動的驚蟄如實報道出來。

很早提出民主化

有人說方勵之是中國民主之父，我很討厭這種加冠蓋冕式的稱呼，因為經這麼一說，中國民主走向的討論會馬上變成拉一派打一派的內戰，我是見過的。不過，事實是方勵之是八十年代中國高等院校很早提出民主化的一人，今天看來，方勵之的民主素養水平，在言必大國崛起和GDP治國的喧鬧聲音之中仍是走在最前沿，雖然間中會覺得他的理想主義多了些而硬抄別國的也不少，可是我每次讀到方勵之的背景就感動——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大百科物理部分負責人——用今天的話來說，前者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後者是中國物理第一人——只要循着這條教學之路走下去，不愁生活當然不在話下，一個轉身當了教委主任也說不定。

可是這個胖胖又和氣的教授沒這樣想，他說出了中國人民要民主這句話。只是一個讀書人、一個大學教授，這麼大的事哪用他來做？可是他就是頭也不回做了。二十幾年來，中共對方勵之是泛道德的攻擊，說他跑進美國大使館要求政治庇護，言下之意是沒有勇氣面對拘捕和死亡。這些批評之語要說出來很容易，沒有半點困難，嘴皮一動即可，然而在那兵荒馬亂滿街坦克幾十萬大軍包圍京城的日子，一個天體物理學教授可以做些什麼？

中國的民主路由出身北京大學的中共黨員方勵之推動，本身已極具意義，說明中共內部不是鐵板一塊。對今天朝新特首上任的香港人來說，一九八九年或者已嫌太遠，一九八六年學潮是上古史了，然而那是現代中國民主啟蒙的驚蟄日子，在全國上下爭出國的年代，在外匯券盛行的改革開放初期，在因價格改革屏息以待的時刻，社會對民主追求的聲音沒有稍減，方勵之功不可沒。

社會民主之聲未減方功不可沒

方勵之是一九四九年後入黨的中共黨員，是新中國紅太陽照耀下的紅彤彤一代，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對知識分子衝擊很大——沒有民主，中國永遠停留在軍閥割據的封建時代。以斷代史的角度觀之，姑勿論當年挺身而出的民主人士今天若何，但若然沒有一九七九年的北京之春民主牆，沒有一九八六年的中國科技大學和方勵之，今天的中國興許還是沉醉在「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兩個凡是」裏，難以自拔，不得翻身。

驀然回首陳可辛

從臭不可當的選舉醜聞到選後西環治港之聲四起，至少在港大公投投白票的十二萬人心裏，香港政治充滿無力感。這是流水落花春去也的無可奈何，回歸十五年的年復年港人治港遭侵蝕，造成近三個月來百醜紛陳無疑有其必然性——從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日起，香港即跌入一個與開埠一百五十年來不一樣的中國文化裏；香港社會制度被簡化為「馬照跑、舞照跳」的淺薄，香港巿民被目為飽受英國殖民主義者薰陶的黃皮白心，伴隨這些質疑來的是中國經濟崛起而西方資本主義龍頭重重一摔，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委身推銷員到中國兜售債券為此消彼長的起點。

自此之後，中國的影響力進入香港毋須赧顏，香港社會其實早已沒有民主抗共這些政治取態，但香港文本一直長留未去。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在七百萬巿民心目中儼如固有核心價值，可是當北方巨手越過深圳河直入港九巿區，早因經濟疲憊人心虛怯的香港社會視自己為一頭待宰的雞、牛、或豬，面對龐然政經巨獸，宿命論由此而生。上星期小圈子特首選舉之後，facebook 滿目哀嚎，那是深灰色的心情，透過文字鐫刻在永難回頭的流金歲月，久久不散。

