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不去的中國情結

日本學術界「現代中國研究第一人」的小島朋之教授三月四日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歲。《朝日新聞》訃聞欄用了寥寥百來字報道這一消息，讀完這則短訊，腦海裏浮現的是一九九五年深冬在東京看到小島的那一回——先是搭早機到關西，下午轉新幹線趕赴東京，小島談到日中關係，還談到一旦鄧小平去世後的中國。也是那一年，他的《鄧小平のいない中国》（沒有鄧小平的中國）由日本經濟新聞社出版。

對小島朋之去世的感慨，不僅因為他是日本當代學力最強的中國問題專家，而是像他那樣對中日關係見解透澈的學者愈來愈少，反而是整天抓着「中國威脅論」吵翻天的右翼學人愈來愈多；政論雜誌《諸君》這一期的封面文章，標題是〈中華一黨毒裁帝國〉。這不是批評，是謾罵，一看，又是中島嶺雄。

四十年來，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幾番新，客觀上反映的是中日關係的微妙質變。

日本對兩個國家的研究堪稱全球第一，一是朝鮮，一是中國。傾力研究朝鮮，與這個國家近在咫尺有關；深層的原因，是日本戰後一貧如洗，但一九五○年爆發的韓戰，令日本一下子成為美軍的大後方，突然其來地出現了日本經濟學者所說的「特需景氣」——日本替美軍修坦克修飛機提供後勤補給而帶動的經濟起飛。隨之而來的東西方兩大集團對峙，更讓日本迅速進入資本主義世界的核心，日本所處的國際地緣政治則使她不可能落入共產集團手裏：北海道距離蘇聯只十五分鐘戰鬥機航程，西海岸則與北韓和共產中國遙遙相對，日本對朝鮮和中國的研究在戰後出現新高潮，原因便是源於冷戰的需要。

中國研究冷戰需要

二戰之後日本的中國研究，其實是跟着美國的冷戰思維路走，但更大程度是因着蔣介石的以德報怨政策，令到日本在研究中國問題時出現偏差。不過，日本畢竟是一個有基礎實力的大國，到了岸信介當首相，他縱然對蔣介石感激不盡，眼角也在瞟着對岸的中國大陸。在五十年代冷戰氣氛最濃烈的年頭，日本政府竟然批准紅色中國的乒乓球隊入境，到東京參加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如果今天人們認定，一九七一年名古屋舉行的世界乒賽是中美乒乓外交的搖籃，那末，五十年代中國運動員東渡扶桑，更應該被視為中共破繭而出的歷史一刻了。日本右翼政府敢於來此一手，說明執政自民黨沒有以二分法來看待中共，因為他們早就看出，偏安江左的國民黨小朝廷不可能成為氣候。

雖然如此，日本的中國問題研究還是處於相當稚嫰的水平，冷戰年間，日本以世紀初的基本視角來對待這個偌大的鄰邦，中國是「野蠻國家」、「亞洲的惡友」。在同一時期，日本經濟開始長達三十年的高速增長，把仍在農村經濟規模的其他亞洲國家遠遠甩在後面。舉一個例子說，一九五五年，日本社會上湧現生活「三大神器」，即每個家庭都有黑白電視、電冰箱、洗衣機的時候，中國大陸的工業不過是紙上談兵的只有東北那一小塊；六十年代，日本再出現新的3C 三大神器，即彩色電視機（Color TV）、小汽車（Car）、冷氣機（Cooler），廣大中國人民剛從大躍進的饑荒苟活下來，若干年後，更殘酷的文化大革命正等待着這八億人民。

巨大的差距令日本的視角轉向，儘管一九七六年中國打倒四人幫，三年後展開舉世無匹的改革開放，但日本仍然沒有深刻感受到中國的蠢動，就算對北京友好的學者，也是憐憫多於同情。八十年代初，日本社會有不少關於中國的暢銷書，其中之一是《三里屯的故事》，講一位日本小朋友在北京上小學的記錄，書中的中國小朋友是天真樸素，也是物質貧乏的；這段時期，日本人對中國的理解是文化上居多的，他們對傅抱石畫作的興趣遠勝於中國的發展。幾乎在同一時間，大平正芳首相提出「一億中流」，一億日本人都是中產階級；一百年前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也開始以各種方式再度抬頭，一九八六年，經濟評論員長谷川慶太郎在《文藝春秋》上連載他的震撼亞洲長篇文章《さよならアジア》，那就是到今天依然有人談論的《別了，亞洲》。

長谷川慶太郎的看法如今還有市場，並且是二十年來日本一些右翼觀察家評析中國和亞洲的根本思考框架。長谷川認為，戰後四十年來，日本和日本人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但亞洲卻連一點小小變化也沒有。到了最後，長谷川認為，日本不屬於亞洲，日本人也不是亞洲人， 「日本是聳立在亞洲這個大的垃圾堆裏的一楝超現代的摩天大樓」。平心而論，八十年代日本經濟挺過了石油危機，藉着日圓匯價的有利態勢大舉進軍歐美，八十年代下半期，日本把紐約地標的洛克斐勒中心買下，梵高的《向日葵》落入日本財團手中。要這個時候的日本把頭扭過來瞄一下中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好景不常，九十年代的經濟泡沫爆破令日本從天堂直墮谷底，歐美投資失利而回，銀行大幅撇帳，日本無緣成為白種亞洲人。當日本準備回到亞洲當山寨王，卻訝然發現從前不起眼的中國和韓國，在這十年間一躍而起成為足與日本抗衡的經濟力量。研究中國再度成為日本學界熱潮，小島朋之等學者深刻思考中日關係，而中島嶺雄等右翼學者則從妖魔化的角度來看待中共。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日本的中國研究出現截然不同的兩條路線，本來學術無禁區，事物總有正反兩面，但是中島的迹近情緒化的中國研究，並不能替日本民眾好好理解中國，人們從字裏行間讀到的只是一股深深的失落。

小泉路線協調共存

出現革命性變化的是小泉純一郎當上首相之後。二○○二年十一月，小泉內閣的對外研究部，提出《二十一世紀日本外交的基本戰略——新時代、新理想、新外交》報告書。毋須因人廢言，小泉對中國對亞洲的分析可說是從小島朋之這一派別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對中國，小泉認為「中國已成為鴉片戰爭以來一百五十年中從未出現過的強勢中國」，日中關係是一種協調與共存關係，不能感情用事，要構築「敞開心扉」的日中關係。北京對於小泉否定經濟上的中國威脅論是持同意的態度，但對於小泉的中國軍事威脅論則表示不滿，不過，除此之外，小泉的日中關係的看法的確是日本政界裏高人一等，他下台之後的安倍晉三和福田康夫，走的都是小泉主義路線。

日本對中國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情意結，七、八十年代是浪漫主義冒起，當時社會上甚至流行日本青年組織志願軍，到中國與解放軍共同抵抗蘇軍侵華這些小說；但是浪漫過後卻是中國什麼都不好中國是日本大敵，像中島嶺雄這類右翼學者更拋出冷戰年間的陳腐中國觀，把黑金政治始祖的李登輝捧上天，說他才是中國人的希望。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一位日本研究學者，與學生閒聊日本政治時講了一個笑話，說日本就像當地電影裏的主角那樣，表面上朝氣蓬勃衝勁十足老是喜歡跑（always on the run），可一跑就昏了頭忘記方向；氣吁吁跑完的時候，卻茫然不知自己下一步應該怎樣做（he is going nowhere）。二十年前的這一席話，今天在某些人身上仍然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