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娜和那場蔓延全球的天真幼稚

遺憾的是我沒有機會當面問狄娜一句：毛語錄你到底能背誦到第幾頁。不過，當美國總統尼克遜退隱政壇揮筆疾書九大卷回憶錄，封筆之作以毛澤東詩詞的一句「只爭朝夕」作書名Seize the Moment；當影后莎莉麥蓮（Shirley MacLaine）角逐一九七五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的片子叫做《半邊天》（The Other Half of the Sky：A China Memoir）；當基辛格一九七二年二月見老毛說「我在哈佛教書時都指定學生研讀主席的選集」，狄娜能夠背毛語錄哪些內容其實已無關宏旨。連資本主義世界掌舵人都摩肩接踵去紅色中國，一再盛讚神州上下那時只穿藍衣的中共是中國四千年以來的盛世，狄娜哪能跳出這一暗紅時尚（fashion）。這場天真並幼稚的傳染病在心靈空虛的西方世界迅速蔓延，時維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葉以迄七十年代末葉。

在二十一世紀踏入第二個十年的今天評論四十年前的狄娜，很容易跌入錯位窠臼：對她的定位不是艷星便是奇女子，不是性感便是肉感。不能說這是錯誤的說法，但必須指出，六七十年代的世界，絕非今天只懂在互聯網前急速消費歷史的另一世代所能理解。狄娜何以從脫星變成開口馬恩列毛閉口二分辯證， 她從無正面提及，不過，六十年代像她那樣由影星而成左傾的不止她一人，美國的珍芳達（Jane Fonda）和莎莉麥蓮、英國的雲妮莎烈格芙（Vanessa Redgrave），所不同的，前三名都是說英語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原名梁幗馨的狄娜則是講中文的炎黃子孫。

狄娜去世，社會對她的稱謂已然從「前肉彈明星」蛻變為「奇女子」，但這究竟是說狄娜前半生的奇，抑或是指她後半生之異，始終沒有人說出所以然來。從六十年代的二線艷星，搖身一變成為在無電視影評節目《蒙太奇》裏馬克思《資本論》到唯物辯證這些深澀字眼朗朗上口，孰令致之，這應是香港迄今除卻董建華是否真正因着腳痛而退下以外，最有討論價值的政治迷團。

香港國語片影壇五十年代之後涇渭分明，左派的是長城鳳凰新聯，右派是邵氏電?國泰，可是粵語片影圈除了意識形態傾向中共的中聯，其他俱是政治面目模糊，電影公司從嶺光到光藝以至不少一片公司，旗下出品若提到香港也只是隱晦的說「香城」，議題更是無一觸及社會和政治議題，這固然與當時民智未開有關，但更和殖民地年代的高壓電檢制度有直接干係。於是，粵語片的片種局限於不知出自何朝何代的武俠片《武林聖火令》和《如來神掌怒碎萬劍門》，或是香城大富人家第二代食飽飯毋憂米的喜劇《玉女添丁》之類。當招式用老，人類原始本能就接過大寶，上承鹹濕粵劇《肉山藏妲己》，是七日拍畢的七日鮮意淫電影《七擒七縱七色狼》，這類電影有其一定擁躉，由此捧紅狄娜范麗孟莉等一批肉彈。

於六十年代的保守尺度而言，狄娜范麗孟莉是進入不了尋常家庭的影人，尋且社會對這批以天賦本錢演出的女演員都以有色眼鏡視之，不過，六十年代大批內地難民攀山涉水而來，香港人浮於事，為兩餐只得「拋個身出來」，反正各師各法各菩薩，誰也顧不了這麼多，好運的遇上金山來客，發狠嫁到新大陸從此和這個勢利小城一刀兩斷，命途多舛的只得在水銀燈後靜待人老色衰的落幕。

珍芳達以紅星身分反戰

狄娜成為香港瞥伯偶像的年代，同一時間，地球另一邊進入二戰之後最盪滌心靈的時刻——中國大陸在毛澤東親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裏全國山河一片紅，這股打倒一切戰勝一切的狂潮，藉着西方社會對美軍侵略越南的反彈，迅速進入平靜了二十年的歐洲和美國。美國經歷戰後艾森豪威爾和甘迺迪的二十年，這也是美國在二十世紀維時最長的承平時期，這就是美國人憶甜思苦所說的good old days——甘迺迪入主白宮，振臂一呼提出新邊疆（The New Frontier），鼓勵年輕人到外邊看世界，大批青年呼朋喚眾去歐洲背囊行，那時，美國報章刊登一封下款署名「美國青年的父母」致歐洲各國的公開信，說「我們的孩子來到貴國，打擾了也麻煩了」的饒有意思事件。

甘迺迪這一變影響深遠，他喚起的不僅是行為和肉體上的走出去，更是心靈和認知上的自破天繭。其中，走得最前的是倚仗靈魂深處探索才能寫出和演出優秀作品的荷李活，最具標誌的人物是常有大膽演出的珍芳達。珍芳達在六十年代的電影中有不少裸露鏡頭，當然這不是與《七擒七縱七色狼》同列純粹賣肉級別。四十年後再度檢視，珍芳達於六十年代走過的電影人——政治人道路，竟巧合地與狄娜何其相似。珍芳達最驚世駭俗是她的反戰思想和行為，在今天來看，不過是閒過立秋的反對派上街活動，但在六十年代美國唯我獨尊的歲月裏，珍芳達一士諤諤以最紅女星身分反戰，帶來的社會震撼等於一枚鈾二三五精神原子彈。

