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王慧麟問到日本有沒有和香港八十後相似的社會族群，我才想起這個國家的過去六十年。聽了王慧麟的問題，我啞了至少十秒，因為天天在五大報網頁游弋都看不到八十後這一字眼，倒是其後在東翻西看忙亂找到一些數字——日本社會禮儀有成人節這回事，人只要長到二十歲就得參加，我在日本生活時看過這儀式，男的穿畢挺西裝，女的一身和服，所有都道府縣都有各自的成人節集體活動。
不過，今年日本的成人節只有一百二十七萬人參加，是一九七○年的一半；四十年前的成人節參加者很容易都找到工作，日本經濟在戰後的高速增長走上大國之路。一九七○年之前的兩年，也就一九六八年，是明治維新一百周年，是美國歸還沖繩的一年，也是日本超越西德成為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一年。這一年，距離二戰結束僅二十三年。
豐田回收 自身價值最大挑戰今天的日本卻是命途多舛，豐田汽車大量回收，引發對日本整個體系的質疑正在擴大，這是日本戰後自身價值面臨的最大挑戰。豐田汽車社長豐田章男在美國國會的含淚發言，在北京記者會上的深深一鞠，意義深遠。我無意把豐田章男的舉措與偷襲珍珠港和侵華戰爭扯上關係，而是豐田章男在美國及中國的講話，說明日本今天的境況——慢慢從世界老二的位置退下來，待從頭東山再起，重拾昔日榮光。
閱讀豐田汽車回收事件是閱讀日本的嶄新體驗。日語是有回收這個字眼，用的便是漢字的「回收」，廣辭苑和雅虎日語辭典都有清楚的解說，可是日本傳媒在豐田汽車或涉及其他日本汽車回收的新聞報道，幾乎千篇一律捨棄日語而使用外來語リコール，這是從英語recall直接音譯過來的字詞。日語外來語化絕非是新事，我在日本時愛看的棒球，早已從八十年代的「野球」變成英語音譯的ベースボール（baseball）。
但是，豐田汽車事件我感到recall隱含的另一重意義，日本要以西方世界通行的方式來處理，沒有隱暪，面對事實。我從右翼的《產經新聞》到左傾的《朝日新聞》以及專業的《日本經濟新聞》都找不到新聞或評論，把回收視作為美國保護主義抬頭或中國要踐踏日本商譽的陰謀。有人可能會說，日本是怯了美國也不欲和中國火併，但我不會同意這是一個主要原因，如果真有這種意識的話。
日本企圖從失落了的二十年重新找回自我，這便是日本社會只有九十後這一說法而沒有八十後族群的背景原因。九十後出生的青年，呱呱墮地那刻便是日本泡沫經濟爆破的第一年，他們整個成長階段都被「就業不安」這四個漢字籠罩，至於講述五十年代《官僚們的夏天》的奮發圖強，只能從電視劇或小說裏找到；這就更不必說到七十年代氣沖牛斗長谷川慶太郎《再見亞洲》的自我高人一等，或是八十年代大平正芳首相的一億中流全民中產氣慨了。這對於從高位下墜的日本是難受的，儘管七十年代日本因為石油危機苦過一陣子，那時日本最暢銷的小說是《油斷大敵》，這本來是一句日本成語，意思是千萬不要大意，可是「油斷」在字面上賦予另一種巧妙意義。
回憶是美好的，就是因為石油危機，日本的汽缸容積較小的汽車，才能藉着油荒打進美國，從而開展更大的一場貿易勝利的序幕，為最終打垮美國汽車工業三大霸主寫下前言。
九十後就業不安
九十後日本青年不僅面對經濟萎縮的陰影，父執輩的終身工作制在經濟狂濤當中成為歷史。日本進入就業不安年代，其實早於十來年前這一陰影已然出現，日劇迷熟悉的《悠長假期》，主角除了森本里奧飾演的大學教授是一份長工，其他所有人不是無業便是兼職，木村拓哉飾演的瀨名，一時在琴室教琴，一時當百貨公司售貨員，這部劇推出時觸動日本人民內心深處，多少和電視機前的觀眾就業困難有關。
日本的九十後族群最吃力的還不是上面這些，而是日本面對產業發展無以為繼的時刻。七十年代，日本產業結構調整剛開始，SONY彩色電子顯象管令日本電視機搶佔了無人企及的高地，日本家電以狂風掃落葉的姿態進入歐美亞非上億家庭，由此衍生的上游和下游工業，養活了由北海道到南九州的萬千小工廠，為承平景氣帶來巨大推力。此後十幾年，日本在電子產品的優勢持續領先，CD、MD成為青年的最愛，「日本」幾乎就等於家用電器或音響器材的同義詞。
