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和諾貝爾獎

細讀賴明珠先生十月十六日明報世紀版的〈村上春樹仍然未能諾貝爾獎〉，心裏那片烏雲揮之不去。我不是村上春樹的本格派讀者，只是偶然經過的路人甲，前幾年翻開《1Q84》也是由於打算替大陸網站做點事才從日本訂回來。雖然之後間中抓一本村上春樹來讀，前一陣子也把村上春樹替《朝日新聞》寫的釣魚台文章細閱過，可是要我來講村上春樹作品年表是完全不合格。然而諾貝爾文學獎公布至今，村上春樹和莫言這兩個名字在腦海裏晃動不止，一個是日本作家，一個是中國作家，一個是盛譽作家，一個是諾貝爾獎作家，這種鋪排比對難免令人想到：村上春樹和諾貝爾文學獎是永遠的擦身而過？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餘音裊裊，不光是人們期待莫言到瑞典領獎那天會說一篇什麼樣的講話，更多的是問村上春樹會不會終有一天得獎。我不是評委，無法知道，但可以說，日本社會對今年的文學獎很有期待。十月十一日宣布莫言得獎那天晚上，法新社從東京發出一張四個女讀者在餐廳準備祝賀村上春樹得獎的新聞照片，其後她們得悉村上春樹無緣文學獎後滿臉落寞。文學獎公布前兩天的十月九日，日本皇太子出席東京六本木的國際交流基金會頒獎活動，得獎人是沒有到場的村上春樹。基金會的讚辭說，村上春樹的作品譯成四十種語言，「令到外國讀者關心日本文化」。從皇太子在文學獎公布前夕出席頒獎場合，到讀者認定今年文學獎必會落入村上春樹的企盼，日本社會是先有期盼而後落空：無法在今年繼一九六八年的川端康成、一九九四年的大江健三郎後再有一個文學獎得主。

村上春樹成了日本文壇今年的最大殘念，不過我總覺得村上春樹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態度，或者不是日本社會和他的讀者那樣的熱切，不但是因為要接過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的棒是極有要求的任務，更多的是村上春樹決心走的不是川端康成的舊路，是迹近大江健三郎的民主主義文學大道。必須承認，日本文壇對村上春樹的期待其來有自，日本文學氛圍是普及到只要伸手到地鐵行李架就能找到一部不知哪個乘客留下的文庫小說，還有就是從質到量都氾濫的翻譯文學，外國文學從面世到日譯本出版，一般只要十四天。再說，純文學的芥川獎和大眾文學的直木獎一年各頒兩次，不少如今名滿文林的作家出身兩獎。芥川獎和直木獎雖多但不濫，沒有適合的作家便會從缺。兩個獎都有獎金，芥川獎是一百萬日圓。戰後一段長時間，芥川獎和直木獎不但是孕育作家的搖籃，更是哺育作家的奶瓶，當時兩獎的獎金是二萬日圓，東京五星酒店的咖啡那時是一百日圓一杯，兩萬日圓足夠筆下生風但未至洛陽紙貴的年輕作家再多一段時間培養自己。當然，兩獎的獲得者不一定從此平步青雲，以後歲月磨蹭要靠自己了。

川端康成對日本傳統美的追求

川端康成一九六八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年在頒獎禮讀出《美麗的日本和我》的演說，表達了他對日本傳統美的追求，成為日本文化界極具代表性的思想體系。一九六八年的川端康成得獎還有兩重意義，一是當年是明治維新一百年，一是同年美國願意交還戰後佔領二十年的沖繩。一個唯美派作家肩上是沉重的非文學重擔，加上大量公開活動，令他無以提筆寫作。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川端康成只寫了兩個短篇和一些隨筆。一九七一年，三島由紀夫闖入自衛隊司令部切腹自殺前，川端康成趕到現場，是唯一三島由紀夫允許可以入內的一人。三島由紀夫先切腹再由旁人把頭斬下，川端康成受到極大刺激，說「砍下腦袋的應該是我」。十七個月後，川端康成被發現口含煤氣管在家中自殺身亡。

日本作家的自殺以川端康成最轟動，死前沒有留下遺書，何以自戕，於茲四十年仍不得而知。川端康成的死，與同樣也是自殺身亡的有島武郎、芥川龍之介、太宰治、原名喜等作家不一樣，由於他的諾貝爾得獎人身分以及與三島由紀夫亦師亦友關係，令人猜測再三，到底是他頂受不住巨大壓力而自尋短見，抑或是三島由紀夫之死觸動到他的生無可戀，這是日本文壇一個永遠無法解開的謎。勉其而言，川端康成死前不久為作家林房雄寫的集子序言令人有所猜測，日本文學評論者認為這篇短文是「三島由紀夫的鎮魂曲」，是耶非耶，不妨找來一讀。現實上，川端康成之死結束了唯美派的年代，開始進入另一世代，那是七十年代初，全球風起雲湧，是覺悟的年頭亦是反省的時刻。也是一九七二年，村上春樹在早稻田大學畢業。

川端康成與村上春樹之間的是年齡斷層，也是對舊有意識形態的撕裂。在六十年代的川端康成與二十一世紀村上春樹的兩者之間，大江健三郎無疑是扮演了極其關鍵的黏合及指向角色。人們仍在密麻麻的字海，企圖從《1Q84》找出其中微言大義的時候，其實只要翻查大江健三郎年譜，一九六○年第一次日本反對《美日安保條約》鬥爭，也就是村上春樹在《1Q84》以這次鬥爭為小說時空背景之時，大江健三郎加入了「安保批判之會」這個反安保組織，並在同期作品《嚴肅地走鋼線》以及《持續的志向》毫不保留顯現他的反安保思想。一九七六年，大江健三郎在《萬延元年的football》長篇小說一身分作二，其一是在反安保示威中受傷的青年，其二是只思考不行動的另一人。寫到這裏，只要讀過《1Q84》的必然心領神會，大江健三郎的《萬延元年的football》與三十多年後的《1Q84》兩者之間有着一根看不到但掌握得到的紅線，把上承夏目漱石的民主主義文學緊緊連結在一起。

