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春三月兄來電郵，談及六四二十周年即將來臨，希望我以歷史見證者身分，憶述一下二十年前在北京天安門的親身經歷，好讓年輕一輩如實了解當年震驚中外的歷史慘案。當時我曾婉言拒之，因為我認為如果只回憶昔日所見所聞並無多大意思，因為六四早已鐵證如山，信者毋須重複，疑者多說亦無用；而且，冷眼旁觀香港社會對港大陳一諤事件的論戰，「魅魑魍魎」醜陋現形，我對今時今日港人是否仍會認同我們這些「六四死硬派」的立場觀點，確實存疑。
老實說，採訪八九民運是我從事新聞最刻骨銘心的經歷，二十年來無法忘記但又不想回憶，因為每一次回憶都給我帶來陣陣心痛難受，所以我平日甚少與人提及那段腥風血雨驚心動魄的日子。不過，六四二十周年日近，眼見昔日曾經一起出生入死的同行好友紛紛站出來，公開為八九學生及六四死難者說良心話公道話，特別是趙紫陽先生的遺言問世，我實在無法再保持沉默，想了多晚後，終於給你回這封信。
趙紫陽的遺言憶述再次勾起我無法磨滅的記憶，因為我與八九歷史的接觸正是從那一刻開始。二十年前，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我以記者身分奉派赴京採訪學運，發的首篇北京報道是絕食學生領袖與李鵬對話，而我第一次深入天安門廣場採訪學運領袖，正是趙紫陽到廣場探望學生之時。我清楚記得，當晚我和同事們完成忙亂的採訪發稿工作後，已是凌晨時分，晚飯未吃只胡亂找點乾糧醫肚，突然收到消息： 「趙紫陽到了廣場探望絕食學生！」大伙兒各自抄起背包即朝廣場狂奔，可惜的是，當好不容易穿過十多道學生糾察線到達廣場學生指揮部，趙紫陽已離開，與歷史時刻擦肩而過。當然，我們在場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們錯過的竟是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也是他留給世人最珍貴的歷史鏡頭。
更想不到的是，正當我們以為形勢將會好轉時，歷史原來已進入急轉彎。趙紫陽探望學生對緩和當時學生與政府的矛盾起了極大作用，學生當晚已宣布取消絕食，誰知幾小時後，當局卻宣布由即日（二十日）起，北京市區實施戒嚴令，勒令所有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當時我正在廣場採訪，大喇叭突如其來的宣布令廣場一下子就爆炸了，原本躺在地上休息的十幾萬學生全部站起來，有些更爬上公共汽車頂，頭紥白毛巾，集體朝天引吭高唱《國際歌》。一剎間，悲壯的歌聲響徹整個廣場，插破烏黑夜空引來迴盪，許多人極度悲憤淚流披面，此情此景，我此生難忘！
隨後，由戒嚴軍隊進入京城到六四凌晨開槍，最後六月六日我們一行香港記者被迫撤離北京返港，短短二十個日夜，我經歷了人生最大的起落跌盪：由開始時對北京混亂和無政府狀態煩厭不滿，對學生的執著迷惑不解；到後來被學生追求民主反對貪腐的熱情感染，受北京各階層民眾穿流不息上街遊行支持學生、堵截進城軍車的激情感動，也為形勢發展日趨嚴竣而焦慮不安；最後親眼目睹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被解放軍槍殺而錯愕、驚恐、憤怒、悲傷、無助、沮喪……你說見過我在北京機場逃亡時拍的那幅蓬頭垢面、瘦得像猴子的照片，其實只不過短短二十日，我卻彷彿老了十年！
在京城的日子裏，我親身見證半夜三更北京老百姓敲鑼打盆全城動員堵截軍車的場面，滿頭白髮的老婆婆為軍人端上熱騰騰的饅頭和開水，流着眼淚訴說真情，聞者動容；六四凌晨軍隊開槍之時，我親眼目睹在長安大街上，不少市民包括年輕學生中槍倒地，滿街民眾爭相走避及互相救援；我更曾在北京協和醫院後門採訪一名工人，他正用木板車載着中槍彈身亡的兄弟遺體步履蹣跚回家，車上的破爛草蓆中伸出一雙沾滿血漬的腿，見者心酸，而背後的停屍間內堆滿一排排重疊的屍體！
