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31日 星期五

國民教育和眼淚鼻涕

也許是小時候腦袋瓜特別空容易塞進一大堆東西的緣故,到今天還能記着那些年跟着父親的工友吚吚呀呀唱愛國歌曲和念口簧革命言語。所以,那年國慶何鴻燊四太太在台上唱起《歌唱祖國》,我馬上知道江澤民口中的「這位女同志」並非一般澳門婦女,應該是文革前在內地生活過的。因為《歌唱祖國》在文革期間屬於禁唱一類,文革後重新出土,以梁女士的年齡,應該早在文革前便學會「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的歌聲多麼響亮」。

這些中國國民教育下的歌曲和口號殘留到今天,在寫這篇稿的星期六凌晨二時,我還能背誦「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這些毛語錄。在這刻,我打算先睡上一會,六個鐘頭後起來看美國棒球美國聯盟決賽紐約洋基對得州遊騎兵第六仗,如果真能強撐起來看到,我會聽到美國現場觀眾唱美國國歌《星條旗之歌》(The Star-Spangled Banner) 和第七局半場唱《天佑美國》。這是美國人的國民教育。

愛國歌曲特別易上口,《歌唱祖國》如此,《星條旗之歌》也如是;《義勇軍進行曲》慷慨激昂,《星條旗之歌》血氣上湧;《義勇軍進行曲》裏「起來,不要做奴隸的人民……」小號一吹,人們想到的是八年抗戰打日本鬼子,《星旗條之歌》裏「gave proof through the night that our flag was still there」反英情緒滿溢。每個國家都有類似教育,不同的是名目,中國和即將全面推行的香港叫這做國民教育,美國人叫這是citizen education。相同的是,國歌都是在學校裏學的,而且在各種場合都要唱,《義勇軍進行曲》今天在香港是電視新聞前播放的,《星條旗之歌》則是看一場球賽就要唱一回。根據美國棒球賽傳統,第七局打了上半,全場觀眾要起立唱《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還要邊唱邊伸懶腰;九一一之後變了,七局半後改唱《天佑美國》。近些年我還發現一個現象,就是中國運動員學了美國那一套,奏起《義勇軍進行曲》時,右手按左胸,這名堂叫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美國和她的前殖民地都有這一式,想不到根正苗紅的中國搞了一個海盜版。

照抄美國變相海盜版

香港說要全面推行國民教育,背誦《基本法》是其中之要,而且還要拿到課堂測驗,我猜,一場熱火朝天的背誦基本法熱潮馬上就要展開了。發展下來,說不定搞出基本法測驗狀元或一分鐘全答基本法五十問或基本法記憶大賽,誰能答出小冊子第十七頁第二行是哪個字便稱王。這不是醜化基本法,而是從中共近六十年的各式運動推敲出來的,問題是,這種國民教育能真的起到國民教育的真諦嗎?

比如說,國民教育怎樣看待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是必須的質疑,當我們那個據說天天留意樓巿走勢說制訂樓巿政策好艱辛的特首,在立法會議事堂對劉曉波得獎的回應竟是笨拙得到家的「不予置評」,國民教育能對劉曉波會是哪種取態可思過半。儘管不會排除有些人會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幌子說劉曉波是西方國家圍堵中國的工具這些話,但曾先生的做法是一種啟示:就等於近年立法會辯論六四議案建制派走得一個不剩那種冷處理,我們能期待國民教育會討論劉曉波嗎?幾乎可以肯定,因為理虧,無聲的回應是黑洞那樣冰冷。

我在美國聽過一次小學國民教育課。那是在紐約下東城區的容閎小學,黑人女教師來來去去圍繞一個主題: 美國憲法裏的三字經We the People。她那天也講到民主自由這些,但重點是講憲法和憲法修訂案第一條的言論自由。我猜,美國學生上高中前,學到的國民教育一定比香港絕大部分政治和社會活動家為少——沒有概念性的鑽研,更不會說到妥協是民主的最高藝術這層次, 勉強可能讀過林肯的〈蓋茨堡演講〉(Gettysburg Address),一九九七年江澤民訪美時也當眾背過。之後便是各自修行,看球賽前全體起立唱《星條旗之歌》,你可以唱,不唱也不會給人說你不愛國。這是馬虎扯皮的學園國民教育,但反正你生活的世界便是國民教育氛圍:今天有人上街示威,明天工會罷工設糾察線,還有人在國會大門外燒星條旗。

選擇的自由至為珍貴

毋庸諱言,美國有極令人討厭的大國沙文主義,要當世界警察世界財主的霸權思想,更是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內亂根源。七年前出兵伊拉克美國人人叫好,那是盲目愛國主義,美國人民因為這種大美國思想吃足八年虧,痛定思痛,才有八年後的奧巴馬大勝而回。然而,誰上台誰下野都是小事,寶貴的是社會有總結經驗和選擇的自由,白人至上主義者3K 黨仍然存在,要燒國旗也有憲法保護。這種多元性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美式國民教育精髓,我想,江澤民默背〈蓋茨堡演講〉時,最後一段的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應該不至於乾念口簧不明所以吧。

平情而論,九七後的香港一度享有類似氛圍。你支持中共我支持中華民國,你支持鎮壓六四我撐劉曉波,這都是表達自由的一種,但必須指出的是這是個人內化的認知,不必政府來指導教育。這等於我從小就懂得唱《歌唱祖國》是由於家庭背景而不是今天上學要默寫這歌之故。之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人們對中共出現認知的另一次巨大變化是客觀因素使然,那是通過電視直播的確認,毋須教育部門或有識之士指出背後是西方國家策動推翻紅色政權的陰謀。在西方陰謀和中共陽謀之間的判斷,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民自有認識,沒有需要通過具指導性的再認識來教我應該如何愛國。

香港回歸十三年突然要加強表面上是國民教育骨子裏是愛黨教育,其背景如果說不知道或是說我在這裏含沙射影的,八九不離十多是裝孫子。今夕是何年,香港的兩制在一國之下逐漸失去,而人們心裏廣義上的中國,卻被人以這樣那樣的原因不許保衛,連續兩年香港保釣船出海,遭特區政府以幼稚得不能再幼稚的名目諸多阻撓。今天再讀這些新聞時,想到如果國民教育要講這些,該咋辦?我不知特區官員會有什麼想法,只是想到一九七六年的中國,春季和秋季之間的鬼人殊途——春季是打倒「死不肯悔改的走資派」,針對鄧小平的「狠批右傾翻案風」;秋季,四人幫被捕,都是那票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說四人幫禍國殃民。我等着的是平反之日那一天,等曾經說「不予置評」、「不清楚劉曉波有何貢獻」、「六四是西方推翻社會主義中國陰謀」的諸位那一把眼淚和那一把鼻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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