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

倫敦奧運很自然被用來與四年前的北京奧運相比，星期六早上的facebook 鋪天蓋地一致認為倫敦奧運揭幕禮了不起。也許大陸上的一些人不同意，覺得處於歐債危機水深火熱的英國事事都顯得寒傖了一些——參演者人數不夠多、節目內容不夠整齊、顯現出來的堆頭不夠大。這種認知的落差，源於層次的高低，識見的多寡，國情的差異。

倫敦奧運揭幕折射出這個老城的生命力而不是僵化的教條，無疑會有人認同北京奧運揭幕禮的「大國崛起」，然而前後相比高下立見，我說的不是要投入多少資金的比併，而是從三個鐘頭揭幕禮展現的精神面貌，北京奧運是千人一面獨欠個性，倫敦奧運是千人千面百家爭鳴，四年前人們看不到這一點，是因為沒有倫敦的比對。

兩屆奧運開幕禮對碰，為今天反洗腦國民教育大遊行寫下序言。北京會納悶國民教育為什麼會在香港被抵制被炮轟，答案在香港時間昨天清晨倫敦奧運揭幕禮可以盡見。中共追求的是北京奧運開幕那種「滿城盡帶黃金甲」，既要「滿城」的十三億人，又要「盡帶」的個個有份，還要「黃金甲」的炫耀財富，到後來是人人都從模裏倒出來，高度紀律所有動作都像機械人整齊，這是新中國六十年來一直沒法治好心理病的行為反射。看過倫敦奧運揭幕，見到連英女王都被拿來開玩笑，保羅麥卡尼在國家榮光之夜低吟送給約翰連儂兒子的《Hey Jude》，羅范椒芬林鄭月娥吳克儉應該明白，人和國家，我和我們，獨立和集體的對立，是構成這次反對國民教育的其中一個核心原因。

去年年初，朋友間談到改變香港要靠什麼，我半天都想不出答案，最後說了「香港社會的覺醒」。講出來之後，覺得有點把話說大了，可是再想，卻又真實感到香港的改變如果沒有覺醒實在沒有前途。今天回看，愈來愈波瀾壯闊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便是一種覺醒。是的，我們社會有一己價值，財富曾經是我們的價值觀中流砥柱，之後衣食足知榮辱，珍惜一手一腳從珠江口小漁村打造成今天大都會的home town。新階段的轉捩點是二○○三年七月一日，那天之後，香港意識抬頭，儘管間中曾有殊途但最後都能同歸。二○○九年六四二十周年燭光晚會，我在維多利亞公園近興發街那邊站了半個晚上，仔細端詳每個進場人士的臉孔，那是年輕肅穆但對自已充滿期許的臉孔，那天是香港新一代茁壯成長之夜，年輕而與上一代視野迥異的意識進入尋常百姓家。之後歷次社會運動我都特別留意年輕的一群，從靜坐派到行動派，我都一一收容包納到新香港族群這項歸類。那是年輕一代的我對青春無悔。

九七年從懷疑到相信

這種覺醒和社會發展關係緊密。回歸前的十三年，香港普羅社群從懷疑到相信一國兩制真正可以實行，儘管中英就香港九七後的政制發展翻臉，然而「五十年不變」的保票和「中國人說了算」確實與「中國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樣深入民心。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風雨飄搖英國人黯然身退，留下埃及妖后的財富和已然發展的亞洲都會給七百萬人，這一刻從沒有人會懷疑一分，哪怕政制發展慢了一些，但總信「五十年不變」和「港人治港」，加上中共當日的低姿態，中聯辦有等於無的虛無，七百萬人結束十三年的懷疑轉而相信。這是如膠似漆的蜜月期，晚間電視新聞播放前沒有《義勇軍進行曲》，只是個別媒體把「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叫作「國家主席江澤民」。無疑這有一點點的礙耳，但都很快習慣了下來——可不是麼，中聯辦在哪裏，解放軍到底什麼模樣有誰在大街上見過？回歸後不久，有次我經紅磡海底隧道開車去港島，一輛解放軍吉普車擠在五線轉兩線的收費廣場，旁邊的私家車司機都瞪着眼睛老大的盯着那穿軍服戴大圓帽的軍人，得到的是微笑中的友善臉容。

○三年深圳河伸過來的手

然而這種信任到了二○○三年出現根本變化。一場SARS 疫潮和經濟低迷，董建華治港欠善帶來五十萬人上街，之後便是中共老實不客氣把手伸過深圳河。區議會立法會選舉都有中共的影子，人們開始驚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到底貶了幾分。原來，承諾真的是會變的，那是陳夢吉對荒唐鏡式的咬文嚼字捉字虱——說一國先於兩制；港人治港的是身分證上的身分確認，只要住滿七年就是港人，就可以治港。

我真為一九九七年前後的中共官員抱不平，那年頭他們經過香港都要中央審批，而且還是不批的居多；二○○四年又爆出愛國論爭端，劉慧卿在台灣一個會議上講了她對台獨的看法，那時還是行政會議成員的梁振英公開追問劉慧卿，說統獨是大是大非，嚴肅問題，可以引起大衝突，甚至動刀動槍，「不可嘻皮笑臉可以避過」。

一二年戰俘洗腦教材

我痛心是北京什麼時候這樣猜忌香港同胞。我不想再提五十年代韓戰港人冒着被美國秋後算帳把藥物送進大陸，不必說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香港廠商率先到廣東投資，只是想到香港什麼時候要學中共那套國民教育，而這種教育，明眼人一看便知是給被俘敵軍用的洗腦教材，像極一九四九年後在東北撫順戰犯監獄給末代皇帝溥儀的課本。我們對中國的認識自小已有，小學寫字帖便是《三字經》，語文課叫「中文」，上了中學叫「國文」，我們還要讀中國歷史，有興趣如我者還另外找三黃五帝的來看；魯迅的書更是必讀，難道這還不夠，還要接受中共製作的國民教育？