大江健三郎走進社會街角

一九九四年大江健三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在頒獎禮上發表的《曖昧的日本和我》，顯而易見是對川端康成《美麗的日本和我》的變奏曲。他在演辭歌頌專研法國文學的學者渡邊一夫，「……在大戰爆發前夕和激烈進行中的那種愛國狂熱裏，渡邊盡管獨自苦惱，卻仍夢想着要將人文主義者的人際觀，融入到自己未曾捨棄的日本傳統美意識和自然觀中去，這是不同於川端的『美麗的日本』的另一種觀念……」。大江健三郎的人道主義精神影響了日本嬰兒潮，從唯美的川端康成走進現代社會的街角、馬路邊、庶民屋子。在這一階段而言，《地下鐵事件》及其之後的村上春樹作品與人文氣息極其重的大江健三郎不約而合，這既有令人感到村上春樹的私淑弟子的本質，也有通過村上春樹的眼睛和鋼筆，建構大江健三郎之後的日本民主主義文學。

村上春樹與大江健三郎的不謀而合多不勝數，究竟是兩人之間的默契，還是心有靈犀一點通，這是有趣的質疑。今年九月二十八日，中日關係因釣魚台紛爭激鬥之時，大江健三郎與八百名社會知名人士發表公開信，質詰日本政府未能正視歷史，挑起事端，並以四十年前學者井上清的《釣魚台諸島的歷史及其所有權》為證據，指釣魚台是日本從侵略戰爭得回來的，敦促東京政府正視侵略歷史。同一天，《朝日新聞》在第一版頭條刊出村上春樹的《小心暢飲烈酒煽動的政客名嘴》長文，在側翼攻擊巧言令色的政客。兩代作家對釣魚島的取態如此相似，只能以「同出一家」來作解釋了。

村上春樹的反建制本質在《1Q84》中已見端倪，在著名的《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更見其人文本色，在日本政治全面走向總保守化的當下，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樹的勇氣實在罕見。也許是懷舊，或許是過敏，可是作為有興趣於日本文學史的半途出家者，我總覺得他們與上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小林多喜二、德永直以及葉山喜樹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派一脈相承。當然，村上春樹和大江健三郎並非明刀明槍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的悲天憫人的自由主義者特質，在烏雲蓋天的今天閃閃生光。

如今日本民族主義當道，一個諾貝爾獎帶來對保守勢力的推動，不是我們單從文學層次可以想像。村上春樹如何看待這一小小獎牌，是一樁頗堪玩味的猜謎遊戲。對此，有一個詭異的個人感覺，有一絲隱性的真實感：皇太子參加的頒獎活動，村上春樹缺席，出版社編輯代他讀了一篇講辭：

「……現實中，我們的世界有地理性的國境。很遺憾，我不知道是不是必要，總之它是存在的。而且那有時會產生摩擦，引發政治問題。

文化的世界當然也有國境。不過跟地理性的國境不一樣，只要定心，我們就可以輕易跨越它。即使語言不同，生活方式相異，故事這一種心的狀態，是可以經由等價交換彼此分享的……」。

我閱讀到的是村上春樹缺席皇太子參加的場合，以及演說裏談到的「國境」一詞。隱隱透出「反叛」這兩個字。

十五年太久

建制派在立法會委員會爭奪主席的動作可以用乒乓球的「快，狠，準」形容。三上五下二至今吞下二十一個委員會主席，組成了無比強橫的立法會戰線，泛民力抗下只撈回四個，二十一比四，放在改制前的乒乓球計分制，毫無疑問是大崩敗。這是先天形勢已決定了的結果：泛民在立法會選舉少拿了議席，於是就決定了這種大差距的弱勢，未來四年苦頭還多着。

幾乎同一時間，建制派的文宣戰線全面開火，東打英國撤後留在暗處的「港英餘孽」，西戳事事唱反調的議會反對派，再當頭一棒扳下反國教關注組和學民思潮。

這些文字和口舌戰爭，外人看來是如斯齊整，到底是不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一介讀者如我者實在難以知道，只是讀到字裏行間那股按捺不住十五年來寄人籬下有志難伸終於成為過去的意氣風發，端的是「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這兩句詩成文之際，時維文革前三年的一九六三年，國民經濟稍見起色，大饑荒禍害漸見收斂，閒下來的毛澤東又躍躍欲試了。

「只爭朝夕」是毛澤東一九六三年在〈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裏人們最熟悉的一句；這首詞的最後一段則是紅衛兵全國造反的尚方寶劍：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美國總統尼克遜一九七二年訪華見了老毛後，心有所儀，一九九二年在耄耋之齡寫了Seize the Moment: America's Challenge in a One-Superpower World（只爭朝夕：美國在一國獨大世界的挑戰），便是借老毛「只爭朝夕」四字勾勒美國在東歐集團崩解後的心情——天下在我，是時候改變戰後四十年的國際秩序了。尼克遜在書後短短三頁的「作者札記」毫不掩飾道出他的急切：I believe that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eizeth is moment to secure peace and to advance freedom around the world.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has been that we no longer to play a major role, that our mission was completed. I strongly disagree.（我認為，當務之急是美國只爭朝夕的確保和平及在全球推動自由。傳統智慧說美國再也不能扮演主要角色，我們的任務已經完了。我絕不同意。）老毛和尼克遜對「只爭朝夕」如此厚愛，是因為一個是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一個要準備重整世界秩序，都是冀圖從敗方復活的翻身之仗。結果是老毛把文革帶到人間，戕害中國整整十年，後遺症延續至今盤旋未去；尼克遜推動喬治布殊這類新保守主義抬頭，美國揮軍中東近東，到今天仍未能鳴金收兵。「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變成毛尼始終無法實現的人生遺憾。

