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密麻麻字海裏閱讀出一種況味：日本記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嚮往是無與倫比的。這既有像秋岡家榮的正規常駐北京記者的報道，也有像本多勝一和森村誠一這些介乎作者和記者的行腳。本多勝一的《中國之行》以及森村誠一在八十年代訪問東北後寫出的《七三一部隊——惡魔的飽食》都是了不起的作品。我會選擇用「親中」這一字眼來形容一九八九年之前的主流日本傳媒的對中國態度，然而這一認知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出現更大的變化，日本傳媒幾乎是一面倒批判中國。在這些針對今天的中國的長篇文章後面，我認為，或是至少可以說是一種證言，那是「覺今日而昨非」的心理折射。
日本報章是有水平的，那是今天方塊字世界所不能取代或者比擬，報上的國際新聞百分之九十九是記者親自採訪，和其他地區的文字傳媒相比，這一份眼見為實的工夫是成本高得難以想像。就是這樣的原因，木村明生的採訪成了六七十年代研究蘇聯的最佳一手素材。過了這麼多年，雖然手頭上的《從內部看蘇聯》不知何時丟失，可是當年在東京啃下的內容到今天依然歷歷在目——木村寫莫斯科當地喚作「白樺」的外匯商店，專供持有美元的外國遊客或駐在當地的外國人消費，這和七八十年代北京友誼商店幾乎是二而一的事情。木村對蘇聯政治到本土民生都猛烈批評，導致他駐任莫斯科五年後被蘇聯當局驅逐出境。木村後來離開《朝日新聞》到青山學院大學講授蘇俄問題，前些年退休轉任名譽教授。
同樣，秋岡家榮等駐在北京的日本記者，也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瘋狂歲月，從幾乎緊閉的中國門縫之後向世界傳遞出另一種信息：原來這冠以文化稱號的一場所謂革命，是秦始皇焚書坑儒以來的最大文化滅絕，日本記者以他們對漢文字的精通，從北京大學校園的如海大字報嗅出一絲絲新聞。一九七六年初秋四人幫被捕，全球第一個捅出這消息的便是日本傳媒。相對於當時遲了幾個月才出版的《人民畫報》，其內悼念毛澤東逝世照片四人幫全部用黑房手法清走的國際大笑話，日本新聞界更令人佩服。
讀日本舊報發現內地改革精神面貌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是日本傳媒的報道焦點，有一種說法是，日本希望在沉待起的中國建設裏分一杯羹，因而中國新聞在日本社會頗有巿場價值云云。我不會否認有這一種想法存在，但必須指出的是，在七十年代末中國只有幾十億美元外匯的年月、在巿場經濟仍然被目為資本主義毒草的日子，很難信膺日本記者報道的中國消息有多少可以讓日商從中找到商機，況且像丸紅三井這些巨企，本來就有一大批懂得中文的職員在北京，哪裏要靠讀報紙找消息；我在圖書館的日本舊報紙上找到的中國消息，反而是中國人民翻身改革的精神面貌。
中國是七八十年代日本的熱門名詞。一九七九年日本國營電視台NHK 拍出到今天仍令人讚嘆的《絲綢之路》，一九八三年歌手佐田雅志把整副家當用在紀錄片《長江夢紀行》，《朝日新聞》駐北京特派員佐藤千洋的文章則是熱愛中國的記者才會有那種感覺的文字結晶；同一時間，《讀賣新聞》每年對讀者的「你認為哪個國家最友好？」的調查裏，中國多次緊隨美國排第二。中共當局看到中日友好這一態勢，外文出版局的日文《人民中國》月刊，特別針對日本社會對中國女排的喜愛，專門組織女排對話會，其中在日本被喻為中國山口百惠的運動員楊希更是報道重點。
《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是日本最暢銷的兩份報章，這兩份日銷分別是一千萬和八百萬份的報紙也是全球最暢銷報章的頭兩名，它們對中國的友好報道對日本社會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在七八十年代的冷戰年間，對共產中國友好，客觀上便是對台灣的中華民國不友好。這一方向不僅是來自報章的方針，而中共對日本傳媒的諸多設限也帶來只能傾向北京的效果。曾經在一段不短的時間，中共對日本傳媒的限制在於只能派駐記者於中國大陸，若要派人駐在台灣，則不可駐在北京。這種限制令到堅持要做到眼見為實的日本傳媒大傷腦筋，只得出動駐香港特派員僕僕風塵來往台港之間，報道這個偏於東海一隅寶島的新聞。
日媒友好六四屠殺後消失
縱然如此，日本傳媒整體來說對中共還是友好的，雖然間中有批評，但以中共政治術語來說是「態度是積極的」，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小罵大幫忙」。然而這一種幾乎是一面倒的取向，在一九八九年六四血腥鎮壓後全部煙消雲散，這些一心促進日中友好的新聞記者，在他們決心要以中國新聞為職志的日子裏，從沒有想到光天化日長安大街上滿是坦克，更沒有想到在日本傳媒裏一度頗獲好評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會端着衝鋒槍射擊手無寸鐵的民眾。早於五十年代中日還未建交已爭取派駐中國的日本傳媒完全不能明白，為什麼人民共和國會走上這樣的道路？
