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1日 星期六

曷其有極

「希望他給我們主持公道吧。」星期四傍晚,熱帶風暴快要颳到香港海岸線之際,高鐵追撞事故倖存者小女孩項煒伊的叔父對有線電視記者說了一段話,最後的一句,就是希望溫家寶總理替他們主持公道。

看了之後整個人傻了眼:都什麼年代了,封建皇朝都已是整整百年前的古事,今天中國人民還在找尋包青天式的公道?中共宣傳刊物過往常用於形容老百姓的字眼「勤勞、樸素的中國人民」一點都沒錯,老百姓的樸素階級感情夠樸素得到家了。三年前汶川大地震後我寫了一篇〈希望在於人民〉,裏頭說到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解放軍救援車輛路上撞死一對小兄妹,小朋友的爺爺後來找上了部隊,第一句便是說這是小兄妹不對,阻礙了救災。星期四那天,我看到熒光屏上伊伊親屬的這句話,馬上想起三十五年前那位老人,還可以再說什麼呢?——中國老百姓真好管治,明明是政府做錯事,人民「為大局着想」不敢理直氣壯討回公道。我不會怪中國人民,因為他們生長並存活着的地方,幾十年來從沒有真正全面實現「公道」這兩個字。彼蒼者天,曷其有極。

興許是遺傳因子,也許是本質上無法跳出死胡同,中共建政六十年,類似高鐵這些短時間達到全球最高速而在質量和安全保證上令人質疑絕不在少數。前些日子還在跟德國日本搞高鐵,忽然旱地拔的時速從二百公里狂到三百公里,據說,本來可以開到三百開外更多的。這一大躍進的進階從何而來,其發展次序有何奧秘,中共官方喉舌一律不提。美其名是商業機密,我也相信,三數年間電動機車時速上升百分之五十或更多,在機車速度發展早已達瓶頸的西方來說,必定是人人皆欲得知的商業秘密。想不到溫州撞車一撞卻撞出一個大窟窿來;連信號也弄不好,豈不等於把火箭放在路軌上差不多?

這是有跡可尋的。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超英趕美論,當年他訪問蘇聯,公開宣布,以目前的發展速度, 「十五年可以趕上英國」。英國當時是西方經濟發展較好的國家,又是工業革命始祖,實力與美國西德三強並立。

這很好,中國人民有志氣,建政八年便提出這一目標。人沒有目標理想,和一條鹹魚其實沒有多大分別,核心在於這一遠大目標有可能實現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毛澤東把這一速度加快提升,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懷仁堂對黨國高官說, 「七年趕上英國,再八年趕上美國,就是十五年趕上美國,這是突變」。

如何由十五年趕上英國變成七年趕上,毛澤東這兩段話相差只有半年,這六個月中共的經濟發展出了什麼亮麗成績,恐怕沒有人清楚,只是這一志氣愈發恢弘,也愈來愈高尖:三十四天之後,毛澤東在主管經濟的薄一波給他的報告上批示, 「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兩三年,兩年是有可能的」。更神奇的在後面,兩個半月後的九月八日,毛澤東又作出指示, 「明年是基本上趕上英國,除造船、汽車、電力這幾項外,明年都要超過英國」。

紅太陽就是這樣的升起。劉少奇公開說,就是要搞個人崇拜,言下之意,不論老毛的預見是否最終實現,不管付上多大成本犧牲多少人民利益也在所不計。跟下來的是一頁令人揪心至今的慘痛歷史:大躍進。老毛為首的左傾盲動主義帶來的結果是生產力倒退,死了六千萬人,單一個農業大省河南,最保守估計死了超過二百萬人。對大躍進的總結中共一直含糊其詞,到底死了多少人一直是國家機密,幾年前南京農業大學兩位教師,根據當年人口數字得出一個駭人推斷: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年間,中國大陸人口數字呈現倒退,即是說,計及每年正常人口增長(必須指出,那年頭還沒有只生一個的計劃生育,尋且是老毛的「人多好辦事」時代),中國人口竟然在總量上減少了。也就是說,出生人數沒能蓋過死亡數字,人口出現了不能想像的負增長。

今天說這些,也許有人會覺得白頭宮女說當年,或會有的「有識之士」以「中共吃過苦頭,不會再犯」來開脫。更有的會扣帽子指為「尋釁滋事」;國民教育更不必提了,有人說到國民教育便是洗腦,可到了這些把祖國榮光一鋪輸清的應該是能收起便收起了。然而世事往往便讓躊躇滿志那票人摔一跤,溫州高鐵慘劇就在熱昏了頭的那一刻發生。近十年來中共灌輸的一整套價值體系面臨崩潰。

中共核心問題不知自身位置

從半世紀前的大躍進到今天高鐵大躍進,中共的核心問題在於無法正確端視一己的位置和價值。三年前去世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白魯恂(Lucian Pye)便有很精闢的見解,他在著名的論文《毛澤東: 領袖人物》(Mao Tse-Tung) 指出, 「……對毛澤東的這種非同尋常的趨之若鶩是很難確切說明的,有人認為這不是基於他個人的原因,而是同中國社會的性質有關,因為中國人似乎總是身不由己地把他們的所有領袖當成帝王……」今天毛皇帝躺在廣場陵墓逾三十載,那早已物化的帝王之說,卻仍在懸吊神州天邊。