英美公民教育知行合一

其實，這是一件國王的新衣，誰都知道葫蘆裏賣什麼藥。我不相信精明如林鄭月娥林煥光和吳克儉不知道，他們早就知道這是一帖要着鼻子才能灌下的苦茶，這是徹頭徹尾的洗腦教育。這幾天，一些親中人士都出來說這不是洗腦，個別如譚惠珠更說六四和李旺陽與國民教育無關，更證明了國民教育的內涵實是黨員教育。有一種貌似理性的質疑：美國英國都有國民教育，為什麼香港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美國英國學生在校裏學到的是公民教育，走出校門就可以實踐，就可以活生生的看到。香港的國民教育，如果根據《中國模式》手冊的內容，我看不到走出校門的中學生和小學生會覺得書本上的和現實上的中國是同一個國家。根據手冊，中國的執政黨是「進步、無私及團結的執政集團」，事實如何毋須再贅述。美國《憲法》的精神在於We the People（我們人民）這三個英文字；學生離開學校回到社會，從巿議員到總統都是民選，人民可以改變歷史，知行合一，此之謂歟。

國民教育硬推看來不易改變，只消從好辯的梁振英少有公開評論這事便可看出。梁先生不出來，我猜只有一個原因，一時無法再在這個位置上退下來，出來公開談國民教育肯定落荒而逃。七月一日開局後一直敗仗連連的梁振英完全放棄這一塊，出一次輸一次幾可肯定，因為他知道這一仗的對手是爸爸媽媽，沒有父母會放棄孩子的福祉，曾有新聞說孩子不幸壓在汽車下面，母親救子心切，一手就把汽車托起。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父親母親都是為了孩子，再累也在下班之後開會組織活動。昨天我在電視上看到關注組的陳惜姿在政府總部的記者圍簇下，消瘦的臉容上是不忿和失望：好不容易約見吳克儉，局長先生竟然沒有誠意得耍起軟招來，香港教育交給一群沒有承擔的官僚，未來可思過半。

未必沒有的希望

類似陳惜姿的失望，過去十五年一再在九龍在新界在港島發生。善良的巿民起初還勉強吞下這顆苦藥丸，時日久了，耐性都被官員的花言巧語磨掉。這是一場接着一場的欺騙。香港社會十五年來的容忍度一點一點剝落，一貫的核心價值隨風而逝。我拒絕相信香港就此變紅，香港是香港，香港不是大陸其他城巿，我們還有言論自由，我們還有風骨。也許中共忘了魯迅在《吶喊》的自序裏有這樣的一段：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毁壞這鐵屋的希望。」

一場十五年的大夢戛然而止，下來的是人的覺醒。這是二○一二年的香港。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七月的悶焗把人都熱昏了頭，這大概是一心要國民教育極速上馬趕及熱火朝天認識祖國大潮的那些人忙昏的原因。昏得連教育局長從職務而言只可與特區官員談公事，竟跑到北京去談香港國民教育；昏得有人把毛澤東的書法列入國情教育學習單元；昏得是一個謊言蓋一個謊言，把國民教育科推到九月進入教室對學生侃侃而談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什麼是國民教育？這是一個可以說很大但也可以說很小的題目。我只想問志切提供「正面資訊」那幾位教師：抗日戰爭是誰打的？這肯定是國民教育，連《義勇軍進行曲》也是從抗日戰爭催生出來，不可能不是國民教育了吧。我要的是一字一句確實證言，不要梁振英那種繞圈子式的，例如回答「基本上，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生死一戰」，然後拐個大彎說中共佔領多少敵後區，多少百萬人投入抗戰。我是問淞滬抗戰、武漢會戰、台兒莊戰役這些是誰打的。這三場戰役有勝有負，是中華民族拋頭顱灑熱血的戰鬥。淞滬會戰，中國出動六十萬軍力，日軍三十萬，中國此役兵力佔全國總軍力六成，李宗仁在回憶錄說，「所以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死傷輒以千計，是我們抗戰八年，犧牲最大、戰鬥最慘烈的一役」。這一戰打了三個月，中國軍隊陣亡十五萬人。十五萬是什麼概念，美軍在整場二戰東西兩戰線加起來死了二十九萬二千人。也就是說，一場淞滬戰役，中國死了美軍在整個二戰陣亡將士的一半。

抗日將領孫元良在口述歷史說，淞滬會戰、武漢會戰、三次長沙戰役、常德戰役、衡陽戰役、緬甸戰役，「殺得屍橫遍野，鬼哭神號，可是中共的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無一兵一卒參加……八年抗戰，國軍將官陣亡二百零六名，包括集團軍總司令兩名（張自忠、李家鈺）。與此比較，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一個團長都沒有陣亡……請問他們抗戰是怎麼抗的？」

這些多角度國民教育思考及內容，會出現在我們給孩子的課本裏嗎？

國民教育在香港還未推出已引起軒然大波，不單是因為家長對子女接受的教育質素擔憂，也不光是對這些摻雜二手廢品的教學內容質疑，更多的是國民教育一舉命中香港社會三十年來內心深處的恐共症候群。今天講恐共，興許不識時務了一點，然而每天晚飯時間免費電視新聞報道前的《義勇軍進行曲》唱起那剎，香港與其他經濟發達國家的大異已然彰顯。英國的英國廣播公司是國營電視台，沒有在新聞播出前奏國歌，美國沒有，日本沒有，法國沒有，俄羅斯我回答不上，不知道，可香港卻有。不要看輕這短短幾十秒的歌曲以及之前的「河山錦繡……」說明，國民教育即由此而起。本來，奏國歌無甚特別，美國四十年代電影《北非諜影》最精彩一幕便是法國流亡子民在卡薩布蘭加酒吧以《馬賽曲》還擊德國軍歌，然而那是電影。再者那是二戰年代激動人心的內容，若是承平時代，這種愛國形式肯定會被目為廉價的國族主義。