建制派的急躁

我總覺得，香港的建制派也有這種躍躍欲試的只爭朝夕的急躁。搶佔立法會委員會主席不能說不對，說到底，這是所有立法會議員的應有之義，總不成進了立法會便把議事堂當自己家天天睡大覺，但是從委員會主席之戰的搶拚，不難看到那種志切要讓天地歸我的決心。再把最近連串的文攻連結閱讀，很難不令人感到建制派的躁動已經來到門前，並以各種形式透現出來——從把岑建勳所說的拿着港英旗米字旗上街的只是「不是來自我們懷念殖民統治，而是我們覺得今天不及往日好」的年輕人說成港獨，把反對洗腦偏頗國民教育的說成麥卡錫主義，把對政府持批判的說成「搞搞震無幫襯」的逢港必反。港獨云云，證據就是那些旗？斯言何其重，這種黑帽子還以為文革之後早已不存，原來香港還有倉底貨；麥卡錫主義之說更是上綱上線不知所謂，我翻過一下，這些論調是從維基抄來，卻抄漏了麥卡錫主義是死在一個叫莫羅（Ed Murrow）的美國記者手上；莫羅曾經說過「切勿混淆異見與不忠」（We must not confuse dissent with disloyalty ），倒沒有在那些怒氣冲冲的文章和言語之中提及。

回歸十五年，還未到五十年，香港政治形勢就已經出現深邃的變化，建制派的耐性在這些年間磨得七七八八，現在是爭着出來吐一口烏氣。也許在他們心裏，香港回歸前後的安排對他們不公平，尤其是在港英高壓統治下吃盡苦頭的一群，沒有功也有勞，卻在兩制高於一國的鄧小平式詮釋「一國兩制」下，不能馬上翻身當家作主。一些左派朋友九七前後那股怨氣揮之不去：一九四九年後的三四十年，吃苦行先，慘遭打壓，以為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一切盡變，但就卡在一國兩制的夾縫裏進退不得。

我是從父執輩那裏聽過這些投訴和不滿。六七十年代工會的學習班都是志氣昂揚要把港英鬥垮鬥臭，誰能想到一九八四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反而處處讓路，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一九九一年立法局選舉，那年九月的一個星期日下午四五時，電話一響，馬上踢着拖鞋落樓投票是不少家庭的目擊實况。父執輩的怨忿在工會書記前面遍地開花，得回來是「不要以樸素的階級感情代替中央的政策」。這是以廣州話讀出的，很別扭，如果用北京話讀也許會令人較習慣一些。

平情而論，香港傳統左派沒有主動的犯過原則錯誤，六七暴動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極左風吹到香港，新華社決心緊跟黨中央走，把一盤本來下得極出色的棋局一腳踢翻，過往在文化戰線的優勢拱手奉送，《晶報》《商報》原先高踞香港中文報章銷量前三名，高舉社會主義旗幟把革命進行到底之後，這些健康正派的報紙變成左翼極端，從港人受落變成難以入屋。左派長鳳新三家電影公司無法逃出嬗變，今天人們絕對想不到，香港首部票房收入一百萬元電影便是文革前的左派電影《金鷹》。白頭宮女話當年，這是憶苦思甜，也是今天全力打拚香港話語權的企圖心之下，深埋心坎的一段歷史。

隱忍四十年

香港建制派，或者更準確說是傳統左派，近期大動作再現，有一種說法是中聯辦撐腰，要他們為弱勢的梁振英助拳。這也許是，但我認為，更多可能是發自五內對中共過去四十年香港政策的反發。六七暴動，香港左派在港英彈壓下慘敗而回，中央文革小組受到周恩來牽制，一九六八年到打倒「四人幫」的一九七六年，香港左派「破帽遮顏過鬧巿」低眉失額，因為中共在一九七一年秋加入聯合國後，全面開展外交戰線，與西方資本主義大國接連建交。這一時段，極左派難有大塊空間，事實上，也是這段時間，鄧小平復出治政，大批文革初期遭打入牛棚的老幹部復出，全國精神狀態由悲悶轉而逐漸舒暢。香港左派在六七暴動受到極左思潮影響，在這段時期處於反省階段的低調，以鞏固老朋友為主，有機會的話，爭取結交新朋友。

打倒四人幫後，中共檢定文革十年，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大六中全會通過不算斬草除根但總算以正視聽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定性文革是「為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決議》第八部分則為為中共未來路線定調，「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鬥爭哲學從此揚棄，一切為了經濟發展。香港左派陸續到北京聽取傳達，當時盛傳，中共中央對香港左派的要求是「韜光養晦，不當出頭鳥」。前者清楚易明，後者則是指萬事不必強行硬來，無謂惹起反彈，自己吃虧。

雖然，在其後的中英會談過程，香港左派也有一定程度的文宣攻勢，但總的來說是小敲小打，包括批判戴卓爾政府的「三個條約有效論」，以及對英國高級官員盧斯的反擊算是有一陣子聲音。一九八四年秋，中英草簽《聯合聲明》，香港前途大定，左派投入一片對未來叫好的大合唱。

這一條底線便一直從一九八四年到今天，中間歷盡六四事件、基本法港方草委退出、樓巿狂潮、九七回歸，以及其後的政治波濤起落，然而「韜光養晦，不當出頭鳥」的姿態似乎從未變更。