軍隊開槍那一刻，我們在場每個人震驚萬分，無法相信眼前事實，有人驚恐軍人衝入酒店躲進廁所發抖，有女記者因擔心留在廣場的同事安危衝進房間嚎啕大哭，更有內地記者悲憤過度，衝上天台想跳樓自殺，最後被眾人拉住勸服。但奇怪的是，從八九六四凌晨目睹解放軍開槍那刻至今，我竟然沒有流過一滴淚！有醫生朋友說，其實那是一種抑鬱症，如果找不到徹底宣泄的方法，此症將終生不癒。
陳一諤等一些年輕大學生對六四鎮壓史實抱懷疑態度，我並不怪罪他們，因為他們年紀小，對二十年前的事情沒有親身感受，加上中港當局刻意誤導、淡化和扭曲，令他們難以分辨是非黑白，只是他們竟然寧願相信為虎作倀滿紙謊言的官方傳媒，反而質疑我們當年冒着生命危險用血汗寫下的事實報道，令我痛心！但是，對於某些當年曾親歷其境，或者身居高職要位，完全了解情勢變化的人，如今竟然為了個人利益捂着良心說瞎話，抹黑學生，為劊子手塗脂抹粉，甚至刻意污衊當年傳媒報道，我則無法忍受，深惡痛絕！
記得六四事件大約一年後，有位內地著名作家接受我採訪時，曾形容六四事件如同一塊塌方的大石頭，倒在我們前進的路上，炸不爛打不碎，與其圍着它打轉發怒，倒不如繞過它繼續前進，此說法後來為內地知識界普遍接受，更成為眾多護法者的法寶。然而，二十年了！我們忍受了二十年！二十年前北京市民強忍淚水掩埋了親人屍體，跟隨共和國向前走，但國家為他們做過些什麼？二十年來北京人連回頭向自己死去親人致哀的自由都沒有，更妄論追究誰是將六四頑石推下來的元凶！
我想問曾鈺成和曾蔭權之流，六四至今，中國能夠有長達二十年的社會安穩去發展經濟，是誰的功勞？是中國政府和鄧小平嗎？不是！是人民，是北京民眾！北京市民二十年來忍受極大痛苦不去追究殺人血債，他們並非懦弱而是寬宏，他們為大局着想，希望國家有長足發展而強忍屈辱，試想如果一千萬北京市民堅持要與當局算帳，血債血償，憑借區區十幾萬軍隊能殺盡百姓，將仇恨抹平？北京和中國能有今天的安定繁榮嗎？二十年了，為何北京當局仍不肯還他們一個公道？
安裕，我移民多年，在外國遇到過不少港人和來自中國內地的朋友，也曾與他們談論過六四，當中許多人雖然沒有親身經歷，也所知不多，但大多數都認同當年北京學生愛國情懷，對北京市民的苦難感同身受，我隱隱感覺到，六四之火在華人世界和中國大地仍沒有熄滅，終有一日會重燃，這是令我欣慰的。
由於有要事在身，今年的六四維園集會我不可能返港參加了，我會用別的方法去寄託哀思。不過，我期盼的不是每年六四表達哀思，而是平反六四，將殺人者繩之以法，哪怕他們避到陰間地府！我等待着，在有生之年能夠有朝一日讓我痛哭一場，抒解滿腔抑鬱之氣！
保重
曉均
二○○九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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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首蒼天愧故人
曉均：
在今天講究和諧的年頭，像我們這樣的盛怒，大概會被目為食古不化不懂變通，然而唯其如此，我們才不至於在皎皎明月下俯首蒼天愧故人，更不會覺得斥罵那些沒有良心傢伙「不是人」是狠了一些。像上星期天城巿論壇那位呂先生的有識之士，應該沒有看過你帶回來六四當天的彩色照片：太平間裏堆得小孩般高的屍體，鮮血汩汩滴在雪白地磚上，到後來變得像油漆一樣厚稠；原來，鮮血不斷集中流在一處的話，鮮紅會變成暗黑，就和二十年前開槍那刻的天色一樣。
這些年間，我常在想，二十年了，我們這些活下來的人，能對得起被坦克輾成肉醬被槍擊渾身鮮血的年輕人麼？能對得起風骨錚錚的胡耀邦和奮戰到最後一刻的趙紫陽麼？
都不能。說得準確一點，我們這一代是苟且偷生，是踏着烈士的鮮血苟活下來的。
可不是麼，都二十年了，當年學生上街反對的官倒在今天尺度而言是小兒科是於今尤烈。如今，貪官的官兒要多大便有多大，貪的錢要多少便有多少，上海巿委書記陳良宇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又是上海警備區政委，文的武的都是一把手，大上海他一個人說了算，這種官夠大了吧？