不信中共乃經驗結晶

說到國民教育，就必須從香港社會的歷史肌理入手，這決定了這個海港城巿的意識形態。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上台前後，大批難民南下這個小城避難；一九六二年逃亡潮，大躍進及自然災害皮黃骨瘦的難民遍野越山來；七十年代末大陸難民抵壘政策取消前夕，又是一次南逃的妻離子散。三次政治逃亡構成香港對中共的永不消逝的質問及懷疑。必須指出，這三度難民潮建構了香港社會及經濟建設的中流砥柱，四十年代末上海江浙富貴人家來港搭建他們在大陸未然完成的紡織業，其後上海幫從荃灣走出巿區，從紡紗變成地產大亨；六二年的難民潮建築了今天中年一代他們父母的意識形態，在充滿謊言的大躍進吃過苦頭，不可能相信中共；至於七十年代末的第三代難民則是飽歷文化大革命爾虞我詐的人間色相。三代難民以過客心態留在這小島，從來不會相信中共，這是經驗主義的結晶。

香港回歸提上日程是在八十年代初，趙紫陽是國務院總理，對於回歸，香港社會人心惶惶，這是由於巿民本身的經歷或父執輩在大陸三反五反留下的血腥記憶之故。當時香港還未有民主選舉，立法局議員俱由港英任命，民眾對今天泛民喊得震天價響的雙普選完全沒有概念，只是想到一旦共產黨來了就倒楣。中共挑通眼眉，哪可能不知道這些，但那時中共一窮二白，況且文革剛剛結束，纍纍血案仍未平反，說到底即是理虧。一次北京採訪期間，趙紫陽走向香港記者群問道「你們怕什麼？」問的當然不是記者們自己怕什麼，而是香港巿民為什麼怕中共。

趙紫陽問「你們怕什麼？ 」

香港記者當時如何回答，事過境遷三十年，互聯網上翻查不到。不過人同此心，可以理解的是，香港當時確實不信任中共可以真正實行一國兩制。事出有因的是中共劣斑斑，之後中共在鄧小平之下只講兩制不談一國，年資夠的讀者應該記得，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以至廖承志諸人，口徑統一只談五十年不變，後來只加了兩條：換一面旗，換一支軍隊，前者是主權象徵，後者是實權象徵。至於前途談判期間僕僕風塵京港線的香港各界，極左派提出更改街名，也有建議鈔票印製權收回己用，一一被中共駁回。吳康民先生昨天在《明報》的長文，其中一段有巨大參考價值，他說本地左派對許家屯專門對左派以外人士做工作有不同意見。吳康民的話一點沒錯，許家屯來港前是江蘇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委員，黨內地位遠高於前任王匡。許家屯來港不久去九龍城寨走一圈，用意很明顯：這是中國的地方。自此之後，許家屯把本地左派擱在一旁，左派內部即見反彈，因為本地左派裏的一些人，一心以為欽差大臣來了，是時候打翻身仗。不過事物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中共要穩住香港的大多數，不是少數的本地左派。前兩天結業的大富豪夜總會便是表徵，開幕請來新華社副社長李儲文，聽說本來是請來更高級的許家屯，後來才換上李儲文。

曾把港澳列為長期目標

你可以說中共務實，也可以說中共滑頭，確切歷史是中共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自始至終都把港澳列為長期目標，口頭說港澳是中國神聖領土，實裏是另一回事。香港今天掀起六七暴動回憶錄潮，眾所周知源於澳門早一年十二月三日的「一二三事件」。那時澳葡與台灣關係密切，當地官員貪污成性，社會民不聊生，文革狂飆一到，革命群眾上街示威，警員開槍射殺示威者。暴動隨即爆發，廣東省人民委員會要求澳葡道歉謝罪，詎料對方一拖再拖，於是傳出中國軍方在澳門四周加強佈防，當地葡人大批避入兵房。情勢後來急轉直下，澳葡願意道歉，保證「禁止在澳門進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敵對的活動」。自始之後，澳葡一概放軟手腳，能貪便貪，能刮便刮，澳門則成為解放區，綠邨電台整日播放革命歌曲。當時有說法是，葡萄牙政府心灰意冷，向中共提出交還澳門，可是全國山河一片紅的中共竟然婉拒，要澳葡繼續管治。澳葡只得收拾殘局，「解放區」經過短暫的「炮打司令部」文革後還原舊山河，但大勢已是一去不回，親中勢力從此建基立業。

人的記憶不可以遺傳，但歷史可以口耳相傳，中共近十年人權倒退，冤案如山，上一代的苦痛歷史再一次呼喚而出。面對這種情狀，古今中外只有一途：承認歷史並許下決心不再復來，台灣「二二八」冤情萬千，糾結四十八年，李登輝一九九五年以總統之身公開道歉。正義得到彰顯，台灣得到重生，爾後近二十年至今，開創了中華民族四千年來最民主的時代。可是中共仍然無法從歷史的陰影走出自我，對毛澤東的判定不明不白，儘管全國人民早把躺在天安門中線梟雄屍首當作笑柄，但名不正言不順，毛澤東的巨大標準像仍然懸在天安門城牆上俯覽蒼生。

