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31日 星期五

台灣因素與中日關係

朋友打算學日語,我在msn 上回應時想起第一部日語課本是大阪外國語學院的《新しい日本語》。過了這些年,書早已丟失,但日語語法課本我還是有的。在書架翻書當兒,腦海滿是那些年天天擠東西線上學的日子。我曾經在周記裏說到有年忘年會後岩田老師醉倒大久保車站外的滿身酒氣,老師的關西口音掩不住,張開喉嚨唱加山雄三的舊歌。當然更多的是想到松本清張和森村誠一,以及第一部硬啃的日文小說《三里屯故事》。

日本與我的學習和工作歷程有着不可分割關係,到今天,我的iPhone 外國報刊的app,除了《時代》雜誌和《紐約時報》,便是《產經新聞》和《朝日新聞》。雖然我不喜歡《產經》的右傾立場,但pdf 形式的閱讀肯定比起《朝日》的傳統互聯網來得舒服。

作為長時間關注日本的日刊讀者,看見今天《朝日》和《產經》在釣魚台紛爭的同一立場、讀到過往報道尖閣列島必會加一括號「中國稱之釣魚島」而今只說尖閣列島的《朝日》,其實並不覺得驚訝。這是日本社會對釣魚台的立場本質,只是過往中共一廂情願地看不清楚。

我初到日本是一億中流的日子,大平正芳上台,宣布一億中流大計,即是說,日本全民一億人不分老少都是中產階級。那時日本是富庶的,是有自信的,是開放的,比方說,日本演藝界年終兩大節目紅白歌唱大賽日本唱片大賞,外國人只要唱得好唱片賣得好都可以上去,和日本人民一同過大除夕。陳美齡翁倩玉鄧麗君都是紅白賽選手,南韓的崔容弼則是白組的少數外國人,他們都獲得平等相待。我在YouTube 找到陳美齡首次參加紅白的一段內容,主角是女歌手佐良直美,唱到一半音樂過場,穿和服的陳美齡被推到舞台中央,捧着臉蛋和唱。七二年到八十年代末的中日關係,是表面上最和煦的日子,沒有大爭拗,也沒有中國威脅論,中國還是嗷嗷待哺從廢墟上「而今邁步從頭越」的鄰國。也許由於鎖國多年還能造出核彈,應該說,日本社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尊重的,儘管我一直覺得尊重裏面摻夾着一絲exotic。

尊重裏面摻夾一絲exotic

日本政壇七八十年代對中國的心理狀態便是這樣: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但也是鑑真和尚的祖國,漢字是日本書面語的必備,儘管不少學生對它怕得要死,日本社會卻認真地把漢文化放到一個今天中日互罵日子絕對難以想像的高度。一九八九年裕仁去世,明仁接位,年號改稱平成,日本社會不明白平成是什麼,負責選名號的漢學教授說這是出自《論語》,列島立即肅靜下來,再沒有爭論。自民黨總裁兼首相宮澤喜一選舉落敗,對記者說了一句唐詩「一片冰心在玉壼」。社會馬上騷然:啊,原來宮澤的漢學底子這樣深厚。第二天,所有日本大報都把王昌齡七絕〈芙蓉樓送辛漸〉刊登出來,請來漢學專家詮釋,「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意味宮澤雖敗,但還是沒有怨棄自民黨,更不會像小澤一郎和羽田孜那樣退黨另起爐灶。

同一時間,日本的日圓貸款年年借給北京,日圓貸款是日本通過國家系統以低息借給友好國家發展之用。日本當局到底是怎樣看待這筆貸款,我不知道,倒是有一次在《朝日新聞》上看到一篇北京特派員報道,說發現前幾天《人民日報》刊登了一條幾十字的消息,說某批某次的日圓貸款已完成。《朝日》把這當作中日關係大新聞看待,因為中共文宣系統從來沒有報道日圓貸款的新聞。《朝日》的分析是,鄧小平一直視日圓貸款為日本對中國的賠償,所以從不報道。沒有人知道這種推論是否準確,但從最親北京的日本傳媒報道可以看到,小小一樁日圓貸款,突顯中日關係大大的衝突。這便是歷史因素一直在兩國關係揮之不去之故——日本一些人以為中共不提便是過去了,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卻一直記掛在心,然而這齣龍鳳呈祥卻假鳳虛凰的不停演了三十年。這一段時間,日本傳媒每年的最喜愛國家選舉,美國法國之後就是中國,パンダ(大熊貓)是日本小朋友的最愛,每年四月,東京上野動物園看大熊貓的小朋友擠得水泄不通。