帝王思想物化的結果,便是整個社會以及政治結構,都在尋找任何可以潛藏帝王意識或實體的物理現象。這一過程漫長並崎嶇,卻在最近十年因為國力提振而出現另一高峰。「大國崛起」帶來的虛幻精神滿足,西方世界反華系統的「中國威脅論」不但沒能打擊這種思潮,反而刺激「崛起論」在民族主義盛行的中國更有巿場。白魯恂指出,中國現代史的動力,是巨大的社會和經濟力量衝擊的結果:民族主義抬頭,農村經濟瓦解,西方的衝擊。白魯恂這篇成於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當年的論文,準確預見了三十年後的中國變化。

在追尋帝王的過程中,任何足以確認帝王存在的生物和死物,都會輕易在這一進程中成為一尊。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帶來巨大社會變遷下的中國,其政治體系在今天已成顛撲不破的隱性帝王。儘管半世紀前的日本已走過這一條道路,從新幹線(高鐵),到東京奧運(北京奧運),乃至經濟連續三十年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長(中國可望打破這一年輪),以及超越各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九六八年日本超越西德,今年中國超越日本),但中國一些人顯然患上歷史弱視,迅速把中國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個新王朝於焉誕生。

有一種說法是,往昔過度的自卑成就了今天的自大。我覺得這種說法未免以偏概全,然而我更同意「中國亟欲登上世界之巔」這一解說。從一九八一年中國女排首奪世界盃之後,中共治下的中國無處不追求「世界第一」。誠然,追求世界第一不是壞事,否則美國今天毋須死磨國債上限方案,甩開一身煩惱,自由自在做老二好了。然而中共的世界第一不僅於此,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興奮劑或麻醉劑,賦與比起世界第一這四個字更多更複雜的政治涵義。尤其是金融海嘯之後,美國國勢不濟,中國則因是美國最大債權國急起直追,這一退一進間帶動的崛起效應,是三年前人們根本不能想像。

中共是經濟大國,但於西方的價值而言,中共仍是一個半獨裁的國家。這種價值體系中共最難嚥下——六十年前在朝鮮戰場與新八國聯軍打成平手,六十年代無師自通製造原子彈成功,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帶動了十三億人民活力,中共認定這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的一套政治和社會價值體系。這些話前幾年不多提,近年國勢此消彼長,這種體系論說逐漸出籠,成為從人權到政治以至社會價值的新觀點。

這是中共宣傳部門重點所在,其所持有的字眼是「中國特色」,是與西方世界主導的價值迥然兩樣的體系。通過經濟接連騰飛三十年,美日德英國勢日衰,中共駸駸然更認定這是中國特色體系的勝利,西方世界疲不能興是由於原來體系的崩敗。二十年前,哈佛大學歷史博士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認為西方價值在人類發展取得難以挑戰的地位,今天中共某程度正朝福山的論證走去,這當然不是資本主義笑到最後,笑的是中共自我的價值體系。

歷史的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西方價值體系會否千秋萬世,這一刻仍須拭目觀之;中共的新體系也不必笑得太早,溫州慘劇在一些人笑不攏嘴之際撞上前車。在文化大革命受批判至深的唯生產力論借屍還魂成了唯GDP 論,今天中國的畸形發展,胡錦濤提倡的科學發展觀無從說起;人人都在趕搭這一班世界一號快車,忘了根本的人文和社會基礎建設,終致車毁人亡。

日本是中國近鄰,發展道路也和中共這三十年的走向如出一轍。不過,日本說到底是民主國家,社會有權提醒當權者種種不妥。近期重讀山崎豐子的《不毛地帶》,這位女作家對於當年為何在日本經濟迅猛起飛時揮筆寫出大唱反調的《不》書,她是這樣解釋的:

「《不毛地帶》意味精神的飢餓狀態。一九六五年以後,日本經濟以異常之勢發展,物質確實豐富了,但由於認定人的欲望都可以靠金錢來解決,精神上完全頹廢了。這不止於政治,也涉及教育問題,不單是大人的世界,也涉及孩子的世界。縱然說整個日本都是不毛地帶,也不是言過其實。」

山崎豐子對人性刻劃深入,寫過膾炙人口的《白色巨塔》,勾勒人間醜惡與良善的對立,充滿生命力。《不毛地帶》成書之時,七十年代自民黨收受美國洛歇飛機公司賄賂案還未爆出,但她卻早在書中預言有此可能。山崎並非可以預見未來,但她生活在日本大地,順藤摸瓜,看出這個膨脹中的大國最終會走上死路。

新聞無自由誰來警告

中國今天沒有完全自由的傳播媒體,自由主義更是無立足之地,誰來警告這條歪路不可行,沒有,一個都沒有。內地一些傳媒這幾天紛紛亮出了勇氣批判鐵路部門,這是難能可貴的一刻,使人憶起了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內地新聞媒體難得的十幾天新聞自由。可是,這種自由能長遠嗎?有人樂觀地說,這幾天也許是另一場革命的前夕。我不會輕易同意——當一個國家的救災官員,可以「以沒有救援空間」下令把肇禍車廂埋在泥土裏,無視中國國土有着廣袤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這實是今天這一套中國價值體系的折射。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