香港國民教育不僅和香港社會總體價值脫節，與大陸在某一特定環節亦有距離。所說的是對毛澤東的評價，網上看到給學生的國民教育學習單元，包括了「毛澤東的書法造詣」。我不知這單元是真是假，若是假貨不值一提，若是真的便是不知所謂。不以人廢言廢行，毛澤東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固然要追究到底，毛的書法何以會是香港學生的研讀內容——毛澤東草書仿自懷素早已是人人皆知，為什麼學習單元不去研究正貨的懷素而去研究A 貨的毛澤東？這裏頭是什麼判斷，有誰能出來講幾句。如果這樣，寫得一手像樣的顏真卿體的江澤民，是不是又要找出來研究研究其書法？

不知有懷素，只道毛澤東

這種國民教育帶出來的學生會是什麼樣子？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不知有懷素，只道毛澤東；不知有淞滬會戰而只說新四軍，這不僅是對歷史的折煞，而是對一己的戕害。那幾位決心要讓香港學生「了解祖國」的教師先生，他們在「大國崛起」的氛圍下忘乎了一點：香港不是中共直接管治下的大陸，香港是上承一九四九年內戰、下啟一九七二年英國人改革香港社會的反共基地。反華？言重了，只是當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人。「中國」一詞早於西元前十一世紀的商朝青銅器銘文已面世，沒有誰能掠奪，那是大家的中國。

深夜密室終結篇

《深夜食堂》依照日本維基的說法是在東京新宿，人們當然知道這是虛構的小店，但確實的印象裏，八十年代新宿站西口真有幾家小店開得很晚。說到半夜開門「風露立中宵」，那時似乎只有吉野家，二百日圓一碗牛肉飯是夜行貨車司機的最愛。國鐵山手線那些年一個站車費是一百一十日圓，三十年後今天，《深夜食堂》劇裏五六百日圓一個菜，是十分十分克己的收費的了。

日本大城巿的小店是一道永恆的風景線，那天讀報，原來東京澀谷區惠比壽已然變成與原宿差不多的購物區。我記得惠比壽車站外那時很多像《深夜食堂》的小店，吃的是粗茶淡飯的關東煮。昂貴的魚生是公款交際才吃的，這一點千萬不要搞亂；日本一般家庭吃得很樸素節儉，弄點豬肉燙些茄子吃塊炸雞便算一頓。

《深夜食堂》二十幾分鐘一集，故事簡單，人物不多，我是在優酷網上看的。感謝那些大陸日語系學生義務把對白翻譯成中文字幕，基本上是準確的，沒有文字劇本在手單靠聽力翻出來絕對不易；也許其中一些角色名字的譯法稍有不同（是小鈴而不是子凌？）不過都是大醇小疵，單這份義務勞動精神就格外叫人感動。電視劇好看的原因是日本庶民生活便是如此，因此，難怪民主黨前幹事長小澤一郎被揭發獻金醜聞時《產經新聞》要出號外。日本經濟泡沫爆破二十年，貪婪政客仍然上下其手，一億人的憤怒可以想像。

《深夜食堂》帶出微微暖意，是新宿窮巷小店半夜三更的故事，充滿庶民之美。我老覺得最能代表日本庶民食事有兩種，一是這類小店，低廉價格買來微醺的一盅酒時光；另一是車站前的便當，我曾在去名古屋的新幹線上吃過一盒，幾百日圓竟然吃出秋田的飯味來。日本戰後一貧如洗，百姓吃豆渣大有人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日本經濟以每年超過百分之八的高速增長，人民富有了，吃的開始不一樣，洋食逐漸流行，可是就算到了八十年代全國進入中產行列的「一億中流」日子，日本人民仍然忘不了胼手胝足重建國家的昔日時光。漫畫家西岸良平七十年代推出《三丁目的夕陽》，以世紀初的東京下層社會為背景，連載超過三十年。二○○五年，漫畫改編成電影《Always 三丁目的夕陽》，講的是五十年代東京平民的生活故事，《深夜食堂》某程度是《Always 三丁目的夕陽》續集。

泡沫爆破二十年的反彈

把《深夜食堂》連結小澤一郎的原因，是因為日本社會經過二十年經濟泡沫爆破的折騰，對政客已是忍無可忍。日本政客的窮奢極侈，是生活在《深夜食堂》小巷深處的平民百姓或東京某區三丁目的大叔不能接受的。日本政治與金權政治二合為一早已不是新事，政客有了錢就去吃喝，或者乾脆在吃喝的地方圖謀大計。在東京跑政治新聞的記者都有一本料理亭地址簿，政客離開國會，下一站便是到料理亭滿足口腹之慾，酒酣耳熱之際，密室政治應運而生。日本傳媒有一個統計，小泉純一郎當上首相後，頭九個月便去了超過一百次高級料理亭。推理小說作家松本清張在《點與線》第一章第一段是這樣寫的： 「安田辰郎一月十三日在東京赤區的小雪飯莊宴請一位客人。客人是政府某部的司長。安田辰郎這家公司這幾年頗有發展，據說，生意蓬勃的原因是官家方面的訂貨多。」有酒有肉多朋友，日本和中國幾乎是二而一的兄弟。

小澤一郎是政治強人，是七十年代權傾一時的首相田中角榮嫡系。嫡到什麼地步，是連太太都是由田中角榮作媒介紹，有一種說法是，田中角榮的長男田中正法生於一九四二年，五年後夭折，小澤一郎也是一九四二年出生，田中角榮視小澤一郎如同己出，小澤一郎則視田中角榮如恩師，曾經說過「田中是我政治上的父親」。以前日本政治不像香港政治，沒有世代割裂的痕，一樹一木都是歷史遺留，小澤一郎把田中角榮的政治及人脈財脈全盤接收，連帶田中角榮好勇鬥狠精於計算的政治性格一併接下。田中角榮上承六十年代兩個首相池田勇人及佐藤榮作，是七十年代執政自民黨的最大派系，田中派裏當過首相的有竹下登、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和羽田孜，森喜朗算是半個田中派。這種彪炳戰績構成了小澤一郎敢於打拼的兇狠性格。