政策質變已然發生

建制派如今大力搶攻，是否證明中共三十年來對港大政方針出現根本變化，仍須拭目而觀之。不過，從立法會議事堂到筆桿子，實况是於今浮現多年未見的驃悍之象。傳統左派信膺唯物辯證，對唯物史觀深信不疑，若以此推論，香港建制派、尤其是當中的左派人士近期的種種言語文詞，表徵上脫離了三十年來的低調委婉轉而剛化，客觀上可以闡明一點：政策質變已然發生，這衍生了「只爭朝夕」的勇猛態勢。倘事實果係如此，香港社會和政治的強撼硬撞可能更多，「東風吹，戰鼓擂，今天誰也不怕誰」，鄧小平對「一國兩制」的注釋以及相關的柔性政策恐怕到此為止；一場明刀明槍的政治權力及話語權的爭逐，即將全港上演。

諾貝爾獎和中國人

余生也晚，一九五七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時華人世界是如何瘋狂不得而知，是翻到諾貝爾獎官方網頁找尋資料時，才知道三十五歲的楊振寧和三十一歲的李政道那時是一臉早慧的聰穎。楊李得獎是不是有助華裔子弟在物理學上的精進是後話，不過華人在物理學確有能力，楊李之後有丁肇中、朱棣民、崔琦及高錕，有量子物理也有應用物理；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決定砸下巨資興建正電子對撞機，相信也是從推進高能物理的角度出發。

對於五十年代國窮民弱的廣義中國來說，諾貝爾物理學獎確在心理上起着極大作用，某程度他們是中國人民心目中的神。這一印象到一九八六年李遠哲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後開始改變：諾貝爾獎科學家說到底都是常人。擠在三藩巿國際機場歡迎李遠哲的人群當中，近距離瞥到李教授襯衫上好像有一小塊墨水漬，蓬鬆頭髮下是深色膠框眼鏡，溫和聲音和一臉倦意的笑容。這和柏克萊加大芸芸教授一樣，只是他回到學校之後獲得只有諾貝爾得獎教員才有的待遇——專用車位——僅此而已，別無其他。若干年後台灣政壇驚天動地，李遠哲站在陳水扁一方，有人指李遠哲不應說「給陳水扁一個機會」，也有人用不堪的字眼說他罵他。我對這些五毛論沒有感覺，我只是記得寒風習習的冬日，在狹小的三藩巿國際機場見到的那一小塊藍漬。

莫言得獎後，中共處於一個極其尷尬的位置，不過七百多天之前才破口大罵諾貝爾獎當局，因為委員會把和平獎送給劉曉波。那時中共宣傳機器的話要多狠就有多狠，反正把中國和挪威外交關係降級也在所不惜，這和十二年前把給高行健的文學獎罵得一錢不值的情况差不多。然而世事往往弄人，到了莫言得獎，中共如何從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把推倒了的文學獎價值及榮光在一天之內重建，從曲拉直的文宣重任，是足以爭奪下屆諾貝爾文學獎的參選作品。

諾貝爾獎於一些人而言是煩惱的來源。楊振寧和李政道一九五七年以宇稱不守恒定律獲諾貝爾獎，五年後全面決裂，不僅沒有在物理學上的合作，連友誼也一筆勾銷。楊李二人從那時起不再提對方名字，朋友學生都不會問這個極為敏感的問題。大陸有一個說法是，鄧小平曾經想把楊李再拉在一起，結果鄧雖有改變中國命運的回天之力，卻無法填平楊李兩者間的人為鴻溝。一九八二年，楊振寧六十歲，出版《論文選集》（Selected Papers 1945-1980with Commentary），提到他在物理學上的成就；三年後，李政道完成三大冊的《李政道論文選》（T.D. Lee Selected Papers），首次提起楊李分裂的其中一個原因，便是排名先後次序。李政道在文選中名為〈破壞了的宇稱〉（Broken Parity）的文章說：「第一篇論文中有兩個定理，大部分是我證明的。我們寫完那篇論文後，楊振寧問我是否介意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為他比我年長幾歲。我對這個要求感到驚訝，但是由於中國尊敬年長者的傳統，我同意了。」

排名爭拗分道揚鑣

台灣《中國時報》前主筆江才健二○○二年在《楊振寧傳．規範與對稱之美》詳細寫出了楊李之間的衝突。初讀此書時，我那時還不明白，兩個可以一同獲得諾貝爾獎的著名科學家為什麼要走到這一步。那是極其令人心碎的分手，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八日，這兩位早於五十年代便和愛因斯坦同在普林斯頓一同工作的學者，進行兩人之間的最後一次長談。八十年代楊李的兩部論文集都有提到這次談話，楊振寧寫道：「我們回顧了自一九四六年以來發生過的事情……正如同家庭中的衝突一樣，這是一個感情宣泄的歷程……幾個月後，我們就永遠的分手。」李政道也回憶了四月十八日的這次長談，他說楊振寧再度提出排名的問題，同年六月，楊振寧寫了幾封信給李政道，「……信的內容讓人極端不快並且充滿敵意，我對這所有的事感到非常傷心，並意識到我們的友誼已經不存在了……」。

楊振寧和李政道都是吳大猷在西南聯大的學生，楊李在獲得諾貝爾獎的同一天，即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各寫一封信給吳大猷，今天看來，飲水思源的感情滿溢而出，二人執弟子禮令人動容，楊振寧在信中說：「大猷師，值此十分興奮、也是應深自反省的時刻，我要向你表達由衷的謝意，在一九四二年春天引導我進入對稱原理與群論這個領域」；李政道則重提「……現在的成就，大部分是由於在昆明時您的教導，而假使在四六年沒有能來美的機會，那更根本不可能會有這幾年的工作，此點我深深感受，特此致意……」。兩個學力超群的物理學家，一九五七年十月仍然生活在澄明的科學世界，可惜的是，諾貝爾獎帶來的衝擊遠比他們學有所成的物理學複雜得多，兩個人的姓名誰先誰後，在紙上僅是一英寸距離，卻把兩人從此天涯海角相去十萬八千里。

