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香港親中政治人物的死穴，每被問到「你是不是中共黨員」時，好辯如曾鈺成只能耷着頭半帶尷尬地苦笑棄權不語。大陸上中共黨員多達七千萬，早些時中共舉行全會，新華社發出一張乒乓女將張怡寧和王楠會見記者的新聞照片，照片裏女黨員張怡寧王楠與球桌旁的女運動員張怡寧王楠同樣英姿颯爽，只是運動服換了西服，手裏的球拍換了攥成一卷的文件，張怡寧那笑靨更遠比她在球場上的酷來得親切。
中共黨員不是血盆大口也非青面獠牙，連資本家也三步併作兩步入黨趕時髦，為什麼曾先生如此忌諱？ 文安裕說穿了，這是中共的策略，在特定時空之下，中共黨員的身分可以公開，但在另一時空下卻不必揚出來甚至不給你當黨員，免你礙了大事。
曾鈺成面對的是時間上還未成熟到可以讓黨員在香港公開身分，從工作上來說中央也會認為沒有中共黨員身分會更有利。我方才說中共不是鐵板一塊的原因，在於解放前中共與國民黨在白區鬥爭經驗有直接關係，蔣介石清黨之後，對中共黨員是見一個殺一個，完全弱勢的環境公開黨員身分還不是死路一條？香港社會當然不至於見一個中共黨員就殺一個，但中共中央應該還不會頭腦發熱到像那些招搖撞騙半明半暗說自己是「同北京有聯繫」的所謂親中人士一樣——儘管那些「聯繫」揭破了只是他娘的大姨的孫子的表姐夫是北京破鞋胡同街道委員會候補成員這種關係——香港還只是呱呱墮地僅十年的特區，實在沒有必要讓中共打開門口做生意。
可以公開可以掩藏可以不讓你入黨話得說回來，一旦中共耍起彈性絕對是這些年親歷許家屯拍桌子說「按本子辦事」，或是吳邦國「中央授予你多少權，你就有多少權」這些頤指氣指講話的香港市民所不能想像。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是中共建政後官方地位最高的非中共黨員，官至共和國國家副主席，可是，到了孫夫人一九八一年五月去世後，中共文宣部門公開史料，原來國民黨中央委員出身的孫夫人三次要求加入中共，兩次遭到拒絕。中共對此直認不諱，官方史料說， 「宋慶齡曾三次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她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嚮往和追求，早已具備了入黨條件，黨中央早已把她看作黨外的布爾什維克了。只是覺得她暫時留在黨外，對統戰工作的意義更大，所以前兩次都沒有正式讓她辦理入黨手續。為此她也很是理解」。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四日晚，宋慶齡病情惡化，翌日早上，她向前來探病的彭真、鄧穎超、王光美等第三次提出入黨，並將要求接連重複三次。彭真即把這轉給胡耀邦，胡又迅速轉告鄧小平等政治局委員，政治局當日下午緊急會商，通過《關於接受宋慶齡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的決定》，並建議人大常委會委任她為國家名譽主席。
國母宋慶齡「三次入黨」
宋慶齡是滿是農民出身的中國共產黨通往世界的窗口，中共通過畢業於美國名牌大學衛斯里女校、一口美國南方英語的宋慶齡，做出了強如周恩來也做不來的外對歐美淡化中共好戰色彩內對台灣加強統戰回歸的工作。本來，宋慶齡單憑這兩點就夠入黨有餘，詎料中共雖有幾千萬黨員，卻就是不接受宋慶齡，這是一九四九年時滿頭發熱的中共有着足夠的務實和自知之明之故。中共對宋慶齡申請入黨的處理，放在香港身上一樣行得通——香港是中共向世界展示一國兩制誠意的窗口，更是向台灣示之以誠的唯一示範單位，八十年代，香港左派大都聽過，共產黨回歸後要在香港掛牌是不可能的，解說是「香港情况複雜」，其實是中共考慮到一旦共產黨在香港公開身分，那末港英可能馬上讓國民黨在香港合法活動，到時候，美國共和黨民主黨英國保守黨工黨都可大張旗鼓在港九新界設支部。再者，中共信奉馬克思恩格斯，當是唯物主義信徒，客觀說，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香港並不是主流，再準確一點，中共在一九六七年後的香港更被視為搞事者，中共中央若允許共產黨在香港公開運作，反應肯定不會是正面。這一思考從八十年代迄至回歸，應是中共中央處理中共黨員在港身分的主要框架。
時移勢易，這一思考在曾鈺成事件身上卻似乎出現微妙變化。曾鈺成從毛主席的好學生成為立法會的曾主席，是不是隱喻了中共長久以來的取態出現根本調整：以曾鈺成對國事世事的洞識，以他的香港大學數學系一等榮譽畢業的邏輯推理能力，不可能不知道當他出來競選立法會主席，中共黨員的身分這一命題會成為比起他參選還要觸目的焦點。既是如此，緣何曾鈺成冒着閉口不答的窘迫也要出來參選，是親中派裏只有他一人始能當主法會主席還是別的原因，很值得分析推敲。
試探港人反應
假設之一，是曾鈺成料不到會被質問他的中共黨員身分，但答案肯定是「不」，以中共不打無把握之仗的鬥爭思維，不可能如此托大失分；假設之二，是中共在港黨員公開承認身分的政策上出現試探性的調整。
無疑，中共是亟欲了解曾鈺成在不承認不否認中共黨員身分的情况下頂着立法會主席這帽子的社會反應，尤其是在二○○三年七一大遊行發生後，市民對此的態度是中共制訂香港政策極具價值的調研參數。現實是，整個香港社會今天都認定曾鈺成是兼任立法會主席的中共黨員，如果事態發展下去人們對此無大反感的話，顯示回歸十一年的香港的確不只是鄧小平當年說「換人換旗」，而是香港市民連心也換了。倘是如此，中共不愧是搞社會活動高手，曾鈺成參選立法會主席，既能在掌控立法會事務進程的同時，還能測試社會對幾十年來被視為忌諱的中共黨員的喜惡。說不定，一旦取得測定參數，一些本來不可能輕易過關的法例，例如《基本法》二十三條的討論，將在已然變色的天空下重現人們面前。
回歸中國是一條漫長道路，八十年代匯點諸君獨排眾議指出「民主回歸」這一大方向以降，中共對港政策縱是如何變動，始終無法跳出這四字，不同的是民主步伐的快慢；以鄧小平之強悍，也不得不在民主進程上呈露出無可奈何的妥協。其實，中共的最大詫異是九七回歸當日香港社會對英國人的依依不捨，中共也許不明白這是百年殖民史的必然沉積，民族主義高唱入雲的北京卻肯定對這另有看法，可是茶壺裏的茶垢總無法一時三刻立即拭去，然而經歷時空丕變，一壺壺沸水的冲擦，最終是由量變以至質變。
事到如今，曾鈺成是否中共黨員不再是香港社會話題，新的情况是當社會完全接受中共黨員在中共沒有公開掛牌下在香港社會扮演主要角色，那會是什麼情狀？——是人人都知某某是中共黨員，但某某到底該向誰效忠，是向他工作的單位抑或是中共中央？由於中共是執政黨，在講究歸邊埋堆的特區，某某會成為西瓜倚大邊的另一個權力中心？這樣的走下去，香港未來變成怎樣可思過半，對於另一些人來說，卻會是「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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