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這時候，丟掉工作的美國人民就得排在領取救濟金的人龍裏。香港社會這些年來不知何故有一種偏見：領取綜援往往被形容是好食懶飛的表徵，連帶也認為美國人申領救濟也是前生作的孽。這些出自喝香吃辣站在道德高地之輩的風涼話愈來愈多，難怪香港醒目仔愈來愈滿山滿谷，多得八個裏頭就有一個。
一些人認為，美國今天的大面積失業是因為「懶惰自私」的結果——美國工人一星期工作五天、美國工人的工資是日本的一點五倍、美國工人生產力遠比日本韓國工人差，還有美國工人有恃無恐是因為「可以一輩子申領失業救濟」。不知道這些看法從何而來，美國打工族工作五天是有的，那是東北部以波士頓為核心的保險業，以及大西洋沿岸以紐約為中心輻射出去的Tri-States 金融重鎮普遍現象，工業州像密歇根五天工作也很常見。不過，更多的是一星期做六天甚或做足七天，這些人在零售和農業最多。報道「美國人疏懶」的歐洲和日本傳媒駐美記者大多居於華盛頓紐約，不太可能常跑到堪薩斯阿肯色密西西比這些deep south 農業州蹲點，瞎子摸象的結果便是有着某種程度的弱視。
一輩子領救濟不美麗的誤會這不是為懶惰自私的某些美國受薪族開脫，但若是把片面的看法以偏概全套在別人頭上，不算得公道公平。所謂「一輩子申領失業救濟金」，在美國的《社會安全法》下壓根兒不可能發生。
所有在美國生活的人，不管是有美籍身分抑或是沒有居留權的留學生，都可以申領一張社會安全證（Social Security Card）。這張二吋乘三吋的小小藍紙片上有一組九位數字號碼，這是你在美國的身分證明書，開戶口找工作繳稅款領救濟若沒帶這紙片就很不好辦。美國稅金大約佔薪水三成，報稅是一項極為複雜的程序，先要交聯邦稅， 再是交州稅， 往下是社會安全局的社安稅（FICA）及州傷殘保險稅（SDI），一份薪水七除八扣後只剩那一丁點。
失業了，便是到社會安全局申領救濟金的時候，這就是「攞足一世救濟金」不美麗的誤會開始。
層層關卡晚娘臉孔
申領失業救濟金有幾個不小的門檻，申領者先要是「非自願失業」，例如公司結業、企業裁員、是「非犯錯的原因」被解僱才合資格。不少人在這一關已經栽倒在社安局門前，因為什麼是解僱，什麼是非自願失業，什麼是非犯錯的原因的詮釋，足夠那倒楣失業漢與桌子另一端的晚娘臉孔官員從低聲答問到高聲吆喝纏鬥一小時——侍應生動作太慢被餐廳開除，若員工已經盡力，動作慢不能算是犯錯，但什麼是盡力卻各有尺度。
得到批准，錢下來了，卻不是永遠可以申領，失業救濟金最長可領取十二至二十六個星期，長短須視乎申領人過往工作長短而定，基本要求是此前在同一工作職位連續做滿一年便可領二十六個星期救濟金。半年過去，若還是找不到工作，可以申領十三個星期的延長失業救濟金；個別申領人若因為找工作須參加半年職訓班，可以申請延長申領救濟金二十六個星期。這就是說，不管你在人生的前四十年每個月都交足社安稅，最多也只能申領一年救濟金。社安局全程監察申領者的就業傾向，要每隔一星期向社安局報告自己的最新情况，一旦找到工作或放棄找工作，救濟金馬上停發。
領取救濟金期長短，和申領者之前的工作時間有直接關係，但救濟金的多少卻和以前的工作收入沒有多大關係——申領者每星期最多只能領四百五十美元。打個譬喻，年薪二千七百萬美元的NBA 球星Kobe Bryant 的東家湖人隊倒閉，他不獲任何球會聘請，Kobe 要是申領失業救濟金，每星期就拿四百五十美元。
美國打工仔慳儉一面
美國打工族薪金水平高是整體生活水平水漲船高的結果，不能說這是由於他們懶惰自私，相反，大部分美國打工仔的節儉是我們不能想像的。
港人周末上館子吃飯是指定動作，美國人上館子是結婚周年或生日慶祝才做的事。去一趟以香港飲食水平來說很粗糙的Red Lobsters 連鎖店，足以是穿金戴銀的隆重事，兩夫婦一頓晚餐下來就要六十美元，還未計百分之七的銷售稅。留在家裏弄一頓龍蝦也不過十幾美元一磅，所以人人都不捨得外膳，美國的廚具生意好得交關是有原因的。
誠然，美東美西不乏靠gimmick 混飯吃之輩，也有人光是做deal 不搞實業就年薪加花紅上億元。寫到這裏，我想起在那七年裏認識的朋友同學都是勤勤懇懇胼手胝足之輩，來自得州的鄰居一碟意大利粉分三頓吃；同屋把杯盤碗碟扔在鋅盆不理，時間都用在讀書做兼職，星期日早上爬起來大伙把整間屋子洗刷乾淨出去逛街。同學BobWestman 自小就決心要報效國家，本科念完考上法學院畢業後進了國務院做七品芝麻官，那年去華盛頓探他還是我請去銀宮吃中菜，他那二萬美元年薪能幹個鳥？
面對逆流不偷不搶
美國不少人窮奢極侈，以香港的居住標準來，紐約Park Avenue 上的apartment 一個單位裏有二十多個房間還不算浪費？然而這是他們的事，誰都不會眼紅，否則的話美國不早就滿街強盜。一刀切說美國人貪婪是片面的，就等於見到黑人就說那是賊一樣無聊，不要把美國人民和坐在大班椅上的美國巨賈搞混，更不要把辛勤勞動的人們和巧取豪奪的財妓拉在一起。我仍然相信，John Steinbeck 成書於三十年代末的《憤怒的葡萄》（ The Grapes of Wrath）的內容在美國不斷重覆上演：書中主人公Joad 的母親，在大蕭條年間歷盡艱辛帶着孩子堅強走上人生大路。七十年過去，像Joad 這一家那樣面對逆流不偷不搶的美國人民今天仍然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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