小澤一郎是圍棋高手，有業餘六段實力，曾師九段名將依田紀基，三年前與南韓超一流高手曹薰鉉對弈，曹讓四子，小澤終場勝，堪稱日本政界棋藝第一人。下圍棋要精於計算，要懂得大模樣格局，一流的職業棋士可以算到三十步之後，小澤一郎能算到多少步無人能知，但他算到政敵能耐有多少卻不只一次——一九九一年波斯灣戰爭，小澤一郎衝進首相海部俊樹官邸要求日本出兵，說可藉此實現國際人格。海部俊樹是小派閥河本派的人，在小澤一郎眼中一敲即碎，堂堂首相竟遭此羞辱，但小澤一郎卻能全身而退，海部俊樹吃了大虧徒呼奈何。小澤一郎成名是靠與自民黨幹事長梶山靜六爭權肉搏，這是九十年代日本政壇大事，其一，小澤一郎與梶山靜六都是田中派，自己人都鬥得不亦樂乎，其二是梶山靜六當時是幹事長，手握大權，但小澤一郎爭權之心既起，梶山靜六被砍殺得片甲不留，從此退出江湖，這場惡鬥日本傳媒稱為「一六大戰」。

當時田中派開始老化，群雄並起，小澤一郎以強悍之勢包攬大局，自立為王。也在這時候，小澤一郎把密室政治與金權政治結合，成為金權和政權的編劇和導演。日本政壇像小澤一郎那樣的退隱幕後愛當造王者歷史上也有，自民黨元老金丸信便是其一。自民黨幾十年的人脈、金脈和政脈都在金丸信手裏，但他就不愛當首相，在暗黑的帷幔後擔任運籌帷幄的角色。金丸信和小澤一郎最不同的是金丸信低調，小澤一郎則高調，與綽號「裝了電腦的推土機」的田中角榮一樣愛現——一九七二年田中角榮上台後，決心掙回面子，不讓尼克遜訪華專美於前，不到三個月就訪華並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報卻尼克遜在宣布訪華前三小時始通知日本的屈辱。

小澤接下田中角榮政治資產

小澤一郎愛鋪張，即是廣州話的「大想頭」，他有一個大計叫日本改造計劃，與田中角榮的日本列島改造論相若，賣的便是明天會更好式的願景。田中角榮當年提出的要點有三，一是以高速公路把日本大都會連結起來；二是工廠遷離大城巿；三是改善地方生活環境。以七十年代初而言是了不起的視野，可是田中角榮貪污下台，大計無法延續，小澤一郎一聲不響據為己有，改了一個名堂推出。日本選民倒也易與，一直相信小澤一郎可以改變家鄉面貌，本屆政府實現不了，等下屆才看，一拖便拖了二十多年。

小泉純一郎掌實權後，日本政壇年輕一代開始抬頭，他們對小澤一郎的金權政權結合很討厭，對幾個大老在銀座的高級料理亭談至深夜，拍板定出誰是下任黨總裁的非民主行為心生反感。這股變化動力從心底一點一滴嬗變成政治理念，然而難以想像的是，這種足以令日本政治變天的巨變，是從日中關係開始具體浮現——他們認為，往昔的日本與中國關係，完全掌握在自民黨或執政黨幾個主要領導人一念之轉，沒有考慮少壯派的意見，於是在日中關係上發難，尤其是國土邊界及人權爭論。前外相前原誠司、如今的首相野田佳彥都是這幫人，日本社會叫他們「民主鷹派」。

松下政經塾的畢業生

前原誠司和野田佳彥有着共同出身，同樣都是松下政經塾的畢業生。這個由日本樂聲電器始創者、人稱經營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創辦的政治學校，每年從名牌大學畢業生選出優秀學生入讀，不僅免費學習，還有生活津貼，三年讀完，旨在培養新一代政治領袖。野田佳彥便是這家學校畢業的第一個首相，儘管如今民望低迷，但野田佳彥成為了與料理亭夜店與金權徹底分割的政壇新人類，一舉一動都是民間和傳媒注目焦點。木村拓哉二○○八年的電視劇《Change》最後一集的二十二分鐘獨白，其實就是對政黨派閥的鞭撻，對密室政治的總攻，這段片子在YouTube 流傳一時，除了是木村拓哉的演技和念對白能力，更多是日本社會對當時被視為超現實內容的禮失求諸野式的期許。四年過去，木村拓哉獨白內容一點一點的出現在現實社會，密室政治的大去已鑄。

從城山三郎的單行本《官僚們的夏天》、戶川豬佐武的《角福火山》，乃至安倍夜郎的《深夜食堂》，四十年間三本暢銷書，勾勒出來的是日本由儉入富以及貧富差距拉大的歷程，更是這個國家面貌的深邃變化——小澤一郎被控能夠立案，關鍵在於檢察官對他的秘書的一句話： 「你們的議員先生這樣做，是對人民的背叛，你知道嗎？」那一刻，幾十年的高牆坍塌了下來。

教科書上的搏鬥

「為培植新德國，最重要的兩項工作，第一是教育改革，第二是政黨的扶植。目前美區已有二百萬學童入了學，也即是學童總額的百分之九十。這是很出人意外的成就，因為經納粹黨蹂躪十年的德國，未受毒化的師資是不易覓的。有的學校，職員|分之三都得重換新人。校址和教材自也困難萬分。軍事政府派人專司檢查或編輯新的教科書。同時，廣設師範學校，造就師資。」

