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31日 星期三

我對青春無悔

朱凱迪和鄧小樺的日本社會運動初體驗使我想起在東京的日子:西北航空公司七四七降落成田機場前十幾秒,從機內往下望,看到的是農民以木板搭成高高的瞭望台,乾草棚旁邊插着幾十面長條形白旗。若干年後,在日本時代劇《武田信玄》裏看到那些旗子時心頭一凛:農民示威者用的就是這種戰旗。

初去日本時是大平正芳首相倡議全國邁向中產的一億中流年代,雖然成田機場外的三里屯農民偶然還會發射幾枚土製火箭炮,但像外星戰艦那樣龐大的機場已經以不可阻擋的聲勢建在昔日的農地上了。學校裏還是有左派的,三十好幾的先輩間中回來細說當年在御茶之水站外的反安保武裝鬥爭,頭上是工地安全帽的大學生,額前漆着「中核」、「ML」等派系標誌打頭陣,劍道部同學把車站外鋪在路面的圓石挖出來當手榴彈擲到警察那邊。日本大學明治大學的示威學生在警察別動隊鎮壓下,大量被打得腦震盪受傷,有人被開除學籍後義無反顧投入社會運動。那時,我還不知道黑澤明曾經有一部電影《わが青春に悔なし》( 我對青春無悔) 。

余生也晚,到了日本才懂得黑澤明,那年頭最紅的偶像派是近藤真彥和松田聖子,唱片大賞得主卻是人到中年的寺尾聰的《ルビーの指環》(紅寶石指環)。電影業早已不景氣多時,倒是新宿南口巨大廣告牌上的高倉健和倍賞千惠子的《車站》到今天還記得。黑澤明去世,日本傳媒以「世界的黑澤明」來形容他對電影藝術的貢獻,可是當年我要看黑澤明電影,要麼到青山學院大學附近的小戲院,要麼便是星期日起個大早趕去澀谷看特別場。

特立獨行值得尊敬

今天重提拍成於一九四六年的《我對青春無悔》不是白頭宮女式的懷舊,事隔多年,我對電影裏原節子飾演的教授女兒八木原幸枝始終念念不忘。雖然被認為是知性女優的原節子後來也參演了小津安二郎的《晚春》和《東京物語》,但總覺得小津電影裏的紀子不能和投身反戰洪流的幸枝相比。因為,在日本這個講究集體意識講究一致化的國度,孤獨地扛着與保守主義迥異的大旗畢竟是極少數,尤其是戰後這些年,在美國中心主義政治氛圍下的童養媳式長成,日本主流意識形態早與自由主義無緣,可是在這種懨悶氣候下卻還孕育出敢於說不的特立獨行,值得人們起立敬禮。

朱凱迪和鄧小樺也許不知道,要在戰後的日本當反對派並非上上街示威就可以的閒事,說得白一點,反對政府不但會丟掉飯碗,還會丟掉性命。成長於六十年代的日本人民絕對不會忘記這張照片:眼鏡半跌的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手指弓着步準備再刺第二刀的右翼分子山口二矢,亮晃晃的刀子在演講台上閃着毒舌般暗暗光芒。感謝世界上有youtube 這回事,一九六○年十月十二日的政治暗殺永遠烙在日本的歷史上——山口二矢是從台上的左邊先捅了淺沼一刀,然後轉過頭來準備再刺時被人擋住;在按下快門的那一秒,淺沼還是清醒的,送到醫院不久就去世。右翼分子對淺沼恨之入骨,是因為他五十年代就提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友好,但更重要的是,淺沼是日本社會運動先行者,反戰反資本主義壟斷,二十年代時是農民運動和工運積極分子,曾因發動銅礦工人罷工被捕。二戰結束後,淺沼致力社會黨創建,支持把美國勢力逐出亞洲,被右翼視為眼中釘。

日本戰後社會運動值得大書特書的原因,是運動從來是獨立成長,不受外國力量支配,是有日本特色的社會運動。五十年代韓戰爆發,日本共產黨和社會黨都遭到美國佔領軍和東京傀儡政府的強力打壓。推理小說家松本清張六十年代寫的《日本的黑霧》,第一個短篇〈國鐵總裁下山之死〉,根據松本清張調查,下山在路軌上被輾得血肉模糊,是與美國佔領軍和中央情報局不欲左翼工會控制日本最大集體運輸系統的結果。在軍特恣意壓逼下,日本社會黨和日本共產黨在狹窄的空間跨出大步:他們反戰反不義,六十年的兩場席捲全國的反對日美安保條約大示威震動全球,加上纏鬥三十年的水俁事件和成田機場三里屯反農地侵佔,在高度資本主義的消費社會孜孜不倦奔走街頭,在政治光譜裏贏得重要的一席。

值得一提的是日共,當五十年代全球共產黨都西瓜開大邊依附蘇共或中共時,日共卻在一九五八年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把「走獨立自主路線」寫進黨章。日共在中蘇共論戰年間採取中立路線,雖然一度分裂為日共(正統)和日共(馬列),然而反對戰爭這一中心思想從來不變。一九七六年,日共再修黨章,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改為「科學社會主義」,脫離僵化教條,走上社會民主主義的方向。與此同時,中間偏左的社會黨在社會上贏得更多尊重,一九九三年,執政三十八年的自民黨倒台,社會黨從萬年在野成為終於在朝,委員長村山富市擔任首相。儘管右翼評論員狠批村山任內對經濟建設無大貢獻,可是社會黨說到底是一個仍然把人民放心裏的政黨,沒有「一闊臉就變」,一九九五年,村山以首相身分向二戰亞洲受害國口頭道歉,雖然右傾政黨控制的國會沒有通過道歉決議,但村山的立場至今仍被他之後的六任首相奉為圭臬。

尋找野毛隆吉的影子

離開日本後的十年裏,我人模狗樣的從香港而美國而英國再是美國,日本語因為久已不用都還給岩田老師,可是《我對青春無悔》卻從未在記憶裏抹去。每次香港有選舉,總是會特別留意一些剛踏出校門立場進步的年輕參選者,企圖從他們身上找到八木原美枝和她那反戰反到山窮水盡丈夫野毛隆吉的影子。電影裏,美枝捧着身陷冤獄時死去丈夫的骨灰回到夫家,這一幕令人感觸至深:為了公義為了反侵略,京都帝國大學的畢業生走上與人民一起的不歸路;在一格接一格的黑白電影菲林之間,是淺沼稻次郎的遇刺照片,是六十年代日本大學生的反戰學潮,是先輩說因為示威被捕從此進不了三井三菱豐田本田。每當想起這些人與事,《我對青春無悔》裏大學生唱着歌走在大路上的情景,都會湧上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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