珍芳達反戰反到不僅走上街頭，更跑到北越首都河內，她有一張坐在地對空機關槍上的照片，惹怒了美國保守派，有人從此喚她「河內珍」（Hanoi Jane）。美國影圈則用別的方法對付珍芳達，一九七一年，她憑《花街殺人王》（Klute）獲得奧斯卡影后，一般認為，政治氣息極重的美國電影學會，以電影人一生追求最終目標的奧斯卡小金人拉攏珍芳達，希望她不要站在反對政府的一方，然而決心要與美國建制作別的珍芳達以鄙視態度視之，美國有關部門甚至請出珍芳達的父親亨利方達規勸女兒，但鐵了心要「爺去投八路」的珍方達根本聽不入耳。那時的珍芳達吾道不孤，著名女星莎莉麥蓮去了被稱為鐵幕的中國大陸，回來寫出暢銷書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把中國大陸讚得天上有地下無，後來她再回去拍成《半邊天》。

狄娜便是在西方影人滿是心靈衝擊的年代，跨過從影的六十年代，踏入她人生遽變與巨變的七十年代。從個人政治年譜比對，狄娜的變化有可尋，她雖然比珍芳達遲幾年成為影人╱政治人混合體，但在另一方面又和珍芳達有幾分相似：二人都以性感╱肉感在影壇闖出名堂。我當然不能就此判定狄娜是朝着珍芳達的路子照走一遍，但二人的道路有着如此眾多的同質性，這一質疑也許是可資討論的。更有意思的是，珍芳達所在的荷李活雖位處資本主義大本營，荷李活卻是有着左傾傳統的影業重鎮，從劇作家尤金奧尼爾到差利卓別靈，及至五十年代的親共十君子，這個西岸城巿有着的左翼空氣和泥土，這和六七暴動後全面受控於英國殖民地主義者的香港完全是兩碼事。

除卻晚年迹近大話西遊的人生自述，狄娜對早年何以在香港上演一幕政治急轉彎住口不提，這樣我才偏偏覺得這始是狄娜政治年譜的核心。以七十年代初香港影壇的保守反共，去大陸探親也要寫悔過書方能去台灣拍片，狄娜的親中共之路，看來只有通過與中方或親中人士的第一手接觸，才會從隔着太平洋對珍芳達和莎莉麥蓮的豔羡，變成身體力行在電視節目公開說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到底是狄娜被眾所周知的左派電影圈統戰高手廖一原所統，抑或在類似讀書會的場合結識中方人士，人們無以得知。

「天真」的一字兩義

事隔四十年，回看狄娜當年的遽變，再對照文革年代中共內鬥的殘酷本質，狄娜與珍芳達及莎莉麥蓮其實都有着無以名狀的「天真」，雖然三者的天真有着本質上明顯的歧異——狄娜把中共殘民以逞的文化滅絕視作一場正面的、推倒官僚主義的政治運動。不過，我們不能以此譴責狄娜說她為虎作倀，因為就在狄娜侃侃而談「我的祖國」的時候，香港社會也有不乏她的同道人，就算是培育知識分子的大學裏也有逢中必捧的國粹派，也有把繁體字都改用簡體字的報紙。也許有人會說那是一場誰都不能避過的政治欺騙，令人唏噓的是，這種欺騙到今天依然運行不息，只是場景換轉成蓋起摩天大樓的新北京，跟着北京當權者唱起「依法治國」、「理性討論」的調調，從民主政制到維權活動，不少人都緊跟中共口徑，有的更再前一步，看到香港社會對劉曉波譚作人趙連海案的冷淡，那是令人心寒的天真（naive）。

狄娜的情況其實之前也有類似，著名導演李翰祥在四大卷的《三十年細說從頭》裏有過很長的一節說到粵語片演員吳楚帆。吳楚帆是五十年代華南影帝，一直支持中共，五十年代，他和一批演員組成中聯電影公司，減收片酬拍出不少意識形態明顯親近北京的電影，被殖民地主義者視為異端，長期被警方監視。文化大革命爆發，吳楚帆的內地同行好友劉瓊趙丹飽受摧殘，吳心灰意冷，一度移居加拿大，其後回港。李翰祥因求證一件舊事找上吳楚帆，想不到吳楚帆把多年鬱抑胸臆之間的心事盡訴李翰祥，從自認當年親共「前進」到文革看清中共面目，一一道來，「翰祥，北京以前有一種拍花黨，用手在小孩頭上一拍，孩子迷迷糊糊的便給人拐走」，以此形容自己當年跟錯了中共。

去世前的狄娜有沒有吳楚帆這樣對中共的再認識，我不發覺有清晰文字記載，不過，她年前為無綫電視主持《大國崛起》時說過一句話，在她去世的新聞報道萬千字海裏鮮見提及，「淨係一樣fact，我哋超過一億人口冇溫飽，點去崛起？你崛乜嘢起先得o架？」到底這是否狄娜的肺腑之言，勢隨她長埋黃土而無法考據。然而我稍覺欣喜的是，狄娜作為一個四十年前的毛派，這番有記有錄的話應該是她個人的良知反映，可是仍不足以令我感到，她和當年拋家棄夫反越戰的珍芳達是同樣的天真（innocence），至低限度，珍芳達沒有從反越戰的過程之中和其後得過什麼好處。

同一個名詞「天真」，英語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兩種解義，有相對中性的innocence，也有帶着貶意的naive。這一劃地而界，卻恰恰折射出漢文字「天真」的字義如何含糊不清和偷雞摸狗；一字兩義，映照出來的是中國文化裏的附王心態、為王者諱，以及機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