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派武俠小說過去半世紀瘋魔讀者的核心原因非在於「武」而是在於「俠」。論歷史，武俠小說早已有之，唐代杜光庭的《虬髯客傳》即屬武俠小說的一種；近代則是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廣為讀者注意。令人另眼相看的白羽則是從平、還二位的江湖綠林場景一躍而出，以悲天憫人的「俠」為刀槍劍戟的武打小說抹上人文色彩。悲哀的是，一度是華人社會道德支柱的俠義精神，經歷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洗禮後蕩然無存；梁羽生去世，人們懷念的不僅是作家的離去，而是隨同時光流逝的俠氣（Spirit of Hsia）。
新派武俠小說夾雜的涵意，遠超舊派武俠小說的只得一個「打」字——新派武俠小說裏的大俠雖然武藝超群，往往卻在迴轉半生之後重拾凡人身分（identity）。一旦「超人」卸下粉妝，人皮之上賦予更多意義，《射鵰英雄傳》的郭靖精通騎射摔跤降龍十八掌，但在小說裏為人景仰的是其民族意識而不是驚世絕學；《雲海玉弓緣》的金世遺得到秘笈後武功大進，但當魔頭孟神通意欲一統武林，金世遺當即拚死反抗。大俠在滿懷絕技的軀幹下是一顆遠超於只懂打殺的心。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也許是來自虬髯客的歷史傳承，興許是打抱不平的基因，我們父執輩年代早就是俠氣滿腔。五十年代，左傾的中聯公司電影《危樓春曉》，吳楚帆飾演的巴士司機，天天「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朗朗上口，這句口頭禪在當年物資匱乏的小城成為精神上苦撐不屈的座右銘。一九九三年，距離回歸只有四年，我城人人只恨生來跑得慢爭着與北京擁抱，香港電影公司UFO 拍成《新難兄難弟》，難能可貴的在個個搵着數的逆流之中亮出俠氣的人性美學——片中梁朝偉回到從前，發覺現實世界嘮嘮叨叨的老父梁家輝三十年前正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電車司機楚帆。電影的英文片名He Ain't Heavy, He's My Father！遠比中文片名來得精準，導演陳可辛和李志毅借花敬佛向《危機春曉》送上遲來的敬意，畫龍點晴指出在上一代的俠義之心面前，骨頭輕輕的我們這一代實是無面目見江東父老。
六十年代是新派武俠小說最盛的歲月，也是華人社會俠氣瀰漫的日子，更是經濟起飛前夕拮据不已的破曉時分，市民擠在七十二家房客式的香港屋簷下，遇上制水時節， 「樓下閂水喉」吆喝此起彼落，然而這裏也是最窩心的小天地， 「出入相擁，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誰家生了小孩，大樓天井裏全是羌醋味，家家都收到一碗滿是豬腳雞蛋的新生兒禮物；寒冬之夜宵小橫行，居民手執木棒戴着臂章巡邏執勤，無人計較今天夜裏出來站崗三個鐘頭要取回多少報酬，拍着胸脯一句「冇問題」盡見俠義之氣。
「出入相擁守望相助」
俠氣的消失，不全因為舊樓遷拆和市區規劃，把同住一個騎樓的生活形態鏟走這些形體上的淪喪，而是各式利益集團冒起，政治上的利已主義全面排斥俠氣美學， 「我」取代了「我們」。八十年代初，香港回歸成為七百萬人共同話題，社會一炁化三清，出現支持回歸、反對回歸、無動於中的三股力量。一向本來無一物的單純社會，在急於向北京輸誠/向英國靠攏的二元思考下，一已利益把人們的唯一俠氣消殆淨盡。不妨到中央圖書館找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八年的報紙細讀，這幾年鋪天蓋地回歸新聞底下，閱讀到的是忙不迭捨棄應許之義——本來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組織，忽而搖身一變成為中南海座上客，絕口不提毋忘在莒；設立公司為港人辦移民的突然成為有力競逐特首的熱門。人們在新聞字裏行間嗅到的是背叛離棄，在「回歸祖國」大旗下，義與理變成呼之則去的物事，俠氣更是去你娘的五香茶葉蛋。
回歸之後這些年，談論俠氣更是睬你都傻，做個精刮醒目仔才是要旨所在， 社會要的不是intelligent 而是smart，講原則說道理等於「唔化」。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原則可以用來做人情，劉皇發把區議會功能組別的位子讓給民建聯，四個月後黃袍加身進入行政會議；全球陷入金融海嘯，堂堂特首可以如泥牛入海沓無蹤影；立法會選舉的迹近無間道式的滲石加水卻無人投訴。倒過來，支持普選被目為不現實不懂得和諧真諦，支持平反六四鎮壓被認定是朝傷口灑鹽，連在立法會上動議為趙紫陽去世而默哀也被諸多阻撓。黑白正反的比對，在特區陰陽怪氣氛圍裏，與人們的根本認知是一百八十度的反過來。
「俠義，out 唔out 啲？」或曰，今時今日講俠義「out 唔out 啲」？說的也是，其實，安坐家中沙發，就可坐享從孫中山推翻帝制到抗擊日寇侵略以至打倒四人幫開放改革的其成；可以享受幾十萬人冒着烈日上街爭取的《基本法》二十三條延遲立法以及社會公義；還可以對二十年前死在北京大街上的青年學生投以「早知如此」的蔑視。對此，我們從無一絲羞愧，只覺得理直氣壯，這是因為道德觀裏早就沒有俠氣這一塊——在此之前，我們還在念中學時，翻到歷史課本有一張清末被斬下的革命黨人頭顱照片別過了臉，長大後認為上街爭取民主的都是戇居。今天的種種，都是有根有源的。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