這是中國記者蕭乾一九四六年四月從歐洲發回來的長篇報道〈南德的暮秋〉的其中一段。蕭乾作為當時《大公報》駐歐洲戰場記者，隨美軍來到戰後的殘敗德國。一路上他看到歐洲的復興，也看到了復興過程裏的細節。當中最令蕭乾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德國如何洗去納粹遺毒的重新辦教育過程；已經老去死去的不必再教育，茁壯成長的一群才是接受新教育的目標，以蕭乾的說法，教師和教材最是關鍵。

近七十年前關係到二百多萬德國學童的教育，造成今天的德國，納粹根本無法在這塊土地上再度成長。一九七○年，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跪下懺悔，這是戰後德國最令人感念的一幕，德國在勃蘭特雙膝下跪的一刻重生。充滿道德勇氣的勃蘭特未加入政壇前，是一個教師。

教育無小事。當看見國民教育服務中心黃均瑜說要為負面的教材提供正面元素，把中共形容為一個「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我想到的是德國戰後的教科書和教師重塑，這不僅是幾節課的事，是關係到子孫後代的搏鬥。

下筆之時是七月七日，我不知道掌管愛國學校的黃均瑜和教聯會楊耀忠想到了什麼，是盧溝橋事變是南京大屠殺是重慶轟炸是武漢會戰是全國人民顛沛流離轉徙西南天地間的痛失家園？黃楊都是教師，當然知道這段中國人民八年抗戰史，如果要二人接受一個現實：日本文部省說為了補充國際對日本太平洋戰爭的負面歷史，提供了「正面」歷史，以教科書不得出現殘酷內容圖片為名，禁止述說這段歷史，卻又在書本裏說， 「日本為了打破ABCD的封鎖，不得不發動突襲，突破封鎖」。我絕無胡謅，這是七十年代日本小學教科書內容，課文裏說的ABCD，A 是美國（America），B 是英國（Britain），C 是中國（China），D 是當時的荷屬印尼（Dutch），黃楊二位不知會作何感想。

無聲手槍你死我活

香港回歸人心未歸，有人以為這是港人眷戀英國，也有說人心難歸是因為教育不徹底，於是提出大搞國民教育，灌輸一套新的觀念給學生。這些伎倆很差勁，因為不懂裝懂，一眼就讓人看出破綻。回歸以來，教育一直是一場場搏鬥，而且都是一場場無聲手槍你死我活的生死之戰。前幾年已經有新時代成長的學生，談到六四事件時說「多角度思考」，這種拙劣手法騙不了誰，三招兩式便給轟下台。可是，主持《城巿論壇》的謝志峰總有退下來的一天，到時「多角度思考」再上場也不愁給轟下來，靠的便是苦讀「中共是進步無私的執政集團」的新一代。教科書，尤其在香港這龍門主義至上的地方，是學生生涯以後四分三人生的歸宿。只要說一句公開試syllabus 沒有這幾課，哪怕內容是教你如何稱喚父母也沒有人讀；倒過來，若是把中共「進步無私」貼為必考題目，就是如何不服氣，也得乖乖把答案寫在答題紙上。

教育變政治調整室

這手屎棋香港不少人都能看得到，可是能怎麼辦，要麼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要麼便硬吃這一套。回歸十五年，我覺得特區政府最成功是把教育變成政治調整室，是暗中慢慢一步一步調整，是潛移默化一點一點把我們這一代親眼看着親耳聽到的都一一改變、洗去、粉飾。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到底有沒有這種想法，我不打算去問他們，只是想起官至中共中央委員、重慶巿委書記都涉及重案，始終無法接受這種「正面教材」。當然，更加無法接受覺得這種教材是合理、並且質疑要撤回是政治審查的教師。

不要以為唯獨香港這些知識分子才這樣，只不過是古已有之，於今尤烈。這樣慨嘆，是由於這幾天讀完白先勇兩巨冊的《父親與民國》，說的是他父親白崇禧將軍。白將軍是國民政府名將，是國民黨罕見的將才，有小諸葛之稱，抗日戰爭國軍最大勝仗台兒莊戰役白崇禧是指揮官，重創磯谷和板垣兩大王牌兵團，為中國人民在風雨飄搖的歲月找到國破山河仍在的鼓舞。

內戰年代，白崇禧在東北曾對中共戰神林彪施以痛擊，林彪在四平街一戰吃盡白崇禧苦頭，若非蔣介石在美國插手後下令停戰，今天中國到底誰家天下仍未可知。中共正統戰史對林彪四平街慘敗六十年來絕口不提，倒是十年前有一些關於林彪麾下四野的戰史提過一些——林彪由東北而華中追擊國軍，在湖南一帶欲夾殺白崇禧報一敗之仇，結果白崇禧虛晃一招，林彪撲空。

六七十年前的歷史今天也許沒有哪些人會感興趣，在即食文化氾濫、國民教育只講好不講壞的今天，這些國民黨正面歷史早已不談也罷，遑論重見天日。作為一介讀者，我們對白先勇耄耋之年把第一手圖片及真實歷史公諸於世致敬；客觀上，也可把近六十年中共為主體的中國近代史推翻——抗日是國軍為主，林彪不是長勝軍。對於前者，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到了前幾年才願意承認，二○○五年九月三日，北京舉行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活動，胡錦濤在講話中首次指出抗日戰爭主要戰場是國民黨軍隊打出來的， 「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一系列的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給日軍以沉重打擊」。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民族割裂造成難以挽回的悲哀，中共與國民黨都在刻意編造及扭曲歷史。張靚蓓在訪問著名導演李安的《十年一覺電影夢》中引述八十年代初甫到美國留學的李安說，他到伊利諾州大學後讀到在台灣列為禁書的斯諾（Edgar Snow）《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後，驚訝說「原來我們是壞人」。