楊李之爭牽扯出的是中國人是否難以承受諾貝爾獎之重，這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以來困擾一切中國人的問號。作為歷史的延續，莫言得獎後講的一番話也相當得體，有人說這是上級指導而成的官樣文章，也有說是肺腑之言，無論如何，這都記帳在莫言頭上。然而迴蕩着唏噓的是中共對小小一個獎牌的大大反應，十二年前高行健得獎，《人民日報》網頁上的言詞完全是文革式的批判。文學獎只是給了一個在法國的華人，或者說，給了一個對中共偶有批評的華裔作家，而這個作家幾十年前是在中共教育體制下長成起來的。莫言得獎當晚，《陽光時務》在互聯網上迅速貼上十二年前後《人民日報》網站的兩篇文章，今昔互見，是更深的太息。

今天的中國是世界經濟第二，鋼鐵產量世界第一，是美國和歐盟伸手要錢的金主，可是表現出來的卻是如此沒有胸襟的狹隘，與大國地位完全不相配。中共絕對可以批判諾貝爾獎，完全可以拒絕諾貝爾獎，說到底這是西方一小部分精英的評選，前幾年奧巴馬得和平獎便是極具爭論的一次，上任一年不到，沒有一項促進世界和平的功績，相反是幾個月後就是他下令增派駐阿富汗美軍，可就是這個人得和平獎。我想，既然與諾貝爾翻臉，中共也就毋須涎着臉去領這屆文學獎。這不是骨氣，這是原則，絕不可能在這方面實用主義當頭的見壞即收見好就上，然而現實是周五那天連「綜合國力」這四字也拿來形容莫言。日本近二十年經濟凋敝，儘管文學獎公布前日本社會對村上春樹奪得期許很大，莫言獲獎，日本主流媒體及官方沒爆出「諾貝爾文學獎欠權威」這種語言。勝負已分，明年再戰，况且，恐怕連村上春樹都明白，諾貝爾獎只是一場戲。

一個文學獎貽笑大方

西方看在眼裏心裏笑出來，一個文學獎就玩得你中國讓人竊笑。西方社會不是只一個諾貝爾文學獎，英國的布克獎（Booker Prize） ，美國也有國家書卷獎（National Book Award），遼寧出生的哈金一九九九年便憑《等待》（Waiting）一年之內先奪書卷獎再拿下福克納獎，之下還有普立茲獎等一大串。相比之下，諾貝爾文學獎只是年輪多了幾圈，百年來滄海遺珠多不勝數，沈從文，老舍，魯迅都被認為是有力競爭，但他們都不是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他們不夠格嗎？ 答案當然是一個「不」字。莫言奪魁，我寫這些不是替別人不值或為其他作家吃酸葡萄，而是文學的莫言不必、也毋須被官方左右的政治莫言操控。周六清晨細讀過莫言見記者的對話，八股是有一點的，但有勇氣說出「希望劉曉波早獲自由」絕不簡單。所謂「文學的歸文學，政治的歸政治」，僅是一廂情願的良好願望，文學哪有不涉及政治，問題是多少，而不是「有」或「沒有」。然而莫言得獎涉及的大國政治是如此令人失笑，十二年前高行健的人們或已淡忘，兩年前劉曉波那一回是不可能忘記的。一國兩變，此之謂歟。

一切為名

諾貝爾獎令到天朝大國由盛怒而大喜，從五毛黨的層次來說，這無疑是極為難堪的一刻，西方物事本應踩在腳下再啐一口沫，可今天卻當作爺們般小心揣在懷裏，這是何解，其實誰都知道只為一個「名」字，說白了便是面子重要。在中國歷史上，名留青史固然是一個「名」字了得，留得青樓薄倖名也是一個「名」字出事。楊振寧李政道都是中華民族精英，都是舉世聞名的科學家，卻也無法跳出這一窠臼。一九八九年七月七日，楊振寧在寫給恩師吳大猷的長信，詳細報告他和李政道分裂的經過。長信末段，楊振寧是這樣寫的：

……關於後者，我做過大錯事，如果一九五六年Parity 文章我寫了以後，把作者簽為Yang and Lee，就不會發生後來的悲劇。這封信會給您帶來不快甚至痛苦，請原諒，即問夏安。

生振寧上

痛苦不會單是眼看兩個優秀學生以決裂收場的吳大猷，楊振寧是痛苦的，毫無疑問李政道也是痛苦的。完全可以相信，時光倒流六十年，楊李必然寧願沒有共同寫出論文而永遠留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當年研究所的人都知道，楊李的房間常常傳出笑聲以及國語對話，楊振寧兒子還和愛因斯坦合照。改變這一切的，是那圓圓的一枚物理學獎。

大報

《紐約時報》是我每天都要讀的報紙。在北加州的年頭，美西版《紐約時報》要早上十時過後才在自助售報機有售：一個鐵箱，塞進三個二十五美仙硬幣就可以打開箱子，裏頭是大疊的《紐約時報》，自取一份即可，當然取兩份三份四份也沒法奈你何。但這只限於星期一至星期六的《紐約時報》，周日版付之闕如。直至搬到紐約之後才恍然大悟，一份星期日版《紐約時報》厚三吋、重兩三磅，百分之九十五是廣告，附送水平極高的《紐時書評》，厚似磚頭的就不可能空運到加州了。