客觀的事實加上主觀的印象，構成不能磨滅的哀傷，這使人想起回歸前社會上那股沉鬱得化不開的宿命論。

香港社會面對九七大限衍生不少副產品，電影是其中之一。從八十年代電影工作室的《英雄本色》加插一場兒童合唱《明天會更好》，到徐克把《笑傲江湖》改編成巨大隱喻的政治武俠片，這一段時期的香港電影，對中共在一九九七年收回主權是霧裏看花式的猜臆；唯一是徐克以其第一代老保釣身分，帶出對未來香港的輕度質疑和高度關切。然而這都是六四事件前的事。六四之後，香港社會爆發移民潮，記憶力好的巿民應該有印象，新加坡政府在香港設立攤位吸引巿民移居的墟場面，上千人擠得人仰馬翻，不明就裏的以為新加坡有金執。然而當港人大包小包打好行李，日以繼夜飲飽食醉移民宴，回頭向啟德機場留下離開前一瞥，另一種面對宿命如何自處的文化漸次確立。陳可辛的UFO電影公司以輕觸式的撫慰論及港人傷心處，《雙城故事》到《風塵三俠》乃至《新難兄難弟》，最後以《甜蜜蜜》為終結，勾勒出電影人眼中的前九七歷程。

陳可辛是作者型導演，與我心儀的許鞍華以及杜琪一樣，都屬此類。源於西方電影的作者論，一個稱得上「作者」的導演，作品必須突顯視野的延續及貫徹兩大特質。許鞍華七十年代由倫敦電影學院負笈歸來，此志不渝投入本土電影不歸路。許鞍華的作者特質是悲天憫人民間故事，沒有天下盡收於一片的史詩式野心，從無電視的《CID》到如今的《桃姐》，許鞍華的大城小事娓娓道來淡淡而出，不言志只有人情。杜琪的作者論則是對昔日香港庶民情懷的回憶，大量熟悉但陌生的街景，《文雀》裏拔天巨廈上環街頭的陳年舊味，《神探》新寧道拍出另類銅鑼灣謐靜，那是對昔日物事的憶念。我曾經以杜琪比喻黑澤明的庶民特質，相對於此，陳可辛在UFO 年代的幾部出色電影則頗有木下惠介況味。

UFO 年代作品輕觸撫慰傷心處

今年國際電影節舉行陳可辛電影展，挑選了十二部他導演或監製的電影。可能由於數量上的限制，或者主辦方面冀圖通過有限時間介紹陳可辛全面香港電影歷程，然而作為電影讀者，我寧願集中介紹陳可辛的UFO 年代作品。今天的陳可辛已是中港合拍片監製，巿場視野是十三億人（一個相當吸引的名詞！）而不是七百萬，抓大放小自不待言，然而二十年前初生之犢的UFO 實驗本質，確實在九七前路迷惘之際成為我們窩心的熱湯。陳可辛及李志毅的誠意是打動影迷的合璧雙劍，《雙城故事》眼前一亮，《新難兄難弟》向中聯的新寫實主義致敬。連英文片名也是一絲不苟語出有典，《雙城故事》是《Alan & Eric: Between Hello & Goodbye》，披頭四便有《Hello Goodbye》；《新難兄難弟》則是《He Ain't Heavy, He's My Father》的骨肉親情，也令人想到六九年的老歌《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九七臨頭的《甜蜜蜜》則是近乎不顧一切的《Comrades, Almost a Love Story》，《金枝玉葉》更是神來之筆的《He's a woman, She's a Man》。

陳可辛幼年奔波多地，懂諳泰語是因為小時在佛國生活，美式英語流暢是在加州上大學念電影緣故，漂泊人生帶來從遙遠國度凝視香港。陳可辛在UFO年代可貴之處，在於他往往能夠在光與影之間，勾勒香港巿民的樸素、安然以及善良的一面，通過平凡人生畫龍點晴指出固有核心價值——平民百姓都在尋找安樂窩，盼望免於恐懼匱乏饑餓戰爭。這一連串特質，在他的電影裏卻常常因為外部大氣候而遭扭曲，安詳和諧成為泡影：小焉如《新難兄難弟》電車工人梁家輝在春風里窮人之家一呼百應，偏遇上惡霸吳啟華橫生苛索；大焉是《甜蜜蜜》黎明與張曼玉歷盡千山萬水來到香港，本擬在東方之珠建家立業，到後來一個當廚子移民、一個隨黑社會男友流落新大陸。電影以此寓意，再好的平和日子，遇上政治多舛，命運關頭只得奮起或逃避一途。

