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是把胡士托視為純粹一個音樂活動，也就太小覷在越戰年代震撼美國也震撼世界那三天三夜，周恩來亦毋須回答美國乒乓球運動員科恩就嬉皮士運動的請益，美國青年更無以走出戰前成長的父執輩的影子——胡士托音樂節，點只音樂咁簡單？
胡士托（Woodstock）是紐約州的一個小鎮，一九六九年八月，大批青年擠在這個小鎮附近一片只有二點五平方公里的草坪上，舉行了連續七十二小時的音樂會。這次聚會成為後世傳奇的原因，不僅是有三十二支 ╱隊搖滾歌手參加，也不在於半百萬人的參與，而是在於它被視為美國青年離開家園卓然成長反對越戰的分水嶺。社會學家認為，胡士托反映美國戰後新生代與戰前一代之間的隔閡，是嬉皮士運動高峰的彰顯，為七十年代初美國青年大舉流浪歐洲吹響號角，是美國大學生從課室走向世界的關鍵。當然，也有衛道之士認為，胡士托的四大元素，反戰、音樂、迷幻藥（LSD）、濫交，是美國步向衰落的表徵；這種只見樹木不見樹林的皮相之談，曾經在相當長時間內成為胡士托音樂節的唯一註腳。
新時代的理解與肯定
一種新生社會事物的冒起，總會有不同的解說判斷，經過了四十年的歲月沉澱，比較接近真象的總結，是五十萬青年到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追求的是新時代下的理解和肯定。一九六八年，美國各地爆發規模龐大的反戰運動，最激烈的時候，上千大學罷課抗議；年輕人把公開焚燒徵兵證作為反對這場不義之戰的政治表態；民歌手Joan Baez讓Beatles的〈黃色潛水艇〉（Yellow Submarine）移植成為反戰集會的主打歌曲，意喻有朝一日，青年人的大旗終會插在憂鬱的潛水艇上破繭而出；美國田徑運動員在墨西哥城奧運會高舉黑手套，象徵黑人權力；反戰學生硬闖在芝加哥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六八年，是天地渾沌的一年。
今天我們重看當年在胡士托現場的紀錄片，鏡頭下是年輕人互相依偎取暖，在潮濕的泥濘上閉目沉思，也有人赤身露體狂歌而起，這些穿插的交叉剪接構成了一種虛假影像﹕這是一個頹廢的集會。這種out of context的斷章取義，把胡士托的另一意義完全抹煞，事實上，這互不結識的五十萬人都有着「我們在一起」的意願，某程度帶有巨大的公社（commune）况味。這裏所說的公社，並非指中共治下的人民公社，而是中古歐洲的自治城鎮組織，市民有行政及財產自治權利，彼此之間互相幫忙協助。到今天，這三天三夜音樂節留在美國人民記憶裏的應該就是這種同呼吸共命運的公社精神。
胡士托音樂節舉行的同一年，美國的越南戰略出現根本性轉變，尼克遜以「美軍撤出越南」為訴求勝出一九六八年大選，一九六九年一月上台後，美軍為求脫身，出動B52重型轟炸機狂轟濫炸，從另一層面深深震動美國人民心靈；從落葉劑到子母彈，越南成為了美國武器和戰術的試驗場，直升機把戰鬥部隊直接送進火力圈，如今是機動作戰的圭臬，追本溯源，原型試驗點便是在越南。目睹尼克遜的食言，從胡士托回來的青年出現兩種傾向，一是義無反顧投入反戰洪流，一是試圖尋找人生的另一條路。
態度冷淡 經常悲觀的一代一九七一年夏天，美國飛向歐洲的航機上擠滿了滿面于思的嬉皮青年，成為了當年的美國版出埃及記。據記載，在暑假的兩個月間，八十萬美國青年離開家園到了歐洲。
若干年後，社會學家檢視這一現象時，指出除了是美國青年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五的客觀因素使然，更重要的是，青年和他們的父執輩間的不和已經到達爆炸臨界點。保守派專欄作家包可華當時寫了兩篇怪論，可以在極大程度上解釋了這一道世代鴻溝——他先是說應該向美國的航空公司授予勳章，表揚它們把年輕人都送走；再說是青年的父母們要向歐洲各國寫一封公開信，為他們的孩子浪遊歐洲時的種種不禮貌行為致歉——生於大蕭條年代的美國家長，心裏想着的和他們兒女所期盼的完全是兩回事。
左翼作家格林在《敵人》一書中，對當時美國青年的剖析今天看來可謂一語中的，「心中無數，態度冷淡，經常悲觀失望，這些情緒纏繞着各個生活領域中的美國人，這是我們時代所面對的危機」。
當時，主流西方國家的青年，或多或少都出現格林所說的「危機」，但成人世界卻在冷戰的美蘇對峙或是熱戰的中東越南戰場難以自拔，年輕一輩缺乏支持和認同，只得邊摸索邊前進，這才出現周恩來總理被美國青年問到嬉皮士運動這一幕。
一九七一年四月，乒乓外交開動，美國乒隊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周恩來會面，一頭長髮的美國隊十九歲運動員科恩甫見周恩來，就問周如何看待美國的嬉皮士。科恩原本對周恩來不抱希望，以為這些共產分子會破口大罵嬉皮士是「西方資產階級頹廢生活方式」之類訓詞。沒想到周恩來微笑回答，「看樣子，你也是個嬉皮士？年輕人總會嘗試各種各樣的事物，我年輕時也是這樣。但如果隨着自己想法的轉變，發現某種做法並不正確，就應該改變。你說是麼？」
「今天誰也不怕誰」
三十七年過去，在中美已然成為世界主要力量的今天，重讀周恩來的談話令人感慨﹕縱然是在文革最瘋狂的年頭，周恩來竟還能夠客觀看待嬉皮士，對待尋求變革的年輕人；公允一點說，就是在今天的香港，也不會有幾個大人物說得出周恩來那些有水平具胸襟的說話。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是唯官獨尊唯老子獨尊，大人一句話說了算數，不忿不滿的異見者得到是「偶語棄於市」的嚴厲苛待。
胡士托音樂節改變了美國戰後的年齡與權力線性關係，年長的不一定是食鹽多過你食米的永不犯錯，年輕的再不是嘴上無毛辦事不牢的毛頭小子。五十萬人千山萬水去到這片荒地大唱三天，突顯的是一種嶄新社會關係——國防部國務院白宮裏的高官貴冑，懵然不知他們的權威早在中南半島的戰火中燃燒淨盡，當然，他們更不知道，六十年代末的新生代，是以「東風吹，戰鼓擂，今天誰也不怕誰」的姿態走進七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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