在新時代手機一分鐘即知天下事的今天，《紐約時報》是老式報紙，頭條是九十後會說悶極不堪的國會政策或世界新聞，窄窄的一個column 約兩吋半塞在最右邊。橫跨全版的大標題要到美國宣戰，太空人登月，選出新總統這些事才能看到那猗歟盛哉的十四吋寬標題。大未必是虛榮，實是低調，奧巴馬四年前勝出大選，《紐約時報》標題只有一個字：OBAMA，簡潔易明； 下面副題是Racial Barrier Falls in Decisive Victory （ 種族藩籬由此灰飛煙滅），這是四年前大選最意味深長的歷史一刻，《紐約時報》掌握得恰到好處。《紐約時報》的蘇茲貝格去世，成為了這個星期的國際大新聞。蘇茲貝格是這份老牌報紙的publisher，中港台三地之中，與美國淵源最深的台灣把這譯作發行人，台灣主要報章都有這個職位；香港有譯是出版人。兩者都準確。不過，蘇茲貝格其實可以說是《紐約時報》的社長，與港台所不同，蘇茲貝格這社長不是工薪族，而是自已掏錢辦報，嗓門難免更大了。

蘇茲貝格成為美國新聞自由的標兵，這是由於《紐約時報》五角大樓文件的緣故。必須承認，在這件令《紐約時報》牢牢成為新聞自由典範的事件，蘇茲貝格過人勇氣的確無與倫比。不過，沒有他的敢於挺身與尼克遜政府打官司，美國今天的新聞自由應該不會相差太遠，因為美國《憲法》第一修訂案便是保護言論自由，蘇茲貝格在五角大樓文件官司的無懼無畏，則是在新聞自由牌匾上添上一抹光彩。有一種看法是，若沒有像蘇茲貝格這樣的高層管理人員，《紐約時報》就不可能成為今天世所公認的大報，這帶出了新聞行業的一個迷思：何謂大報，何謂小報；小是否即是低即是劣，大又是否高人一等？

我的答案是「未必」。

所謂大報，按世俗解釋，即所謂quality newspaper，所謂小報，就是英國人說的tabloid。這在報紙的尺寸上也有不同，大報是所謂broadsheet，即14 吋乘23 吋的單頁紙張；小報則是這些大報的一半，約莫是14 吋乘11 吋。英美的大尺寸報章大多是像《紐約時報》這類嚴肅報章，以國事天下事為己任，外帶評論專欄。這些專欄不是香港報刊裏的副刊方塊文字，而是在評論版的大塊文章，今天是基辛格論中國，明天是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入江昭教授的史學?沉，後天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講美國教育。定期與不定期交叉出版，像經濟學者克魯明的定期而著，比較少有。至於小報則以家事為主，國事天下事放一邊，體育和娛樂新聞最強，所在地區的球隊在全國比賽得勝往往是頭條新聞。近幾十年，有一種認定，把小報看得死乎乎不值一文，不屑一顧，似乎只有《紐約時報》和《泰晤士報》才稱得上報紙。

大報必大？ 小報必小？

先不說小報與大報之間的水平分別，我想說的是，大報也曾經不過爾爾，如果把蘇茲貝格說得像把全球報業拯救於危難之間的人間神袛，不免言過其實。就是《紐約時報》如斯地位的報章，也有過不堪的歲月，只是經過幾番沉澱磨煉才有今天的眾口一詞讚揚。《紐約時報》是家族生意，說不上是社會共同資產，老闆要走他的獨木橋，決心要走陽關道的記者編輯要麼低頭認命，要麼起身走人。在這張報紙的歷史上，不過是近代史的事，就發生過社長把新聞壓下的歷史。一九六一年初，《紐約時報》外交事務記者塔蘇克（Ted Szuk）得悉古巴流亡軍準備反撲，企圖發動軍事行動攻打古巴卡斯特羅政權。《紐約時報》高層對此分成兩派，總編輯認為這是絕世大新聞，準備頭版大篇幅刊登，但當時的社長德里夫斯（Orvil Dryfoos）以國家安全為理由主張淡化，最好不刊登。結果編輯部高層大吵一場，老闆只得讓新聞見報，但淡化到只有一千字，具體內容模糊了事。事件後來的發展，是古巴流亡軍果然發動搶灘，大敗而回。

這是《紐約時報》最不光彩的一頁，也是《紐約時報》報頭上那句格言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經常給人揶揄的原因。好事之徒說，關鍵不在all the news（所有新聞）這前半句，而是在於後半句的That's fit to print（適於刊登），諷刺《紐約時報》在古巴流亡軍事件中，怯於「國家安全」把新聞壓下的醜史。這段歷史三不五時就有人拿出來把玩，把世界第一大報消遣一番。積極地看，這些謔而不虐的笑話對《紐約時報》上下是晨鐘暮鼓，時刻銘懷於心，這才有其後不顧一切打到最高法院的五角大樓機密文件官司。蘇茲貝格當時是無轉圜餘地，只消退一步，《紐約時報》基業馬上在他手上斷送，餘下來的便是由誰來寫這張報紙的墓誌銘。

作為一個在平面印刷年代風雨不改的死忠擁躉，到今天每朝必要上一回《紐約時報》網頁的海外讀者，《紐約時報》的成功，不在於蘇茲貝格的領導，而在於擁有大批超一流的記者和編輯。今天人們念茲在茲的五角大樓文件，是記者舒恩（Neil Sheehan）的傑作，更加著名的是霍爾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他把「什麼是新聞記者」在六十年代的越南戰場發揮得淋漓盡致；橫跨七八十年代的總編輯A.M. Rosenthal，開創了全球報章都採用的分疊安排先河，國際國事一疊，地方新聞、體育、財經、生活統統分疊，把社會分工具體遷到報業，取得極大成功。A.M. Rosenthal 更立下《紐約時報》同人至今奉為圭臬的「不可隱名」採寫守則，再三強調新聞必須把消息來源端明，至低限度要說出消息來源的身分，絕不允許「消息人士透露」這些字眼見報。這些人才使得《紐約時報》從古巴危機的灰燼裏浴火重生，得享盛譽至今。