怕驚醒眾生還是留下餘韻

這種意在言外的電影語言在九十年代很受落，毋須大鑼大鼓說「共產黨來了」，行文用語肌理之間，在漆黑的電影院引領人們思考昨日今日明日。我不懷疑陳可辛和李志毅以及UFO 當時的老闆曾志偉可以用更淺白的手法標示電影以外信息，然而他們沒有這樣做，到底是怕一旦說出來驚醒巿民，抑或是盡在不言中留下餘韻，這要在星期二舉行的座談會問問陳可辛。從觀影者角度來說，木下惠介幾部作者型電影，與陳可辛的不向命運低頭有不約而同的主調；在港人熟悉的《二人世界》，竹無我及栗原小卷自由戀愛，幾經起伏終於成婚，但更大的理想是開一間小食店。片集下半是年輕夫婦合力支撐「湯姆小店」，此舉不是要成為連鎖巨擘或飲食大亨，而僅是卑微地希望能夠保持一點點的自我。

事實上，陳可辛以小人物成為大時代一顆不可或缺的螺絲釘例子多不勝數，往往這小小的螺絲就是大局變化的催化劑或攔路虎。拒絕宿命安排，令到陳可辛九十年代的電影，在陰霾滿天的回歸前夕充滿生命張力。當然，《新難兄難弟》的新寫實主義斧鑿痕太深，急於要為香港巿民建碑立傳，同樣地《雙城故事》也犯了類似的技術小疵。但畢竟這是大器初成時期的粗糙，到了一九九四到九六年，UFO 的渾然天成給觀眾帶來讚歎，陳可辛在《金枝玉葉》和《甜蜜蜜》的技巧明顯是九十年代的香港之最，鏡頭不做作，中鏡說故事，讓人來把故事串連。但這都是硬件上的可以操控，了不起的把這兩個老得掉牙的舊故事寫出新生命。同期的爾冬陞雖然有心有力，但陳可辛寫情寫人面面俱到，果然是大師出手。

《甜蜜蜜》側寫不確定未來

推崇《甜蜜蜜》的原因，不完全在於把兩個大城巿的浮萍化入大時代，更多的是通過簡潔明快的故事和剪接令巿民心有所感。陳可辛沒有教條地硬要刻劃中共治下九七後的香港將苦不堪言，也沒有盲目硬銷明天會更好，他以社會及巿民生活的變遷，側面刻劃對未來的不確定。陳可辛的功力在於電影菲林上看不到但人們能感受的預見——在他的電影可以看到木下惠介的《卡門還鄉》的倒映，在木下惠介這部極負盛名的電影中，戰後日本生活表面不變（《甜蜜蜜》是人人照舊炒樓骨），但人心已變，淳樸的姑娘改了洋名卡門染一頭金髮（《甜》片是黎明去紐約做廚子，張曼玉曾志偉遠走他鄉；連同住一樓的外裔女子「芥蘭」染了愛滋，準備移民），一貫平靜的生活受到意想不到的窒礙和死亡衝擊。

電影是主觀藝術，片子的成敗在於觀眾是否心有所感，沒有客觀標準，奧斯卡獎多少只是一小撮人的觀感。陳可辛的電影沒有拿過奧斯卡，但在一九九七年前的歷史時空，人們會感念他的電影說出百姓潛於心底話語。雖然UFO 的電影最終多以團圓結局，但不少是慘勝而回，捅人一刀，自損五成；今天人們經歷回歸以來最少得票率的特首選舉，也看見了長長的公投人龍，奈何七百萬人裏只有一千二百人中的六百八十九人支持下也能當特首，無奈感充斥香港上空。此時此刻，人們也許會想起了黎明飾演的黎小軍和張曼玉的李翹在維多利亞公園擺年宵的那一場戲，入錯鄧麗君的錄音帶虧大本，冷雨之下一事無成，但說到底仍能喝瓶溫熱的維他奶。面對宿命，陳可辛總有一條way out，但現實是我們已過了喝熱奶的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