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31日 星期三

這壺不提提那壺

香港電台時事節目主持人吳志森被幾個人批評主持節目時「不夠持平」,有說吳志森「在節目中諷刺中央及特首辦,但對港台行為錯失卻不聞不問」。記者於是問吳志森的上司、署理廣播處長傅小慧如何看待,傅說她不願評論吳志森主持節目時是否欠持平,但就說節目「應該持平」。

這些年來,特區對傳媒是否應該「持平」的爭論不少,是港英時代所沒有的,平情而論,若這是對事不對人的討論確是無任歡迎,但像前面所說投訴吳志森的那種,毋庸置疑是香港同胞翻身當家作主之下的新氣象。批評吳志森那幾位愛國愛港人士或許不知道,不夠「持平」的除了是對偉大祖國雞蛋裏挑骨頭的一些人,其實還有另外的一些,就是對中共六十年來禍國殃民種種行徑視而不見,對八九年六四事件血腥鎮壓輕描淡寫,對香港民主發展蓄意打壓的那一票。

如果說,「持平」的定義在於各打五十大板式的處理(那位說吳志森光批評中央∕特首辦行為劣拙而沒有批評香港電台行政醜聞的先生,他要求的應該就是這種持平了吧),香港傳媒的「不持平報道」簡直是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了,對不?

香港回歸這十年間,社會上聲音最多的是對傳媒「不持平」的批評,具體體現在「過於主觀,有欠客觀」這八個字,相信也是幾位先生不辭勞苦跑去批評吳志森等人的原因。對於這個問題,日本傳媒走得比香港傳媒早,而且也看得遠,原來,我們抱幾十年的老皇曆,早在世紀之初已在扶桑之國出現根本變化。二○○六年五月,日本報章《朝日新聞》前總編輯中馬清福,在台灣與《中國時報》副社長黃清龍有過一席長談,這是台日兩位極為德高望重的報業前輩的交心對話,其中就所謂「主觀報道」,提出了非常精闢的看法。

《朝日新聞》是日本銷量第二的報章,前不久,該報連續刊登專題報道,以毫不隱瞞的專業態度深入報道日本皇軍上世紀三十年代侵略中國的真實歷史,引起了日本社會的關注;該報編輯委員船橋洋一去年更對《朝日新聞》在太平洋戰爭時助長軍國主義氣燄的不光采角色作出反省,可見該報的「日本的良心」稱譽絕非綿上添花式的亂蓋。中馬清福一九六一年考進《朝日新聞》,之後一路擢升到總編輯兼常務副社長,退休後擔任多個職務,其中最重要的是核不擴散與軍縮問題委員會會長,以及日本新聞倫理綱領檢討委員會委員長。

《中國時報》則是台灣與《聯合報》和《自由時報》鼎足而三的大報,論立場,它介乎深藍的《聯合報》和深綠的《自由時報》之間;但它的人文味道則遠較另外兩報濃烈。《中國時報》是台灣報業的少林寺,如今台灣相當部分的傳媒人才不少是從《中國時報》出來的,其中包括《新新聞》的周天瑞、民間學者南方朔、近代史學家林博文等,現在仍任職的有駐美特派員傅建中等。

日台交流圖找出新方向

這次對話涉獵的範疇相當廣泛,但當黃清龍提出台灣傳媒這幾年出現了一種所謂「主觀性寫作」的做法時,對話就轉進人們極感興趣的方向。「主觀性寫作」,就是容許記者寫稿或編輯起標題時,對新聞事件下事實判斷乃至價值判斷,黃清龍看來對此很感到困惑,說這些作法有些往往很主觀,甚至完全推翻了以前報業所強調的客觀報道原則,但讀者似乎並不完全排斥。黃清龍問中馬清福,作為資深報人,中馬會否認為客觀報道是否已經落伍?會否贊成記者可以用第一人稱來寫稿?

原來這個問題不獨在香港出現,在台灣出現,也在日本出現,中馬清福說他有思考這個問題,理論上,新聞應該是絕對客觀的,但世界上很難有絕對客觀的事,記者去採訪收集素材應該是客觀的,但怎麼寫就會有主觀的成分。中馬清福說,這所以日本在二○○○年翻修一九四六年制定的「新聞倫理綱領」時,就不再堅持第三人稱報道。按照中馬清福的說法,「這是出於考慮到廿一世紀的報紙報道中,記者應該從正面更加積極地向讀者發表觀點。只要能夠保證新聞報道內容正確和公正這個絕對條件,附加上記者自己的所見所感,通過第一人稱來講述的可行的」。

中馬清福和黃清龍是從提升傳媒專業水平的層次來討論「主觀報道」這一課題,對以後新聞報道的發展理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質疑,問題是,香港的情是中馬清福和黃清龍當了一輩子新聞記者也不會遇上的。歸納近年對香港傳媒的各式投訴,幾乎可以百分百肯定,焦點都集中在「傳媒不持平」、「有欠客觀」之上。這裏把持平二字加上引號,因為這些人所說的「持平」或「不持平」,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想傳媒「這壺不提提那壺」,具體來說,就是不願看到吳志森把矛頭對準中央而不是港台。倘若哪天吳志森在節目裏批判民主派,對中央或特首辦所作所為只讚不彈視而不見,包管那幾位勇於批評港台節目「欠持平」的先生們會讚揚港台大大的持平。

這些人希望讀到的所謂「持平客觀」新聞報道,其實就是「香港沒有及早普選,是為了香港的總體長遠利益」,又或是「六四風波背後是西方勢力和平演變中國的陰謀」這類似是而非的論調。然而,唯其這樣,歪理才能在這個城市上空散播,才能找到向上頭交差的力點支點。然而,睽諸歷史,這些欺騙自己和主子的行為最後多以悲劇收場:二○○三年七一大遊行前夕,官方智囊說只會有三數萬人上街,結果是五十萬人浩盪而出,中央感到受騙,大為震怒,結果是特區主要班子險些一鍋端。

一士諤諤注定凌遲處死

香港市民也許安逸的日子過得太久了,忘記在我們的遠年記憶裏也曾出現這種針對不聽話傳媒的各種形式暴力——一九六七年的動盪歲月,金庸被極左派喚作「豺狼庸」,一度還要警方保護。金庸做了些什麼,不過是批駁中共「寧要核子不要褲子」,不過是譴責文化大革命浩劫,不過是拒絕與中共頭頭同唱一個調兒,得來的卻是「取你狗命」的威嚇。四十年於茲,時代在變潮流在變,今天沒有武力恐嚇傳媒,相反是繞了個大圈朝背後戮一刀。吳志森式的一士諤諤在中國人社會下場注定是凌遲處死,因為今天要的是紅花朵朵向太陽的形式主義,是團結在某某某周圍的思想一體化。

以「持平報道」攻擊非我族類的傳媒,要人在體制機器前屈服,這是路人皆見的政治陽謀。令人莞爾的是,我們這個社會還裝模作樣的附和,還要煞有介事的說要研究。真不能夠相信,都什麼年代了,那些說要調查跟進傳媒是不是「持平客觀」的有識之士,半夜起來照了照鏡子,撫心自問,難道真的不會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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