六四日本看中共轉捩點

六四事件是日本社會對中共看法的轉捩點,也許有些人不同意,認為日本戰時殺人如麻,沒有資格批評中共。這是一種觀點,但絕對不應該掩蓋戰後日本在美國文化下的影響。一種微妙的心理變化開始冒現,正如心理分析家岸田秀所說日本內的自己浮現,拒絕屈從。雖然,日本一些政治家還是從更高層次着眼,一九九○年七國峰會在美國得州舉行,日本首相海部俊樹公開要求西方結束對中國的制裁。這是一個白人聚會,雖然日本國力第二,但布殊政府沒說yes,其他國家哪敢。北京應是對海部的雪中送炭感激於心,海部下台後和北京交往不算頻繁,但每次訪華,都獲得首相級待遇,領導人會見,只差沒有檢閱儀仗隊。

日本社會右翼力量不少,不算把每到周末開着宣傳車四出用擴音器播報大日本主義的青嵐會這些,政治結構最高層一直存在巨大右翼勢力。也許是國力未足,也許是情報失誤,中共那時對這些右派一般都沒有強力批判。我說的,是除了教科書問題到靖國神社參拜,中共沒有在歷史問題上強力施壓。某程度上,這是中共領導人的失職。日本戰後在任首相到靖國神社參拜第一個是中曾根康弘,他到神社簽了名,下款是內閣總理大臣。那年北京沒有像二○○五年反對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那樣的鋪天蓋地狠批,抗議後便沒有下文。倒是中曾根康弘一直和北京來往自如,沒聽過北京要把他關在門外不納。

就在中曾根康弘去靖國神社那幾年,中日之間是有過激烈爭拗的,那是光華寮事件。光華寮是中華民國政府在京都的一幢中國學生宿舍,由於台日斷交,這幢舊房子的所有權誰屬便成為中日關係的焦點——大阪最高法院認為中華民國為一實質並有效政府,把案子發回重審。北京勃然大怒,認為日本以三權分立為名,說行政不得干預司法,蓄意製造兩個中國。自此,官方有官方的抗議和交涉,民間有民間的口誅筆伐。這場政治戰打了二十年,在這一過程中,日本認識了一個現實:只要在一個中國問題上讓北京受落,其他都好辦。

日本對台灣有野心早非新事,中共一直認為,日本是台獨的最大推手,美國只是看風駛舵的二流子。事實上,台獨一向和日本淵源甚深,金美齡之外是李登輝,日本皇民教育五十年在台灣植根甚深,一九七一年在紐約剌殺蔣經國不遂的黃文雄便是來自日本,現在間中還以日語寫作,內容仍是鼓吹台灣獨立。這麼一來,中共和日本之間的國家關係加插了台灣因素,尋且這一因素更成為中共和日本關係之間的重大變數。日本政客精刮得要緊,一眼看穿中共底牌,原來台灣問題才是槓桿原理的支點,稍微使點力,中共即墮入無法跳出的死局。這道撒手屢試不爽,日本懂得之外,連北韓一度也欲效法,在處理台灣核電廠廢料上,北韓作勢要搭上台灣,結果當然是大堆援助送去平壤。這種政治物理學後來擴散,台灣這一參數改用達賴喇嘛或新疆問題取代。中共當然知這一借力打力的國際政治操作,但又能怎樣?

台灣牌未出比併未終局

釣魚台紛爭中共一直處於被動,有人要說日本釋放詹其雄船長是中共的勝利是這些人的言論自由,可是睽諸現實卻非事實,原因是日本手上還有一隻台灣牌,什麼時候打怎樣打都在計算之內。釣魚台紛爭是中日各得一分,但日本一直沒有打出台灣這底牌,說明了這場比併還未到終局。日本在台灣問題若稍微有一點動作,釣魚台局勢即會大變。發展情景可分兩套劇本:一,日本佯作要同台灣更進一步,釣魚台馬上風雲激盪,不要說漁政船,解放軍也會開艦過去;二,日本找個機會宣示堅持一個中國,然後再確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釣魚台馬上回復日本的客觀佔領而北京不發一言的舊觀。

北京的日本問題專家多的是,日語講得像日本人一樣的大不乏人,可是都沒法從中日台這道三角習題上脫套,周恩來廖承志年代已如此,我不期待胡溫或再稍後幾年的習近平李克強能有什麼新思維。國際關係不是單靠外匯的,也不是全靠軍力,而是外匯加軍力加腦袋,有的時候要加一點點睪丸激素。我不懷疑今天中共三者都有,可就是不能全盤掌控台灣問題,這是死穴,日本知道美國知道連法國德國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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