類似的扭橫折曲，在關係到國民黨或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更是從不留手。白崇禧功過的說，在中共、國民黨和白先勇筆下有三個不同版本。中共筆下的白崇禧，近年因統戰需要而淡化，但絕口不提白將軍的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更少提他在東北幾乎滅了林彪的歷史。反而與白崇禧同屬桂系的李宗仁卻着墨頗多，無他，李宗仁在國民黨彌留大陸最後日子是代總統，六十年代回到北京，成了一副很好的統戰工具，自然美言多幾句。在台灣蔣介石獨裁年代，白崇禧因是桂系主將，蔣對他避忌甚多，以至派出特務跟蹤，一九五六年，白崇禧光火了，寫了一封長信給蔣，指出三點被特務跟蹤的證據，婉轉而稱「敬懇鈞座詳察，以明是非」。這個時期的白崇禧隱沒民間，蔣卻下令嘍囉擾人，指白崇禧在大陸時私吞軍費，要在國民大會追究。

白先勇如今近八十，筆下兩巨冊足以揭開白崇禧真像，上冊講大陸歲月，內容早已口耳相傳，下冊台灣歲月珍貴得多了。白先勇早年赴美留學，之後教書到退休，都在風光如畫的加州聖芭芭拉（Santa Barbara）生活，家人俱已老去，人到暮年，還能圖個什麼，本書的動機沒有個人利益而是給回一個民族英雄應得的榮光。然而真正令人傷感的是，堂堂中華民國一級上將白崇禧在東海一隅渡過人生最後時刻而未能正其名，兒子白先勇勾勒出晚年的白崇禧竟是如此落泊孤寂，人們才感念廣義上的中國實在虧待了這位抗日名將。

政客背書知識分子失人格

不幸的是，中國不在少數的知識分子便是如此為政客背書而失去一己道德人格，為的是對當權者的迎合與諂媚，真相往往在這些政治交易中遭到背叛。政客失腳不是怪事，因為當他們出走的那天，他們就得期待這天的來臨。悲哀的是知識分子，把白崇禧搞臭又如何，蔣介石兩腳一伸便萬事轉頭空，賠上了的是真相。這次香港的國民教育事件也應作如是觀，今天說中共統治集團「進步無私」，我在now 電視新聞裏看到黃均瑜的回應是「黨綱也是這樣寫的」，我老覺得這隱約之間有某種奇異卻說不出來。然而，當毛頭小子讀這些教材時卻是另一種效果，考試要考這些，儘管走出學校便是李旺陽趙連海譚作人，現實世界和書本教材完全背道而馳，學生活在一個分裂的世界。我們不能怪今天的年輕人如何如何，因為連課本和老師也如斯人格分裂，還能怪誰？

教科書是中性介體，關鍵是印上的內容。日本右翼要對歷史上下其手在課文上動刀；星馬的課本把山下奉文在馬來半島的屠殺清晰如實記錄出來；菲律賓課本中日軍在巴丹的殺戮一段都沒少；緬甸課本有四張圖片紀載日寇殺人的實錄。至於香港，看着那薄薄的三十四頁國民教育教材，除了嘆息，是長長的嘆息。

十五年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軍攻陷南京，毛澤東「宜將剩勇追窮寇」徹底實現，前一年蘇聯欲把中國分作南北朝國共隔江而治的算盤無法打響，美國開始具體思考與中共接觸，拋棄兵疲馬乏的國民政府。二野部隊打進南京佔領總統府，南征北戰的部隊對國民黨苦大仇深，甫進總統府就把地氈剪成一段段分給戰士。二野將領劉伯承和鄧小平隨後續部隊來到總統府，進內便見滿目破地氈，鄧小平馬上把部隊指戰員叫來，用四川官話劈頭就罵「亂彈琴」，下令把總統府恢復原狀，部隊撤出。

劉鄧俱是法國留學生，鄧小平對咖啡、牛角包和足球情有獨鍾是因為他在法蘭西的那些年，雖然在法國的日子鄧小平是搞政治多於其他，可是畢竟二十世紀初的法國仍是歐洲中心，光生活在這裏就夠開闊眼界。「文化遺產」一詞幾十年前還未出現，但巴黎的恢弘肯定對這些由四川而法國的中國學生是文化衝擊。如何正確對待歷史並保存歷史，這是需要學養的。

香港回歸十五年，得到什麼失了麼人人有一本帳。從形而上的層次而言，得到的是去殖、是華人當家作主。至於失去的是什麼，是酸甜苦辣的百味俱陳，午夜夢迴之際怕的是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怕的是天天要你背誦中國好，怕的是失去清廉自持的社會風氣，怕的是大陸那套官場文化來到香港。從南京總統府的破地氈百轉千迴到今天金紫荊，我們寧願拒絕相信這是事實的十五年，情願那是毫無意義的十五年，希望它是從未到來的十五年。

耶魯大學歷史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他成書於一九九○年的《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指出，中國是一個難以明白的國家（there is no easy way to understand China），在這部英文版八百七十六頁、譯成中文分三冊的巨著，史景遷對現代中國的亟力追尋，埋頭浩瀚如海史料。根據他的研究，現代中國與華裔史家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所說的極為接近。黃仁宇認為，中國與十七世紀末葉的英國類似，都是一個在「在數字上無法管理的國家」（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的國家，具體表現在中國立國以來貧農及小自耕農的經濟立場為基礎，農村內部情勢複雜，不易爬梳，所以要有很多流血慘劇，才能達到數字上的管理。黃仁宇由此走出蹊徑，從現代性（modernity）出發，以比較史學為工具，通過歐洲與中國的對照，研究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他提出必須把歷史推回三四百年前，才能看到中國缺失在於閉關自守，工業和商業發展遠遠落後歐洲，無法適應新世界。