中紀委開始調查時，傳媒說陳良宇涉及的上海社保基金案款項達三十二億。到了案件在天津開審時，改口說陳良宇犯了「受賄及濫用職權兩項罪名，貪污二百三十九萬多元兼濫用職權」，最後匆匆判了十八年了事。對中共治下的中國有一點點常識的都知道，陳良宇若是只貪那二百三十九萬元，中共自胡錦濤以下諸君應該額手稱慶才是——隨便在廣東省打一個貪官，受賄的都肯定不止此數。明知這是摻了水的司法系統，可是老百姓在「依法治國」口號叫得震天價響下，能圖個怎樣？
至於爭取民主和新聞自由，我們更是無地自容。中國大陸二十年來民主並無寸進，二十年前的五月底有幾天《人民日報》尚且敢於說出人民心裏話，可是今天有誰會站出來？一場四川地震帶出豆腐渣工程，到了五一二地震周年紀念那天，汶川的紀念活動，胡錦濤通篇講話沒有一句關於豆腐渣，那幫地方官於是膽子更大了，竟然涎着臉說沒有找到證據。那天我看了據說是敢言的中央電視台一整天轉播，狗日的真是一句「豆腐渣工程」都沒有，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報道的果然是中央領導人愛看的新聞。
曉均，你移民前有次和我談到香港的未來，你是相當悲觀的，我那時勸你「再待一會看看，不一定是這樣」。可只這幾年工夫，什麼都變了。你應該記得，一九八二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提出《南京條約》等三個條約有效論，回程在香港時遇到大學生強烈抗議；之後又有人建議主權換治權，就在這時候，大學生提出民主回歸民主治港，面對未卜的未來，香港年輕一代勇敢地接受時代的挑戰。
簽署《聯合聲明》前的中共是樂於聽取各方意見，港澳辦接待部門光是處理港人上京陳述便已門檻為穿。可是，一朝回歸，從前種種承諾紛紛跳票，爭取普選的力量一再被中央打壓，普選日期一拖再拖，拖到不能再拖便用賴皮得不能再賴皮的方法繼續拖下去，今年一月，曾蔭權突然宣布，原定上半年進行的政改方案諮詢，因為爭議太大，又說特區政府要「全力應付金融海嘯」，決定擱置至第四季。
這是活生生的詐騙，在民主社會足以令政府倒台，可是我們整個社會不吭一聲，反對派只草草罵幾句，這是由於臣服大國崛起帶來的震盪，抑或是一腔熱血已在這二十年間賣與帝王家，我不知道，只道是由官員到傳媒，都從為人民服務搖身變成為人民幣服務。
曉均，你我成長路和家庭背景相若，「中國」在一段相當長時間是我們家裏的唯一話題。你父親在香港的回歸歷程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些年我看得太多牛鬼蛇神魅魑魍魎，愈發覺如果世伯今天仍在的話，社會上的一些人可能還不至於奴顏婢膝，北方來客還不至於斗膽得大言炎炎說要研究第二套管治班子。回首前塵，再看今天，一國兩制也好，《聯合聲明》也好，原來都是空話連篇。
讀着你的電郵，我忽然想起張系國的《昨日之怒》。書中主人翁施平在紐約混了十幾年，最後回到他所愛的台灣投入建設。我初讀此書時是在紐約朋友間的讀書會，那時覺得施平是胸無大志的妥協主義，葛日新才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書中葛日新最後遇上車禍客死異鄉，施平則在回台省親後始認定這裏始是我的家，我當時覺得施平應該像葛日新一樣不破不立，不要回到腐朽不堪的台北當公務員。
然而，在初讀《昨日之怒》若干年後，我放下在紐約的一切回到香港，原因之一是六四事件，原因之二說起來令人莞爾：有天下午在當地的粵語有線電視上看到一個香港傳呼機廣告，片中那藍天白雲和演員那窩心笑靨在腦海揮之不去，當天夜裏就決定買棹歸航。
回來十七年了，看不到六四平反，香港民主蝸牛學步，原以為香港會像電視廣告那樣朗朗乾坤開懷歡笑，卻萬萬想不到今天七百萬人面對的是烏雲掩月萬家哀愁。
每當想起這些，二十年前天安門前「風雷動，旌旗奮」影像便湧上心頭；午夜夢迴撫心自責，我們實是辜負了那年那月身喪廣場的新中國最可愛的人。
握手
安裕
二○○九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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