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會說，字典也是這樣說，不能說是譯錯，不過，照字搬字的下場是讓我城新聞工作者的水平變成地震新聞以外的另一條新聞。
在大講特講中英兼善的今天說起這些是很interesting 的一回事；這裏請不要翻譯成「有趣」，應該譯作「有意思」。
地震帶來的傷逝是令人痛心的，剎那間天崩地裂十幾萬人非死即傷是國之所哀；中央政府在地震發生後不久的反應，讓誰都感到這個政府與兩個月前西藏騷亂時的那個中央政府變了樣：快速、負責、公開、透明。歷史上曾經有駐北京記者被逐的《紐約時報》，是西方大報讚揚北京救災表現的第一家，那時不過是事發後的第三天。地震過後至今整整一個月，中國政府處理地震的手法還是屢獲好評，但在一面倒把地震連結愛國主義教育的近期，我們的社會卻冒起一種走向：開始搞起了人人過關這一套，有不同意見的即被指為「冷血」、「麻木不仁」，從天譴論到莎朗史東以至少女模特兒講幾句不合聽的話盡皆成目標，彷彿全港七百萬人若口徑不一致就不配稱得上是中國人。
莎朗史東不是唯一一個
莎朗史東雖非中國人但也得過關，批判她的人大概不知道，荷李活從來是異見之地，莎朗史東不是唯一的一個。他們也許更不知道，荷李活自由派多年來都是紅色中國及其同路人的忠實支持者——除了四十年前的尊榮和二十年前的阿諾舒華辛力加，荷李活演員一直走着與主流意識形態迥異的獨行道路。一九七二年，美國數十萬大軍在中南半島叢林與越共和北越人民軍殊死戰時，最當時得令的女星珍芳達（Jane Fonda）卻去了北越首都河內，站在一挺高射機關炮前頭戴鋼盔拍下了一張咧嘴而笑的照片。七十年代初的珍芳達肯定比今天的莎朗史東還要紅，她就在去河內之前一年憑《花街殺人王》（Klute）奪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當年在戰雲籠罩下的美國，人們對這位銀幕新寵沒有特別惡感，除了右派喚她為「河內珍」（Hanoi Jane），社會上並不認為有什麼大問題，雖然保守派指她叛國，然而其後的歷史告訴人們，珍芳達當年反戰一點都沒做錯，美國確是在錯誤的時間在錯誤的國家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
荷李活自由派的傳統
但是這些荷李活自由派還是一個接一個從水銀燈下走到現實最前線，再把體驗生活的成果投射在大銀幕，儘管在步伐來回之間還是帶着淡淡的貴族色彩。一九八一年，莎莉麥蓮的親弟華倫比提（Warren Beatty）參演並導演描述俄國十月革命的《亂世情天》（Reds），電影文本其實可以視為華倫比提以至荷李活自由派的夫子自道：電影通過美國記者里德在俄國十月革命前夕看到的一切，寒夜冬宮外大街示威工人洪亮的《國際歌》，溫煦如春的旅館裏里德和情人的靈慾交織，點出共產黨原來也是人，除了政治革命，人生也要革命。《亂世情天》成為當年奧斯卡獎的大贏家，然而，片中里德最終由莫斯科失望而歸，神來之筆的勾勒出荷李活自由派在中共全面擁抱資本主義、蘇修武裝到牙齒的窮兇極惡下的身分淪喪，最終由金光大道走向落日斜陽。
九十年代共產主義灰飛湮滅，荷李活自由派全數偃旗息鼓，五年後，李察基爾開始在達賴喇嘛的活動中出現，蘇珊莎蘭登（Susan Sarandon）和丈夫Tim Robbins則接下珍芳達和莎莉麥蓮的反共和黨大任，重新喚起沉睡十年的荷李活影人。應該說，荷李活自由派再度勃興，與克林頓上台無大關係，克林頓雖是民主黨人，但其南方白人的保守觀點，並不能夠獲得西部加州影人或東北紐約編劇的全面認同。更大的轉捩點應該是二○○○年總統選舉喬治布殊當選之後，右傾保守的內政方略逼使荷李活自由派再認識一己在美國社會變化裏的重要角色。在接連下來的兩次總統選舉，二○○四年和今年大選，荷李活自由派在奧巴馬和愛德華茲的選舉中身影處處。
小心人人過關這一套
從五十年代的差利卓別靈遠走瑞士、六十年代的珍芳達河內反戰、七十年代莎莉麥蓮的造訪中國，一躍到九十年代的西藏以至如今的反布殊，荷李活自由派沒有偏離他們前輩的軌迹。是的，李察基爾是支持達賴喇嘛的，也和藏獨分子有往還，莎朗史東亦有類似傾向，然而作為一種非主流的政治取態，他們沒有違背傳統荷李活自由派的意識形態。在一些人眼中，李察基爾支持藏獨是大逆不道，莎朗史東對四川地震的評說堪稱涼薄，但設若不同意這些講話內容或政治立場，應該向他們二人當面抗議或說明情况。真理愈辯愈明的道理簡單不過，沒必要祭出文化大革命人人過關這一套；在一頭熱的愛國主義教育裏，人們忘記了共和國曾經發生的一哄而上悲劇，是如何狂熱地摧毁這個國家的黃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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