閉關自守發展落後無法適應

黃仁宇完書時是一九八二年，當年中英尚未全面展開香港前途談判，但一國兩制已由北京拋出。黃仁宇雖是半途出家的史學家，仍能看出這一概念的虛妄——作為經歷抗日戰爭的前國軍校級軍官、戰後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的雙重身分，黃仁宇既有歷史專業的比對爬梳基本功，也有中國人身分的個人歷史，他指出，一國兩制在歷史上並非新事，荷蘭往昔初為聯邦時也是一國兩制。這種制度能夠成功落實，黃仁宇說，必須是「一國兩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將眼光放遠，在長久的歷史中，找到合作的邏輯」。《萬曆十五年》殺青之日，距離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落實還早兩年；黃仁宇二○○○年初去世，看不到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迅速消亡。

《萬曆十五年》對一國兩制的觀察並無重大紕漏；黃仁宇去世前三年，香港回歸，由一九九七年到二○○○年，香港仍可徜徉在自由的海洋裏。然而正如史景遷說，中國在西方眼中是一個「難以明白的國家」；當香港一切順利時，中國的手就伸進來。這是出於對自己的無知，也是對歷史的無知，史景遷說，無知的由來， 「中國共產黨政府可以聲稱（claim）這是革命分子的勝利。然而，這也是主要官僚以更高的真理為名，從而釋析人民的期許」（in the name of a higher truth, to define people's aspirations），隱喻中共剽竊人民的期許以及官僚系統的巨大努力，據勝利果實為己有。

當香港一切順利中國的手就伸進來

從七十年代末乃至八十年代初，中英開始試探雙方就香港前途的底線時，北京冒出一種論述，把香港的物質繁榮稱之為香港巿民的成果。這種論述無疑是事實，但不是全部，英國人在一九六七年後的社會建設，包括房屋及教育，也是香港繁榮的要素。可是中共以民族主義大纛為經緯，迅速佔領道德高地，以民意牌與英方周旋。今天所謂的「忽然愛國」一群，其實便是中共面對英國時施以的統一戰線。當時最傑出的統戰成就，便是把在港英年代做過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安子介統了過來。安子介先生不是「忽然愛國」，他以英文寫成的《Cracking the Chinese Puzzles》（解開漢字之謎），堪稱對促進中文在西方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但更大的在於心理上推動人心回歸，連港英年代的高等華人也一個接一個去北京，五十年代以還的恐共病幾乎一夜之間消除殆盡。

統一戰線消滅恐共病

持平而論，中共八十年代確對香港採取極為寬鬆的政策，鄧小平發脾氣公開大罵黃華、耿「胡說八道」，絕不容許官員就香港問題說三道四。中共建政後三十年的反覆起落，國力凋零，加上夠水平官員不多，大政基本就在幾個國家領導人手上。這些人有的如鄧小平出過國見過世面，也有土法煉鋼的沒有出國卻有水平的如趙紫陽。今天看來，鄧趙雖然都不夠完美，但八十年代就放手讓香港自己搞，其廣闊胸襟及廣袤視野，絕不是今天小家子氣官員那樣。中共第一二代政治家有其特質，不僅是浴血全國打出天下的氣概，更重要是絕不翹起尾巴做人的那種不知斤兩。

中共不信香港趨嚴重

香港這十五年變化不在香港巿民，而在於北京。中共一些人不信任香港，左傾路線嚴重，那種溢於言表的捋起衣袖準備親自下海大幹一場的「不信邪」最令人心驚肉跳，當香港的GDP 等於一個省的時候，這種不信邪的本質愈加濃烈。香港成為了這種意識形態的實驗室，經濟增長壓倒了常識，成為恣意擠壓香港的精神武器。這種左傾思潮在二○○八年金融海嘯美國隆然倒下後更是惡化，認真說，香港感到中共一再擠壓，不是由於GDP 落於人後，而是兩地的基本價值沒有隨着經濟融合而拉近，相反是愈拉愈開。

香港社會有一種庸俗的認知，覺得香港今天經濟落後大陸，於是心生不忿。這種是只是樹木不見樹林的瞎猜。香港人是見過世面的，我們的電視接收器和電腦互聯網聯繫全世界而毋須跳牆越界。香港人一度是小家子的，我小時見過，那是七八十年代經濟暴起時的嘴臉，可是現在我們早已來到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的年代。這不是香港崖岸自高，那是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的必經之路，當民智大門打開，從此再也關不上了。香港講的是公義，李旺陽身死的湖南邵陽有多少港人曾踏足此地？陳光誠被困的山東臨沂，多少港人知道在哪？我祖籍山東，也沒有聽過這地方，勉強知道的是臨沂附近的孟良固曾在解放戰爭打過一場激戰，國軍將領張靈甫戰死。香港人就是頭也不回上街為他們吶喊。

Years of No Significance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七百萬港人來說是具有意義的一天，之前半天，彭定康在滂沱大雨裏捧着米字旗低頭一躬；凌晨時分，解放軍三軍儀仗隊踢着正步把特區區旗送到會展會場的主台；清晨，全副武裝的解放軍一車車的經過石湖墟開進巿區。那是一個日子，連對中共批判最力的傳媒，頭版大標題是「香港信有明天」；我在美國的老師寄來一封祝願信。歷歷在目，是因為我們相信五十年不變。鄧小平的「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趙紫陽的「你們怕什麼」，一窮二白時的中共是那樣的樸實淳厚。這十五年沒有這些話聽了，連回歸初時的「香港好，中國好」都宛如空谷絕音。這十五年，於這一重意義來說，是Years of No Significance，比黃仁宇的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