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人總有眼熱的一刻。電視機前和梁談到為什麼中共喪心病狂打壓劉曉波的時候，電視上張萬鈞拉起了《彩雲追月》。這是一支小曲，上次聽是今年中秋電視新聞的背景音樂，這次不一樣，看着張的肥大手指在fingerboard 滑移，忽然感到眼角有一點濕。這已經是個多月來的第二次。幾個星期前一個夜涼如水的星期天晚上，把玩電視遙控不知怎的轉到電影台，是《十月圍城》，去年的舊戲，電影院看時沒甚感覺，想不到那晚在家裏兩眼通紅。打鬥場面是配戲，眼熱的是梁家輝飾演的陳少白跟王學圻飾的李玉堂幾句剖心對話，「你早就知道我是革命黨」。在電影公演一年的今天還在說似乎過時了一些，然而百年前的一席對話卻無法不令人縈繞於心。
那是偉大的革命，是百多年前歷次失敗革命的終點，包括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當年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大舉搜捕屠殺維新派，康有為到香港梁啟超去日本，譚嗣同拒絕出走，決心以死喚醒國人。星期五晚上，電視鏡頭緩慢掃過奧斯陸巿政廳時，看到了Perry Link，這位漢學家應該還在普林斯頓大學吧；蘇曉康胡平封從德柴玲何俊仁李卓人都在，一張張肅穆臉容加上大堂中央的劉曉波大照片，湧上心頭是譚嗣同就義前寫的《獄中題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人民到底什麼時候曾經心情暢快，一個說法是文革前十七年，但這裏頭包括了五十年代末三反五反和大躍進，勉強來講，一九六三年到六五年這三年比較好一些，國民經濟開始恢復，磨人的政治運動較前減少，當然人們那時還不知道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就在街角轉眼即來。記憶裏，打倒四人幫後幾年，即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九年鎮壓北京之春間的四年，親眼看到幾乎赤貧的中國人民倒是真正心情暢快。那年春節回廣州探親，應該是一九七九年，流花公園的廣式早茶以當時的香港水平而言連街邊檔也不如，羊城空氣滿是農村開來的拖拉機嗆人柴油氣味，我在南方大廈門外等伯父時，身上一件國產羽絨竟然成為人人圍攏過來的參觀品，有人老實不客氣抄起一角看個究竟。那是百廢待興的日子，是中國外匯儲備僅有一億六千七百萬美元的窮措大年代，然而當時的中國人民對未來充滿寄望：政治運動結束，摘右派帽子平反運動已然展開，安徽農村悄悄推行包產到戶。那年春節的廣州街頭是三十年來最難忘中國影像。
李小萌上傳空凳照片的勇氣
人們不能明白，幾百萬解放軍武警戰士加可以打到美國的核導彈再是經濟超越日本成為世界老二的二○一○年，中共為什麼會對這個書生怕得要死，開盡除刀槍劍戟以外幾乎所有國家機器，搞一場六四以降最兇狠的政治鬥爭。劉曉波這個五十出頭的教書先生加上《零八憲章》會推倒中共六十年基業，今天說出來也太過玄乎劉先生的能耐了吧。也許，在中共一些人的鬥爭記憶和成長記憶裏是絕對不能大意的，因為二千年前秦始皇也是如此強盛最終卻隆然而倒。以史為鑑，始皇帝是中共奉為圭臬，統一六國統一文字，推行法家焚書坑儒，盡收天下兵器鑄十二銅人，十四年頹然覆滅，這是六十年來國力最盛的中共揮之不去的夢魘。
以史為鑑秦歷二世而亡
中共在殘酷鬥爭裏成長，是武裝革命上台當家作主的政治組織，心生戒慎很自然，但睽諸今天世界，有誰想推翻中共統治——恐怕蔣介石再世也不會如斯主張；美國經常惡言相向，一旦中共倒台，那些核武那些流離失所的難民追南逐北，美國能吞下這顆苦藥丸令人懷疑。
民主黨的卡特今年八十好幾，身子算硬朗，一九七九年鄧小平訪美，卡特向老鄧抱怨中共不讓國人到美國，老鄧一句話就讓卡特無言以對， 「你要多少百萬？」老美底牌昭然而揭。
印度日本都不會，印度六十年代給解放軍修理後，半個世紀天天在唱毋忘在莒，可就是不敢朝中國開炮；日本已是過去式強權，沒有美國撐腰保管呼爹喊娘。至於歐洲，這幾個月先是希臘後是葡萄牙一身是債，能夠在經濟上全身而還是很不錯了。那末，中共怕什麼？
根據宣傳機器的說法，中共不喜的是類似美國蓋茨堡宣言歐洲的文藝復興的「西方價值」，事實是中共一貫擁抱西方價值，大焉國家主席的英文叫法一九八二年悄悄由chairman變成president，小焉中共領導人子弟留學歐美多如恒河沙數，說到底，中共怕的是自己。對熟讀唯物辯證的中共袞袞諸公而言，他們走上馬恩列毛這條路時把唯心論一腳踢進歷史堆，萬料不到缺了這層認知，使得中共無法從醬缸跳出來。歷史上，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是有這種足以解套的胸臆格局，六十年代中美勢如水火，一九七一年蘇聯大軍壓境，毛澤東長考一天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打破殘局造出活眼。儘管老毛可能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暴君，但視野之廣確是非同小可，他沒有被意識形態困囿，小小銀球促成三強洗牌，才有延續至今的大三角外交，堪稱最四兩撥千斤的政治力學。今天的中共和七十年代相比，北無蘇軍陳兵百萬，東沒蔣介石小朝廷騷擾，南無泰國印度夾擊，可是卻困在自己的牢籠無法自拔。
中共不明白，關著劉曉波等於關著自己。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共國力強大得令人咋舌，但也腐敗得令人咋舌，一九七九年的一億多美元存底，在陳良宇案只是其中一部分，最後陳草草判十八年了事；一九五二年「建國以來最大貪污」的宋德貴案，一個公安部行政處長貪污九億舊幣，折合人民幣九萬元，罪名成立判死，兩案相比，怎能令人民息怨。劉曉波的《零八憲章》是在一定政治空間下的民主理念，是反映老百姓對貪腐不滿而滋長的政治改革，和推翻中共相去甚遠。可是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中共忍受不了權威受挑戰，把書生論政的劉曉波抓去，一併把自己和劉曉波都關在一起。
關着劉曉波關着中共
既是如此，民間看到沒有出路，各種反彈紛紛出籠，從老百姓的順口溜到《零八憲章》，都是中國人民自我救贖的手段，不同的是做法不一樣。這一走向，往往在警察國家的高壓下遭到毁滅性打擊，劉曉波和一百一十年前的譚嗣同某程度有着相同特質——都是以一己肉身警醒國人，不同的是譚嗣同以死明志，劉曉波則堅決坐破牢底。六四事件後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主播杜憲穿黑衣讀新聞遭撤職，前天李小萌的一張空凳照片相信會為她惹來麻煩，我猜，杜女士和李女士作出這些決定前，一定想過會有哪種結果的。這是西方文化裏難以名述的中國文化，是形諸於內的俠氣（the spirit of hsia），是從容就義的悲壯，是決心一死的「去留肝膽兩崑崙」。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 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 」。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慾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儀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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