古巴危機後浴火重生

《紐約時報》在這批精英日以作夜工作之下，成了美國意識形態的一面大旗，它不親共和民主兩黨，但它的立場毫無疑問充滿悲天憫人的自由派色彩。美國幾次社會論戰，從黑人民權運動到婦女墮胎權利，全國一頭扎進喬治布殊的反恐戰爭之時，《紐約時報》提出了個人自由在反恐狂潮裏幾遭淹沒的質疑。這遠遠超出了一份報紙的應所作為，成為足以閱讀社會走向的燈塔。我每天從iPad 讀到的《紐約時報》是文字清新的新聞寫作，是醒世的評論著述，九十年代《紐約時報》上讀到了形容NBA 名將米高佐敦的最精彩寫作：「他把籃球從二維平面帶到三維立體空間」，二十多年後，我仍以此作為「好寫作」的標竿。蘇茲貝格榮光背後是大批默默無名的筆桿子，我只能在七十年代講述水門事件電影《驚天大陰謀》裏的《華盛頓郵報》場景，揣測距離《華盛頓郵報》三小時車程的《紐約時報》的種種。

大報的「大」，是主其事者的胸懷及視野（vision），而非報紙大小的尺寸，若如是則貽笑大方矣。歐美不乏小尺寸的大報，紐約的《紐約新聞日報》（New York Newsday）是小報尺寸大報水平；全國報章《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也是小報尺碼大報內容，至於英國的幾份大報近年都推出小報版，法國的《解放報》也是如此。香港傳媒每年大篇幅報道的美國普立茲獎，《紐約時報》固是常客，但更多的是地方小報，他們在「公共服務」這項目往往壓倒全國大報，原因便是一則新聞推動當地社會的變革或去除惡務。華人愛以大比喻好比喻佳，小則往往用來指向差劣低俗，這種淺薄見識帶來社會價值的扭曲，更甚者是令整整幾代人都變成為豬。蘇聯時代有一個笑話，《真理報》沒有真理，《消息報》沒有消息；中國大陸在文革年代，黨報《人民日報》成了愚民的最大工具，銷量近千萬。《真理》，《消息》，《人民》都是十四吋乘二十三吋的大開尺寸，也就是世俗所言的「大報」。

朝日新聞的名副其實

日本朝野一片爭奪釣魚台主權聲音當中，《朝日新聞》上星期在第一版頭條刊登作家村上春樹的文章，對民族主義帶來的禍害提出警告。在中日廉價民族主義氾濫日子這樣做絕不簡單，是道德勇氣的彰顯。我想起了好幾年前，也是《朝日新聞》的第一版，社評委員會負責人船橋洋一的長文〈新聞的復興〉——自我檢討在太平洋戰爭年代沒有做好傳媒的角色，沒有遏止軍國主義冒起；自我期許成為一份更能反映社會真像的報章。在這一層次而言，我覺得，《朝日新聞》比起《紐約時報》，無論在報紙尺寸以至於胸臆視野而言，是於心無愧、拿得出來的大報。

《紐約時報》是老式報紙，頭條是九十後會說悶極不堪的國會政策或世界新聞，窄窄的一個column 約兩吋半塞在最右邊。橫跨全版的大標題要到美國宣戰，太空人登月，選出新總統這些事才能看到那猗歟盛哉的十四吋寬標題。

《朝日新聞》上星期第一版頭條刊登村上春樹的文章，對民族主義帶來的禍害提出警告。在中日廉價民族主義氾濫日子，這樣做絕不簡單，是道德勇氣的彰顯。

今夕何夕

書架上的The Godfather 仍然擱在那裏，平裝本，兩吋厚，黑色封面反扣白色粗克體書名，簡單質樸但震撼人心。打開扉頁，八十年代末在倫敦Foyles 買的，三鎊五十五便士。翻起Mario Puzo 這部小說的原因是星期三晚聽到安迪威廉斯（Andy Williams）去世的消息，深夜撼動久久不散。《紐約時報》說安迪威廉斯首本名曲是Moon River，這是眾所周知的，可我一整晚都在想着安迪威廉斯《教父》的插曲Speak Softly Love。經典。

一九七二年，電影《教父》面世。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電影系畢業生哥普拉，伙同一向寫純文學、因為經濟拮据只得轉向通俗小說的Mario Puzo，合力把《教父》小說改編電影。一個是即將崛起的天才，一個是老於世故的作家，幾條主線鋪陳仔細，面面俱全處處伏筆。派拉蒙電影公司六百五十萬美元預算，想給這兩人一個機會，輸了就算。詎料這齣一百七十五分鐘長的電影一出驚天下，大收二億六千八百五十萬美元。一九七二年，美國汽油五毛五仙一加侖，房子平均售價二萬七千美元，這是美國電影史最成功的投資。對哥普拉而言，他本來「很自私地」想把《教父》這種B 級商業電影拍得賣座，賺錢後再拍心目中的藝術電影。結果「事與願違」，一拍就拍出了藝術成就巔峰的傳世之作，名利雙收。後世對《教父》幾乎是一面倒讚好，導演Stanley Kubrick 說，《教父》可能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電影。

這都是發生在四十年前的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二年對世界衝擊至深，《教父》振聾發瞶的電影藝術以及帶出的意念震動全球，尼克遜訪問中國，慕尼黑奧運會屠殺，水門事件，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日本赤軍特拉維夫機場開殺戒，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這是狂況的一年。