九十年代初日本經濟泡沫爆破，伴隨而來的是其他國家或地區產業成功轉型，這也是互聯網誕生元年，亦是手機時代的來臨，日本沒有抓住這個萬億美元機遇，電腦晶片給美國人搶去，製造晶片是台灣的世界，手提電腦也是台灣人當霸主，手機是芬蘭美國韓國三分天下。到了ipod和iphone出來，日本過往最引以為傲的小電器產業連邊都沾不上，素以靈活善變見稱的日本輸得一敗塗地。日本靠汽車和電器支撐的產業，幾乎完全在回收事件和iphone抬頭中停擺。社會冒起失落的二十年之說，質問在過去二十年間日本到底做了些什麼，以致今天產業發展落於人後。
《官僚們的夏天》 逝去的一九五五
當然，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日本經濟在當了四十二年世界老二後，才或會於今年讓位中國，況且日本社會還是極為富有的，以儲蓄率高聞名於世的日本銀行系統有一千五百萬億日圓存款，什麼都不做，光吃也可以吃幾年。但這不是解決問題之道，當吃光這一千五百萬億日圓後怎麼辦，是日本一億多人最頭痛的懸念。日本社會最近討論的焦點是如何調整產業結構，用一句近年用得濫俗的話來說，是日本如何「升呢」。《官僚們的夏天》令日本人民沉迷的原因，在於劇中的時代背景是一九五五年，正是日本從一般消費品轉移到高級消費品時代的開始，幾年之後便是三大神器的到來，即黑白電視、電冰箱和洗衣機，之後是新三大神器——汽車、彩色電視機和冷氣機，為日本全民中產以及出口產業奠下基石。
歷史不可能重演，日本今天能夠做的僅是對自由落體的下跌作出調整式的補救。豐田汽車的自我調整，只能視之為救亡的手段之一，與創新一詞無緣。其他日本產業巨擘，日立的目標調向火車，東芝據說朝着核電進軍，這些都是值得讚揚之舉，但火車技術德國和法國領先全球，法國的民用核電技術堪稱第一，美國在總統奧巴馬宣布復建核電廠後看來會迎頭趕上，日本不可能以後來者的姿勢取得領先優勢，至於會不會重演石油危機時讓日本汽車產業異軍突起的千載難遇機會，從目前國際政治來說，可能性少之又少。
日本戰後一帆風順的日子大概過得差不多了，這是發展道路的必然，當一個國家要在產業發展吃老本而不能走出新路，便是步下階梯的時候，英國是其中之一，日本或會是其中之二。作為八十年代曾在日本生活一段時期的過客來說，我聽到鳩山政府宣布日本相對貧窮率是百分之十五點七、即是六個日本人便有一個是相對貧窮，馬上想起的是當年上野車站外的露宿者；二○○二年初，我再去東京，新宿車站外深夜也有露宿人群。回到赤太子酒店，深深的震撼半夜不散，尤其是見過七八十年代全世界以日本馬首是瞻的日子，很難想像豐田社長要去美國國會接受詰問、在北京深深鞠躬的場面。
附生美國 日圓升值爆煲
平情而論，日本人民在給美軍炸得只剩頹垣敗瓦的國家重建出世界一流的經濟體是好樣的，縱然有論者說，沒有韓戰，日本不可能有今天，我不能完全同意這種論述，因為戰前的日本已經擁有製造母艦戰機的底子，韓戰沒有發生，日本一樣會有八十年代的繁榮。只是，倘若日本不是像寄生藤蔓般附生在美國周邊，大概可以避過日圓屢遭美國壓迫升值的厄運：一九八五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是日圓火箭升值的關鍵，是日本經濟進入二十年低迷期的罪魁禍首——日圓大幅升值為日本企業走向世界、在海外進行大規模擴張提供了機會，客觀上導致泡沫經濟的形成，使日本經濟進入長達兩個世代的另類悠長假期。這是一種輪迴，美日關係的弔詭，就是這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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