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教育部門說初中學生不用念中國歷史或有其後遺症，年輕一代興許從此不知道早在二千年前就有一個叫趙高的人幹過這些把戲。《史記．秦始皇本紀》是這樣 記述的：
「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 『馬也』。二世笑曰： 『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
香港政改之爭的對立兩派，永遠都是訛詐和被訛詐的關係，舉個實例，社會上要求行政長官普選，要求的是沒有門檻沒有先決條件的選舉。這是恰當而正常的要求，但中央永遠有一套有異於香港市民大眾的想法，比如說，如果選出一個一上來就要平反六四的特首那咋辦？又比如說，如果選了一個甫上台就要和台灣總統拉關係的特首又該怎辦？如果選了一個在推動《基本法》二十三條時突然說不的特首該何辦？
安全至上
這些事會不會發生，沒有人知道，但幕僚會把這些問題都放進去思考；幾番考量，出來的便是安全至上的版本，比如說，候選人名單要先得到全國人大們的批准才可以參選。這種機制不是共產黨獨有的，國民黨也有，一九九六年，台灣舉行解嚴後的第一次全民總統選舉，李登輝之前上下其手把李煥宋楚瑜等人用軟的硬的方法轟走之後，唯恐沒法幹掉民進黨那邊的人，他身旁那票蠶蟲師爺嘔心瀝血想出一條必勝之道，就是總統參選人必須是大學畢業。明眼人一看，這一選舉條款明擺着針對民進黨的龍頭黃信介——黃畢業於台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那時這學校還說不上是大學，只是到了後來才改名國立台北大學；李登輝則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美國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消息經傳媒捅出來，全台嘩然，還記得當時《新新聞》周刊有一篇促狹文章，說不如乾脆把參選資格改為身高必須一百八十公分或以上——黃信介那時都快七十了，不可能絕地反攻在耄耋之年突然長高吧？
香港普選與當年台灣直選總統同樣荒謬絕倫，當一個不合情理的選舉條件出來之後，社會上出現強烈反彈是正常之事，可是在回歸已經十年的特區卻沒有十年前台灣的清醒，倒過來看到的是指黑為白指鹿為馬，要民主派硬吞下這顆苦藥丸；民主派堅拒，卻遭到御用文人批駁為「拱手送出香港民主大好機會」。這些話驟耳聽來，和日本七十年前揮軍侵略中國時所說，要把中國從西方強權壓迫下解放出來沒有兩樣。
究其原因，便是與這些年出現的妖風不無關係。不知由哪個人開始，香港政治開始講究「策略」。我這裏把「策略」加上引號，是因為這些根本說不上是策略，充其量是權宜之計。民主派○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忽然講究起策略來，說要向中央伸出和平之手云云，於是○四年大遊行到最後竟有人在政府總部大派橄欖枝。作為一介上街平民，我不知道這些橄欖枝的想法從何而來，但卻感到很困惑：一年前大伙上街時聲聲爭取民主不後退，為什麼三百六十五日之後變了口風成了要講究進退。幾十萬人就這樣被這幫「深謀遠慮」的策略家擺了一道。
人必先自侮而後人侮之，保皇派見民主派心神恍惚舉棋不定，馬上組織文宣攻勢全力反撲，遊走左右派之間的邊緣人最是易與，酒肉穿腸過，統戰心中留，於是今天香港華筵明天北京喝酒，香港的筆桿子哪裏見過中共統戰的厲害，三杯黃湯下肚馬上肝膽相照，酒酣耳熱以心比心成了中南海半個謀臣。北京回港後大伙都變理性了，咳，你這民主派確也不該，人家堂堂中央人民政府都給你讓步，不容易啊，你也應張就張就，有普選比沒普選好，你把着那條底線作甚，那天北京張副部長也這樣說了，人家比你們理性得多。熟口熟面嗎，這四年來我們讀到的就是這麼回事的港事評論。
至於沒有去北京喝香吃辣的民主派，大示威後心裏十五十六，怕因為一場大遊行惹怒北京連老本也蝕清，左思右想不如踏下剎車，說大伙是「又傾又砌」。至於什麼時候是「傾」，什麼時候該「砌」，沒有人說清楚，人們只看到○四年人大釋法民主派竟然連喊幾句的勇氣都付之厥如，到了○五年看不到雙普選了，又再發動人們上街。香港市民委實難得，辰時卯時後退前進都聽命於人，沒有抵押品沒有寫保票，只是堅信民主必勝，義不容辭走上街頭。到哪天民主派果真上台了，上至李柱銘下至李卓人，如果不站在維多利亞公園向香港市民三鞠躬謝過，天理不容。
羅織罪名
今天的香港再次來到歷史的門檻前。這幾天，已經死了二千年的趙高借屍還魂，以張三李四的名義出現在維多利亞港上空，在各式評論和討論字裏行間指鹿為馬，把香港民主步伐遲緩的罪名硬套在民主派頭上，欲蓋彌彰的沒有點出關鍵是北京不想這麼快就給香港人民主。這套把戲兩年前就已經演過，可是今天還有人繼續上當深信不疑，這與其說是中國人的愚昧，毋寧是中國人的悲哀也許更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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