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31日 星期一

撿了便宜還賣乖

美國人是戰爭民族,法國人是美食民族,英國人是足球民族,中國人應該是什麼民族?

中國人是辦報民族。

這個發現是在紐約生活時找到的。小小一個唐人街,最高峰時期,日報周報加起來有十一份。那是八十年代末,紐約地區人口約一千五百萬人,英文報紙只有《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紐約郵報》和《紐約每日新聞》,就算把長島(Long Island)的《新聞日報》也算進去的話,也不過是五份,而且《紐時》和《華爾街》是全國性報刊,也就是說,英文地方報紙只有三份。這還不是證明了我炎黃子孫是辦報民族?

紐約那些華裔報人很難得,生計剛夠吃飽就掏錢搞報紙,這裏頭當然有為華裔社區講話出力的熱血,然而也有夾帶着一些別的因素,譬如是順道搞一點關係也順帶搞一點錢。所以,當時的紐約華文報章裏,誰是收台北的錢哪個是北京食客早不是秘密,因為只消一讀報,馬上知道這家報紙是受誰的錢財替誰消災。一手收錢一手交貨,這交易,比起香港的同路人老實得多哪。

美國華文報章百花盛放是源於國共內戰的延續,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華文報章是單聲道全面支持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那年頭華埠有幾個進步青年站在北京那邊,可是形勢比人強,搞一份報道新中國大好形勢的報紙,連報社都沒法在唐人街找到房子立足,要開到與華埠一街之隔的小區去。

左右兩派都自命正朔,這邊是大大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那邊是紅彤彤的五顆金星旗,劍拔弩張之間卻常上演黑色喜劇——進步青年星夜奔襲跑過馬路進入敵佔區插下五星旗,漢賊不兩立的另一方馬上糾眾傾力狙擊,偏偏就是不敢衝過馬路追到共區去。十幾年後,已然變成中年的當年進步青年憶述舊事時說,右派不敢踰越,是因為聽說共區某報內有手持輕機槍的黑豹黨成員;事實是,報社內黑人倒真有幾個,但只是開車送報的兼職工而已。

香港早年的情况稍比紐約文明,但要做一份進步的親中報章從來不是易事。一九四一年,周恩來麾下文膽喬冠華來港,籌辦打正招牌要求民主進步,反對獨裁分裂的《華商報》,工作人員包括范長江、茅盾、鄒韜奮、金仲華等,光看名單就知道這是一份什麼背景的報紙。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華商報》每天的社論都傳達共產黨的聲音實在很不容易,但中共第一代畢竟是充滿理想的一代,也是年富力強的一代,短短幾個月,《華商報》在戰雲籠罩下的香港社會引起哄動,市民這時才知道,中共這幫人原來是有志青年,不是國民黨宣傳機器下的「共產共妻」之輩。

《華商報》是短命的,開了八個月就因為日軍侵港停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華商報》發表〈團結動員抗拒日寇〉社論後永遠隱入歷史,宣傳中共的任務,由後來的《大公》、《文匯》等五份正統左報接過。

這五份左報裏,旗幟最鮮明的應數《大公》、《文匯》,其他的《商報》、《晶報》、《新晚》則扮演淡紅色的報紙。到一九六七年暴動前,普通市民根不知道《商報》、《晶報》和《新晚》也是左報,尤其不知的是,以年輕知識分子為對象的《新晚》竟然就是面目通紅的《大公》的晚報。雖是如此,港英對左派報紙的迫害一直不減,從強迫停刊到在新聞採訪上「當你冇到」。興許是火紅的年代頭腦發熱腎上腺素激增,左派不吭一聲硬吞了下來。

打正旗號心安理得

一個社會有多種聲音很正常,就像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兩份報紙,《華盛頓郵報》是自由派反戰大報,幾乎同名的《華盛頓時報》則是支持小布殊的極右報章,兩報對很多事務看法南轅北轍,但讀者從不以此為忤,因為兩報從不諱言一己政治立場,打正名號支持撤軍╱出兵,讀者讀得心安理得,不虞假貨。當然,政府的區別對待也非新事,《華時》鷹派立場鮮明,從不羞於當國防部喉舌,所以,舉凡《華時》刊行的五角大樓消息,從同行到讀者都知這是真材實料。不過,也有不少官員看不過眼,把更多的消息塞給《華郵》,這份曾經有過把共和黨籍總統尼克遜拉下馬光榮歷史的報紙,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就是叫Liberal,雖然不少人說這是已經過時的左翼理念。

香港左報經過了千山萬水,吃飽右派港英迫害苦頭,在文革期間走盡歪路彎路,最荒唐的歲月,是《文匯》用簡體字印行,《商報》、《晶報》莫名其妙的停了狗經馬經,連僅與左派沾上一點邊的馬經《田豐日報》也變了政治抬頭。用今天的話來說,這是「趕客」,大陸政治語言便是「脫離群眾」。

七十年代後期,文革結束,撥亂反正,然而香港左報由於吃過盲動的苦頭,走起來一步一驚心,政治上緊跟中共的本質沒變,賣的是如假包換的親中。我們可以批判這些人食古不化,盲目跟隨中共,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便是等於《華郵》和《華時》那樣打開大門做生意,貨真價實,童叟無欺:是親中的都盍興乎來,批判中共的請去別家好了,絕不礙你。這裏頭沒有渾水摸魚搵着數之舉,有親友在左派機構工作的大都知道,那是一份僅堪溫飽的職業,或許個別還帶着一點點於今未泯的理想。

統戰形式主義製造兩頭蛇

但是自由市場經濟裏從來沒有獨市生意這回事,當「親中」這一字眼被視為社會公害時,八竿子也打不到同路人,可是當「親中」能夠混來一點點經濟甚或政治上的好處時,立即變成富在深山有遠親,當年紐約華文報章不少就是這麼回事——夠厲害的,今天上中共總領館慶祝十一喝香吃辣,十天後到北美協調處這台北地下領館共祝雙十。這類人,華人社區有一特殊說法:兩頭蛇。

香港是紐約唐人街的放大版,有根正苗紅的正統左派,也有嘴角黏了半粒白飯、獰笑說自己壓根兒今早沒吃過東西的傳媒兩頭蛇。回歸後這十年,香港市民應該是「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看得應該夠多的了:擺明車馬理性親中甚難非議(頂多批評你是傻瓜),可是,像那口角留着餘溫尚存半粒白飯的傢伙,想親中撈點好處卻不認,撿了便宜還賣乖,比起紐約唐人街那些靠印幾百份報紙檢政治便宜的更沒格。

香港出現這樣那樣的兩頭蛇,歸根結柢是中共統戰工作變成形式主義的結果——小官員要上報中央當今特區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客觀上為專門當爛頭卒的打手擴闊空間,營造「舊貌變新顏,到處鶯歌燕舞」的虛假景象,這在七一大示威之後尤烈。眼熟不?七、八十年代,每年雙十《香港時報》第一版的「薄海同歡,神州同慶」的賀啟其實就是今天香港那幫「親中」人士的祖師爺。不過,人們搔破頭皮弄不通的是,中共什麼時候走上國民黨的老路,竟也豢養起走狗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