一九七二年是亂中帶靜但又靜中有亂的混沌一年，美軍最後一個地面部隊撤出越南，中共因為林彪事件在全國大亂的文化大革命中稍為喘息；在西方，六十年代迤邐而來的反戰運動轉向更長遠的社會改革，傳統價值及新秩序交織成對新時代的期盼。《教父》帶來截然不同的視角，與當時的茫然一代一拍即合。到今天，人們仍然不能忘懷《教父》的場口對白鏡頭，片中，教父詰問「跟我們那一代殺戮幾百萬人的『好人』相比，我們還不算是君子？」編劇顯然意在言外，事隔四十載，如今在小小的電視屏幕再看到這句台詞，想起的是九十年代以還訴諸所謂「民主、解放」的大國軍事行動，教父這句話有着早着先鞭的預準。於我來說，更大的震動在於阿爾柏仙奴刺殺警務總長一幕，平行剪接，阿爾柏仙奴在小飯館廁所水箱掏出早已預備的手槍要手刃仇人，與教堂聖詩風琴畫面並列，突顯的是人性矛盾，在黑暗的電影院裏對觀眾帶來的衝擊是原創小說所無——人們撫心自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在阿爾柏仙奴行兇之時，以聖詩音樂為符號的傳統價值，到頭來無法遏抑人類內心深處那股獸慾，無從控制肉食類的原始嗜血習性。

忍決斷權力慾

《教父》從編劇到導演手法處處都見反傳統身影，這與一九七二年的世界不謀而合。片中教父的權威，在新一代教父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婦人之仁，教父在巿場中伏捱打，意味道德價值不及權力爭鬥重要；哥普拉筆下的新教父，狠辣，冷血，無情，沒有鄉梓之情，兄弟之義付之厥如，易言之，說不上是重感情的意大利裔美國人。儘管哥普拉在兩年後的《教父第二集》對新一代教父鞭撻甚力，描寫他得到權力名譽地位卻失喪親人，踽踽獨行終老。其實這是大時代巨變的必然，包括人性。金庸在《倚天屠龍劍》後記深刻勾勒時代變化下的人性本質：「中國三千年的政治史，早就將結論明確地擺在那裏。中國成功的政治領袖， 第一個條件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對付政敵的殘忍。第二個條件是『決斷明快』。第三個是極強的權力欲。」不過，極強的權力欲產生的獨裁，最終無法打敗歲月天敵，一九九○年，哥普拉與女兒及阿爾柏仙奴拍攝《教父第三集》，昔日新貴教父變成老氣橫秋不忍卒睹，賭場遇襲一幕的張惶失措令人慨嘆時不與我，二十年前雄姿英發的教父原來只是常人，他在權力鬥爭贏得一切，但做不到「與天鬥，與地鬥，其樂無窮」。正如一代梟雄毛澤東恥笑「一代天嬌，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鵰」，晚年眾叛親離，三十年代的大漠孤煙直慘變「土豆燒牛肉，不須放屁」，時代在變，只得如此。

《教父》與一九七二

《教父》與一九七二年的世局合得絲絲入扣。必須指出而且不得不承認，一九七二年幾件大事，絕大部分與美蘇對峙及其後的分崩離析有關。一九四六年五月，丘吉爾在美國密蘇里州富爾敦發表演講，首次提出「鐵幕」之說，東西方即陷入漫長無休止的軍事對峙。這場對峙長達四十五年，一切國際關係都無法逃出圍堵及反圍堵的政治力學，一切國際倫理皆被扭曲。轉捩點在六十年代末來臨，美國在越南師老無功，蘇聯與中共在珍寶島血戰連場，這一脆弱的均衡開始打破。舊有的東西方集團出現質變，美國與中共拉上關係，中美蘇等邊三角形變成直角三角形。

一九七二年的國際變化在於西太平洋及中東，激進巴勒斯坦力量抬頭，以強烈手段爭取國際注意——慕尼黑奧運的「黑九月」大屠殺，日本赤軍血洗特拉維夫機場；太平洋這邊，美國和日本領袖先後訪問北京，推倒舊有格局崩敗，極端意識形態與務實主義爭逐天下，雖然與東西方結束對峙的一九八九年相距仍遠，然而變化之下畢竟帶來新氣象：美國利誘中共入羅帳，中共欣然與昔日的「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逐一接上頭，尼克遜訪華之後八個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一行分乘兩架飛機抵達北京。中共終於認識鎖國之苦，時任外長喬冠華打油詩曰， 「八重櫻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韓大哥」，廖承志和韓分到日本美國，中共外交勢如破竹。

一九七二年是破而後立的年頭，《教父》對黑幫的論述揭櫫了電影工業的另一種敘事方式，出現了非英雄的英雄，黑幫一洗傳統道德價值的壞蛋形態在銀幕現身，警察也以爛鬼姿態成為另類傳奇。在《教父》瘋魔世界之時，奇連伊士活的《辣手神探奪命槍》（Dirty Harry）在另一重切面扭轉了警匪片的傳統，奇連伊士活飾演的三藩巿神探卡拉漢，以特大號密林手槍對匪徒毫不留情遇神殺神見佛殺佛，他在片中的口頭禪make my day 更是今天年輕人所說的cool 的始祖。《教父》裏黑幫化身平常百姓，《辣手神探奪命槍》的差人比賊更暴力，一百年來的黑白論述完全顛覆——精英共和黨人鑽進水門大廈，《華盛頓郵報》兩個年輕記者開始把白宮基石一塊一塊挖走——都是意想不到，都是裏外顛倒，這是一九七二年的精神。

革掉荷李活傳統意識形態的命

《教父》是適逢其會來到一九七二年，但哥普拉以初生之犢拍出傳世巨獻，不純粹是大賣二億的生意經，更多是他的革命精神，革掉荷李活傳統意識形態的命，黑白之間可以將帥易位而且還有灰色地帶。今天荷李活要靠蝙蝠俠蜘蛛俠這些人類∕動物混體控訴社會，說明我們這個世界實在太過保守了一些，保守得連富想像力的編劇都不敢把醒世諍言明明白白寫出來，倒過來是「今夕是何年」的心裏不踏實；相比四十年前是如此多姿多彩，映照出四十年後的今天是「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的膽怯。當尼克遜破冰去紅色中國，當中共以國賓之禮接待美國總統，唯變不破始是箇中道理。「何事長向別時圓」的病中吟只會帶來更大的失落。

The Godfather

作者：Mario Puz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