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特首跑到哪裏去了？

我想，目下美國的氣氛應該是漫天風雨待黎明，三億美國人民等着看奧巴馬一月上任後如何擘畫治國藍圖。這樣猜測的根據，是十一月五日大選翌日《華盛頓郵報》要加印二十萬份才能應付報攤外長長人龍的情景。美國上一次要讀者排隊買報紙的大事是一九九一年波斯灣戰爭爆發；如果說政圈人事嬗變這一類別，應該是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此前一天，尼克遜在白宮官方信紙寫上「親愛的國務卿先生，我謹此辭去美利堅合眾國總統一職」這句話的那一次。

奧巴馬究竟有什麼治國方略，要待一月二十日之後才知道，不過，在剛過去的一個星期，每到香港時間晚上十一時許，奧巴馬就出來講話，像是委任沃爾克擔任白宮一個新設委員會的主席，又或是宣布提名蓋特納做財政部長。

反正就是天天讓人見到他，天天都聽到他的聲音，知道他每天都在為恢復美國經濟而努力。老實說，就在這幾天之內，我在電視上看見奧巴馬的頻密程度要比看到曾蔭權還要多還要密。

我們的曾蔭權跑到哪裏去了？

當然，曾蔭權不會偷雞摸狗開小差，他應該在辦公室裏為頂住金融海嘯忙得不可開交頭大如斗。但七百萬市民在波濤洶湧的大浪裏載浮載沉之際卻不見特首蹤影，不免令人納悶這條船要開到哪裏？

有人說，曾蔭權是徹頭徹尾的市場至上主義者，言必稱無形之手主導一切，應該說，在經濟活動面上來說，曾蔭權是古典經濟學派在香港的頭面人物，然而在管治哲學方面，曾蔭權是老子的忠誠追隨者。這套哲學八十年代在美國極盛行，一九八八年一月，列根在國情咨文裏就引用了govern a great nation as you would cook a small fish ; do not overdo it 這句出自《道德經》的治大國若烹小鮮。列根是美國自小羅斯福以還意識形態和經濟理念最右翼的政治家，他以老子及佛利民為師固不足奇，但列根最厲害的還不是這兩下刷子，而是他和大眾溝通的能力。這一點，恰恰便是與列根同奉一個祖宗的曾蔭權所欠奉的。

領袖危難中豪言壯語慰蒼生西方政治領袖非常注意與選民的溝通，畢竟他們是由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要向他們交代。演員出身的列根治國能力說不上橫強，他的副手倒是厲害，像是財長里根、國務卿舒爾茲、白宮幕僚長海格都身經百戰，列根的做法是把所有日常政務都扔給這些人，他自己扮演溝通者，或者準確一點說是佈道者。電影和舞台劇雖然是不同媒介，可是演員走位鏡頭擺法卻是萬變不離其宗，列根在荷李活時雖然只是二流演員，但對這些演戲基本法卻是深明箇中三味，懂得在什麼時間說什麼和做什麼——一九八一年遇刺受傷，送進醫院搶救過來後，醒來第一句對妻子南茜說的便是「親愛的，我忘了閃身避過」，新聞官把這話複述出來後，舉國上下無不噓一口氣，認定總統只是皮外傷這些小事。事隔二十多年，去年國家地理頻道重拍這一幕，當年的主治醫生憶述，原來大伙在手術室幾乎把列根翻了個底朝天也找不到彈頭，直至資深醫生趕到，才在心臟附近找到那顆點二二口徑彈頭，而列根那時已是氣若游絲了。

也許，在一些人眼中這些只是下三濫的PR 屎招，但敢問一句，今天有哪個國家領導人不曾注意這些屎招。北韓夠鐵了心要走共產主義大道了吧，可是金正日患病消息傳出後，平壤不也是把小金的「最新照片」三天兩道公諸於世。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四川地震災後一雙灰色New Balance 跑遍災區，香港不少人為了溫總理那幾個愁眉深鎖面容鏡頭在自己的blog 裏再三疾呼「總理保重」，誰能不同意這也是客觀形成的正面宣傳。况且，作為政治領袖，在國家出現危難時不知所終，實在是很難令人理解，納粹鐵騎橫掃法國，巴黎上下雞飛狗走，陸軍副部長戴高樂站出來說「我的責任，便是在危難之際把法蘭西的命運扛在肩上」；在風雨如晦的抗戰年代，他喚起了法蘭西精神。邱吉爾在大不列顛保衛戰前夕，在西敏寺國會內慷慨激昂， 「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敵人登陸的地點作戰，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頭作戰，我們將在山區作戰；我們決不投降」。結果是什麼？是數以百萬英國人民夜宿地鐵站，日間潛於山林，把德軍轟炸的殺傷力減到最低，直至希特勒決定放棄攻陷英倫三島。

曾蔭權該多與市民溝通對話

奧巴馬在宣布官員任命時點評經濟，於迂腐之輩而言多少有越俎代庖之嫌，但他卻從未僭越分寸批評布殊如何如何，而是在憲法第一修正案下公開一己看法。奧巴馬團隊裏嬰兒潮最後世代的佔多數，這些人多是桀敖不馴，然亦頗諳政治之間的倫理操作，也明白社會的殷切期待，說到底，美國人民懷抱的只是一個相對humble 的期望：想聽一下未來領導人的看法，連要檢視未來領導人的政經視野也說不上。香港市民與美國人民際此在金融海嘯中同呼吸共命運，然而卻不配知道到底我們的領導人有何藍圖。

或許這是中國人基因裏的講多錯多君子慎言血液在流淌着，可是就是怎樣謙遜內斂，曾蔭權也應該多與市民溝通對話，但根據我的不完統計，從十幾天前遠赴英國再轉到秘魯參加APEC 峰會，我們從電視上看到的曾特首講話都彷彿來自外太空般遙遠，在英國，他對首相白高敦講了；在秘魯，他對胡錦濤也講了；也是在秘魯，他對與會的商界領袖也說了，唯獨是他治下的香港市民沒有這一福氣。我們只是聽到林鄭月娥鄭汝樺的講話，她們說到新工程會招聘一萬建築工人也談到了港珠澳大橋；我們的官員說實話有的時候也真跋扈了一些，但在和區內其他官員相比還是很行的，鄭汝樺在廣州見記者談到大橋那次，站在她身旁兩位鄰近地區的官員全都給她比下去。謔而虐一點說，過去十幾天哪個外國遊客在香港光看電視新聞不讀報的話，包管以為香港特首便是那兩位娘家姓鄭的女官員。

除了周星馳在電影裏的對白，穩實的香港人並不愛聽吹水之言，但領導人以較為頻密的速率通報政府正在想什麼或者準備要做些什麼並非難以登天；在花旗集團股價一周暴跌六成，又或是美國再砸六千億美元救市之際，港九新界老百姓想知道我們也會出現這些環生險象嗎？這不涉及自由市場大原則，更與所謂bail-out 主義無關，人們只想從這塊地方最權威的官員口中知道，我們今天面對的境况到底是什麼。我們是humble 的， 「我把香港的命運扛肩上」、「我們決不投降」的戴高樂邱吉爾式豪言壯語都不要了，只要你出來說清楚講明白，可以嗎，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