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六日下午在港島東康怡廣場，當人牆內的曾蔭權使勁往前走的時候，人牆外的一群青年就是不放過他，高喊取消功能組別和要求雙普選。
我在人堆外站在康怡廣場石級高處望下，人牆內外是截然不同的世代及心態。曾蔭權佯笑着起勁喊「起錨」時，人潮擠得更緊迫，我忽然想到，這場景曾蔭權難道出發前沒有想過？他是真心相信他的口號？
香港政制發展又來到歷史關口，所不同的，是這次自行政長官以下的問責官員身穿白色polo shirt上街推銷。政治問責官員走上街頭並非咄咄怪事，英國工黨保守黨美國民主黨共和黨日本自民黨民主黨都有人上街拉票，我相信他們至少是百分之九十幾相信推銷的內容和口號，但香港特區政府這些食祿三百萬石的高官，他們的養成過程會使得他們也相信「功能組別是普選的一種」這些歪腔走調的政治語言？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質疑。
對人格和信仰的扭曲
先不說起錨這詞帶出的錯誤語意，因為我相信那天揮拳疾呼的特首和三位司長，大概壓根兒沒有聽過有人把起錨用來當作政治語言，個別連起錨的巿井用法也聞所未聞。這是勞動人民的語言，沒有上下雅俗之分，只有懂得和不懂得。關鍵是他們揮汗如雨高叫政制不能原地踏步時，他們腦海裏除了有一丁點的條件反射引吭而喊，有沒有想到政改方案的荒唐和反民主。曾蔭權是天主教徒、哈佛大學碩士，雖然哈佛有些碩士班，像基辛格五六十年代在哈佛主持國際中心的那種精英班，專門為各國培養行政官員，日本自民黨元老中曾根康弘、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蒂爾都是這個班的學生，然而最低限度，曾蔭權在哈佛紅磚校舍的日子，多少總會看到民主社會的半面真像，也會知道政改方案與民主之間的犯駁纍纍。
曾蔭權以下，政務司長唐英年是美國密歇根大學學士、耶魯大學研究院，密歇根的政治系是美國五強，耶魯更不用說，我很難想像，六月六日在又一城抓着大聲公不放的唐司長在旅居美國年月裏對民主有着與常識（common sense）不同的理解。曾俊華是麻省理工學院畢業，人們不會相信他長年在美國學習生活的體驗會說出「多謝你咁大聲」。我覺得，曾司長在上街活動露出的靦不是害羞，而是他很難說服自己。黃仁龍是劍橋大學法律系，難道普通法國家培養出來的法界精英，會服膺最近幾天上山下鄉的那套？
我這樣做不是要翻舊帳，但必須指出，起錨這些口號及其引帶出的符號，是對基本價值的反動，是對人格和信仰的扭曲。雖然曾蔭權的「我要打好這份工」說明這個政府的核心價值，可這畢竟是打工仔心態，不涉大是大非，然而目下這刻香港社會討論的是七百萬人的未來政治空間，這就不可能虛以委蛇，求其是旦。我無意在這裏再討論政改方案的弊處，因為只要有一點常識和一點記憶力的都知道，這是開歷史倒車。至於所謂不改變就得原地踏步，有港人給這嚇唬得呆了，這是這個愚民社會的必然產物——試想，在一個經濟發達地區還有人說「以前英國沒有給你民主，為什麼今天有了還吵這吵那」這些話而香港還未被開除地球籍的道理。這些廢話的邏輯不值一哂——你回去把自己上麻醉藥後自閹，比起不用麻藥而動刀的明清兩代，今天已經很好了，何不一試？
誤以為誠意打動中共
有人說我特別悲觀，我從不承認，但我承認香港一些人的無知是我心有戚戚然的主因。香港政制的現實是一切由中共說了算，服氣的可以當順民，不服氣的趕明兒上街吵翻天，什麼都不懂的可以三十五元吃一頓有魚有肉有元貝的大餐，各安天命。我最覺得最沒意思的是那些自以為很明白中共、以為可以靠「誠意」感動北京，讓它在指縫裏漏出一個半個直選議席，和它平起平坐討論政改的一些。這些溫和民主派識見不少，但卻少研究了些中共，看不清中共一旦處於高地時的談判策略，這是一寸也不會讓，除非是處於劣勢。
例子是有的，但僅此一次﹕五十年代韓戰停火談判，中共雖然和美國打成平手，但國力無以為繼，美國那年頭國務院官員都是身經二戰的老狐狸。中共談判代表是後來擔任外交部長的黃華，中共的策略是先在北京由筆桿子起草發言稿，談判桌上照本宣科直念，發言通常是痛罵美帝國主義侵略者，雖然理直氣壯，可是缺乏底氣，談談打打之間，戰場上有勝有負，談判桌上不一定可以頤指氣使。有一回，美軍在戰場佔了上風，回到談判桌，黃華一開始嘩哩嘩啦戟指而罵，美國代表大覺沒趣，逕自起來走了。一直只說中文的黃華呆了一呆，拍用英文大叫come back！
中共佔上風決不讓步
可是一旦中共佔上風，美國學者Richard Soloman在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 Pursuing Interests through “Old Friends”指出，倘若中共佔了先手，談判便會帶有另一種意義，這是中共用來說服對手、表明其立場合乎道德立場的利器之一。Kenneth T. Young在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1953-1967更明白闡釋中共這一往往令對手陷於窘境的策略——美國人談判是為了國家利益，但中共形象地說明「談判」的實質﹕「談」是討論、交換意見，「判」是判辨是非，判定最終結果。這一策略的延伸，是中美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談判，中共儘管在不對稱的權力比併屈居美國之下，但周恩來以道德為武器，說從明清年間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台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從而在弱勢之下捍衛中共對台灣的主權。
因此，當中共今天已是G2的其中一G時，它更不可能在談判上讓步。退一萬步說，就算是讓步，也是在可受控範圍內的無傷大雅小恩小惠，往往還要受益者感到皇恩浩蕩感恩載德。從八十年代的香港前途會談，以至其後的基本法起草，在在體現中共佔了上風╱道德高地的談判策略及可供釋放的空間。這次政改方案的攻與守，溫和民主派是一腔熱血推動政制改變，但是從喬曉陽的談話可以猜到，溫和民主派和中聯辦官員的三次會面是怎麼樣的一回事，你會期待中聯辦官員有怎樣的授權和怎樣的迴轉空間？
當然，一種信念的形成不是一朝一日，溫和民主派決心改變中共是其志可嘉，不過，我很有興趣了解，民主黨主流派諸君，何以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能影響中共對香港的政改步伐。這是因為主觀意志辦事，抑或他們實質掌握的可以推翻Richard Soloman及Kenneth T. Young的論點，這是我一直摸不清楚頭腦的其中之一。若是，可喜可賀，西方學界的中國研究都必須全部重頭再來，若否，香港巿民今天看到溫和民主派對中共的殷殷期盼，是不是天真了一點也簡單了一點？畢竟這並非自曾蔭權以下各官員的一份工，而是香港七百萬人的集體福祉、是何以面對孫中山先生百年前推翻帝制的寸斷肝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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