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31日 星期一

拿出周鄧的胸襟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去世;一月十五日,北京舉行追悼大會,由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致悼詞。那時文化大革命已近尾聲,國民經濟由瀕臨崩潰轉而稍見生機,但是要讓八億人民從「階級鬥爭是綱」的瘋狂狀態重新投入正常的社會和經濟生活不是易事,於是,鄧小平以周恩來的個人道德感召為經,以建設中國成為現代化強國口號為緯,在悼詞最後說了一句意義深長的話:「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沒有這句話,恐怕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得往後再拖幾年——打倒四人幫之後,中共沒有花太多時間清算文革餘孽,反是迅速繞過大規模的整黨運動,緊接着在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宣布打開門戶改革開放,之後發生的一切, 就像洋人所說的,the rest is history。

今天的香港左派看來還未好好理解鄧小平這句話的用意;或許,他們也不知道周恩來秘書趙煒曾經憶述,周在臨終前一個月,在病榻上緊握拳頭,也說過同樣的一句話。

一九六七年的暴動,左派稱為反英抗暴鬥爭,這場攪動香港的社會衝突緣何而來早有定論,因何終結卻各有說法:親英派說是英國人強硬鎮壓令左派元氣大傷,但也有一說是周恩來在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後大動肝火,下令中止這些行為。順藤摸瓜,火燒代辦處的誘因是香港的反英抗暴,周恩來在北京命令紅衛兵不得造次,香港當然收到指示。暴動時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梁上苑在《香港六七暴動內情》中說,毛澤東要嚇唬英國人,周恩來堅決禁止,江青林彪集團和香港工委因此鑽了空子。

左傾盲動血腥收場

左傾盲動主義令一場本來足以改變社會不公的運動最終血腥收場,中共歷史上的左傾盲動不止於一九六七年這回,在此之前的一九二七年已吃過癟——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後,左傾盲動主義氣氛籠罩,各地不斷發動盲目的武裝暴動,令大革命之後留下的僅有一點力量遭到幾近毁滅性的打擊。周恩來看到這樣不是辦法,出面制止多次暴動,總算把中共的血脈保存下來。

二○○七年,香港市民又再看到類似的左傾盲動主義。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上的文章壓根兒算不上大逆不道,充其量是一家之言,相比中共恨之入骨的民運人士如曹長青等,李柱銘的支持北京辦奧運論在民運極左派眼中可說是不折不扣的投降主義。李柱銘不過是敦促美國關注香港,這和回歸前以迄至今的李柱銘一脈相承,應該說,不講這些話的李柱銘就不是那個人們熟悉的李柱銘。

然而李柱銘還是給香港左派群起而攻之,個別批李言詞出現「吳三桂」、「賣國」以至「漢奸」這些字眼。本來,左派反擊李柱銘也是言論自由的一種,可是發展下來的文革式批鬥,顯示出來的卻不是言論之爭意氣之戰而是鴨霸心態。中共與其同路人在口舌上從來不認輸是有着共同的DNA,言辭要多狠辣就有多狠辣,九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政改,彭定康被港澳辦主任魯平狠批是千古罪人。回歸十年後,有線電視訪問耄耋的魯平時,他仍堅稱彭定康是千古罪人。也許會有人讚揚魯主任有原則夠堅持,但應該怎樣解釋當彭定康轉到歐盟後,訪京時與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中南海談笑甚歡,該不是要批評江主席沒有原則了吧?

有一種分析說,這次批李和即將來到的立法會港島區補選陳方安生對葉劉淑儀有直接關係,這些看法尚待證實,但是為什麼李柱銘這次講幾句了無新意的舊話,左派馬上群起而攻之,不能不讓人深究再三。

套用毛語錄式的四字詞,今天香港左派的內心深處依然是「苦大仇深」——港英年代飽遭打壓,沒有出頭天,回歸後又因為各種客觀因素而被丟在一角,無法在特區找到清晰定位,比九七年七月一日前的期待甚殷出現難以承受的落差。回歸十年於茲,香港經歷上下跌宕,經濟是U 型走勢,市民心情則是W 式幾番起落,唯獨左派仍然在圍內的小圈子裏獨活。但是當左派認為自己應當東山再起之時,又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望門卻步:董去曾來,除了曾德成,左派未能在特區最高層再多分一杯羹。長時間的被動疏離,左派在歲月的茫茫大海裏幾近沒頂,苦待黎明的心態一旦遇上觸媒,爆發的能量足以比得上核裂變。

觸碰兩點惹出批鬥

李柱銘在文章裏並無呼籲杯葛奧運,勉強一條小辮子只是敦促美國在人權問題上多加關注。其實,就是公開要求美國施壓也沒有新意,李柱銘也好,泛民主派成員也好,曾經說過類似講話做過類似行動絕不止李柱銘一人,但這次引發出來的排山倒海批鬥卻和以往不一樣,原因便是李柱銘同時觸到兩個臨界點,一是奧運,二是與左派的恩怨。

奧運已然成為中國在未來十個月的唯一話題,愛國人士把北京奧運提升為凛然不可侵犯神祇圖騰,李柱銘文章中說到奧運,被左派大肆攻擊是其來有自。從另一個層次看這些攻訐,中央對港政策在○三年七一大遊行後寧左勿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早前鋪天蓋地的批李潮,不排除是有人向北京大跳忠字舞的結果——從北京只有外交部在事件之初說了幾句話,之後再沒有中央官員評論李柱銘;到本地左派一度洶湧的批李聲音在幾天之內完全蔫了的狀况來看,忠字舞的表演該告一段落了。畢竟,事件愈鬧愈大,只會有更多人關注中國人權狀况,到時若是連國際人權組織都插上一腳,絕非北京所願見。

至於民主派與左派的關係何以質變至此,倒是一個發人心省的課題。香港民主派和中共的關係在六四事件前是有對話有交流,鄧小平狠批的是鍾士元鄧蓮如的孤臣孽子而不是李柱銘,八十年代中英會談甫揭幔帷時,李可能擔任特區首任律政司長之說在左派圈子甚囂塵上。據說,李柱銘被慧眼相中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取態溫和專業出色,另一便是他曾替六七暴動的左派工人上庭辯護。然而一場六四鎮壓,中共把可以團結的人統統趕到死角,從此大路朝天各走一邊,當年做統戰工作做到黑社會的放翁黃文放若泉下有知,不知會作何感想。

和諧社會不過笑話

香港左派和民主派本無政治理念上的巨大歧異,對中共都是恨鐵不成鋼,對港英殖民統治都沒有好感,在國家統一的釣魚台上,民主派的親北京立場被台灣綠營嘲笑為取悅中共,然而這對同父異母的孿生兄弟的其中一人如今被視為異端邪說,還要以文革語言諸多凌虐,非得要把人逼成敵人不可。睽諸歷史,鄧小平文革期間吃盡苦頭,自己下放江西兒子重摔致殘,周恩來在文革狂飈裏獨力苦撐國家,他們都有一千一萬個理由報仇雪恨,但最後都沒有這樣做;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是口號更非是權宜之計,三十年前的中共有此胸懷,可是今天的香港左派卻付之厥如。如果說香港是和諧社會,也許是二○○七年的最大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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