不明白的人還有很多，在中日關係最困難時代多次訪華的著名作家井上靖向中國的友人發出電報，「鎮壓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稱為人民政府的；開槍射殺赤手空拳的學生的軍隊是不能稱為人民軍隊的」，自此從未踏進中國大陸一步。一向對北京友好的《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沉澱後出現了變化，批判中共的新聞較前增加，去年中共建政六十周年，《讀賣新聞》的社評〈六十年的共產中國應該脫離膨脹主義〉，毫不留情批評中共「經濟至上主義帶來的高度成長，雖然豐富了國民的生活，卻同時擴大了貧富差距，而農村的窮境更是突出。……黨官僚及官員不知節制的腐敗、貧污。《論語》說六十是耳順之年。年屆六十的社會主義中國，應該傾聽世界的聲音，脫離膨脹主義」。
放在二十年長的時間年輪裏，這種大幅度擺動的態度變化其實是日本自我救贖的蛻變過程，涉及的是冷戰大三角國際政治背景——一九七一年七月尼克遜突然宣布翌年春天訪華，日本卻是在美方宣布前三小時始得知，對於東京來說這是奇恥大辱。其實，日本國內當時已在討論應否甩掉台灣而與北京建交，可是因着美國遲遲未表態而按下不表，詎料尼克遜一舉登陸，日本這盟友卻蒙在鼓裏，東京外交界稱為尼克遜震盪。一九七二年田中角榮上台，馬上搶在美國前與北京建交，田中訪華，日航和全日空兩家航空公司爭着要送代表團去北京，結果為了不得失雙方，來回各佔一程。
整個日本社會在一九七二年燃起中國熱，一頭鑽進北京懷抱是自然而然，新聞記者雖然講求客觀，但當扶桑四島都在談論中國的時候，本來就對中國抱有莫大興趣的日本傳媒失去清晰視覺似乎是另一種當然。況且北京當時做日本的工作做得極出色極細緻，有一個親身例子：我在東京時經常收到免費的《人民中國》月刊，有一期說小提琴大師曼紐軒（Yehudi Menuhin）訪問中國，《人民中國》上的曼紐軒用錯了日語假名字母，於是用附在書內的讀者調查回函寫了幾句寄回北京。兩個月後收到北京來的一個郵包，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件承認「我們工作出了紕漏，多謝你的來信」，還送來了一件中國小工藝作禮物；相信在那年頭日本不少《人民中國》讀者都有這種禮遇。
六四事件讓日本傳媒都沉寂了下來，近年中共打壓維權人士的舉措，更令日本記者認定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他們先輩筆下的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方面，中日在東海油氣田的爭逐、日本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稱號勢將拱手相讓中國，也是日本傳媒態度大回轉的因素。但我不會認為這是日本新聞界因為失去「世界老二」冠冕的反彈，因為泡沫爆破二十年的日本早應料到有此一天，相反是新聞報道的內容頗令中國的讀者深思——這是二月十六的《產經新聞》第一版頭條：〈貪婪的巨龍〉（巨竜むさぼる），說的是中國在非洲的資源爭奪。類似的新聞在歐美傳媒這些年也有，但《產經新聞》的報道比它的歐美同行更仔細也更引發人深省。
這篇由記者藤本欣也採寫的連載到周五還在刊登，內容說到南非把今年世界盃足球決賽周的吉祥物交給中國工廠生產，而這些工廠卻僱用大批童工。南非報章刊登了這些新聞，讀者投書是「我們國家的利益呢，這是恥辱」、「拒買吉祥物」。不過，這都是一讀而過的，令人唏噓的是來自贊比亞首都盧薩卡的報道：「中國企業買下當地不少銅礦，可是只要中國人來了，當地人什麼都沾不了，除了默默打工。中文的操作說明書，說中文的管理人員，粗疏的安全管理」。今天的贊比亞人懷念的是七八十年代的中國，當時贊比亞和南非爆發衝突，南非掌握制空權，中國馬上送來十九架戰鬥機。
與人民無緣的人民共和國
這些被中共視為「不友好」的報道以前很少在日本印刷傳媒上讀到，如今卻日復一日的見報。從日本傳媒的自身歷程來看，從親中到批判中共，這一變化天翻地覆，尤其是讀過七十年代日本報紙的必然有此感受，然而這正是追求真相的讀者喜見的內容。中共的根本變化，帶來了日本傳媒視角的深邃巨變，或許有人批評日本記者三十年前近膜拜中共的行為，然而能夠在調整後重新上路，畢竟是難得的自我救贖和完善。對此，我會勸曾經為中共搖旗吶喊並有所期待的秋岡家榮本多勝一森村誠一諸位先生不必難過，因為他們年輕時看到的那個中國，如今早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的「人民」二字無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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